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來生願做中國人

【作者】池田大作

正如湯因比博士所預見的，中國培育的“融合與協調的智慧”給人類前途以無限的啟示和觸發

湯因比博士已去世30年。此刻，感慨縈懷，想起和晚年的博士在他倫敦那整潔的住宅里交談的那些黃金般的日子。如果他還健在，該多麼高興啊。

對談開始，眼鏡後面總是面帶微笑的博士的目光嚴肅起來，說：

“開始吧，為了21世紀的人類，讓我們交談下去！”

這句話凝聚着博士的真情。那是1972年，薰風吹拂、鮮花綻放的5月。博士83歲，渾身充滿了沉靜的熱情，和44歲的我坦誠相對。

談得熱火朝天的時候，恰好電視播報在英國召開首腦會議的新聞。博士看着，悠然說了一句話，至今在我胸中震響——

“可能我們的對話不惹人注意，但是將永遠留存下去。”

那時我倡議“日中邦交正常化”已4年。

在東西冷戰的旋渦中，各種既成勢力對我的倡言施加壓迫。然而，為了亞洲與世界的和平，中國和日本非締結友好不可，這就是我的信念。

湯因比博士非常了解我的這種行動。

他露出慈父般的微笑，說：“因信念而遭受無端的責難是一種榮譽。淺薄的指責跟本質毫無關係。我們還是談本質問題吧。”

我們談論的本質問題很廣泛，概括起來，就是探究“何謂人”“何謂社會”以及“何謂生命與宇宙的本質”。這就匯集成了《展望二十一世紀》這本書。

博士用他那無以倫比的文明史巨眼俯瞰在薄薄覆蓋地球這顆行星的“生物圈”中展開的人類史，遙望未來。

博士集畢生學術之大成所說的警世詞句須臾不離我耳畔。

對於哲學告缺、迷失方向的現代世界，那些珠璣話語今天也深刻提示着根本價值觀，即“為了創造新地球文明需要什麼”，“為了可持續的繁榮，人類應該怎樣生存”

中國是融合全人類的重要核心

對談跨越了兩年，總計10天，長達40個小時。

我曾問：“如果再生為人，博士願意生在哪個國家，做什麼工作？”他毫不遲疑地回答：

“我願意生在中國。因為我覺得，中國今後對於全人類的未來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為中國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種有價值的工作。”

在廣大地域多民族融合、協調，一貫保持一個文明，對中國的這種悠久歷史博士刮目相看。他還清晰論述了中華文明精神遺產的優秀資質，預言今後中國是融合全人類的重要核心。

我本人曾10次訪問貴國，深深感受到中國傳統的優質順應社會變化、切合時代而改變形態，綿綿搏動。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驗性嘗試，香港、澳門的歷史性回歸等，導向成功的動力當中也生動呈現“中華思想的優質”。

現在，貴國所切實進行的“和諧社會”建設，也是有湯因比博士從貴國發現的“罕見的政治、文化性統一的技術與經驗”作後盾的21世紀的先驅性行動。

博士一語道破，防止人類集體自殺的唯一道路在於如何能形成人類的和平融合。

在這一意義上，正如博士所預見的，貴國培育的“融合與協調的智慧”給人類前途以無限的啟示和觸發。

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

對於我前面的提問，湯因比博士還回答：

“我將來生在中國，要是在那未來的時代世界還沒有融合起來，我就要致力於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經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從以物質為中心轉向以精神為中心。”

人類和平融合與精神文化復興，這也是博士託付給我的文明課題。博士為此而提出的方法就是“對話”。

要結束對談時，博士說：

“你年輕，希望你今後繼續和世界的睿智對話，因為對話對人類融合有巨大作用。”

為兌現和博士的約定，我作為一個希望和平的市民，在全世界展開對話。

在貴國也曾和周恩來總理、鄧小平先生、江澤民主席、胡錦濤主席四代領導人以及很多品智兼備的友人見面交談。

過去喪盡天良的日本軍國主義採取與對話完全相反的暴力，對文化大恩國的貴國殘暴侵略，一再蹂躪。這是永遠不能原諒的野蠻行徑。但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總理就向日本敞開對話的大門，而且在兩國邦交正常化上着眼於“民眾”，拿出“以民促官”的方針，和我們搭起了友好的金橋。

周總理的人格正是完美體現了湯因比博士視為理想領導人資質的“共生的精神氣質”。

周總理曾嚴肅地對我說：

“為了人類和平，全世界的人應該在平等的立場上互相幫助，共同努力。”

這就是“對話”的基本精神，堪為永恆的指標。

也由於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覽會等，世界越來越矚目貴國。

湯因比博士和我一致認為“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博士若看見貴國蒸蒸日上的雄姿，一定會破顏一笑，說：“誠如我們所言啊。”

他臨終留下一首“辭世詩”，這樣馳思未來：

我在年輕一代
在尚未出生的世代中
找尋我的後繼
我將離去
只留下對後代的關心
它將隨人類而久遠
因為
它包含了未來的所有世代

（本文為《展望二十一世紀》中文版出版20周年而作。）

湯因比：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對歷史有其獨到的眼光。他的十冊巨著《歷史研究》講述了世界各個主要民族的興起與衰落，被譽為“現代學者最偉大的成就”。

池田大作：是一位宗教家及著名作家、業餘攝影師。曾任日本創價學會會長(1960年～1979年)、國際創價學會(SGI)會長(1975年起)、創價學會的名譽會長(1979年起)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