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加入國民黨是共產黨逼的-----記軍統中將文強
作者: woyan
（序）
近期看了大量國民黨被俘將軍的回憶錄和紀實， 正好薩老大在寫傅作義的手下，我也湊個熱鬧，寫寫那些早已逝去國民黨的將軍吧。
考慮再三，決定先寫在軍統中做到最高軍銜的文強中將吧，他的經歷最為傳奇，也是活的最長的一位被俘將軍，直到2001年才去世，活了九十三歲，被共產黨稱為世紀老人。而我最近看的這些國軍將領的書也是源於對他感興趣，而原因則是在一本書中看到其剛剛被俘時，共產黨讓其寫悔過書，他則說了這麼一句話："毛澤東是我家親戚，劉少奇算是我同鄉，周恩來是我當年的入黨介紹人，林彪是我的同學，這麼多共黨的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卻成了國民黨，是他們沒有帶好我，要寫悔過書也應該他們寫"。在被俘後能說出這種話，真是一個性情中人，但他說的這句話又是怎麼回事呢？這促使我查了大量關於文強的書，才發現此人真可謂一生傳奇。
文強生於1904年，文家是當地的名門望族，其祖上則大大的有名，乃是宋末宰相文天祥，文強則為文天祥第二十三世孫。按他的回憶，他們家的孩子從會說話開始，每個人都必須背其祖上寫的"正氣歌"。
其父曾在清末去日本留學並加入了同盟會，回國後就在祖宗的牌位旁立上了孫中山、黃興和蔡鍔的照片，於是文強每天早上先要向祖宗的牌位磕頭，再向孫中山的照片鞠躬。
說文強的出身，主要是為了引出和毛澤東的關係，按文強在回憶錄中所說：
毛澤東的家那時是很窮的，他父親是個放高利貸的（好像咱們的宣傳中沒這麼說過，不過放高利貸的不應該窮呀），他的兄弟姐妹很多，有７個，後來就剩三個了：毛澤東、毛澤民、毛澤覃。在活下來的三兄弟中，毛澤東是老大，毛澤民是老二，毛澤覃是老三，那四個都夭折了。毛澤東比我大１４歲，最小的弟弟毛澤覃比我大兩歲。
毛澤東的母親叫文七妹，是文強的表姑，（在文強回憶錄中說是姑媽，但查其它的資料，並不是文強父親的親妹妹）所以文強見毛澤東時是叫大哥的。
文強並不喜歡這位大哥、未來的先帝爺。一方面從家庭狀況上來，文強肯定有自身的優越感，另一方面文強同毛澤覃是同學兼好友，但毛澤覃對毛澤東怕的厲害，毛澤東對這位小弟也總是兇巴巴的，為此文強對此很是不滿，按文強的回憶來看，當時他和毛澤東一見面，就總是抬槓，也算是為毛澤覃出口氣吧。
回顧文強的青少年，身邊圍繞的儘是後來的共產黨高層，按其回憶錄中所說，他先是通過毛澤東認識了何叔衡和謝覺哉，中學畢業後上了湖南藝群美術專科學校，校長是徐特立，在學校里又結認了夏曦等一批後來的共黨中的風雲人物，糊裡糊塗的加入了共青團（文強的原話，因為在加入時他還不太清楚共青團到底是幹什麼的），並在夏曦的動員下報考了黃埔軍校，以第三名的成績成為黃埔四期的一員。
截止到現在，按照我們的宣傳方法，文強同當時許多進步青年一樣，開始投入革命的滾滾洪流之中。
毛澤覃與毛澤東
毛澤東作為長兄，年輕時在弟弟面前家長作風是蠻重的。在紅軍時期，在和毛澤覃爭論時，急眼了甚至要動手打人，毛澤覃一邊躲一邊嚷：“共產黨又不是毛氏宗祠，為什麼打人。”搞的毛澤東下不來台，只好自己忍住脾氣。
要說毛澤東為人確實是比較尖刻的，加之年輕氣盛，時時顯得傲慢和刻薄，這種人日常交往是頗不討人喜歡的，在紅軍時代幾起幾落也就不足為怪了。
文強老先生的回憶中有許多明顯的不實之辭。
林豆豆她們幫着弄了一個文強自述，史料性應該說很差。文老先生個性很強，也許恰恰是因為這一點，他的回憶中主觀色彩過於強烈，所言許多史事要麼是孤證，要是就是經不起推敲與考證，估計在河裡會遇到諸多置疑。
呵呵，一家之言，不影響各位往坑裡跳哈！
回憶錄是有問題，但不全是文強的錯
該回憶錄是由文強口述，別人寫的，但還沒寫完文強就去世了，也沒有審閱過。而且文強本人湖南口音很重，年歲大了，一些記憶不准，身患重病，作者又沒責任心，聽不清文強的話，就自己瞎猜，許多東西都沒有考證，地名和人名更是錯誤眾多，比如說回憶錄說周恩壽在44年就死了，但我查其它資料證明解放後他還活着。所以我寫這個時，又參考一些其它的書和文史資料選緝。
進入黃埔後沒幾個月，文強和當時的幾個黃埔軍校的共青團員就被集中在農民運動講習所，其中有林彪、李運昌、陳林達和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我才知道周恩來還有個弟弟）。集中起來幹什麼呢，入黨。而入黨時的宣誓人則是周恩來，所以文強一直說他的入黨介紹人為周恩來。
（我怎麼覺得那時候入黨很簡單呀，現在到又要寫申請書又要考查半年的）
文強當時在軍校和林彪、周恩壽、李運昌編在一起，文強為班長，不過文強和林彪的關係可不怎麼樣，原因卻是因為一件小事。
一次打完靶後，林彪的槍里不知怎麼還剩一顆子彈。等晚上人都開始睡了，林彪就開始擺弄他的槍，不知怎麼突然走了火，把上鋪的枕頭打了一個大洞，上鋪那個人姓林，叫林偉儔，好在當時他沒在床上。不過有意思的是，後來他成了國民黨守天津的中將軍長，並在戰鬥中被俘，而打天津的，正是林彪的四野。
如此大的事，上邊查來，文強身為班長，自然要把事情的經過匯報清楚，於是林彪被關了禁閉。為此林彪深恨文強，罵他是湖南騾子，告密者，並事後和文強打了一架，不過文強練過武術，按他的話” 三個林彪也打不了我一個”，顯然林副統帥肯定又吃了虧。
文強因在藝專時學過速記，在軍校里兼職當了周恩來的速記員，並因此認識了眾多國民黨上層，其中的黨國元老邵力子則介紹其加入了國民黨。但在1926年整理黨務案時，退出了國民黨並公開了共產黨員的身份。
1926年5月底，因北伐前線吃緊，文強等300餘人提前畢業，前往武漢前線。（算了一下，只在軍校呆了一年多的時間，這軍校可真是速成班了）
實際上文強並不能算是參加過北伐，從軍校出來後一直在鄧演達的特訓班裡培訓，直到七月才來到武漢，這時武漢已經基本拿下。後又經鄧演達介紹隨朱德前往四川做四川軍閥楊森的工作，並認識了中共的另一個元帥陳毅。
南昌起義前夕，文強接到惲代英的指示，火速前往九江賀龍的部隊裡報到。在路上遇到了黃埔的同學周恩壽。周恩壽向他介紹了汪精衛反共的真相，我查了一下其它資料，發現事實也確是如此，整個事件過程很有意思，特全文摘抄，供大家一看。
回來的路上，碰見周恩壽，他一看到我就問：“汪精衛反共你曉得不曉得？”
我說曉得。他說：“是第三國際搞的！”
我不明白：“汪精衛反共跟第三國際有什麼關係啊？”
周恩壽說：“第三國際派了一個代表到莫斯科開會。第三國際有個決議案，說中國革命要走俄國的道路，要實行列寧主義的兩個策略，一個策略是要把國民黨政權推倒，一個策略是再來一次十月革命。第三國際代表羅易拿着這個決議案到了武漢，把決議案交給汪精衛看，汪精衛一看，又是列寧主義，又是兩個策略，他看不懂，就把外交部長陳友仁找來。陳友仁知道的情況多一點，講看來共產黨要暴動了，要奪我們的權，不讓我們吃飯了。汪精衛火了：‘噢？原來是這麼回事。那個羅易呢？他為什麼把這個決議拿給我看？’陳友仁說你不是左派的領袖嗎，所以羅易找你，不找別人。汪精衛說：‘現在這個事情啊，我們要採取行動了！’”
７月１５日，汪精衛發表了反共宣言。
我搞不明白怎麼第三國際的代表會如此愚蠢，就像一個殺人犯在動手前主動跑來對受害人說”我殺了你好嗎？要不你自己動手？”
如果汪精衛反革命事變真是這個原因的話，到也情有可原，你總不能讓人家不還手吧，只不過汪精衛先下手了而已。
在黨史資料中，管這個決議叫五月指示，其內容如下：
一． 無視國民黨的禁令，實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
二、在湖南湖北組織一隻由２萬共產黨員和５萬工農組成的工農革命軍。
三、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由各界工農代表取而代之。四、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革命軍官。
從後來的資料來看，當時的蘇聯最高顧問鮑羅廷和中共領導人陳獨秀都不贊成這個指示，要求暫緩執行，但遭到大部分激進共產主義分子們的反對。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人均明確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並在陳獨秀提出反對意思的第二天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由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領導小組組成臨時中央常委會。
南昌起義時，文強任第三師特務連連長，師長為周逸群。南昌起義失敗後，文強找到了周恩來問這個沒前方沒後方的仗怎麼打？周恩來說：你往廣東海陸豐吧。到那兒有蘇聯軍艦接應我們，給我們運送武器，我們就有後方了。
文強說當時他們都相信蘇聯會接應他們，他當時做為營指導員帶着三百多人跟着大部隊拼命往東打，在一次戰鬥途中還遇到了以前的老師徐特立， 師生間於是發生一段很有意思的對話。
“徐老師，你也來了？你不要到前線嘛。”
他說：“我在這裡看看，看看。”
子彈“哨哨”地響，他說：“哎，怎麼有這樣多的鳥叫啊？”
“這不是鳥叫，是敵人那邊打來的子彈的聲音。”
他一聽，趴在地上頭都不敢抬了。這個老先生真有意思。我說：“你到後邊去，這裡太危險。不過我告訴你，你坐在這裡也沒有關係，像鳥叫的子彈飛得很高，起碼比這個樹還要高，打不到人。如果聽子彈打得很急，離地面沒有多高，那就要打死人了。”
等到部隊真的打到潮汕，誰也沒找到什麼蘇聯兵艦，原來說這裡有彭湃建立的根據地，結果當地組織也找不到，糧食和錢都沒有了，每天只能吃點甘蔗度日，結果隊伍一下子就全散了。
文強帶着手下十幾個人逃到了香港，靠賣苦力背鐵砂掙了點錢買了去上海的船票。再從上海各自返回了家鄉。
有趣的是在上海文強和同伴還做了一回賊，而被偷的則是他的國民黨入黨介紹人邵力子。
到上海後文強他們又沒錢了，一天無意中從報紙上看到邵力子在上海教書，於是就是投奔他。但邵力子看到眾多當年的學生跟叫化子似的來找到，煩的不得了，只好不斷的哭窮，給了他們十二塊錢打發他們走。這幫學生很不滿意也沒什麼辦法，其中一個叫楊繼榮的黃埔四期生走的時候順手就把門後邵力子的皮袍子偷走給當了，並把當票給邵力子寄了過去，說學生們實在沒辦法了，只好出此下策，當票給你，那天您有錢了再給贖回來等等。
文強回家後過了幾個月，也沒人聯繫他。他想再這樣下去，和組織的關係就斷了，就向母親那裡要了一些錢，又去了四川，找到了黃埔同學、中共地下川西特委成員廖宗澤（這個人在文強一生中很重要，他回來也入了軍統成了將軍，以後還和文強一起關進戰犯管理所），又接上了組織關係，負責領導當時川東農民暴動的軍事工作。三十年代初，他當了四川省委常委，川東特委書記，軍事委員等職。他在口述自傳中不無自豪地說：“那時毛澤東的蘇區只有12個縣，我負責23個縣，是最大的一塊根據地。”
如果沒有後來變故，照這條路走下去，解放後文強也能成為中共的高層領導，許多歷史也許都將改寫，但歷史沒有如果，共產黨內部自己的鬥爭將文強和許多當時和文強境況相同的人推向了自己的敵對陣營。
1931年王明回國開始掌權，黨內的氣氛開始緊張起來。
文強7月在重慶被捕，後在組織上營救和川軍中朋友們幫助下，終於利用機會僥倖逃了出來。但沒想到的是，逃回到自己陣營卻比落到敵人手裡更詭譎兇險。當他回到重慶，除了妻子兼同志的周敦琬感到十分慶幸，黨內別人對他死裡逃生竟沒有半點慶賀，多冷冷地看他。當時有人暗示：為什麼那麼多人被抓、被殺，他倒能逃出虎口安然無恙？
文強感到很不理解，就讓他妻子（當時的四川省委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去找新來的省委書記羅世文要和他談談，兩個人當時在一個小茶館見了面。於是有了下面的這段談話。
見面後羅世文第一句話就是：“你撿了一條命出來啦，我們歡迎你。不過你把秘密泄露了，不應該，恐怕你要留黨察看。”
文強聽後很不高興，就說““羅世文啊，你見到我也不問問清楚，就對我打官腔，你是不是發了神經病？我們兩個在黨里是平起平坐的，你跟我打這些官腔幹什麼？我有什麼對不住黨的？我又沒有影響我們組織死一個人，我也逃出來了，為什麼還要留黨察看呢？還有這樣的責備那樣的責備，是什麼意思啊？我是你們營救出來的，假如沒有黨的營救，我還跑不掉，我有什麼錯呢？再說我那２３個縣裡面有許多很好的共產黨員都被暗殺了，裝在麻布袋裡扔到嘉陵江里去了。你身為省委代理書記，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嗎？”
他一拍桌子：“這個事情不能說，我一說我也犯錯誤，你是２３個縣的特委書記，在這個問題上你就服從，你也不要問，問就犯錯誤，你要曉得，我們黨有鐵的紀律！”
“噢？鐵的紀律就隨便來啊？”
“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鐵的紀律，要執行鐵的紀律。”
文強拍桌子叫到：“狗屁！你也是共產黨員，我也是共產黨員，我是省委常委，你是黨的省委書記，我們兩個人都是共產黨員，說說話又怎麼樣啊？”
“這是列寧定的鐵的紀律。”
“什麼列寧不列寧，搞得黨內這樣做啥呀？把好的黨員都幹掉，豈有此理！”
那個環境是個茶館，一吵起來自然惹的大家側目，文強怕怕暴露身份，就約羅世文到城牆上去談。
等上了城牆。羅世文開始害怕起來，覺得文強要對付他就問：“你是搞軍事工作的，是黃埔學生，你想對我怎麼辦呢？”
“你搞錯了，你是省委代理書記，是我的最高領導了，我把事情問清楚，我就回去，我沒有要對付你的意思。”
“我不講，我一講就犯錯誤。”
“我們兩個以共產黨員的身份談話總可以吧，犯什麼錯誤呢？”
“我是省委書記，我說了作數，不是你說了作數。我是在執行鐵的紀律。”
“羅世文，今天不把話說清楚，我就不走，你也走不了！”
“你這樣逼我，我犯錯誤就犯錯誤吧。現在共產國際做出個結論，認為中國革命的失敗是由於大資產階級分子鑽進了我們黨內，對這些人都要制裁，要起用工農兵，你懂不懂啊？像你這樣的也早晚逃不脫的。你的家庭是大地主家庭，是封建主義家庭出來的黨員，你是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再有一部分呢，是小資產階級，不是工農兵出身的，這些人都要清洗。”
文強一聽就火了“馬克思是個大資產階級，恩格斯也是個大資產階級，列寧的家庭也是大資產階級，馬克思那個妻子燕妮還是個貴族哩。你怎麼連共產黨的起碼知識都沒有。”
罵完羅世文後，文強直接就回到家對妻子說” 革命革命，革到最後共產黨要殺我，國民黨也通緝我要殺我。革命革得這樣了，走投無路了”說罷和妻子抱頭痛哭。
文強的妻子是當年四川省黨委的第一個婦女部長，第一個女省委委員，原四川省軍委書記劉願庵的遺孀，很有魄力，勸他不要在這裡等死，到黨中央去找周恩來，向周恩來申訴我們這邊的情況。又說他認識楊尚昆。楊尚昆是２８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咱們可以一起去申訴。
文強事後說到：我們當時走得光明磊落，我並不是想叛變共產黨，只是想找到黨中央，找到周恩來，找到楊尚昆，向他們申訴，希望還有挽救的餘地。
於是文強給羅世文寫了一封信：“羅世文同志：我們暫時離開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Ｇｏｏｄｂｙｅ。”最後還寫了一句外國話並署上當時的化名“文萊之”。
等文強到了上海，正好趕上顧順章叛變，上海機關或隱藏或破壞，中央機關也轉到了蘇區，文強夫婦在上海轉了幾天一點頭續都沒有，錢也快花光了，最後文強對妻子說：別找了，就是找到周恩來、楊尚昆，也不知道這兩個人是不是王明路線的立場呢，如果他們是王明路線的立場，那我們就是自投羅網呀。還是回家吧，我父親是個很仁愛的人，對我很好，對共產黨他也不反對，我和父親講講，你是個大學生，給你介紹一個工作，咱們找口飯沒有問題，不要再革什麼命了。”
文強和妻子回到家鄉，先是在父親開的學校里當老師，但當時畢竟是血氣方剛，並不甘心終老於書齋。當時正好面對日本侵占東北、覬覦華北，他憂國憂民的情緒又爆發出來，化名在長沙辦報寫稿，又和幾個朋友接手辦了一個“少年通訊社”，宣揚抗日。文強抨擊當時湖南的土皇帝何鍵的文章筆鋒犀利，與官府的麻煩不斷，不久就有人砸了他的報館，還有人開始懷疑他的共黨身份，並揚言要他的小命，他在湖南又混不下去了。
這時文強父親勸他避避風頭，去找當年其在同盟會時的老朋友程潛那裡，看能不能找個差事做做。
文強到了南京，找到了時任總參謀長的程潛，並再次遇見了廖宗澤,不過此時廖已經脫離了共產黨而加入了軍統.
在廖的引見下，文強見到了戴笠，並同其談了其在共產黨時的情況。據文強回憶，當時戴笠對他說：“你過去的路，我看是走錯了……現在我們的校長（蔣介石）要復興民族”，他以黃埔同學的名義，要文強恢復對校長蔣介石的信仰，以國難當前，唯有實行“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才能避免亡國的的理由，並介紹文強去杭州警官學校任職。文強說他還在國民黨的被通緝名單裡，無法去政府任職。戴笠讓他放心，說他會去辦妥。後來戴笠牽頭，由五個黃埔同學聯名證明文強與共產黨已經脫離了關係，這五個簽名中有一個就是戴笠,由張治中簽發命令，取消了對文強的通緝。而文強也已中校身份加入了軍統，在警官學校擔任教員，並重新加入了國民黨。
“八•一三”上海戰爭爆發，文強調到上海負責為軍統搜集各個司令部的戰況，為了便於工作，升為上校高極參謀，以方便出入各個指揮機構。
正當文強每天穿梭於各個司令部的時候，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他的黃埔同學、新四軍參謀長袁國平。
偶然的相遇，讓兩個人一下子又都叫了起來：“沒想到，我們在這裡又見面了。”
袁國平說：“很難得遇到，我們找個地方談談話啊。”他又說：“哎，你怎麼還不歸隊呀？”
文強一楞：“歸隊？歸什麼隊呀？”
袁國平說道 “你曉得不曉得周恩來在找你呀？是王明路線害了你們。” 周恩來知道你的情況了，在延安給你平反了。要你去歸隊。”
文強說：“要我歸隊？這通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袁國平道“應該送到四川了。”
文強說：“我已離開四川多年了，有通知我也收不到啊，已經七年了。我離開四川回了老家湖南。找不到周恩來呀，我妻子也找不到楊尚昆，共產黨要殺我們的頭，國民黨也要殺我們的頭，我們只好回湖南老家，我當了個新聞記者，改名文浮生。我現在記者不當了，到了參謀本部。”
袁國平說：“你跟周恩來沒有接上關係啊，他給你平反，現在算起來也有六七年了，你怎麼還沒有接上關係呢？”
文強就表示：“我有這樣一個考慮，共產黨的政策改變，國民黨的政策也會改變，國民黨也不殺我的頭了，過去參加過共產黨也不追究了，蔣介石的寬大政策越來越寬，不追究既往了。我並沒有向國民黨自首，國民黨也不追究，取消對我的通緝是張治中給我辦的，這樣一來，如果我回去恢復黨籍（共產黨黨籍），就矛盾了。我在國民黨里已經搞了兩年多，回去不又成了問題了嗎？”
袁國平說：“那沒有關係，憑你跟周恩來的關係，可以解釋嘛，我也可以幫你說清。”
文強說：“老實說，共產黨犯錯誤有自己的因素，過去在江西搞ＡＢ團，殺掉自己很多人，又出了個王明路線，一個黨的政策老是這樣，我對這樣的搞法沒有信心，毛澤東是我表哥，也是我的老師，我從小對他就有個人的看法，更不想在他手下。”
袁國平聽我這樣一講，說：“聽你的意思是不想回來？”
“我有這個想法。我已經７年沒歸隊了，我也不想再歸隊了，但是我以共產黨為友，先把抗日戰爭打下來再說吧。現在大敵當前，把日本人打敗了再說。”
他說：“我不好怎麼說，也不好同意你的意見，也不好不同意。打好這個仗，把日本打敗了再說，把日本打敗之後你還要回來，是不是這個意思啊？那不越搞越遠脫離的時間太長了嗎？”
文強說我的想法不變。袁國平說：“好好，我們兩個的友誼關係保持。我留在新四軍里，以後你寫信給我，就寫到江蘇宜興縣府里，我就收得到。”
分手時，文強說你這個共產黨員過得也很困難，就送他１００塊錢。
皖南事變，袁國平被自己的警衛員一槍打死了。
淞滬抗戰失敗後，文強收容了隸屬軍統的一千來人的隊伍往西撤，當撤到一個小縣城時,正好遇到一批戰場撤下了的傷兵在縣城裡為非做歹。文強一時好事，就想管管，就命令手下的參謀去找了一些白布，掛在縣城的一個最高的建築-澡堂門口，文強在上面寫了幾個字----縣警備司令部。 當時他手裡一套少將官服，就穿上冒充警備司令維護起了秩序（按國民政府的規定，警備司令有權槍斃人），命令手下抓了幾個帶頭鬧事的傷兵，先威脅要槍斃他們，接着又罰他們干苦力，其它人全轟出了縣城。搞了幾天，縣城是平靜了，但文強假冒少將的事卻被人告發，官司一直告到了顧祝同那裡。文強也直接打電報給顧祝同解釋，顧祝同認為在當時兵敗如山倒的情況下，文強還有精力管這種事，很有能力，當即給文強回電說：“你這個警備司令部在我這裡備案了，現正式委任你為少將。”
撤退到重慶後，戴笠讓文強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駐上海策反委員會主任委員和忠義救國軍上海辦事處處長，具體的任務有兩個：一是對付日本人和汪精衛，一是代表戴笠駐上海，主要搞情報工作，於是文強又回到了上海。
文強在上海主要通過國民黨在青紅幫里的關係，發展偽軍中的內線並策反高級軍官。從其自述來看，並沒有取得太大的成績，反而自己的網絡不斷被日軍破壞，到最後連自己的據點都被日本人端了，不得不在珍珠港事變前撤退到了香港，在香港時又遇上太平洋戰爭爆發，很狼狽的經澳門跑回了重慶。不過文強在從上海撤退前給戴笠的電報中，先說了一通自己現在多危險，情況多惡劣,最後又說自己要不畏艱險，為國盡忠。當時軍統許多特務投降日本，正是戴笠很難堪的時候，忽然接到這封電報着實是感動的夠嗆，還特意拿給了蔣介石看，來說明軍統還是有忠心的人的。為此文強回到重慶後，還受到了蔣的親切接見。
回到重慶後，戴笠又安排文強去太行山，有兩個任務，一是聽說孫殿英要降日，要控制住他。第二是原華北軍統網絡被日軍破壞，要重建網絡。當時文強什麼都沒說，就答應了，為此戴笠很高興，把自己的左輪手槍送給了文強。文強事後回憶到：”我剛從上海、香港、澳門死裡逃生回來，又要到那麼複雜的環境裡去，我還能說什麼呢？”
文強以軍事委員會高參的名義先到了西安同胡宗南聯繫上，又轉到洛陽見到了蔣鼎文。由蔣鼎文安排進入了太行山區。
到了孫殿英處才發現形勢複雜。山上的國民黨三個主力軍隊龐炳勛的四十軍，胡宗南手下劉進的二十七軍，孫殿英的新五軍，這三個軍隊，互相不和，你不聽我的，我也不聽你的，誰都不服誰。而且龐和孫都分別在同日本人暗地裡聯繫，文強試圖在中間調和，但沒什麼效果，不久日軍掃蕩，孫殿英公開降日。有意思的是龐炳勛當時躲在山洞裡，誰都找不到，孫殿英知道龐的煙癮很大，就命令人在附近的大煙館守着。果然，不到一個星期，龐炳勛的煙癮犯了，實在熬不過去，派副官化裝成老百姓下山到鎮上買煙土，被孫殿英抓個正着。審問出龐炳勛藏身的山洞，孫殿英親自把煙土帶到龐的山洞口，開始龐守在山洞裡死活不出來，還說守不住就自殺，絕不投降小鬼子。孫命人在山洞口把大煙點起來，龐炳勛在山洞裡聞着煙土味實在受不了了，破口大罵孫殿英壞了他龐炳勛的一世英名，然後出洞投降。
孫殿英本想拉着文強一塊投降，文強不同意，帶着軍統一百多人跑了出去，孫也沒有強行阻攔，事後還把做保把日軍俘虜的一批軍統和中統人員放了出去。為此許多軍統和中統的人都說孫的好話，以至最後孫降日不但沒受到處罰，還得到了重慶方面的嘉慰。
文強跑回洛陽後，改任河南中美合作訓練班第三班副主任。日軍發動打通大陸交通線戰役時，文強帶着訓練班的人負責炸毀國民黨撤退路線上的所有橋梁並在主要路段上埋雷阻擋日軍進攻。由於干的不錯有效的掩護了司令部的撤退並且訓練班二千多人無一人傷亡，被提升為軍統北方處處長，調到西安，負責晉、陝、豫、冀、察、魯六個省和平津兩個市的軍統工作。
日本宣布投降後，文強跟着胡宗南到鄭州參加受降。參加受降後，第八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兩個人打電報給蔣介石，說文強抗日功勞很大，應該晉升中將。１９４６年，蔣介石正式批准升為中將，這一年，文強３９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