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開始後，戴笠讓文強接手東北，任軍統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對外的身份是東北行營督察處處長，負責建立東北的軍統情報網並督察東北的軍政人員。在東北的這段時間文強認識了杜聿明，並和杜處的很好，杜認為文強很有能力，又不像其它軍統人員那樣經常往上打小報告，很喜歡和其共事，不過這個好印象事後害了文強。
１９４６年３月，戴笠坐的飛機失事，戴笠死後，軍統局內就分為三派，相互爭得厲害，鄭介民，是黃埔第二期的，他是十三太保里的人，第二個是戴笠的主任秘書毛人鳳，也是個黃埔學生，第三個是唐縱，他是黃埔第六期的，也是十三太保之一，他們都要當局長。文強並沒有當局長的實力，但他一直在地方干，同許多地方諸侯都很熟，在東北和華北也有一定的勢力，成為三家爭奪的對象。而文強一時又看不出那派能獲勝，知道接近哪一派，如果站錯隊都會有殺身之禍，而原有的後台戴笠又死了，於是決定退出軍統，但是不能明退，就又找到了父親的朋友程潛，說願意來到程潛手下幫忙。
程潛當時剛剛當上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管湖南和江西兩個省，還兼湖南的主席。正要在綏靖公署成立三個兵團，最是需要人的時候，就讓文強過來當他的辦公廳主任，並給軍統的三巨頭各寫了一封信，說很需要人，要把你們那裡的文中將借來用用。程潛是元老，級別很高，軍統也沒辦法拒絕，但只同意是借調，同時還給文強保留了個設計委員會的中將委員的職務，方便他能隨時回來，臨走時毛人鳳還請文強吃了頓飯。
文強只在程潛那裡一個多月的時間，就收到了蔣介石的電報，說杜聿明擔任了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指名讓文強擔任其副參謀長，負責人事，司法和後勤。程潛本不想讓文強去，但文強想他是蔣介石的學生，又有正式的調令，身為軍人，不得不服從命令。另外杜單獨給他發了個電報，說原參謀長舒適存是原共產黨的人，南京和他這邊都信不過，去了後實際由文強負責，享受參謀長的待遇。文強想想一下可以統管十六軍，算是高升了，也很想去。程潛在他臨走前送行時說” 共產黨你是打不倒的，你去了要準備當俘虜呀”。文強覺得此話很不中聽，很不高興。直到75年特赦後參加一次活動，遇見了程潛的夫人，程潛的夫人告訴他，程潛因為和你父親的關係，跟你說了那一番話是希望你最好不要去，但是又不能明說，可惜你當時沒聽進去。
文強聽到這話，當時眼淚就下來了，試想如果留在程潛處事後隨其起義，也不會坐了25年大牢，最後落個妻死子散。
文強到達徐總剿總時，濟南剛剛失守，文強先參與了解救黃百韜兵團的戰鬥，在這過程中還發生一起幾乎提前結束淮海戰役的小事故。
一天，文強隨杜聿明從南京乘飛機回徐州，杜聿明一上飛機就睡着了。但飛了半個多鐘頭了還沒降落，文強感到奇怪，就問飛行員怎麼回事。飛行員說：已經到過徐州的上空，但跑道上沒有燈光，不能降落，現在正飛往濟南，準備找飛機場。”
杜聿明一聽濟南，一下子就醒了：“下面不是大明湖嗎？怎麼搞到這裡來了？”杜聿明吼起來：“王耀武在這裡失敗了，共產黨重兵在這裡，我們如果一降下去，不是成俘虜了？趕快回頭！” 文強也喊到：現在這裡是共產黨的地方了。怎麼還要落下去。
駕駛員也慌了，說：“我還準備降落呢。”
文強說：“降落？降落就被俘了。”
駕駛員說：“我們經過徐州，下面一點燈火都沒有，看不見跑道，也不能盲目降落呀。”
文強說：估計是徐州的電廠出了問題。
杜聿明急了：那怎麼辦？能不能飛回南京？
文強說：有一次戴笠在重慶迫降，用了一個辦法，我們也可以用。馬上跟徐州通話！
飛機上的電話通徐州，文強就打電話給劉峙，說：徐州機場沒有燈火，我們回來了，請總座派人買二三十個風雨燈，沿跑道把燈擺起來，隔五尺擺一個，飛機可以降落。戴雨農就這樣辦過。
掉轉機頭飛回徐州。徐州飛機場的跑道上擺着風雨燈，能看清楚跑道了。駕駛員說：“好了，我們可以降落了。”
飛機降落之後，有個軍樂隊還吹着大喇叭歡迎，四周一片黑暗，到處都沒有燈，連劉峙的總部里都點着一根根的蠟燭，說是電廠被地下黨破壞了，杜聿明很不高興，說我離開了幾天怎麼搞成這樣！
回到徐州後不久，黃百濤兵團就被殲滅，黃維兵團也被包圍了。經蔣介石批准，杜聿明決定撤出徐州，撤至淮河，原定的是李彌負責掩護，各部隊交替撤出，沒想到命令一下，所有的人都爭着往南撤，誰也不聽誰的，把路堵的死死的，連杜聿明的車的開不動，只好下車由衛兵攙着往南跑。
在路上，文強的手下抓到了七個共黨的便衣人員，情況報告給杜聿明後，杜讓就地槍決，文強覺得這樣違反國際法，就自己做主關了起來，後被困陳官莊時，因糧食困難，軍法處長埋怨說咱們糧食都不夠吃，還要餵他們，文強就讓手下把他們放了。
後來，杜聿明成為戰犯，因為兩條罪不能特赦，一條罪是放毒氣彈，一條罪是殺了七個解放軍武工隊的人。北京去的人審查這件事的時候，杜聿明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急得不得了，文強就告訴他那七個人被我放掉了，一個也沒有死。已經過了１０年了，如果這七個人還在，恐怕都升官了，我還記得他們的名字，可以讓北京的人去查。又說放毒氣彈也沒你什麼事，陸軍沒有毒氣彈，那是南京派空軍來投的，這個罪可以歸到南京，再說那天扔的也不是很毒的東西，只是催淚瓦斯。
後來北京審查組專門尋找那七個人，七個人都在。
杜聿明在１９５９年１２月特赦，比文強早出來15年，杜聿明特赦時對文強說：“你這個副參謀長救了我的命，否則我特赦不了。中共最後在對被俘人員定罪時，將文強定為甲級戰犯，排名比杜聿明還高，搞的文強很不理解。
１９４９年１月, 杜聿明的三個兵團四十多萬人被包圍在陳官莊，沒有糧食，沒有醫藥，完全指望南京方面的空投。南京方面也拼了命，每天空投達到120架次。除了空軍的運輸機連“中國”、“中央”兩個公司的民航機，幾乎都全部出動了。可是，收到的糧食和彈藥只是投下來的不到三分之一，多數都投到解放軍那邊去了。文強覺得負責空投的人有問題，去找杜聿明，杜說：這是他的老部下，滇緬路打日本時就跟着他，不會有問題。
後來才知道，那個空投司令真的是個共產黨。文強被俘後，空投司令穿着解放軍的衣服來看他，文強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問他：“你怎麼把共產黨的衣服穿起來了？”他說：“我不瞞你們說，你們要我當空投司令的時候，我早就是共產黨了。”
杜聿明讓參謀長舒適存去南京求援，文強就讓舒給他買幾件老百姓穿的衣服，以方便逃跑，幾天后舒回來給文強帶來了一身高檔西服。文強一見，氣的大罵：我是要突圍化裝出去，這個衣服穿得出去嗎？要是當個外交使節還可以。舒說：這套很貴的。文強說：“貴？穿得出去嗎？生怕共產黨認不出來嗎？！
舒適存後來又去南京和空軍商量空投事情，去了後就再也不回來了，杜聿明也沒辦法，只好提文強做了參謀長。舒適存後來去了台灣，先後當上了台灣防衛副司令和國防部戰略計劃委員會委員，一直干到67年退役，退役後改去學校教書，專教史記和呂氏春秋。
解放軍發動總攻後，杜給文強打電話，說午夜12點到邱清泉的第五軍軍部集合，然後隨他突圍。文強到了軍部，發現杜早已經跑了，文強身邊只有九個人，沒有辦法，只好換了身尉官的衣服往東南跑。差不多跑了二十多里地到了一條河邊實在跑不動了，這時遇見了四五十個解放軍小孩，十五六歲樣子，文強的副官問打不打，文強想打死他們也不一定能跑的出去，就讓手下把槍都扔都地下，這些小孩上來就搶武器，把武器搶了，又跑到別的地方去收武器，忙着背槍回去報功，也不理睬他們。文強對手下說我也沒什麼辦法了，你們各自逃命吧。當時文強身上還有一支戴笠送他的左輪手槍，就把手槍握在手裡，準備一槍把自己打掉就算了，這時，一個衛士一把搶過手槍，丟到後面的地上去了，抱着他大哭。不久來了幾個解放軍的兵，把他們俘虜了，送到離陳官莊大約二十多里路的解放軍的俘虜營。
到俘虜營的時候，文強說自己叫李明，是上尉書記官。正趕上開飯，當時天氣很冷，文強穿的很少直哆嗦，一個炮兵少將見了就把自己的呢子綁腿摘下來纏在文強的腿上，另一個工兵少將又把自己的筷子和缸子給他，還有人給他毛巾和大衣的，這樣一來解放軍就注意他了。吃完飯後，一個政委找到文強說：你是個什麼官呀？
文強說：上尉書記官。
政委說：上尉書記官？那些少將、中將都對你那麼客氣，你的地位可不像上尉書記官。
文強說說：“我就是上尉書記官。
政委也沒說什麼，只是講了講解放軍的政策。
第二天，政委又來找他，還擺起了水果和香煙，問：你們那個前線指揮部原來有個中將副參謀長，打到最後又升起來當了代參謀長，高高的，瘦瘦的，你這個上尉書記官認不認識這個人啊？”
文強說：隔得太遠，我只是上尉書記官，其他事情搞不清楚。
政委拿了一張文強的照片說：你再看看，認不認識呀？
文強一看已經被認出了，就把照片一摔，說道：既然你們都知道了，還問什麼！
政委說：“我們就是要你自己承認，今天晚上哪，還要你做一件事情，請你給戰俘講講話，你只要上去承認你是中將代參謀長。只說這一句就行了。
晚飯後，在場子上擺了一個八仙桌，文強站在桌子上說：這邊的政委讓我講兩句話，講什麼話呢？我是我們指揮部的代理參謀長，是個中將。一講完，解放軍把把文強從八仙桌上接下來了，送到屋裡去，到了屋裡，就聽見外面講話的聲音，還很大，聽他們說：“你們的最高指揮官都承認了他自己是中將代參謀長，你們裡頭還有打埋伏的沒有？如果有，希望你自己暴露一下子，我們優待俘虜。”
散會後，文強剛一出屋，就被好多人包圍了，說：參座參座，你剛才一兩句話立了很大的功勞，你說完，一下子站出來１１個將軍來。
兩三天后，文強等人被送到山東濰坊，和先前被俘的王耀武等人編成了一個高級班，全是中將軍銜的，正始開始了戰犯的生涯。
文強被俘後，他的妻子葛世明被南京方面安排去了台灣。葛世明是文強在淞滬會戰時救的一名逃婚的女大學生，當時她舉目無親，文強就讓她去後方找他的的妻子周敦琬，後來葛就一直在文強家幫他妻子照顧孩子，周敦琬1940年在做手術時趕上日軍空襲，醫生一害怕，把一把止血鉗拉在了肚子裡，幾天后周就因急性腹膜炎去世了，臨死前給文強留個了遺囑，說：兒子由葛世明帶着，我和她情同姐妹，你就和他再婚吧。
44年文強和葛世明結婚，婚後又生了三個兒子。
葛世明在台灣聽見電台里廣播說，國民黨的將領放下武器就是朋友，說國民黨的戰犯在這邊很好，這時一個和文強一起被俘的人因官小被放了出來，跑到了台灣，對葛說文強在山東。她就想：“我自己蹲在這個地方幹啥嘛？”就帶着三個兒子離開台灣逃回大陸。一逃回來，就到山東關押文強的地方想見一面，但是沒有得到允許，後又到了上海，住在以前的奶媽家。上海市市長陳毅得到報告：“從台灣回來一個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妻子，帶着三個孩子。”當年文強跟朱德到四川時，文強是朱德軍政治部的組織科長，陳毅是師里的宣傳幹事。兩人很熟悉，陳毅就說：文強的家屬，好好地對她。文強曾是我們的同志，後來受了委屈離開了，但不是壞人，現在人們都往台灣香港跑，她能回來，很好。”
在陳毅的安排下，葛世明加入了中蘇友好協會，加入了婦聯。葛世明也是個高級知識分子，還安排了兩個學校讓她去教書。對她很優待。文強原來在上海的房子也發還了。
到了後來，陳毅調到北京當外交部長了。又開始開展了大鎮反，有人說上海的政策對反動派太寬了，一個戰犯家屬還加入中蘇友好協會，還加入婦聯，還在兩個學校當老師，真是太優待了，一下子，把葛世明的工作和工資全部取消，工作變為在學校清掃廁所，而且天天逼着她，要她交代問題，每天又批又斗的。葛世明很生氣，但又沒有辦法。
據文強的兒子文貫中回憶：一次文強在監獄裡交代說他家裡有十幾把槍，當時文強並不知道她們母子已經回到大陸。馬上公安局就來人要母親如數交出。可那些槍早就沒了，只有結婚時文強送給母親的一把勃郎寧牌小手槍，是一位美國將軍作為紀念品送給文強的，槍很小，鑲了一些寶石，很漂亮。母親一直留着當做有特殊意義的紀念品，現在沒辦法就交了上去。公安局又問其它槍的下落，母親也不知道，公安局便覺得是一個懸案，就判母親管制三年。每天都要向居委會報告。鄰居也不敢再有來往了，每個星期天都有公安局的人來要她交待歷史問題，一次竟然問：象你這種身份的人，往台灣跑都來不及，竟又帶了全家從台灣回來，是否接受了特殊任務。
文貫中說一次他在學校里和同學打架，母親找到學校，學校竟以他父親的問題說事，家長又吵上門說反動派的狗崽子要反攻倒算，當時母親氣得渾身發抖，但又不得不去同學家賠禮道歉。
葛世明覺得絕望了。1955年春天的一天晚上，她給孩子們做了一頓豐盛的晚飯，又讓孩子們要相互團結，並說奶媽是全家的恩人讓他們長大後要好好孝順她。
等孩子們睡着了，他去廚房打開煤氣自殺。為了不使全家中毒，她將廚房裡所有門窗縫都用布條堵上，廚房到廁所的排氣管也被碎布嚴嚴實實地堵死。然後躺在廚房裡的一張大桌子上，往身上蓋了一條白床單。
半夜時被奶媽發現，鄰居幫忙把她送到醫院，當時還有口氣，可能還可以搶救過來，但醫院當時不敢搶救，說反革命分子自殺屬於自絕於人民，要等上面批准才搶救，等得到批准，已經沒辦法了。
葛世明寫了一份遺囑在身邊，要求把家中的小孩都送孤兒院，要奶媽儘管拿走家中她願意拿的一切東西，回寧波養老。但奶媽看三個失去母親的孩子太可憐，毅然挑起了全家負擔.而文強的大一點孩子也不得不去工廠打工，只有四子文貫中因年紀小仍去上學，並且是兄弟中唯一上過高中的人。
在山東的高級戰俘營，解放軍對他們這些高級官員很好，除了自己做飯挑水外，沒什麼體力勞動，關他們的地方以前是個圖書館，他們可以自由的借書看，管理他們的人姓蔣，留個大鬍子，文強就叫他蔣大鬍子，一天文強閒的沒事對蔣大鬍子說：你們打仗行，管理戰俘不成，怎麼一點規定都沒有。
大鬍子說：我們過去沒有搞過這個，管理戰俘應該有什麼規定，我們也不知道。
文強就施展在軍統里學到的東西，寫了十幾條監規給他，主要是里要肅靜，不許打罵犯人，使犯人心安等等。大鬍子也都按着執行了。後來文強還教一些管教人員識字，又管牆報，管文藝，文強後來回憶說：感覺當時比在國民黨里當參謀長時還忙。
在山東過了近半年後，管理所將一些重要的人員，轉移到了北京的功德林監獄，文強的編號是７２號。文強對這裡很熟悉，在軍統北方區時曾來過這，這所監獄是戊戌變法後，學習外國成立的，開始叫“模範監獄”。後來是日本憲兵隊的監獄，抗戰勝利後關過一些漢奸和刑事犯。文強在裡面很不高興，說我們是戰俘，不是罪犯，為什麼往監獄裡送，吵着要見周恩來。
監獄長找文強談話，說說你們反共反人民，就是犯罪，要深刻認識到自己的罪行，你們每個人要寫一個悔過書。
文強說：我什麼都可以寫，就是不寫悔過書。我一直都是愛國愛民，沒有做過什麼壞事，既沒有殺害一個共產黨，也沒有破壞共產黨的組織。我曾經是共產黨員，我脫離共產黨是因為共產黨逼得我無路可走，我如果當時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沒有我了，我問心無愧。我是文天祥的２３代孫，祖上就沒寫過這個東西，我不能寫！
過了幾天，監獄又讓文強寫悔過書，並讓其它戰犯勸他，說不寫過不去。文強就寫：毛澤東是我家親戚，劉少奇算是我同鄉，周恩來是我當年的入黨介紹人，林彪是我的同學，這麼多共黨的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卻成了國民黨，是他們沒有帶好我，要寫悔過書也應該他們寫。監獄長看了氣的夠嗆，但也沒辦法，當時的規定是不許打罵，也不能關禁閉，只好發動其他戰犯在開會的時候批判他，後來文強也承認了錯誤，寫出了一些交待材料，但就是不寫悔過書，最後也只好由着他了。
文強事後曾說，中將軍銜里只有他和黃維沒寫過悔過書。
雖然文強不寫悔過書，但和黃維不同，黃維是一直拒絕改造，事事對着幹。文強除悔過書一項外，其它方面還是很配合改造的。曾被選為學習組長，在杜聿明特赦後，還負責縫紉組的工作。一次縫紉組裡做的背心少了幾件，肯定被人偷走了。文強是組長，被監獄裡查出來肯定脫不了關係，於是讓以前他的一個手下，現在和他關在一起的一個姓黃的軍統站長去查，此人以前在軍統里就是以搞偵察出名，果然沒兩天就報告說找到偷的人了，東西藏在枕頭裡。文強是黃埔軍校政治科畢業，很會做思想工作，就勸那個人說：咱們在監獄裡關着，偷了東西也拿不出去，要了也沒用，還是主動交上去吧。 那個人後來又偷偷放了回去，還很感謝文強。
在第二批特赦的時候獄方的推薦名單就已經有文強的名字了，但每次都在最高層審批的時候被刷了下來。後來文強的兒子文貫中問文強為什麼會這樣，是不是因為悔過書的原因？文強也不太清楚，只好說：我對國共兩邊知道的東西太多，又不屬於任何國民黨這邊的任何派系，可能不方便讓我出來吧。
直到74年，由於文革導致戰犯的生活和醫療條件的惡化，許多國民黨的重要戰犯先後病逝。周恩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報告，說這些人都要關得老死了，對社會已經沒什麼危害了，如果都死在監獄裡對外影響不好，都釋放了吧。毛表示同意，並批示一個不留全部釋放。75年3月文強在關押了近26年後，終於獲得了自由。
文強被特赦後，分配到全國政協工作，做文史專員，工資每月２００元。８３年，被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民革中央的監察委員。１９８４年，文強和幾個黃埔同學發起成立黃埔同學會，當時在籌備會上原選舉文強為會長，文強說我們還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必須找一個黨員當會長，這樣可以按黨的政策辦事，也比較方便。於是改為擔任黃埔同學會的副會長。文強事後管他做的這些事叫蜻蜓點水。
文強一直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但後來得知全家十幾口人因為他的原因而死，就一直沒敢回去。
文強的弟弟、弟媳因為他的原因在土改時被抄家，天天挨打，實在受不了投江而死。他們沒有孩子，文強把他的二兒子過繼給他，也因沒人管而病死。文強的大伯父在唐生智手下做譯電室主任。回鄉後因家產被抄，又沒人敢收留而活活餓死。
二叔父曾是毛澤東的同學。跟文強去東北做了兵工廠稽查處處長的上校處長，回鄉後在鎮反中被槍斃，其妻後自殺。
連文強在程潛處時推薦了幾個鄉下老家的人，也在鎮反中被全部槍斃。文強家的祖墳則被全部被挖掉了。
84年，湖南政府請這些湖南籍的國民黨將領回家鄉看看，特意派湖南省的政協主席親自去請，但誰也請不動。因為湖南鎮反時殺的人很多，這些人家裡少說的都死了三四口人，都覺得沒臉回去。這個主席是程潛的侄子，和文強以前就認識，就找到文強求到幫忙，說這些人不回去是湖南的恥辱，並答應所有費用由省政府承擔。
文強的長子當時在湖南當縣幹部，文強想給子孫留個後路，就同意了，並動員十個人一起去，包括黃維，宋希濂等人，由文強帶隊。
到達長沙時湖南第一書記毛致用親自到車站迎接，安排人陪同他們參觀，玩了十幾天，花了差不多三十多萬。事後省政府請文強講話，並請了電視台來錄音錄像。原以為文強會說說家鄉變化巨大，人民安居樂業的套話，沒想到文強上來就講了挖祖墳的問題。他說：歷史不能割斷，文化不能割斷，我下鄉看到，把我家的祖墳挖掉了，祖宗的牌位砸掉了，家譜也燒掉了，人文歷史都不要了，忘本了，我反對。現在提出的紅五類黑五類是很好笑的，哪裡有什麼紅五類黑五類啊？朱元璋是個要飯的小和尚，後來做了皇帝，就變成了貴族了，這就是歷史。對鄧小平我是很擁護的，鄧小平派人修了蔣介石母親的墓，花了一百多萬，還有東北張作霖的墓也修好了，花了幾十萬。中國歷史上政黨鬥爭採取的是敵對手段，國民黨採取敵對手段，共產黨也採取敵對手段，以後，像這樣掃除封建不要歷史的事情，不能再幹了。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要人格上平等，不能說我的地位高了，就可以作威作福，我們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奴隸社會，應該在人格上人人平等，現在你們共產黨也還沒有做到。
文強大發了一頓議論。講話之後，他大兒子悄悄跟他說：你在那裡講，我緊張的混身冒汗哪。
文強講完後，省委書記毛致用總結髮言說：文強先生今天的講話是帶着氣的，他有氣是難免的，我們原諒。不過，他講的理論講得好，給我們開了腦筋。
85年文強無意間同在美國的原下屬蔣志雲聯繫上了，蔣當時是台灣的國大代表。寫信邀請他去美國玩。文強找到了鄧穎超說想去美國看看，在鄧穎超的安排下，經公安部特批，文強於9月前往美國舊金山。
到達美國時，蔣志雲帶全家去接他。文強的堂弟文中俠也特意從台灣趕了過來。文強很奇怪他怎麼知道我到了美國。文中俠說：你來美國的消息，蔣經國總統早就知道了，你住在什麼地方我們都知道，你的行蹤哪，台灣都知道。
文強在美國住了一百多天，80歲大壽也是在美國過的。蔣緯國特意讓人送了1000美金做為壽禮。蔣志雲放大了一張文強45年升中將那天照的戎裝照送給他。文強很高興，一直掛在家裡直到去世。
文強臨回大陸前，蔣志雲忽然說，歡迎文強到台灣去，說在台灣文強存有１００萬美金，希望去台灣領這筆錢。
文強嚇了一跳，說：“我在台灣一個錢也沒有，我沒有這筆錢，你們不要胡說！”
蔣志雲說：“你是國民黨中將，每月固定工資４００美金，每月還有１２００美金特別費，一個月就是１６００美金，到現在三十多年了，積累下來，差不多有１００萬美金了。你知道嗎？台灣方面認為你在大陸坐牢是在職，你在大陸坐牢，受了不少罪，應該給你錢。”
文強很有意思，當時的第一反應是，我正和老婆鬧離婚（特赦後新找到的一個），如果拿了要分一半給她。兒子媳婦親戚朋友，都要錢，我給不給啊？自己找麻煩嘛。人家會認為文強這個傢伙不知道有多少錢，把我綁架去了呢。
文強又想了一晚上，覺得拿了這筆錢，在大陸上不好做人，回去就對不住鄧小平鄧穎超了。第二天對蔣志雲說：”我不能拿這個錢，我也沒這個錢。淮海戰役我打了那麼一個大敗仗，還跑到台灣拿１００萬美金？再說拿這個錢也沒法回大陸，人家會說我這個人錢能買得動，這有辱於我們祖宗，有辱於文天祥。這個錢我不能要！”
89年風波，開槍後四子文貫中在美國曾打電話問文強是否安全，文強說自己沒什麼不安全的，只是搞不明白共產黨是靠搞學生運動起家的，怎麼最後自己反而駕馭不了，搞成了這個樣子。
２００１年１月政協舉行了一個５６個民族大團結的盛會，由文強致閉幕詞，並給文強一個世紀老人的稱號，文強很高興。
會後一家報紙採訪文強，問：“做一個人怎樣才有意義？
文強回答道： “我體會有兩句話：第一話是：生時問心無愧。我寫日記的時候，都要想一想，這一天過得怎麼樣？是不是有損於別人？是不是問心無愧？第二句話是：死時不要有人指着我的頭罵我。如果我死後提到我的名字就有人罵我，那麼我的子孫聽了就會很不舒服。將來有人提到文強，我希望他們會說，文強是一個善良的人。”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２日下午４點３０分，文強在北京去世，終年９４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