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運動再評價

潘鳴嘯

原載《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5期

從1968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有千百萬"知識青年"離開城市，數年（有些人是10年）後才得以回城，如今他們已經年屆50.這一經歷對他們影響頗深。但西方人對人類史上這一罕見的社會實驗所知不多。在一般公眾中，很多人對紅衛兵耳熟能詳，知道"知青"的卻寥寥無幾。即使在學術界，自1980年這一運動結束後，它也一直受到西方專家的忽視。我認為，重新評價這一運動的時刻已經到來，這不僅因為中國的重大變遷使我們有了足夠的距離感進行歷史反思，還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出現了一些新的重要史料，這使我們能夠比以往更準確地描述這場運動。現諼頤強梢宰齔鮃恍┲匾�区粪崿这有助又X頤嵌哉獬≡碩�蒂Z碌哪承┲匾�问甜�峁└�确切的解答。例燃偓本昔[髡漚?968年之後的群眾運動與先前的下鄉加以區分，並且認為，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對這場運動的動機和設想，不同於那些更"務實"的領導人。

　　一、下鄉：一個歷史課題

　　（一）時段和數字

　　在中國，把城市年輕人下放到農村始於1955年，到1962年時這已成為政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涉及的人數不多：從1955到1961年間不到20萬人①「這段時期的統計數字不全，這是作者按當時報社所發表的數字的估計。」，從1962到1966年共有1292800人，一共不到150萬人。

　　1966年這項工作因文革的混亂而暫時中斷。1968年恢復實行，但性質已大不相同，且規模更大。從1967到1979這13年間，大約有1650萬知青被送到農村（見表1）。

　　根據表1，下放人數的變化趨勢見下圖：

　　在這個時期的大多數時間，有些知青被允許離開農村返城、上大學、參軍或在接收地的城市就業。下文我們將他們稱為"返城者".從表2看出，1968-1980年間下放知青的人數超過1660萬，而1962-1980年間幾乎達到1800萬。相對於1980年的1.34億城市人口（見表4），這是一次相當龐大的人口遷移。由於不斷有人返城，實際住在農村的知青從未達到900萬人，雖然在1977年末接近了這個數字。

　　從1968年開始，下鄉成為強制性的，並且原則上成為固定不變的政策。這一運動稱為"上山下鄉運動"，但人們一般稱為"下鄉".本文將集中討論這場始於1968年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它是一個特殊的歷史事件，而政府在早期下鄉中得到的管理經驗顯然有助於他們管理這場運動。

　　題，它為何還能持續十幾年？

　　回答這些問題並非易事，因為有各種動機混雜其中。下鄉政策顯然具有多種作用。領導人的某些意圖出現在官方話語中，另一些動機也許更重要，卻很少被提及。甚至還有一些領導人也沒有充分意識到的動機。這場運動的理由主要來自毛的幾條語錄，它們以黑體字的形式不斷出現在報紙上。但負責具體事務的領導人可能有不同的目的，雖然沒有公開表示，卻影響着他們的行動。

　　這些不同的動機可分為四類：

　　——意識形態動機（改造青年思想，消滅社會差別）；

　　——政治動機（恢復秩序，強化毛的權威）；

　　——出於戰略考慮的積極的社會經濟動機（開發農村和邊疆地區）；

　　——消極的社會經濟動機（減緩城市發展和城市就業）。

　　（一）意識形態-政治動機

　　意識形態動機在1968年的動員宣傳中具有突出地位，上山下鄉基本上被說成一種思想改造形式。毛澤東在1968年12月22日的著名指示，對發動這場群眾運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但它給上山下鄉提供的惟一理由是"，知識青年"需要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根據大量文章的解釋，再教育的目的是使青年思想"革命化"，"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培養接班人".毛澤東從1960年就一直發出警告，中國有可能"變色"，變成蘇聯那樣的"修正主義"國家。他特別擔心新的一代人可能忘記老一輩堅持的"無產階級革命觀"；而且認為學校教育是危險的，"知識分子"要想挽救自己，避免成為貪圖享樂的修正主義者，惟一的出路就是與工人農民打成一片。

　　在上山下鄉的宣傳中，城市知識分子與農民相結合被賦予意識形態的高度重要性，這是消滅"三大差別"、步入共產主義的重要步驟。根據斯大林的說法，三大差別是指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斯大林，1974：25-30）。在著名的"五七指示"（1966年）

　　中，毛贊成逐步消滅三大差別，號召各行各業都要兼學別樣。從這個角度看，知識青年變成農民要比變成工人更好，因為這不僅有助於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還有助於消滅城鄉差別。

　　因此，為了防止城市青年變成"修正主義者"，他告誡他們要到他和其他中共領導人鍛煉過的農村去。這項政策與不讓中學畢業生直接上大學的"教育革命"結合在了一起。中學畢業生至少要參加兩三年生產勞動，然後根據勞動表現和政治覺悟，而不是知識水平，由群眾推薦上大學。

　　下鄉"戰略"對於向共產主義進軍固然重要，卻不能掩蓋1968年末的緊迫形勢和急需解決的"策略"問題。毛澤東在文革期間沒能給中國找到一種真正的新政治秩序，所以他有時也想恢復一部分舊秩序。主要措施是成立革命委員會。可是很多紅衛兵拒絕結束爭吵，暴力事件在1968年仍然時有發生。1968年7月，毛決定派"工宣隊"進駐學校恢復秩序，並嘗試把青年送到黑龍江和內蒙等邊疆地區。但許多紅衛兵抵制恢復秩序，只有很少的人自願離城。

　　於是毛在9月發出兩條指示，並在12月22號最終做出了讓知青等"閒散"人員大規模下鄉的指示。

　　可見，下鄉運動顯然跟結束紅衛兵運動、消除這些造反青年一旦在城裡無所事事可能帶來的麻煩有關。這是毛否定紅衛兵的一種方式，他本人在夏天就已訓斥過五個紅衛兵領袖。

　　下鄉運動的這種政治動機從未公開承認，宣傳上始終堅持它的根本政治目標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當時這句話的意思是："鞏固毛澤東的政治權力，防止劉少奇式的修正主義者反攻".實際上我們看到，直到毛澤東去世前的日子，下鄉運動一直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起着重要作用。這一場讓千百萬人的一生發生重大變化的大規模社會實驗，加強了毛澤東本人建立在意識形態和領袖個人威望基礎上的權力。

　　可見，公開的意識形態目標是與未公開的政治目標聯繫在一起的。

　　這場運動的另外兩個主要動機也有類似的聯繫。

　　（二）社會經濟動機

　　除了意識形態動機外，當時的宣傳部門也強調知識青年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性。毛澤東早在1955年就說過"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這樣的知識分子"主要是指來自農村的高小畢業生，他們被要求回到自己的鄉村，在新成立的合作社中擔任會計、技術員和教師之職，但也動員了一部分城市青年到落後地區開荒種地。這項措施是對蘇聯類似的大規模政策的溫和模仿。赫魯曉夫在1953年推出這項政策，後由勃列日涅夫付諸實施，它至少在20世紀50年代具有一些正面效果（見McCauley，1976）。但在中國，這一實驗及後來向業已存在的村莊轉移人口的做法，效果卻不甚了了，因為它不具備使蘇聯相對成功的兩個要件：農業機械和一部分下放青年的農業知識。事實上，這些城市青年只不過被要求做一些體力活，他們根本不可能做得跟那些從小干慣了農活的農村青年一樣好；他們也沒有受過農學教育。無論如何，在整個轉移過程中，有些城市知識青年能夠運用自己的基礎知識，擔任教師、會計、赤腳醫生或（極少數情況下）幹部，他們也能為農村的發展做出某些有益的貢獻。但在很多地方，回鄉的農村知識青年就足以填補這些職位。只有極少數城市知青能獲得這類工作，大多數人只能幹農活。

　　1968年強調的是再教育，但也提到了農村發展需要知識青年和其他城市"閒散人員".事實上，在人口稠密的中國農村，根本不需要知青的勞動力。需要為知青下鄉找一個更具說服力的理由，那就是無業青年給城市帶來的負擔。

　　我們不難理解，何以當時的宣傳總說農村可以大有作為，而對這種明顯的問題隻字不提。

　　文革之前，那些既無法繼續上學，也得不到穩定工作的過剩的城市年輕人給城市帶來的壓力，已經引起注意。官方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表示需要限制城市發展，這導致了戶口制度的創立（Cheng &Selden ，1994）。1962年後，轉移城市知青已經成為由專門機構從事的日常行政工作，國務院甚至制定了有關這一問題的長期計劃（顧洪章、馬克森，1996：39；定宜莊，1998：218-222），它是建立在對人口和經濟發展的預測上，對令人憂慮的城市就業前景顯然起着決定性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該計劃有兩個重要的局限性：

　　第一，它完全受制於斯大林式的經濟發展思想，即把大型國有企業和快速發展重工業放在優先地位，大量提取農業剩餘。當1978年末認識到這種模式行不通時，大量增加城市就業很快便成為可能，而這主要是因為不再對輕工業、服務部門以及小型私人企業和集體企業進行限制（Bonnin，1988）；

　　第二，它僅有"科學"的表象。實際上，領導人對未來幾年的人口和經濟發展趨勢並無精確的認識，他們僅僅依靠直覺行事。由周恩來監督制定的15年或18年計劃從未實現，因為文革使這些構想化為泡影。

　　1973年，周恩來利用較為有利的形勢，再次試圖制定一項1973-1980年的計劃。這表明領導人的腦子裡一直認為有必要把城市青年向農村轉移，但對這個問題的客觀性質並不十分清楚，實際上這一政策的興衰也不是由後者決定的。

　　1968年，在學校停課、工業停滯兩年多之後，文革初期還在上中學的幾百萬學生的就業成了一個大問題。對1966-1968年畢業的所有學生來說，要在城市經濟中得到一份工作殊非易事。大學俱已關閉，更年輕的一代人等着上中學，大學教育已不是政府財政預算的重點。

　　於是，除了那些設法在城裡找到工作或參軍的少數人外，政府宣布他們"已經畢業"，並被送到了農村。

　　大多數外國和中國學者認為，城市就業問題是下鄉運動背後的主要動機。但是今天已經不能把就業和城市人口問題放在如此突出的位置上。這場運動被徹底終止，恰恰是發生在中國歷史上人數最多的同齡城市青年進入就業年齡的時刻；1970年以後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數與人口轉移運動的波動之間，我們看不到任何關聯。表3列出了1954-1974年間非農城市人口新生兒數量，它們與1970到1990年間進入就業年齡的青年數量大體一致。①「我沒有扣除死亡人數，這一年齡段的死亡人數不是太多，且對總體趨向沒有重要影響。

　　有關下鄉運動統計數字的主要難點是，就這方面的情況（與這一時期其他方面的情況一樣）而言，與城市人口惟一相關的標準是擁有非農戶口的城市人口。不幸的是，1982年人口普查後官方選擇了另一個標準，所以大多數回顧統計都沒有提供與這個標準相一致的數據。

　　但我們有足夠的數據克服這個難題，至少是部分克服。」

　　在1970-1976年期間（而且很可能始於1966年，因為1949年恢復和平後出生率就開始上升），進入就業年齡的人數是相當多的。由於1961年的"壞年成"，出生率出現小幅下降，但新一波高出生率將使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勞動力市場更加人滿為患。此後數量開始下降，但直到80年代末一直很高。因此，如果把向農村轉移城市青年當作解決城市就業問題的切實可行的方法，那麼這一政策本應在1968年後持續20年。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這一轉移僅僅維持了10年，1979年大量知青開始返城。從人口學角度看這一年情況最糟，因為它是中國歷史上城市就業狀況最緊張的一年。

　　在1968年後的下鄉運動中，顯然不是就業問題發揮着關鍵作用。

　　當然，人們仍可以認為它在領導人的頭腦中起着關鍵作用。但這種假設也受到嚴峻的挑戰，因為證據顯示，在"十年文革"中，到城裡就業的農民數量與下鄉知青人數大致相等。

　　截止到1976年底，農村大約有800萬知青（見表2）；而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的所有資料都證明，截止到80年代初，至少有800萬農民在城市就業並轉為城市戶口。①「參見Feng&Zhao ，1982：126；勞動人事部政策研究室編，1987：319.這些資料提供了更高的數字，顯然是因為它們把返城知青人數也算在了下放知青和從農村雇用的"農民"的人數之中。後來的文獻表示，1976年以前一共從農村雇用了1400萬人，包括800萬農民和600萬知青（見"當代中國的勞動力管理"編輯部，1990：138）。800萬的數字可能偏低，因為它來自另一份官方資料提供的1971-1972年的數字，見"中國勞動人事年鑑"編輯部，1989：195-211.」

　　在70年代末退休的人中間，按照頂替制度，甚至允許他們的一個農村子女頂替他們。②「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82年2月10日：885-886.」

　　顯然，就業問題是文革前下鄉的主導因素。但從1968年開始，強調的卻是意識形態和政治目標，這深刻改變了轉移政策的意義和後果。

　　在1969年2-3月（正好是大規模下鄉運動的初期）召開的計劃會議上，周恩來在最後一天的討論中回答了某些代表提出的問題：如果城市工廠需要勞動力怎麼辦（見顧洪章、馬克森，1996：85）。這些問題表明，下鄉政策完成了一次重心大轉移：文革前的問題是城市青年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麼辦，文革後的問題則成了到哪裡尋找勞動力以代替下放知青。

　　我們只要看看城市增長問題就可以清楚，在大規模下放時期（1968-1977），知青和數百萬其他城市居民（幹部、知識分子、"閒散人員"、壞分子）的外遷所帶來的"成果"，都被農村居民的永久性遷入抵消了。

　　上表表明，在1968-1977年間，儘管有將近900萬知青、外加幾百萬其他城市居民（大約300-500萬）從城市遷出，但存在着大致的平衡。這似乎表明，要麼從農村雇用的勞動力數量多於800萬，要麼是這個數字包括了與他們合法團聚的家屬。

　　由此可見，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就文革之後的下鄉運動而言，就業和控制城市化的問題是從屬於意識形態和政治動機的。這並不是說負責具體落實的領導人不起作用，但他們對這場運動的規模和形式影響甚微。毛澤東在1966年宣稱，任何時候都要"政治掛帥"③「見1966年第1期《紅旗》雜誌社論。」，他為了在下鄉問題上讓這項指示得到肯定，一直堅持到生命的最後。

　　可見，下鄉運動的動機是多重的，不同的時期側重點也有所變化，這主要由於當時高層有不同意見。從下鄉政策和管理的變化上即可看到這一點。

　　三、計劃與組織：最高層之間的關係

　　從文革伊始到1976年毛去世，各級官僚的表現確有些悲壯。最高領袖的政治理想把這個大國搞得動盪不安，他們則費盡心力地試圖按照"科學唯物主義"為它建立某種秩序和計劃。

　　根據中國學者和離職幹部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撰寫的著作，我們現在對主要領導人在下鄉問題上的想法和行動，以及他們對這場運動的行政管理，才有了更好的了解。

　　政府對文革前的下鄉活動嘗試過認真的計劃和組織。為此專門建立了一個機構，負責為全國和省級的下鄉活動起草計劃和組織日常會議。①「關於1962年到1982年負責下派工作的官方機構的演變，參見顧洪章、胡夢洲，1996：245-250.」周恩來總理在1963年6月提出了一個15年計劃，它很快又變成了18年計劃。該計劃認為，剛開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將在兩年後收到成效，當16年後年輕人達到就業年齡時，將發生勞動力供應的下降。

　　這個非常粗略的綱領性文件從未公布過，但每年都制定一個計劃。

　　1964年1月專門成立了一個負責向農村安置城市知青的領導小組，由當時分管農墾局的副總理譚震林任組長。由於當時的下放工作是根據自願和半自願的原則加以組織，譚似乎很清楚說服大量知青離城的困難。在1965年秋的一次會議上，他提出了一個旨在將1100-1200萬知青下放農村的15年計劃。在會議剛開始時，他預計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1966-1970）將有600萬青年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但他在會議結束時預測，這一時期只有366萬人能夠離城（見顧洪章、胡夢洲，1996：76-79）。

　　文革使所有的長期計劃落空，專職部門都被撤消，大多數知青也趁機返城。但在1967年底和1968年初，他們又被強制返回農村。

　　當下放工作在1968-1969年以更大規模重新啟動時，強調的是幹部群眾貫徹毛主席指示的熱情，而不是計劃和組織。譚震林在1967年2月被解除官職，此後領導小組及其管理部門中央安置辦也撤銷。進駐所有學校的"軍宣隊"和"工宣隊"竭力貫徹毛的指示。現在我們知道，即使在這些混亂日子裡，中國的官僚仍然恪盡職守，落實政治領袖的決策。然而安置辦雖然備受批評，領導也被撤職，它卻仍在"秘密"工作，並兩次搬家（見顧洪章、馬克森，1996：89、93）。1969年12月，它脫離農墾局與勞動局合併，該局的軍代表成了它的領導。當時有兩名幹部在中央一級負責1960年以來下放的大約600萬知青的工作。1970年6月，這個局更名為"安置小組"，被併入國家計劃革命委員會的勞動局。它的名稱從未見於報端，但一直存在並出版一份內部通報。在1969年2、3月間的國家計劃會議上，決定該年下放400萬知青到農村。

　　這一龐大的數字完全是以當時的革命熱情為基礎，表明了此項計劃未必反映着經濟理性，而是用於把烏托邦變為現實。

　　1968年，為管理下放工作成立了一些專門機構，由於這項工作是在地方一級展開，所以它們有不同的名稱，職能也略有不同，隸屬於不同的部門（見劉小萌，1998：275-284）。

　　直到1973年，在有利的政治形勢下（林彪事件之後），周恩來開始着手對這場運動加以整頓。

　　然而毛澤東後來又使這場在1971-1972年失去動力的運動重新復活。1973年4月27日，周召集了一個高級幹部會議討論下鄉運動，表示要對毛的願望迅速做出反應，同時將文革前下鄉工作中的經濟理性、良好的管理和計劃重新引入這一運動。

　　1973年以後，這一運動無疑得到了更好的計劃和組織。這年10月，成立了負責知青安置的領導小組"知青辦公室"，對貫徹領導的決定起了重要作用。但知青辦隸屬的領導小組在1976年以前並不存在，原因不詳。知青辦幹部為一個不存在的領導小組工作，並沒有明確方向。

　　當它在1976年終於成立時，知青辦成立已經快三年了（顧洪章、胡夢洲，1996：136、247）。1973年的全國知青工作會議提出並在隨後推行的改革，又給下鄉運動注入了新的動力，使下放青年的人數再次增長，這也意味着對某些極左意識形態目標的摒棄。例如，免予下鄉的條件種類增多了，這與全面下鄉的潛在要求是相悖的；知青主要下放到他們所在城市的郊區。在全國知青會議之後形成的株洲模式中，將知青與農民分開，在獨立的農業單位中勞動。

　　1973年的改革為1978年之前的下鄉運動制定了大方向，這似乎是意識形態與理性的管理之間的某種妥協。但這種妥協是脆弱的，經常被動搖。大學高考的恢復導致了張鐵生事件，激進派把這個在考試中交白卷的人稱為英雄。極左派也開始抨擊官僚，揭露一些幹部為了讓子女回城或上大學而走後門。然而毛澤東怒斥了這種抨擊，他在內部講話中說，"走後門的也有好人，走前門的也有壞人。"同時江青給河南的一個知青寫信，鼓勵他們積極參加批孔運動，讚揚他們"紮根農村取得的成就"（劉小萌，1998：548-555；顧洪章、馬克森，1996：126-127）。這是極左派把知青爭取到自己一邊而做的努力，他們"批周公"，反對溫和派允許知青下放幾年後返城的做法。由於周恩來對宣傳部門發出嚴厲批示，這封信未在全國範圍內得到響應，但也沒有擋住他們利用一些知青典型去反對周恩來和他去世後可能接班的鄧小平。

　　"四人幫"後來攻擊鄧小平時，便是在下鄉政策和大學生選拔方式上大做文章。極左派抨擊他贊成知青返城，他們要讓知青紮根農村，成為"社會主義新型農民"，而鄧小平則要"拔根".實際上，當時的"拔根派"並不反對知青下放，但他們贊成輪換制度。負責下鄉運動的官員在這一問題上持有輪換還是定居兩種意見。這是知青辦一直要求抓緊成立領導小組的原因之一。但採取主動的依然是毛澤東，起因還是一封"群眾"來信。1976年1月16日，兩個陝西村民給毛寫信說，他們無法在城市工廠就業，而農民沒有推薦的城市知青卻得到了這些工作。讓農村青年得到這些工作才更公平，更有利於消滅三大差別。毛在這封信上批示說："送政治局。知識青年問題適宜專題研究，先做準備，然後再一次給予解決。"為貫徹毛澤東這最後一條有關下鄉問題的指示，領導小組終於建立起來，由陳永貴任組長。他開始為一次全國性會議做準備。由於意見分歧，準備工作頗費周折，以至於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時準備工作仍未就緒。在極左派影響下寫成的一個報告於8月28日送交當權者，但9月9日毛的去世中斷了所有準備工作（顧洪章、胡夢洲，1996：130-132）。同時，鄧小平隨後也被撤職。1976年9月底的一篇官方文章宣稱"，發動和領導"批鄧鬥爭的原因之一，就是毛強烈反對鄧小平修改下鄉政策。①「見1976年9月27日《光明日報》第3版。」事實上，毛在生前絕不允許其他領導人質疑或修改他的上山下鄉觀點，更一般地說是他的教育方針。

　　從1962年到毛去世，毛對下鄉運動的想法主要是基於意識形態的政治動機，而溫和派領導的想法則主要取決於他們認識到的經濟必要性。但從長期來看，每一方都需要對方。只有毛的最高指示才能動員千千萬萬的百姓及幹部，但是實際工作只有龐大的官僚隊伍才能實行。

　　在下鄉運動期間任何領導人都不反對下放政策，毛去世後依然如此。

　　華國鋒在1977年仍然熱心維護這一政策。

　　1978年末召開的全國知青會議上領導層達成了新的共識。基本設想是，下鄉政策終將取消，但為了避免給城市帶來就業和人口過剩的問題，這項工作不能操之過急。當時仍有必要對下鄉運動給予積極評價，雖然必須否定"四人幫"對政策的歪曲。鄧小平曾在1978年3月的內部講話中表示，對於下鄉帶來的問題，長久的解決辦法是在城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①「關於1978年主要領導人對這個問題的一些（無法證實的）內部表態，參見顧洪章、胡夢洲，1996：153-162.」但這次知青會議決定，目前仍有必要讓一部分知青下鄉，但要改善條件。對於那些下放時間已久、有家庭困難和健康問題的知青，可以允許返城，其他人仍要留在當地。這次從10月31日一直開到12月10日的全國知青會議做出的決定，未能阻止大量知青在1978年到1980年間返城和這一時期下放人數的大幅降低（見表1和圖1）。主管部門在1979年仍竭盡全力貫徹會議決定，但下鄉運動終於在1980年全面停止。1981年11月25日，在大多數知青已經返城的情況下，中央知青辦也完成歷史使命，它被併入勞動總局下面剛成立的就業司。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知青的大量返城，正值人口史上最嚴峻的時期（見表3），結果為城市帶來了巨大的就業問題。雖然政府採取了重大措施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但這些問題仍延續了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