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偉時：狼奶不能再飲 |
| 送交者: 地緣 2007年01月23日12:17:27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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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時：中國歷史教科書風波憂思 面對至今尚未止息的風波，察古觀今，感慨良多。
在《冰點》停刊整頓的處理決定中給拙作定下的罪狀是：“極力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罪行翻案，嚴重違背歷史事實，嚴重違背新聞宣傳紀律，嚴重傷害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嚴重損害中國青年報的形象，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嚴重違背新聞宣傳紀律”云云，由於對這些“紀律”及其法律根據毫無所知，無從討論。形象如何受損、影響如何惡劣，眾所周知，不必贅言。其他莫須有的罪名，不僅是對個人尊嚴的侵害，更令人憂慮的是我國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生存環境。
狼奶不能再飲
拙作《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寫於2002年6月，登載在《東方文化》雙月刊第六期，銷路很好；放到網上，點擊率和轉發率高得驚人。時間過去整整三年，《冰點》拿來重新發表，竟然觸發雷暴！對我說來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
拙作的一個重要觀點，是企盼不要再給我們的青少年再飲“狼奶”。什麼是“狼奶”？
1979年5月初，在北京舉行的第一次全國五四運動討論會上，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長鄧力群在大會報告中介紹張志新烈士悲慘遭遇後慷慨激昂地說：“同志們，我們是喝狼奶長大的！”這句話可圈可點！在我看來，所謂狼奶就是19世紀以來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把階級鬥爭絕對化、片面化的觀點。
前者妨礙中國吸收世界世界先進文化。
後者動輒把人們的意見分歧和利益衝突看作階級鬥爭新動向，為肆意剝奪公民權利的暴政和暴民專制提供根據。
錯誤思潮一經形成，習非成是，成為融入人們腦袋的思維習慣，要清除其影響十分不易。可是，要建設現代化的國家，要使公民權利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護，這些百年積垢非清除不可。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應該從娃娃開始，化除戾氣，培植寬廣的胸懷，既尊重自己，又敢於正視自己的弱點，尊重別人，尊重其他民族，為構建平等、和平的世界，民主、自由、法治的中國社會奠立堅實的思想基礎，而我國的歷史教科書不符合這個要求。為了揭示這個不正常的現象，筆者寫下這篇文章。
去年，胡錦濤主席把民主、法治列為建設和諧社會的首要措施，空谷足音，令人高興。
不過，在強大的傳統面前，要落實這些思想實非易事。拙作的遭遇就是一個實例。
所謂“極力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罪行翻案”
拙作主要討論了火燒圓明園和義和團事件，在指責侵略者罪行的同時，也總結了清政府操縱民眾所做的錯事乃至罪行。百年前的陳年舊事，不論說得對還是不對，平心靜氣好好討論，大家得益。不料飛來的是幾頂政治帽子！
關於前者，筆者開宗明義就指出：“火燒圓明園是英法侵略軍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也是中國人民心頭無法磨滅的創傷。”結論是：“面對咄咄逼人的強敵，作為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衝突，爭取時間，改革和發展自己。而當時的政府和士紳，完全被極端愚昧的情緒支配，在小事上製造違約的蠢行，結果釀成大禍。如果清政府決策層和有關的地方督撫不是那麼愚昧，這場災禍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認識水平和專制的決策程序，是歷史的積澱，不是朝夕所能改變的；侵略者的本性又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成為文明之師；於是，這場災禍又是難以避免的。” 至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就比大陸的編得高明。它把這次戰爭的起因歸結為四點：1，外人入城問題。2，續修條約問題。3，阿羅號船事件。4，馬賴神父事件。這樣說符合歷史實際，無損中國國家利益，有利於年輕一代學會冷靜地分析歷史問題，顯示出編者是合格的歷史學家。”
關於後者，我的結論是：“對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評述比較全面的同樣是香港的教科書。它既譴責義和團‘大肆排外，殺教士、教民，連藏洋書、戴眼鏡的人都不放過，且到處破壞，燒教堂、拆電線、毀鐵路。’‘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德國公使克林德先後被殺’；也指出‘當時聯軍紀律極壞，任意焚掠屠殺，其中以俄、德兩國軍隊及英國的印度兵最為殘暴。’細緻分析了義和團產生的背景：1，民族情緒。2，民生困苦。3，列強侵略。4，教案頻生。還全面論述了辛丑條約的內容及它對當時和日後中國的深遠影響。[ii]任何不抱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部教科書說的是真實的歷史。”
白紙黑字，哪裡有“極力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罪行翻案”的影子？
這篇拙作要回答的問題不是帝國主義如何侵略中國，而是在譴責列強侵略的前提下，討論更高層次的問題：怎樣才能有效地反對侵略、維護中國人民的利益。我的結論是： “面對咄咄逼人的強敵，作為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衝突，爭取時間，改革和發展自己。”這是反覆研究19世紀中國慘痛歷史教訓後作出的結論。
19世紀的大清帝國已經腐朽不堪。即使沒有外敵入侵，改革也已刻不容緩。鴉片戰爭後魏源便一再鼓吹“以內修為外攘”，即通過內部改革達到驅除侵略者的目的，並在《海國圖志》中相應地提出了一個改革綱領。此後，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為學習西方、改革自己，謀求自強，是對抗列強的唯一正確道路。馮桂芬、王韜、郭嵩燾、薛福成、黃遵憲、鄭觀應等人苦口婆心反覆論證的正是這條道路。恭親王、文祥、李鴻章等開明官僚也支持這種主張。李鴻章在19世紀70年代將之概括為“外須和戎，內須變法”。鄭觀應在《盛世危言》這部巨著中反覆鼓吹政治上“設議院”；經濟上依靠私商進行“商戰”；教育領域必須興西學，改革考試制度；文化上要支持報館，痛斥“暴君污吏必深恨日報”；如此等等，中心思想就是從制度改革中尋求救國救民之道。至於眾所周知的康梁的維新變法，更是推動思想變革與制度變革的運動。站在他們對立面的是倭仁、剛毅等頑固派和只會空談的清議派。對待制度改革的態度是真愛國還是空談誤國的分水嶺，是真正維護國家獨立還是為列強摧殘中國提供藉口的試金石。
但是，在多方掣肘下有識之士的主張無法實現。抗拒改革的力量特別是不願進行制度改革的勢力成了19世紀大清帝國的支配力量。代價是悲慘的：一億多中國人“非正常死亡”，而且絕大部分死於中國人自己的刀下和餓死；賠給外來侵略者約七億兩白銀，相當於當時十多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其中最大宗的賠款是由義和團事件造成的。孟子說：“反求諸己”；毛澤東一再宣揚內因是決定性因素。面對如此巨大的挫折，歷史研究者從內部尋找原因，銘記歷史教訓，有何不可？而這樣思考有罪，究其原因，恐怕還是極端民族主義和階級鬥爭絕對化的陰魂在作祟。
所謂“嚴重違背歷史事實”
任何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探討，當然只能以歷史事實為基礎。《決定》沒有指出拙作究竟在哪些地方“嚴重違背歷史事實”。網上反對拙作的文章，除了那些肆意漫罵令人為寫作者的品格和學養如此低劣搖頭的大字報外，也有幾篇嚴肅地思考了一些問題。他們的責難，歸納起來有三個：（1）侵略者打到家裡來了，一切反抗行動都是有理的。（2）義和團破壞現代文明設施是阻擊侵略軍的行動。（3）義和團破壞現代文明設施是清政府鎮壓迫出來的。坦率地說，這些責難後面還是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和為此目的不顧歷史事實。
關於義和團，文化革命鬧得天翻地覆之際，毛澤東寫了一段著名的的“最高指示”：“究竟是中國人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 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污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29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北京版）所有的辯護詞，似乎沒有超過這個水平。中國的大門確實是被迫打開的。問題是進來的不僅是手持武器的侵略者，還有大批的商人和傳教士。為了中國的國家利益，應該怎樣對待他們？在中國領海甚至內河有列強的軍艦游弋，領土上有外國武裝駐紮，當然是侵害主權的莫大的屈辱。可是，當你的國力不足驅逐他們的時候，應該臥薪嘗膽還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主動襲擊他們？又以傳教士來說，他們良莠不齊，其中固然有仗勢欺人的不法之徒，也有為中國的文化教育醫藥乃至外交和其他事業作出卓越貢獻的友好人士。翻翻19世紀中國教育史、新聞史、法律史、翻譯出版史和科學技術和醫藥衛生發展的歷史，那一領域沒有得到西方在華友好人士的幫助？洋人不等於都是帝國主義者，即使是列強的官方代表，也要按照國際法以禮相待；籠統說反抗甚至打殺他們就是有理；肯定不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嚴肅態度。
鴉片戰爭後，處於弱勢的清政府操縱廣州士紳，連續十多年進行反入城鬥爭，成為引發第二次鴉片戰爭造成增訂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是誤國殃民的蠢行還是應該歌頌的正義行動？
又以義和團事件來說，其中重要原因是農民和天主教徒的利益衝突。鴉片戰爭以後，此類矛盾連綿不斷，清政府總結經驗後已經懂得，督促神職人員約束教徒和官員及時依法秉公審理有關案件，矛盾通常都能得到解決。在義和團事件中，是頑固派操縱無知農民殺害無辜，殺害外國人，為帝國主義入侵製造了藉口，給國家帶來空前的災難。1900年6月24日，慈禧甚至下詔，命各省督撫屠殺洋人。我國的教科書竟沒有一字提及！譴責這些罪行，讓後人牢記歷史教訓，與“為帝國主義侵略翻案”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怎麼能混為一談？ 義和團和官員殘殺的洋人是231人；而殘殺的中國人數以萬計，財產損失巨大；給外國的賠款四億五千萬兩，國家形象的損害更難以數計。因此，包括孫中山、魯迅、胡適和20年代以前的陳獨秀在內的知識階層的許多人，都曾毫不含糊譴責義和團是“拳匪”。有的學者絞盡腦汁為他們的罪行開脫，歌頌義和團的書籍汗牛充棟。應該尊重他們的言論自由。但是，筆者無法認同他們的結論。
任何政府都有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責任，義和團在山東興起之初，就留下亂殺和搶掠“教民”（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徒）、非教民的記錄。1896年7月他們就“藉毀教之名，既拆教堂復搶鹽店”。說得透一些，其實他們所謂反洋教很多時候也是一種藉口。1899年春夏間，“在曹州、濟寧各屬，掠教民一千一百餘家，並掠及平民二百餘家。秋冬間在東昌、濟南各屬，掠教民六百餘家，亦掠及平民百餘家。內多擄架勒贖之案，直與盜匪無異。”（《義和團檔案史料》第1、94頁，中華書局1959年北京版）任何政府對這樣的行為都不可能坐視不理。義和團的燒殺搶掠不能歸罪於清政府。
1898值1900年間流傳、被研究者稱為“義和團主要文獻”的歌謠寫道：“不用兵，只用團，要殺鬼子不費難。燒鐵路，拔電杆，海中去翻火輪船。”（《義和團文獻輯注及研究》第31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這是當時的愚民對外來文化的認識，把摧毀鐵路、電線說成是戰爭的需要，顯然是詭辯。
再看看他們行動的具體日程吧。各國援兵抵達天津海口是1900年6月1日的事；6月10日西摩率聯軍向北京進軍；6月17日聯軍攻打大沽炮台。在六月以前，各國除了增兵保護使館外，沒有新的侵略戰爭行為。義和團的反文明罪行則已慘不忍睹。僅以5月為例，5月12日在直隸（今河北）淶水“拳匪……將南高洛村教民居住之房屋，放燒約四五十間，並在井內，見有殺傷男女大小約二三十口”。（中國史學會主編：《義和團》（四）371頁）13日又在定興縣燒教民房屋十數家。5月26日起開始燒和拆毀蘆溝橋至保定的鐵路、拔電杆，京郊琉璃河車站和涿州鐵橋亦被燒毀，蘆保鐵路交通中斷。5月31日則保定以南的鐵路、橋梁亦被拆毀或焚毀。也就是說，他們肆無忌憚破壞鐵路和通訊設施等等，時間在八國聯軍入侵以前，地點是與阻擊入侵者毫無關係的蘆溝橋到漢口的鐵路。至6月6日，京津鐵路亦遭破壞中斷。後來更是愈演愈烈，罄竹難書。
義和團要消滅的不但是鐵路，還有洋貨、洋學堂及其學生等一切沾有洋味的人和物。如在北京，“凡賣洋貨者均逃閉。否則，團民進內，將貨物打碎，然後將房焚毀。住戶亦是如此。各街巷拋棄煤油如潑髒水一般，各種煤油燈砸擲無數，家家戶戶尤恐棄之不及，至貽禍害。”“京中各壇團民借端生事，攪擾不堪。凡夙昔略有微嫌，即悞指為‘二毛子’，或一人，或全家，必搜尋砍斃。甚至三五歲幼童亦不留一線之延，慘不忍聞”。（仲芳氏：《庚子紀事》第13、22頁，中華書局1978年北京版）類似罪行，遍及各地。這叫什麼反抗侵略者的需要？ 更令人擔憂的是，歌頌只要自認為有理就可以殺人放火，究竟會給我們的少年兒童的心靈留下什麼？
摧殘學術、文化和創造力的體制，此時不變，更待何時？
1957年，毛澤東反覆申說：“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制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是非問題，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不幸，他自己言行不一，把11％的中國知識分子（當時毛澤東說，全國有高中以上的畢業生500萬左右）打成右派，人為製造了在文革十年中達到高潮的連綿不斷的階級鬥爭，後果不堪回首!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時至21世紀，還有人要違背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繼續沿用行政命令和強制的辦法粗暴地對待思想、學術和文化的爭議。
其實，人的認識千差萬別，對一些重大歷史問題有不同觀點，非常正常。除非法律作出規定（如德國不准宣傳國家社會主義——納粹），讓大家自由討論，由讀者作出判斷，是唯一正確的途徑。拙作討論一百多年前的陳年舊事，它既不影響社會穩定，更談不上威脅國家安全，有些人認為這是大毒草，在《冰點》和其他報刊上各抒己見，辯駁論難，澄清是非，滌瑕盪穢，提高讀者的辨別能力，有何不可？這是常識，也是各國《憲法》幾乎都有的保障學術、言論自由的制度。不顧《憲法》明文，向常識挑戰，何苦來啊？
這件事發生在中共中央負責人一再為中國人的創新能力不足而着急和大聲疾呼的時候，特別顯得突兀。
在一些人心目中，自然科學和技術要放手創新，而人文社會科學則要加緊管制。這是忘記歷史教訓的非常危險的想法。有兩件很值得認真思考的事實：
1．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從批判電影《武訓傳》開始，究竟有哪一次學術、文化和思想批判收到了良好效果？
2．半個多世紀來，給國計民生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的舉措，無一不是人文社會科學觀點的錯誤加上沒有民主法治造成的。痛定思痛，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弄得鴉雀無聲是非常危險的。
在無法窮盡的社會和自然現象面前，任何人都應保持謙卑的態度，嚴格遵守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民主、自由制度。中國人吃一個腦袋代替全中國人思考的苦頭已經夠多了，換上“閱評組”若幹個腦袋也不可能比“偉大導師”還要偉大。不是這些同志不聰明，而是這樣的制度不適應學術文化的發展。
就在發表拙作的那一期《冰點》上，一篇《憶沈從文：作家死了》的短文看後令人非常難受。“沈從文的個人心靈史上，1949年是極為苦痛的一章。當年3月，他兩度自殺……獲救後，沈從文一度‘住在一個精神病院療養’。…… 在沈從文的學生、作家汪曾祺看來，沈從文受到‘致命的一擊’，是1948年3月郭沫若發表了《斥反動文藝》，將沈從文定為‘桃紅色’的‘反動’作家。” 沈從文（1902～1988）無疑是20世紀中國才華橫溢、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可是，1949年以後，他的創作終結了。稍為了解現代文學史的人都知道，這不是孤立的現象。1949年以後，除極為個別的作家的個別作品（如老舍的《茶館》），一大批早已成名的作家在1949年以後都寫不出引人注目的作品。原因無他，就是精神受到不應有的壓抑。
粗暴地對待知識階層和知識產品既傷害國家形象，又損害國家長遠發展，千萬不可等閒視之！文化學術科學技術是高度複雜的精神勞動，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環境，人們的創造力不可能充分釋放。創巨痛深，務必不要重蹈覆轍！
中國社會發展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臨界點。從制度改革中尋求新的發展動力已經成為無法迴避的任務，而政治體制滯後，已經成為許多有識之士的共識。改革的中心和成敗的關鍵是能否落實胡錦濤主席把民主法治列為建設和諧社會首要措施的指示。這也是把中國人被壓制的創造力釋放出來的關鍵。圍繞這個關係中國前途的中心，許多制度應該重新審視。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關乎幾代人的精神狀態和學術文化發展，其改革更加刻不容緩！
2006年2月9日星期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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