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患有扁桃腺發炎, 一發就是四十度高燒, 重則住院,輕則休課數天. 以後去了黑龍江, 發作的更是頻繁. 一旦發作, 只好一個人睡在知青宿舍, 就着家裡帶來的肉鬆, 啃幾口冷饅頭, 或喝點大碴子粥. 對了, 那時沒有微波爐. 史地有位去中國旅遊過七天的愛國華僑說我看不到農村插隊的陽光, 也只好讓他說了.

71年1月我第一次探親回到上海, 媽媽心痛的不得了, 說在滬期間無論如何要開刀割除. 我家住在松江, 縣醫院據說條件還不錯, 但沒法開, 所以要轉到上海瑞金醫院(現廣慈醫院). 我們那時不能直接去那兒看, 必須轉診, 有點象美國家庭醫生轉專科醫生(referral). 媽媽就帶我去縣醫院的外科, 外科一問年齡不讓看, 說要看小兒科, 於是媽媽就帶我這個知青去小兒科排隊. 驗血驗尿以後, 醫生叫我們第二天來看結果, 開轉診單. 第二天,醫生滿臉烏雲, 告訴媽媽,我小便有四個+, 在查出病因以前, 扁桃腺是不能開的. 於是又做了一連串的檢查, 包括X光,也沒查出什麼, 最後醫生診斷為急性腎炎, 要我靜養, 淡食, 他警告說, 如果不小心變為慢性, 那就是一輩子的事了. 於是我就天天躺在床上聽收音機. 因為要淡食, 媽媽要為我單獨燒菜, 但再好的東西, 不加鹽燒出來,就成了憶苦飯. 有一次她托人買了瓶無鹽醬油, 給我煮了碗面, 吃了沒幾口, 我就全部吐了出來.

在二月份的某一天半夜, 我忽然腹部劇通, 媽媽知道我相當能吃苦, 痛到這個地步, 肯定不是一般的痛, 就叫了三輪車去醫院. 醫生說需要第二天去上海做檢查. 因為怕影響檢查準確性, 還不能打止痛針. 好多年後, 有人說其實可以打阿托品, 但已是驢後炮了. 到瑞金後, 醫生說要做腎盂造影, 就是隔天晚上吃瀉藥, 檢查前打一針靜脈注射, 然後在腹部壓上三個沙袋, 用一根帆布帶拼命往裡壓. 然後拍好象五六張片子. 結果出來了, 醫生說輸尿管結石六顆,右腎三分之二積水, 需要手術, 因為從病房手術室到開刀醫生都要排隊,估計至少要等半年. 媽媽也不懂, 就問了一下我是否要繼續淡食, 醫生說不用, 我那高興勁就不用提了.

回家以後,媽媽告訴略有醫學知識的同事, 他們說這怎麼行, 2/3的水, 不到半年, 這右腎就要摘除了. 媽媽於是再帶我去上海, 去求醫生開恩, 醫生也表示沒有辦法. 最後有一個醫生說, 如果上海市上山下鄉辦公室能出個證明, 住院處一般會考慮. 於是媽媽叫我自己去外婆家, 她去學校開張證明, 否則鄉辦怎麼會聽你. 那時全國都極左, 但媽媽的學校比去世的爸爸的學校還是要好得多, 就開了張證明, 希望鄉辦照顧等等, 也沒有提家庭背景. 那時上海松江沒有高速, 一次單程將近兩小時. 那幾天, 媽媽把班級幾乎全部拜託另一個老師, 兩天跑了兩個來回.

當時的市鄉辦在威海衛路上一條極小的弄堂里, 好幾十人在排隊, 好象是兩三個人在接待. 媽媽把學校證明及我的邊境居民證給他看, 告訴他我還不到16歲,請他千萬照顧一下,言語之悲切直到我自己有了女兒後才能感受到. 接待同志態度很好, 記得不到20分鐘就替我們出具證明, 請瑞金醫院儘早安排. 媽媽膽小, 問他萬一有什麼問題能不能再來找他, 他說可以.媽媽問他貴姓, 他說姓項.

半個月不到, 我住進了醫院. 手術是正好在瑞金的華東醫院的一位胡醫生做的, 很成功,一星期拆線. 據行家說, 刀口很直, 說明醫生技術很好. 他們把輸尿管擴張,取直, 然後讓我吃中藥, 把結石排出, 最後積水會慢慢自己消除.三個月後,我再做造影, 石頭全部消失, 積水大部消除. 當時我們隊裡還有四位上海去的幹部, 一位老李回上海來看望我, 媽媽的那個班正好是分配季節, 要去雲南農場, 媽媽要挨家挨戶訪問, 實在走不開, 就問老李能否陪我去醫院看片子,老李一口答應.

那位愛國華僑叫我要看到陽光, 我就來盡一下努力. 當時如果我不是在黑龍江, 象我們這樣的家庭是不可能從任何渠道得到任何照顧的, 當然不去黑龍江,是否會得這病, 眾大夫們也是可以探討的. 我媽媽的學校救人第一, 為媽媽開具一張不帶政治色彩的證明, 在當時應該說是很不容易的. 當時由知青下鄉帶來的招工招生參軍中的超級腐敗尚未成氣候, 那位項同志用人民給予他的那點權利救了我這個毫不相識的知青, 他沒有問我的出身, 沒有問任何與政治有關的問題. 除了一聲謝謝. 他什麼都沒有得到. 我很小就失去了父親, 上海幹部老李帶我去看檢查結果, 醫生們都以為我是他的兒子. 這就是我見到的陽光, 還不止一絲. 但苦難深重的知識青年, 實在需要更多的陽光.

老五味一定還記得壓舌帽的<千里尋母到藍山>,事隔多年,他還記得救命恩人董阿姨. 同樣的道理, 我一輩子不會忘掉項同志, 老李, 胡醫生. 我知道摘除一個腎人還能活, 所以短文取名半死一生, 而不是聳人聽聞的九死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