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14 來源：中國國家地理

就歐亞大陸的歷史來說，匈奴帝國是在以連綿草原為主要地理特徵的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出現的第一個騎馬游牧民建立的大型帝國，其幅員之遼闊，足以與同時代任何一個定居王朝相比。

有一點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匈奴，任何一本中國通史上都會介紹匈奴。可是在專家學者看來，在有關匈奴的歷史敘述中，疑問與困惑遠遠超過了明確與理解。至今我們還不清楚匈奴人是蒙古人種還是印歐人種，他們說什麼語言，長什麼樣子。匈奴僅僅與秦漢王朝有接觸，歐亞大陸上的其他古老文明甚至不知道匈奴的存在。匈奴的歷史，未知的比已知的多。不過當作者帶我們在蒙古高原的鄂爾渾河穀草原上，在大漠深處的漫漫戈壁、黃沙中，認真思索我們已有的有關匈奴歷史知識中那些可疑的和似是而非的部分時，我們離匈奴的真相，已經越來越近。

歐亞大草原上的游牧帝國是從匈奴開始的。從匈奴到蒙古，一千五百年間，無論創造了輝煌文明的歐亞定居社會如中國、印度、波斯、地中海諸國、東歐和中歐諸國曾經如何強盛，但當他們面臨草原游牧軍隊的鐵騎時，都顯得那樣笨拙和孱弱。自古以來，站在定居文明立場上的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也都絞盡腦汁想弄明白，為什麼擁有高度文明和偉大傳統的農業國家，竟如此經不起那些乍興乍滅的草原政權的猝然一擊？除了大肆渲染並極力誇張游牧軍隊的殘忍和野蠻，難道就只能把定居文明的失敗歸因於定居文明自身的政治腐朽和王朝墮落嗎？傳統的歷史學家無法解釋這種歷史的和現實的困境。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關心匈奴的原因。現今有關匈奴的歷史知識，存在着許多疑問、猜測和誤解，一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關於匈奴的西遷。東漢中期漠北的北匈奴被鮮卑擊破之後，蒙古高原上的匈奴似乎就再也沒有以高級政治體的形式在中國史籍中出現，原北匈奴的力量中只在西域仍有零星出現。《後漢書·鮮卑傳》說“匈奴余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是漸盛”，已經指出了在北匈奴的政權破滅後，原匈奴民族被新的統治民族——鮮卑族所吸收的事實。但是，當18世紀中期的法國東方學家德經（Joseph Deguignes）得知中國歷史上有個匈奴（Hsiung-nu）時，就立即聯想到西方歷史上的匈人（Huns），二者名稱上的近似使他相信匈人就是西遷後的匈奴。他的聯想經著名歷史學家吉本（Edward Gibbon）寫入《羅馬帝國衰亡史》後，竟成為一種流行觀點。然而，從北匈奴破滅到匈人出現在拜占廷的東方諸省，其間有二百多年的年代學上的斷裂。為彌補這種斷裂，西方一些學者把許多不相干的歷史事實聯繫到一起，為匈奴西遷編織了年代上的和空間上的遷徙歷史。當然，這些編織大都是牽強附會、缺乏可靠依據的，早就被現代學者所否定，除非出現進一步的證據。把匈奴與匈人聯繫起來的嘗試不屬於歷史學家的工作，這在當今的歐亞學中幾乎已經成為共識。有趣的是，在中國仍然有相當多的人對這個說法信為確論，津津樂道。這個現象本身，足以說明匈奴歷史中存在着許多非歷史的內容。

但要正確解讀匈奴的歷史也非一件易事，因為匈奴人沒有留下任何直接的文字資料。就歐亞大陸的歷史來說，匈奴帝國是在以連綿草原為主要地理特徵的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出現的第一個騎馬游牧民建立的大型帝國，其幅員之遼闊，足以與同時代任何一個定居王朝相比。但是，我們無法知道匈奴人是何時成為游牧民的，更無法知道他們是怎樣以及向誰學到了建立龐大國家組織所需要的政治技術。現在學術界越來越相信，作為一種經濟生產方式和人類社會形態的游牧，要比農業和定居社會的出現晚得多。游牧的基本要素是馬的馴化和騎乘，這種技術到底是從南俄草原上興起從而逐漸傳播到東部的蒙古草原上的，還是多元起源、各自獨立發展起來的，到現在還存在着很大的爭議。但是，可以肯定地說，作為草原政治體高級形態的匈奴帝國的出現，絕不應當是像它在史料中所呈現出來的那樣突如其來。
2005年夏，原新疆考古所所長王炳華先生參加美國與蒙古的合作項目，在塔米爾河北岸草原上主持對一組匈奴墓地進行發掘。他們除了找到許多明顯屬於草原游牧社會的物品，如銅、飾件、皮製品、陶器以外，還發現了許多有鮮明東漢特色的物品，如漆器、銅鏡、五銖錢等等。這為墓葬斷代提供了確切的依據。有意思的是，東漢時代匈奴分裂為南、北兩個集團以後，仍然控制着漠北草原的北匈奴幾乎完全失去了與東漢政權友好往來的機會，雙方不再有正式的通使和貿易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北匈奴要得到東漢的物資應該很不容易。塔米爾河谷匈奴墓葬的發掘，提示我們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北匈奴也仍然能夠獲得中原的物資，歷時數百年的漠北與中原之間的經濟和文化聯繫並沒有輕易地斷絕。

從游牧經濟的非自足性上升到游牧帝國的經濟功能，這中間缺少了一個重要的邏輯環節，那就是必須證明在草原上除了游牧業以外，並不存在其他經濟形式。而草原考古提供的大量信息對此都是否定的。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即使在非常古老的時代，草原上也有專業的金屬加工業、制陶業等依賴一定程度定居生活的行業。這就是說，儘管“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經濟在草原上占據統治地位，但一定也存在着其他經濟形勢，包括農業和手工業。農業和手工業往往是以定居為基礎的，留存至今的許多城市和聚落遺址證實了一定程度的定居的存在。塔米爾河河谷的匈奴三連城便是一個重要的證據。中國考古學家在內蒙古、新疆、甘肅等地的調查、發掘工作中，也早就發現在游牧經濟的範圍內，存在着一定的農業因素。在這些考古證據的支持下，美國歷史學家Nicola Di Cosmo明確反對Barfield的那個著名的公式，指出在游牧帝國內多種經濟形式都得到了充分發展，那種相信草原帝國的建立根源於其經濟上不自足的觀點，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