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1927年“四·一二”事變的發生及其背景

楊魁松

1926年“三·二0”事件的直接後果，是國民黨召開了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著名的“整理黨務案”，開始嚴格限制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地位與權力。但是，“三·二0”事件，或者“整理黨務案”，一年後是否註定要發生“四·一二”事變呢？或者，這種和平限共方式是否必定會導向武力“清黨”的結果呢？對此，已有研究多半都持肯定態度。其所以肯定，有以為政治分野不可調和者；有強調現實使然者；也有歸結為蔣之權力欲者。[1]作為一種複雜的歷史合力的邏輯作用，其必然性之存在或許勿庸置疑。然而，多數研究者在談到蔣介石在這一過程中的思想變化時，似乎太過強調了其個人的權力欲及意識形態方面的作用，而未能深入討論過陷於政治漩渦中心的蔣介石在湍流激盪下思想、心理乃至情感變化的過程。因此，這些研究其實並未能善用史料。當後來者細心地讀過蔣介石這一時期公開和私下的種種言論之後，難免不會為蔣大量被已有研究忽視或擯棄的矛盾言論所困惑。系統地梳理蔣介石這一階段的思想言論，深入地考察蔣介石從“三·二0”走向“四·一二”的心路歷程，對我們了解這段歷史發生發展的原因及背景，了解蔣從限共最終走向反共的必然與偶然，無疑會有相當的助益。

　　　　 意想不到的收穫

　　蔣介石發動“三·二0”事件，本意是在阻止汪精衛和季山嘉的所謂倒蔣陰謀。其形式是在廣州部分地區實行戒嚴，占領中山艦，並逮捕了海軍局局長李之龍。而為配合這一行動，免生變故，他暫時拘押了衛戍廣州的第二師中共產黨員的黨代表，同時一度收繳了蘇聯顧問衛隊的武器，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2]［1］（p.233）但不過十幾個小時之後，即事變當天的下午，在蔣意識到並不存在特別的危險和陰謀之後，他就取消了戒嚴，下令交還了收繳的武器，並放回了被軟禁的黨代表，重新又恢復了常態。

　　就“三·二0”事件本身而言，它更多地只是蔣出於極端猜疑和任性的性格，為了表達內心不滿的一次衝動行為。它既非針對蘇聯和共產國際，亦並非針對共產黨，未必有多少深謀遠慮。還在事變發生前夕，儘管蔣對蘇聯軍事總顧問季山嘉已恨之入骨，他也還是認為季的擅權與專橫與蘇聯和共產國際無關，不僅“決非其當局者之意”，且任其發展反“必牽動中俄邦交”，對聯俄政策不利。［2］因此，當事變中因戒嚴需要，“士兵竟將蘇俄客卿寓所守衛，形同監視，且繳其械”，蔣事後也“良用歉然”，百般道歉，並暗自提醒自己說：“軍隊不出動則已，如一出去即不能事事制止，必有自由及不軌之行也，以後戒之。”蘇聯使館參贊來問事件“系對人問題抑對俄問題”，他更是急忙說明是“對人問題”，以釋其疑。［2］

　　同樣，即是對人問題，蔣介石最初自然也不曾設想過通過事變來對付或打擊共產黨人。其包圍省港罷工委員和暫時拘禁第二師中身為共產黨員的黨代表，不過是採取此一戒嚴行動的臨時應變措施。因為他開始時畢竟無法了解，中山艦的異動背後是否還有更大的陰謀，特別是衛戍廣州的第二師又為王懋功所部，王又與汪、季關係密切，該師中的共產黨員當然難予信任。至於對省港罷工委員會的行動，則除了對工人糾察隊武裝的擔心以外，還涉及到對中山艦的占領需要在罷工委員門前一帶實行戒嚴的具體需要問題。一旦順利占領了中山艦，不見任何反抗，蔣就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反應可能過當，不能不馬上取消戒嚴，恢復常態。也正因為如此，即使在事變過程中，蔣也不曾禁止第二師以外的共產黨人的活動。當時在廣州的第一軍副黨代表周恩來、教導師黨代表包惠僧，以及廣東中共黨的領導機關，都沒有受到過衝擊。周恩來、包惠僧當天甚至還曾親自到蔣介石及第二師師長劉峙等處詢問情況，除周因見蔣，貼身衛兵被暫時解除了武裝外，均可自由出入來往。[3]

　　正是因為這是基於個人猜忌而發動的嚴重事變，蔣才會感覺到極大的精神和思想壓力。據說，事變當天下午，何香凝徑直去見蔣介石，質問他派軍隊到處戒嚴，究竟想幹什麼？斥責他是不是發了瘋，想投降帝國主義？蔣“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寫字檯上哭了”。［3］甚至這時在給黃埔軍校的學生訓話時，講到“情況複雜，本校長處境困難”，他也抑制不住地會當眾哭起來。［4］這種情況十分清楚地反映出蔣在事變時的心態極為複雜，他既因長期心情壓抑而委屈和憤懣，又深恐自己的行動會造成不可預知的後果，更何況這一作法又與其內心願望和思想趨向相當矛盾。這也就是為什麼，蔣發動如此嚴重的事變，卻只滿足於占領一個中山艦和逮捕一個李之龍，就匆忙取消了戒嚴。事實上，直到一個月之後，蔣仍不能解釋自己行動的正當理由，只能含含糊糊地告訴人們說：“這不過是局部的一二人的陰謀”，他們不僅根本推翻他的北伐主張，而且還要他的部下背叛他，甚至推倒他，不許他革命。至於為什麼要抓李之龍，奪中山艦，“現在這事情還沒有十分明白”。“有人說，季山嘉陰謀，預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黃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艦上，強逼我去海參崴的話，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過有這樣一回事就是了。”［５］(p.439-446)注意到蔣隨後不僅釋放了李之龍，而且對在事變中起過關鍵作用的歐陽格、吳鐵城、陳肇英、伍朝樞等，或棄用，或免職，或拘捕拿辦，我們不難看出其內心裡也未必真的確信中山艦當日的調動真有什麼劫持自己的圖謀。如果蔣相信歐陽格等人並滿意其所作所為，如此處置顯然不合情理。

　　不能確定中山艦異動與倒蔣陰謀有關，不等於蔣不能確定汪精衛和季山嘉有倒蔣的陰謀。對於自己發動事變的主要理由，事變後蔣曾明白告訴過汪精衛，即：（一）“弟由汕回省以來，即提議北伐，而吾兄當時且極端贊成之，並準備北伐款項，以示決心。不料經顧問季山嘉反對此議，而兄即改變態度，因之北伐之議，無形打消，坐失時機”；（二）“季山嘉提議，派兵由海道運往北方，此為其兒戲欺人之談，實為其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計，弟即知其無北伐之誠意。當時弟並以彼用意之毒，陳明於兄前，謂此計於吾總理北伐畢生之志完全相反。兄既知之，而復允之，此亦吾兄不能自主之一端也。”（三）季山嘉勸弟往北方練兵之計，實為“使弟離粵，以失去軍中之重心，減少吾黨之勢力。乃兄不察，竟順其意，且贊成之，惟恐不遑。及弟與季山嘉露意反臉，令赴俄休養，而兄恐觸其怒，反催弟速行。”（四）“委任李、黃為第八、九軍長，而季山嘉特留第七軍長一缺，以待來者，此缺非其預備王懋功叛弟後，即以此為報酬乎？凡此諸大端，兄豈未曾察知乎？”總之，“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黨務政治，事事陷於被動地位，弟無時不抱悲觀，軍事且無絲毫自動之餘地，革命前途幾至瀕於絕境。”此明顯“違反我總理聯合蘇俄之本旨與蘇俄扶助中國革命獨立之成約。”［６］(p.424-27)

　　當然，上述不滿到底不能成為自己擅權奪取中山艦行動的充足根據。因此，事變第二天，即21日早上起來，蔣就急於想擬函致汪解釋自己發動事變的理由，只是“思慮再三，卒未能成”，因為他雖有種種懷疑，到底無法明言中山艦之異動與汪有關。結果困於我既“不願以偽待友，（彼）又不能以誠示我”，只好作罷。當他意外得知汪精衛已因肝病臥床不起時，滿懷這種矛盾和猶豫的心理匆匆前去探望，以示關切。不料見到汪對他“怒氣勃發，感情衝動不可一世”。原本自尊心極強且懷疑汪的蔣介石，深感受辱，內心裡又不免平添了對汪的怨憤。蔣因此憤憤然：是你做了許多對不起我的事情，不是我對不起你。我如今主動來探望你，你不僅不表示歉然，還擺出不一副怒不可遏的正人君子的架式，倒好象是我做了什麼對不起你的事情似的？在這種情況下，他自然不會如一些學者所說，理當去想一想自己發動事變給汪造成了怎樣的心理傷害，反倒是怒不可遏地在內心裡痛斥汪“幾乎無道義之可言”。既然對汪再無幻想，蔣也就必然更加堅定了自救的決心。［2］當然，在蔣看來，這並非完全是為了救自己，它也是使國民黨恢復自動自主權力的一種必由之路。

　　“三·二0”事件性質之嚴重，蔣一清二楚。其所以嚴重，是因為蘇聯人當時在廣州國民黨人當中的影響，包括在國民黨其他將領當中的影響力，遠超過蔣介石個人。這也是蔣事變期間高度緊張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他沒有想到，正是蘇聯人首先採取了退讓的政策。

　　20日當天，蘇聯顧問季山嘉曾派助手面蔣，曾“稍加責言”，蔣當時不得不“百方道歉”。然而，一日之後，蔣意外地發現蘇聯顧問團不僅沒有表現出任何抗議或反擊的意思，而且很痛快地決定答應蔣調走季山嘉等人的要求。這頓時讓蔣如釋重負，幾天來的極度焦慮與壓力一掃而光。據蔣日記：22日“上午，俄使館參贊來見，問余系對人問題抑對俄問題，余答以對人問題，彼言只得此語，此心大安，今日可令季山嘉、羅克覺夫各重要顧問離粵回國。”有此表示及承諾，蔣馬上就提議在汪精衛病榻前召開政治委員會，並提出了三點處置善後的建議：“令俄顧問主動引去，第二師黨代表撤回，對不規軍官查辦”。由於蘇聯人已經表明了態度，汪精衛也沒了頭天晚上的“不可一世”的勁頭，因而蔣的建議未受到任何阻力輕鬆通過。當天下午幾位軍長再談對俄顧問及共產黨等各問題時，蔣更進一步發現，第一天對自己發動事變還明顯不以為然的軍長們，這時也都轉而附和起他來。蔣原本對自己的行為並無多少把握，因而思想壓力極大，如今一切如此輕易地得以實現，反而使蔣內心裡生出了幾分傲慢與輕蔑，不免暗自批評曰：“事前皆反對我出此舉，事後奉余言為金科玉律，人心之變化奈如此甚速耶”？［2］

　　如果說，“三·二0”事變對蔣的心理產生了什麼重要的影響，那麼，幾乎可以肯定的是，蔣對以強力來解決內部糾紛，實現政治目的之便捷，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限共主張提出的背景

　　汪精衛一夜之間由震怒轉為消極，無疑是失去蘇聯顧問團支持的結果。既然俄國人已向蔣表示屈服，無論共產黨還是各軍軍長自然會緊隨其後，汪便成了孤家寡人和空頭司令，左右不是人。也是性情中人的汪精衛實在咽不下這口氣，一賭氣於23日棄職而去，表達了自己消極抵抗的態度。

　　蔣介石決心自救，並非想過擠走汪。他骨子裡其實相當傳統，對名節和尊卑關係較為看重。汪為一黨之首，他心裡可以看不上汪，表面上卻必須做出種種姿態以示敬汪。汪不辭而別，並留信給張靜江，直指蔣疑汪厭汪，使其不能再負政治之責，給人印象，汪之出走，純粹是蔣造次犯上，惡汪逼汪的結果，這當然讓格外看重顏面的蔣極為難堪。蔣本來就認為汪有倒蔣陰謀，汪此舉更讓蔣看不起汪的為人處事，反而在內心裡自找台階，認定汪一定“有虧心事”，因為如果不是害怕自己的“陷害之計”暴露出來，為何避而不出？［2］但是，汪既然明言因蔣而去，蔣縱使銜恨在心，也絕不能給人印象，好象他在覬覦汪的位置。因此，蔣只好做出姿態，也馬上離開廣州，並留書給張靜江、汪精衛等，聲明：“事既至此，弟亦只可休養，以償共同進退之約。” [７]

　　不過，汪可以堅持不出，蔣卻不能真的與汪共同進退。“三·二0”事件尚未了結，蔣“甚恐夜長夢多”，以致前功盡棄。注意到汪堅持不出，蔣愈加認定汪別有用心，內心裡對汪的厭惡與排斥進一步升級，稱汪“始以利用王懋功背叛不成，繼以利用教育長陷害又不成，毀壞余之名節，離間各軍感情，鼓動空氣謂余欲滅某黨，欲叛政府。嗚呼，抹殺余之事業，余所不計，而其抹殺總理人格，消滅總理系統，叛黨賣國，一至此於，可不痛乎？”［2］

在左等右等不見汪精衛蹤影，和張靜江等人反覆警告催促的情況下，蔣介石終於等不下去了。經過經心準備之後，他於4月3日正式提議，迅即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了結“三·二0”之案。恰在這時，蘇聯顧問和周恩來等先後找到蔣，明確提出希望看到汪、蔣合作和黨內團結的局面。汪精衛這時又正好有信給蔣，解釋必須“遷地養疴”的原因，甚至聲言想藉機“學西文求學問”。這難免又讓蔣暗中生疑。蘇聯顧問、共產黨表示願汪、蔣繼續合作在前，汪精衛虛情假意表示在後，這一時間上的巧合，在多疑的蔣看來卻很有相互呼應配合的痕跡。他因而斷定，汪精衛“有急急出來之意”，實質是“欲為某派所利用，不惜斷送黨國也”。［2］蔣這時已經下決心自行解決問題，原本就不希望汪出來攪局。因此他毫不客氣地覆信給汪，勸汪三月之內不必想出來的事。稱：三月內當“可不擾清神，以期速瘳厥疾”，三月後如汪仍不復出，“則待軍事稍定，民心略字，弟必步兄後塵，以明心跡”。為阻止汪復出，蔣更是有意在信中直陳平日對汪懷疑各點，坦言汪助紂為虐，使汪難堪。由此，蔣既表明了決心自己出面收拾局面、貫徹主張的態度，也堵住了汪馬上復出，“為某派所利用”的可能性。

　　4月9日蔣復汪函，雖然所列各點幾乎都是直指季山嘉越俎攘權，但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蔣在最後第一次把他對汪精衛的懷疑，以及“三·二0”事件，公開與共產黨的問題聯繫了起來。他指出：“當三月初旬，吾兄召集孫文主義學會及聯合會員訓話時，聞兄有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殺共產黨，中國革命未成，又欲殺共產黨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軍官聽者，無不驚駭，皆認兄此語，是引起共產黨與各軍官之惡感，無異使本軍本校自相殘殺也。所以三月二十日之事，一觸即發，以為共產黨員聞兄之言，必有準備，所以各軍官亦不得不出於自衛之一道。”［4］(p.427)

　　說“三·二0”事變是各軍官因受汪挑唆而引發的針對共產黨人的自衛行動，自屬託詞。蔣此番言論道出的，其實恰恰是他在事變後的一種必然心態。事變後，蔣曾反覆說明：雖然李之龍自稱是個共產黨員，但“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人的問題，不能牽涉到團體的身上”。［８］(p.399)到這時，他開始頻頻舉出共產黨教官高語罕“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要先打倒這裡的段祺瑞”的說法，批評共產黨人不該公開鼓動反蔣。由此不難發現，蔣介石在心態上已經發生了相當的改變。［4］(p.442)

　　細查蔣之各種內外言論可知，對於汪精衛1925年底的這段演說詞，縱使軍官內部有過議論，蔣在當時的環境下也並未產生太多不安的聯想。而一旦發生了“三·二0”事件，本來就多疑的蔣難免要對號入座，開始擔心自己會被共產黨人視為中國的凱末爾。高語罕的演講，更刺激了蔣介石這根脆弱的神經。[4]在蘇聯顧問和共產黨勢力如此之大的情況下，如果他被認定成為土耳其的凱末爾，那麼可能的後果一望即知。所謂“不得不出於自衛之一道”，表面上是說各軍官，其實正是蔣這時心理的寫照。

　　事實上，非根本調整國民黨現有的權力格局，則不足以阻止共產黨鳩占雀巢的道理，蔣之至友戴季陶已講過許多。事變前夕，戴還曾有一長函，訴說國民黨兩個中心、兩重紀律、兩重理論危害之可怕。他堅持：“今日最能奮鬥之青年，大多數皆為共產黨”，“然今日中國之需要，則又為一有力之國民黨”，事既如此，共產黨人也承認這一點，何不犧牲其黨籍，“而完全作成一純粹之國民黨，使國民黨中，不致同時有兩中心”，從而除去一切黨內紛糾呢？［９］即使共產黨人一時難以放棄其黨籍，兩黨關係一時又難於改變，也不是完全沒有妥協的辦法可想。如已置身西山會議派中的邵元沖、葉楚傖和形式上中立的孫科等人，事變前夕在上海就曾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有過談判，他們的主張是：“CP分子完全退出黨、政、軍、學各機關”。一向被蔣視為“良師”至友的張靜江，在上海也參預了相關的討論，贊成照此根本整理黨務的提議，並願意赴廣州“與（蔣）介石商談對黨務辦法”。［１０］(p.222-225) “三·二0”事變的發生，張雖未參預事前之策劃，卻參加了善後辦法之討論。特別是蔣退回虎門後，張隨即跟至，蔣4月3日之提案，就是與張靜江密切磋商的結果。[5]［2］

　　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之下，本來把矛頭指向汪精衛和季山嘉的蔣介石，思想上有了明顯的改變。“三·二0”事變前，蔣雖有過奪權的想法，最初也僅止於政府之權力，即所謂“前此政府事事聽命於外人”，而今“只要大權不旁落於外人之手，則其他事可以遷就也”。[2]當時他所說的“外人”，不過是蘇聯顧問罷了。但事變後，特別是到4月初之後，蔣思想上已漸將消除汪、季陰謀以及政府中蘇聯顧問權力過大問題的目標，迅速轉移到根本改變國民黨內部權力格局，即徹底解決國共糾紛的方向上來了。造成這種變化的原因很簡單，因為與蘇聯顧問的問題相比，來自共產黨人的可能的威脅實在要大得太多了。換言之，國民黨內的跨黨分子，很大程度上也是所謂“外人”的代表。如果只把旁落於蘇聯顧問之手的權力拿回來，而不能使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受到全面的約束和抑制，就不能根本解決問題。況且國民黨內部的種種麻煩與衝突正是由於共產黨人跨黨引起的。國民黨二大之後，共產黨人甚至幾乎掌控了國民黨的所有中央機關。若只限制蘇聯顧問，並抑制汪精衛，而不能解決共產黨人權力過大的問題，不僅國民黨仍然大權旁落，蔣個人的前途和命運也無從把握。因此，原本對汪、季發難，必欲收回蘇聯顧問的權力，到4月3日蔣提出召開二屆二中全會的提案時，其限制蘇聯顧問權力的要求已變成了次要的內容，整個提議的主旨，已多在說明應如何限制共產黨人的權力了。[6]［4］（p.408-412）

　　為了挽救廣州出現的危局，鮑羅廷在1926年4月底奉命又趕回到廣州來。鮑羅廷回粵之後，很快就發現蔣周圍儘是疑懼共產黨之人。張靜江、吳鐵城、孫科、伍朝樞、邵元沖、葉楚傖等同情西山會議派的黨內骨幹，幾乎天天在與蔣談論黨務問題。[5](p.231-234)在這種情況下，蔣會日益堅決地想要提出整理黨務方案，以限制共產黨人的權力，十分自然。問題是，蔣介石並沒有因此改變過去的革命態度和觀念。汪去之後，沒有任何人可以統御國民黨，且莫斯科也沒有倒蔣的意圖，要想讓國民黨繼續保持左傾態勢，這時在國民黨內也非暫時藉助於蔣不可。故鮑羅廷仍不得不反覆與之磋商，極力爭取使蔣看到過分限制共產黨的不利影響。對鮑羅廷的意見，蔣亦並非毫不理會。他告訴鮑羅廷說：問題的關鍵其實在於兩黨目前的這種合作形式。“大黨允小黨在黨內活動，無異自取滅亡”。以兩黨現狀，共產黨退出國民黨最好，惟“總理策略既在聯合各階級，故余不敢主張違教分裂”，只好勉強作出一些限制之規定，實亦無可奈何。［１１］由於鮑羅廷相信不能沒有蔣介石，而蔣亦深信不能排斥共產黨，雙方最終還是達成了相當的妥協。

　　5月15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正式召開。會議連續舉行了七次，除汪精衛請假外，國共兩黨在廣州的中央執行委員及候補執行委員等基本上自始至終都參加了會議。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包括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惲代英、許更魂、江浩等與會的共產黨員，對於整理黨務案等的討論，也都採取了相當合作的態度。關於成立兩黨聯席會議以解決兩黨糾紛問題的提案，就是林伯渠與譚延愷、蔣介石等人聯名提出的，該提案明確認為：改善兩黨關係、糾正跨黨黨員之軌外行動及言論、保障國民黨黨綱黨章的統一權威，已經刻不容緩。而對蔣所提整理黨務案，包括“共產黨應訓令其黨員，改善對於國民黨之言論態度，尤其對於總理三民主義，不許加以懷疑或批評”；“共產黨應將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全部名冊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管；”“中央黨部部長鬚不跨黨者方得充任”；“凡屬於國民黨籍者，不許在黨的許可以外，有任何以國民黨名義召集之黨務集會”；“凡屬於國民黨籍者，非得有最高黨部之命令，不得別有組織及行動”；“中國共產黨及第三國際對於國民黨內共產分子所發之一切訓令及策略，應先交聯席會議通過”；“國民黨員未受准許脫離黨籍以前，不得入其他黨籍，如既脫離黨籍而入共產黨者，以後不得再入國民黨”等各項規定，共產黨員也沒有提出任何顛覆性的意見。其建議的修改，多半只是文字上的修飾，即把太過批評跨黨黨員的條文修改得比較含蓄一點，和要求增加個別有利於保持平衡的條文而已。比如要求把條文中直接點名“共產黨員”之處，統統改為“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要求取消“跨黨分子之違背紀律”這樣的提法，改為“兩黨黨員妨礙兩黨合作之行動言論”；同意共產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機關各部長，但要求規定可以充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惟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以及建議“聯席會議聘第三國際代表為顧問”等。[7]

　　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雖然通過了嚴重限制共產黨的所謂整理黨務案，但它遠沒有走向排斥和反對共產黨的地步。甚至，二中全會的基調仍然是相當革命的。依據當年的會議記錄，較為中立的孫科鑑於前此常有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分，並因此引起極大爭議，故曾“臨時動議，為集中革命力量，免除內部糾紛起見，自此次整理黨務案執行後本黨員在言論行動上不得再有左右派之分”，卻遭到了與會者幾乎一致的“否決”。同樣，伍朝樞、李宗仁在會上提出扶助農工應有具體政策之規定，否則太過幼稚，容易造成誤會的問題，會議也未予支持。會議的決議認為：“全體會議認本黨已往之農工運動確有差誤與幼稚之弊病，但本黨對於黨綱上所規定之扶助農工運動之發展，此原則是不能因噎廢食的。況此種現象在中國的社會狀況內與農工運動發生之初期為不可免，故本黨應注意嗣後此種運動之正確，庶不違背總理所提倡之民生主義。至大多數之農工群眾的運動，應如何改正方法，着由常務委員會討論之。”［１２］包括會議最後所通過的關於整理黨務之訓令，雖希望能夠更加明白地提出黨內問題之所在，也不能不肯定：國民黨為代表各階級從事國民革命運動之政黨，“故凡屬一切真正革命分子，不問其階級的屬性為何，本黨皆應集中而包括之”。因此，國民黨不能拒絕“正在發展之工業無產階級自然的階級鬥爭所湧現之政治組織”，即中國共產黨的加入。“惟既加入本黨，在取得本黨黨籍中，其責任與義務完全與一般黨員無殊。黨員之行動及言論，有不遵奉總理遺教者，本黨皆得一律以紀律裁判之，而不因黨員之成分不同，動搖本黨之最高原則即為三民主義。”［１３］（p.717－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