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魁松

蔣介石提出整理黨務案，是要確保自己的和國民黨的政治生命與前途，而不是想要和共產黨分手。一直在做軍校校長並且帶兵打仗的蔣，比較兩年前和兩年來的經歷，比較國共兩黨軍官、教員和學生的工作精神和工作能力，他的感受同孫中山、戴季陶等人一樣，深知共產黨青年“最能奮鬥”。蔣以往所以在國共兩黨的爭執和衝突中始終堅持對自己部下的共產黨員多鼓勵、少批評的方針，包括對共產黨人在國民黨人中發展自己的黨員也無意深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即在於，他知道兩黨關係過於脆弱，不願因為自己的過度反應而造成軍隊內部的破裂，逼走共產黨人，削弱部隊的戰鬥力。因此，當他在“三·二0”事變後開始考慮不得不讓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黨代表退出去的時候，他最突出的感觸就是：“對於退出軍隊之共產分子甚難為懷也”，以後“軍隊政治工作無人”了。他為此不止一次地公開解釋說：他這樣做實在是不得已，畢竟，有什麼必要讓所有的共產黨人都退出呢？“此退出本軍全部之同學，其果人人誣衊總理人格者乎？其果人人違反三民主義者乎？”相反，在他看來，這些幹部一大半在做軍校學生的時候，都“是最親愛、最可寶貴的”，他們做黨代表其實也“很努力，對於革命工作很能效力的”，“一個可以當十個用的，並且是有團結的，可以隨時制服其他一切的。”但也正因為如此，不讓他們退出第一軍，威脅太大；讓他們退出第一軍，又“損失莫大焉”。“不惟革命前途上受一莫大之損失，即我諸同學凡為革命分子者之個人，無形中亦皆受極大之損失。而我團體之損失固不待言矣。”尤其從他個人的角度，其損失尤為巨大，因為“二年心血盡於此矣。”[8]

　　基於這樣一種心態，蔣介石雖然對視為自己看家本錢的第一軍，不得不採取壯士斷腕的斷然處置，卻並不願意看到兩黨關係的根本破裂，因為這意味着這些“最能奮鬥”的青年可能因為不能參加他的軍校而永遠無法參加他的軍隊。他因此還是反覆宣傳過去的觀點，即國共兩黨應當在三民主義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他希望共產黨員能夠真正明白，中國今天需要的首先是三民主義，然後才是共產主義。他在為退出第一軍的黨代表舉行的宴會上明白講：“共產分子儘管信仰共產主義，而他的環境的需要，一定是三民主義，所以一定要做三民主義工作才行。”用他的話來說，“現在中國革命情形，有利於三民主義的，亦必有利於共產主義”，“實行三民主義，就是實行共產主義”。［５］也正因為如此，蔣仍在試圖根本消除軍隊內部兩黨黨員的衝突。他取消了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自己出面組織了一個黃埔同學會，既請了孫文主義學會的幹部，也請了青年軍人聯合會的幹部來參加籌備和組織，力圖使兩派同學懾於自己的權威而不再相互對立。在北伐開始之後，蔣更打破畛域，重新啟用了一批共產黨員進入第一軍參加軍事工作。如原第一軍第三師第七團黨代表、青年軍人聯合會負責人蔣先雲，在被蔣指派為黃埔同學會籌備委員後，更任命他為自己的侍從秘書，補充第五團團長。原第一軍教導師黨代表包惠僧，事變後改任黃埔軍校高級政治訓練班政治主任教官，後又被指派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國民黨特別黨部執行委員。原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團長、黨代表金佛莊，事變後調任黃埔軍校第四期步兵軍官第一團軍事學主任、軍校法規編審委員會委員長，北伐後又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處副處長兼第三科科長、總司令部警衛團團長。原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郭俊，北伐後又任被任命為第一軍第二師第六團團長。原第一軍第三師補充團黨代錶王逸常，北伐後又被任命為第一軍政治部組織科長。原黃埔軍校教導二團輜重隊長梁錫古，北伐後又被任命為軍校入伍生總隊輜重教官。……蔣的心思還是一樣：“CP分子退出了軍隊，如果永遠不加入進去，終會使軍隊減少許多革命力量”。［１４］

　　既不願意看到共產黨員統統退出軍隊，又深知整理黨務案通過後，兩黨關係已成不進則退之勢，再難將共產黨員重新收到麾下來，蔣介石不得不開始設想最徹底的解決辦法。很明顯，他早就開始懷疑，中國革命是否需要有兩個革命黨了。就思想上而言，他在事變後已經逐漸地回到孫中山的觀念上來，開始懷疑共產黨人階級鬥爭的主張在現時是否必要。過去他極力宣傳國民革命不僅要反帝反軍閥，而且還要反對地主資本家和土豪劣紳，否則不能完成革命。如今他悄悄地改變了說法，再三說明國共兩黨的區別，就在於它們所代表的階級不同。事變後的第二天，他就講：“國民革命是帶有國際性的，革命黨是整個的，不能分國界省界，尤其是不能分階級和派別，我們只可分革命不革命。”［８］在二屆二中全會閉幕會的演說當中，他更進一步提出：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國民黨自不必反對，因為階級的存在是事實，有了階級便免不了鬥爭。“不過階級鬥爭此時應至如何程度，總以不妨礙國民革命為限。”［１５］（p.467-469）用他的話來說，今天的國民革命之所以不需要共產黨，而需要國民黨，根本就在於共產黨只是代表工農大多數的，國民黨是代表各階級的。而今天的國民革命，則是各個階級共同的革命，不是單純工農兩個階級的革命。［１４］

　　既如此，蔣介石自然也就有理由接過戴季陶的觀點，開始提出“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應退出共產黨，以集中革命勢力”的主張。[9]［１１］5月27日，在對被集中起來的共產黨員軍官講演時，他就試圖想要說出這樣的觀點，只是話到嘴邊多少還有些覺得不大好張口，故轉而強調說：以前我們的軍隊是整個的，學校也是整個的，現在卻要把整個的團體分裂開來，對共產黨並沒有損失，但對國民黨，對革命，特別是對黃埔軍校，卻是很大的損失。尤其是對我校長，那是幾百個人的損失啊！但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革命需要統一，只需要一個黨，不應有兩個黨；只需要一個主義，而不應有兩個主義。如何使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而又不致引起國民黨員的懷疑，這實在是一個極應研究的問題。［１４］10天之後，蔣實在想不出一個既能留住那些能幹的共產黨員，又不會引起黨內糾紛和將來危險的兩全之策，終於不得不委婉地，卻相當明白地公開表明了自己的意見，即要使我們的軍隊強固，只能一個黨來領導。要一個黨來領導，就要思想統一，意志一致，就必須由“一個主義一個黨來專政”。他宣稱：“如果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在現時紛糾的環境中，因為要求革命勢力統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共產黨，做一個純粹的國民黨員，以謀革命勢力的集中。”他解釋說：“這並不是要鼓動大家一律退出共產黨，而是希望諸位不要離開了環境和事實來革命。”“所以我現在主張，凡是中國國民黨里的共產黨同志，暫時退出共產黨，做一個純粹的國民黨黨員”，因為“如果黨籍不純粹，就一定會自相殘殺。”而事實上，“等到國民革命成功，再加入CP，並不會遲。”［１６］（p.476,483）

　　要說服共產黨員相信，國民革命只要有國民黨，暫時不需要共產黨，在蔣看來，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國共兩黨現階段的革命目標是同一的，沒有必要互爭短長。而且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須統一，中國革命也須統一。世界革命有第三國際統一指揮，中國的國民革命是要由國民黨統一指揮的。”［１５］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思想，蔣從6月初開始，一直在設想如何使國民黨取代共產黨而成為共產國際的一部分，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問題。［１１］因為事情很清楚，只要共產國際仍舊只承認中國共產黨，而不承認中國革命必須要由國民黨“一個黨來專政和專制”，中國革命兩個中心、兩個主義的問題就仍然難以解決。相反，如果共產國際接受了國民黨，承認了國民黨對中國革命的領導地位，那麼，作為第三國際黨員的共產黨人，退出共產黨，做純粹的國民黨員，也不會存在任何黨德方面的顧慮了，因為他們仍舊是第三國際的黨員，絲毫不變其革命的屬性。況且只有中國革命成功之後，共產黨也才能提出共產主義的任務。因此，他開始公開宣傳說：“因為中國革命指揮有統一的必要，更加感覺世界革命的指揮也有統一的必要。要是世界革命沒有一個統一的機關，世界革命就不能成功，不能希望打倒帝國主義。”而現在能統一中國革命的指揮的，只有中國國民黨；而能夠統一世界革命的指揮的，則只有第三國際。［１６］蔣介石為此一方面專門派邵力子為代表，前往莫斯科與共產國際正式接洽要求加入共產國際，確認國民黨對中國革命領導權的問題；一方面則不止一次地向鮑羅廷強烈地抱怨說：在同一支軍隊、同一所軍校當中，怎麼可以有兩個黨同時進行工作？“如果還是這樣，我就不擔任總司令。”[10]

　　蔣介石號召跨黨的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共產黨人的不滿。廣東共產黨領導人張太雷針對相對地發表了一篇《到底要不要國民黨》的文章，棉裡藏針地表示說：不要以為共產黨對5月15日整理黨務案的讓步，是因為共產黨要靠國民黨來過寄生的生活。“如果國民黨要共產分子退出，只要有正式的決議，我個人推想共產分子決沒有硬賴着不肯走的道理。”反倒是“假定共產分子都遵令退出了國民黨後，是否國民黨就不會發生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我想如果共產分子被攻擊而退出後，國民黨內有部分革命分子必將首當其衝受人攻擊為‘袒護’共產分子或有共產傾向。如果這班革命分子退出後，較有革命認識的黨員又不免受其排斥，其結果將重新恢復民國十三年改組以前的國民黨的情形。那時國民黨已不是一個革命的黨，而只是一個古董店，或者是一個衙門而已。簡單說一句，那時國民黨已不是一個能領導國民革命的黨了。”［１７］

　　對此，蔣在6月28日的的講演中公開做了答覆。他嚴厲地批評張太雷“不要這樣輕侮國民黨”，說張“簡直看得國民黨沒有一個黨員了”。而作為跨黨分子“講這些話，徒然喪失我們兩黨的感情，引起兩黨惡感，是不行的。”但他還是不得不解釋說：他要CP同志做一個純粹的黨員，並沒有壓迫CP同志退出CP的意思。不過是“拿我個人的責任，在個人的地位要消除我們將來的自相殘殺、衝突的種種惡因”，是我個人“所想出解決糾紛的一個具體辦法”。既不是受人包圍影響，也不是懷疑共產黨參預了“三·二0”事件。“我可以明白（地講），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與共產黨團體是沒有關係的。”因此，“我們中國國民黨同中國共產黨，確定是要合作到底的。我現在確定的方針：第一，就要中國國民黨的同志和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彼此先避免了一切的衝突；第二，避免了衝突之後，就要兩黨誠心誠意的團結起來；第三，是要中國國民黨領導革命，完成革命事業，如果中國國民黨革命成功，中國共產黨不患不發展，不患不成功的。”而要做到這三點，一定要黨籍分明，或者是脫離CP，或者是脫離國民黨，這樣才能夠消除我們將來關係破裂的禍根。［１８］（p.511-517）

　　　 繼續兩黨“合作”的嘗試

　　既然相信“革命非由一個黨來專政和專制，是不行的”，［１６］蔣介石自然也很快地改變了過去關於軍人不宜過多干預政治的觀念。過去在孫中山時代與地方軍閥合作的曲折經歷，使蔣對軍閥的危害深惡痛絕。故常說：軍人“事權增大，具有造成軍閥之危險”。考慮到自己的政治形象，他曾再三表示，身為軍校校長，宜專力於軍校事業，一心辦學，訓練黨員，養成革命幹部人才，而不宜身兼軍職。“否則身兼軍職，力破軍閥，恐以養成其本身蹈軍閥之覆轍而不知”。［１９］(p.362,381-382)即使在“三·二0”事變之初，他也還是在講：“要我帶兵，將來環境一變，或是思想隨到變更，不期然而然的變成了一個軍閥，亦未可知。所以我自帶兵以來，無時不想交卸兵權，免除軍閥的惡習。”［８］但是，至二屆二中全會時，蔣已不再以此為慮了。一方面有張靜江等人在周圍極力鼓吹打氣，另一方面汪離去日久蔣已沒有了僭越的顧慮。因此，他明顯地開始滿足於會議通過“以後本黨完全信託余為革命重心，完成總理未竟之志”的決定。他雖然也自省對黨事過去鮮有貢獻，承擔如此重擔“對於黨事實於心有愧”，實際上卻因其雄心與抱負一朝而有實踐之機會，對“事權增大”不僅不再擔心，反而覺得正好實現“一個黨來專政和專制”之主張。因此，從中央組織部長的職務開始，蔣毫不推辭地接連接受了中央軍人部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委員、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等要職的任命，絲毫不感覺事權增多的危險了。相反，從一黨專政和專制的理念出發，他甚至已經漸漸地開始害怕事權分散了。

蔣介石大權在握後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北伐。二屆二中全會過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即通過“迅速出師北伐”等提案。北伐既經提出，蔣立即提出黨、政、軍、民、財政等各項權力的集中統一與在後方實行總司令領導下的獨裁體制的問題。尤其是注意到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下的民眾組織可能在後方造成麻煩，他明確要求在軍政期間，應當規定一切團體的言論、宣傳品都必須接受總司令部政治部的檢查和監督，一切團體的組織言論，“都不准他們自由”。包括“階級鬥爭及工農運動的罷工事件，在戰時是破壞敵人的力量和方法，用來對付敵人是很好的；若是在本黨和政府之下，戰時隨便罷工，就要算是反革命的行動。”因此，“在軍事期間，所有工農團體，都應集中於革命勢力之下，決不能隨便自由的罷工。”［２０］（p.495）據此，7月7日，在蔣介石以北伐總司令的名義於1日下達了北伐部隊總動員令後，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即公布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規定總司令統轄國民政府屬下所有海、陸、空軍，對國民政府與國民黨在軍事負完全責任；戰時狀態中國民政府所屬軍民財政各部機關，均受總司令節制。

　　蔣介石力主革命應由一個黨來專政和專制，甚至勸告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但這並不表明他已經在懷疑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更不意味着他只是口頭上主張革命，實際上已經走向了反共的道路。足以證明蔣這時仍然深信必須維護聯俄容共政策的，是7月24日蔣給張繼的一封回信。張繼是西山會議的重要支持者，並且是1926年3月底在上海舉行的，公然與廣州分庭抗禮的另一個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核心成員之一。基於這次大會確定的“好意”分共的方針，［２１］張在得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整理黨務案後，即致函蔣，說明僅以整理黨務案決議而限共，不足以消除共產黨謀代國民黨計劃之威脅。蔣明確認為，共產黨乃革命黨，與革命黨合作，為既定政策，不應變更。通過整理黨務案後，亦不復存在共產黨篡據取代國民黨之可能。

　　其函稱：“本黨與共產黨合作，為總理與仲愷兄在日所確定，革命勢力必求團結，共產黨主義雖與本黨有別，其致力革命則人所共認。本黨今日策略，既與其他革命勢力合作，而仍欲排除，豈非矛盾。今日吾人所以與共產黨合作者，斷定國民黨決非共產黨所能篡竊而代之也。前提決議，則無論共產黨有否謀代國民黨之計劃，而弟以為必無可能之事，此弟所敢自信也。故本黨所尚須討論者，非與共產黨應否合作之原則，而在與共產黨如何合作之方法。聞近有以賣國賣黨詆弟者，弟謂今日無賣黨賣國之問題，只有敗黨與亡國問題。誰為敗亡，惟不努力革命，只惴惴焉懼人之食，此黨國敗亡之所以不能復振耳。本黨如能自強，無論他人有何陰謀，皆不能消滅本黨。能使本黨消滅者，其惟本黨同志自己不革命，而猜忌其他之革命勢力，弟之所以兢兢自勉，並願與諸同志共勉者，惟此不敗黨而已。且證之事實，汝為（即許崇智－引者）在此時，蘇俄同志，有為軍事上之政務官者，今且無之矣。五月十五日以前，跨黨同志有為中央黨部部長者，今亦無之矣。是否賣黨，弟無庸自辯也。至責弟對於舊同志太過冷酷，不及總理之寬大，則尤有說。弟既主團結革命勢力，則凡屬革命同志，皆極盼望其合作，豈對於久共患難之舊交，反有歧視？……惟愛黨必以其道，因革命勢力必求團結，不能懷疑及於總理所定與共產黨合作之政策。因革命手段必須徹底，不能稍有違總理晚年嚴整紀律、改造本黨之精神。”［２２］（p.624-625）

　　蔣此函系答覆西山會議派張繼之私函，其意乃希望能夠儘可能取得部分國民黨老同志的諒解，他顯然沒有必要隱瞞自己的真實觀點，更用不着故意寫下違心之論，來刺激這些反對容共政策的老同志。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蔣這時雖已大權在握，並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過去的某些看法，但其對容共政策及其對共產黨的認識，都還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他的基本觀點依然是：“本黨使命為謀全民革命，且必植基於農工也，且與共產黨合作。”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一樣，乃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故中國革命被指為“赤化”毫不足怪，因為“夫討赤，乃帝國主義者用以對抗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破壞全世界革命聯合戰線之口號也。赤為何義？蘇俄之白黨與赤軍。以赤幟表示其革命民眾人民之利益，以及民眾為基礎，而推翻其帝制之白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實行廢除國際不平等條約，而為世界十二萬萬五千萬被壓迫人類謀解放者也。帝國主義口中之所謂赤化者，實則革命之民眾化耳。政府為民眾化之政府，軍隊為民眾化之軍隊，以民眾化之軍隊，以民眾化之國民革命軍，擁護多數被壓迫之人類，即使雲赤，何嫌何疑。”［２３］（p.137）

　　基於這樣的一種觀點，蔣介石對共產黨員的作用仍舊相當看重。對第一軍中共產黨員的政工人員和黨代表的退出，一直深覺遺憾。北伐剛剛開始，他就發現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後弊病叢生，尤其是部隊“紀律日墮”，遠非從前可比。蔣因此不僅連電“申斥其主帥”，而且嚴厲批評各級軍官自己不會做政治工作，還看輕政治工作的人員，“弄得士兵的知識學問都不能進步”。他甚至痛罵自己的部下：“黨代表存在的時候，軍隊多少還有些精神，黨代表撤銷了，弄得這樣腐敗，給人家笑罵，我在外面聽見人家講話，真是羞極了，不能做人！你們曉得不曉得？”［２４］（p.131）正是因為注意到這樣許多情況，注意到僅靠國民黨還難以戰勝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他這時再三強調：國民革命要勝利，國民黨就必須聯合國際和國內的革命分子，因此總理聯俄容共的兩大政策不能動搖。因為“國內的革命同志只共產黨，國外的革命同志只蘇俄。所以要想革命早日成功，應聯絡共產黨與蘇俄共同奮鬥。”在他看來，現在排除共產黨，與其說共產黨在革命工作上受到打擊，倒不如說本黨在領導民眾地位方面所受到的打擊會更大些。［２５］(p.109,163-164)他為此亦不得不再三解釋二屆二中全會對共產黨提出限制性措施絕非懷疑和反對國共合作，稱：“前次所提整理黨務案，及要求我同學各保持純粹之黨籍，皆僅考慮本黨與共產黨合作之方法，並非懷疑本黨與共產黨合作之原則。”他保證：“無論其退出CP，而為純粹之國民黨員，或退出國民黨而為純粹CP分子，本校長皆一視同仁，無分畛域，各同學亦切勿稍有歧視。”他並且嚴厲告誡軍校中非共產黨之國民黨員說：尤應切記者，“彼反革命者，不獨仇視CP，凡國民黨努力之同志，亦概指為CP或加以賣黨之罪，此種態度我同學萬不宜效之。其秘密之小組織與任何小團體，皆宜懸為厲禁，視為親愛精誠之大敵。近來部隊中有仇視政治工作人員者，即為陷入反革命之漸。”［２６］（p.70）

　　但蔣介石所不了解的是，他所希望的那種國共合作，即共產黨人既不能批評國民黨，也不能超越三民主義做自己的宣傳和工作，客觀上是很難實現的。不要說在眾多共產黨人看來，這無異於要共產黨為國民黨做“苦力”甚或“走狗”[11]［1］(p.377)，就是在相當部分國民黨人看來，整理黨務案的通過事實上已經宣判了跨黨分子為異類，非加防制和排斥不可。再加上蔣大權獨攬，並厲行軍事統治，更為國共兩黨基層黨員間原本就存在的對立情緒提供了爆發全面衝突的溫床。在這種情形下，蔣介石的一切表白、勸說和解釋，都無濟於事。

　　 迎汪拒汪之較量

　　共產黨人在“三·二0”之後對蔣介石的認識，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事變初起，上海中央馬上判斷這是廣州以孫文主義學會為中心的國民黨右派的陰謀，“惹起了蔣介石之疑懼”。在得知蘇聯布勃諾夫使團的判斷和處理意見[12]之後，陳獨秀更公開發表文章肯定“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其言外之意，中共絕無倒蔣想法，中共敢公開宣布：誰要想倒蔣，誰就是破壞革命勢力的統一，誰就是反革命。［２７］但是，隨着“五·一五”整理黨務案通過和蔣大權獨攬，並公開提出一黨專制的主張，共產黨方面對蔣的疑懼之心也迅速形成。蔣介石自然被列入到“將來之敵人”的行列中去了。

　　確定蔣為“將來之敵人”，是1926年7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的說法。會上，陳獨秀在政治報告中明確提出，我們過去對蔣介石估計不足，實際上是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估計不足。原以為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力量，現在看蔣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若妄信資產階級可以革命到底，不預防將來之危險，不能從資產階級奪取小資產階級，讓他們完全受資產階級之統治，這便是右傾的錯誤；同時，若現在即否認資產階級在民族運動中之作用，不能從帝國主義奪取中國的資產階級，敵視他們過早，逼他們為帝國主義利用，這便是左傾的錯誤。”這也就是說，現在對蔣，即對民族資產階級，不聯合不行，不反對也不行。“‘推翻蔣介石’是左傾口號，‘擁護蔣介石獨裁’則是右傾機會主義”。他的主張是：“明知其為將來之敵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後之敵人，而現在卻不可不視為友軍，且為有力之友軍。”會議據此通過的決議強調：必須採取“擴大左派與左派密切的聯合，和他們共同的應付中派，而公開的反對右派”的策略以此來爭取國民運動的領導權。［２８］(p.169,176)

　　然而，既然相信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已經取得了統治地位，在反帝反軍閥的北伐戰爭即將開展之際，提出“爭取領導權”的任務，這是否適宜呢？與會者中有人提出：這“是否會導致將鬥爭重心從帝國主義和軍閥身上轉移到民族資產階級身上？廣大群眾是否會將這個口號理解為民族資產階級已經被列入反革命陣營？”而提出爭取小資產階級的任務，是否意味着要小資產階級跟我們走？這樣做“是否對國民黨的作用估計不足？”這些意見顯示，即使在共產黨內部，不少人已經意識到新形勢下國共關係的極端脆弱性了。只是，這樣一些意見並未引起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的重視。[13]不僅如此，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授意下，陳獨秀這時還專門發表文章，與蔣介石的北伐方針唱對台戲並大潑冷水，並暗中影射批評蔣之獨裁作法。他寫道：“北伐只是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還說不上是和帝國主義者直接的武裝衝突。”對於推倒軍閥，也“不是唯一無二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如果其中還“夾雜有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的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至於因北伐增籌戰費，而搜刮及於平民，因北伐而剝奪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犧牲了革命之目的，連弔民伐罪的意義都沒有了。”在他看來，現時國民政府的職任，不僅不是北伐，反而應當是為鞏固廣東根據地而進行“防禦戰爭”；全國民眾的口號，也不應是響應北伐，而應是擁護革命根據地廣東。［２９］

　　陳獨秀的這篇文章一出來，頓時在熱火朝天地準備北伐和宣傳北伐的廣東引起大嘩。黃埔軍校的眾多學生強烈地表示反感，黃埔特區黨部上書中央黨部提出控告，教育長鄧演達不得不跑去找鮑羅廷，請他出面幫助平息校內的激憤情緒。北上途中的蔣介石也異常憤怒，當即致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指責陳獨秀作為中共領袖，“反對本黨北伐，阻止國民革命”，“破壞兩黨合作之精神，影響重大”，“應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答覆，免致誤會。”［３０］(p.660-661)對陳獨秀的這篇文章，其實就連廣州的鮑羅廷也不以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