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蔣介石的話來說：“我校長教學生還沒教得這樣子嚴重。乃在宴會場中幾百人的中間，把我一個國民革命軍的領袖，又是中國民黨裡面的一個領袖，來給他一個外國顧問蘇俄代表當奴隸一樣教訓，這是怎麼一回事？”“你不止是欺負我個人，不止是壓迫我一個人，你完全是欺負我們中國國民黨，欺負我們中國人。我那裡可以放過你！”［５７］（p.280）

　　“三·二0”事件就是因為蘇聯軍事總顧問季山嘉過於忽視了蔣的自尊心所引起，在蔣成功地通過這一事件打擊了俄國人的威信，並限制了顧問們的權力之後，鮑羅廷卻再蹈復轍，自己出面來向蔣的自尊心挑戰，這多少讓人有些難於理解。鮑羅廷這時的殺手鐧，多半有三個，一是在武漢的財政部長宋子文掌握着蔣所需的大筆軍費；二是留在南昌的其他中央執行委員，如譚延豈闓、何香凝等亦不願隨蔣破裂；三是唐生智等相當一批北伐將領已在武漢方面領導之下。而與此同時，鮑羅廷同樣相信各地工農運動正在廣泛興起，它勢必會對國民黨及其北伐軍形成強大的牽製作用，各地贊成迎汪的國民黨人聲勢日漸浩大，必然會對蔣介石造成極大的壓力。正因為如此，鮑羅廷雖然事後也曾一度忐忑不安，擔心自己的做法過於唐兀和冒險，會太過損傷蔣的自尊心，事後暗托宋子文等對蔣表示歉意，甚至聲言今後願與蔣一同隨軍行動，“不問中央事”［５８］（卷六，1927年2月6日條），但他卻並沒有停止推動剝奪蔣黨政權力的鬥爭。

　　蔣介石剛一離開武漢，武漢地區的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領袖就大張旗鼓地發起了恢復黨權運動，不僅高唱“打倒張靜江”，擠走同情蔣的十一軍軍長、武漢衛戍司令陳銘樞，推動蔣之行營主任、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以及孫科等人公開撰文，影射抨擊蔣搞個人獨裁，而且為根本消除蔣對黨政的控制權，更決定抓住左派占優勢的情勢，於3月召開二屆三中全會，重定黨政軍領導體制。他們顯然沒有想到，在中國，不僅政權要靠槍桿子來取得和維繫，而且社會上的所謂階級分化也遠未達到他們所希望的那種程度。不要說中間階層所占人口比例極大，就是共產黨人最為重視的工人群眾，政治上也與廣州工人的情況不相上下，通常處於分散的甚至是分裂的狀態，很多工人不僅不能為共產黨人所掌握，甚至可能站到相反的立場上去。換句話來說，蔣介石未必會真的陷於孤立，其區別於共產黨人的政策主張，這時不僅可以得到相當部分軍人的支持，而且也同樣會具有相當的社會基礎和群眾基礎，足以與共產黨人相抗衡。

　　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是蔣介石的軍隊所經過的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省，社會中上階層所表現出來的擁蔣熱情。在這些地區，共產黨人和左派國民黨員通常都影響着相當一批工人群眾，並掌握着省市一級的黨部，但運動中出現的種種過激行為，卻在傾向平和、渴望安定的社會中間階層中間造成了很大的恐慌。蔣介石到來後，為抗拒共產黨人和左派國民黨人，往往會藉助於本地倒戈的軍事領袖，或選派政治上區別於激進派的親信，另立黨政機關，以控制地方。由於這些人明顯地傾向於沿襲舊體制和舊秩序，因而自然會受到習慣於舊體制、舊秩序，而恐懼激進革命的社會中上階層的歡迎。對於這些地方的工人、店員和農民群眾，凡與共產黨工會農會不合者，他們都會積極予以扶植。縱使找不到合適的扶植對象，他們也能夠找到青紅幫組織偽造工會團體與共產黨人的工會組織相對抗。對此，蔣介石也並非一無所知。但已經習慣於用強力解決問題的他，也並不反對部下出於革命的目的而採取非常手段。結果，就出現了諸如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這時在蔣的總部中所看到的那些讓他倍感吃驚的情景：蔣對其親信支持指使擁蔣的工人、店員，甚至是青紅幫分子，在眾目睽睽之下衝擊共產黨人和左派分子領導的各地國民黨黨部、工會等機關團體，甚至大打出手，造成流血衝突等，常常是睜一眼閉一眼，時而默許，時而乾脆就是變相鼓勵。［５９］

　　在這裡需要指出的是，蔣介石開始不擇手段地來與跨黨分子爭奪地方和群眾，是與他所感受到的權力失落的威脅程度密切關係的。直到1927年3月之前，一直跟着蔣工作的郭沫若雖然對蔣在個別地方工人運動問題上的處置手法心存疑問，卻並未發現蔣有明顯異常的表現。但在3月上旬之後，當蔣被迫同意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鄂，緊接着武漢又召開了旨在削弱其權力的二屆三中全會，郭沫若才意外地發現蔣介石開始大踏步地轉向了極端。很明顯，蔣因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鄂而產生的權力失落感和政治恐懼感實在是太大了。他深信，如果這個時候再不採取斷然措施，他所占有的那些省區，轉眼間就會落到武漢中央的手掌心去。而丟掉這些地區，他連討價還價的資本可能都沒有了。如果他最終不得不向武漢中央臣服，不要說前此的一切可能功虧一簣，就連自己的政治生命都可能因之而結束了。困獸猶鬥，有過“三·二0”經驗的蔣介石當然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

　　還在1927年2月下旬，即在蔣還沒有下決心動手之前，他其實就已經不斷地公開放話了。當時，他僅僅是受了鮑羅廷言語威脅的刺激。他公開警告說：不要試圖讓我走開，“總理在生的時候，我無論對那一個同志，或者有一句話與我不對，或者有一點得罪了我，我馬上就要跑開。”“現在可不是了。如果我一走開的時候”，“中國革命根芽從此就要斷絕了！”誰也不要想讓我放棄責任，因為，“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反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６０］(p.124-125)注意到這種情況，武漢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堅持取消和限制蔣的權力，[21]其後果應當是可想而知的。

“四·一二”：血腥的開端

　　蔣介石打算與共產黨人翻臉，當始於二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3月3日，即蔣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會議，意外發現譚延闓、何香凝、陳公博等均已動搖，決心去武漢參加二屆三中全會，即同意將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遷往武漢之際，蔣內心就已經充滿了恐懼與惱怒。表面上，他只能表示同意多數人的意見，背後卻忿忿然曰：“見人面目，受人氣焰，羞辱情況，令人難堪！”［５８］（1927年3月3日條）一連數日，蔣心境惡劣異常，因而曾連電前敵總指揮何應欽：“謂共產派在武漢破壞軍事更烈，非克復南京自立基礎，決難立足。”［１０］（310-311）此電錶明，蔣確是在過去所據以號令全黨的二屆廣州中央及政府脫離其掌控之後，即開始暗中考慮與武漢分庭抗禮，另立中央的可能性的。

　　另立中央，蔣必須握有足以號召全國的政治資本。在他看來，能否順利拿下上海和南京這兩大中心城市至為關鍵。因此，在上海、南京未奪取之前，蔣的態度仍舊猶豫不決，即使是對武漢中央的二屆三中全會也沒有敢於公開指責和否認。何應欽、蔣伯誠、顧祝同、潘宜之、楊虎等蔣之重要部屬早就對共產黨強烈不滿，“以半年來之努力奮鬥，其結果不過為造成共產黨擾亂地方之基礎”，談起來“多激昂唏噓”。但這時將領們多次對蔣提起此一不滿，蔣卻時而憤而應和，時而痛加訓斥，讓他們往往不知所措。何應欽就明確講：對黨務問題，非蔣自己拿定主張始有辦法，他人都不敢十分表示自己的主張。因為蔣“屢次游移，且事後每由他人受過”。［１０］(p.310)但奪取南京剛有眉目，張靜江就明白告訴邵元沖、蔡元培等人說：“介石對於與共產黨分離事已具決心，南京定後，即當來寧共商應付”。［１０］（p.312）

　　1927年3月24日，張靜江、邵元沖、蔡元培、蔣夢麟、馬敘倫等同車去上海，隨即赴龍華前敵總指揮部與白崇禧、潘宜之、黃郛、吳稚暉、李石曾等見面，“共商應付黨務事宜”。而就在張靜江等從從杭州動身前往上海的當天，剛剛被占領的南京城就發生了有組織的排外搶劫事件。大批在江右軍總指揮程潛率領下的國民革命軍官兵，從上午8時開始，對城內各處外國領事館、僑民住宅和外國教堂、商店、學校大肆搶掠，直至午後5時才逐漸停止。因各國駐在南京的海軍官兵人數甚少，無法與搶劫者正面衝突，因此停在長江上的美、英軍艦遂從下午3時左右開始炮擊南京，直至搶劫行動被制止才罷休。蔣得到消息後，馬上於25日中午從上海趕到南京，急匆匆部署追查之後，便於次日又趕回上海。雖然，在公開場合蔣並沒有把南京事件歸結為共產黨人的陰謀，但其內心明顯地懷疑有“奸黨”在藉故挑撥自己與列強政府的關係。[22]［42］(p.193,195,197)［５８］（卷六，1927年3月25，27日條）因此，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即27日，蔣就急忙將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張靜江、蔣夢麟、邵元沖、馬敘倫等一併邀入總部行營，秘密“開會討論與共產黨分裂之辦法”，並顯然傾向於吳稚暉的主張。吳的主張是：“由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員及跨黨分子謀危本黨，動搖後方及賣國之行為，其證據則根據數星期前陳獨秀對稚暉之談話，謂共產黨二十年內必可實行共產，又去年雙十節共產黨在湖北秘發之傳單陰謀破壞國民黨者以為證，然後再由監察委員會召集中央執行委員之非附逆者開會商量以後辦法，而開除及監視一切附逆及跨黨之首要等，聽候代表大會裁判云云。” [23]［１０］（p.313－314）

　　在這個時候，蔣介石與共產黨確已形同水火，再難相容。這裡面除了他相信武漢中央種種做法的背後其實都是鮑羅廷和共產黨人在起作用以外，他更擔心的，還是共產黨人隨時可能採取行動衝擊租界，引發外國干涉。北伐公開宣示的政治目標是反帝，而反帝的最直觀的效果就是取消列強各國在中國的特權並收回租界。1927年1月北伐軍勝利奪取湖北和江西後，直接導致的一個群眾性自發反帝的行動，就是攻擊並占據了漢口和九江的英國租界。蔣介石本人在1926年雙十節時也曾發表過一個《敬告全國民眾》書，雄心勃勃地宣告：北伐之使命，就是要完成總理遺志，“對內掃蕩反革命之惡勢力，使人民得解放而謀自治，對外代表國家利益，取消不平等條約”，收回治外法權，並取消租界，進而消滅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６1］來到上海後，對外國人在中國的領土上陳兵列艦，耀武揚威，身為軍人的他也十分厭惡。他到上海後曾多次對中外記者表示：“現在租界情況，實予人以難堪。”“外艦外兵一日不撤，中國人民的憤激就一日不能消滅。”［６2］(p.192,195,205)但是，蔣並不贊成武漢、九江奪取租界的做法。注意到漢潯事件後英、美、日、法各國政府全力保護其在上海利益的態度，把軍事勝利視為一切之首的蔣介石，在對列強問題上不得不表現得格外小心謹慎，極力與列強各國政府的代表周旋應付，避免造成外力干涉的嚴重局面。而當他考慮到與武漢分庭抗禮和清除黨內之共產黨人之後，他就更是不能不關心失去蘇援後，能否取得各國列強的同情與承認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蔣當然不能提出租界問題，甚至還要公開聲明確保各國租界的安全，以取信於各國政府。［３8］（p.347－355）

　　這時的上海，謠言蜂起。特別是各個外國租界裡躲避着大量從武漢、九江以及其他國民革命軍占領區逃亡避禍而來的外國僑民和中國人，他們對於兩湖、江西等地激烈的工農運動充滿恐懼，生怕國民革命軍占領上海後會重現漢口、九江下層民眾衝擊租界的情景，因而更是人心惶惶。鑑於自己在上海工人中的號召力，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提出的要超越民主革命界限的要求，在上海的中共領導人這時也顯得相當振奮，反覆強調：我們黨“已到奪取領導權的時期”，因此力主公開打出自己的旗幟。說“要在群眾中宣傳CP，或用公開代表形式，或指定同志在群眾會議時故意問CP是什麼，藉此宣傳CP”。［６3］(p.338,348,369,374)既然要奪取領導權，上海共產黨人自然要指揮總工會四處衝擊國民黨右派組織，並積極籌組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結果，弄得“街市上共產黨呼聲很高”，人人都在打聽CP，“很想曉得內幕”。讓他們意想不到的是，

3月22日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初到上海時，對共產黨領導的總工會態度還好，還同意各工會的武裝糾察隊統歸總工會管轄，對共產黨推動組建的市政府也未加反對，但第二天聽到各方反映之後，態度立即轉了一百八十度，揚言“將設法根本消滅武漢風潮之再現於上海”。次日白“請市黨部等吃飯，獨不請CP”，且馬上就有種種傳說，稱市政府為CP所組織，蔣介石亦堅決反對。［６4］（p.368－369，372，375，385）

　　蔣介石、白崇禧等人的擔心，並非全無根據。在準備奪取上海之初，中共上海區委沒有馬上收回租界的打算。它曾明令“罷工工人不准打外國人，不准搗毀機器”；並要求工人糾察隊切實“維持一切治安，禁止流氓、土匪乘機騷擾與搶劫”。包括對店員問題，也曾再三強調“現在廣州、漢口已經鬧壞了，這個問題很複雜”，一定要與商人接洽，“注意條件，不要太高”，避免鬧出亂子。上海總工會甚至有聲明給英國巡捕房總巡先生，以安其心。［６5］(p.404)但3月24日以後，共產黨方面的態度卻有了明顯的改變。當天，總工會下達了復工令，外資廠主卻拒絕工人復工，租界巡捕因此武裝阻止工人進入租界，致使一些想要復工的工人與巡捕房發生了對峙和衝突。一時間總工會將要攻擊巡捕房，或工人糾察隊將要猛撲租界的謠傳四起。面對這種情況，基於武漢、九江的經驗，上海中共領導人內部已經開始提出了儘快收回租界的設想。除少數人強調還要避免發生衝突以外，相當一部分人的意見是主張對外國資本家下最後通牒，對租界亦不能示弱，對方越界築路，我可自由拆除鐵絲網，準備做收回租界的總罷工。［6４］（p.386）

　　工人方面的反應馬上就引起了蔣介石一方的高度警覺。25日，當外國記者據此詢問東路軍前線總指揮白崇禧時，白公開強硬地表示，工人旦有擾亂，駐軍必將負責繳械。他並且當即下令將與閘北上海總工會關係密切的閘北駐軍薛岳部調開，而調劉峙部接防，以便對設在那裡的上海總工會嚴加防備。這種情況又引起共產黨方面的反彈。他們又是開群眾大會，又是派人質問白崇禧，堅決反對調離薛岳。同時還通過市政府致函租界工部局，強硬提出限期三日內“正式表示不復阻止復工”，否則將再行總同盟罷工，此後發生一切問題概由工部局負責。［６６］（p.405）不僅如此，他們還嚴厲批評有同志怕被人說是CP，說這是純粹軟弱賣黨的心理，要求所有黨員必須公開宣傳這次革命是在CP領導下，大開門戶，吸收黨員，三個月要徵收5萬黨員，準備“公開取政”，“包辦革命”。［６７］（p.398，400）

　　中共中央顯然支持態度強硬的對抗態度。陳獨秀在上海特委會上直截了當地鼓動說：中國革命如不把代表資產階級的武裝打倒，中國就不要想革命。只有把此武裝打倒，資產階級才能服從革命的力量。現在上海的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右派已經與黨軍勾結在一起了，“我們如果情願拋棄上海，就很容易，如果爭鬥，就要馬上動作。”即“右派軍隊來繳械，我們就與之決鬥，此決鬥或許勝利，即失敗則蔣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斷絕。”［6４］（p.389）

　　這時上海總工會屬下的工人糾察隊其實只有兩三千人，“黨群眾化五萬”，受其影響組織的工人約25萬，占上海工人總數之比並不大。但也正因為如此，共產黨人更高度重視這支武裝。因為它是共產黨人控制工人運動，進而控制上海的關鍵所在。上海區委明確講：“上海工人［有］有力武裝，上海工人的政治地位與一切行動都有保障，同時CP也跟隨有力。如果工人武裝被解除，則工人又將入於過去黑暗之域。因此，維持工人武裝為目前最重要的問題。”［６８］(p.397,399,401,406)26日，上海共產黨人得到消息，江西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被軍隊所殺，南昌、九江國民黨左派控制的市黨部均被搗毀和解散，因而情緒更加激憤。上海區委正式決定：目前最主要策略就是：“反對反動的新軍閥，積極響應寧案，舉行反英大罷工，達到收回租界的目的。我們要隨時隨地準備武裝與右派軍隊發生總決鬥。”他們確信：“如果上海工人把右派打倒，租界收回，在革命的前途非常偉大。”［６８］（p.406－409）

　　這邊蔣介石磨刀霍霍，那邊共產黨血脈賁張，雙方流血衝突已不可避免。然而，正在這時，中共上海區委收到了莫斯科27日的來電。來電提出：“我們認為，長時間地舉行總罷工要求歸還租界，在現階段是有害的，因為這可能使上海工人處於孤立狀態並便於當局對工人採取新的暴力。最好是組織示威性的罷工，抗議在南京的暴行，而租界問題要同國民政府商量。”中共中央復電申訴，聯共（布）政治局28日又再度來電，強硬表示：“請你們務必嚴格遵循我們關於不准在現在舉行要求歸還租界的總罷工或起義的指示。請你們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黨及其長官發生衝突。”［６９］(p.168-169)據此，陳獨秀不得不稍加變通。在收到電報當天，他函告中共上海區委，要求他們“表面上要緩和反蔣反張，實際準備武裝組織”，對總同盟罷工，也“要得民黨及老蔣同意”。［７０］（p.428）有陳獨秀的指示，中共上海區委決定於第二天，即29日召開上海市民代表會議舉行臨時市政府就職典禮時邀請蔣介石出席，以示緩和，並觀察蔣之態度。

　　29日，蔣介石沒有出席這場典禮。他不僅不出席，而且致函臨時市政府，要求其“暫緩辦公，以待最後之決定”。［７１］(p.196)蔣公開否認已經得到武漢中央明令認可的上海臨時市政府，不僅表明了決心與武漢中央抗衡的態度，而且預示着雙方衝突已迫在眉睫。中共中央因此再電莫斯科，強調準備抵抗的必要。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仍舊堅不同意。它一方面致電在武漢的鮑羅廷，要求他考慮“對蔣介石作出某些讓步以保持統一和不讓他完全倒向帝國主義者一邊”的可能性；一方面電示上海中共中央稱：“（1）在群眾中展開反對政變的運動；（2）暫不進行公開作戰；（3）不要交出武器，萬不得已將武器藏起來；（4）揭露右派的政策，團結群眾；（5）在軍隊中進行擁護國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對個人獨裁和與帝國主義者結盟的宣傳”。［６９］（p.168－169）

　　恰在這時，汪精衛意外地從國外回到上海，從而使得尚未下定最後決心的蔣介石一度放慢了與共產黨破裂的腳步。據邵元沖日記：“此間日內正擬以斷然手段處置者，乃不得不暫行延擱。”因“精衛以為武漢諸人，非不可理喻，故仍擬約彼等來寧，以會議方式解決之雲。”［１０］(p.315)懾於汪精衛在黨內的威望，蔣為表示不偏不倚，並為自己留有餘地，於3日公開發表了一則通電。聲稱今後將“專心軍旅，戮力北伐”，“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諸端，皆須在汪主席指揮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７２］（p.209）但就在第二天，他就直言不諱地告訴第一二師的同學們說：有人要我承認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案，我們身為黨員，對於本黨中央的決議案當然要承認，但也不能盲目。因為本黨是有監察委員的，若監察出會議手續不合，或違反主義黨綱，就可以宣告無效。“監察委員的特權，我們不能抹殺的。”［７３］（p.216）蔣的這番講話當然是有備而發的。因為就在蔣介石發表通電的頭一天晚上，吳稚暉等幾位監察委員已經秘密開會，通過了彈劾共產黨案，決定提請各軍警機關將轄區內之共產黨人“分別看管監視，免予活動”。[24]

　　對於吳稚暉等人2日晚的秘密會議及議案，汪精衛並不知情。3日上午蔣介石、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邵元沖等人一同往孫中山故居與汪會晤。談到清黨問題時，吳稚暉直言相告：“此次監察委員會提出對共產黨彈劾案，必將采斷然之處置，故只系通知而非商榷。”汪聽罷“怫然”，半晌不語。黃紹竑、李宗仁等急忙出面轉圜，一致請汪提出解決良策。汪當即提出三項暫時應急之法，即“1、共同負責通告首領陳獨秀，立即制止國民政府統治下之各地共產黨員，應於開會討論之前，暫時停止一切活動，聽候開會解決。2、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遷鄂後，其命令如有妨礙黨國前途者，於開會之前不必執行。3、各省黨部、各執行機關如有搗亂分子在內陰謀破壞者，在汪所擬召集之會未能解決以前，應由各最高級長官飭屬暫時制裁。”對此，蔣介石等人均認為可以接受，故“決定暫照此條件進行”。［３７］（1927年4月9日二版）［１０］(p.315-316)

　　基於三項應急辦法，汪精衛於會後馬上找到了陳獨秀，轉達了蔣介石等人要求共產黨員暫停一切活動的提議。陳獨秀在百般解釋之後，為澄清事實，力闢謠言，當即起草了一份聲明書，並力勸汪精衛聯名發表。這份由汪、陳合署的宣言4月5日即公開刊登在上海的報紙上。宣言聲稱，無論是共產黨將組織工人政府、沖入租界、打倒國民黨，還是國民黨將驅逐共產黨，壓迫工會，解散工人糾察隊，所有這類說法，都純屬謠傳。國共兩黨將仍本孫總理的聯共政策，親密合作。［７４］

汪精衛與陳獨秀的聯合宣言，並未達到勸說共產黨人暫停一切活動的初衷，反而讓蔣“不勝驚異”，因為汪陳宣言中不僅絲毫沒有提到要共產黨員暫停一切活動的問題，而且汪居然代表國民黨保證沒有制裁共產黨的任何意圖。這些無疑與蔣汪等3日商定的暫時應急辦法三項大相逕庭。［５８］（卷六，1927年4月5日條）

　　這時，武漢國民政府又有訓令要蔣“克日離滬赴寧，專任籌劃軍事”，並威脅蔣若一意孤行，定將免職除名，決不姑息云云。注意到武漢中央公開宣布決定遷都南京，［１３］（p.908－910，925）蔣再也沉不住氣了。因為，武漢中央如果真的迅速動身遷來南京，無論政治上還是軍事上蔣都將陷入投鼠忌器的困境。甚至今天聽命於蔣的各路將領，到時候也難免會首鼠兩端。何況汪陳宣言已經證明汪的承諾絕不可靠。考慮到這一危險的後果，蔣自然不能照3日所定方針，等汪勸說武漢諸位來寧開會了。在發現汪不打招呼悄悄遁跡之後，蔣隨即公開發表了與汪精衛的談話要點，以防汪巧言惑眾。之後，蔣於9日一早轉赴南京，表面上是遵從武漢訓令，實則雙管齊下，準備照江西等地的辦法用強力來奪取南京和上海的黨政權力。

　　9日中午，擁護武漢中央的江蘇省黨部和南京市黨部相繼被蔣派組織所搗毀，其工作人員非打即捉。［７５］與此同時，蔣下令查封了直接受武漢鄧演達領導的上海總政治部機關，指責其“假借名義，潛植反動勢力，妨礙北伐進行，甚至嗾令黨羽，引起暴亂，喪失本軍之信用，阻礙北伐之大計”。［７６］（p.223）三天后，即4月12日，新成立的淞滬戒嚴司令部正副司令白崇禧、周鳳岐，在蔣密令下，以制止械鬥為名，再度成功利用青紅幫做前鋒，在一天之內順利地繳了糾察隊在各處的武裝。等到次日總工會組織示威遊行，罷工罷市時，白崇禧等乾脆下令軍隊開槍。失去了武裝工人憑籍的上海共產黨人，已然成為蔣的俎上肉了。

　　時至於此，蔣介石不能不公開打出反共的旗號了。4月15日，他正式發布了《清黨布告》，宣布了與共產黨決裂的決定。布告稱：“照得此次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舉發共產黨連同國民黨內跨黨之共產黨員等有謀叛證據，請求中央執行委員會各委員在所在各地將首要各人就近知照公安局或軍警機關，暫時分別看管監視，免予活動，致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為，仍須和平待遇，以候中央執行委員會開全體大會處分等因。”［４２］（p.225）蔣隨即電令各軍師長，立即拘捕“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副主任郭沫若及軍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彭澤湘、廖乾五等以及在師團連各黨代表及政治部指導員之跨黨分子”。此後，被公開指名通緝的共產黨人更達到近200人之多，鮑羅廷、陳獨秀等首當其衝。［７７］

　　當然，這裡的所說“和平待遇”，不過是對外的一種說辭而已。對強力政治之運用已得心應手，駕輕就熟的蔣介石，既然將共產黨人目為“叛亂”分子，自然也就不會在意下面的人用什麼方法去“待遇”了。當有部屬來電說明“所拘叛徒此間同志多主嚴辦”時，蔣一紙“叛徒嚴懲”的批覆，便輕易地開啟了對政治對手的血腥殺伐之門。［７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