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元朝的一些常見的謬誤
時間：2007/01/16 出處：歷史研究

　　關於流傳最廣的“人分四等“,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王東平博士在文章中指出,元朝並沒有把民族明確分為四等的專門法令,但是在諸多政策法令法規中,蒙古人色目人享有特權,這恐怕是人分四等這一說法的來源.至於“九儒十丐“,也是民間的一種說法,實際上元朝儒士的地位並不低.這種等級是不存在的.關於“停止科舉“,其實元朝在元仁宗時已經恢復了科舉考試,在順帝初伯顏專權時曾一度中斷,順帝搬倒伯顏後,科舉考試又得以恢復.關於元朝的鐵器之禁,成宗時其實已經開放鐵器之禁,後來鐵器之禁時有時無,主要和形勢有關係,並不是終元一世的政策.關於所謂初夜權之說,則純粹是民間傳說的無稽之談,近人程樹德在>中多次指出“與史無證“.南宋徐大焯在>中所列“二十家為甲“,是以北人為甲主,而不是以蒙古人為甲主.保甲制度實際創立於北宋王安石.關於蒙古人不懂得漢文化,其實也不全面,元仁宗元英宗對儒生十分重視.拜住脫脫等都是蒙古人中的儒臣.

元朝的軍、政體制與前代相比是較為健全的。中央政府的軍、政統治機構，主要由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構成。中書省領六部，主持全國政務，樞密院執掌軍事，御史台負責督察。地方行政機構，分別為行省、路、府、州、縣。行省是朝廷委派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書省職權的簡稱。以後行省由中央臨時派出機構轉為地方常設的最高行政機構。行省握有很大權憲，統轄路、府、州、縣的政務，錢糧、兵甲、屯種、漕運、軍事等等。元代行省制度是自秦漢以來中央集權制度的一個重大發展。

元朝的經濟仍以農業經濟為主，但生產技術、墾田面積、糧食產量、水利興修以及棉花的廣泛種植等都超過了前代。棉花的種植範圍進一步擴大，為棉紡織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松江地區的棉紡織業尤為興盛，那裡出產的“烏泥涇被”名聞遠近。當地農家婦女黃道婆，從黎族人民學到了先進的棉紡織技術，她把這些技術在家鄉傳播開來，並改進了棉紡織工具，為棉紡織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元朝的手工業生產除官辦作坊外，民間手工業比較發達，行業種類超過前代。特別是新興棉紡業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瓷器、印刷業也有較大進步。由於驛傳制度的完善和海運的開通，國內外交通空前發達，商業比唐、宋時代有了很大的發展。城市繁榮，盛況空前，出現大都、杭州、泉州、廣州等聞名世界的大都市。泉州是元朝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經常停泊着數百艘海船，大量貨物在那裡匯集和起運。至今屹立在泉州附近的六勝塔，就是當年引導海船進出港口的燈塔。

元朝在詞和民間通俗文學的基礎上，發展出一種新的文學體裁──曲。元曲包括散曲和雜劇兩種。散曲是由詞發展而成的一種近於民謠的新詩體，可供清唱，又叫清曲；雜劇除歌唱的曲子外，還有道白、表演，實際上是劇曲或戲劇。元代的散曲用詞清新古樸，多世俗詞句，常以不拘一格的體制塑造鮮明形象。著名的散曲作家包括有「曲狀元」之稱的馬致遠，以擅長雜劇而出名的關漢卿以及張可久、喬吉等等。像馬致遠膾炙人口的《天淨沙》(「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通過對一幅秋郊夕照圖的描繪，委婉地刻畫出旅人飄泊天涯的心境，成為經典名作。
元朝的雜劇，成就極其輝煌，優秀的戲曲作家輩出，而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朴)並稱為元曲「四大家」。若以作品藝術性之高及對後世影響之深而言，則關漢卿的《竇娥冤》和王實甫的《西廂記》堪稱不朽的傑作。《竇娥冤》通過貧苦婦女竇娥含冤負屈被官府誤判死刑的劇情，揭露官場的黑暗，並宣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報應思想。《西廂記》則講述相國之女崔鶯鶯和書生張生，勇於衝破封建樊籠，歷經千辛萬苦，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愛情故事，為世世代代中國人所傳頌。
　　
　　 元朝在其他藝術方面的成就也不小。書畫方面，元初書壇三大家趙孟孚、鮮于樞和鄧文原，提倡「專以古人為法」，深研晉、唐先賢的書法，對元代及後世書法的影響甚大。其中趙孟孚以一代文豪兼工書畫，他精通各種書體，而他的畫也是山水、樹石、人物、走獸無一不工，實為元代書畫的一代名家。

建築方面，元代有很多宏偉的建築，其中元大都的建設可為典範。大都為元之國都，也是13－14世紀世界上最宏偉壯麗的城市之一。它花了十八年的時間建成，其嚴整的規劃布局，建築的技術、藝術水平都是當時世界上罕見的。元代統治者為了修建這座規劃龐大、輝煌宏麗的都城，調集全國各地大量優秀工匠，同時，大量西域人也為大都的建設貢獻了自己的才華。明、清的北京城就是在元大都的基礎上改造和擴建而成的。 陶瓷藝術在元代也有進一步的發展，其特色是青花瓷器的製作。青花是用氧化鈷作顏料在陶胎上描繪紋樣，然後上白地藍花的透明釉加彩繪。中國青花瓷的發展，便運用唐代三彩技術並學習、改良西亞的青花技術而來，到了元代中葉臻於成熟，其工藝水平超於前代而遠銷世界各地。

同時，元朝政府還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來保障商人的權益。為了禁止官員經商與民爭利，出台了《市舶則法》，規定各衙門不得“差占”舶商船隻，“永為定例”；船商進港，不許“權豪勢要人等詭名請買”並免除舶商、艄水之家的一切雜役。從而使得“富民往諸蕃商販者，率獲厚利，商者益眾”。這使得1314年因出口量過大，超過了海外市場承受能力，導致“中國務輕，蕃貨反重”，於是元朝又採取干預措施，規定“發舟十綱，給牒以往，歸則徵稅如制，私往者沒其貨”，限制出海船隻數量，以減少貿易逆差。等到1323問題得到解決後，又很快廢除了這項規定。
　　　　 元朝中國的重商政策，國家對於世界的影響是提高還是降低，不言自明。

在天文學方面，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徵招“回回為星學者”翻譯及帶來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優努斯（也譯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譯作《哈基姆曆數書》）等天文學著作。1260年，元朝廷承金人舊制，設立司天台；1271正式設立回回司天台，1312設立回回司天監。後來還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馬剌丁（又譯作扎馬魯丁、扎馬剌丁）為代表的天文學家管理此類工作，為中國天文歷算的完善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札馬剌丁自己製作的天文儀器有多環儀、方位儀、斜緯儀、平緯儀、天球儀、地球儀，觀象儀等七種。除外來科學家外，中國本土的天文學家、水利學家和數學家郭守敬設計、製造了簡儀、仰儀和圭表等天文儀器，同時，他主張以實際觀測為依據，在全國各地建立了規模龐大的天文監測網。另外，郭守敬還設計、製造了大型計時儀器——七燈漏（大明殿燈漏）。天文學的發展，必須有數學的的相輔相成。在元朝，中國人首次使用阿拉伯數字。1280年，數學家及天文學家王恂與郭守敬等制訂《授時曆》，不但列出了三次內插公式（“招差法”），還使用“垛壘、招差、勾股、弧矢之法”進行縝密計算，其中將穆斯林發明的弧三角法應用於割圓術獲得“弧矢割圓術”（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為稱奇。1303年，數學家朱世傑的《四元玉鑒》問世，此書將“天元術”推廣為“四元術”（四元高次聯立方程），並提出“消元”的解法；歐洲則在1775年由法國人別朱提出同樣解法。朱世傑的另一項成就是對各有限項級數求和問題的研究，而且在此基礎上得到高次差的內插公式；在歐洲1670年英國人格里高利、1676~1678年牛頓才提出內插法的一般公式。
　　另外，中醫藥學在元朝也有很大發展，出現了（金）元四大學派，特別是中國與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頻繁的交往，使得當時處於領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醫藥學典籍被帶來中國並翻譯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揮發劑、滴鼻劑、露酒劑、油劑與糖漿劑等已經普遍得到推廣應用。在元朝的秘書監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關於醫藥學方面的著作。中國傳統醫藥學此時已經深受這些外來醫藥學的影響，特別是中藥學擴大了“中藥”的內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傳來的“海藥”。綜合了中醫和阿拉伯醫學的《回回藥方》是中國大型綜合性回醫藥學典籍，共有36卷，包括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骨傷和皮膚病等科，約有藥方6000---7000首之多。元政府在太醫院下面專門設置廣惠司，掌管回回醫藥事務。公元1291年先後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藥物院”。在民間，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經開始設立比較正規的醫院為國人治病。

在征服戰爭頻繁的古代，蒙古對於宋朝的征服是歷史的事實，這無法改變。但蒙古對於宋的征服，就如所有的征服戰爭一樣，在破壞之後都是有建設的，而且建設的水平與前朝相比並不遜色，甚至可以說對於中國文化有着相當大的推動，若說元朝使中華文化斷檔或是遭受毀滅性打擊，只可以說是對於歷史的不了解或是以民族情感來忽略歷史真實。
　　　　評論歷史，不可有着非黑即白的觀點，歷史就是已經發生而且並不隨人的意志而改變的事實，用情感來左右對歷史的看法，只能得出錯誤的判斷。清朝有血腥的征服戰爭，有文字獄，但也有穩固的版圖、《四庫全書》、康乾學派和《紅樓夢》，兩者都不可忽視，元朝也是如此。當然，“歷史是任人打扮小姑娘”，如果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而故意強調其中一點無視另外一點，也是評史人的自由。
　　　　只是，那是政治，而不再是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