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份是貧民。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暑了。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的頭十一個月裡，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費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長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後，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裡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穀兩百來斤，外加兩三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穀，經曬乾揚淨後，只能有一百多斤，這麼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候，更是 會吃飯的。

在山區，孩子終年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見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的菜吃光了，沒有錢再去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制新的；病倒了，連個請醫生看病的錢都沒有。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於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費都得依靠家裡支持；說來見笑，他風裡來，雨里去辛勞種地，頭髮長了 ，連個理髮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孩子上山下鄉後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

現在，如上述的許多實際困難問題，有關單位都不去過問，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這當家長的自行解決，這怎麼能行呀？有朝一日，當我見閻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後，那他將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又將初中畢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鑑，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們這裡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並不好好勞動，並不認真磨鍊自己，並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係，走後門，都先後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有不少在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幹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 展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幹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麼一來，單剩下我這號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干一輩子革命而已。

面對我們這裡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的事實，我並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幹，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儘快給予應有的合理解決，讓孩子能有 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該不至於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困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昧地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謹此敬頌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