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觀鄧小平逝世十年後的中國

--------------------------------------------------------------------------------
發布時間:2007-02-12 23:54:14 【來源:論壇】

“有話要說，給我一隻貓”，是鳳凰衛視《有報天天讀》的一句廣告語，大家耳熟能詳。今年2月19日，我有話要對一隻偉大的貓說。因為這隻貓不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的格局。

“貓論”的歷史貢獻

十年前逝世的鄧小平有一句名言：“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1962年 7月2日，他在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包產到戶”時引用的四川諺語。後來被訛傳為“不管白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文革”中更被冠以“貓論”的罪名而遭批判。鄧的形象從此與貓結下不解之緣。

“文革”結束，鄧小平二次復出，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務實的“貓論”提升為治國方略。鄧小平不同於毛澤東之處在於：毛似乎是一個天生的秩序破壞者，任何不喜歡的東西都可以推倒重來；而鄧則是秩序的建立者，不會憑着浪漫的革命詩思橫掃一切，而是腳踏實地，朝着現實目標探索前行，“摸着石頭過河” 的改革口號由此應運而生。

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的最大貢獻，在於摒棄了“階級鬥爭為綱”的教條，結束了那種隨時“觸及靈魂”的革命，實現了“經濟工作為中心”的基本國策轉移。他以快刀斬亂麻式的果決，使國家迅速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陰影，推動國民經濟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才有了今天經濟上的驕人成就。與此同時，中國承襲毛的外交思路，利用冷戰時代東、西方陣營的對立，將自己定位於第三世界，形成了不容忽視的第三極；並通過對外開放，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國際孤立狀態，迅速融入國際大家庭。國際外交格局因鄧小平而改觀。

為推動國家的現代化，鄧小平發動了對“兩個凡是”的批判，打破了意識形態的堅冰，“思想解放”成為80年代最響亮的政治口號。鄧小平作為執政黨的領袖，對維護本黨的執政地位同樣不遺餘力。在對“凡是派”的鬥爭占據上風后，他迅速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堅持保住毛澤東的偶像地位。雖然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相對保留了對“反右”的評價。這兩個歷史問題至今仍是禁區。

總設計師的遺憾

中共第二代領導人曾力圖通過民主與法制建設，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這也是當時朝野的共識。但民間訴求操切，僵硬的意識形態則不時吹動寒流，迫使鄧在執政地位與政治改革之間作出抉擇。不按指令捉“老鼠”，當然夠不上“好貓”，社會矛盾的加劇令衝突日增，導致他的兩位親密助手先後下台。1989年的重大歷史事件後，鄧小平淡出政壇。

進入90年代，當鄧的改革開放路線再度受到嚴重挑戰時，這位自稱為“平民”的老人拍案而起，用顫抖的聲音和手勢發表“南巡講話”，最後一次捍衛了自己的尊嚴和歷史功業。他以政治餘熱開創了一個政治學上罕見的先例，至今無人有勇氣和能力仿效。

“北京風波”以及叫停“姓社姓資”的爭論，使國人自毛時代以來養成的高度政治熱情被強力退燒；作為化解手段，鄧機智地撬動經濟槓桿，將全民推入了一場風起雲湧的經商大潮，“一部分人先富”成為最時尚的口號。50-60年代被消滅的民營經濟，自90年代迅速崛起。一些失意精英的政治怨憤，也從經濟發跡中得到補償。政治體制改革處於停擺狀態。

鄧小平在淡出政壇前作了這樣的檢討：“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裡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對人民的教育。對於艱苦創業，對於中國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將要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種教育都很少，這是我們很大的失誤。”

總設計師作為執政黨領袖所表達的遺憾，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特徵，但也是“摸着石頭過河”的實用哲學所須付之代價。在“文革”造成的社會道德真空狀態下，將全黨全民推入經濟大潮；直到他逝世，未能完成政治體制改革和道德重建的任務；這些都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歷史遺產中的債務

全社會追求物慾的急功近利心態，使執政黨內腐敗風氣上升，知識精英社會責任感淪喪，其道德後果在鄧逝世十年內日益凸顯：領導為彰顯政績而罔顧民生，官員因謀求私利而貪贓枉法，商人因追逐利潤而摒棄誠信，學者為出名出書而弄虛作假，百姓因蠅頭小利而你爭我奪，企業為追求效率而忽視安全環保……

鄧小平早在20年前認識到：“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作為鄧時代的遺產，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繁榮與民主監督功能的缺失，使轉型中的社會逐漸失衡：一黨執政體制下的“權力尋租”，造成普遍的權錢交易和官場腐敗；“諸侯經濟”的迅速崛起，令執政黨的各項政策面臨“下有對策”的挑戰；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的種種弊端，隨着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加快而日見突出。

鄧小平早年受過傳統和新式的教育，青年時代有着在法國工廠務工四年的履歷。嚴格的工業化啟蒙訓練，使他超越了“國際農民工”水準，具備了產業工人和知識分子革命家的素質，並有着不同於毛澤東式農民領袖的眼界。對設計師而言，工業化設計的思維是縝密而務實的，目標明確，不受浪漫理想的支配，注重技術上的可操作性和製造工藝。

與當今世界多數發達國家領導人的法學、政治學教育履歷不同，自上世紀末起，中國逐步進入了“工程師治國”的時代，鄧的“貓論”在繼任者手中持續發揚光大。歷經江澤民時代之後，作為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胡錦濤在繼承經濟遺產利益的同時，也不得不接受政治遺產中的債務。

胡錦濤、溫家寶等現任領導人所面臨的，是大量前任及隔代遺留的問題，權力壟斷下無數因侵權引發的群體事件，經濟訴求的對象是政治體制。面對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衝突，依靠傳統威權以及法律等技術手段，也只能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現代化的高速列車，已不再是“技治主義”手段所能駕馭，需要引入更多的人文理念，從道德和政治層面解決社會難題。

有鑑於此，在承襲固有意識形態的前提下，胡錦濤去年提出“社會主義榮辱觀”，試圖以“八榮八恥”的設教，重建社會道德標尺；繼而重拳出手，懲治貪腐諸侯，重振中央權威。關注民生和社會公正的舉措與姿態，年來也頻頻出現於媒體。但基本上都屬於執政黨自查自處。

改革的危險來自內部

進入21世紀以來，隨着經濟全球化及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國際資本大舉進入中國，重回計劃經濟的後路已斷。國內市場經濟化催生的股票、房地產等市場，促使法律逐步健全，人民的財產權利意識日益甦醒。與其說“改革不可動搖”，毋寧說已無回頭路可走。

從經濟民主走向政治民主，雖僅一步之遙，行進卻無比艱難。如果說鄧小平、胡耀邦等第二代領導人所遭遇的改革阻力主要來自上層，則當今中共領導人所面臨的局面要複雜得多：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滯後，“科層化”的弊端尾大不掉，自中層上下，已膨脹為一種利益盤根錯節、規模龐大無比的官僚體制，且不斷有新生代踴躍躋入。政治體制改革的風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沒有人民的支持不會成功。

1989年“北京風波”後不久，發生“蘇東劇變”，社會主義陣營解體，近年又出現了第二輪的“顏色革命”浪潮。所謂關繫到執政黨生死存亡的大事，無非是對執政地位而言。去年智囊們提出“一黨執政，黨主立憲”等策論，也是圍繞這一主題做文章。最擔心會失去的，往往是最有可能失去的。足以動搖改革和顛覆執政地位的危險，並非來自什麼“國內外敵對勢力”，而是蟄伏於執政黨體內。

毛澤東走了，“兩個凡是”失效了；鄧小平走了，“摸着石頭過河”的時代結束了；今後“貓捉老鼠”光靠“目的正義”和威權利爪不好使了，要講究“程序正義”了。社會沒有民主不會健康，改革要使大多數人獲益才會成功，政治家要有歷史感才可擁抱未來。

政治上實現社會民主，經濟上實現分配公正，將遠近積累的歷史問題作個了斷----這是鄧小平身後留下的三道待解之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