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法憲回憶錄》述評
余汝信
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之前，吳法憲是中共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辦事組副組長、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員。“９·１３”一夜之間，使這位中央要員直從天上跌到地下，並因１９８０—８１年兩案審判被列為“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判刑十七年，從而成為“臭名昭著”的反派人物。
“９·１３”十年之後，１９８１年９月，吳法憲走出戒備森嚴的秦城監獄，“保外就醫”，被安排至山東濟南居住，過上了普通人的小日子。可幸的是，此後十多年間，他的思想並未因地位的巨大改變而頹廢、而萎靡不振，相反，他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完成了數十萬字的回憶錄。近日，這部《吳法憲回憶錄》終於在作者病帕街苣曛剩諳愀勖媸饋?
作為文革這一段歷史的重要當事人和見證人，吳法憲的個人回憶值得研究者期待。且不說在一個走向法治的時代，即便作為被告，也有為自己辯護的權利，更何況吳法憲早已在上世紀結束之前便已恢復了公民權，他當然有從個人的角度去述說他經歷過的歷史事件、表達他個人感懷的自由。正如回憶錄的作者自己所言：“在歷史的長河中，很多歷史事件，是由很多的側面來展現，完善的，在我的回憶錄中所涉及到的一些歷史事件，我所經歷和反映的只是一個側面，還需要其他的史料來印證，也算是一家之言吧。”（《吳法憲回憶錄》自序，頁Ⅱ）
（一）
《吳法憲回憶錄》的時間跨度幾近七十年，記述了作者自１９１５年出生、十五歲參加紅軍、直至１９８０年代“保外就醫”後到濟南的人和事。
全書分上、下兩卷共十六章。筆者對上卷前九章興趣不大，關注的是下卷的後七章：
第十章“文革”的前奏，
第十一章 風風雨雨鬧“文革”，
第十二章 九大前後，
第十三章 九屆二中全會，
第十四章 “廬山會議沒有完”，
第十五章 階下囚，
第十六章 保外就醫到濟南。
吳法憲以至整個“林彪反革命集團”之“罪”，蓋因１９７０年８月廬山會議（中共九屆二中全會）而起。罪名之中最重的罪名，是這幾位堅持要設國家主席，堅持者的本意，就是“搶班奪權”。在回憶錄第十三章“九屆二中全會”中，吳法憲對設國家主席一事的經過如是說：
一九七○年三月上旬的一天，汪東興受毛澤東的委託，從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傳達毛澤東關於召開第四屆全國人大的意見。當時，毛澤東正住在杭州。當天晚上，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聽取毛澤東的指示。汪東興在會上傳達說：“毛主席提出政治局研究一下，文革時間長了，要考慮恢復政府機構，準備召開四屆人大。一是通過人大總結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經驗；二是成立和恢復各級政府；三是要研究發展經濟和戰備問題；主要是這三點意見。”他還傳達說，毛澤東指示，關於憲法問題，要政治局研究成立修改憲法的起草小組。另外，還要準備起草“政府工作報告”、“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和“戰備工作報告”，這幾件事要立即着手做。
最後，汪東興還特別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是否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毛澤東說：“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設國家主席，我的意見是不設。如果大家認為要設的話，那麼由誰來當這個國家主席？我毛澤東是不當了。如果要設國家主席的話，也只有林彪同志來當。”汪東興傳達完毛澤東的意見，當天沒有討論，會議就結束了。
會後，汪東興找到葉群，想到毛家灣去向林彪傳達毛澤東的意見。但因為林彪已經按照平常的習慣，在晚上八點鐘服用安眠藥睡覺了，所以汪東興沒有去成，只好請葉群轉達。
毛家灣去不成，汪東興就請葉群、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一起到他家裡坐一坐。於是，我們一行從中南海的新華門進去，一直到了靠水邊的小樓，汪東興的家。我們下了車，隨後一起在客廳里閒談了一會兒，接着話題就轉到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這時，汪東興又對我們說，毛澤東曾經說過，“要設國家主席的話，只有林彪同志才能當”。這個話，我們聽了都感到很高興，認為這是毛澤東對林彪特別的信任與關懷。當時汪東興也很興奮，因為“九大”以來他同我們一直是搞在一起的。
那天晚上，汪東興很高興，一定要請我們吃飯。吃什麼呢？是紅薯。因為那時已經到了三月份，紅薯已經很少了，但是他家裡保存有。我們邊吃邊談，一直到深夜才各自回家。（頁７７５—７７６）
吳法憲接下來說，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３日晚９時，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研究如何貫徹毛澤東關於召開四屆全國人大的指示精神。這次會議，除在外地的毛澤東、林彪以外，中央政治局成員都參加了。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會議首先成立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小組，由周恩來牽頭，成員由張春橋、黃永勝、謝富治、汪東興組成。接着決定成立憲法修改小組，由康生任組長，成員有陳伯達、張春橋、吳法憲、李作鵬、紀登奎等共六人。關於是否設國家主席問題，留待憲法修改小組研究。此後該小組對憲法修改草案進行了多次討論，惟對國家主席設置與否意見不一。
吳法憲在回憶錄中談及了林彪在設立國家主席問題上的態度：
在要不要設立國家主席這個問題上，我想着重說一說林彪的意見和態度。一九七○年五月十七日下午，因林彪準備帶軍委辦事組的幾個人去向毛澤東匯報軍委的工作，黃永勝、我、李作鵬、邱會作四個人就先到林彪住處匯報工作。我們向林彪說起，軍委辦事組已派吳法憲和李作鵬參加了憲法修改小組的工作。我們還說起，關於設不設國家主席，毛澤東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一個是設，一個是不設，如果要設國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當”。
林彪當即表示：“我不當這個主席，這個不妥。應該是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這才是名正言順。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沒有國家主席，沒有一個元首，這樣名不正、言不順。這個國家主席、國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來當，別人都不合適。但是毛主席的年紀大了，當國家主席要出國訪問，別的國家元首來還要回訪，毛主席出國有困難，可以設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國對其它國家進行訪問。我也不適合當這個副主席，我的身體不好，不能參加活動，不能出國訪問。要設國家主席還是毛主席來當。”
林彪當面對我們表示的這個意見，口氣非常肯定。我至今仍然認為，林彪的意見比較中肯。他的這一番話，是出自內心的，也比較合乎情理。像以後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林彪急於當國家主席，急於搶班奪權，急於分裂黨，反對九大路線”，我感到實在是牽強附會，缺乏根據。我有幾點理由：
第一、當時國家主席的位置是一個虛職，當時國家代主席的職務是由董必武同志擔任的，而董必武同志連中央常委都不是。黨和國家的權力是集中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手裡。在九大，林彪當選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和軍委副主席，這是最實際的權力。而且在黨的九大黨章中和憲法草案中已明確的規定了林彪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林彪根本沒有必要去爭這個國家主席。
第二、當國家主席是個出頭露面的事情，而林彪對搞出頭露面的外事活動是很少感興趣的。這從他建國以後極少參加外事活動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再說他的身體不好，也沒有條件參加各種外事活動。
第三、劉少奇是從國家主席的位置上被打倒的，這是前車之鑑。林彪是個聰明人，看到了這一點以後，他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了同毛澤東的適當距離。這一點，有很多事例都可以證明。（頁７７７—７７９）
需要說明的是，吳法憲上述這番話有一點不準確：林彪在九大是當選為唯一的黨的副主席，但不是唯一的軍委副主席。此後，憲法修改小組上繼續的爭論，吳法憲電話告之了葉群而未直接秉告林彪，有關爭論的情況及葉群的反響，吳法憲說：
由於我們軍委辦事組和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從“九大”以來就分成兩派，這個問題，也反應到憲法修改小組裡來了。從一些小的問題開始，就逐漸形成了兩派，陳伯達、李作鵬和我是一邊；康生、張春橋是另一邊。在討論問題時，大家都是放開講話的，就時常有些爭論之詞，有些爭論還非常激烈。如在設不設國家主席的這個問題上，我們堅持了林彪的意見：國家主席還是要設，由毛澤東來當國家主席，考慮到毛澤東不便出國訪問，可以設國家副主席，總之要設國家主席；康生和張春橋則不同意設國家主席，而且人大也不設委員長，只設人大常委會主任。在設不設國家主席這個問題上頂牛了。為了緩和矛盾，康生曾提出在憲法上寫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當時，林彪和葉群住在北戴河，事後我把這種情況通過電話反映給葉群，葉群回電話說，林彪很贊成你和李作鵬的意見。要說服他們同意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國元首，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名不正，言不順。林彪說，各國憲法都有總統、主席等領袖人物為國家元首。我國開國以來，毛主席就是我們國家主席，後來有劉少奇主席。現在取消不好，引起世界人民懷疑。葉群在電話中對憲法寫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表示高興。
以後葉群在北戴河對憲法修改工作很關心，常來電話詢問討論的情況，並告訴我們林彪的意見：要在國家的指導思想一條上加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對人大常委會只設主任不設委員長，林彪認為不妥。這一點康生是最不滿意的。（頁７７９—７８０）
關於國家主席設立與否的爭論，一直延續到當年８月的廬山會議。吳法憲在回憶錄中着重談及了汪東興在此問題上初始的態度，及“９·１３”後吳交待葉群說過“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裡擺？”這句話的由來：
八月二十日，我約江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來的人。程世清是東道主，我管飛機。我和程世清過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說起，前一天他陪毛澤東上廬山，汪東興對他講：“這次修改憲法，要堅持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當國家副主席。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毛主席怎麼當我們的國家主席呢？不設國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裡擺？”我聽到這句話感到很高興，我想汪東興傳的話，就是主席的意思吧。這一下，我感到心裡更有底了。
這裡我要特別聲明一下，過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說，這句話是葉群親自對我講的，這根本不是事實。實際上，這句話是我從程世清那裡聽到的，是汪東興傳來的話。葉群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這句話。這是一個多年的冤案，我要在這裡更正一下。這裡當然我有一定的責任，但歷史就是歷史。當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後對我審查時，專案組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證據，千方百計地誘導我，非要我把這句話安到葉群的身上。我開始拒絕了，後來迫於他們施加的種種巨大壓力，就順從他們，說了違心的話。但我在當時寫的材料上，對一些被逼出來的假話都做了記號，怕時間一長，自己也忘了。如果現在還能找到我當時寫的材料，就會看到，我當時特地在這句話下面做了記號。（頁７８８）
根據吳法憲以上回憶，可以得到的信息是：（１）林彪是贊成設立國家主席的，林說：“應該是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這才是名正言順。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沒有國家主席，沒有一個元首，這樣名不正、言不順。”（２）“不設國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裡擺？”據說是汪東興講的話。這裡所謂的“據說”，因為不是吳法憲本人親自聽汪東興說的，而是程世清告訴吳，汪東興說過這樣的話。（３）吳法憲此處的回憶亦應有誤差，根據程世清未正式發表的回憶錄，汪東興類似這些話，是時為江西省軍區副政委文道宏轉告給程世清的，文道宏當時參與廬山會議接待工作，與汪東興住在一起。
吳法憲說，迫於當時種種巨大壓力，他順從“他們”，說了違心的話。今天看來，這當然不是一個經歷過嚴酷戰爭考驗的軍人的正確所為。但吳法憲說，他對一些被逼出來的假話都做了記號，倒是可以查證得到的。“吳法憲的親筆交代”可見於當年大量印發的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即中央專案組選印的《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罪證》。吳法憲親筆交代的影印件原文為：“（二）七○年七月，葉群曾向我當面說過：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裡擺？”在“林彪怎麼辦，往哪裡擺？”九個字下邊，吳法憲確實加了“……”的重點符號。
看來，吳法憲在回憶錄中說，他當年對一些被逼出來的假話都做了記號，這倒不是假話。
（二）
吳法憲在回憶錄中以大量的篇幅談及了當年與張春橋的鬥爭。如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４日的憲法修改小組會議：
這次會議上發生了異常激烈的爭論。在討論要不要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康生又提出不設，而我堅持要設國家主席，最後爭論不下。康生說：“那就各自保留意見吧，以後提交政治局討論。”這個問題就這樣放下了。當討論到國家機構的問題時，我說國務院的這一章應該寫上：“毛澤東思想是國務院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句話。但康生和張春橋一起反對我，他們說：“再寫上重複，毛主席也不同意寫。”其實當時他們的意見應該是對的，可張春橋當時說的幾句話引導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話是：“有人口口聲聲馬列主義到處都掛。”我想這是完全是衝着我來的。沒想到他接着又說：“到處堆砌毛澤東思想，並不是馬列主義；有人口口聲聲說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連赫魯曉夫都是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呢。這簡直是一種諷刺。”當時我認為，張春橋的話是衝着林彪《＜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來的。我就說：“張春橋，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是指誰說的？請你解釋清楚。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誰提出來的？你這句話過份了吧，你這是在諷刺林副主席吧？你張春橋這裡不寫毛澤東思想，那裡不寫毛澤東思想，倒是你捍衛馬列主義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寫毛澤東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說赫魯曉夫何時天才地發展了馬列主義，你口口聲聲赫魯曉夫，你指的是誰？”
我這話一說，張春橋一下就急了，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是毛主席說的，赫魯曉夫發展了馬列主義。”我追問他：“毛主席在哪裡說過？我怎麼沒有聽到過？”張春橋一時說不上來。當時我們都很激動，我又說：“你今天吹這樣的風是幹什麼？用意何在？中央政治局的人刮此風，刮到下面就會愈刮愈大。今後中央怎樣解釋？毛澤東思想為指針你們不贊成，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三個副詞你也反對，你們不准稱天才，你想藉口毛主席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我堅決反對你這種謬論。”這時康生也很不冷靜說：“好、好，在國務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就是了。”我說：“我是個人的意見，寫不寫由你們決定，因為我是憲法修改小組的成員，有權提出個人意見。”康生說：“對、對、對，寫上、寫上。”以後他們兩個再講話，我都不吭聲，索性連話也不說了。
看來，張春橋的話不簡單，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幾個文人，他們說打倒誰，就打倒誰，打倒了那麼多的老同志，現在又公開把矛頭指向了林彪，我心中真是氣憤不過，林副主席有什麼錯，難道又要打倒嗎？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經過幾十年戰爭和政治鬥爭的考驗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是你張春橋之流能啃得動的嗎？！打倒林彪，靠你張春橋能打仗和支撐國家嗎？現在想起來，給張春橋扣上“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毛澤東思想”的這頂帽子，也有點捕風捉影，牽強附會。但當時我在很多事情上對張春橋不滿，積怨甚深，也就借題發揮，這樣吵了一通。我和康生、張春橋在這次會議爭吵的情況，李鑫都作了記錄。（頁７８１－７８２）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開幕。開幕式由毛澤東主持，在周恩來宣布完會議議程，康生作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之後，毛澤東宣布，請林彪講話。
林彪那天的講話時間比較長，大約有一個半小時左右。他講完之後，大家熱烈鼓掌，場面非常熱烈。
林彪講完話，毛澤東就宣布散會。此時不光我們幾個人很興奮，陳毅、葉劍英、陳錫聯、許世友等許多人也高興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稱讚他講得好。尤其是許世友，對林彪的態度最為熱烈。許世友對張春橋從來都沒有什麼好感，曾多次對我說：“別看張春橋是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但是他什麼都不懂，一個兵也調不動。”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他們走了以後，我們還都留在禮堂內議論。大家興致都很高，只有張春橋等幾個人的情緒不太正常。張春橋這個人是很高傲的，一向都看不起我們，平時很少主動同我們搭話。這時他的態度也變了，主動過來問我有沒有記錄林彪的講話，並說我記錄得比他好。這真是笑話！
下午，我們見到葉群，問起林彪講話的事。從葉群那裡知道，在會前常委們休息時，毛澤東說由他主持會議，要周恩來宣布會議的議程，康生作修改憲法的報告。接着，他又問林彪講不講話。林彪說：“想講幾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彪接着說：“有一個問題，想請示一下主席，就是在憲法工作小組會議上，發生了爭議，最近聽到吳法憲同志講，八月十三日憲法修改小組會議上，張春橋反對提天才，不同意寫國家機關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思想，公開反對，自從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全黨所通過的，關於毛澤東思想的三個副詞，即‘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一個評價。還說連赫魯曉夫也是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說三個副詞是一種諷刺。”林彪把八月十四日的情況大體講了一遍。這時周恩來也點了點頭，表示他知道這回事。毛主席表示：“這個要講一講，要批評，但是不要點名。”毛主席又問林彪準備怎麼講，林說：“想講兩點，一是關於憲法修改草案，感到這個不錯。第二是講一講天才問題。”毛主席還說：“這個張春橋的後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
葉群還告訴我們，林彪當時對毛澤東只點了張春橋的名，沒有點康生的名，這一是因為康生在場，另一個則是因為毛澤東很器重康生。這就是林彪在開幕式上突然發表講話的緣由。這個講話的大體內容，毛澤東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態同意了的。（頁７９２－７９３）
吳法憲高興得太早了！對張春橋的攻擊，無疑得到了林彪的首肯，也得到了與會大多數中央委員的支持。惟未講究策略，操之過急，引起江青、張春橋的極大反彈。更重要的是，軍人們當時決未有料到，關鍵時刻毛澤東對江青、張春橋的關愛之情，甚於對林彪的所謂“戰友”之情！兩日之後，形勢逆轉，風雲突變！
刊載各小組討論情況的簡報發下來後，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看過以後就不是一般的緊張了。二十五日上午汪東興給我打來一個電話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事前沒有經過聯繫，突然闖到毛主席那裡去了。毛主席沒有見江青，對她說：“你走。”江青走後，毛主席單獨見了張、姚兩人。兩個人在那裡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褲子都弄濕了，他們說：現在各組都在揪人，連華東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後台。主席對他們兩個說了些什麼，他不知道，但他已把這個情況告訴了葉群，葉群叫他給我打電話，要我沉住氣。
接到汪東興的電話以後，我心裡有一點疑慮，但轉過來一想，在這件事情上，毛澤東是不會支持張春橋的。這樣一想，心裡就坦然了。
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各小組繼續討論。這天討論的情況比較平靜，沒有那樣像二十四日那樣熱鬧了。許多小組都已經一致通過了設立國家主席的意見。我所在的西南組也沒有再討論，就一致通過了這個意見。這樣一來，這一天的全會又形成了一邊倒的局面。
午休後，我去參加西南組下午的會議，沒有見到小組長、四川省委書記兼革命委員會主任張國華。我問副組長、雲南省委書記譚甫仁，他回答說是到毛澤東那裡開會去了。這一下我覺得有點奇怪了，通常都是毛主席先召集政治局會議，怎麼這次直接召集各小組長會議呢？而且我們一點都沒有聽說這件事。這裡面，肯定是有什麼問題了。（頁８００－８０１）
下午四點多鐘，張國華回來了。回來以後，他立即在小組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他說：“毛主席在下午兩點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組組長會議，決定停止討論和學習林副主席的講話，同時也要停止批判。現在會議已經發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寫信要把反對‘天才論’的人揪出來下放，說這樣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這個空氣太熱了，要冷下來。因此毛主席決定，休會兩天，換換空氣。關於設國家主席的事情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說他不當國家主席，林彪同志也不當國家副主席。天才的問題也不准再提了。這兩天把會議的情況搞清楚，然後再開會。”
這真是風雲突變！我當時在心裡想：這個張春橋真有辦法，到毛主席那裡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過來了。現在情況完全變了，但是什麼情況還不清楚。帶着這樣一種心情，吃過晚飯，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處，想了解一些情況。葉群對我說：“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裡開會去了，會議可能要休息幾天，不要緊張，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情況，你們沒有來過廬山，可以到外面去玩一玩，散散心嘛。”葉群說的這些話，是在安慰我還是真的不在乎，我不知道，總之她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時間不長，林彪回來了。他一坐下就對我說：“毛主席的態度變了，不高興了。他批評了陳伯達，說陳伯達在華北組跳出來，起鬨要揪人了。還說國家主席和‘天才論’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這個情況，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緊張。”
這個事情，林彪對我說得很簡單，看來他也很沉得住氣，但我的心裡還是感到不安了。
晚上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各組的匯報。在這個會上，康生他們又神氣十足起來，氣勢跟前幾天完全不一樣了。因為毛澤東變過來了，站到他們一邊去了。在這個會議上，周恩來又一次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休會兩天，換換空氣。”（頁８０１－８０２）
兩天之後，繼續開會。毛澤東已完全站在江青、張春橋一邊。首先是將陳伯達拋出來。江青等說陳是叛徒，背叛中央文革，出賣江青、康生、張春橋，說陳投靠軍委辦事組，把“林副主席”綁在陳的戰車上。緊接着又追查軍委辦事組諸人等在小組會議上的發言情況，逼迫他們承認犯了錯誤，作出檢討。吳法憲說，康生總結了四句話：吳法憲造謠，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鬨，陳毅跳出來。以後，毛澤東親自保下了汪東興，陳毅等被認為是受騙上當，而對軍委辦事組諸人及林彪是窮追不捨。為此，李作鵬說：“從此以後沒有完，一直到打倒為止。”李作鵬這句話，算是說對了。
吳法憲如此這般對廬山的這場鬥爭進行了總結：
我們當時萬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毛澤東竟然會在最關鍵的時刻站在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一邊。
現在想起來，毛澤東在廬山上搞我們，這裡面也是“事出有因”的。“九大”以前，由於“文革”的衝擊，所有的地方政權基本上癱瘓了。毛澤東決定軍隊以“三支二〔兩〕軍”的形式，接管了各級地方政權。毛澤東靠軍隊穩定了全國秩序，從而使軍隊在國家事務中起了一種特殊重要的作用。這種情況是當時客觀條件造成的，當時如果沒有軍隊的介入，很難設想國家將是一種怎樣的情況。因此，在“九大”中央委員會中，軍隊幹部占了一大半，當時的政治局共二十五人，軍隊幹部占十四人。軍隊的勢力越來越大，林彪個人的威望也越來越高。
在這次廬山會議上，林彪一番講話，整個全會一哄而起，連毛澤東都說這是“有黨以來從來沒有過。”毛主席幾次說：“陳伯達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來。”現在想起來，不是陳伯達而是林彪的威盤吡恕Ｃ饗吹攪直牒臀頤嵌越嗉啊拔母鎩比找嬖齔さ畝粵⑶樾鰨械講話玻菟到唷⒄糯呵擰⒁ξ腦熱嗽啻蝸蠣饗運擔壕酉衷詰氖屏μ罅耍庋氯ナ且桓鐾病Ｕ廡┮蛩厥敲饗諑交嵋檣稀安β曳湊保魴陌蚜直牒臀頤侵鴆健安鋇腦頡Ｏ律揭院竺饗講澆舯埔彩怯紗碩礎Ｏ衷誑蠢矗饗糾淳駝駒誚嗨且槐擼且峋齙乇Ｎ浪摹拔幕蟾錈鋇摹Ｎ頤峭嗟熱嗽諑繳系畝氛＜暗攪恕拔幕蟾錈保虼耍蠖薔霾換岱毆頤塹摹?br> 當然，我們在當時的情況下，是不會認識到的。當時我們都認為，我們這些人，大老粗，沒有政治生活的經驗，所以這次上了當，翻了船。這也就是李作鵬在飛機上說的：“我們這些人太不適應中央的政治生活了！”（頁８２２－８２３）
筆者倒認為，１９７０年廬山的這一場鬥爭，是中共黨內相對健康力量與文革極左派的又一次較量。因為文革極左派的背後有毛澤東的支持，黨內健康力量以失敗告終，甚至如林彪，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惟僅僅五年之後，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文革極左派失去了毛澤東這座碩大無比的靠山，變得不堪一擊。在某種意義上說，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中南海之變，不過是１９７０年８月廬山這場鬥爭的繼續。以打倒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而言，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勝利者們與其說是繼承了毛澤東的遺志，倒不如說是繼承了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失敗者林彪的遺志——儘管１９７６年的勝利者們決不會公開承認這一點，然而，這卻是鐵一般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