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30日，被日本強擄到大館市鹿島組花岡礦山當苦力的中國勞工，因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組織了暴動，遭到日本軍警的殘酷鎮壓，一百三十多人被虐殺。為鹿島公司做苦力的千名勞工，先後有418人被折磨致死。

　　這場暴動的規模並不大，但卻有非凡的意義，那時，在日本的中國勞工成千上萬，他們一直逆來順受，這是第一次，勞工們決心以血還血，暴動的領導人耿諄說：“我們知道暴動是必死無疑，但大家為了中華民族的尊嚴，就是死也要站起來！”

　　暴動使日本朝野深感震撼，因為暴動的地點正是日本本土。在發動了多年的戰爭之後，他們終於發現自己坐在即將爆發的火山口上。

　　希望那些留在異域的冤魂永遠安息！

　　人間地獄

　　1944年舊曆八月初，日寇從中國北平清華園戰俘營中挑出300名身強力壯者，用火車押送到青島海港，驅上海輪運往日本做苦役。戰俘中，原國民黨第十五軍六十四師一九一團的上尉連長耿諄被指定為大隊長。

　　經過4晝夜的海上顛簸，輪船駛抵日本下關。日寇又把他們用火車載往秋田縣花岡町中山寮戰俘營。當時在日本國內從事苦役的還有美國戰俘、朝鮮勞工和更多的中國勞工。耿諄這批人是由中國押往日本的第二十二批中國戰俘。到10月間，敵人又從中國送到中山寮700人，與300人合併一處編為一個大隊，仍由耿諄任隊長。這批戰俘中有共產黨員，有共產黨嫌疑者，有北方抗日游擊隊員，有抗日的國民黨官兵，還有工人、農民和小商販，小的有十二三歲，老的有五六十歲。為了便於在生活上管理，全體戰俘分為3個中隊，9個小隊，一個老頭班和一個小孩班。

　　花岡是一座一百多米高的山岡，西北低，東南高，山上長滿了松杉。在花岡的半山腰裡開了一個銅礦，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軍火工業重要原料基地之一。因為從銅礦流出來的水有毒，既不能飲用，又不能澆田，必須修一條很長的暗溝排出去。敵人驅趕這批戰俘到這裡來，就是為了在花岡腳下挖一條長四百五十米、寬四米、深二米，用水泥封圈的排水溝。

　　在敵人監視下，戰俘們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吃飯上工，中午在工地吃飯，晚上滿天星星才收工，一天得干十四五個鐘頭的活。開始時雖然吃不飽，工作重，但還能勉強支持。兩個月後，糧食突然減少，每人每天定量供米，只能吃個半飽。再往後，伙食更壞了，每天只能吃一頓大米，其餘兩頓全是橡子面。這種面不會發酵，蒸的饃色黑如土，硬若石塊，吃後消化不了，拉肚子的愈來愈多。穿的更差。開始，敵人給戰俘每人發一身草綠色單衣，冬天僅增加一個雜色毛背心和一個蓑衣。他們凍得實在難忍，就用水泥袋紙腳上一塊腿上一條地綁着禦寒，加上滿臉污垢，蓬頭散發，看上去根本不像個人。

　　奮起抗爭

　　由於饑寒交迫，天天都有病倒者、餓死者。起初，戰俘死了，敵人還用死者生前蓋過的毯子裹身，抬到半山坡上，架起木柴潑上煤油將屍體一個一個地燒掉。後來死的人多了，敵人為節約木柴和煤油，就乾脆積至四五人、六七人，架起一堆柴，將屍體扔到上邊，一次焚化。此種慘景日甚一日。暴動的念頭開始產生了。首先有共產黨員賈毅民，共產黨游擊隊長李光榮，共產黨嫌疑學生崔樹榮，搬運工人劉錫財、張贊武，國民黨官兵劉虞卿、劉玉林、趙書森、李克金、張照國等人也提出暴動的具體方案。共產黨嫌疑孫道教、宮耀光，共產黨的農村文化幹事王陰堂，掌鞋工馮輔廷，學生劉智渠，國民黨排長張金亭等也積極參加活動。

　　他們說：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拼他一場，死裡求生。

　　在敵人身邊服務的小戰俘，這個小孩年紀十二三歲，機智勇敢，是我國北方抗日游擊隊員，敵人常常叫他“小八路”。他摸清了這裡每個日本人的寢臥位置。耿諄找來一張火車路線圖，得知北海道的方向和位置。

　　1945年5月27日晚上，一件爆炸性的事件發生了。戰俘們傍晚在下工路上，難友薛同道餓得實在忍受不住，到附近居民家裡偷吃了半碗剩飯。敵人發覺後，即時把他捆起來帶回戰俘營，拘留在一個小屋裡，不准給飯吃。晚飯後，敵人就把全部戰俘集合起來，兇惡殘暴的日本人咆哮着跳到薛同道面前，一陣毒打，薛同道即時喪命。而日本監工還說：“死了死了的好。”難友們歸宿後不禁失聲痛哭，全體戰俘的義憤終於激發起來了。

　　於是，暴動確定了，日期定在6月27日深夜。行動計劃是把中山寮的日本監工和漢奸任鳳歧全部幹掉，然後向北海道方向逃奔。

　　按原定暴動計劃，我戰俘先布置好外圍和內應，一舉殲滅中山寮的敵人後，造飯飽餐一頓，帶足乾糧。每人帶圓鍬一把作武器，小隊長以上幹部每人隨身必須攜帶自殺之利器一件。整隊出發後，向北海道方向邁進。途中保持聯絡，不得掉隊。沿途不得驚害日本老人和小孩。遇敵追擊時，不得停止前進，萬不得已時，才能集結一處，與敵人拼一死戰。

　　但到6月27日時，卻發生了一件特別的事使他們推遲了暴動，當天值勤那幾個日本監工，有一個年齡大的老頭兒“太君”和一個小孩“太君”，他們兩個比較善良，不打罵中國人，為了不傷害他們，耿諄決定推遲暴動。

　　在許多年以後，當年的小“太君”越後谷義勇已經成人，當他得知中國人因為他而推遲暴動時，不由得淚流滿面。

　　暴動失敗

　　6月30日，暴動開始之時，大個子劉錫財首先入敵人室內，一鍬把電話機從牆上打落。熟睡中的日本人聞聲而起。這時戰俘們便搶步破門而入，舉鍬亂打，四名敵人被當場擊斃，其餘越窗而逃。我外圍人員對逃出去的敵人緊追不捨，又斃死一人，傷其二人。頃刻之間，礦山各處警報狂鳴，敵人傾巢而出。在這千鈞一髮的危急時刻，我戰俘不得不倉皇出發，舍大道取小路入山。由於戰俘身體羸弱弱，經一夜奔波，早已疲憊不堪。到次日拂曉，敵人憲兵警察層層圍擊。耿諄集結隊伍時，僅餘二三十人，其他都失掉了聯絡。耿諄等人仍一直向山頂攀登，到了山頂只剩六七個人了。

　　此時，耿諄伸手去取自殺的匕首，發現匕首不知何時丟失，然後就立即解下綁腿要投環自殺。大隊副李克金堅決攔阻，耿諄極嚴肅地說：“你們各自為戰吧！”說罷即將綁腿解下，挽一大環，一端拴在樹根上，一端系在一隻腳上，脖子套入環內，用力猛蹬，立時昏死過去。但當他甦醒的時候，卻發現自己是在花岡警察的監獄裡。

　　暴動失敗了。

　　廣場橫屍

　　接下來的是屠殺。

　　日本人谷地田恆夫說起那時的情景還記憶猶新，發生花岡事件時他才5歲。

　　谷地田說，暴動發生後，大多數勞工們在獅子森山被警防團抓住，帶到花岡鎮上的共樂館廣場，但也有極少數零散人員跑到了別處，其中一個就跑到了片山部落。

　　跑到片山部落的這個勞工，在他家附近的豬圈裡抓豬食吃，被警防團給抓住了。附近的居民都來圍觀，谷地田就夾在這些圍觀的人群中，5歲的他個子矮小，他是從大人兩腿之間的縫隙中看到那個被抓的勞工的。

　　勞工就在被抓住的那一刻，還搶先抓了一把豬食塞進嘴裡，這個畫面給谷地田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人們盛傳着，說這些中國人殺害了日本人，還說中國人吃死人肉是畜生不如的東西等等。老百姓們因此對中國人充滿了蔑視和仇恨，不少男人拿青竹抽打跪在廣場上的勞工，嘴裡還罵着：“清國奴，死去吧！”

　　老師帶着學生來到廣場，發給學生們棍子，讓他們抽打中國人，並向他們身上吐口水。聽說在離鎮子不遠的村莊裡，青年團的十幾歲的少年把幾個中國人活活地打死了。

　　谷地田曾跟着母親一起到共樂館去觀看那些被捆綁起來的中國人，聽說他們三天三夜沒有吃喝，有的人受不了了，甚至喝自己的尿。谷地田剛看了一眼一個日本男子用竹子抽打中國人的情形就被母親拉走了，母親說，孩子不能看這種場面。

　　第二天清晨廣場上就是一排排的死人。鬼子們把死人拽到廣場的一角，像堆放木材一樣碼成一摞。後來索性不管了，地上屍體橫陳，經過日曬雨淋，屍體膨脹起來，白慘慘的，肚子鼓得很大，溢出了黃水，綠色的大頭蒼蠅漫天飛舞，成群結隊地從屍體的鼻孔口腔耳朵眼窩進進出出，廣場上空瀰漫着血腥的惡臭。

　　魔窟受審

　　耿諄被五花大綁地押進警察署，警察得知他的身份後，格外地對他提高了警惕，令他坐在椅子上，又把他與椅子捆在了一起。

　　警察署隔壁的劇院做了臨時審訊室。

　　當時化名為李光榮的李振平是這樣介紹劇院裡的審訊情景，他說：“我們仰臥在一個長條凳上。用繩子捆緊了。提來了一桶水，舀起水往鼻子、嘴裡灌。本來身體都虛弱，很快暈了過去。他們便將條凳倒立起來，頭朝下，讓水從嘴、鼻子裡流出來。第二天又被帶到劇場中，心裡也在害怕，不知道又有什麼新花招。來了個翻譯對大家說，只要坦白就饒了我們。可是，沒人張嘴。這回拿來一個粗大的注射器，把注射器伸到水桶里抽滿了涼水後注射到肚子裡，注射過幾次以後，本來瘦癟了的肚子鼓得圓圓的了。這時，不知是誰穿着鞋蹬到肚子上，使勁地往下踩。於是，肚子裡的水從耳朵、鼻子和嘴往外噴出來。那時的痛苦勁兒，簡直受不了。這樣，有時反覆地整上四五次，還是沒有任何人坦白。”

　　李振平所說，被當年最先奔赴花岡現場的秋田憲兵分隊的伍長證實。他說：“在共樂館中，警察讓仰面躺下，臉上蒙上濕手巾，用水壺往上面澆水，因為不能老屏住氣必然把水吸了進去，肚子慢慢地鼓了起來，然後用力按肚子讓水噴了出來，就這樣拷問，可真夠受的啦。”

　　這樣的審訊持續了12天，沒人屈服。而後，日本法院宣判耿諄為殺人罪，判處死刑；其餘11人為無期徒刑和15年、5年等徒刑。

　　日本反戰派大學生小長光，三年前，對日本首相東條行刺未遂，被捕入獄判12年徒刑，在獄中服雜役。一天夜裡，他突然把耿諄的獄門打開，拿出紙筆寫“日本敗戰”四字相示，匆匆而去。停了不久，他又來寫“世界和平”相示。而後，我國留日學生王勝之等也到獄中探視訪問。他們告訴耿諄說：“花岡事件使日本朝野大為震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