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有偶像。七十年代，知青朱克家便是當時的偶像之一。

世風變得真快。在拜金主義風靡中國大陸的今天，人們為幾個外國青年在中國貧困地區教書而感動。又似乎對這種不記勞苦的獻身精神所不解。大家似乎忘記了，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國，主動地、被動地獻身於改變中國貧困地區的人們何止千萬。他們的主力就是知青。

我們常聽知青講述他們青春的失落，學業的荒廢。但我要對他們說，你們的青春沒有浪費、你們的汗水沒有白流。你們用自己的年華，為封閉的農村帶去了現代文明，拉近了城鄉的距離，提高了農村的文化生活。在今天號稱世界工廠的中國，農村之所以能夠源源不斷地提供較高素質的產業工人，與知青在文化上對農村的貢獻是密不可分的。可以這麼說：知青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貢獻，就相當於紅軍戰士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貢獻。

當你懷疑這種比喻時，不仿設想一下：在文化貧瘠的農村，來了一群來自天南地北，操普通話的“洋學生”。他們唰牙、洗手、喝開水、寫標語、出板報。有的青年還拿出筆和紙對着標緻的姑娘媳婦畫素描（就象網友一郎兄）。這個景象持續了近十年。這些時光對這些青年來說，是珍貴的，是一種“損失”。他們可能能夠讀學位，成學者，做專家。但對村里人來說，是千百年難得的機會：不出門就看到了“城裡人”的生活、衛生習慣。子弟們還請知青們做免費的文化教師。而有了文化的農村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來說，就不是包袱而是動力了。

扯遠了。以下朱克家的故事主要是根據劉曉航在知青網絡的文章整理的。

1969年4月，年方17歲的朱克家從上海市海南中學畢業，不久隨知青上山下鄉隊伍，到雲南省西雙版納勐臘勐倉公社勐掌生產隊插隊落戶。這裡是傣族聚居區，生活條件艱苦，語言不通，生活風俗不同。但這些困難並未使他卻步，在勞動中，他很快學會耕地、插秧，還利用空餘時間學會了木工，並在不長的時間裡，掌握了傣族的語言和文字，他很快和傣族老鄉們打成一片，因為他出生在一家多子女的貧窮家庭里，父親是上海紡織品供應站的業務員，母親是紗廠的女工，自小就養成吃苦耐勞的秉性。

勐掌寨有座高山，山腰有個愛尼族人的山寨，即莫登生產隊，生產隊長下山辦事往返途經勐掌，便與朱克家成了好朋友，這位愛尼漢子告訴他，解放20多年了，至今還在經受沒有文化的痛苦，寨子裡曾經辦過一所小學，但請來的幾位教師受不了山寨的寂寞與貧窮的煎熬，都一個個地走了，五、六十名學齡兒童只能輟學，希望他到山寨教書。朱克家明知那裡條件比勐掌還要艱苦，但毛主席的話給了他信心與勇氣“越是困難的地方越要去，這才是好同志。”他主動向公社黨委提出要求，轉到莫登山寨去。

1970年12月，朱克家上山了，當他看到用漢文編寫的教材學生聽不懂時，便刻苦學習逐步掌握了愛尼語。愛尼婦女白天勞動，晚上春米到深夜，家務勞動繁重，他看在眼裡和幾個愛尼族青年設法用手扶拖拉機帶動碾米機，減輕了她們的負擔。為了讓電燈早日照亮山寨，他利用回上海探親的機會，搜集安裝小型水力發電機的資料，學習電工操作技術，回到山寨後引來山泉，帶動發電機山上便有了電。他還學習了理髮、裁剪、蹬縫紉機，修收音機、手電筒、鬧鐘，為愛尼鄉親們服務，他成為愛尼山寨中最受歡迎的人。

1972年，勐倉公社黨委根據他的突出表現，推薦他去昆明師範學院上大學。意想不到的是，朱克家放棄了這次難得的機會，表示要繼續留在偏僻的愛尼山寨，要把它建設得更加美好。他這一選擇與當時絕大多數知青千方百計的要離開農村大趨勢格格不入，帶有某種“反潮流”的精神。當時上海市革委會派出的駐雲南知青慰問團發現了他這個典型的，他們出於一種職責，將朱克家的事跡整理成材料《山寨里最忙的青年》及時送上海市委參閱。這份材料被當時主管文教宣傳的徐景賢看到了，立即轉呈姚文元。姚文元布置採訪時得知朱克家還不是黨員，當即表示：“這樣的人不入黨，要什麼人才可以入黨？！”4月27日上海方面打電話給雲南有關部門要突擊解決朱克家的入黨問題。電話傳到地、縣、公社黨委，不巧他此時正在昆明開會，生產隊黨小組和大隊黨支部認為：他雖然在一個月前寫過入黨申請書，但對其家庭和社會關係的政治歷史並不了解，要調查清楚後才能討論，但上面催督急如星火，要求當晚答覆，公社黨委書記只好宣布：代表公社黨委批准他入黨，日期就從當天（4月27日）算起。手續等他回來補辦，這樣朱克家在沒有履行入黨手續的情況下，被突擊吸收入黨，從上海市委打電話算起，到他“入黨”止，前後 11個電話，總共才9個小時。
在姚文元的安排下，上海市委派出寫作班子赴雲南，不久署名朱克家的文章《我深深愛上了邊疆的一草一木》，以及《農村也是大學》、《貧下中農的好兒女》等通訊連篇累牘地見諸報刊，朱克家立即成為知識青年的先進典型。

1973年6月，中共“十大” 物色委員人選，張春橋要求雲南省委將朱克家作為知識分子代表出席“十大”。8月下旬，他赴京參加黨的“十大”。在主席團成員和中央候補委員名單裡都有朱克家。有人提出，這個年輕人入黨才3個月，沒有經過政治考驗，當選不合適這個意見受到上海方面的指責，認為是看不起青年幹部，壓制新生力量。這樣22歲的朱克家便躋身中央委員會，成為最年輕的中央候補委員。“十大”以後，為即將召開的四屆人大，朱克家又被送進王洪文直接控制的中央工農讀書班深造。王洪文叮囑他要“好好學習，要參與上層的路線鬥爭”。朱克家從此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難以自拔。

1975年9月，他參加了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他與柴春澤起草了與會的12名知青代表給毛主席和黨中央寫了一封充滿革命激情的信，表示要在“兩三年內把自己所在的社隊建成大寨式的先進單位。”

1976年2月，他到北京參加中共中央“打招呼”會議，晉見江青、王洪文等人，借匯報機會，把雲南省委在1975年進行的整頓，消除派性說成是“右傾翻案風”。王洪文鼓勵他回雲南仍要堅持鬥爭，“幫助省委轉彎子”。為了總結推廣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所謂經驗，他親自到昆明師院“蹲點”，將師院變成為全省批鄧的典型。為了給層層揪“走資派”製造輿論，他還積極參與話劇《典型報告》，到省話劇團布置任務，要求大寫“揪走資派”，要把走資派寫到省一級，要通過這個戲回答“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的問題。僅半個月，6場話劇《典型報告》就粉墨登場了，產生一片喧囂。

1976年10月，“四人幫”傾覆後朱克家當然就成為雲南省批判的聲討的對象。被關押進監獄接受審查，並接受省直機關一場場批判。但在最終處理時，考慮到他犯錯誤的歷史背景，給予他寬大處理。他被下放到滇黔邊界一個叫洪恩的煤礦勞動。畢竟他有當過知青的經歷，幹什麼都不在乎，他穿上工作服，套上長統水靴，戴上安全帽、礦燈，跟班下井了，但沒讓他去採煤，他分去掘進風井巷道，以後又調到地面上來，去洗煤廠出煤泥，這是誰也不願意干的苦活。他穿上漁民穿的橡皮服，一下跳入齊腰身的煤泥中，不叫一聲苦，一個月的包幹任務，他十二、三天便完成了，礦工們驚呆了，他當時只是個二級工，每月工資37元。

礦上的人們主動關心他的婚姻問題。礦山子弟學校教外語的小杜老師看上了他，女方比他小7歲，是一個老地質隊員的女兒，月薪110元。朱克家遲疑地說：“你要考慮好，和我結婚可能會給你帶來不幸。”但小杜姑娘熱情似火，非他不嫁，並說：“過去的事情咱們不去管它，對今後你會怎樣我不考慮，當一輩子工人也可以，只要咱們合得來就行。人家能在礦山，我跟你也能過一生”。1983年他們結婚了，不久有了一個女兒叫小星星，這是他們夫婦倆的全部寄託與希望。前幾年，有記者尋到洪恩煤礦去採訪朱克家，他的日子過的很平靜，現在在洗煤廠開水泵，酷愛讀電子與機械等科技書籍，他對記者說“我太想去愛尼山去看看，帶上妻子和女兒，不知允不允許？”

去年聽從雲南來的老知青說，朱克家在煤礦承包了一家勞動服務公司，當了礦招待所所長，但又有人說朱克家已帶着妻子和女兒提前退休返回上海了。

又據網上消息（不信也罷，前後左右真心希望此事沒有發生）：

據當年插隊雲南的同學談起朱克家的遭遇：76年底，朱克家遭受反覆批鬥，有時一天遭受批鬥5－6場，多次被人用鐵絲綁在廣場的柱子上批鬥。還遭受殘酷的毆打。似乎雲南人民將對“上海幫”的仇恨全部發泄在朱克家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