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外交心態淺析
中國近代歷史是從一次失敗的戰爭開始的。在這場戰爭中，早已度過中國最後一次所謂的盛世而漸走下坡路的大清帝國極不光彩地臣服於新興的西洋資本主義頭號強國大英帝國，第一次使中華帝國臣服於西方膝下，並開始了長達一百餘年的恥辱史。

然而，中西兩種文明這第一次真正的戰爭中中國非得以這樣的結局收場嗎？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局？

不可否認，自從資產階級革命以來，英國依靠其自身強大的政治、經濟、地理優勢，積極發展自身實力，社會經濟獲得了飛躍式的發展，成為“世界工廠”，大量向海外輸出工業品，占領了絕大部分的海外市場。同時，依靠其在1588年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而建立起來的海上霸權，瘋狂地向海外擴展殖民地，在相繼打敗了西、荷、法等競爭對手之後，建立起一個領土及殖民地遍及歐洲、北美、澳洲以及亞洲的“日不落帝國”，當時的英國顯然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都居於世界的領先地位，若是以其全部力量，在當時世界上無出其右者。再回過頭來看看中國，此時的中國仍然是一個處於滿清統治下的中央集權、高度統一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繼續延續着幾千年來的統治方式並將其空前完善、加強，在這種社會制度以及千百年沿襲下來的統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影響下，中國將封建專制制度發揮到了極至，達到了封建制度下所能達到的最高峰。但封建制度自身的局限性決定了中國再也無法創造出更高於此的成就了，因此，在經濟政治上，中國與英國無法相提並論。即使像某些學者所得出的結論那樣，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當時世界的百分之三十，從經濟結構上一分析，孰優孰劣也一目了然，因為當時中國仍然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僅沒有出現像英國那樣的機器生產的大工廠企業，就是連規模較大的手工作坊也少得可憐，政府的勒索盤剝再加上自古以來就有的重農抑商政策，更是束縛了工業和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個沒有強大的工業經濟的國家，又如何得以富裕，如何能夠強大呢？此外，清朝的軍事也遠遠落後於英國，八旗、綠營本就不是近代化的軍制，又軍警不分，而長時間的無戰事，又使其訓練廢弛，早已失其驍勇，戰鬥力極差。武器也極其落後，大多是冷兵器，遠不及英國的先進精良，因此，中國在軍事上亦處於明顯劣勢。

但是，這是否就意味着這場戰爭中國必輸無疑呢？我不這麼認為。因為這場戰爭中國本不是輸在戰場上，因為戰場上的一切都可以改變??沒有一支強大的軍隊，政府可以組織擁有最強大力量的人民群眾來跟英人周旋；沒有先進的武器，可以像林則徐那樣仿製洋槍洋炮，仿造軍艦炮船，“以夷制夷”；沒有現代的進攻理論，並不意味着不能嚴防固守。事實上，這是一場在中國的領土領海上進行的戰爭，清政府完全可以利用天時地利人和，化劣勢為優勢，至少不會以戰敗告終。那麼，這場戰爭中國到地輸在哪裡呢？我認為，這場戰爭中國輸就輸在統治者的傳統得以至於迂腐的、頑固而又搖擺不定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心態。

傳統的，即是長時期來的對外部世界的漠視和閉關自守。早在明朝中期，由於海外殖民者的活動日益頻繁和海盜滋事的漸漸猖獗，對沿海地區的安全造成了嚴重的威脅，為了防止外國殖民者的活動，更因為害怕沿海居民與海盜勾結對自己的統治產生威脅，明王朝下令實行海禁，嚴格限制對外交往，也就是“閉關鎖國”。到了清朝統治時期，更是變本加厲，這一方面是因為西方的殖民活動的確越來越猖獗，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防止人民與海外力量聯合起來威脅到他的統治。首先是推行海禁政策，進而實行遷海政策，先後於1661年（順治十八年），“遷沿海居民，以垣為界，三十里以外，悉墟其地”（《重纂福建通志》海防篇），1664 年（康熙三年），“又遣吏部尚書伊里布，兵部尚書碩圖，偕藩院將軍提督復勘，令再徙內地五十里”（阮元：《廣東通志》邊防篇），1679年（康熙十八年），“福建上自福寧，下至詔安，趕逐百姓重入內地，或十里或二十里”（《台灣外紀》卷二十二），上述三次遷海，範圍遍及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以及長江下游鎮江以下沿海沿江三十里以至五十里以內的人民全部遷入內地，房屋一律燒毀。如若不從，即以違旨罪處死。這種政策推行的結果怎麼樣呢？由於推行這種暴力遷海政策，富庶的沿海地區變成荒蕪的廢墟，許多沿海居民成了無所事事的流浪漢，對生產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同時由於在遷海令推行期間，中外貿易明令禁止。使中外商品交流受到重大影響。由此可見，清政府的遷海政策，不但嚴重破壞了沿海人民的生產生活，阻礙了中外經濟交流，而且對清朝財政收入也帶來了重大影響。後雖開四埠通商，但旋即又只准廣州一地從事對外貿易。

傳統的“重疆防，輕海防”的心態，又是使得中國在戰爭中處於不利地位的一個重要方面。清王朝統治者深受傳統外交思想的禁錮，不重視海外交往，只知道一味地在沿海地區遷海，卻極為輕視海防，絲毫不重視海上防務，以至到了後來，面對着遠道而來的英國艦隊卻無一支可以出戰的海軍，只能靠毫無機動能力的炮台對英艦進行被動的反擊，在戰爭中處於劣勢也就不足為奇了。正如英國人律勞卑在給印度的格雷伯爵的一封信上所描述的：“一支只有弓箭、長矛和盾牌的軍隊怎麼能抵擋住一隊富有經驗的英國老兵呢？我確信他們任何時候都不敢進攻，……炮台是根本不足掛齒的，炮台上根本沒有人”（《林欽差與鴉片戰爭》第57頁）。

同時，由於在中國人的傳統思維中，並無多少的好戰因素，萬事都企圖用和平的手段解決問題，這在以往的歷史中已經得到了多次的體現。滿洲人本是好戰民族，雖然滿洲貴族竭力地想維持自己的民族特性，但在治理國家的思想和思維方式上，卻無論如何也抵擋不了中原文化的浸潤。入主中原近兩百年後，因不得不採取接受中原文化以鞏固統治，早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性格，在對外部勢力的的挑釁和對待戰爭的態度上，已與前朝無異。這種和平的外交思想，在中華國力強盛時，不失為一種維護和平安定，穩定社會秩序的良方，但在國力衰竭，敵手又窮凶極惡的時候，卻無異於一杯毒酒，只會加速自己的死亡。實際上，當時英國與中國相去萬里，即使是從印度也是一段極為漫長的路程，英國的兵力不可能充足，且勞師遠征，實乃疲憊之師，而中國則固守本土以逸待勞，戰事本不應至此，但在整個戰爭中，清朝統治者都從未放棄過以和談手段解決問題的幻想。而這正中了英國人的下懷，他們從清政府的政策中看出了厭戰的情緒，然後把握住清政府的這種情緒制訂出最符合自己要求的計劃，這樣一來，戰爭的主動權就被英國人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而中國則更加的被動。

如果說“重疆防，輕海防” 的傳統對外軍事思想，還不構成對中國戰爭勝利的最大威脅的話，那麼，在戰爭中，作為最高決策者的清政府的搖擺不定則註定了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的失敗的結局：戰事順利時，想着以勝利為資本求和，作戰不堅定；戰事不利時，更是不思進取，而是希望以求和來逃避，往往使士氣更為低落。這樣一來，便造成了整個戰時政策的搖擺不定，而這又正是戰爭中最忌諱的。其實從禁煙時起，作為中國最高統治者的道光皇帝就已經表現出其優柔寡斷的性格了。他時而聽從弛禁派的進言，時而採納嚴禁派的主張，經常是在兩種甚至幾種想法之間徘徊，很少能下定決心。好不容易下了禁煙的決心，派林則徐禁煙，但在戰爭爆發後，馬上就慌忙將林則徐撤職充軍，又沒有堅持抵抗到底的決心，時而認為作戰失利有損國威，嚴令出戰；時而害怕殃及統治屈膝求和，毫無定則。在用人上也失誤不斷，在任命大臣時，不是因事取材，而是任人唯親，將辦事得力的林則徐革職查辦，卻派毫無經驗又昏庸無能的皇親國戚去處理對外事務，這明顯是對外交一竅不通的表現，也正是這些幼　　稚的決策使本可以挽回的局勢進一步沉陷，以至積重難返，鑄成千古大錯。

那麼是什麼使得清朝決策者的外交決策顯得如此昏庸幼稚呢？應該說這是長期以來中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和狂妄自大的必然結果。自古以來就遠勝周邊各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優勢和地理上與西方各國的隔絕狀態使統治者很容易產生“惟我獨尊”的思想，以“天朝上國”自居，對外來的事物一概以為不如“天朝”，以為是“奇技淫巧”且自認為“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而實際上，中國的皇帝及其幕僚大臣們對外界事物一概不知，又不願主動去了解，以至於在與英國開戰幾年後，道光皇帝尚不知英國在何方，竟懷疑其與俄羅斯接壤，其封閉愚昧可見一斑。

由於對敵手的情況一無所知，而對方卻對中國早已有了比較詳細的調查和極其周密的計劃，這直接導致了中國在戰爭中的被動地位。在當時，似乎只有林則徐等少數較早“開眼看世界”的知識分子意識到了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原非像自己過去想當然的那樣是“天朝上國”，卻早已落後於世界的大潮流了。因此他們也是最早提出向西方學習的人，所謂“師夷長技以制夷”，在當時已經是很難得的先進思想了。如果當時的統治集團採取這一觀點，拋棄陳腐思想，積極開眼看世界，迎頭趕上世界潮流，則不僅在鴉片戰爭中不至於失敗，更有可能重新樹立起中國在世界的威望（我認為這並不是空想，相對於日本明治維新，鴉片戰爭時的國際形勢要寬鬆得多）。為什麼當時的統治者不這樣做？這也牽涉到一個心態的問題。由儒家文化教育出來的統治集團的頑固程度超乎想象，而且其外交理念也與時代極不相符，他們在和外國人打交道時，出發點並非國家民族的利益，而是以維護自己的統治為基準，在其頭腦中也沒有國家主權的概念，認為中國地大物博，割一兩塊地方??只要不是自己的祖宗發祥地??概不足惜。在這種原始而愚蠢的外交心態的影響下，能制訂出正確的外交方針，進行正確的外交談判那才是怪事呢！由於在各方面都毫無經驗，因此，在和英國進行外交談判時，只能被對方牽着鼻子走，吃了大虧還以為是自己揀了便宜，留下笑柄。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大致可以得出結論：鴉片戰爭中中國在處理對外關係的手段、經驗、理論等各方面的缺陷，造成了在戰時指揮和任命用人方面的重大失誤，並直接導致了戰爭其他方面的受挫，使一場本不應失敗的戰爭變成了一齣悲劇，在歷史上留下了一道令中華民族永遠忘不了的傷疤，這不僅是民族的悲哀，更是中華歷史上的一個莫大的遺憾。中國的失敗固然還有其他方面的種種原因，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當時的外交政策和活動，對我們今天以及以後的對外交往活動的也是有着極為積極的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