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42年8月29日簽訂《中英南京條約》 英國依靠鴉片輸出榨取中國的白銀，重建對華貿易結構，不僅使他們的貿易發生了徹底的逆轉，一舉變為順差，而且作為平衡貿易的手段，鴉片改變了白銀的流向。1792年到1795年英中進出口貿易總額，已顯示出東印度公司由逆差轉為順差的地位。
對於鴉片的依賴，使很多中國人變得欲罷不能。
白銀外流、人民疲弱、軍紀敗壞、吏治腐敗，鴉片很快便成了這個古老帝國身上一個巨大的毒瘤。
很快清政府便意識到了鴉片的危害。在禁令下，鴉片不能從正常的海關渠道進入國門，於是黃埔、零丁洋一帶就成為走私的基地。珠江三角洲各港口直至廣州城，鴉片走私已變得無孔不入。
在大鴉片商查頓看來，鴉片買賣是“世界上最紳士的投機生意”。清政府在禁止鴉片走私貿易上，越發顯得力不從心。
作為中外貿易的前沿，十三行外洋商館成為鴉片非法經營的基地，這裡就有英國大煙販查頓、顛地等開設的洋行。這時，一個問題變得無法迴避，那就是十三行商人是否也參與了鴉片貿易呢？這是近代史上頗有爭議的問題，同時也是行商在歷史定位上處於尷尬境地的一個主要原因，那歷史的真相又是怎樣的呢？
從現有的清代檔案看，清政府有關查禁鴉片的案例中，並沒有行商參與買賣鴉片的記錄。政府對行商最重的處罰，就是1821年道光帝以“知情不報”的罪名，給行商首領伍敦元以摘去三品頂戴花翎的制裁。
那英方的檔案又是如何記載的呢？據《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記載，“沒有一位廣州行商是與鴉片有關，他們無論用什麼方式，都不願意做這件事。”1782年，大班唯一交易的途徑是澳門商人先官和一些自由商。美國商人亨特在他的著作中這樣寫道：“沒有一個行商願意去幹這種買賣”。
令人奇怪的是，面對鴉片走私的高額利潤，從事中西貿易的行商為什麼不願做這種生意呢？
這是因為鴉片會給他們召來意想不到的災難。據東印度公司檔案記載，1817年，美國商船私運鴉片被官府查獲，伍浩官交出罰銀16萬兩，其他行商被罰5000兩，相當於鴉片價值的50倍。
作為由官府認定身份的人，根基雄厚的行商不會冒身家性命之險違法犯案。在禁煙期間，官府規定，所有入口船隻必須由伍浩官等四家行商承保，保證每艘船在到達黃埔時沒有裝載鴉片。理由是，四行都是殷實富戶，不會置身家性命於不顧。1821年，行商曾致函大班：“鴉片買賣事關身家性命，不得已必須秉公而行”。
當時的實際情況是，鴉片貿易是一種在行商體制外的走私活動，一些夾帶鴉片的商船不敢貿然進入口岸，往往在珠江口外卸貨交易，這在十三行的貿易範圍之外，是行商無法控制的。
但行商與外商有密切的業務關係，面對泛濫沿海、波及全國的鴉片貿易，十三行商人不可能成為毫無關係的局外人。直到今天，我們依舊無法排除他們知情不報，甚至是暗中參與的可能。
就在東印度公司用鴉片打開中國市場的時候，1833年，公司在華的通商專利被取消。海洋的遼闊，容不得壟斷的長久存在，在英國自由商人的強烈抗議下，英國東印度公司從歷史上徹底消失。
1834年，第一艘不屬於東印度公司的自由商船向中國駛來,從此自由商人成為了中英貿易的主角。
東印度公司時代，主要着眼於商貿利益，在與天朝體制的衝突中，本着求取妥協的策略，故與十三行能長期和平共處，二者具有異曲同工之處。公司解散之後，活躍的自由商人立即使中英間的貿易摩擦進入到了激化的層面。
在日益強大的國力支撐下，英方一反以往的屈從態度，衝突很快便發生了。
1834年，英國政府派出首任商務代表律勞卑駐華，取代原有的公司商館負責人大班，新上任的律勞卑拒不承認行商是同中國高級官員交往的惟一溝渠。當他撇開前來接待他們的伍浩官，決定直接致書廣東官吏時，兩廣總督盧坤認為這樣的舉動是對自己的巨大侮辱。
這種外交方式，是當時中國的政治體制和邦交觀念所絕對不允許的。盛怒之下的盧坤下令封商館、抽退僕役，斷其食糧、停止貿易 。
經過長久的醞釀和對兩國的實力進行了一番比較後，英國使用武力解決問題的欲望越來越強烈，他們認為武力已經是改善通商條件唯一可以使用的方法 。
1836年,在歐洲的出版物中,就有這樣的描述：“把和外人貿易的場所限定於一個狹窄的地方，並使它受着這麼多的約束，是一件憾事。我們不需大動海軍，也不需多費錢財，需要的不過是幾隻中等的軍艦，帶着一份擬就的條約稿本，直接到北京去。”
戰爭變得一觸即發。1839年初，林則徐奉命趕往廣東查禁鴉片 。
到廣州後，林則徐傳訊行商伍紹榮等，命令行商督促外商限期呈繳鴉片。這一年的夏天，林則徐冒着酷暑在虎門海灘指揮銷毀鴉片。鴉片販們種種發財的夢想隨濃煙而去，長久以來的不滿都被集中在了這位大清國欽差大臣的身上。
經歷了18世紀及19世紀初的擴張戰爭，英國成了最大的海上帝國。有了這樣的軍事後盾，他們覺得歷年在廣州所經歷的現在不能再忍受了。虎門銷煙之後，英國國內屢屢出現鼓吹強硬路線的輿論。查頓從廣州商館逃出，攜帶在華搜集到的軍事情報回到倫敦。回國後，他便成了說服首相巴麥尊和煽動政府發動鴉片戰爭的核心人物。
兩國的衝突開始加劇。
1840年6月，英國東方遠征軍到達珠江口外，鴉片戰爭轟然爆發。這場近代中西碰撞的戰爭，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巨大而且深遠。
此時的十三行處在中西關係的漩渦中，成為矛盾衝突的焦點。鴉片戰爭令中外反目，由於從一開始便與洋人交往，十三行商人便成為人們指責的對象。
虎門地處珠江入海口，是出入廣州的門戶，其地勢最有利於憑險防守，歷來是海防的重點。
早在康熙年間，清朝當局就利用這些天險陸續建築炮台，使虎門如虎添翼，但1834年律勞卑令英艦闖過虎門，直抵黃埔，證明這些炮台已失去防衛能力。
第二年，關天培調任廣東水師提督來到虎門，經考察發現沙角、大角之間相距1000丈，兩邊炮火均不能打到中線，只能做報信使用，虎門橫檔嶼是洋船進入廣州的咽喉，他設想在橫檔與武山之間激流中鋪設鐵鏈木排，防止洋船通過。
由於經費缺乏，難以實施，使他一籌莫展。1838年，橫檔嶼工程終於可以開工。這是因為行商伍紹榮等情願捐資10萬兩白銀。
兩道寬大的鐵鏈木排在江面最窄的地方鋪起，鐵鏈的兩段安於山腳下的石槽中，這兩道鐵鏈木排使虎門的防守能力大增。
當1840年6月鴉片戰爭正式爆發，英國軍艦到達虎門外時，面對堅固的防禦，竟無計可施 。
戰爭是武器的搏殺和軍事的較量，潛在的是綜合國力和民族覺醒力的比較。為了增強遠洋貿易的能力，西方國家無不盡力發展本國的造船業。1731年，英國政府規定，造船材料均免關稅，商船可以安裝軍事裝備保護自己，集中體現了國家對商人的扶助。許多國家都把民船看做是國家海上力量的組成部分，因為民船一經徵用，就能成為戰船。倘若戰時中國有性能良好的商船，即使戰船無用，仍然不乏抵抗力量。
然而，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的清王朝，採取以禁為防的海洋政策，使得中國船隻在規模和裝備上都受到嚴格限制，中國商人無遠洋的安全保障。難怪當時西方海盜聲稱“一隻小艇就可以毫無困難地搶劫中國船隻”。將自己隔絕於海洋之外，使清代中國的航海能力從明代世界的領先地位迅速地跌落了下來。
1815年，一位波士頓商人提登應邀到潘有度別墅做客，曾見到主人收藏的一些當時最佳的世界地圖和航海圖，在英文地名旁還標有國家、城市與海港的中文名字以供使用。潘有度為自己不能像父親潘振成早年那樣，擁有自己的商船出海貿易而感到遺憾。
為改變廣東水師裝備，增強作戰力，洋行眾商率先捐資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製造大炮、戰船、水雷。行商潘世榮等曾仿製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輪船，道光帝得知後在諭旨中說：“廣東曾捐造大船一支，頗能駕駛出洋。該省洋商內如有深悉造船之法者，留心訪察，加以激勵。”
伍敦元、潘仕成等還出資購買和仿製美式夾板船，這是我國最早購置歐美兵船的實例。商業財富、西洋理念與保家衛國的動力，使行商潘仕成精於英美兵船的仿製，引起朝廷重視。
1841年道光下諭：“潘仕成所捐的船隻堅實得力。以後一切製造事宜都由他辦理，決不允許官吏插手。”
不久潘仕成耗資2萬兩白銀造成了這艘美式戰船。他奉旨著述的《攻船水雷圖說》，配有插圖30幅，被編入一部近代國人睜眼看世界的名著中，這就是魏源的那本著名的《海國圖志》。 十三行商人作為近代國人“師夷長技以治夷”的最早實踐者，在借取西洋先進技術上，比洋務運動要早了整整20年 。
戰爭期間，英軍所到沿海城市皆直如破竹，只有廣州一城英軍不攻而退。
然而，當時的廣州城並不是固若金湯。其中又有着怎樣的內情呢？ 1841年5月，清政府的妥協撤防，使英軍長驅直入，兵臨廣州城下準備發起總攻。守城將軍奕山統領的清軍部隊無力抵抗，於是想出了一條計策 ——令行商前往調停，奕山命行商伍紹榮隨同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講和。
在城外，伍紹榮與英軍首領義律一番討價還價，最終，義律以清軍退出廣州城外60里，限一個星期內交出600萬賠款為條件，答應退至虎門炮台以外。隨後，一紙《廣州和約》終止了一場即將開始的血戰。
這600萬元賠款，實為廣州城的贖金，其中十三行商人共出資200萬，伍氏家族所出最多，計110萬元。伍秉鑒對於這110萬的付出是不可能無動於衷的，但他只能無奈地使用精神安慰法，把奉獻巨款作為轉換風水的方式。他如此分配這筆錢：80萬元保佑洋行生意興隆；30萬元保佑兒子孝順。
由於是廣州地方自酬款項，奕山在向清廷報告戰況時隱瞞了他乞降講和的真相，一份“外洋事務已經安定”奏摺被送進京城，讓道光皇帝欣喜不已。
行商在溝通華洋方面最有爭議的，就是這次贖城之舉。
洋行商人實際是鴉片戰爭中捐獻最多的團體，也是戰爭的主要受害者。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南京條約》，其第四至第七條規定，中國賠償英國2100萬銀元，相當於1470萬兩白銀，而此時清政府國庫存銀僅不到700萬兩，顯然沒有支付能力，由於“廣東之富揚名於天下”，又是鴉片戰爭的主要戰場，首當其衝地成為清政府的榨取對象。
道光帝決定讓十三行商人就地籌款。1843年春天，廣東官府傳集怡和行行商伍紹榮等，要求追索300萬銀圓，限全體行商6日內全數交清。這次賠款，怡和行伍紹榮被勒繳100萬元，行商公所認繳134萬元，其他行商攤派66萬元。這也成為了行商團體的最後一次捐獻。
戰爭為英國推翻行商制度提供了契機。《南京條約》中規定，廣州行商不得壟斷貿易，開放五口對外通商，這個條約最終為十三行的歷史畫上了句號。
這正是英國人在一個世紀前的願望，他們如願以償。
廣州不再是惟一開放的口岸，行商已無法管理對外貿易。廣州十三行，這個17、18世紀繁榮的商貿旺地，在19世紀中葉終於成為社會危機的犧牲品。
1856年，由“亞羅”號事件引發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使廣州十三行成為中外交鋒的戰場。12月15日深夜，炮火將具有170年歷史的商館化為灰燼，行商各奔東西，十三行從此退出歷史舞台。
一些精明而善於冒險的商人開始把目光轉移到一個新辟的通商口岸，這就是上海。他們帶着大筆財富北上，成為上海開埠的先行者。如今，追溯上海由小魚村一舉成為全國最大的商埠，第一批開拓者大多是廣東商人。
十三行地區一夜之間變為廢墟，占領廣州的英國人開始物色更好的商務基地，他們選中了原十三行以西的一個沙洲——沙面。
如今的十三行，只剩下位於廣州市城西的一個街名，但長達百年的十三行歷史，對於廣東乃至中國的影響卻是極其深遠的。正是長時間的海外貿易和開放的局面，給了廣東得天獨厚的優勢，使近代的廣東無論在思想、科技、文化處處都能領風氣之先。開放的局面，也使得廣東人才輩出，最終讓廣東成為了近代新思想的啟蒙地，和革命浪潮的發源地。
對於商業精神的沿襲，更是根深蒂固，直到現在，我們依舊不難發現廣東商人忙碌的身影。
如今的廣州，仍然是亞洲乃至全球範圍內重要的國際貿易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