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0多年前的廣州，有這樣一個商人群體：他們被西方認為是18~19世紀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手中掌握的財富連政府都要眼紅，這就是被稱為帝國商行的“廣州十三行”。
這是一個被歷史遺忘得一乾二淨的群體。今天，人們不禁要問：當年的十三行究竟掌握了多少財富？廣州行商們又為何要離開他們發家的地方，大批遷徙到上海？

2001年，《華爾街日報》專門發行專輯，統計了上1000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其中有6個中國人入選，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伍秉鑒和宋子文。
《亞洲華爾街日報》評價說：“出生於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鑒繼承父業與外商從事買賣，又進一步貸款給外商並以此獲得巨額財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當高的知名度。”
1834年時，伍家自己估計，他們的財產已有2600萬銀元。這個數字超出了“南京條約”清庭賠償的數目，要知道當時朝廷庫銀不足千萬兩，事實上朝廷勒令商行代繳戰爭賠款一部分。

　　　“廣州十三行”原是牙行商戶
　　
這裡擁有通往世界各主要港口的環球貿易航線。從世界商貿的角度看，一口通商是貿易上的一種束縛，但客觀上卻造就了一個時期里著名的中西貿易中心和廣州歷史上令世上矚目的經濟文化的輝煌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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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政府並沒有成型的外貿體制。在清政府開關初期，接待西方商船的制度極其混亂，遇到大量船隻到來，官員經常招架無方，洋船常被堵在港外遲遲不得貿易。
　　於是，廣州珠江岸邊有着大量的商戶牙行便應運而生，它們用正常的經濟手段集散貨物，深受外商歡迎。

1686年春，廣東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較有實力的牙行經紀人，指定他們與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並代海關征繳關稅。這被普遍認為是十三行外貿組織建立的標誌。
　　在以後的日子裡，洋行數目變動不定，最多時有26家，最少只有4家，但“十三行”約定俗成，成了這個商人團隊的固定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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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2年火燒十三行熔化洋銀流滿街，燒毀了價值4000萬兩白銀的財物

　　現在流傳多幅歷史圖片再現了十三行昔日的輝煌。其中有當時的西方畫家畫下的廣州十三行全景圖、廣州府圖、廣州珠江江面圖等，不少圖畫都是採用當時世界最新科技的銅版製圖，畫面上十三行商館區各國商賈穿梭，江面的上萬舸競舤的場面讓人不禁對當時廣州的繁華嘆為觀止。

　　從畫面中我們看到，十三行在地理上包括中國行號與外國商館兩個區域：中國街區有一組寬敞的中式建築，裡面有很多房間和庭院，這是行商公所，由政府選定最富、最有聲望的人擔當行首，被稱為總商。
　　在十地街區內緊鄰中國行號的是各國商館，這裡是供洋人經商、居住的地方。商館在外觀建築、室內裝飾及生活方式上都帶有異域風情，成為一個世界商務機構的博覽會。木板平頂型的中國行號與拱形廊式的西洋樓交相輝映，構成了一幅中西合璧的人文景觀。
　　
　　在目前留下的記載中，常常把十三行商館描繪成為“金山銀海，堆滿銀錢”的景象，那到底十三行時期繁榮到何種程度呢？據即將正式發行的《清代廣州十三行紀略》記載，1822年發生在十三行的一場大火持續七晝夜，大火中熔化的洋銀滿街流淌，竟流出一二里地，僅此一場大火就燒毀了商館價值4000萬兩白銀的財物。

　　鴉片戰爭是導致十三行破產的導火索。1840年6月，英國東方遠征軍到達珠江口外，鴉片戰爭轟然爆發。戰火讓17~18世紀東方的貿易中心“廣州十三行”漸漸衰敗。富庶天下的行商家庭也紛紛破產。戰爭期間，英軍所到沿海城市皆勢如破竹，只有在廣州城外不攻而退。這其中有着至今仍鮮有人知的內情：當時英軍已兵臨廣州城下，準備發起總攻。守城將軍奕山統領的清軍部隊無力抵抗，於是令行商前往調停。在城外，行商伍紹榮與英軍首領義律討價還價達成英軍退兵協議———限廣州方面一個星期內交出600萬兩白銀的賠款為條件。結果奕山逼迫十三行商人出資200萬兩，其中以伍氏家庭出資最多，計110萬兩。由於是地方上自籌款項，奕山在向清廷報告戰況時，便隱瞞了他乞降講和的真相。簽訂《南京條約》後，由於“廣東之富揚名於天下”，又是鴉片戰爭的主要戰場，首當其衝成為清政府的榨取對象。道光帝決定讓十三行商人就地籌款作戰爭賠款，此舉令不少行商紛紛破產。

1843年春天，廣東官府傳令行商伍紹榮等人，要求追索300萬銀元，限全體行商六日內全數交清。這次賠款，怡和行伍紹榮被勒繳100萬銀元，行商公所認繳134萬元，其他行商攤派66萬銀元。此外，《南京條約》中規定，廣州行商不得壟斷貿易，開放五口對外通商，這個條約最終為十三行的特權畫上了句號。這正是英國人在一個世紀前的願望。廣州不再是唯一開放的口岸，行商已也無法管理對外貿易。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炮火將具有150年歷史的商館化為灰燼，十三行從此退出歷史舞台。
　　
十三行歷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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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秉鑒像
伍秉鑒被西方商人認為“誠實、親切、細心、慷慨，而且富有”，英國人稱讚他“善於理財，聰明過人”。
1834年時，伍家自己估計，他們的財產已有2600萬銀元。伍秉鑒還是東印度公司的“銀行家”和最大債權人。到19世紀中期，伍秉鑒不但在國內擁有地產、房產、茶山（武夷山）、店鋪和巨款，而且在美國投資鐵路、證券交易和保險業務等，伍家的怡和行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跨國財團。
有關伍秉鑒豪爽大方的故事在外商中流傳甚廣。據說一個美國商人與他合作做生意，但經營不善，欠了伍秉鑒7.2萬元的債務，因為沒有能力償還一直無法回國。當伍秉鑒聽說後，叫來商人說：“你是我的第一號老朋友，並且是一個誠實的人，只不過不走運。”說完他把借據一把撕碎，表示他們之間的賬目兩清。而在當時，一艘滿載貨物的中型貨船也只值10萬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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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振承像
潘振承是十三行歷史上除了伍家外最顯赫的家庭。“清代共出現過三個商業群體，他們分別是兩淮的鹽商、山西的晉商和廣東的行商。但有所不同的是，行商的資產更為集中。雖然伍氏家族讓行商的資產達到了歷史頂峰，但真正貫穿行商歷史，歷盡百年的卻是潘振承家族。從潘振承開設同文行開始，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他們都在廣州的對外事務上發揮着重要的作用，這在十三行中是絕無僅有的。”
潘振承的一生，頗有傳奇色彩。他於康熙五十三年，在福建泉州府同安縣出生。據其族譜，潘振承年輕時共三次前往菲律賓從事貿易，為日後參與外洋行的貿易挖掘了“第一桶金”。據說潘振承能講熟練的葡萄牙語，因此與外商交易時較其他行商更有利。
當時，廣東行商的庭院成了畫家競相描繪的對象。在現存的圖片中可以清晰地看見，潘家中西結合的別墅絲毫不遜色於今天西方億萬富翁的私家庭院。這些極盡奢華的庭院中，處處種植着稀有的古樹、各種各樣的花卉等。“此外園子裡還養着鹿、孔雀、鸛鳥以及鴛鴦。”
但這一群富甲天下的商人最後卻因為受到各方的壓力，紛紛破產。1780年，泰和行顏時瑛、裕源行張天球等四家欠外債380萬元。乾隆帝擔心拖欠銀兩被外夷恥笑，下令顏、張二人變賣家產充軍，全部債款照原本再加一倍償還，由其他行商分10年清還。這種由行商共同承擔經營風險的連帶互保制度，從此成為官府治理行商的法寶。為避免替破產同行攤賠欠債，行商潘致祥在1808年想盡辦法脫離了洋行界，他曾說過這樣一話：“寧為一隻狗，不為洋商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