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帝國主義行徑

隨着人類文明歷史的發展，到了19世紀，這個世界上已經不可能再有哪一個民族能夠緊閉國門，拒絕一切對外政治經濟活動而孤獨、安全地生存和發展了。1840年英國軍艦對中華帝國南方一個港口的炮擊，標誌着這個幾千年來一直生活在相對封閉狀態中的帝國的平靜生活終於結束了，它開始接觸外部的世界，接受融入世界政治經濟大體制的現實，以這個星球上眾多民族之一的身份登上世界舞台——儘管這一切都是中華帝國在武力攻擊下被迫接受的。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洋人與中華帝國簽訂了一系列條約，至今所有的中國人對此依舊憤憤不平，把這些條約一律稱之為“不平等條約”。分析當時所簽訂的各種條約的每一條條款，其中最令中國人感到屈辱的，恐怕是洋人居然有權在中華帝國的領土上強行“租借”居住地和洋人們在這塊土地上居然可以享有凌駕於中國人之上的種種特權。而強行要求中華帝國“開放通商口岸”、“給予貿易最惠國待遇”以及“制定相關的關稅制度”等等條款，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也統統是一種侵略行徑。

於是，“帝國主義”這個詞在中國出現了，而且幾乎就是登門入室的強盜、窺視和搶劫財物的土匪、欺良害善橫行霸道的無賴的同義詞。西方的一些學者根本不承認“帝國主義”這個名詞在中華帝國的存在，他們認為，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是革命黨人民族心理上的一個幻覺。儘管如此，在這個世界上，中國仍是最頻繁最刻骨最頑強地使用着“帝國主義”這個詞彙的為數不多的民族和國家之一，而這些民族和國家都有這樣的歷史特點：文明發祥絕早，民族發展歷史上幾乎沒有對外擴張的記錄，基本上以農耕為主要的生存方式，占絕大多數人口的平民是在幾乎不占有生產資料的狀態下生活的；統治者的基數很小，從平民到集權專制的統治者之間，幾乎沒有過渡的社會階層。

公元1500年前後，相對於中國是明朝成化至嘉靖年間，西方開始了海外冒險和殖民擴張。隨着跨越大西洋的貿易的展開，世界範圍內的財富流入歐洲，這些財富培養起來的是一個新興的階層，這就是暴富起來之後敢於與長期占統治地位的王室、教士和貴族階層抗衡的市 民階層。社會財富的膨脹為這個階層帶來了相應的政治要求，近代民主和民權的觀念隨之在西方產生，歐洲各國相繼爆發了由市民階層為主力軍的資產階級革命，市場經濟的直接利益獲得者通過革命建立起以擴大再生產和賺取利潤為目的、以全球擴張為需求的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原始積累的完成和殖民擴張的成功使資金加上市場都已萬事俱備，於是更新技術的要求成為當務之急，歐洲的工業革命應運而生。從古怪的機器里噴出的大團大團的蒸汽給這個世界帶來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歐洲近代政治制度和近代工業的誕生成為資產階級的雙重武裝。

具有雙重武裝優勢的西方，繼續市場的擴張是必須的。

19世紀中葉，西方的擴張觸角越過馬六甲海峽，進入遠東。中華帝國，這個平靜了數千年的國度，它的痛苦由此開始了。

1831年，在廣州的英國商人寫信給英國皇帝，提出儘快打開中國市場的要求，辦法是：“用一支武裝力量便可以輕而易舉地封閉中國的全部沿海貿易”。而早在1660年，法國就在中華帝國內設立了名為“中國公司”的貿易據點。當英、法等國的商品在中國銷路不暢的時候，美國在中國銷售的商品似乎更符合中國市場的需求，其中大部分商品至今還是中國人喜歡的東西：可以提高情緒的北美西洋參、顯示風度和富貴的珍貴動物毛皮以及中國人日常生活絕對離不開的廉價棉花。巨大的經濟利潤和世界政治的需要使美國政府聲言：“中國是一個不可限量的銷售市場。”

中華帝國長期自給自足的經濟“對大工業產品進行了最頑固的抵抗”。據史料記載，早期的中國對外貿易一直處於順差狀態。僅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前，英國平均每年從中國廣州運出茶葉近26萬擔，生絲8000擔，而英國人卻苦於沒有什麼對路的商品和中國人進行交換。英國商人說他們的毛織品是“一種非常難賣的商品”，而印花洋布“往往要虧本60%才能出手”，可見“銷售英國商品的時代還沒有到來”。這一切的根源是中華帝國的社會結構不適合資本主義的擴張需求；而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來講，打不開世界市場就無異等待死亡。能使一個封閉的國家的社會結構發生動搖的辦法並非戰爭，而只能是這個國家市場的開放。於是，西方各國都在如何打開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上頗費心思：既然一般的商品打不開中國市場，中國人沒有外國商品照樣能夠生存下去，那麼就必須出現一種特殊的商品，這是打開中華帝國堅固堡壘的最後的武器了——洋人選擇了鴉片。

把毒品當做商品向中華帝國大量傾銷的國家，包括俄國和美國，而其中傾銷數量最大的是英國。從18世紀70年代開始，英國人開始向中國輸入鴉片，從最初的每年1000箱迅速增加到4萬箱，每箱100～120斤的鴉片價格在400～800銀元之間。於是到了1838年，在中國和英國的貿易中，中國逆差達250萬英鎊，在英國向中國出口的價值563萬英鎊的商品中，賣鴉片所得居然占了總額的60％。當中國人不能沒有鴉片的時候，任何來自帝國政府的干涉都是徒勞的，包括虎門的銷煙池和帝國的海岸大炮——已經發了財的英國人有錢用最先進的武器裝備自己的軍隊，然後以武力來維護他們在已經打開的中國市場上的地位和特權。1840年英國人對華戰爭的理由是：“為商務監督和女王陛下的臣民所忍受的暴行和虐待得到賠償，為英國商人在恐嚇和暴力之下所受到的損失得到賠償，為英國商人的人身和財產獲得保證，使今後免受暴虐和殘忍的待遇，並能夠在正常的情況下經商 。”英國的先進武器使中華帝國屈服了，英國人的要求被一一滿足了，由此導致的是美、法、德、意等緊隨英國蜂擁而至。這就是理論上的“帝國主義的行徑”。

至今，西方學者的那種“西方資本主義對東方的拓展，目的是讓東方得以發展和富起來”的說法，無論如何讓人聽上去還是感到有些怪異，尤其對於那些在向前看的間隙偶爾向後也看上一眼的中國人，尤為如此。

西方船隊的桅杆林立在中國海岸，而中國是很早就掌握了製造和駕馭舟楫技術的國度，它應該是這個世界上最早具備擴張能力的國家。那麼中華民族為什麼沒有向外部世界更廣闊地開拓自己的生存空間呢？

中外學者大都根據世界民族分為“海洋型”和“大陸型”兩種類型的特徵，把中國列入“大陸型”民族。以游牧和農耕為主要自然經濟特徵的中華民族，無論在地理因素上還是在文化心理上，廣闊的內陸始終吸引着它的注意力。“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漢唐宋元明清歷經千年均如此。中華民族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始終認為，帝國的發展方向和對帝國的威脅不是來自海洋而是來自大陸。於是，中華民族精湛的航海技術自古以來大才小用地只應用於有限的近海捕撈和貿易，中國人設備優良的大船在海上航行的範圍很少超出過“稗海 ”。“稗海”是戰國時期陰陽家對內海和近海的稱謂，而廣闊的大洋則被稱為“大瀛海”。

中國的海運貿易僅僅限於把南方的物產利用沿海海路運往中原。即使海上絲綢之路開闢以後，“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也主要是在為帝國的上層階級服務，並沒有與中國民眾的生活和利益發生廣泛的聯繫。中國歷史上最早、最大規模的船隊駛向世界，當屬鄭和下西洋，其船隊的龐大及航海的水準，都是當時世界所有民族都不能比擬的。但是，這支由明代皇宮裡的太監為首領的遠航船隊，卻很少配備武器裝備，而是載滿了“中華物產”，它的航行既少有海外征服的任務，也並不主要打算推銷中國的商品，更多的僅 只是一次為了顯示中華皇帝的威儀而進行的彩船大遊行，以讓四方“蠻夷”近一步領略中華帝國的富庶與慷慨——“振綱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鄭和七次“下西洋”，驚濤駭浪，九死一生，病傷死無數，花費大量，其結果是給皇帝帶回來一些中國人看作是“無名寶物”的“旅遊品”，這些“異邦的貢物”的惟一效果是讓中國皇帝看了之後更加覺得自己的國度是“天下”的中心。連當時的大臣都對鄭和這種遠航的實際意義產生懷疑：“三寶太監下西洋，費錢糧數千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回，於國家何益？”於是，當哥倫布奉西班牙女王伊薩貝拉的指令出發去尋找可以占領的新國土，並且發現中美洲的巴哈馬群島的時候；當 達·伽馬奉葡萄牙國王努艾爾的指令從里斯本出發，探求通往印度的航路的時候，中華帝國的皇帝卻宣布上任皇帝的“下西洋”是一大“弊政”，必須從此結束此類行為，銷毀鄭和遠航的一切檔案，消除其“惡劣影響”。在從此以後的歷史中，中華帝國連“宣揚國威”的壯舉都沒有了，中國終於失去了躋身於15～16世紀之交世界地理大發現並隨之成為世界強國的機會。

到了明清兩朝，帝國政府不但對對外貿易不感興趣，而且使用一切手段阻止外國商人來華進行貿易活動，同時嚴厲地禁止中國人對外進行任何商業活動。帝國統治者視海洋為國家與民間一切行為不可逾越的最後邊界，相當堅決地開始實行“海禁”。明洪武年間，政府明令禁止民間建造三桅以上的大船，以阻止中國人下海，截斷中國人與外國人的貿易活動，“違者照謀叛罪處斬”。後來進而下令強迫民間的海船“悉改為平頭船”，使其根本無法遠航。到了明永樂年間，帝國政府乾脆宣布“片帆寸板不許下海”。清康熙年間曾經一度開放海禁， 但是很快就在官員們的反對下被“糾正”了。雍正以後，中華帝國正式實行國門的關閉政策，禁止民間的一切對外貿易。“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維朽蠹於斷港荒岸之間，沿海居民，蕭岑索寂，窮困不聊之狀，皆因洋禁”。乾隆時，帝國政府將外國商人在華的貿易一律限制在廣州的一個口岸，進口商品也極其嚴格地規定在有限的範圍內，大米和豆類、小麥和雜糧、鐵器和廢鐵、生絲和綢緞，甚至馬匹、書籍等都在禁止之列。到了嘉慶、道光年間，帝國政府的所有規定都傳達出這樣一個信息：什麼時候沒有一個外國人來華投資了，沒有一個外國商人來中國做生意了，那就是帝國政府最理想的境界了——中華帝國根本不需要和外國人進行什麼商品貿易，沒有外國人的騷擾，中國人會過得更好；至於把中國的東西賣給外國人，並不是因為中國需要貿易交流，而是外國人的日子要依靠這些中國的東西，不給他們實在於心不忍。乾隆皇帝就曾對前來請求與中國通商的英國特使說：“天朝無所不有，原不管外洋貨物以通其無。特因天朝產茶葉、瓷器，是西洋各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

從根本上講，即使中國積極地開展對外貿易，中華帝國也不可能如同歐洲國家一樣成為這個世界上擴張市場經濟的主角。中國的社會結構中從來沒有存在過，或者從來沒有以一個階層的規模存在過，並能夠導致近代政治革命的市民階層。而在流通領域裡，帝國原始的農業經濟不存在對市場的需求，更沒有擴張市場的強大動力和足夠資金，因此，工業革命根本無法出現在社會發展進程中。這一切，都註定了這個東方帝國只能是被世界各國爭奪的市場。而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如果它沒有機會，或者不給它機會迅速地適應世界潮流的發展，徹底地改變陳舊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利用文化、資源和物產的優勢敞開國門迎進來和走出去，那麼，它惟一可以做的就只剩下抵抗了——如果它還有足夠的勇氣和足夠的力量能夠進行抵抗的話。

5、侮辱那個低劣的支那種族

中華帝國選擇的是抵抗。

帝國的抵抗是一部傷感的童話。

近代中國人對于洋人的蔑視，最甚莫過於日本人。確切地說，那時中國人就沒把日本人當做洋人看待過。這不僅僅是因為日本人除了說話之外和中國人的相貌差不多，更重要的是 ，中國人歷來把那個小島看做是一塊沒有開化過的蠻荒之地，只不過秦時從中國本土去了幾對男女，才讓島上有了人煙。從唐開始，帝國的土地上就能看到從那個小島上來的人，除了學經的和尚之外，就是手拿竹棍的“浪人”和鬼鬼祟祟的小偷。明時，中國人乾脆稱日本人為“倭人”：“倭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14世紀，日本人開始在中國沿海以搶掠劫盜為生，中國人對其始稱“倭寇”，意為“矮小的強盜”。長期以來，中國人很厭惡這些只會趁着月黑風高在海邊搶了就跑的近鄰，認為這些似乎和中國人有點“血緣關係”的野蠻人實在給帝國丟盡了面子。

但是，在中國的歷史上，恰恰是這些“倭寇”最深刻地讓中國人知道了什麼叫做恥辱。

19世紀後半葉，中華帝國除了由一色的洋槍洋炮裝備起來的皇家精銳部隊和在與太平軍作戰中組建鍛煉出來的湘軍、淮軍、甘軍、毅軍等陸軍部隊之外，因為開明的官僚發起的洋務運動，帝國用大筆的銀子又建起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海軍，其艦隻數量、噸位和火炮口徑，已經位居世界第六。由排水量7000噸、鋼鐵船甲14英寸厚、裝備有12英寸巨炮的兩艘主力艦和各式巡洋艦、魚雷艇等數十艘艦隻組成的龐大艦隊，堂堂之陣，獵獵之旗，曾經威風凜凜地“訪問”過高麗、日本和新加坡的海面，消息傳出，讓遠方的歐洲人都聽着心慌。 只是，帝國海軍的舉動和明代的鄭和下西洋差不多，僅僅是體恤的“訪問”。而當時的日本 ，陸軍總兵力不過10萬餘人，海軍實力位居世界的第16位。關於清帝國海軍在世界各國海軍實力的排位問題，是根據當時世界海軍年鑑等資料和現代研究者的觀點相比較而成，沒有絕對標準。一般的說法是：當時清帝國海軍實力在第六位至第八位之間，日本海軍實力在第十一位至十六位之間。（轉引自《晚清七十年》，（美）龐德剛著，嶽麓書院1999年9月第一版，第191頁。）所以，當日本人表示要與中華帝國進行一場戰爭的時候，少數主張議和的人立即遭到嘲笑，中華帝國舉國上下主戰派的意見占了絕對上風，堅決要“以大清帝國的神威教訓一下日本人”。

當朝鮮國王為了鎮壓國內的一個“既反對政府腐敗，又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武裝組織請求中華帝國政府出兵的時候，中華帝國的皇帝感到這是一種“上國體面”，當然責無旁貸——中國向領土之外派出軍隊，在它的歷史上極其少見，而且即使向領土之外派出軍隊了，其目的與洋人派軍隊來中國也截然不同：後者是在軍隊的護衛下進行商業上的強買強賣和文化上的強行灌輸，最好是“發現”一塊“新大陸”並且插上自己的國旗，宣布從此對該土地“以本國國王的名義實施管轄”；而中國人認為這樣的念頭連想一想都是羞恥的，不符合泱泱帝國的翩翩風度和道德規範。而之所以派出軍隊，只是中國皇帝一向對“天下”的恩賜和憐憫。於是，1894年6月4日，帝國政府命令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率領致遠艦和揚威艦赴朝鮮仁川，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領淮軍1500名分乘招商輪船前去朝鮮。同時，遵照中日《天津條約》的有關條款，中國駐日本大使汪鳳藻於6月6日將此事通知了日本。

沒有人知道，這時的中華帝國其實已經落入了日本人——那些即使是強盜也是矮小的強盜——的圈套。

1894年6月5日，日本成立了由參謀總長、次長、陸軍大臣、海軍軍令長等高級官員組成的戰時大本營。日本外相陸奧宗光親自向回國述職的日本駐朝鮮大使大鳥下達了向中國挑起事端的任務。大鳥當天就帶400名海軍陸戰隊員乘“八重號”巡洋艦返回朝鮮——從時間上看，中國軍隊此時還沒有出動，日本軍隊已經浩浩蕩蕩地向朝鮮出發了。

日本人早就決心和中國人打一場仗了。戰爭的目的明確而簡單：英國人跟中國人打了，法國人也打了，該輪到日本人用戰爭證明它有資格加入帝國主義的行列了。中華帝國應該給予日本人真正的“洋人”待遇，在已經處於將被瓜分的中華帝國的領土上得到它的那份份額。朝鮮問題對於日本人來講僅僅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機會而已。

7月12日，日本外相訓令駐朝公使大鳥：“促成中日衝突，實為當務之急。為實行此事，可以採取任何手段。”（《李鴻章》，董守義著，哈爾濱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第358頁。）

7月14日，日本正式向中國總理衙門提交照會，直接威脅說：鑑於清國政府拒絕和日本一起改革朝鮮內政，“今後因此如有不測之變”，“我政府不任其責”。這等於明確告訴中國，戰爭馬上就要開始了。

面對日本人的戰爭威脅，帝國政府顯示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無所畏懼的氣概。以光緒皇帝為首的主戰派熱血沸騰，督促軍方“籌備戰守”的詔書一道接着一道。原因很簡單：日本不是大英國大法蘭西，如果日本人真的敢於和地大物博的中國打仗的話，正好給了中國一個出出這些年受洋人窩囊氣的機會。中國人管此舉叫做“揚我國威”。

就在戰爭迫在眉睫的時候，一直注視着形勢發展的帝國主義們出面了。

帝國主義們的心情是矛盾的：他們希望戰爭，尤其希望中華帝國對外戰爭爆發，因為這不但可以削弱這個帝國的國力，而且還可以檢驗這個帝國目前的抵抗能力——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自中國務實的官員致力于洋務運動後，帝國的防務實力讓帝國主義們有點兒不摸底了。只是，除了日本人之外，帝國主義們並不希望日本人真的打勝，至少是不能讓日本人獲得圓滿的勝利。因為如果這樣，中國人給日本人的好處肯定會影響到自己的利益——中華帝國的版圖和市場再大也是有限的。

當時的英國駐華公使歐格納趕到天津會見李鴻章。在了解了局勢的真實情況後，他答應由英國政府出面勸說日本停止向朝鮮增兵，但臨走時他又補充了一句：“就怕日本人不聽。”

俄國公使格希尼接着來到天津，在探聽到了帝國政府的堅決態度之後，表示“俄朝近鄰，亦斷不容日本干涉”，並且說如果日本人不聽，俄國準備“壓服日本”。至於怎麼個“壓服”法，俄國還得考慮考慮。

但是，沒過幾天，中華帝國駐英國大使的情報傳來了：英國的工廠正在為日本人製造“大鐵艦”。接着，俄國公使也派參贊來闡述俄國方面考慮的結果：鑑於和日本的友誼，只能勸說日本撤軍而不便武力逼迫。

1894年7月21日，已經被“帝國主義”們的“調停”耽誤了調兵時間的中國迫於軍事形勢和駐朝軍隊的安全，開始向朝鮮增兵“以防不測”。出於對日本有可能襲擊運兵船的擔心，帝國政府特地租用了英國的商船。中國人認為，日本人膽子再大，也不敢在公海上向英國船隊開炮。

7月23日，帝國的運兵船隊航行在去朝鮮的途中。這一天是光緒皇帝的壽辰，京城裡處處張燈結彩，紫禁城內在盛大的宴會之後，寧壽宮裡搭起的大戲台上青羅戲袍一直飄舞到深夜。

7月25日，中國軍艦“濟遠”號和“廣乙”號護送運兵船行駛至豐島海面。大約早上7時45分，突然的巨響打破了豐島海面的沉寂，一顆炮彈在“濟遠”艦右舷不遠的地方爆炸。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中國水兵們沒有跑向炮位，而是跑到甲板上四處張望——濃霧中迎面衝來一支規模駭人的聯合艦隊，旗艦上被霧水浸濕的旗幟已經能看得清清楚楚，中國水兵驚叫起來：日本人！

這就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重要事件甲午戰爭開始的瞬間。

那個早上發生於豐島海面上的海戰算不上是帝國海軍與日本海軍的一場戰爭，充其量也只是日本人的一次詭秘的偷襲，其行為和手段與14世紀時他們的“倭寇”在海上的搶劫沒什麼兩樣：突然開始，短促攻擊，戛然而止。豐島海戰最後的結果是：“廣乙”艦被擊沉，“濟遠”艦勉強應戰後受到重創逃離戰場，失去了掩護的“高生”號運兵船被日艦團團圍住。日本人對這艘沒有任何還擊能力的運兵船上的上千名士兵悲切的呼號置之不理，直到把“高升”號擊沉。另一艘運輸船“操江”號向日軍投降。日本人沒有將其擊沉的惟一原因是，這艘船運載的不是中國士兵而是軍械物資：20門大炮、3000支步槍、大量彈藥，還有20萬兩餉銀——這些銀兩是那些駐紮在朝鮮的帝國官兵們的“工資”——這些銀子和物資連同“操江”號上的83名中國船員當天就被劫持到了日本的佐世保港。

豐島海戰發生七天之後，1894年8月1日，中日雙方皇室同時下詔宣戰。

戰爭真的爆發了。

英、法、俄、美、德等帝國主義們經過充滿驚喜和憂慮的緊急磋商後，立即宣布全體“中立”。

這些帝國主義們曾經大肆向中華帝國政府推銷他們的軍艦大炮，現在戰爭打起來了，中國真正需要使用這些洋武器了，但是根據國際法中的中立原則，他們即刻停止了對中國的一切彈藥和武器零部件的供應。

至於日本人在豐島海面襲擊英國輪船之事，經過英日雙方友好的協商，日本方面不但答應賠償英國人的全部損失，而且向英國人表示“保證英國在華利益的安全”。於是，英國人很快就對這件事閉口不談了。

不久以前剛剛知道“天下”是什麼樣的大清朝廷當然無法料到“帝國主義”們的狡猾。

為了激發中華帝國的戰鬥熱情，英、法、俄、德、意、美各國到處散布對日本不滿的言論，從而給帝國政府造成一種“只要戰爭真正開始，日本人就會陷入極其孤立境地”的態勢。帝國的激情果然被調動了起來。激情的迸發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捷報”在中日宣戰的第二天傳到了光緒皇帝面前：“我軍大捷於牙山，斬首二千餘名，乘勝進擊，僅距漢城七十餘里。已催北路各軍克日前進，並令海軍軍艦齊往迎擊，南北合勢，及早驅除。”（《李文忠公尺牘》第780～781頁。）而其實，帝國位於朝鮮前線的葉志超、聶士成所屬部隊在日軍向朝鮮增兵以來的一個月間，從來沒有“乘勝進擊”過一次，而是已經向北撤退到了平壤附近。這一點，帝國政府的官員們一清二楚。可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帝國的官員在皇帝收到“捷報”的那一刻呈現出一片“歡欣鼓舞”。結果，真的就 致使全中國莫名其妙地瀰漫出一種“戰勝日本勝券在握”的樂觀情緒。

在那段沉重的歷史中，中國人令人驚駭地生生把一齣悲劇寫成了一場鬧劇。

歡欣鼓舞的帝國政府開始調四路大軍向朝鮮增兵：盛軍衛汝貴部馬步兵，盛軍豐升阿部盛字營馬隊和吉林馬隊，毅軍馬玉昆部，奉軍左寶貴部的步兵、騎兵和炮兵，總計約一萬五千多人馬。但是，當帝國的軍隊到達前線之後，卻發現當面日本軍隊的兵力更多，且尾隨在一路撤退的中國軍隊之後，已經直逼平壤城下，並已擺開決戰的架勢。

中日軍隊的首次戰鬥是平壤城的攻防之戰。

9月12日凌晨，日軍的攻擊開始不久，日軍官兵就感到中國軍隊不像他們軍官所說的那樣一觸即潰，相反，中國官兵的防守頑強得出奇。在平壤的玄武門下，日軍看見中國的防守陣地上有一個服飾華麗的軍官毫無懼色地把自己暴露在炮火下指揮戰鬥，他身邊的士兵高聲吶喊，精神抖擻，起伏的身影隨着這個軍官華麗服裝上飄動的彩帶在煙火中時隱時現。此情此景如同一幅描繪中國遠古戰爭的圖畫，讓同樣具備東方文化心理的日本人產生了一種大禍臨頭的不祥之感。

左寶貴，帝國軍隊中的一名悍將，迎敵時不穿盔甲，而是穿上了全套的錦繡朝服，那是皇帝恩賜的用中國江南上等絲綢製作的黃馬褂。部下說這樣太顯眼，勸他脫下來，免得引來敵人的炮火。左寶貴答：“吾穿此服，是讓士卒知我率先戰鬥，能出死力，敵人注目，吾何懼乎？”話未落，他身邊的炮手中彈死亡，他親自操炮，連續發射36枚榴彈，最後當胸中彈倒下。

整整一天，日軍死傷七百多人，遠遠超出中國軍隊死傷的數字。黃昏的時候，日軍口糧和彈藥已經告罄，天又突降大雨，日軍冒雨露宿，處境艱難，人心浮動。 已無心再戰的日軍正處於是否退兵的矛盾中，這時候，令他們都不敢相信的情形發生了：在中國軍隊頑強防守的城牆上，樹起了一面表示投降的白旗！沒過一會兒，中國前線將領葉志超派來乞求投降的軍使到達日軍指揮部。

葉志超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從一開始他就主張不 戰而退。日方沒有接受中國軍隊投降的思想準備，正不知道如何是好，一個消息又傳來了：中國軍隊已經棄城而去。中國軍隊輝煌戰鬥的一天終於在逃跑的命令中演變成一場真正的大混亂。葉志超帶領的逃亡部隊沒跑多遠就遇到日軍的伏擊，大雨滂沱中，被日軍殺死的中國 官兵達兩千多人。

就在前線的帝國軍隊瘋狂逃亡的時候，對前線慘敗的消息一無所知的帝國政府還在向朝鮮增兵。9月15日夜，由丁汝昌親自率領的18艘艦隻，護送劉盛休的銘軍8個營4000人，分乘招商局5艘輪船從大連港起錨，前去支援平壤戰鬥。16日，艦隊安全到達安東附近的大東溝，中國步兵連夜登陸，北洋艦隊返航。17日，返航艦隊在鴨綠江口外的黃海海面與日本海軍艦隊遭遇。

那是中午時分，陽光照射在海面上，海水泛着耀眼的波光。面對迎面而來的日本艦隊，12時50分，帝國北洋艦隊旗艦“定遠”號以32.5厘米主炮首先開炮，炮彈呼嘯着從日本艦隊吉野艦的上方飛過。幾分鐘之後，北洋艦隊“鎮遠”號的32厘米主炮的炮彈擊中了日本的“先鋒”艦。日本艦隊用四艘快速艦死死纏住北洋艦隊 中火力最弱的“超勇”號和“揚威”號窮追猛打，“超勇”號和“揚威”號終於中彈起火。這時，旗艦“定遠”號也中了彈，指揮戰鬥的丁汝昌被巨大的爆炸震落於指揮台下。這位帝國海軍將領拒絕進艙避彈，乾脆坐在甲板上指揮戰鬥。然而旗艦上的信號系統被打壞，丁汝昌的指揮口令已無法發出。

這時的戰場局勢對日本艦隊極其不利，因為北洋艦隊已經把日本艦隊的隊形攔腰截斷，日軍的“比睿”號被擊成重傷，正帶着大火逃離戰場，“赤城”號在北洋艦隊猛烈而準確的炮火轟擊下包括艦長阪元在內的艦上所有軍官幾乎全部死亡。14時，北洋艦隊開始追擊逃跑的“比睿”號，追擊中“來遠”號被“比睿”號上發射的炮彈擊中，燃起大火，追擊的其他軍艦為此減速。這時，混戰中的北洋艦隊指揮官發現，日本艦隊不知道什麼時候繞到了中國艦隊的背後，北洋艦隊兩面受敵了。

但是，和帝國陸軍不同的是，北洋艦隊的水兵沒有怯戰。“超勇”號直到沉沒的最後時刻，火炮一直沒有停止發射。日本艦隊的“西京丸”號被擊中。這時，北洋艦隊炮彈已經打光的“致遠”號與日艦“吉野”號迎頭相遇。“致遠”號管帶鄧世昌，五短身材，頭髮稀疏，人稱“鄧小辮子”，打仗時愛犬跟隨身邊。他知道“吉野”號是日艦主力，裝備精良，於是下達了撞沉“吉野”號的命令。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極其珍貴的一幅壯烈場面：“致遠”艦大副陳金揆親自操作鼓輪猛衝，那些還活着的衣衫襤褸的中國水兵全部站在前甲板上，他們等待着和日艦同歸於盡的時刻。但是，那個時刻沒有到來。沒等與“吉野”號相撞，“致遠”號就中了水雷，全艦除了七名水兵獲救外，全部殉國。鄧世昌的屍體漂浮於海面，他的愛犬跳海銜住他的辮子不放，直到屍體被打撈上來。

在“致遠”號被水雷擊中的同時，一發炮彈落在了北洋艦隊“經遠”號的指揮艙內，正在指揮射擊的管帶林遠升的頭顱被炸碎，艦上除了16名水兵獲救外，其餘的全部隨艦沉入海底。更為嚴重的是，在這個決定帝國海軍生死的最關鍵的時刻，“濟遠”、“廣甲”兩艦軍心動搖，開始掉頭逃跑。

海戰進行到15時30分的時候，中國堅持戰鬥的軍艦為四艘，而日艦有九艘，噸位對比為19870∶33834，日艦實力已遠遠超出北洋艦隊。日艦以四艘軍艦開始圍攻“來遠”號和“靖遠”號，以五艘軍艦包圍着“定遠”號和“鎮遠”號。帝國海軍的“定遠”號和“鎮遠”號都是當時世界上少有的大型鐵甲艦，日本艦隊決心把這兩艘軍艦擊沉，以實現“聚殲清國海軍於黃海”的預定目標。但是，從“定遠”艦上射來的重磅炮彈擊中了日軍旗艦“松島”號的彈藥艙，黃海海面上響起了令中日 水兵都感到震驚和恐怖的大爆炸，“松島”號上的日本水兵當時就有113人被炸上天空，所有的炮手全部死亡。日本艦隊旗艦所遭遇的重創嚴重挫傷了日本人的士氣，指揮官下達了退出戰鬥歸航的命令。

中日黃海海戰最後的戰果統計是：中國“致遠”、“經遠”和“超勇”號三艦被擊沉，“揚威”號退出戰場時擱淺自行焚毀，逃跑的“廣甲”號慌亂中觸礁，“來遠”、“靖遠”、“鎮遠”、“定遠”號四艦受傷，其中主力艦“定遠”、“鎮遠”兩艦受傷“達數百上千處”。海軍軍官鄧世昌、林履中、林遠升殉國，水兵傷亡千餘人。日本方面，軍艦無一沉沒，“松島”、“比睿”、“赤城”、“西京丸”、“吉野”艦受傷，官兵傷亡六百餘人。

至今幾乎所有的評論都說帝國北洋海軍黃海之戰是一場“慘敗”。如果指戰術指標而言不無道理，但是從戰略上看，北洋艦隊完成了為陸軍護航的任務，且海戰掩護了陸軍的順利登陸和安全集結，海戰還給予日本艦隊以一定的打擊，並迫使日本海軍企圖一舉殲滅北洋艦隊的目標落空。

就在帝國海軍血戰的時候，帝國陸軍的潰敗一發而不可收。

儘管葉志超帶領殘部逃到了距離平壤90公里的安州，並且與那裡的聶士成的部隊會合，但是葉志超下達的命令依舊是逃跑，帝國的陸軍一口氣逃過了中朝邊界。面對日軍的緊追，李鴻章嚴令葉志超不准再退：“一潰再潰，大局不保，負咎更重。”（《李文忠公全集 》，電稿，卷十七，第21頁。）同時，帝國政府開始緊急向中朝邊境增兵——朝鮮國王的事情可以不管了，至少要把自己的國土保住。不久，集中在中朝邊境上的帝國陸軍達到了70個營，4萬多人，由人稱有勇有謀的“白髮將軍”宋慶統一指揮。

但是，日本人對帝國在戰爭狀況下重兵把守的邊境線的突破，輕易得令人匪夷所思：10月26日，日軍一支由30人組成的先遣小分隊，從中國安平河口對面的朝鮮水口鎮開始涉水渡江。日本人只放了一排槍，當面帝國依克阿唐部隊的官兵就倉皇逃逸了，日軍在沒有任何干擾的情況下從容地在鴨綠江上架起三座浮橋，接着，大部隊在炮火的掩護下大舉渡過鴨綠江，開進了中國領土。劉盛休部的銘軍沒做任何抵抗放棄陣地狂逃，接着，盛軍也從陣地上撤退了，中國邊境重鎮安東和九連城瞬間即被日軍占領。帝國的邊境如此輕而易舉地被敵人突破，總指揮宋慶的理由是：聚集在這裡的帝國陸軍系統不同，難以實施統一指揮：“各營統領素無節制”，“一遇到賊至，政令不一”。

日軍在向瀋陽方向攻擊的部隊受到聶士成部和摩天嶺險要地形的阻擊後，立即變換方向向大連方向實施攻擊。11月5日，日軍開始攻擊金州。金州是大連的後方要塞，防守金州的帝國將領徐邦道向駐守大連的守將趙懷業請求援助，誰知距離敵人還有百里之遙的趙懷業正在碼頭親自指揮士兵往船上裝載自己的私家財產和餉銀，拒絕向金州方向派兵，準備立即棄陣而逃。第二天，當徐邦道部在阻擊之後放棄陣地的時候，趙懷業連同他的部隊一起已經逃得沒了蹤影，大連成了一座沒有軍隊防守的空城。惱怒的李鴻章立即命令劉盛休部和晉軍提督程之偉部火速趕往大連方向，而劉盛休的回答是：他的部隊的槍支彈藥在鴨綠江邊上都丟失了，現在無法上陣。李鴻章急電營口轉運局“設法運送毛瑟槍彈，至少須子彈百萬顆，即重價僱船亦可，勿遲誤。”而晉軍程之偉部傳來的消息是：為防“腹背受敵”，部隊已撤至普蘭店。李鴻章大怒：“兩軍會合，兵力不單，何以又聞退扎？如屢退縮，國法難逃！”（《李文忠公全集》，電稿，卷十八，第42頁。）

11月24日，日軍對帝國北方重要港口旅順開始總攻。在一百多門大炮的掩護下，帝國軍隊的陣地相繼陷落。讓日軍喜出望外的是，防守東海岸旅順最大最重要的黃金山炮台的中國統領黃仕林沒有做任何抵抗就丟棄了炮台。當天晚上，旅順陷落。

緊接着海城失守。

中國遼東盡失之後，日軍一鼓作氣開始對威海的帝國海軍做最後的攻擊。被海水包圍的日本人認定中國海軍主力北洋水師是他們的最大威脅。1895年2月7日，經過數天的激烈戰鬥後，日軍二十多艘戰艦對北洋海軍進行總攻。由於威海衛南岸的炮台已經被日軍占領，北洋海軍艦隊不得不進行腹背受敵的作戰。兩天后，一直消極避戰的北洋海軍魚雷艦隊動搖逃跑，解除了魚雷威脅的日軍趁勢轟擊劉公島，“炮彈如雨”，威海衛大勢已去。

當四面楚歌的北洋海軍指揮官丁汝昌接到李鴻章的命令，讓他率領艦隊設法突圍的時候，兩個洋人突然出現在戰爭中。

這兩個洋人是李鴻章請來的“外國顧問”，目的是為帝國海軍訓練海軍人才。在現代技術方面，帝國對洋人的看法走的是另外一個極端，認為大凡是洋人必定都“身懷絕技”。這兩個美國人，一個叫浩威，一個叫嚴威德，他們是這樣向帝國官員描述他們的“現代技巧”的：我們能夠設計一種炮台，“外國再精強的水師都不能攻入”；我們能夠設計一種戰船，“運兵登陸時敵人看不見，轟擊敵艦時無論敵人停泊還是行駛都能將其擊沉，而且經過敵人炮台時敵人也還看不見，經過水雷時沒有任何危險”；我們能讓“我方魚雷靠近敵人艦隊時敵人沒有察覺”；我們能夠輕易地把普通商船“改造成標準的戰艦”；我們能夠在48小時之內把海面布置成天羅地網而“不用水雷”；我們能讓機器噴出煙霧繚繞於大海上使敵人“聞而氣悶即退”。就是這樣的兩個洋人，他們的任命書竟然是由帝國的皇帝親自頒發的：“令丁汝昌與二人畫押，先付聘金美金一萬元。”結果，戰鬥開始以後，兩個洋“顧問”忙了起來 ，忙着借用丁汝昌的名義起草“投降書”。投降書中明確向日本人表示：他們準備把中國北洋海軍“正式移交給日本方面”。（《李鴻章》，董守義著，哈爾濱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第384～385頁。）

史料記載：“洋員……煽動士兵拒不執行命令，並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從。但是，威海口外日本軍艦和魚雷艇已經布滿，北洋艦隊各艦均受傷，率領艦隊突圍已經不可能。最後，悲憤已極的丁汝昌下令將“定遠”、“靖遠”兩艦炸沉，以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另外派人把北洋海軍的檔案送往煙臺。然後，帝國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自殺。

丁汝昌的副手劉步蟾自殺。

劉公島護軍統領張文宣自殺。

“鎮遠”艦代理管帶楊用霖拒絕出面接洽投降，自殺。

洋“顧問”借用丁汝昌名義起草的投降書被中國主張投降的官員送至日軍手中。果然，按照洋人的建議，北洋艦隊所剩10艘軍艦被“移交”給了日本軍隊。

1895年2月17日下午16時，雨雪交加，日本聯合艦隊開進中國威海衛口內。

中華帝國北洋海軍全軍覆滅。中日甲午戰爭以帝國軍隊的徹底失敗而告結束。

帝國北洋艦隊的主力艦被拖到日本本土，停在一個海港的民用碼頭上，被當做日本漁船停泊時人員和貨物登岸用的“躉船”——日本人對此舉所作的說明是：永久地侮辱那個厚顏無恥的大清帝國和那個低劣的支那種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