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銀兩與艦炮

浩浩中華帝國敗在一個小如彈丸的國家手裡，這個事實一時間讓中國人有點懵懵懂懂。

關於中華帝國戰敗的原因，百年以來眾說紛紜。

有人說，帝國重視的是海岸上的大炮而不是海洋里的艦船。這是一個戰爭觀念問題。雖然帝國的官員從事過“軍事現代化”——洋務運動，但是畢竟千百年來帝國奉行的是閉關鎖國的 國策，因此，官員在國防上的思路始終是以防禦為主。帝國政府花大量的白銀買來大炮，沿着中國的海岸線修建了無數炮台，所有的炮口直指海洋，時刻準備死守國門。但是，自鴉片戰爭以來，這些大炮和炮台沒有一次把帝國主義們的進攻擋在國門之外。帝國海軍的裝備一度位於世界海軍的前幾名，但由於向來“重炮輕船”，因此政府高價從洋人那裡買來的軍艦，其最大用途是泊靠在海岸邊，把艦上的艦炮當大炮使。就連主張“炮船政策”的林則徐也不能例外。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從美國商人那裡買了一艘1080噸的軍艦“劍橋號”，此艦裝備的大炮多達34門，但是，這艘火力猛烈的軍艦卻從來沒有出過海，它被林則徐橫停於珠江口內，當做阻擋外國軍艦進入中國水道的障礙物。結果仗一打起來，“劍橋號”沒開幾炮，就被爬上艦的英國水兵連船帶炮開走了。

還有人說，帝國的陸軍常常處於“有隊無槍”的狀態中。這是一個武器裝備的問題。戰爭的直接指揮者李鴻章就強調：帝國軍隊的槍械不但數量不足而且技術落後，海軍艦船的速度和艦炮的射速都比日本落後，陸軍的槍炮在日軍輕便且射程遠的槍炮面前顯得十分笨重過時。即便如此，帝國陸軍“有隊無槍”的現象的確極其普遍。在鴨綠江邊，宋慶打電報給李鴻章要槍要炮，李鴻章的回電是：“軍械局舊存之炮已發盡，前發龍殿揚之過山炮，系寧局仿造者，雖不能及遠，卻不甚笨，若繳回另換，竟無可換，或可暫留操用。明知斃倭非快炮不得力，限於餉絀未敢多訂。尊處擬添炮隊，難以應命，奈何？”（《李文忠公全集》，電稿，卷十九，第30頁。）最高指揮官都無可奈何，前線賴以槍炮作戰的官兵又能如何？

最後，有人指責帝國軍隊的指揮官們貪生怕死，甚至指責他們的“取義成仁”。這是關於帝國軍隊指揮系統的問題。在中日海戰已經爆發的時候，日本舉國傾盡海軍力量參加戰鬥，而中華帝國的海軍並沒有全力投入戰爭。日本海軍的戰爭對手僅僅是帝國諸多艦隊中的一支，帝國的其他幾支艦隊都尋找出多樣的藉口拒絕執行政府讓他們出動的命令，聲稱自己要“保持中立”——在自己的國家正與另外一個國家處於戰爭狀態的時候，這個國家的一部分軍人居然和帝國主義們的口吻一樣，宣布自己是“中立”的局外人，這實在是大清帝國晚期所發生的最為奇特的現象之一。於是，那些孤立無援地與敵人交戰的帝國最優秀的軍官，其勇敢精神往往表現為最後的自殺。數千年來，中國人一直把軍人在戰場危機時的自殺行為視做一種高尚的人格情操，尤其是和一個或數個敵人同歸於盡的自殺行為更是中國人記憶中的人間壯舉。而如果這個軍人是軍官，即使不是和一個或數個敵人同歸於盡，只要是穿上皇帝賞賜的官服整潔地在戰場指揮室里服毒或者懸梁，其名就可以入民族英雄譜了。

但是，上述種種也許都不是中華帝國戰敗的根本原因。

上溯日本國的歷史，僅僅在中日發生戰爭的26年以前，這個小小島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狀況還一直是中華帝國的一個縮小版。公元654年，日本通過大化革新，確立了古代天皇制的國家組織形態，完成了社會的統一。它模仿着中華帝國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儘管是一個小小的農業國，依然像大中國一樣對外閉關鎖國。這個國家的君主和人民，最擔心的是外國勢力的入侵，因為他們知道，一旦外國勢力看中了這個海洋中的山地小島，日本沒有任何力量阻擋災難的降臨。然而，1868年，這個國家發生了一次徹底改變國家命運的事件：明 治維新。這是一次政治體制徹底變革的運動，是一個蒙昧的民族清醒時的蛻變。一個國家政體上的變革，無論是西方式的資產階級革命還是東方式的政治維新，對於整個國家來講，都是十分痛苦的事情，往往需要伴隨着流血和戰亂的多次反覆才能完成。而特殊的例外是，日 本這個在文化上與中華帝國一樣有着幾千年封建歷史的國家，它開始於中國同治年間的政治體制變革居然一次就成功了。其君主立憲制帶來的現代社會生產關係使它得以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間就發展成為一個具備了資本主義社會一切政治和經濟特徵的嶄新國家。這也就是說，中日戰爭爆發之前，日本已經不是中國人一直以為的混亂而貧窮的農業小國了，它已經成為了一個近代工業國家。

在中華帝國的咸豐、同治年間，發生在中國國土上的種種事變，從太平天國內亂到外國勢力的入侵，使隔岸觀火的日本人明白了一個道理：避免外國勢力入侵的最好辦法，並不是提心弔膽地關着國門，而是要不遺餘力地發展自己。與中國歷代皇帝“海禁”的對外政策相反，日本明治天皇在他即位的那一天宣布了他的“國策”：“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這個國策的擴張思路多少年後仍沒有改變：控制朝鮮半島以衝出小島踏上亞洲大陸，進而控制蒙滿，最後征服整個中國。

而中華帝國散發出腐朽味道的體制已經令這個大國千瘡百孔。即使從版圖和歷史積累的角度上看，它可能在國力上並不比日本差多少，許多方面甚至遠遠在日本之上，但是，帝國政治的腐朽使任何力量都解救不了它最深刻的危機。它就猶如一條破舊的大船，哪怕是一股小小的風浪，便可以讓它面臨顛覆的境地。何況是在爆發了戰爭的情況下。

戰爭爆發了，當帝國的艦隊遭到日本海軍襲擊並且受到重創的時候，軍方不敢、也不願意把這個消息報告給皇宮，因為當時正是帝國皇太后60大壽的慶典期間。帝國海軍的所有軍艦都是在光緒十四年以前購買的，從那時到戰爭爆發的光緒二十年，帝國政府明令禁止海軍再購買軍艦和更新設備，理由是“時艱款絀”。然而，誰能相信如此龐大的帝國會窮到連幾艘軍艦都買不起的地步？據說僅僅維持帝國皇太后慈禧一天的生活，就需要用4萬兩銀子，天天4萬兩銀子，足見國庫之豐厚。

1894年11月7日，中國那座沒有了一兵一卒的城市大連陷落。黃昏時分，城內滿城大火，風雪中日軍把中國百姓不分老幼驅趕到城外進行報復性屠殺，中國百姓的血流進護城河已經結了薄冰的河面上，河面的薄冰因熱血流過而融化。

而正是在這一天，帝國的皇太后正在紫禁城內慶祝她的“萬壽吉日”。早上7時，慈禧身穿龍鳳呈祥的禮服，由樂壽堂乘八人花杆孔雀頂轎，在身穿紅綢紗衣的校尉和太監的簇擁下，從寧壽宮到承乾宮拈香。韶樂聲中，皇帝、皇后和文武百官先後行跪拜大禮，然後是盛大的皇家宴會，宴會上演出了華麗的中國戲——京劇。內務府的賬本上記載着為皇太后過生日所花費的銀兩數字，數字之巨大足以讓全世界為之瞠目。作為女人，這位皇太后為自己的生日準備的首飾合黃金1萬兩，合白銀38萬兩。她為自己的生日準備的衣服，包括各色綢緞龍袍、青白肷皮、灰鼠皮氅衣、彩繡壽字圖案襯衣等等，分別由蘇州、杭州和江南三個織造局承制，共花費白銀23萬兩。慈禧從頤和園回紫禁城所經過的道路被分為60段全部進行了修飾，其間還搭建了新的彩棚、彩殿、龍棚、經棚、戲台、亭座等裝飾性“點景”209座，修飾造價共計白銀240萬兩，加上紫禁城內的宮殿修飾、賀禮宴會、演出唱戲、皇家賞賜和各省進貢，帝國皇太后一個生日的花費該在1000萬兩白銀以上。這個數字，和帝國政府賬本上的海軍經費差不多。但是，帝國的皇太后又想修建一座私人花園，於是，海軍軍費被“暫時”借用了。關於頤和園的修建到底挪用了多少帝國海軍軍費，至今依舊是一筆糊塗賬，因為除了動用海軍軍費之外，“十八行省，各方搜刮”，各省的解繳，戶部的撥發，各級官員的“敬獻”，所有的賬目混在一起總數大約為白銀3000萬兩。關於頤和園修建費用的數字，由於統計方法的不同，略有差別。“3000萬兩”出自《清宮遺聞》：“修頤和園款多出之海軍經費，聞約三千萬兩。其修理費，則出土藥稅。”（轉引自《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上），（台）蘇同炳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277頁。）當時，英國和德國製造的最現代化的戰艦價格大約是50萬兩白銀，而帝國北洋艦隊鼎盛時期軍艦總數不過25艘左右，這樣算來，帝國皇太后每半個月就要花費掉買一艘巡洋艦的 錢，而她修建私人花園的錢足以讓帝國擁有三支由最先進的戰艦組成的北洋海軍艦隊。

就在慈禧皇太后的生日慶典達到高潮的時候，旅順緊跟着大連陷落。在日本第一軍團司令山地元沼的命令下，四天之內，日本軍人只干一件事，就是對中國婦女肆意凌辱，對中國平民殘酷屠殺。日軍從旅順東面的上溝殺到西面的太陽溝，中國平民幾乎沒有一人倖免，城內城外到處是開膛破肚的中國男女老幼的屍體。1894年11月28日的《紐約與世界報》報道說：“旅順的日軍從攻陷旅順的第二天開始，連續四天殺害了約6萬名非戰鬥人員、婦女和兒童，在整個旅順免遭殺害的清國人不過是為掩埋屍體而倖存的36人。”

這樣一個帝國的任何抵抗都將是徒勞的。

這一點，連日本人都看得明白。就在北洋海軍在威海海戰中面臨覆滅之災的時候，1895年1月23日，丁汝昌，帝國海軍的高級軍官，收到了日本海軍司令伊東佑亨的一封勸降書。此書收到19天后，丁汝昌自殺，因此尋找不到有關丁提督看完這封勸降書之後的表情和言論的記載。這份日本人寫的勸降書可謂一篇千古奇文，雖寫於百年前，但是值得百年後的所有中國人在夜深人靜之時燈下細讀：

大日本海軍總司令官中將伊東佑亨，致書與大清國北洋水師提督丁軍門汝昌麾下：時局之變，仆與閣下從事於疆場，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國事也，非私仇也；則仆與閣下友誼之溫，今猶如昨，仆之此書豈徒為勸降清國提督而作哉？大凡天下事，當局者迷，旁觀者審……清國海陸二軍，連戰連敗之因，苟能虛心平氣以察之，不難立睹其致敗之由。以閣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審矣。至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試，考試必由文藝，於是乎執政之大臣，當道之達憲，比由文藝以相升擢；文藝乃為顯榮之階梯耳，豈足濟夫實效？當今之時，猶如古昔，雖亦非不美，然使清國果能獨立孤往，無能行於今日乎？前三十載，我日本之國 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於垂危者，度閣下之所深悉也。當此之時，我國實以急去舊治，因時制宜，更張新政，以為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今貴國亦不可以不去舊謀為當務之急，亟從更張。苟其遵之，則國可相安；不然，豈能免於敗亡之數乎？與我日本相戰，其必至於敗之局，殆不待龜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漢譯全文見王芸生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民國二十年，大公報出版，第二冊，第197～198頁。）

無法得知這位日本軍人為什麼會在這樣的時刻與自己的戰爭對手談論主題如此重大的國家政治問題。這不是一封通常意義上的勸降書，從內容上看，它根本不是一份勸說敵人放棄抵抗立即投降的戰場文件。這個日本軍人從中華帝國的科舉制度開始說起，比照日本曾經經歷過的辛酸歷史，解剖中華帝國衰敗的原因。奇特的是，這些關於國家變革的理論竟然出自日本的一介武夫之口，由此可見日本人對自己國家的崛起有着多麼深刻的感受和認識，它確實需要中國人“虛心平氣”地深思，思“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痼。在世界政治格局發生巨變的時代，對於封閉的中華帝國來說，“更張新政”已是“國可存立之一大要圖”，否則，這個巨大的帝國即使再買多少軍艦也難逃覆沒的厄運。

7、一個短暫的“春天”

前往日本馬關的帝國“議和”代表團的輪船正行駛在日本海海面上的時候，在帝國四面八方通往都城北京的路上，成千上萬名身穿藍色長袍的帝國文人們正在匆忙趕路。

京城裡春寒料峭。一個名叫康有為的文人提着行李在蜘蛛網一般的胡同里東張西望着，他要尋找一個叫做“南海會館”的小門臉，並且要在那裡住下來。他期望那裡最好能有一張桌子，讓他把自己的文房四寶拿出來擺好。

帝國的知識分子是來參加帝國最高級別的考試的。他們來自不同階層，年齡相差很大，貧富極端懸殊地在京城內外大大小小的客棧里落腳。只是此刻，他們的夢境是極其相同的：經過數年的苦讀，現在以各省舉人的身份，競爭名額極其有限的進入帝國政治階層的“通行證”。

因為摒棄了所有人類自然科學的內容，只承認東方的哲學思想和道德理論，所以帝國的科舉考試是世界上內容最單一的考試。這樣的考試在中國至少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它一直是顯示帝國政治穩定的標誌，是帝國文化精英相聚一堂的盛事，是展示帝國悠久文明的 景觀，是帝國最低層的平民幻想一夜暴富、雞犬升天的夢境，是帝國國家政權順利運作和行政管理得以維持的支柱。而帝國的知識分子素以治國平天下為自己人生成就的最高境界。他們的“知識”長久而強烈地為政治功能所淡化，也就是說，不通過政治實踐的檢驗，他們的“知識”就沒有實際價值。“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文人當官從政，和農民耕地一樣自然，除此以外別無出路。對政治前途過於強烈的單一追求，驅使帝國的知識分子走的是一條兇險而狹窄的人生之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當官便得志，失官或丟官便失志，因此他們往往容易成為社會各階層中最“奮不顧身”的人。

這一年的春天，數萬知識分子聚集在帝國的都城，由此帶來的一個情況是過去的統治者不曾有過的，並使現任的統治者感到有點不知所措——在帝國的知識分子，那些最溫文爾雅，最講禮儀道德，並且是帝國官員選拔制度的惟一受益者的讀書人中間，此刻正流動着一種危險的情緒，這種情緒不斷蔓延以至威脅到了帝國政權的生存。

夾雜在危險人群中的最危險分子之一就是那個康有為。這是一個令京城人聽上去話語十分古怪的廣東人，面色黝黑，其貌不揚，身穿一身讀書人的藍色長衫。與帝國絕大多數夢想讀書取仕的人一樣，康有為在掌握帝國經典理論上才氣平平，因為“書香門第”的家庭壓力，於1882年和1888年兩次參加取得舉人資格的鄉試，都以失敗告終，他產生了放棄考試的念頭。但是，“諸父皆強之”，尤其“母意屬望迫切”，康有為只好奮不顧身地一試再試 。1893年，36歲的時候，他勉強通過了鄉試，取得了參加京城最高考試的舉人資格。但是，第二年，他在第一次進京趕考的時候，不但沒有考上，而且還扭傷了腳，於是他便南下回家了。那時正是1894年，按照中國的曆法是甲午年。

1894年的春天，已經37歲的廣東舉人康有為決心最後一次在科舉考場上賭一把自己的前途。

在萬物春情萌動欲望勃發的季節里，帝國文人想當官的念頭往往會使他們的精神幾近瘋癲。

這個春天的考試，是熱切希望一步登天的帝國文人們最不安心的一次考試。當文人在京城小胡同中那油燈昏暗的客棧里抱着書本臨陣徹夜“磨槍”的時候，國家不幸的消息烏雲一般一陣一陣地滾過來。海戰的失敗已經讓國人“莫名驚愕”，而帝國的全權大臣與日本人草簽的條約內容更令“舉國譁然”。不要說把中國的國土割讓給洋人是奇恥大辱，光一筆關於銀兩的賬就讓中國人覺得日子沒法過了：當時帝國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是8890萬兩白銀，而日本人要求的賠款是這個數字的三倍，且規定第一年就得支付1億兩，全部賠款必須三年內還清。

考試考到了年近四十前途依然沒有希望的康有為在帝國的都城北京“拍案而起”了。他首先反對條約的簽訂：“嗚呼噫嘻！萬里之廣土，四萬萬之民眾，而可有此約哉！”（康有為：《中日和約書後》，見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第137頁。）進而認清帝國主義的野心：“非戰敗之損也，非有開罪之失也，而一紙書來，取南滿、東蒙 、山東、福建萬里之地，及國命之鐵，甚至蹶而踏之，蹙而縛之，以財政軍政顧問相要，以全國之要地警察，國命所託之兵工廠相索……凡人聞而怵惕傷心……”（康有為：《 中日和約書後》，見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第137頁。）再論帝國外強中乾，以國土民眾十倍於人而受人遏制：“如巨象肥牛之遇乳虎，不待磨牙，聞聲俯伏，甘聽吞噬，豈非天下古今所未見有者哉！”（同上）最後歸結於政府的腐敗：“擬以三千萬舉行萬壽，舉國若狂，方謀保舉，而孫毓汶當國，政以賄成，大官化之，惟事娛樂，內通李蓮英，相以交關，政俗之污壞，官方之紊亂，至是歲為極。”（同上）

這樣的政府應該下台了。

這樣的國家應該改變了。

4月22日，以康有為和梁啓超為首的81名在京參加考試的廣東舉人上了街，他們要向政府遞交一封請願書——實際上是寫給帝國皇帝的一封信。這就是中國歷史書中所說的“公車上書”的開始。

“公車”，古代指“官車”。中國的漢代，各省舉人上京考試，其交通問題由國家給予解決：舉人們乘坐公家的車馬被逐站“遞送”。後來就以“公車”代指舉人上京考試，同時也代指那些參加國家考試的學生們。

清政府的法律規定，舉人沒有直接向皇上上書陳言的權力，要上書，必須由都察院轉交。清代的都察院是全國最高的監察、彈劾和建議機關，也是接受民間“信訪”的最高機關。作為帝國政府權力如此之大的衙門，有把請願書送上去的職責，也有扣押下來自行處理的權力。特別是，舉人們的請願書不但是直接議論國家政治大事的，而且是直接寫給皇帝的，任何官員處理類似事件的時候都不能不小心從事。中國歷代統治者都把“士人干政”當做一種“大逆不道”的罪行，何況康有為們寫的“請願書”對國家政治的抨擊無以復加，手稿被傳抄出來時，市井上“爭相看閱”，觀者“莫不嗟悚”——嗟，感嘆；悚，恐懼。難怪都察院的官員根本不敢送給皇帝看。

於是，“公車”們之間開始了大規模的“串聯”。在康有為和梁啓超的鼓動下，一千多名舉人在送往都察院的請願書上聯合簽名，而其中廣東省和湖南省的“公車”們幾乎全部上陣。在中國，湖南和廣東一向是“造反”的策源地，是出“仁人志士”的地方。箇中原因，梁啓超講得明白：“湖南之士可用，廣東之商可用；湖南之長在強而悍，廣東之長在富而通。”（梁啓超《湖南廣東情形》，《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真是絕妙的分析。湖南江河橫流峰險林密，從知識分子到土人，從男人到女人，個個精力充沛思維旺盛，有不當“革命鬥士”就當“綠林大盜”的強悍民風，特產行為激烈的政治反叛人物和詭計多端的陰謀家。而廣東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歷史上各種“革命”的發源之地，原因是廣東受到商業文明的薰陶絕早，富裕而開通，赤腳的南人懂得自己掄起甘蔗砍刀理所當然，而殷實的粵商更是以傾家蕩產地贊助“革命”為樂事。

湖南、廣東帶動，各省紛紛“繼之”。4月22日、24日、26日、28日和30日，穿着藍色長袍，梳着辮子的帝國“公車”們一群接一群激昂地走在前往都察院的路上，他們口號加演說，“面容悽慘，垂涕陳情”，聲援和看熱鬧的市民人頭攢動，北京城一時像過狂歡節，都察院門口更是亂作一團。聽說阻止上書的主要官員是軍機大臣、兵部尚書孫毓汶，於是“公車”們揚言要“抬着棺材去孫家”，結果嚇得這位大員立即聲明自己病了，躲在家中不上朝，不久乾脆辭職了。

上書多日，不見政府的反應，更不見皇帝的答覆。康有為和梁啓超認為是“聲勢不夠”，必須來一次規模更大的上書，否則不能“大震朝廷”——深宮裡的皇帝也許根本不知道京城裡發生了什麼！於是，康有為連續一天兩夜沒合眼，一口氣寫出了一份1.8萬字的請願書，梁啓超從旁慷慨謄寫。他們決定舉行18省舉人的聯合大集會，集會的地點定在北京宣武門外達智胡同12號的松筠庵，日期定為5月1、2、3日，連續三天。因為5月8日就是中國皇帝在《馬關條約》最後文本上蓋玉璽的日子了。

松筠庵，原是明代因彈劾奸臣嚴嵩而受到迫害的著名“忠臣”楊繼盛的故居，這個地方被文人們選中，符合中國自古以來崇尚的“文以載道”的精神。

第一天，5月1日，達智胡同“車馬塞途”。康有為發表演說，聲言不變法國家就完了。演說完後，舉人們在“請願書”上簽名——有毫不猶豫的，有遲疑勉強的，當然，還有溜走的。

第二天，5月2日，康有為們盼望的不僅僅是“車馬塞途”，鬧不好來的人多得會把京城的南邊踏平了。但是，日上三竿時，松筠庵內仍冷冷清清，僅聚集了十幾個人。剛才還是晴天，突然“大雨震電，風雹交作”。一個太監模樣的人來到松筠庵，徑直來到了康有為的面前。史書記載：“康聖人倉皇起來，招引來人到另一間房間裡談話”。自那一刻起，康有為再也沒有提過上書的事。

第三天，沒人來了，包括康有為。

同是在這一天，京城內傳遍了一個消息：康有為中進士了。

中進士是寒窗苦讀的每一個帝國文人的夢想，因為這意味着很快就會被朝廷授予官職。中國人需要前程，中國文人更看重前程。

至於舉人們5月2日不來，原因有二：一是那個軍機大臣、兵部尚書孫毓汶派人連夜到京城內凡是住有趕考舉人的大小客棧去“做工作”，要挾警告他們“切勿盲從”，小心各自的功名前程。二是5月2日一大早，孫毓汶進宮通過李蓮英去找慈禧太后請求“立即蓋璽”，言：“日軍必不耐煩，數日之內可破京師，吾輩皆有身家老小，實不敢做此孤注一擲之舉！”果然，慈禧立即下達了批准《馬關條約》的懿旨。至於慈禧速下決心的原因，數種史料記載情節離奇但內容一致：李蓮英指着地圖上的台灣對慈禧太后說：“此島不過豆大之一點耳，割之何妨。”於是，“慈禧信之”——用一個“豆大”小島保大清的朝廷，她認為沒有什麼不合理之處。

1895年的5月，帝國的又一次科舉考試的錄取榜公布了。京城內高興的和悲傷的舉人都在收拾行李。騷動隨着帝國通向四野的大路上再次出現穿着藍色長袍的歸鄉的身影而消失，“轟轟烈烈的公車上書運動”的“書”其實根本沒有上成。

帝國文人的春天和帝國的春天一起迅速結束了。

8、同樣“熱心”的官員與洋人

“公車上書”一直是中國近代史開篇中筆墨特別濃重的篇章，通常的敘述是：由於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企圖和行動越來越明顯，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中國於甲午年間的戰敗，使中國陷入極大的危機之中。為反對《馬關條約》的簽訂，揭露腐敗政治和挽救危亡 ，中國文人們發起了一場“反對帝國主義瓜分”和向“封建專制制度開火”的偉大運動。

在“公車上書”這段動盪的日子裡，有三個“細節”似乎被許多歷史書籍忽視了：一、“公車”們的“書”根本沒有上成；二、雖然“公車”們在街面上嚷得很是熱鬧，但“上書”最積極的卻是在“紊亂之官方”中任職的一群帝國政府的官員；三、也是最被“忽視”的，那些“帝國主義”們竟然以極大的熱情支持了帝國文人們以“打倒帝國主義”為主要口號的上書，其中最積極者，就是對中華帝國危害最早最烈的英國和正在吞噬中國這頭“巨象”的那隻“乳虎”——日本。

當光緒皇帝得知都察院不敢把“公車”們的請願書遞交上來的時候，他下令任何人不得阻撓上書的通路——光緒是一個很想改變帝國政體的皇帝——因為他需要改變自己受到太后制約的現狀，因為他確實有振興帝國的統治願望。

最先將文人舉事的真實情況通報給光緒皇帝的官員，是侍讀學士文廷式。他在《聞塵偶記》中回憶說，他不但向皇帝檢舉都察院的官員“堵塞言路”，導致皇帝令軍機大臣“查問此事”，他本人還是政府官員“紛紛上書”的帶頭人。當李鴻章把《馬關條約》的草簽文本從日本秘密帶回北京的時候，只有他“獨樹一幟”地認為“公論不可不伸張於天下”。他把草簽文本全文抄錄下來廣泛傳播，在政府官員和皇親國戚中掀起了一個反對簽約、要求實行維新變法以圖國家強盛的上書熱潮。

帝國的官員開始“上書”了。

首先上書的竟是都察院的官員。

當“公車”們上書的混亂結束之後，這個機構打破了凡接上書必須嚴格審查、刪除中間“未盡檢點之處”、重新抄寫整齊才能遞交皇帝的規定，而將那些蓋着京官印結的請願書全部原封不動地“恭呈御覽”。實際上，在5月2日這一天，即使帝國的大部分“公車”們沒敢在松筠庵再次露面，經過都察院遞交上去的“書”也達15件之多，其中憂國的官員寫的占了近一半，他們是：

選用道李光漢原呈

候補道易順鼎原呈

內閣中書陳嘉銘等原呈

吏部主事洪嘉輿等原呈

禮部主事羅鳳華等原呈

廣西京官及編修李驥年等原呈

福建京官及主事方家澍等原呈

……

這確實令人難以解釋和難以置信。生活在皇權高壓下和官場黑暗中的朝廷官員們，不顧在專制制度下顯得極其脆弱的官職以及由官職帶來的穩定生活甚至榮華富貴可能瞬間喪失的後患，如此挺身而出舍己愛國，其精神和影響絕不亞於“公車”們打算“抬着棺材”上哪一位官員的家去——歷史的真實是：官員上書在先，文人上書在後。這一點值得正視和深思的重要前提是：在中華帝國幾千年的歷史中，為國家危亡而衝動的政府官員極其罕見。

帝國主義們對帝國的變革所表現出來的關心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值得深思的現象之一——當洋人們的舉動被籠統地定義為“瓜分中國”的罪惡行徑的時候，相互矛盾的現狀使得中華帝國的某一段歷史如同一幅風化嚴重的圖畫，無論如何修補也無法窺其真實的全貌了。

洋人們對中華帝國體制的優劣判斷，經過了一個從肯定到否定的過程。明末清初之際，在中國活動的洋人主要是商人和傳教士，而那時中國政體之穩定曾達到極致：明至清，幾乎看不出改朝換代的變化，400年間社會變動不大。教士們的評論說，中華帝國的體制是最穩固和最合理的，它具有堅固的維繫能力，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符合中國社會實際的。但是，鴉片戰爭以後，中華帝國先挫於中英鴉片之戰，復挫於中法甲申之戰，再挫於中日甲午之戰。中華帝國穩固的社會形態開始瓦解，洋人們在先進的洋槍洋炮的掩護下，開始了對這個東方帝國的全面批判。

最早向帝國政府提出國家應該全面變革的是英國人赫德。

赫德1854年來到中國，任英國駐寧波領事館翻譯。他在中國一住就是48年，成為真正的“中國通”。1863年，他“受中國政府的邀請和委派”，當上了控制帝國國門財政收入的海關總稅務司長官。由一個外國人來掌管關繫到國家主權和重要財政來源之一的海關事務，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令人難以解釋的現象；但是無論如何，這個任命是中華帝國政府自己的選擇。赫德是一個精力充沛的洋人，除了處理繁重的海關事務之外，他還插手了中國的許多重大政治事件。1876年中德簽訂《煙臺條約》的時候，他是李鴻章的“助理”；1885年中法兩國簽訂《中法新約》的時候，他在其間“穿針引線”。赫德1908年請假回國，至死才結束他掌管中國海關稅務司的職務。中國歷史教科書對他的評價是：“英帝國主義侵華的代表人物。”

赫德首次正式向帝國政府建議中國必須全面學習西方是在1865年11月6日。這一天，他向帝國的“總理衙門”呈遞了一篇名曰《局外旁觀論》的文章——文章的名字是“中國通”的傑作，因為鬼才相信他是一個“局外人”。中華帝國的內幕已被赫德看得一清二楚，他在文章中說：中華帝國國情惡化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的腐敗”。官場中“盡職者少，營私者多”，“執法者惟利是視，理財者自便身家”，軍隊“老弱愚蠢，充數一成而已。文武各事之行，盡屬於虛”。那些即將成為帝國政府官員的文人“書籍非不熟讀，詩文非不精通”，只是一旦讓他們管理國家大事就“問之輒不能答”，如此“安能剔弊厘奸”？

赫德給帝國政府提出了三項變革方案：一、學習西方的長處。包括“水陸舟車，工織器具，寄信電機，銀錢樣式，軍火兵法”等等；二、整頓財政；三、加強外交。內容包括帝國向世界各國派遣大使，鼓勵洋商與華商協辦輪車、電機各種事業。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和整頓國家混亂的財政不足為奇，新鮮的是鼓勵洋商和華商協作在中國開辦“合資企業”，這一點帝國政府聞所未聞。

赫德向帝國政府呈遞的這篇文章的結果是：帝國的總理衙門沒有任何回音。

第二年，英國新任駐華公使阿利克到任，他向帝國政府遞交了一個名為《新議略論》的照會。照會是國與國之間的正式外交文件，阿利克的觀點因此而顯得更為鄭重嚴肅。他首先指出帝國的政治不良是國弱民窮的根本原因，指出中國只有全面學習西方的政治模式才能挽救危機。而中國人雖然信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哲學，可中國人的“變”不是創新，卻是“變回舊法”。阿利克按照帝國主義們強權策略的邏輯，毫不掩飾地向帝國政府描繪了一幅如不變革便會遭遇被各國瓜分的悲慘下場：各國有各國的在華利益，中國亂了，各國不能不干涉，“一國干預，諸國從之，試問將來天下，仍能一統自主？抑或不免分屬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由於措辭尖銳，阿利克的照會引起了帝國官員的警惕，警惕的結果是官員們形成了一個一致的觀點：英國人如果不是“別具陰謀”，就是“惟利是圖”。

美國人緊跟在英國人的後面。1879年美國總統格蘭特到日本訪問順便路過中國，李鴻章熱情接待，目的是想請他說服日本人在中日琉球爭端上做出某些讓步。這個美國總統到達日本後是如何“為中國人說話”的沒有記載，被歷史記載下來的倒是他從日本給李鴻章寫來的 一封信，信中對日本驚人的新氣象大加渲染，且預言此時中日之差距將使“日本以一萬勁旅”“長驅直搗中國三千洋里”。為此，美國總統力勸帝國總理李鴻章“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

格蘭特函云：中日兩國最大，諸事可得自主。兩國人民皆靈敏有膽，又能勤苦節儉，倘再參用西法，國 勢必日強盛，各國自不敢侵侮，既以前所訂條約吃虧之處，尚可徐議更改。各國通商獲利之處，中國亦不至落後。蓋取用西法，廣行通商，則人民生理，國家財源，必臻富庶。不但外國有益，本國利益更多矣……我盼中國亟求自強。（《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九，第40頁。）

這封信流露着“帝國主義”們的坦率：中國強盛了，不但洋人不敢再侮辱，連過去簽訂的那些“吃虧”的條約都可以推翻“更改”。總之，國家強盛，說話辦事腰杆硬朗，怎麼辦都有理。關於通商，說得更加直截了當：於己於人都有利益，何樂不為？何況獲得最大好處的還是中國自己。

洋人們為什麼要鼓吹和支持中國“變革”？

有個叫做李提摩太的英國傳教士在給帝國政府提出的建議中做出了說明。

李提摩太，中國近代史上頗有名氣的一位洋人。1870年，25歲的他來到中國，在中國生活了45年之久。在這45年中，他只回國了四次。他精通中文，熟讀中國經典史籍，穿戴中國的長袍馬褂，特別喜歡和中國的知識分子接觸。由於他後來居然能夠與中國的知識分 子們一起用純正的中國官話來吟誦《論語》和《詩經》，中國的知識分子幾乎忽視了他是一個洋人，而把他當做了一個“同仁”看待。當1895年中國在與日本的戰爭中遭到慘敗，康有為們聚集在北京醞釀“上書”的時候，這個英國人對在中國實施全面的“變革”鼓起了熱切的願望。他聲明是“上帝要求中國進行改革”的。他向帝國政府提出的“改革計劃”着實是嚇了中國人一跳：一、中國授全權與某外國，於一定期限之內，處理外交事件；二、此外國將興建各種改革之事；三、中國每一部門，如鐵路、礦業、工業等，由該外國設一代表 管理之；四、中國皇帝照往例授予外國代表各種官銜；五、期滿之後，該外國人將一切權益交回中國。簡而言之，中國人就不用操心了，一切交給洋人就可以了。至於是哪一國的洋人，儘管李提摩太克制着沒說，但是沒人懷疑他指的是英國人，或者乾脆就是他自己。

甲午之後，當日本人逼迫帝國政府接受苛刻的和約條件，帝國政府正是焦頭爛額一籌莫展的時候，李提摩太突然給李鴻章打了個電報，聲稱他有一個可以讓中國擺脫危機的“秘方”，而要想得到他的“秘方”，帝國政府必須付出酬勞，當然如果“秘方”不靈他則分文不取——如此的口氣頗如中國偏僻鄉村賣野藥的流浪郎中。而奇怪的是，帝國有關部門的官員竟然答應了，條件是先看看“秘方”的內容，再說價錢。結果，這個英國人的“秘方”還是一個“條約”，叫做《中英同盟密約草稿》——原來，他主張中國和英國先宣布“聯盟”，說這樣 日本人就不敢對中國怎麼樣了。據說，帝國的官員看到這一“秘方”後“面色極為陰沉”，聲明中國無意成為任何國家的“臨時保護國”。後來，就連英國駐華公使看到“秘方”也表示冷淡，因為“中國現在已經戰敗”了。

中國人對洋人們如此熱心於中國的變革始終不安，認定洋人必是有險惡野心，至少是為了獲得實際利益。中國人很難理解洋人們為什麼“不避河海之險，不憚跋涉之勞”來到中國。

其實，洋人們鼓吹和支持中國的“變革”並不虛偽，關於這一點，英國駐華使館參贊威特馬說得明白：中國如果進行全面變革，對洋人有三方面的好處：一、中國要學習西方的技術，必須要購買洋人的技術成果；二、中國人要發展經濟，必須向洋人購買器材；三、中國要進行變革性的建設，就需要借用外資。威特馬說的只是經濟利益上的好處，而洋人們對中國知識分子“上書”的支持還有其更深的目的，那就是從文化上切入這個古老的帝國，以影響帝國的知識分子和大部份由文人脫出的帝國官員的對外政策，然後，鞏固自己在中國的立腳點——這個立腳點僅僅靠洋槍洋炮是不能長久維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