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慶親王奕劻、端親王載漪也到達了頤和園。他們告訴慈禧，現在時局千鈞一髮，如果等到皇上召見了這個日本人，“中國的事機一泄，恐不復為太后有矣。”

這一天傍晚的時候，光緒任命的四個年輕宰相中的楊銳和林旭兩人找到了康有為，出示了光緒皇帝托他們分別帶出的“密詔”。楊銳手中的密詔是皇上賜給四位宰相的：

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企望之至。（《上諭》，《戊戌變法》（二），第92頁。）

而林旭帶出的密詔則是光緒皇帝特別賜給康有為的：

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外出，不可遲延。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上諭》，《戊戌變法》（二），第97頁。）

光緒為了緩和緊張局勢，曾令康有為到上海去督辦《時務報》，康有為沒有去。現在，康有為、譚嗣同等人讀到密詔，跪在地上“痛哭不成聲”。

哭完了，譚嗣同受命出發去法華寺，找袁世凱，準備實施圍頤和園刺殺慈禧和榮祿的計劃。

那是一個黑漆漆的夜晚，是一個令袁世凱魂飛魄散的夜晚。滿臉肅殺的湖南人譚嗣同萬分緊急地闖進了他的住所，關上門，開始了談話。梁啓超撰寫的《譚嗣同傳》中對談話的記載譯成白話如下：

譚嗣同：“你對皇上如何評價？”

袁世凱：“曠代之聖主也。”

譚嗣同：“太后要廢黜皇上，你知道嗎？”

袁世凱：“聽到一些傳聞。”

譚嗣同：“今日可以救我聖主的人，只有你了！你如果想救就來救；如果不想救，請現在就把我綁到頤和園去殺了，那樣你可以獲得榮華富貴。”

袁世凱：“你把我袁某當成什麼人了？我們都是共同為皇帝效勞的人，我和你一樣，都受到皇帝特殊的寵愛，救護皇帝是我們大家的責任！你說怎麼辦吧？”

譚嗣同：“榮祿密謀在天津閱兵的時候殺害皇帝，你如果能夠一軍頂二軍，保護皇帝，恢復皇帝的皇權，清除皇帝身邊居心叵測的大臣，肅清宮廷里的反對勢力，你就完成了一件驚世之舉！”

袁世凱：“如果在閱兵的時候有人膽敢謀害皇帝，我一定命令我的官兵殺奸賊，我也會拼一死營救皇帝。”

譚嗣同：“那個榮祿平時待你不錯，你把他怎麼處置？”

袁世凱：“如果他敢謀害皇帝，我殺他如同殺一條狗！”

袁世凱的《戊戌日記》對此事也記載詳細。根據袁世凱的記述，當時譚嗣同向他出示了一個“武裝暴動計劃”的草稿，那是一張名片大小的紙片，上面的內容是：榮祿密謀殺害皇帝，大逆不道，如果不除掉這個人，皇帝的皇位不能保，性命也不能保。袁世凱20日面見皇帝的時候，請皇帝下一道手諭，命令袁世凱帶兵去天津，見到榮祿，將皇帝的手諭宣讀，然後把榮祿就地正法。袁世凱代替榮祿為直隸總督，再以總督的名義把榮祿的罪行公布於眾。接着，查封郵電局和鐵路局，迅速帶兵進入北京，以一半兵力圍頤和園，另一半兵力守衛皇宮，這樣大事就算成功了。

袁世凱問譚嗣同：“圍頤和園幹什麼？”

譚嗣同回答：“不除那個老朽，國家不能保！這件事我來負責，你就只管把頤和園圍住就行，其他的不必問了。”

袁世凱後來回憶道，他當時的感覺是“魂飛天外”。

袁世凱想拖延時間，讓腦子冷靜下來，然後決定自己把賭注到底押在哪一邊。他說：“我的軍隊的槍彈火藥，全部由榮祿掌握，而各營的官兵也多屬榮祿的人，等我回天津後選一些可靠的將官，再準備點彈藥。”

就在譚嗣同策動袁世凱圍迫頤和園的時候，康有為在他的房間裡一夜忐忑不安。凌晨，內城城門一開，康有為就趕快進城探聽虛實，他聽到的是“袁不能舉兵”的消息。

康有為看見在內城街道上行進的部隊官兵的裝束很特別，頭纏着白布或者頭戴白帽——應榮祿的命令，董福祥部的甘軍晝夜兼程現在已經到達北京。

絕望的康有為知道現在惟一能夠挽救時局的就剩洋人了。他立即去找那個英國人李提摩太。當李提摩太陪他到達英國公使館的時候，才知道英國公使竇納樂到北戴河避暑去了。他又去找美國公使，而美國公使正在西山休養。在這個萬分緊急的早晨，滿臉恐懼的康有為找到的洋人只有伊藤博文。他請求伊藤博文向慈禧太后說情，希望太后能夠回心轉意。但是伊藤博文告訴他希望渺茫。

幾近絕望的康有為回到住所，總理衙門章京李岳瑞來了，告訴康有為一個消息：英國軍艦正在天津大沽口海面上游弋。英國軍艦開到天津海面的理由是“保護中國”——誰都知道，英國人從來沒有“保護”過中國，他們要保護的是自己的在華利益。

已經神智混亂的康有為立即向皇帝遞上一個奏摺，內容是“聯絡與國，實行合邦”。這是康有為給光緒皇帝提出的最後一個建議，也是最荒唐的一個建議：“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和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凡有外事，四國共之，則俄人不敢出，則德、法無所附，勢必解散。”（宋伯魯：《事變日亟請速簡重臣結連與國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170頁。）

這真是窮極無路的文人才能幻想出來的“政策”。帝國的知識分子們雖然先於國人了解了一些外部世界，但也僅僅是剛剛接觸而已，他們在封閉的國度里對整個世界秩序是無知的。於是，康有為並不擔心日本、英國和美國願不願意與中國“合邦”，他擔心的是自己的皇上嫌“合邦”的名義不好聽，會以為或許有點“賣國”的意思，為此他規勸道：“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誠天下蒼生之福矣。”

“聯合英美日”其實是洋人出的主意。英國人李提摩太向康有為出示了一張地圖，上面畫着西方各國瓜分中國的形勢，其中在中國的北方，一隻黑熊占據了地圖的絕大一片。李提摩太建議中國必須和日、美、英三國實行“聯合”，抵抗住俄國人才能使中國不致亡國。這個英國人的建議與康有為給中國皇帝的奏摺的區別在於：康有為沒有把英國人的心思看明白。按照李提摩太自己的說法，他的真實意圖是：爭取在一年之內，“把中國的全部行政管理移交給英國，並且使英國獨享改組和控制陸海軍各機構、修築鐵路、開發礦山的權利，而且還要加開幾個新口岸，對英通商。”

“合邦”奏摺註定只能是一個悲哀的歷史幽默。

15、思想隨着人頭落地

翰林院惲毓鼎撰《崇陵傳信錄》：“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詣宮門請安，太后已由間道入西直門，車駕倉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寢宮，盡括章疏攜之去，召上怒詰曰：‘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上戰慄不發一語，良久囁囁曰：‘我無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遂傳懿旨，以上病不能理萬機為辭，臨朝訓政，凡上所興革悉反之。”

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慈禧）原定初六日還宮，皇上於初三日代傳懿旨，忽於初四日酉刻進城，諸務倉卒未備。”

以上兩則所記載的慈禧回宮時間有異，前者是黎明，後者是晚上。據光緒二十四年的“起居注”記載，慈禧回宮的時間是“初四日申刻”，既下午3時至5時。

無論是那一種記載準確，總之，9月19日，在譚嗣同和袁世凱商量圍迫頤和園的第二天，慈禧突然回到了紫禁城。

慈禧回到紫禁城後的動作是：直接到光緒的殿內，將皇帝的印章和文件全部拿走，然後說皇帝忘恩負義，企圖要謀害於她。最後決定她上台掌權，理由是“皇帝病了”。

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戊戌政變”。

第二天，9月20日，按照事先的安排，光緒還有一項“外事活動”，那就是慈禧十分懼怕的皇帝與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會見。為了不引起洋人們的牴觸情緒，慈禧恩准這個接見照常進行。但是，伊藤博文在見到中國皇帝的時候絕不會想到，皇帝背後一間掛着珠簾的房間裡，慈禧正在監聽他們的談話。

日本《梅爾報》刊登了中國皇帝接見伊藤博文時的情景：當伊藤博文讚揚中國的變法，且對光緒表示欽佩的時候，光緒皇帝轉移了話題，問起伊藤博文在中國的起居飲食。伊藤博文隨後表示他可以為中國的變法做點事情，光緒皇帝的回答是，可以把意見和建議通過總署上報到他這裡。

接見完伊藤博文，光緒召見了袁世凱。被皇帝直接提拔的高級官員在離開京城前都要“進宮請訓”。這次召見連對慈禧回宮並不知情的袁世凱都感到了氣氛不對：光緒從始至終沒有說 一句話。袁世凱見此情景小心地勸皇帝變法不能“操之過急”，還說張之洞這樣的老臣可以重用，而那些“新進諸臣”“閱歷太淺，辦事不縝密”，皇上要多多留心——袁世凱的這些話，很大程度上慈禧聽着十分順耳。這不知是袁世凱命運里的福氣，還是他本人的政治經驗所決定——試想，如果袁世凱在這個場合哪怕稍微透露一點譚嗣同與他談話的內容，局面會是什麼樣子？那一天皇宮裡的召見記錄上記道：皇上“無答諭”。

袁世凱被後人指責為戊戌變法中的“無恥叛徒”，說是由於他的告密，導致了慈禧發動政變。這是中國人對遙遠的歷史戲劇化的解釋。袁世凱並沒有告密。當慈禧回到紫禁城並且控制了光緒以後，袁世凱還在北京接受了光緒的召見。召見完畢後，中午他動身回天津，當晚見到榮祿。在這個時候，他對是否該把秘密告訴榮祿依舊猶豫不決，而剛好有人來拜訪榮祿，袁世凱就告辭了。直到第二天，也就是21日，袁世凱才將殺榮祿和圍頤和園的事情告訴榮祿，榮祿聽了之後“大驚”，但他並沒有如後人所說的那樣“立即化裝進京告密”，而是與袁世凱兩個人躲在屋子裡商量怎麼辦。中午的時候，御史楊崇伊來到天津，向榮祿和袁世凱出示“訓政之電”，榮祿和袁世凱這才知道慈禧已經動手了。

22日，御史楊崇伊把袁世凱和盤托出的文人們企圖“圍頤和園”和“捕殺慈禧”的計劃帶回北京。23日，“太后已接到北洋袁世凱出首密告之事，追問皇上何意。上只得推康、譚，否則立受廷杖矣。”——慈禧沒有用棍子把光緒打死，只是把他從此囚禁起來，囚禁在那個叫做瀛台的地方。慈禧立即下達的手諭是：步軍統領全力捉拿所有的變革黨，包括那個罪該千刀萬剮的康有為。

步軍立即把南海會館圍了個水泄不通，但是沒有找到康有為。康有為在20日就秘密出京了——他派譚嗣同去找袁世凱商量暗殺行動的時候，自己已把行李收拾妥當。當會館裡他的“同志”們打盹之時，他帶着僕人李唐趁着天沒大亮，溜出北京的城門，走了。

帝國緝捕令：“工部候補主事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着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着步兵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洋人在中國歷史上公然庇護中國政府通緝的政治要犯的“習慣”自1898年9月康有為的逃亡開始。

9月20日一個白天，康有為從登上火車到火車行駛至天津，居然沒有人前來查問過。黃昏，康有為抵達塘沽。他原準備搭乘招商局的輪船南下，但是到了塘沽才知道，那艘輪船21日下午4時才起航，他不敢等這麼久。熬過一個恐懼萬分的不眠之夜後，21日上午他上了 英國公司的一艘客輪“重慶”號，無論從購票到上船，同樣沒有受到任何盤查。康有為安全地離開了天津。

當“重慶”號一聲長鳴起錨離開塘沽港的時候，北京城正被滿街亂闖的步軍們鬧得天翻地覆。所有的城門關閉了，京津鐵路停運了。但是，300名包圍南海會館的步軍僅僅捉拿到了沒有來得及跑的康廣仁。康廣仁直到被捉住的時候，也沒鬧清楚一直形影相隨的哥哥是什 麼時候無影無蹤了的。

沒有捉住康有為，慈禧暴跳如雷，朝廷給煙臺、上海發出了緊急懿旨：“康有為企圖進毒丸謀害皇帝，事敗南逃，務必捉拿康有為，就地正法。”

此時在天津的榮祿也開始了嚴密搜查。在把天津同樣鬧了個天翻地覆以後，榮祿才知道康有為上了英國輪船“重慶”號，於是立即派“飛鷹”號快艇出海去追——康有為如果不搭“重慶”號而等招商局的定期航班的話，他必死無疑。快艇追到中途，負責指揮快艇追擊的管帶劉冠雄稱“燃料不足”，帶着快艇回來了——歷史終不得知這個帝國軍官是真的由於出海匆忙沒來得及加足燃料還是他原本就是一個“康黨”。

康有為乘坐的“重慶”號抵達煙臺港時，慈禧的懿旨已經到達煙臺。但是，電報十萬火急地送達帝國政府在煙臺的衙門時，這裡的最高官員登萊道李希傑因事外出沒在，而譯電的密碼本帶在他的身上，結果煙臺的官員們只知道是朝廷發來的特急件，但就是不知道電報上說的是什麼。而康有為利用輪船在港口停留的幾個小時的時間在煙臺的大街上閒逛了一番——“遊覽了近處的風光，購得幾簍煙臺蘋果供沿途品嘗。”

“重慶”號繼續向上海方向航行。海風吹拂，秋高氣爽，康有為全然不知大禍即將臨頭。

上海不是煙臺，早已接到慈禧的懿旨的上海道蔡鈞已在上海布下了天羅地網。康有為的照片被大量地分發給了大街小巷中的所有緝捕人員。消息傳來說，康有為很可能乘坐的是一艘英國船，因此，蔡鈞特地照會了英國駐上海領事白利南，要求他准許搜查從天津開來的所有英輪。

白利南，1898年至1901年間英國駐中國上海總領事。這個英國人具有典型的帝國主義們的思維模式。儘管他在拒絕蔡鈞的要求時，答應由英國派巡捕完成搜查任務，並且對蔡鈞許諾的“事成之後送兩千元為酬謝”表示了感謝，但是，私下裡，他幾乎沒有任何猶豫，當 場就決定營救康有為。原因很簡單：不管帝國政府捉拿的這個人是李有為還是王有為，反正是中國的“政治犯”。況且，他的朋友李提摩太的電報隨後也到了，請求他保護康有為的安全。白利南對自己的決定解釋得措辭生澀含義曖昧：“希望避免因政治犯康有為倘若在英國船上或上海租界被中國官員捕獲而可能引起的困難問題。”——帝國政府要在自己的國土上或領海上捉拿一個中國人，如何讓英國人感到是一個“困難問題”？洋人對中國的政治犯天生有一種保護的欲望，這與其說是在保護一個“不同政見者”，不如說是在通過有意的對抗來提醒中國政府：不管你承認還是不承認，我的特權是鐵一般存在的。

24日，當“重慶”號行駛到吳淞口外的時候，白利南派出了一個精通中國話的英國人濮蘭德乘駁船前去截“重慶”號。濮蘭德手上有上海道蔡鈞發給他的“欽犯”康有為的照片，因此他很快就在船上找到了康有為。以下是他見到康有為時兩個人的對話：

濮蘭德：君為康有為乎？

康有為：是。

濮蘭德拿出照片：此君之相乎？

康有為：然。

濮蘭德：君在北京曾殺人否？

康有為：吾安得為殺人事，何問之奇也？

濮蘭德立即出示他在上海道蔡均那裡抄來的懿旨電報，電報上寫着：進紅丸弒上，即密拿就地正法。

濮蘭德：君有進紅丸弒上事否？

康有為：我乃一忠臣也！

為了表明自己不可能殺皇帝，康有為把皇上賜密詔一事說了。

濮蘭德：我領事固知君事忠臣，必無此事，且向知汝之聯英惡俄，特令我以兵船救君，可速隨我下輪，事不可遲，恐上海道即來搜船。

康有為跟在濮蘭德身後下了“重慶”號。濮蘭德的駁船將康有為轉移到停泊在吳淞口外的另一艘英國輪船“皮瑞里”號上去了。至此，康有為基本上安全了。

一個千載難逢的升官機會就這樣從上海道蔡鈞的手掌上飛走了，不但如此，他將面臨的是慈禧暴跳如雷的處罰。

而康有為開始痛哭了，濮蘭德勸了半天才止住。他哭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為自己的身敗名裂而哭；同時他從慈禧的電報上推測，皇上肯定被慈禧殺了。

“皮瑞里”號在吳淞口外停泊了兩天。在這兩天裡，康有為不停地寫信。給朋友寫，請求他們救自己的家人；給家人和學生們寫，讓他們趕快避難。他想跳海自殺，和皇上一塊死，因此留下一封遺書。他想到了地獄、天堂和佛家：

吾專為救中國，哀四萬萬人之艱難而變法以救之，乃蒙此難。惟來人間世，發願專為救人起見，期皆至於大同太平之治，將來生生世世，歷經無量劫，救此眾生，雖頻經患難，無有厭改，願我子弟我後學，體吾此志，亦以救人為事，歲經患難無改也。地球諸天，隨處現身，本無死理。至於無量數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間，何足異哉？到此亦無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報，為可念耳。（《康南海先生墨跡》，《戊戌變法》（一），第409頁。）

在準備跳海自殺的時候，他還作了首詩：忽灑龍■翳太陰，紫薇移座帝星沉。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青天夜夜心。（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四），第162～16 3頁。）

康有為沒有跳海。他沒有死。

9月29日，英輪“皮瑞里”號到達香港，康有為徹底脫險了。

康有為最積極和忠實的追隨者梁啓超也在洋人的掩護下脫險了。掩護梁啓超的是日本人。

21日，在京城一片步軍搜查的馬蹄聲中，梁啓超和譚嗣同商量着怎樣救康有為。譚嗣同建議去求日本公使，讓日本公使給駐上海的日本領事發電報，設法掩護康有為。梁啓超趕到日本使館求見日本代理公使林權助時，臉上“顏色蒼白，漂浮着悲壯之氣”。他請求日本人救中國的皇帝。說完了，到街上去觀察動靜。步軍此時已斷絕交通，盤查所有行人，滿街殺氣騰騰。他終於只有又跑回日本使館。當夜，他在日本使館留宿。

第二天，譚嗣同來日本使館看他，勸他逃亡日本。而說到自己時，譚嗣同表示“自己決心一死”。他把自己詩文辭稿數冊以及家書交給了梁啓超之後，便又回到自己的住所去了。

步軍們已經注意到日本使館裡的不正常。於是，日本代理公使林權助立即派正在北京的日本駐天津領事鄭永昌陪同梁啓超化裝出城。至於他們到底化成了什麼樣，史書沒有記載，但可以想像化的絕對不是一般的裝，因為他們竟然瞞過了布滿城門的步軍官兵們的眼睛。

梁啓超在天津徑直上了日本人的軍艦。軍艦直接開往了日本橫濱。

梁啓超在《去國行》中描述了他逃亡時的心境，行文仍有騷體美文之風：

嗚呼，濟艱乏才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梁啓超：《去國行》，《飲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四》。）

10月24日，康有為從香港到達日本。帝國的知識分子中的“造反派”雲集日本，使日本成為顛覆大清帝國政權的大本營。

此時，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革命黨孫中山也正在日本招兵賣馬。

早在1895年，孫中山和康有為就聯絡過。那時孫中山正在準備廣州起義，他派陳少白到上海去找康有為。陳少白正好和康有為住在了一個客棧，僅僅一房之隔，於是孫中山的特使和康有為有過一次“頗歡”的談話，談的全是如何推翻帝國政府之事。但是，孫中山在廣州 起義失敗，他成了朝廷通緝的“要犯”，而眼看着就要受到皇帝重用的康有為立即和革命黨疏遠起來，因為他害怕“革命黨株連，有礙仕途”。至於現在孫中山有意與康有為合成一股力量時，康有為的回答讓孫中山吃驚不小：“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無 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馮自由：《戊戌前孫康二派之關係》，《革命逸史》初集，第48～49頁。）

康有為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忠實的“保皇派”的原因十分簡單：他是在那個風雲莫測的年代裡惟一見到了皇上且得到了皇上賞識的文人。在以後的日子裡，康有為始終拒絕承認自己是一個“亂黨”，他在關於“戊戌變法”的最系統的回憶錄《戊戌奏稿》中，有意刪除了有關“謀殺”和“刺殺”的一切過程，不但篡改了他給皇帝寫的那些奏摺的內容，連皇帝賜給他的那份密詔的內容都篡改了——“汝可迅速外出，不可延遲”變成了“汝可迅速外出求救，不可延遲。”

為了飽受“禁錮之厄”的皇上，康有為在海外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甚至招募了人數不少的“保皇軍”。他在英國、美國到處遊說集資，設立“保皇會”的分部。他甚至還請一個名叫荷馬李的美國人來訓練“保皇軍”，且“代表中國皇帝”封荷馬李為“大將軍”，發給他一套大清帝國的“將軍服”。康有為的相片和那個穿着帝國軍服的美國人荷馬李的相片並排掛在了“保皇會”的辦公室里。但是，沒過多久，荷馬李突然投靠孫中山，成為了孫中山的軍事顧問。荷馬李“背叛”的原因也很簡單：這個美國人立志要推翻大清 帝國的現政權。

光緒皇帝在孤島一樣的瀛台度過他30歲生日的那一天，康有為在美國組織了大型的“華僑行禮”活動——“龍牌在上，龍旗在頂，鄉人無工商貴賤老幼，長袍短褐，咸拳跪起伏，九叩首，行漢宮威儀。”

辛亥革命後，中國的皇權被徹底推翻的第二年，康有為回國，因為對他的通緝令在革命中消失了。

以後，他也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康有為一生的政治活動令他擁有了大量的金錢，過着和他一直要“救”的“民眾”們截然不同的豪華生活。上海、杭州和青島都有他的別墅。青島的別墅是他買下的“凶宅”，因為那幢別墅里曾經住過多任“督軍”，而那些“督軍”們一一都被槍斃了。康有為不怕，沒有人要槍斃他，因為他不但是一個著名的文人，而且還是“孔教會”的會長。以“大儒”自稱的他惟一和孔聖人相反的是，孔子“敬鬼神而遠之”，而他熱衷於扶占問卜。他信風水，當他給母親尋找安葬之地時，曾為“正穴”里沒有挖出代表風水的“土瓜”而痛不欲生，於是他雇的民工們製作了一個騙他，而他一下子“興奮異常”。他維護大清帝國舊有的一切風俗，宣 稱要“冒萬死以保舊俗”。他開列出要“不惜生命”保護的“舊俗”有五項，其中一項是納妾。他自己確實“以身作則”，一生妻妾成群，正式娶回家有名有姓的妻妾就有六個，即：

19歲時娶元配夫人張雲珠，生四男一女。

40歲時納18歲“不但貌美且能舞文弄墨”的廣東姑娘梁隨覺，生兩兒兩女。

50歲時，流亡美國，納“不但通曉幾國文字且對中國詩文有深厚基礎”的17歲的華僑姑娘何旃理，生一子一女。

56歲時，回到國內，納18歲“善解人意”的日本姑娘鶴子。鶴子原來是康有為在日本居住時家裡的女傭。

兩年以後，58歲時，納第五夫人廖定征。

62歲時，花甲已過的康有為再顯風流，游西湖時對一個“天生麗質”的大名叫張光芳、小名叫阿翠的20歲船女緊追不捨，最後終於納入房中，為“六夫人”。

康有為追求的不僅僅是女人，還有“我的皇上”。皇帝沒有了，但是受到民國優待的下台皇上溥儀還在，這在他眼裡就是“當朝皇帝”。1927年3月8日，康有為70歲生日，因為天下還有這麼一個“忠臣”，溥儀便派人送來賀禮，其中有溥儀親書的“岳峙淵清”匾額一幅和玉如意一柄。康有為再次感受“龍恩”，“欣喜若狂”，立即穿上他當“工部主事”時的前清六品官服，“擺設香案，遙拜天恩”。除了頭上沒有一根辮子之外，他的打扮令人恍如隔世，因為帝國的皇權已經消失16年了。叩首完畢，康有為寫了一份“謝恩折”，表示要把皇上的賀禮“付子孫後世，永戴高天厚地之恩，以心肝奉至尊，願效墜露輕塵之報。”他把這份奏摺讓書局印1000份分發。這是康有為一這輩子以帝國賢臣的名義給“皇上”寫的最後一份“奏摺”。

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向以“先天下之憂而憂”自居。問題是，“天下”是誰的天下？中國早有經典的回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當康有為給“皇上”寫最後一份奏摺的時候，他聽見了大街上北伐軍的炮聲和“打倒列強”的歌聲。革命對他來說是恐怖的。他跑到青島去避難，23天之後死於青島別墅，享年70歲。

有人提議把康有為葬於清西陵光緒皇帝陵墓一側，以了卻他“陪伴君側”的終生願望，但是據說是因為“經費問題”而沒有“了卻”。最後，由青島市長主持，康有為被葬於青島李村棗兒山。

相信康有為死不瞑目。

當年和康有為一起“變法”的“同志”還在他逃亡日本的時候就未經任何審判程序被立即押往菜市口刑場行刑。史稱“戊戌六君子”

黃濬《花隨人聖盫摭憶》中寫道：

有老獄卒劉一鳴者，戊戌政變時，曾看守譚嗣同等六人。其言曰：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牆做書。問何為，笑曰，作詩耳。可惜劉不文，不然可為之筆錄，必不止望門投趾思張儉一絕而已矣。林旭美如處子，在獄中時作微笑。康廣仁，則以頭撞壁，痛哭失聲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林聞哭，尤笑不可抑。既而傳呼提犯人出監，康知受刑，哭更甚。劉光第曾在刑部，習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審，非就刑，毋哭。既而牽自西角門出，劉知故事，縛赴市曹處斬者始出西角門，乃大愕，既而罵曰：未提審，未定罪，即殺頭耶？何昏聵乃耳。同死者尚有楊深秀，楊銳，無所聞。惟此四人，一歌，一笑，一哭，一詈，殊相映成趣。（黃濬《 花隨人聖盫摭憶》，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141頁。）

黃濬，清末七品堂官，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1933年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文才頗受蔣介石賞識。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後，成為頭號大漢奸案的主角，並且“以通敵罪伏法”。上述“相映成趣”的情節是大漢奸案的另一個主角汪精衛親口對他描述的：“精衛先生居北京獄中可兩年，時時就獄卒，得聞數十年來佚事，曾雜見於南社詩話。比語予，所聞字字實錄，出自獄卒之口，質俚無粉飾，較之文人作史尤為可信。”（黃濬《花隨人聖盫摭憶》，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141頁。）

行將就戮的人彼此“相映成趣”就已經是奇聞了，而帝國政府的刑場還設在京城內最繁華的鬧市，於是可以想像，當六個表情不一的“政治犯”被押往刑場的時候，人山人海地觀看的各色中國人中，即使有黯然者而必然也有談笑風生地看熱鬧的人，國人愚憨麻木的神情和菜市口街道兩側誇張地表現中國文化內涵的商鋪招牌一起，想必在那一刻更加“相映成趣”。

所謂“望門投止思張儉”，是指後人傳播甚廣的譚嗣同“獄中題壁詩”，即：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梁啓超《戊戌政變記》卷六，《譚嗣同傳》。）

據說此詩被梁啓超“篡改”過，原詩為：

望門投趾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

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

“張儉”一典出自《後漢書·張儉傳》：張儉獲罪，亡命而逃，於是他的親友們受到了株連，有十幾個人被殺。譚嗣同此意是：譚嗣同不願像張儉那樣只顧逃命而連累別人。

譚嗣同在受刑的那一瞬間大叫：“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只一刀，一顆頭顱便在熱血噴射中滾落在帝國的國土上了。

和這顆腦袋一同滾落的，還有帝國文人曾經神韻飛揚五彩斑斕的幻想。

思想是危險的，尤其是思想者沒有獨立人格的時候。

後人評述說：譚嗣同，千百年來中國第一真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