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選駿來稿：孫中山是現代極權主義的鼻祖
萬維讀者網 作者: 謝選駿 2007-02-23 10:53:25

萬維讀者謝選駿來稿：一般人只知道本名孫文的“孫中山先生”，倡導創立了中華民國這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但很少有人知道，倡導創立並不等同於實際建立,而且倡導創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孫文本人，同時還是現代極權主義的鼻祖。這樣互相矛盾的身份怎麼聚集在一起的？這就是本書即將展開進行的研究焦點。

我們的研究發現，早在俄國的列寧主義、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納粹主義正式形成之前幾年乃至十幾年，中國的孫文主義就提出了一黨獨裁、領袖原則、軍事建國等現代極權主義的基本要素。

我們上述的研究結論，並不貶低孫文及其學說的歷史地位。相反，在中立的歷史觀察家看來，一個模仿的、早夭的、失敗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其絕對值、獨創性、影響力都遠遠趕不上影響巨大、後果深遠、迄今頑強的“現代極權主義”。尤其考慮到，“現代極權主義”其實構成了後發的傳統社會向先進的現代社會的必要過渡，不僅以列寧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構成其龐大隊伍，而且以毛主義、格瓦拉主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末流和思想變種，泛濫第三世界。

與克倫威爾、拿破崙、袁世凱等赤裸裸的新軍軍事專政不同，現代極權主義的領袖都不是軍人出身，如孫文、列寧、墨索里尼、斯大林、希特勒、毛澤東；但是他們最終都成為超級軍閥，並且十分矛盾地作為某種“理論家”，崛起於社會破產的巨大災難中。在這種意義上，現代極權主義的創始人們多少和回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有些相似：他們用某種“主義”武裝起來，通過動員群眾達到控制軍隊的目的；然後再從基層着手、實行軍事專政、推行軍閥建國的總路線。這樣的現代極權主義，不僅比傳統的專制主義、僭主政治更加徹底，而且比土耳其的凱末爾開始的一系列二十世紀的革命的軍事獨裁者，包括中國的蔣介石和亞洲、拉美的許多軍事政變集團首領，都更能嚴密地控制整個社會。

一、先於列寧的列寧主義原則

“文革”期間我被迫輟學在家，碰巧讀到一本閒書，名叫《六十年的變遷》（李六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4月第1版）。該書分為三卷，第一卷，從清末的變法維新寫到辛亥革命；第二卷從北京軍閥政權寫到北伐戰爭的結束；第三卷從國共內戰、抗戰寫到“全國解放”。這雖是一部閒書，卻給我留下很深印象，因為《六十年的變遷》雖是一本歷史小說，但卻是自傳體的，作者李六如以“季交恕”的名字出現在書中，且是一貫的核心人物。

《六十年的變遷》給我的最深印象，就是清末的年輕人都想走“軍事救國”的路線，因此紛紛從軍，甚至遠走日本、歐洲，加入軍校。實際上最後推翻滿清異族統治的也就是這批軍人乃至軍閥所發動的“武昌起義”（1911年）——以暴易暴的萬妙靈丹如此推動了歷史的前進。至於毛澤東在此之後十六年（1927 年）才提出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實際上並非先見之明，而是對“軍閥建國”這一歷史經驗的總結，甚至僅僅是現象的描述。

六十年的變遷，就是1894年到1954年的變遷，也就是軍閥建國的歷史過程。等我讀完《六十年的變遷》這本描寫軍閥建國的書不久，軍閥建國的高潮 ——“文革”中的中國大陸，就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了全面的軍事管制（簡稱“軍管”）。閱讀《六十年的變遷》和目睹文革解放軍的全面軍事管，這兩件事加在一起給少年時代的我，留下一個“歷史——現實”的生動例證。很深的印象使我從此意識到現代中國的支柱是軍隊，所謂“鋼鐵長城”不僅是對外的防禦，也是對內的壓抑。我由此認識到：二十世紀的中國，是軍閥主導的中國。儘管軍閥通過一黨專政製造了黨閥，黨閥又通過改革開放製造了財閥甚至學閥。但是“一黨專政”的實質是軍事專政，軍事專政的功能是軍閥建國。“黨指揮槍”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一體兩面的硬幣。所以一到“文革”、“八九民運”這樣的“危急關頭”，黨的機器第一個本能反應就是採取“軍事管制”、“軍隊戒嚴”這樣的“極端措施”，軍閥建國的極權主義本質露出崢嶸。

回首二十世紀初年，當時最有影響力的中國人孫文（1866—1925年，又名孫中山、孫明德、孫逸仙），在其《遺訓》（“總理遺囑”，1925 年3月11日補簽）中寫道：“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 下面我們可以發現：這幾部文獻都不失為“軍閥建國”的綱領性文獻。

而毛澤東1927年8月7日在武漢中共中央秘密會議上所說的“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一語，不過是孫文“軍政府”學說的一個粗劣拷貝。但是《遺訓》精神非《遺訓》之過也，因為在《遺訓》前後，二十世紀的中國政府都是軍政府。不論是滿清北京政府、袁世凱系統的北京政府，還是廣州軍政府、南京國民政府、瑞金蘇維埃政府、滿洲國政府、汪精衛（與滿洲國同樣依仗日本軍閥）、重慶國民政府、毛澤東系統的北京政府、台灣國民政府。

一般看法認為，孫文的軍事專政思想因為是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倒行逆施以及各地軍閥爭權奪利的混戰，使孫中山立即着手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希望徹底破滅。軍閥割據，沒有統一的政府，當初革命所倡導的主義無法順利推行，民眾亦處於戰亂之中，於是孫文才會在《建國大綱》中規劃：“在軍政時期，一切制度悉隸於軍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掃除國內之障礙，一面宣傳主義以開化全國之人心，而促進國家之統一。直到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則為訓政開始之時，而軍政停止之日。”

其實，這完全是一種誤解。

“中國同盟會”1905年成立，當時還沒有出現辛亥革命和皇權瓦解造成的軍閥割據，過後不久就發表了一個《軍政府宣言》（1906年秋冬之間），裡面明確說：“革命措施之序，則分三期：第一期為軍法之治。……第二期為約法之治：每縣既解軍法之後，軍政府以地方自治權歸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議會議員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選舉。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及人民對於政府之權利義務，悉規定於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皆循守之，有違者負其責任，以天下定後六年為限，始解約法布憲法。第三期為憲法之治：全國行約法六年後，制定憲法。”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1917年8月25日，國會非常會議在廣州開幕時，孫文當選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這是後話。

《軍政府宣言》還設計了革命時期籌集軍費的辦法。規定每軍設一個“因糧局”，專司軍費之事。宣言規定：革命軍每到之地，百姓十人養一兵；一切官業、反抗軍政府的滿人官吏家產、反抗軍政府的人民家產，一律充公；凡軍隊所至，得與境內人民有家產者借用現銀；境內人民家產，過一萬元上者，令捐十分之一，五萬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二，十萬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三，五十萬元以上者捐十分之四，百萬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五；每軍的“因糧局”有權發行“軍用票”，流通市面，與實銀同一使用；軍隊所到之處，清政府發行的紙幣，一律作廢。……

這種想法為中共後來在“紅區”推行的打土豪分田地、沒收浮財，以及在“解放區”推行的“土改”、“交公糧”運動，做了先行者。

同樣，在近代中國的報業史和“新聞思想史”上，孫中山也是個決定性的人物。《自由的歷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張育仁，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指出過，在孫之前的社會活動家們，無論內心如何，大多視報紙為“民口”，即民眾訴求和社會輿論的宣泄口。但孫中山卻反其道而行之，他所熱衷於興辦的是“黨報”，並且鼓吹用“黨口”來取代“民口”。根據同樣的道理。在“中國政黨史”上，也是孫中山首創黨魁至上、君師合一、以黨建軍、以黨訓政的做法；是“最早在中國新聞思想史上提出報紙應該充任‘黨的喉舌’的革命家。”（P.163）

根據先於列寧的列寧主義原則，孫眼中的報紙只是黨的宣傳工具，新聞記者都是黨所派出的宣傳員和鼓動員，和派出所的警察毫無二致。新聞記者如果力求成為事實的記錄者，就是失職。新聞宣傳既然是革命武器，革命和建設當然都少不了報紙的謠言鼓動。例如，戊戌維新失敗後，康、梁流亡日本，孫在1898年本想與康、梁聯繫合作，但遭到鄙視和拒絕，於是孫創辦《中國日報》大力抨擊保皇黨。1905年8月，孫為首的同盟會在日本東京創辦了機關報《民報》，但宣傳的卻是孫的黨權至上思想：“……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貢獻到革命黨內來。”既然黨組織成了封建主，黨辦的報紙自然應該充當列寧式的黨喉舌。1905年，列寧還是一個藉藉無名的政治浪人，比孫中山強不了多少，因此孫文1924年和蘇共的合作不完全是權宜之計，而是有其先天的與其俄國同志的共性。

第一，黨報作為“革命宣傳機關”和“黨務軍務之進行機關”，既要大力宣傳“黨義”，又要毫不留情地批判政敵，所以謠言和誹謗是必不可免的。作為黨務機關的黨報，因此必須成為培訓黨義宣傳員的學校，黨領袖應負起教員的責任，經常到黨報學校來演講，以培養宣傳人才的欺騙能力。

第二，革命黨要有高度的思想統一，黨報就應辦成“輿論一致”的造謠機器。孫說：辦黨報的宗旨就是“造就健全一致之輿論”。這已經是毛思想的先行，難怪後來毛要把孫像掛在天安門，予以表揚。在“革命”的名義下，謠言成為真理，黨報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同化不同的思想輿論，這樣的黨報當然要新聞原則當作頭號敵人。美其名曰：“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為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

後來居上的獨裁者毛澤東因此順理成章地把它的極權主義說成是“新民主主義”、“新三民主義”；因為在不給別人以言論自由方面，毛澤東雖然比孫中山走得更遠，但依然是孫的後進者。毛在1955年5月24日《駁“輿論一律”》一文中說：“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我們在人民內部，是允許輿論不一律的，這就是批評的自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的自由……但是在國際國內尚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存在的時代……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論自由去達到他們的反革命目的。”事實上，從中共建黨初期到延安整風再到反右、文革、改革，不要說“人民內部”從來沒有言論自由，就是中共黨內也從來沒有言論自由。歸根結底，毛所謂的“人民內部”僅僅指代獨裁者本人，在必要的時刻甚至連它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包括在內；而毛所謂的“一切階級敵人”就是指代除了朝令夕改的獨裁者本人之外的全體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