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飄浮的神靈

　1、打穀場上的角色

100年前，在中華帝國北方蕭瑟的荒野之中，一個小戲班子開始走鄉串戶地演唱。他們每到一處，衣衫襤褸的農民就會簇擁而來。婦女們遠遠地聚集着，她們沒有資格看戲，但是，她們可以聽見那吱呀呀的歌唱之聲。而那些距離很近看着表演的青壯年農民們的眼睛發出異常興奮的光芒。

冬日昏昏沒有暖意，寒鴉在枯黃的樹枝上嘶啞地叫，藝人弦子顫抖的聲音傳出很遠。戲 唱完了，天黑下來，青年農民們和藝人們一起圍着猛烈的篝火吃着由村社提供的翻滾的熱粥，呼嚕呼嚕喝粥的聲音在帝國北方的夜空下顯得格外奇特。片刻，呼嚕聲停了，弦子聲接着響起來，第二出戲又開始了。

戲班子唱的兩齣戲的戲名是：《鞭花記》和《柳條記》。戲文唱的不是皇帝、大臣或一個忠誠的武將，也不是員外、書生或一個富家的小姐。戲文里所唱的主角是一個名叫閻書芹的農民，跟隨在這個農民身邊的角色依舊是一群農民。帝國北方的農民都認識閻書芹，跟隨在閻書芹身後的那些人他們也都熟悉，甚至戲文裡面還有他們自己。農民們第一次在戲文中看見自己的形象，這使他們本來就不斷膨脹的自我感覺在這一刻更加明確清晰起來。

戲劇里所講述的故事就發生在前些日子：一群青年農民在首領的率領下奮不顧身地進攻——參加進攻的人草帽下插着一根柳條，他們聽從首領甩響的鞭花控制攻擊的節奏。農民們攻擊的目標是教堂。

19世紀末，在帝國北方最荒僻的鄉村里，在低矮的茅草泥屋之間，常常可以看見兩樣顯著的建築物：玉皇廟和教堂。玉皇廟往往搖搖欲墜破舊不堪，因為它在這片土地上已經站立了幾千年。而教堂毫無例外是簇新堅固的，因為它在這片土地上剛剛蓋起來。

帝國的山東和河北兩省沿黃河兩岸相交錯。山東冠縣北十八村和河北威縣的沙柳寨之間的毗鄰地帶是一塊“飛地”——由於處在省縣交界處，遠離政府衙門的管轄，農民們稱這樣的地方為“插花地”。在這塊土壤沙化嚴重和生活極端貧困的土地上，不止一處的“飛地”有一個統一的大名稱：十八村。山東邱縣十八村、臨清十八村，河北南宮十八村、曲周十八村。

冠縣北十八村實際上包括了24座村莊，其中有一座村莊叫做梨園屯。屯裡的農民為了一塊屬於村莊公產的土地官司已經打了三十多年。

根據官方史料記載，這起土地官司首先發生於1869年，即同治八年。那時，爆發於帝國南方的大規模的農民造反運動剛剛平息，太平天國的首領們為帝國農民們創造的“皇上帝”以及太平盛世的理想依舊幽靈一樣遊蕩着。而在帝國的北方，農民們卻和另外一個“上帝” 打了起來。洋教士建立的天主教會多年來手段雖然單一但是有效：神父給最飢餓的人發放救濟糧，為最貧苦的單身漢找媳婦，幫助最軟弱的人和官府打官司，無償為垂死的人看病，建立不收學費的學堂——條件只有一個：入教。同治年間，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發展的教民人數已經很龐大了，在那一片的諸個“十八村”中，居然已經分離出二十多個“教民村”，洋教士不但成功地讓帝國的農民每天進入教堂聽神父布道，甚至有的神父竟然是中國人了。

勢力逐漸龐大起來的教民提出了一個要求，要和不信教的村民分割玉皇廟的公產：土地。教民也要有一個集體活動的場所。教民和村民經過協商，雙方最後達成協議：不信教的村民分得廟產38畝，教民分得3畝。這個協議由梨園屯鄉紳主持簽署。但是，當教民們開始蓋教堂的時候，矛盾發生了：教民們有破壞或者拆除玉皇廟，擴大蓋教堂土地的企圖；同時，不信教的農民們普遍地認為，那些教民們私分了洋人們給的銀子，個個因此發了財，於是，他們堅決反對蓋教堂。他們的公開口號是：以漢教戰勝洋教。

什麼是“漢教”？農民們說不清楚-農民們也沒有願望把屬於自己的“教”弄明白，他們原本也不是因為“教”的不同而憤恨的——由最細微最實際的利益矛盾引發的不同社會群體的爭鬥，最後形成最激烈最血腥的政治衝突，這是中華帝國歷史上農民騷動千年不變的軌跡 。

帝國農民的精神首領從來不曾是“教”而一直是“人”，是那些在鄉村里被稱之為“首領”、“村首”或者“士紳”的人。這些人是農民，但絕不是“佃農”。他們往往占據着最好的良田並且出租土地；或者他們就是鄉村裡的“知識階層”，有能力包攬鄉村中的道德評判和是非定性；還或者他們既不認識漢字也沒有土地，但他們強壯而蠻橫，是村莊裡正常生活秩序的認定者和執行人。以上這些人，是帝國農民中日常活動最活躍、思想和行為最危險的一個小小的階層。

如果沒有洋教的入侵，帝國農民中村首們的日子是美妙的。清末，內外交困的帝國政府讓龐大國土上的許多地方，尤其是偏僻的村野出現了政權的空白。縣鄉里甲等權力機構沒有能力也沒有願望來管理複雜危險的村野事務，於是把維護地方秩序、處理鄉民糾紛甚至催納錢糧租稅的權力“下放”給了鄉村裡的士紳村首們。這些掌握着農民命運的鄉村士紳們與官府衙門之間形成的是一種沒有文字契約的默契。帝國政府從不鼓勵官吏下鄉，認為縣衙門的官吏往往會激化矛盾而容易產生民變。縣令三年才會到他的那些村莊巡視一回，而每回也就是在村莊的會所里抽上一袋旱煙。帝國農村裡的士紳村首們組成的權力機構，被帝國農民們稱為“二衙門”。

洋教士和入教的中國農民們首先觸及的正是這些士紳村首們的利益，因為已經擁有一些“權力”的教會在鄉村裡的某些利益的分配上和士紳村首們的利益相重疊了——因為洋教會已經侵入了士紳村首們賴以生存的地盤。

衝突因此不可避免。

這個時候，帝國北方鄉村戲文中唱的那個主角出場了。閻書芹，一個嚴格地說是個半農民的人物，因為他並沒有始終以土地為生。他曾販運過私鹽，生意被官府切斷後，結交了一群最貧苦的青年農民，開始熱衷於習練一種強身的“武功”，號稱“紅拳”。

在中國帝制的歷史上，歷朝統治者絕對禁止民間結社，朝廷對民間的習武組織更是嚴加禁止，違反者將受到最嚴厲的制裁，對其首領的刑法是“凌遲”，即用利刀把一個人活生生地割碎。乾隆、嘉慶年間，類似“追索紅拳和金鐘罩術士”的案件史書中連年有載。但是，太平天國農民軍勢力的迅速蔓延，使大清朝廷對民間結社的法度突然放寬了，朝廷的目的是想組織和利用地方民團來抵抗太平天國農民軍的起義，因為帝國的正規軍已經被事實證明不足以平定天下了。後來成為帝國陸軍骨幹的“湘軍”、“淮軍”等都是由此時的地方武裝發展起來的。

閻書芹帶領一批貧困戶，組成了一個“護廟”團體，叫做“十八魁”。這絕對是一群真正一無所有的農民，其中的閻書芹因自己的不幸而對生活充滿怨恨，閻兆風是一個在廟裡煮完狗肉再把吃剩的狗頭放在神像頭上的人，閻兆華更是又窮又橫，大戶們之所以不時地給他一點兒糧食，是怕他在他們的屋後放火，他還是一個賊，但他標榜自己偷遠不偷近偷富不偷窮，且偷東西的目的是供養他的老娘，於是鄉里人都把他稱為有孝心的“俠偷”。如此一個“十八魁”，成了保護不信教的農民利益的“準軍事組織”。

梨園屯的教民與村民關於玉皇廟產的官司，從縣、府一直打到山東巡撫衙門。官司由村裡的六位鄉紳出面，三位進省闖衙門，三位留村想主意，全村不信洋教的農民紛紛捐款——“斂錢打官司”。很久之後，老人們還能夠繪聲繪色地向子孫們講述當年的悲壯：梨園屯距離縣城180里，官府審理官司的時候，村裡有個“飛腳羅三”負責來回傳信兒。羅三跑起來如騰雲駕霧，一個來回“兩頭見太陽”。但是，無論“飛腳羅三”的腿腳多麼飛快，官司卻一直以村民的敗訴告終。這就是史料上所稱的梨園屯“六大冤”。

“十八魁”的護廟行動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很簡單：官府不支持他們。冠縣的縣令名叫何士箴，農民們叫他“何糊塗”，因為他企圖在帝國的農民和洋人的勢力之間兩面討好。在處理“十八魁”護廟事件時，這位縣令為了調解矛盾，平息事態，把附近村莊和鄰縣的頭面人物都請到了梨園屯，這些人物包括曲周和威縣的幾個文武舉人、冠縣小王曲村的一位教書先生、陳固村的一位鄉村醫生。帝國鄉村的這些村首們怎麼能夠與洋人和洋人支持的教會抗爭？帝國的政府和軍隊不是都在與洋人的抗爭中敗下陣來了麼？何況，“十八魁”是些什麼人物？朝廷對洋人說了，他們都是暴民。對於朝廷來說，帝國臣民中有順民，有暴民，沒有公民。

官司越敗，人氣越憤。土地官司逐漸演變成了反對洋教的農民和信奉洋教的農民之間的直接衝突。1887年，梨園屯六位鄉紳中的左建勛和劉長安帶領幾百名村民把洋教士帶領教民運來準備建教堂的建築材料搬運一空。這件事居然驚動了帝國的總理衙門，因為法國使館為此向帝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五年後，這裡的官司依舊在打，但是衝突已經升級，反對洋教的農民們請來了一個道士住在玉皇廟裡做主持，為了防止信教的農民闖入，他們把鄉練的槍械布置在廟裡——這種武裝的介入標誌着更大衝突的爆發為期不遠了。

官司又一次失敗後，閻書芹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散漫的“紅拳”看來不管用，應該投靠更有力量的“拳”。

“拳”，這個字幾乎就是接下來帝國混亂時光的代名詞。

當夜，閻書芹帶領他的“拳”兄們走了，去尋找他們早就聽說的另一個“拳”：梅拳。

梅拳這時幾乎可以稱做一個“教門”了，從明末算起它已經有二百多年的歷史。他們有嚴格的師承傳統和譜系師承，分為武場和文場，廣泛分布於河北的冀州、河間、順德、廣平、大名各府和山東的臨清、冠縣、邱縣一帶。他們之所以一直沒有被官府取締，是因為他們的“拳”規極其嚴厲，其中包括不准江湖賣藝、不准接觸女人、不准和其他教派發生聯繫等等。美國學者周錫瑞在其《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中對“梅拳”的見解為：此“拳”是一個“純粹的武術團體”。其實，在帝國的那個年代裡，“純粹的武術團體”根本不存在。被絕望的生活處境和不公平的現實逼迫得無路可走的農民們聚集在一起練習武術，絕不是為了弘揚什麼“國粹”、“傳統”、“文化”。一旦社會條件成熟，這類的民間組織往往是武裝暴動的重要力量——帝國歷史上數次農民起義無一例外。

威縣梅拳第十四輩文場師傅趙三多是梅拳目前的當家人。他的身份是公開的，不少徒弟在衙門裡當捕快。憑藉着聲望，他成為威縣調解民間糾紛的首領。他是非暴力者，不贊成“十八魁”們的武裝行為。他知道教民衝突已經在山東、河北交界的“飛地”地區公開化了，而他自己也是憎恨洋教的，因為洋教和梅拳的教義是衝突的。

趙三多的手下有一個名叫姚洛奇的拳手，在梅拳系譜中比趙三多長一輩，是個燒窯人，他成功地勸說了趙三多“舉事”。當時，帝國北方大面積的旱災令農民陷入生存絕境，而德國軍隊對膠州灣的占領更令國人憤懣已極。這時，閻書芹這個另外拳派的人登門行“弟子禮”了。他們訴說了在梨園屯廟產官司中的不滿。於是，姚洛奇對趙三多說，無論是出於地方利益的需要，還是出於鄉土道義的需要，都必須站出來反對洋教了。

為了不連累傳承了幾十輩的梅拳，趙三多決定脫離祖譜，表示與梅拳完全脫鈎，而將願意和自己一起“舉事”的拳手重新組織起來，並為這個新組織重新起了一個拳名：義和拳。“順清滅洋”，這是義和拳當時提出的政治口號。

義和拳，後來的義和團，就這樣誕生了。

這是1898年的事，此時，正是京城的“康黨”們逃亡和被殺的時候。

帝國政府無暇關注到在帝國的山東與河北交界處發生了什麼事情。即使知道了，也只會認為 過是幾個農民在和洋教士鬧彆扭。帝國政府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正是這一點點火星，很快就要演變為鋪天蓋地的熊熊烈火，一直燃燒到帝國的都城北京，繼而又燃遍了帝國的整個北方。

一年以後，另一個“拳”以更大的規模蜂擁而起。這個“拳”叫做“神拳”。

神拳沒有紅拳和梅拳那樣悠久的歷史和嚴密的組織，實際上它是黃河決口的黃水衝出來的一個臨時組織。1898年，黃河在東阿縣決口，淹沒了東阿、荏平、高唐、聊城等州縣，“漂沒田廬，人畜流亡，不可勝計。”水災中流離失所的農民們飢餓難耐地聚集在一起，如果再不信點什麼，他們就活不下去了，於是神拳出現了。神拳信奉經過簡單的儀式之後，神的力量就會依附在練拳者的身上，並且發生許多預想不到的奇蹟。

“神拳”的首領是個叫做小朱子的青年農民。

小朱子，山東長清縣人，出身貧苦，沒有正式的名字。自幼隨改嫁的娘四處漂泊，最後以“帶犢子”的身份落籍在泗水縣宋家河村。為生活所迫，30歲的時候又回到長清大李莊的舅舅家。他白天幹活，晚上和青年農民一起練習神拳。隨着加入的農民增多和影響的擴大，他開始在臨近各縣發展“神場子”，進而成為遠近聞名的拳首。這個時候，他有了一個大名，叫做朱紅燈。這個名字顯然是“拳”眾們對他的尊稱。他的名聲鞏固於一次與教民的對抗行動：為了懲罰教民，他令教民出錢請來戲班子“賀神拳”，這個讓教會很丟面子的事情使他威望大震。而令他地位陡升的是一次與官府真刀真槍的廝殺，史稱“前槓子李莊之役”。

“前槓子李莊之役”起因於平原縣已經激化起來的民教矛盾。隨着德國軍隊在山東半島的登陸和占領，洋教士們跟在軍隊的後面開始了大規模的傳教活動。天主教各方濟會和基督教美國公理會都在平原縣建立了堂口和布道站，在窮困的農村吸收信教的農民並修建教堂。洋教士仿照中國農民的傳統辦法，在信教的人中選擇有勢力的人物充當教民的教首，這些教首在外來勢力的支持下，不可避免地會和當地掌握權力的鄉紳們在利益分配上發生糾紛。面對強大的洋勢力，鄉村的士紳們只好紛紛求助於民間神拳，甚至親自加入神拳以尋求支持力量。終於有一天，民教雙方火併起來，起因是教民控告不信教的農民搶了他們的財物，於是驚動了平原縣令蔣楷。蔣楷雖然也是個憎恨洋教的人，但是，根據朝廷“就教屈民”的指令，他不得不親自率領官兵前去逮捕拳民。1899年10月11日，平原縣百名步騎勇役到達前槓子李莊，剛進村就見二三百拳民在朱紅燈的指揮下正列隊擊鼓，隨之即向他和他的官兵主動發起了進攻。官兵和縣令誰都沒有見過這樣的進攻方式：拳民“四個人成一個圈，一圈跟一圈地滾動前進”。這是什麼戰術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與神拳的神靈之術有關。當拳民們“滾”到跟前時，一下子砍倒了官府的兩名旗手，蔣楷見狀騎馬狂逃，步騎勇役皆驚散。

緊接着，又發生了另一場“戰役”。朱紅燈沒有追上蔣楷，於是決定率領拳民們去進攻恩縣劉王莊屬於天主教會的教堂和龐莊屬於美國公理會的基督教堂。原因是，在龐莊傳教的是一個叫做明恩溥的美國牧師，拳民們聽說這個美國牧師經常在上海的報紙上寫文章，鼓動帝國政府出面鎮壓義和拳。明恩溥得知義和拳要來，立即和山東巡撫衙門取得聯繫，要求巡撫派軍隊前來鎮壓。於是，濟南知府盧昌詒與親軍營管帶袁世敦率兵前往。朱紅燈的隊伍在半路上遇到官軍的探子，朱紅燈釋放了探子，並且讓他轉告盧昌詒和袁世敦：我現在回前槓子李莊，是為兩位大人考慮；如果我們再和官軍相遇，那大人就要自失顏面了。但是，袁世敦認為幾個“暴民”根本不是官軍的對手，依然下令追擊，於是，官軍與拳民在馬頰河的河堤上相遇了。正是早晨，義和拳們正在河堤上吃早飯，突然官軍圍了過來。義和拳足有1500人，旗幟是紅色的，拳手們的刀槍上都有紅布裝飾，而朱紅燈更是頭戴大紅風帽，身穿紅衣紅褲。義和拳們照例是“輪圈”戰術，幾乎沒有怎麼交手，官軍就逃跑了。但是，官軍的另一支支援馬隊到了，和向後逃跑的官軍會合在一起，重新殺了回來。這一回義和拳損失慘重，朱紅燈帶殘部渡河脫身。

朱紅燈能夠同時與教會和官軍兩面發生“戰役”，帝國農民創造的奇蹟引得各地拳會一團一夥地投靠而來。所以，義和拳開始叫做義和團了，因為“團”字在中國是齊心合力的意思。

內外交困的帝國，衰敗貧困的帝國，無論是朝廷政府還是地方官吏，誰都沒有力量能夠遏止在荒野中四處蜂擁而起的農民。沒過多久，在帝國北方的大平原上，到處可以看見百十 成群的農民，他們的旗幟上都寫着：義和神團。

2、帝國的“第二政府”

自明代以來，在中國窮鄉僻壤間遊歷的外國人大多是傳教士。他們剛剛進入這個帝國的時候簡直按捺不住心頭的喜悅，因為他們看見在這片國土上，無論多麼荒僻的村莊，都會有一座廟，裡面供奉着神靈的牌位。

傳教士們認為：這是一個對神靈抱有虔誠之心的民族，這是“開墾上帝子民的一片沃土”。

然而，沒過多久，他們就發現自己錯了。因為他們走進了那些廟後，看見了一個令他們迷惑不解的現象：散落在中國鄉村中的那些廟大都搖搖欲墜，粗糙破舊，裡面的神像殘缺得令人根本看不清“神”的神情。

如此的神廟代表着中國人對它的信仰徒有其表。

儘管文明發祥絕早、文化傳統極其悠久，但是，在中國漢民族生活的土地上卻從來不曾誕生過嚴格意義上的宗教。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一直是儒家學說的天下，但是“儒學”不是一種宗教。宗教的最顯著特徵是對某個固定不變的神或者偶像的崇拜，而中國的儒學從它誕生之時起，其理論核心便是無神論。儒學其實是一種倫理制度的“課本”或“章程”。它主張控制社會秩序的力量不是來自信仰，而是來自自我道德約束。它的所有著述無不是關於道德的說教，這種說教不是用某個神靈的力量來規範人的行為，而是要求人在思索和領悟中教育自己。

如果說儒家學說還給了中國人一種值得敬畏的東西的話，那就是“天”了。儒學在幾千年裡不停地告訴中國人要“知天命”。但是，儒家的宗師孔子和他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們，誰也沒有把“天”到底是什麼或者到底代表着什麼說明白。中國的“天”絕不像西方的“基督”或“瑪麗亞”——他們是有誕生、有身世、有生命悲傷或壯麗的歷程故事的。而如果你問任何一個中國人，無論是學問高深的學者還是目不識丁的村夫：“天”是誰？“天”是什麼？他們定會認為問這種問題的人精神不正常。宗教往往把某種神靈擬人化，中國人也有這個習慣，但所不同的是，中國人可以把他們所能看見的或者想像的任何東西都擬人化，不僅僅是神靈。這種擬人化的泛濫，就是外國傳教士們所不解的“泛神論”。中國人把“天”稱做“老天爺”，這在中國僅是一個輩份的尊稱——即使是如此具體了，中國人也無法回答自己頭頂上那個無所不能地支配着他們命運的“天”是怎麼回事，他們對本事大得他們都不敢得罪的“老天爺”也就是知道“它能夠管理天氣”。當然，中國人的“老天爺”還有一個夫人，叫做“土地奶奶”。

雖然“天”在中國不是一個神靈，但這並不妨礙中國人照樣敬畏“天”，他們認為人如果作惡，“天”定會知道，定會懲罰——這在中國人的心裡並不是一種信仰，只是他們聽慣了的一種道德說教。從唐至清，那些越洋過海來到這片土地上的洋人們無不認為中國人最荒誕的舉動也許就是祭天了——中國農曆新年的某一天裡，在帝國遼闊的國土上，處處煙火繚繞，從貧苦的農民一直到顯赫的皇族，都要舉行祭天儀式。但是，一直盯着中國人祭天的外國傳教士看得明白：中國人給“天”供奉的食物僅僅是擺個樣子而已，“沒過多久，他們自己就把這些食物拿走了，而且很快就吃了”。中國人的祭天是紮根於漢民族集體性格和行為中形式主義的最典型的體現。

在中國，宗教有佛教和道教。

佛教是外來宗教。中國人接受佛教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中國人不抵抗外來的教義。佛教起源於公元前5世紀前後的古代印度，它主張依經、律、論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學，以斷除煩惱而成佛為最終目的。公元前3世紀印度孔雀王朝的時候，佛教開始向亞洲各國傳播。公元前2年，西漢哀帝元壽元年，佛教傳入中國，經三國兩晉到南北朝的數百年時間，佛教在中國的翻譯、研究和普及到達了相當規模。隋唐後，佛教在中國產生了眾多的佛門流派，對中國的哲學、藝術和民間風俗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但是，佛教作為一種宗教，它始終在中國的底層民眾中徘徊不定，更重要的是，它始終沒能進入國家權力的上層而成為統治思想。同時，對於對“入世”有着強烈欲望且一向重視生活享受的中國漢民族來講，佛教教義所主張的“出世”僅僅是一種對於紛亂塵世的無可奈何的躲避，不到走投無路的時候他們是不會遁入佛門的。中國人是世界上家庭觀念最強烈的一個種族，於是他們把歸入佛門稱之為“出家”，而“出家”在中國絕對是極其嚴重的一件事情。佛教在中國漢民族聚集的地域至今還有相當的影響，但它更多地體現在實用性很強的事物上，如美術、建築和音樂。

道教是來自漢民族本土的一種宗教。公元142年，東漢順帝漢安元年，道教被張道陵倡導於四川鶴鳴山。他規定凡入道者須出五斗米，故亦稱“五斗米教”。道教奉老子為教祖，尊稱“太上老君”，並以老子的著作《道德經》以及《正一經》、《太平洞極經》為主要經典。道教後來分裂出很多的教派，最後歸為正一、全真兩派，區別是前者的道士可以不出家，後者的道士必須出家。道教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倫理上主張“絕仁棄義”，這一切都和儒家學說形成對立。作為一種“教義”，道教與中國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需求距離更遠。

在這種情形下，中國漢民族的百姓也就信起什麼來馬馬虎虎，用起什麼來也是馬馬虎虎了。如果需要某種儀式了，比如增添人口或者親人死亡，他們就請來“專業人士”：來的如果是個道士，他們可以說自己信道教；來的如果是和尚，他們也可以變成佛教徒。當然，如果道士和和尚一起來，在同一個場合做着不同的“儀式”，他們也不會感到有什麼特別的不和諧，他們可以說自己“什麼都信一點”。他們需要的只是自己的生活內容——非常實用卻又是一種形式。19世紀，當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看見道士、和尚與中國的百姓一起進行某種日常活動的時候，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茫然，他們認為中國漢民族把兩個互相矛盾的事件統一起來的本領實在是令人不可思議。更令人驚訝的是，他們最後才知道，中國人原來根本不明白這兩個事件之間的矛盾關係。

信仰需要虔誠的敬畏。既不能出於某種懼怕，也不能出於利益的需要。帝國的臣民們通常只有懼怕而沒有敬畏。

一個外國傳教士問一個中國人神是否愛他們，中國人的反應嚇了這個洋教士一跳：中國人咯咯地笑起來。

“這是最幽默最放肆的大笑。”洋教士說。

沒有敬畏情感的民族是心靈荒涼的民族。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因宗教而起的戰爭。中國每朝每代的揭竿而起和流血廝殺無不是受着最實際利益驅使而從不是為了精神追求。因此，作為引發一百年前中國巨大災難導火索的帝國北方的宗教衝突，至今仍是一樁歷史疑案。

西方宗教進入中國，最早有據可考的是從古長安挖掘出的一塊石碑，名曰《景教流行中國碑》，碑上記載了大唐時期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往事。今天的中國人依舊對中國歷史上大唐時代的國泰民安歌舞昇平津津樂道，認為那是這個東方泱泱大國最鼎盛的時期，中國人的如此印象來自於華美的唐詩、唐樂以及那些出土的唐代玉衣錦畫——雖然有着許多不識字人口，但在評價一個時期的國家景象時，卻往往從文化的繁榮上開始描繪，這是中國歷史中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而大唐確實是這個東方帝國敞開胸懷容納百川的時代。可以想像到昔日長安古道上來來往往的外國客商、僧侶、遊客、歌伎是怎樣愉快地趕着路，因為世界上再沒有一座城市能像長安這樣讓他們宛如看見整個世界。而在那些自由自在的外國遊客中，那時就已經有了這樣一群心懷特殊使命的人，他們遠涉重洋來到東方，時刻準備為了信仰而獻身，他們就是西方的傳教士。

沒有人知道西方傳教士在大唐這個傳教的黃金年代曾經在中華帝國內發展了多少基督教徒或者天主教徒。後來，除了在繪畫和音樂中偶爾可以感受到他們確實踏上過這片國土外，其餘的，他們沒能留下任何蹤跡。對宗教不感興趣的中國漢民族沒有特殊的理由是不大可能成為基督徒的。況且，那時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已經很盛，一個著名的中國和尚到印度轉了一圈，回來的時候中國皇帝親自到大道邊去迎接——即便如此轟動的事件發生了，讓中國人真正感興趣的依舊不是這個和尚取回了什麼“真經”，而是關於他在旅途上種種離奇的歷險故事，因為中國人相信，自己的帝國之外定是一個充滿妖魔鬼怪的世界，敢到那個世界中遊歷一圈是很刺激的事情——安定富裕的時代不需要封閉，平和自信的社會才“夜不閉戶”。強大的大唐對外來文化的寬容憨態可愛，那時，整個中華帝國的形象猶如大唐時期對美人的審美標準：豐滿，微胖，懶散悠閒地斜坐着，睡眼惺忪地似乎永遠在淺笑。

應該說，早期西方傳教士在世界各地的傳教歷程是艱難的，至今，西方在記載他們活動的著作中依舊把到中國的傳教稱之為“東方的冒險”。西方教會把向世界“最蠻荒的地方”傳播“上帝的旨意”當做最高的榮譽和責任。在古老的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許多傳教士死於惡劣的食物、嚴酷的氣候、莫名的疾病，甚至充滿敵意的土著的毒箭。在中國，至少在明代以前，到中國境內傳教的西方教士被殺死的記載並不多。中國人不是土著。當外國傳教士到達中國的時候，中國文化之發達曾經令他們慚愧。他們不得不深入到中國最偏僻、最荒涼 的地方，因為只有那裡的人們也許才需要他們的幫助——接受一個外來的“上帝”。

明代，帝國政府實行“海禁”，除了禁止一切外國商船進入之外，同時也把傳教士們進入中國的道路堵封了。1552年8月的一天，耶穌會創辦人弗朗西斯·沙烏略行程10萬里，幾乎圍繞着中華帝國的邊境走了一圈之後，才在廣州附近的一個中國小島上登陸，可他就是無法登上中國大陸，四個月之後，他死在了小島上。30年之後，那個叫做利瑪竇的傳教士來了，他以他身上的中國服裝和很快就掌握了的中國語言終於贏得了中國人的好感，他成功地進入了中國。至此以後，凡是進入中國傳教的西方傳教士，幾乎都學習利瑪竇的經驗，着中國服裝，說中國語言，並且都取了一個中國名字。

至少在這個時候，還沒有民教衝突的事情發生。中國人那時議論最多的不是西方的宗教問題，而是外國人進入中國後應該如何遵守“中國人的規矩”。所謂“中國人的規矩”，不是關乎法律的問題，而是有關道德和禮儀的問題。那時的中國人認為這是最重要的問題。比如，外國人見到中國官員甚至中國皇帝的時候，是否應該跪下磕頭；外國人對中國有些事物的議論，包括婦女的小腳、科舉、一夫多妻、鴉片等等，中國人是否應該給予回擊；最激烈的，是討論是否應該把這些洋人們請出去，因為他們的舉止和長相實在令中國人看着難受：“他們信上帝，幹嗎不在自己的家裡信？”

外國傳教士們遇到了一個令他們景仰的中國皇帝：康熙。

1692年的一天，皇帝康熙生病了，瘧疾，發高燒，御醫們束手無策。被病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康熙皇帝下了一道通告：凡是患瘧疾的病人都可以進入皇宮治療。皇帝此舉的目的是廣泛實驗各種中藥的藥效以尋找治療瘧疾的辦法。皇宮裡的實驗開始了，有不少外國傳教士 在場觀看，其中一個傳教士記述了他看見的這樣一個實驗：一個和尚拿一碗井水在皇宮的空地上朝天地各個方向念念有詞，“他做了一百種令異教徒感到神秘莫測的姿勢”，然後讓生病的人把井水喝下去。最後當然沒有任何效果，這個和尚被皇帝趕出了皇宮。於是，在廣東 傳教的兩個外國傳教士接到諭旨：立即進京。傳教士趕到北京後才發現，京城裡所有的外國傳教士正聚集在一起研究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國皇帝決定要吃西藥。康熙皇帝很可能是第一個接受西醫治療的中國人。在太監們和大臣們驚慌失措的眼光下，康熙皇帝喝下了傳教士送 進來的一種叫做“金雞納霜”的藥粉——一位法國傳教士正好從法國帶來了整整一斤。中國皇帝喝下西藥的時候，就有太監和大臣大哭起來，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皇上就要被外國人毒害了——雖然皇帝是在四位甘願一死的大臣先喝下去且一夜無恙之後才喝的。即使如此，也只有對國家的富裕、安定和強盛充滿自信的皇帝才敢於這樣做：這樣的皇帝，康熙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位。中國皇帝的高燒居然很快就退了，驚人的療效讓中國皇帝覺得傳教士們個個是神仙——其實，在當時的法國，金雞納霜已經是一種治療瘧疾的最普通的常用藥。

於是，在那段帝國少有的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的美妙時光里，中國皇帝的身邊開始每天都有外國傳教士走來走去。這些傳教士中有的是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的科學家，甚至是獲得了法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稱號的人。院士們受到法國皇帝的資助來到中國，直接目的是勘察中國 地理，為繪製一幅精確的世界地圖做準備，因為沒有中國的世界地圖就稱不上是世界地圖。至於繪製地圖有沒有軍事上的目的不言而喻。另外的傳教士是正宗的神甫了，他們想趁機“勸說中國皇帝入教”。皇帝已經在主持制訂曆法時在一個叫做湯若望的傳教士那裡領教了科 學的魅力，並且知道了傳教“先驅”利瑪竇這樣的傳教士。中國皇帝要他們當自己的自然科學教師。

中國的皇帝在紫禁城裡親自挑選了最大、最方便的房屋賞給傳教士們居住，當然，傳教士們也同時每天在紫禁城內品嘗着中國皇宮內御用廚師們的精湛手藝。

傳教士們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兩個小時和皇帝在一起。傳教士們很辛苦，因為中國皇帝“上課”的地點是清漪園，就是後來成為頤和園的那個地方。因此，無論天氣如何，傳教士們都要從城裡按時趕到“課堂”。中國皇帝學習物理、化學、外語、幾何和數學，疲憊的傳教士們發現，“中國皇帝的興致很高”，他像一個中學生一樣，在傳教士們的指導下做化學試驗：把一種液體混合到另外一種液體中去，並且觀察混合後的反應。皇帝很快掌握了計算球體、錐體和多面體體積的方法。皇帝在高高的亭台上觀察天空，想像着太陽、月亮和地球的運行軌道。皇帝跑到野外，用幾何方法測量山的高度、河的寬度。傳教士們對中國皇帝的聰明好學十分驚異，其中一個叫做白晉的法國傳教士為此寫信給他的皇帝路易十四：“康熙皇帝是一位與您在許多地方都相似的君主，就像路易大王您優於基督教諸王一樣，他也同樣勝於異教諸王。”

傳教士把中國皇帝稱之為“異教王”，看來，中國的皇帝沒有被傳教士們“發展入教”。更重要的是，包括中國皇帝在內的所有中國人都對西方宗教中所描繪的“天堂”不感興趣。中國人認為，還是人間好。

康熙，帝國歷史上惟一一位試圖了解現代科技知識的皇帝，惟一一位對外來文化採取特別寬容政策的統治者。即使是他，允許也是有限度的，這個限度就是：無論什麼“教”，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無論信奉的是天主、耶穌還是佛祖，都不能對帝國的現政權構成威脅，哪怕是輿論上的冒犯、詆毀和誹謗。外國傳教士對中華帝國的文化、風俗等等多有議論，但是，議論到皇帝的頭上就觸犯了大忌——有的傳教士居然認為中國的皇帝代表不了“天”，“天”應該是“天主”，因此，人敬畏的應該是“無所不在的上帝”，而不是人間的一個人，即使這個人現在是皇帝。

康熙五十九年，即1720年，天主教教皇派宗教大使嘉樂來到中國，和帝國政府協商在中國傳教的事情。11月18日，康熙皇帝為了準備和教皇大使的會見，特地在清宮西暖閣召見了在華的一部分外國傳教士，並且為此下了一道諭旨。諭旨中首先對傳教士們在中國的“遵紀守法”“表揚”了一番：

爾西洋人，自利瑪竇到中國，二百餘年，並無貪淫邪亂，無非修道，平安無事。

康熙皇帝認為外國傳教士對中國沒有什麼好處，但也沒有什麼妨礙，既然大老遠地來了，念之不容易，所以恩賜他們可以在中國自由活動：

自西洋人航海九萬里之遙者，為情願效力，朕因軫 念遠人，俯垂衿恤，以示中華帝王，不分內外，使爾等各獻其長，出入禁庭，曲賜優容致意。爾等索行之教，與中國毫無損益，即爾等去留，亦無關涉。

但是，洋教士畢竟議論到中國的“天”了，對此邪說，中國皇帝不能置若罔聞：

自多羅來時，誤聽教下閻當，不通文理，妄誕議論。若本人略通中國文章道理，亦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識丁，如何輕論中國理義之是非。即如以天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表謝恩，必稱皇帝陛下階下等語，又如遇御座，無不趨蹌起敬，總是敬君之心，隨處皆然。若以陛下為階下，座位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國敬天，亦是此意。若依閻當之論，必當呼天主之名，方是為敬，甚悖於中國敬天之意。

康熙說那些胡說八道的傳教士都是些無賴小人，他要求在中國的傳教士們不許在帝國的土地上亂說：

多羅閻當等，知識甚淺，何足言天，何知尊聖。前 多羅來，俱是聽教下無賴妄說之小人，以致顛倒是非， 壞爾等大事。今爾等教主差使臣來京請安謝恩。倘問及 爾等行教之事，爾眾人公同答應：中國行教俱尊利瑪竇 規矩，皇上深知，歷有年所，況爾今來上表請皇上 安， 謝皇上愛育西人之重恩，並無別事，汝若有言，汝當啟 奏皇上，我等不能應對。爾等不可各出己見，妄自應答，又致紊亂是非，各應凜遵，為此特諭。（黃濬：《花隨人聖盫摭憶》，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第73～74頁。）

這道“諭旨”是中國皇帝對外國傳教士的一次明確“警告”。康熙說那些傳播“邪說”的傳教士不但為中國的傳統所不容，而且必將“壞爾等大事”——這句話很重要，並且意思明確：如果傳教士們“壞事”，輕則要被驅除出中國，重則可能要掉腦袋——中華帝國刑罰的嚴酷是世界聞名的。

果然沒過多久，外國傳教士“壞事”了。一些對基督教懷有敵意的政府官員紛紛上疏，稱：“此輩居心叵測，日下廣州城設立教堂，內外布滿，加以同類洋船叢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飭早為禁絕，毋使滋蔓。”官員們的上疏有中國人和外來宗教格格不入的原因，而且還與外國傳教士參與了中國宮廷里的政治陰謀有關。葡萄牙傳教士穆經遠就捲入了康熙末年皇子奪位之爭，他毫不猶豫地支持了雍正的政敵，同時，其他的外國傳教士暗地裡支持了雍正的另一個政敵。於是，1723年，即位的雍正皇帝正式下令驅逐洋教徒，將各省傳教士遣送 澳門或“暫令在天主教堂居住，不許外出行教，亦不許百姓入教”，“其天主教堂改為別用。”——教堂被改成了祠堂和糧倉。已經入教的中國教民被勒令棄教。到了乾隆四十九年，即1784年，中國皇帝下令對全國的傳教士進行大搜捕，於是，在中國傳教的外國傳教士一時間都成了“游擊隊員”，他們在帝國政府的嚴厲打擊中，靠着堅定的信仰“賴”在中國就是不走，繼續從事秘密傳教活動。不時有傳教士被抓到並且被處決的消息傳出，這些事件在嘉慶年間發展得最為嚴重，被西方宗教史稱之為“中國教難”。在帝國政府的捕殺下，外國 傳教士們仍“凜然”地傳播着“上帝福音”，至1840年時，中國的天主教徒已經有30萬人之眾——他們中絕大多數是中國最偏僻地區中最貧苦的農民。

不可否認的是，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其中有傳播現代科學知識的內容，對推動中國現代文化教育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中國的第一家翻譯出版機構，就是由英國傳教士麥度恩在上海設立的“墨海書館”，翻譯出版的書籍中除了宗教書籍外，還有大量的自然科學書籍，如1853年出版的《數學啟蒙》、1855年出版的《博物新編》，這些書籍在中國中下層知識分子中產生過極大的影響。時人有詩云：“車翻墨海轉輪圓，百種奇遍宇內傳。”中國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統計傳》也是由英國傳教士創辦的，而傳教士們在中國國內出版發行的第一份中文報紙是《蜜蜂華報》。中文報刊的主要閱讀對象是中國人，其內容多為宣傳宗教教義，但同樣也大量介紹着西方最新的科學技術成果。傳教士們為了在中國廣泛傳教，還特別注意對上層官員的靠近，大量翻譯了西方諸如“兵工學”等實用技術著作，對推動後來中國的“洋務運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外國傳教士在中國開辦了許多學堂，這些被中國人稱之為“教會學堂”的教育機構學費異常低廉，甚至免費吸收大批中國的窮苦孩子，中國現代的許多知名人士都曾就讀於教會學堂。傳教士在中國開辦了很多醫院，這是在中國最受歡迎和最受爭議的舉動。教會醫院以免費就診的實惠和西醫的驚人療效，在極度缺乏醫療條件和技術的中國逐漸被國人接受。美國傳教士伯駕在廣州開設的醫院以治療白內障而名聲大噪。傳教士們還開設了不少社會慈善機構，比如孤兒院、養老院等等。無論是設立教育機構還是醫療慈善機構，除了“幫助他人”的宗教情緒之外，最主要的目的還是要和中國人拉近距離，達到發展中國教徒以及符合本國其他利益的最終結果。這一點，傳教士們並不掩飾，美國傳教士伯駕曾經在他創辦的“中華醫藥傳教會”的宣言中明確地說：

本會的宗旨……是要鼓勵在中國人之間行醫，並將 賜予我們的科學、病例調查和不斷鼓舞我們的發明等有 益的知識提供一部分給他們分享……我們希望，我們的 努力將有助於推倒偏見和長期以來所抱的民族情緒的隔 牆，並以此教育中國人，他們所歧視的人們是有能力和 願意成為他們的恩人的……我們稱呼我們是一個傳教會，因為我們確信它一定會推進傳教事業……利用這樣的一個代理機構，就可鋪更高處的道路，贏得中國人的信任和尊重，它有助於把我們同中國的貿易及其一切來往置於更嚮往得到的地位上，也可為輸入科學和宗教打開通道。（《中國叢報》183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