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中華帝國的失敗結束，這是外國勢力依靠大炮打開中華帝國大門的一年。從此，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又一次公開並且合法化了，因為，標誌着戰爭結束的條約中明確寫有這樣一條：允許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自由傳教。

據說，這一條本來是“允許外國傳教士在開放口岸自由傳教”，但是，形成正式文本的時候，中國官員們發現“開放口岸”改成了“中國內地”。這是翻譯人員做的手腳，在和洋人談判的時候，在帝國官員和洋人之間擔任翻譯的都是傳教士——也只能是傳教士。

來到中國執行“上帝旨意”的外國傳教士們把在這塊土地上傳教的種種困難都想到了，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現實：絕大部分中國人在他們生存的深層意識中根本不需要耶穌和天主。西方的宗教與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思維定勢風馬牛不相及。更令中國人氣憤的是，在外國洋槍洋炮林立中國海岸的背景下，對中國道德倫理一知半解的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的地方事務中逐漸擁有了相當的特權：他們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享有“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他們在中國土地上觸犯了法律，只有他們的“領事”才有權“按照他們的法律”進行處理。對中國國情不甚了解的外國傳教士很快就學會了中國的等級制度，他們和帝國的官員一樣也分成若乾等級，開始與帝國的官員們平起平坐。教會中的主教官職相當帝國中的一品大員，與總督和巡撫平級；副主教與帝國的司、道平級，神父和牧師與帝國的知府、知縣平級。這樣，教會實際上成為並列於帝國各級政權權力機構的另一個“政府”。中國百姓即使見了知縣這樣的地方小官也要跪下磕頭，而自從有了傳教士，中國百姓見了外國傳教士和他們的妻子，同樣也要磕頭，因為主教或者神甫的妻子按照“級別”規定是一品大員和一品夫人，同樣坐的是中國轎夫抬的轎子。

有特權的傳教士們大量地插手帝國地方事物的管理，干涉法律的實施，包攬官司的判別，利用特權強行霸占土地……教會如此蠻橫，那麼，入了西方教會的中國教民們便不再是普普通通的中國人了。於是，從那時起，中國史書上開始頻繁地出現一個血淋淋的詞彙：教案。

第一次鴉片戰爭剛剛結束，帝國內的教案就發生了，起因是英國傳教士違反“不得越界活動”的約定，跑到江蘇去傳教去了，結果在渡河的時候，與中國漕船的水手發生衝突，被當地的帝國官員護送回教堂。這本來是一件小事，但是，英方抓住機會大做文章，要求必須“懲辦兇手”，如果帝國政府不答應，就“不惜發動一場戰爭”——英國軍艦奉命扣留了1400艘中國商船。結果，帝國政府妥協，將江蘇地方官員“革職”，漕船上的10名中國水手“枷號示眾”，其中兩名“主犯”被判以流放。

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的屈辱使中國普通民眾與西方教會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以致全國各地釀成數起大規模的“教案”：貴州的一個法國傳教士以及八個中國教徒被殺；廣西桂平的非教徒與教徒發生衝突，中國人將教堂燒毀；重慶因傳教士強占土地修建教堂，結果全市商人罷市，學生罷考，美、英、法教堂洋房被燒毀；山西的一個傳教士不允許當地教民出資參加演戲酬神活動，破壞了當地的傳統習俗，結果導致大規模的衝突，山西巡撫給皇上的奏摺中說：“奉教者依持教眾，欺負良民。而不奉教者亦輕視教民，不肯相下。”揚州的一家 外國傳教士辦的育嬰堂發生大批中國嬰兒死亡的事件，導致萬名中國百姓圍攻教堂，他們對傳教士的痛恨幾近不共戴天。

發生於1870年的“天津教案”引發的後果最為嚴重。起因是天津發生一起誘拐兒童事件，牽扯到法國教堂。當地傳說外國傳教士殘害中國兒童，把中國嬰兒“剜眼掏心”，製成藥材，甚至傳說教堂里有整整一罈子兒童的眼睛。在雙方各執一詞的爭辯中，外國人開槍打傷了中國群眾，結果大批中國人擁入教堂，殺死20多名外國人，燒毀多處洋人住所。其實，關於傳教士用中國嬰兒製造藥材的說法純屬流言，而一些中國的地痞流氓入了洋教後恃洋人為後台為非作歹傷害平民的事實是真。“天津教案”的結局依舊是帝國官方的妥協：15名 中國人被處以死刑，21人充軍，天津知府、知縣等官員被發配黑龍江，帝國政府賠償外國人白銀46萬兩。

從此，關於外國傳教士的魔鬼行徑在中國越傳越廣。為此，曾國藩曾在給朝廷上一份奏摺專門“闢謠”：

臣等伏查此案起釁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牽涉教堂，並有挖眼剖心，作為藥材等語，遂致積疑生忿，激成大變。……惟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貼，或稱教堂拐騙丁口，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稱教堂誘污婦女。厥後各處案雖議結，總未將檄文揭貼虛實辨明白。此次應查挖眼剖心，竟無確據，外間紛紛言有眼盈壇，亦無其事。蓋殺孩壞屍，采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尚不肯為，英、法各國豈肯為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其事。（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二《曾文正公奏天津教案答□□□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上冊第152～154頁。）

帝國重臣的一紙奏摺抵擋不住中國眾多張嘴傳來傳去。“天津教案”之後，各地教案不但頻發，而且往往造成大規模的流血，中國人稱之為“鬧教”。僅摘當時《申報》數條新聞題目便可見“鬧教”形勢之一斑：《鬧教之案次第而興，如蕪湖，如安慶，如金陵》，《今年教堂滋鬧之事層見迭出》，《鬧教一案，蔓延長江一帶，更延及內地》，《房屋財產悉付劫灰，更有傷斃人命之事，歷來有鬧教之案，從無此烈》。

一張匿名的“告示”出現在江西各地，名為《撲滅異端邪教公啟》，令外國傳教士和中國教民無不心驚膽戰：

江西闔省士民耆庶，為公立議約事：照得外夷和議，願為通商牟利，我天朝皇帝，念其奔走跋涉，曲允其請，以示懷柔遠人之意。乃有奸民羅安當、方安之（註：前者為法國傳教士，後者為中國教民。）倡行邪 教，煽惑愚民，甚至採生折割，姦淫婦女，錮蔽幼童，行蹤詭秘，殊感痛憾。本年二月，經闔省義民，齊心拆毀天主教堂，泄我公憤。正欲誅殛羅、方兩賊，惜彼先期逃遁。近聞他赴京控訴，慫恿他國領事官來文，膽敢問我撫台大人，要賠還銀七萬兩……為此遍告同人，共伸義憤。倘該國教士膽敢來江蠱惑，我等居民，數十百萬，振臂一呼，同聲響應，鋤頭扁擔盡做利兵，白叟黃童悉成勁旅。務將該邪教斬除淨盡，不留遺孽，殺死一個，償爾一命。殺死十個，償爾十命。其有中國人投習彼教者，經各鄉族長查出，不必稟官，共同處死，以為不敬祖宗甘心從逆者戒。（《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第34～35頁。）

3、肚子裡的氣和雲彩里的雨

義和團乩語：

神助拳，義和團，

只因鬼子鬧中原。

勸奉教，自信天，

不信神，忘祖仙。

男五倫，女行奸，

鬼孩俱是子母產。

如不信，仔細觀，

鬼子眼球俱發藍。

天無雨，地焦干，

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發怒，仙發怨，

一同下山把道傳。

非是邪，非白蓮，

念咒語，法真言，

升黃表，敬香煙，

請下各洞諸神仙。

仙出洞，神下山，

附着人體把拳傳。

兵法藝，都學會，

要平鬼子不費難。

拆鐵路，拔線杆，

緊急毀壞火輪船。

大法國，心膽寒，

英美德俄盡消然。

洋鬼子，盡除完，

大清一統靖江山。

（《義和團乩語·其一》，載《義和團史料》。）

洋人們認為，漢語中有一個字最難解釋明白，英語將其委婉地翻譯為“憤怒的物質”——這個漢字就是“生氣”、“氣憤”或者“氣概”的“氣”。

帝國農民的肚子裡充滿了“氣”。他們同時認為，他們的“神”的肚子裡同樣也充滿了“氣”。儘管沒有一個帝國的農民能夠清楚地說出他們的“神”是誰或者是什麼。

說帝國的“神”發怒了，不如說是帝國的農民發怒了。帝國的農民就是威力巨大的中國“神”。

農民問題是帝國一切問題的要害。中華帝國從它開始成為一個國家時起，就始終是一個農民的國家。千百年來，無論馬力多麼大的蒸汽機都改變不了中國的這個現實，原因很簡單，在這個擁有着世界上最龐大人口的帝國內，90％以上的人口是從事農業耕作的農民。如果說這個體積巨大的帝國是一座結構複雜的建築物，帝國的農民就是這座建築物的地基。

但是，這個地基是一層鬆散的沙土層。

廣袤的帝國土地上遍布着農民的村落。平原上一望無際的青紗帳，貧瘠的崇山峻岭中細碎的梯田，光脊梁的壯年、樹陰下的老人、石磨邊的女人，骯髒簡陋的農舍里昏暗之處因為飢餓而啼哭的孩子，即使春天有牽牛花開放，花陰下窩着的狗依舊無精打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千百年來帝國村落的景色不變。

帝國的農民是世界上最認真計較的人，也是最提心弔膽的人，他們可以為了一根乾枯的莊稼稈而爭吵，處於社會最底層的最貧困的生活使他們必須如此。帝國的農民時刻擔心着他們沒有力量抗拒所有的力量：揚着下巴的官員、行蹤不定的土匪、說一不二的村霸和反覆無常的氣候。他們幾乎從來沒有類似“國家”或者“集體”的概念，因為只要交納了賦稅，“國家”和“集體”就把他們忘乾淨了。不管向他們收賦稅的是什麼人，帝國的農民不知道自己的皇帝是誰並不是笑話。土地極度遼闊和個體經營方式使帝國農民的鬆散程度曾經令許多外國學者感到不可思議。

19世紀末，帝國官員的數量和他們應該管理的人口數量不成比例，儘管帝國的上層衙門人浮於事結構臃腫，但是管理地方事務的基層官府編制卻極其精練。帝國的近代史料中，常見有縣、鄉衙門稱謂牌子的記載，而沒有按時“上班”的官員的花名冊。於是，帝國的許多農民一輩子也沒見過任何一個政府官員。帝國的農民自己“管理”着自己。鄉村裡的富戶們依仗財大氣粗製定出的夾雜着風俗、神話和巫術的“鄉規”，將帝國的農民禁錮在物質和精神極度貧瘠的狹窄空間之內。帝國農民的生存需求普遍維持在生命需要的最低點上，他們因此而成為世界上最勤儉最耐勞的種群。他們沒有遺漏自然界中任何一種吃下去不會中毒死亡的東西，田野中的各種野菜、河溝里小手指大小的魚、海灘上紐扣大小的貝類，全都是他們活下去的希望。枯草和小樹枝被老人和婦女小心地拾起來當做燃料，收割莊稼的時候，孩子們幾乎趴在地上將散落的糧食顆粒拾起。中國的烹調技術是世界一流的，但是對於帝國的農民而言，是肚子而不是口味決定着他們吃什麼，他們甚至不能奢望吃飽。

帝國大廈的地基是流沙。因為帝國最廣大的農民世代依靠着最偶然、最渺茫、最不定的因素生存着，那就是：地里的莊稼長勢如何。所以，任何一個異常因素的影響——雨下少了，風颳大了，蟲子多了，兵荒馬亂了——這個龐大的帝國便會搖搖欲墜。

儘管中華帝國的疆土橫跨地球上最適於耕種的氣候帶，但大自然卻似乎從來沒有格外關照過這個人口最多、最需要糧食的國家。帝國農民敬仰的老天爺在管理天氣上和這個帝國政府執行其職能一樣，常常一塌糊塗。

帝國的晚期，好像要驗證中國人一直相信的關於朝代沒落同“天象兇險”有關的觀念一樣，自然災害中的水、旱、風、蟲、疫、霜、雪、火接二連三地降臨了。晚清後50年裡，僅見於官方記載的受災地域就閉達18111萬州縣次，具體到一個省，如直隸，受災的村莊達到20萬個。在所有的災害中，以水、旱兩災最為嚴重。晚清後50年裡，中國全國發生水災達236次，海河流域涉及的受災地域達3237州縣次，每年平均有40個州縣淹沒在渾濁的洪水裡。長江流域也連年洪水泛濫。而“華夏水患，黃河為大”，流經中華帝國腹部的黃河，是這個星球上最古怪的河流。它是哺育世界上最早的人類文明的搖籃，同時也是扼殺人類生命的最兇殘的兇手。它那獨一無二的金黃色河水衝擊出太平洋西岸的大平原後，兩岸脆弱的河堤因抵擋不住年年抬升的洶湧河水而一次又一次地潰決。晚清末期，這條大河平均兩年便大規模決口一次，有的年份一年決口數次。開封西北三十里堡黃河堤防的一次決口瞬間便把偌大的一座城市全部淹沒，數百萬人失去生命。1898年6月，黃河在山東東阿縣決口，附近的數縣一片汪洋。山東巡撫張汝梅奏稱：“本年黃河水之大，雨水之多，為數十年未有，而災情之重，災區之廣，亦為近數十年所罕見。”（《文史知識》2000年第9期，總第231期，中華書局，第17頁。）

然而，對19世紀末帝國農民的生存威脅最大的還是旱災。那一段時間，全國連續發生的大旱達140次，就連湖泊縱橫、河流密布的帝國的南方也頻頻告急：江山縣大旱，河流枯竭；鎮海縣大旱，舟楫不通；蕭山縣大旱，河床裸露；鎮河縣大旱，稼禾盡焦；四川連續發生 “壬寅大旱”和“甲辰大旱”，遍地餓殍，慘絕人寰。更嚴重的旱災發生在帝國的北方，涉及山東、河北、山西、陝西、河南，受災面積之廣、災民數量之多世所罕見。河南“自春至夏，雨澤逾期，旱象日見”，山東“夏季歉收，秋稼未登”。山西無處不旱，“待賑饑民逾六百萬之眾”。陝西渭河流域40個縣受災，“死亡枕藉”。

靠天維生的帝國農民的生命極其脆弱，天若數月不下雨，他們就大批死亡，如同野草。晚清最後幾十年因為天災死亡的農民的數字無從查考，但絕對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因為僅據有關史料的記載就可以看出一個大概：山東、陝西水災和浙江地震，死亡28萬人；直隸水災以及河北大水、甘肅大旱，死亡1500萬人；黃河決口、蝗災波及河北、山東、河南和湖北 ，死亡800萬人安徽、陝西、山東旱災，死亡1000萬人以上。光緒“丁丑奇荒”中，僅山西一省就死亡500多萬人，這個數字占該省總人口的1/3。

沒有死的帝國農民開始了大規模的逃亡。山東黃塵滾滾的土道上，河南荒蕪的田野上和河北乾涸的河床邊，數百萬流民在絕望中行走。他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孩童啼哭，成人無淚。為了生存，人人相食的現象時有發生——“有一家食過小孩數個者，有一人食過九個人肉亦自死者”。面對如此鋪天蓋地的災難，帝國政府通常的賑災辦法是設立“粥廠”。北京六門外的“粥廠”調撥官倉大米15萬石。但是，在帝國的國土上依舊有越來越多的災民餓死在城牆之下、荒野之中。對於上千萬的災民來講，“粥廠”無異於杯水車薪。帝國政府害怕發生“民變”，於是禁止流民流動。清代學者俞樾的《流民歌》云：“不生不死流民來，流民既來何時回？欲歸不可田無菜，欲留不得官吏催。今日州，明日府，千風萬雨，不借一廡。生者前引，死者臭腐。吁嗟乎！流民何處是樂土。”（（清）俞樾《流民歌》， 轉引自《晚清遺影》，孫燕京主編，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180頁。）

擺在瀕臨餓死的帝國農民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等待死亡和鋌而走險。

聚集在黃河兩岸這個帝國北方人口最密集的耕作區裡的農民，皮膚顏色與那條大河一樣，性格特徵也和那條大河一樣。

19世紀的最後一年，魯蘇豫皖交界地區饑民萬千成群，魯南十餘萬饑民向蘇皖流徙，然 後又流回原籍。從山東曹縣流動到開封的饑民被遣送回鄉的有7萬之眾。河南虞城童振青帶頭鬧事，安徽渦陽劉疙瘩、牛世修也帶頭鬧了，這是走投無路的帝國農民鋌而走險的信號。

朝廷立即傳電指示江南、安徽、山東、河南和直隸五省迅速調遣兵力，“合力剿辦”。而那支已經被帝國平原縣令蔣楷率領的官軍打散了的義和團首領朱紅燈，此時又重新糾集起隊伍，而且隊伍還是最龐大的。當官軍出動與這些造反的農民接火的時候，他們驚異地發現自己立即陷入了一種不知所措的境地：這些造反的農民所做的最激烈的事情是毀壞教堂、追殺外國傳教士和入洋人教會的中國教民。他們的口號竟然是充滿“愛國精神”的字眼兒：“扶清滅洋”——飢餓的帝國農民們標榜他們是來“保衛帝國一統江山”的。而更讓官軍們尷尬的是，在這些農民高舉着的代表義和團的紅色旗幟中，居然醒目地飄揚着一面明黃色的巨大帥旗，上面赫然寫着一個大字：“毓”。

明黃色，帝國皇家的專用色彩。

“毓”，山東巡撫毓賢的權力標誌。

毓賢，一位在中國近代史上頗有爭議的帝國官員，他的政治生涯只有短短的兩年，但他從小小的曹州知縣開始，最後竟成為世界聞名的“禍首”。雖然他的名字在帝國歷史中幾乎轉瞬即逝，但其暫短的官員生涯軌跡足可以成為一本涵蓋中國近代民族性格和民族特徵的大書——他是帝國官員中極端理想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典型代表，為人處世極端幹練又極端愚蠢 。

毓賢在曹縣當縣令的時候是個有名的賢吏，不貪污，不受賄，“勤政事”，“勵操守”。但他同時又是一個“酷吏”，行刑嚴酷，殺起人來表情平靜自然。他最著名的行為是“為拳匪張目”。——可以說，他是在整個帝國內第一個明確支持義和團的官員。1899年，他接替張汝梅繼任山東巡撫，此時正是義和團發軔之時。他痛恨外國勢力支持下的教會“恃勢橫行”，就從袒護反洋教的義和團開始，進而成為堅定的“滅洋教即是滅洋人”的官員。《凌霄一士隨筆》中說他“其心則不無可諒，不學無術害之也”。但是，在帝國，哪怕是縣令一級的官吏，必是飽讀詩書之人，在學識上和帝國的農民們比，毓賢可謂“大知識分子”了，說他“不學無術”是站在後人角度上的評價。而在當時，也許正是他的“學問”使他更深刻地看到了西方的宗教勢力對帝國政權穩固的威脅，他從另外一個角度與帝國的饑民站在了同一立場上。後來帝國的官方史冊把他列為“禍國殃民”之列，除了外國勢力對他的攻擊外，他的行為客觀上確實把帝國推入了無邊的苦難之中。《清史·本傳》中記載毓賢的“罪行”為：“護大刀會尤力。匪首朱紅燈構亂，倡言滅教，自稱義和拳，毓賢為更名為‘團’，建旗幟皆署‘毓’字。教士乞保護，置勿問，匪浸熾。法使詰總署，乃征還。”——大刀會，興起於山東的另一個農民幫會組織，是發起義和團的幾個農民幫會組織中的一個。帝國的一省大員支持蜂擁而起的饑民們，甚至幫助饑民把“義和拳”改名為“義和團”，實乃帝國歷史中罕見。毓賢很快被革職的原因，是法國人為帝國居然有這樣的官員而“責問”了帝國的“外交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毓賢被革職後，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妥，於是來到北京，奔走於各個皇親貴族政府要員的府邸，大肆為已經形成造反規模的饑民們宣傳。他宣傳的重點是“拳民神助”，說那些殺洋教士的農民個個有神仙般的“法術”，而得到了“神”幫助的事情絕對是符合帝國利益的。事後證明，當時接受了他的宣傳的帝國大員為數不少，而他們都能對帝國歷史的發展起到重要的影響。後來，隨着時局的變化，當帝國政府“需要”義和團的時候，毓賢作為慈禧太后的得力幹將被重新任命為山西巡撫。結果是，他在山東沒有來得及幹的事在山西很快就顯出政績了：他把山西境內的外國傳教士，連同他們的家眷、孩子以及大部分中國教民，統統殺了。

當平原縣令蔣楷開始逃跑又由於官軍的增援又殺回來的時候，朱紅燈跑了，據說是坐着轎子跑的。朱紅燈，這個義和團初期的首領，在饑民中威風凜凜。他身披紅衣，出門坐轎，前呼後擁——皇帝般的架勢是帝國歷史上所有造反農民首領的共同特徵。朱紅燈說：“天下義和團命令你們某月某日到某地，不遵者砍頭。”所有的饑民就都不折不扣地執行。但是，他在戰鬥中跑了，和以後義和團經歷的所有嚴酷的戰鬥一樣，死亡的全是普通的團民。在跑了的朱紅燈和義和團團員們開始絕望的時候，一個好消息傳來了：那個叫做毓賢的巡撫，把追殺他們的縣令蔣楷和軍官袁世敦撤職了。朝廷的諭旨是：

山東平原民教構釁，知縣蔣楷辦事謬妄，即行革職。營官袁世敦行為孟浪，縱勇擾民，一併革職。（《山東義和團案調查資料選編》，轉引自《最後的神話》，張建偉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171頁。）

雖然這僅僅是一個罷免縣級官吏的普通文件，但是正是這樣的一個看似普通的文件，卻影響了以後帝國的整個歷史。

既然那個叫做毓賢的政府大員支持他們，那麼，他們就是這個大員的“部下”了。於是，黃色的“毓”字旗在滾滾黃塵中飄揚在了帝國北方乾裂的土地上。在長清和荏平，饑民們殺了外國天主教神父，對教民所在的村莊進行了大規模的搗毀。在博平，他們一口氣洗劫了四個村莊的教民。在荏平縣，饑民們燒了張莊，搶走了教民的全部財產。

帝國的農民是不會知道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做“界線”的，更何況世代備受壓迫的他們自古就有一旦群而起之就有膽量為天下所罕聞之事的習慣。

朱紅燈們的搗毀對象很快就開始蔓延。義和團們需要銀子、糧食和其他財物，貧困者的隊伍不斷擴大，劫走教民和教堂的財物已不能滿足生存與行動的需求。有史料證明，僅僅在一個月之內，打着“毓”字大旗的朱紅燈們平均每天搶劫三個村莊。銀錢、糧食、棉花、衣物、大車、牲畜等均在他們需要之列。

義和團，這些飢餓的帝國農民瞬間就已經不再是農民了。

1899年年底的一天，對財物的分配不均終於導致了義和團的內訌。朱紅燈和其他兩個首領爭吵，團員們和所有的首領們爭吵。在神拳們的一片“殺”聲中，朱紅燈獨自逃亡了。雖然他在逃亡時脫下了義和團的“官服”，並且潛入了夜色中的田野，但還是被義和團團員們抓住了——帝國的農民即使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也一樣熟悉他們的土地。另外兩個首領也被義和團團員們“送了官”。12月24日，朱紅燈等三個義和團首領被押往山東省城濟南，當日就被砍了頭。

這時的山東巡撫是袁世凱。

袁世凱，這個已經在“戊戌政變”中進入了帝國歷史的人物，繼毓賢后出任山東巡撫。他與毓賢的區別是，他殺義和團，而且殺得十分兇狠。對於精通軍事的袁世凱來講，和幾個饑民作戰不用費什麼力氣。他堅決地維護地方治安，鼓勵每個村莊組織自衛武裝，孤立到處流動的義和團並且分而擊之。他發布通告：凡是“團匪”，格殺勿論。於是，沒過多久，山東境內的義和團基本上銷聲匿跡了。

山東義和團的消失，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被史學家們忽視了的一個情節：山東下雨了。

1900年4月，正是義和團“舉事”的那個地界——直魯交界處，春風鼓動起一片片雲彩後，“老天爺”下了一場透雨。飢餓的農民們立即看到了生存的希望。無論如何，莊稼能夠生長起來，比當拳民要美妙得多。中國農民所奉行的現實主義生活觀效果極其明顯。用不着 袁世凱“格殺勿論”，農民們很快就變得溫順起來，他們終於可以在雨後的土地里播下種子，並且可以欣慰地想像到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們肚子鼓脹起來的樣子了。

但是，山東那片有雨的雲彩沒有飄到僅百里之外的河北。河北全省自開春以來依舊滴雨未下。農民們播種的希望和所有的憧憬眼巴巴地等空了。

義和團運動進入了河北。

河北的義和團，是造成不久以後帝國巨大災難的主力軍。

河北義和團告示一：

茲因天主耶穌教，欺神滅聖，不遵佛法，怒惱天地，收起雨澤。（包士傑輯《拳時上諭》附《增福財神李告白》，載《義和團》。）

河北義和團告示二：

竊有天主教，由咸豐年間，串聯外洋人，禍亂中華，耗費國幣，拆廟宇，毀佛像，占民墳，萬惡痛恨，以及民之樹木禾苗，無一歲不遭蟲旱之災。國不泰而民不安，怒惱天庭。（包士傑輯《拳時上諭》附《京都順天府宛邑齊家司馬蘭村義和團曉諭》，載《義和團》。）

河北義和團告示三：

只因天主爺、耶穌爺不遵佛法，大悖聖道，不焚香，蔑視五倫。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百萬神兵，傳教義和團神會。待借人力扶保我中華，待逐去外洋，掃除別邦鬼像之流後，即降時雨。（《文匯報》編《義和團起義》，第9～10頁。）

天不下雨，是那些傳播和信奉外國教義的傳教士和教民們所犯的罪孽褻瀆了中國的“神”的後果。不承認祖先和父母值得尊重的地位而只“孝敬”上帝，不信孔子或者其他中國的“神”，強行占據土地建教堂，眼睛的顏色是藍色的，胳膊上有顏色極不正經的毛，所有這些問題都歸結成了一個事實：洋人是邪惡的妖魔，妖魔使帝國土地上的莊稼遭了殃。

“天無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無論是將信將疑的還是堅信不疑的帝國農民，一致興奮地接受了這個口號——因為他們全都對生活絕望了，而現在他們終於有了一個明確的“敵人”，有了一個可以盡情發泄不滿的進攻目標。

他們高唱道：“義和團，為了王，今年的棒子長得強！”

乾柴烈火，風起雲湧。大批絕望的河北農民加入了義和團。

中國歷史上農民造反至少有三個前提條件：遭受着精神與肉體的極度悲苦；發生了規模巨大的自然災害；產生出逃離現實苦難的強烈願望。

1900年，帝國北方的農民具備了這三個條件。

義和團團員們成群結夥地挨家挨戶“征米麵”，沒有一戶人家敢於拒絕。有了糧食，搭起爐灶，支起大鍋，所有的人一塊吃，食物翻煮的香氣飄散得很遠很遠，於是更遠的饑民也跑來了。登上個名字，再叩個頭，就算“在了拳，吃上了飯”。

有外國傳教士問那些表示願意入教的帝國農民“為什麼要信奉天主”，農民們的回答是：“給錢給糧咱就信教，不給錢我還餓着就鬧教！”

帝國農民的騷亂引起了外國人的警惕。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把帝國土地上出現的一個叫做“義和團”的農民組織的反洋傾向，向英國的外交大臣做了書面匯報。他在匯報中特別談到中華帝國的氣候問題：“天降甘霖是如此的不可預期，久旱不雨，對義和團來講不啻天賜良機。當朝廷屢屢向他們頒發賞賜，以致當個團民比留在仍苦於乾旱的鄉間更加便於生存時，貧瘠的北方農民做出如此選擇就更不足為奇了。”但是，此時的竇納樂依舊很樂觀：“我相信，只要下幾天大雨，消滅了激起鄉村不安的長久的旱象，將比中國政府或外國政府的任何措施都能更迅速地恢復平靜。”（《英國檔案館所藏有關義和團運動的資料》。載《義和團史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62年5月第一版。）在竇納樂信的後面，附有4月29日北京西城張貼的義和團揭貼：“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搗亂所致……消滅洋鬼子之日，便是風調雨順之時。”

過不了多久，包括竇納樂在內的所有洋人的樂觀的情緒就會被突然降臨的災難一掃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