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洋人不是人

義和團的農民們認為，洋人的眼睛之所以是藍色的，那是因為他們沒有倫理道德的結果。因而，洋人不是人。

中國人對洋人的鄙視，顯然最初來自於對西方人相貌的不解。在沒有見到過真正的洋人 之前，中國人曾經強烈地認為，除了中華本土之外，外面的世界即使有“人”，也是一群類似人的動物，中國人把他們稱之為“蠻夷”地處文明邊緣的、愚昧野蠻的“人”。這些“類似人”的人要不就是大腦袋，小身子，三個耳朵，一隻眼睛；要不就是根本沒有五官，臉部一片模糊；要不就是看上去仿佛是人，但是不會說“人話”，只會牛一樣地吼或鳥一樣地鳴。後來，西方的洋人們真的來了，雖然他們組成“人”的各種器官與中國人沒什麼兩樣，都是兩隻眼睛、兩隻耳朵、兩條腿和一個鼻子，但這些看上去像“人”的傢伙們實在是醜陋不堪：蒼白和帶有紅斑的皮膚，紅色或者黃色甚至是白色的頭髮，藍色、褐色或者雜色的眼球，深深陷入眉骨的眼窩，高高聳立的如同某種鼠類尖吻的鼻子。洋人們的所有特徵無不證實着中國人的猜想：洋人和野獸很接近。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後，中國人始見大批真正的洋人。有一位叫做汪仲洋的中國文人用文學的筆法描繪了他初次看見的英國士兵：

鷹鼻，貓眼，紅胡，雙腿不能彎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了中午就不能睜開。（阿英編《鴉片戰爭文學集》，第191頁。引自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下） 182頁。）

在鴉片戰爭中，雖然中國人倒下的多，洋人倒下的少，但是作為帝國的高級官員，兩江總督裕謙對英國人不能彎曲雙腿的事情還是給予了證實，他在給帝國政府的奏摺中說：“他們如果挨打，便會立即倒下。”

1894年在美國紐約出版的由美國人亞瑟·亨·史密斯撰寫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 s》一書(日本人譯為《支那人氣質》，中文譯為《中華民族特徵》)，記述了這個美國人在中國生活多年的真實體會：

許多年來，中國人一直受到周圍民族的奉承，一直生活在一種他人低賤、我自尊大的氣氛中。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態度，無論是官方的還是非官方的，都不是一種尊重，即使中國人不輕視我們，也要處處表現出他們的屈尊，如在恩賜我們，這就是我們眼下的處境。（《中國人的氣質》，（美）亞瑟·亨·史密斯著，張夢陽 、王麗娟譯，敦煌文藝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70～71頁。）

史密斯，美國傳教士，生於1845年，死於1932年，在19世紀與20世紀交替的年代裡，他在中國生活了50年之久，和其他洋人一樣，他在中國飽受了中國人的輕視。

中國人對洋人的服飾十分看不慣，認為他們的服裝緊緊地包裹在身上，顯然是沒有更多的布的緣故，於是永遠是一副寒酸的樣子。他們西服的巨大的領口露出內衣，而燕尾服在屁股後面開一個大縫，還釘着根本沒有用處的兩顆扣子，簡直不成體統，莫名其妙！至于洋女人穿的那些有傷風化的衣服，就更別提了。

洋人居然聽不懂中國話！任何一個洋人，如果聽不懂中國話，連中國的苦力都會看不起他。洋人們常常看見中國女傭人在吃吃地竊笑，原因是：瞧，他根本聽不懂！洋人聽不懂中國話，即是聽不懂“人”話，顯然是智力低下的原因。

洋人們沒有禮貌。他們不會作揖，不會磕頭，不會像“文明人”一樣走路不緊不慢地踱四方步，他們永遠匆匆忙忙的像沒頭的蒼蠅。一個據說有很高地位的洋人要會見中國的官員，中國人跑出來想看看這位洋人的豪華儀仗，結果中國人只看見了兩輛馬車和一個僕人，據說那個僕人還兼做廚師。中國人在極其失望之後就有了極度的輕視。

洋人不懂得生活的規矩：兔子一樣吃生冷的蔬菜，狼一樣吃生冷的肉。洋人的身體看上去蒼白得令人害怕，他們無論年齡大小都拄着拐棍，青天白日還打着雨傘。洋人們捲曲的頭髮永遠別想編成一條像樣的辮子。洋人不會吆喝牲口。1860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時，由於不會用中國人的“吁”、“駕”等吆喝牲口的話，結果弄得給他們馱炮的中國騾馬滿街亂跑，引得中國人在一旁看着，直覺着洋人怎麼這麼笨。

洋人沒有“男女授受不親”的概念。他們經常男女摟抱在一起扭來扭去。他們在公開場合放肆地親他們不認識的一個女人的臉蛋。

洋人們沒有孝敬父母的觀念，這也許就意味着他們每個人的來歷不明確，因此他們眼睛的顏色很不正經。

洋人們帶來的一些機巧的東西也着實讓中國人不知說什麼好。馬蹄表、火柴、玻璃、洋布——問題不在於這些東西的實用性，而在於這些東西都傳達出一種說不出來的稀奇古怪的氛圍。中國人至今對這樣的洋玩意兒依然備感新奇，但往往又用斜着的眼神將其視之為：洋里洋氣。

保齡球和桌球——1882年3月《申報》有《觀打彈記》一文，寫道：“打彈之戲向惟西人為之，華人有窺之者輒遭斥焉。今則華人亦皆能為之。”（《申報》1882年3月3日。）保齡球為“大彈”：“大彈則心力俱准，一舉而擊倒十椿。”桌球為“小彈”：“小彈則曲折如意，一手而連數十 。”（《申報》1886年4月6日《論中國之仿西法但得其似而不得其真》；6月6 日《論華人習西法之弊》。）但是，不管“大彈”、“小彈”，到了中國人手裡，立即成了賭博的玩意兒。於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更加認定了這樣一條信念：洋人的玩意兒定會傷風敗俗。

電燈——中國人最初看見電燈的反應是充滿恐懼：“創議之初，華人聞者以為奇事，一時謠諑紛傳，謂為將遭雷擊，人心洶洶，不可抑制。”（徐珂《清稗類鈔》第12冊《電話器電燈》，第6038頁。）但是，沒過多久中國人又喜歡上了電燈。洋人在街上豎起了幾盞燈，中國人上街欣賞。1882年11月7日《申報》載《論電氣燈之用》一文這樣報道：“每夕士女如雲，恍游月明中，無秉燭之勞，游觀燈之樂。行者，止者，坐於榻，倚於欄者，目笑而耳語者，口講而指畫者，洵可謂舉國若狂矣。”（《申報》1882年11月7日《論電氣燈之用》。）

眼鏡——在中國人眼裡，眼鏡第一位的功能不是糾正視力，而是一種新奇的時髦裝飾。《清稗類鈔》記載：“自光緒中葉以後，婦女之好修飾者，亦皆戴之以為美觀矣。”（徐珂《清稗類鈔》第13冊，第6219～6220頁。）

讓中國人驚訝的還有西洋的照相術。1885年王韜日記記述：“同往法人李關郎舍。關郎善照影，每人需五金，頃刻可成。益齋照得一影，眉目畢肖。”（《王韜日記》1858年10月25日，第23頁。）1883年《申報》刊登《論引見驗看代以照相說》一文，主張把目前政府選拔官吏時被選拔者必須親自到京接受“驗明正身”的制度，改為政府查看被選拔者的照片即可，說這樣可以杜絕官場上的行賄受賄現象。結果，一個參加選拔的候補官員認為既然讓交照片，交上一張就是了，於是在街上買了一張洋人印刷的美女照片送了上去，奇怪的是，他被帝國政府選中了。（《汪穰卿筆記》曰：“某部試錄事，試日，印結之外需照相片。一日，所司偶檢之，乃有一女照片，大驚，然其人已取矣。複試日，俟其人至詰之，直認為彼所交者，且曰：吾平生未照相，而此間乃須此，期又迫，姑購諸肆，烏知其為男歟女歟！”汪康年：《汪穰卿筆記》，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39～40頁。）

洋車的輸入，令中國人的情緒更加複雜。1874年中國報紙就有廣告：“有外國小車出賃”，“格外奇巧，客商欲坐者，請至本行雇用”。所謂“外國小車”，就是從日本傳入中國的人力車，中國人俗稱“洋車”。此車膠皮兩輪，需人拉，車夫快跑如飛，風雨無誤，百年 之內一直是中國城市裡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日本人在內的來到中國的洋人無不坐此洋車。中國從此多了一個平民行業，此行業百年來養活了不少中國貧民，還養活了不少靠賣文度日的中國文人——那些乘坐洋車的洋人指路時用文明棍敲中國車夫的氈帽，催促車速時則 用腳踹中國車夫的後脊梁，此種種帝國主義行徑成了近代中國文學描不完寫不盡的傷感素材 。

洋人無論如何是低賤的，他們就是把中國車夫的洋車砸了，中國人在骨子裡也是這樣認為的。有中國著名的一部話劇中的著名的一句台詞可以為證：以裝神弄鬼為業的窮極潦倒者唐鐵嘴在向國人演示他是如何把英國人製造的海洛因放在日本人生產的鬆軟的煙捲中時說：“東洋的煙捲，大英國的白面，洋人們一塊兒侍候我一個，這不是福氣？”——這部著名的話劇就是在中國久演不衰的《茶館》。

從帝國的官員到帝國的農民，他們對洋人鄙視的觀點驚人的相似：非我族類，其人必異。因此，對于洋人的一切，中國人向來是傾向於剔除的。大學士倭仁為了避免在可能和洋人接觸的總理衙門“上班”，故意從馬上摔下來而請長假。當朝廷免除了他的職務後，他的摔 傷“豁然痊癒”。同樣不願意“侍候洋人”的帝國官員是另一個需在總理衙門“上班”的鄧承修，他上奏朝廷堅決要求免去自己的職務，說他“寧願戰死疆場”也不願意和洋人打交道。大學士徐桐——以後帝國悲慘歷史中的一個重要角色——也是一個極端厭惡洋人的高官，他的家在洋人居住的東交民巷的旁邊，於是他每天上朝寧可從後門出去繞遠路，也不願意從洋人的使館門前經過。後來，他乾脆把自己府邸的大門用磚頭堵上了，並在門上貼上了這樣一副對聯：望洋興嘆，以鬼為鄰。1860年，洋人的軍隊攻打北京，親王僧格林沁把聯軍的代表二十多人騙到他的衙門府里捆了起來，三天不給飲食，審問的時候發出手諭，讓百姓自由前來觀看。帝國的官員們官服整齊，脖子上掛着朝珠，左右衛兵均挎刀執戈，再把洋犯人帶上堂來。聯軍的代表剛提出抗議，僧格林沁親王就用熱煙袋鍋子敲洋人的腦袋，讓洋人按照“天朝制度”跪下。這20個洋人的槍支、勳章和馬鞍等物件，被親王一一“繳獲”運往頤和園展覽，展覽的地點是一個叫做“光明正大殿的殿堂。

中國民間對於“侍候”洋人的中國人也給予了極大的鄙視。中國人認為，“通曉洋務者”多是些“市井無賴”，凡是充當駐外大使的中國人都是“令人齒冷”的沒有骨氣之人。《清代野史》記載，某君奉命出使外國，有人質問：“好好一個世家子，何為亦入洋務？甚不可解 。"”他出發離鄉的時候，觀望的鄉親們議論道：“什麼欽差，漢奸而已！”一個官員跟隨帝國駐俄大使出使，臨行時親友們為他餞行，宴會上這個官員竟然“向之垂淚”，說此宴會“無異於易水送荊軻”。郭嵩燾是帝國外交史上著名的駐外大使，當年他奉命出使英國時需要招募十幾個隨從，舉國竟然沒有一人報名。他從英國卸任回來，乘船返回湖南家鄉探親，“湘人見聞大嘩，謂郭沾洋人習氣，於是大集明倫堂，聲罪致討，並焚其輪，郭噤不敢問。”（《外交小史》之《清流黨之外交觀》，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版，第280頁。）在普通中國人的眼裡，一個回到國內的駐外大使不但應該受到嚴厲的聲討，而且連他乘坐過的船也要被燒毀，他簡直就不是中國人了，而是一個思想沉淪、道德盡喪，並且攜帶有致命病菌的“非法入境”者。

對於帝國的農民來講，他們看到的洋人僅僅限於外國的傳教士。

19世紀末，在中華帝國傳教的外國傳教士約有三千二百多人，建立教區四十多個，教會六十多個，入教的中國教民達八十多萬人。這八十多萬教民入教的原因幾乎都涉及吃飯的問題。但是，中國教民中也確實有那麼一些地痞流氓入教的動機有點問題，因為他們看到無論是平民還是官府都害怕洋人的勢力，所以認為只要入了外國的教會，當上“上帝”的僕人，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山東郯縣神山堡有個做小生意的農民叫做楊清賢，他解僱了他的一個行為不軌的小夥計王方凱，王方凱隨即入了洋教，從此到處欺壓百姓搶吃騙喝。為了報被解僱之仇，他把楊清賢的一頭驢推到井裡淹死了。楊清賢告到縣衙門，因為證據明確，縣衙門把王方凱拘捕了。誰知道，縣令還沒來得及審問，傳教士戈衛德就找上了衙門，說衙門抓的是“他們的人”，要求立即把“虔誠的基督徒放了”。縣令立即把王方凱“無條件釋放”了。楊清賢到縣衙門責問，縣令說：“沒有辦法，硬不過洋人。”楊清賢問：“我的驢怎麼辦？”縣令說：“你看着辦吧。”楊清賢回到村里時，王方凱正帶着一夥教民拿着棍棒堵在村口謾罵，於是楊清賢就“看着辦”了：他找到義和團，一把火燒了教堂，趕走了外國傳教士。

類似事件在山東、河北兩省屢見不鮮。史料統稱為“民教不合”。所謂“民教不合”，實際上就是教會和不信西方宗教的帝國農民的衝突。因為所有的洋人，包括那些傳教士，都享有“治外法權”，即使觸犯了中國的刑律，帝國的各級政府也無權過問，一律得交給教堂處理。而被稱做“二毛子”的中國教民雖然是中國人，但是在教會的袒護下，猶如洋人一樣享有同等的特權。於是，在義和團已經形成勢力的時候，帝國的農民們要“滅”的實際上就是他們——“天遣諸神下界，借附團民之體，滅盡洋人教民。”

無論今天的學者們如何評價農民們打着義和團的旗號到處造反的行為，在那段歷史中有一個原因是不能迴避和忽視的：那就是外國列強對帝國領土的公開侵犯和對帝國尊嚴的公開侮辱激起了帝國民眾的廣泛的憤怒和復仇的渴望。

1900年，激起帝國農民憤怒的是德國人。

19世紀的結束，同時也是英帝國黃金時代的結束。隨着世界各國軍事能力的發展，“日不落帝國”再也不是主宰世界的惟一強大的力量了。非洲正在進行着“布爾戰爭”，英國官兵被當地的土著農民打得到處躲藏；而在那些已經飄揚着英國國旗的“託管”地，殖民地管理的混亂和當地人民的反抗加重了已經奄奄一息的維多利亞女王的病情。印度出現的水災和教派之間的衝突、經濟瀕臨崩潰的西印度群島、熱病流行的尼日爾地區以及烏干達、埃及、蘇丹、錫蘭、新加坡、香港，還有散落在大洋中的波利尼西亞群島、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美拉尼西亞群島等等——英國人把象徵歐洲文明的鐵路和橋梁帶去了，但是，幾乎所有“託管”地內的農民依舊在延續着他們原始的耕種、打魚和采椰子的生活方式。“日不落帝國”走向下坡的趨勢已經顯露，這讓所有的西方人都感到幸災樂禍。

德國人感覺良好。就當時的國家實力來講，德國的工業產值為世界第三，全球貿易額為世界第二。德國國會剛剛拒絕了英國首相“建立英德軍事聯盟”的建議，原因除了德國公眾對英國的普遍敵意之外，還有德國國會議員們“暴風雨般的抗議”。德國國會通過了一項加快發展海軍艦隊的法案，“以使德國擁有一支強大的戰鬥艦隊”。這個法案向全世界宣布了德國人決心主宰世界的決心：“無論什麼時候，什麼情況，德國在爭奪中國方面不能落到別的國家後面！”——德國皇帝明確地指示他的海軍將軍。於是，當德國皇帝得到德國的兩個傳教士在中國的山東被農民打死的消息時，興奮異常，他立即派遣艦隊向中國進發——19世紀入侵中國的西方列強無時無刻不在為他們的入侵尋找藉口。

山東，中國北方一個尖尖地伸向太平洋的半島，性格倔強暴烈的農民世代耕種的良田沃土，從19世紀最後的時刻起，那裡成了德國人在中華帝國的“橋頭堡”。德國軍隊把德式鐵路、德式洋房、德式教堂以及大批的德國傳教士帶到了帝國的山東，這一切連同在村莊密布的廣大鄉村里身穿黑色衣服的德國傳教士以及跟在傳教士身後信奉德語解釋的“上帝”的中國教民一起，形成德國歷史上第一塊東方“屬地”的奇異風景。

山東農民對德國人占領自己的土地有着壓抑不住的憤慨。德國軍隊的到來使在這裡傳教的德國傳教士們頓時有了一種“翻身”的感覺，原來偷偷摸摸幹的事情，現在可以公開幹了。“巨野教案”的起因就是這個縣裡的21名傳教士都參與了搜刮民財的行動，並且有的傳教士還“姦污婦女”，但是，德國軍隊來了，不但沒有追究傳教士的責任，反而逼迫帝國政府處理了幾個地方官員，把幾個中國農民的腦袋砍了掛起來示眾。沒有什麼比異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橫行更讓中國人感到屈辱的了，一個漢字都不認識的帝國農民卻懂得“亡國”這兩個字的意思。他們在走村串戶的說書人和戲班子那裡知道了不少種族、國家、政權、君臣和百姓在對抗異族入侵時發生的悲傷而壯烈的故事，無論是“岳母刺字”還是“十二寡婦征西”，在這些帝國農民惟一能夠獲得的關於“失地”、“正義”和“邪惡”的歷史教育中，最蒙昧的農民都會想像到亡國後的景象，只要他能聽得懂瞎子藝人吱扭扭的胡琴聲和土台子上臉譜後面發出的嗚呀呀的吟唱。義和團殺洋人，在相當意義上是受這種想像的刺激。

對此，帝國官員御史劉家模說道：“方今天下強鄰虎視，中土已成積弱之勢，人心激憤久矣。每言及中東（中華帝國和東洋日本）一役，莫不愴然淚下，是以拳民倡議，先得人和，爭為投錢輸粟。倡始山東，盛於直隸，現傳及各省。”（《文史知識》2000年第9期，總 字231期，中華書局，第12頁。0

一旦帝國的農民真的要“舉事”了，外國傳教士和教民們立即就沒有了任何招架之力，只有等待被宰割的命運。而那些跟隨軍艦進入帝國領土的外國官兵們，也只能縮在據點裡，因為他們的數量和吶喊着的帝國農民相比，猶如狂風裡的一粒沙土。

義和團團員們把他們要“滅”的人分為三等：洋人傳教士，被稱為“大毛子”；教民，被稱為“二毛子”；同情或者有同情嫌疑的人，被稱為“三毛子”。這三者只要被義和團遇到便“殺無赦”。

義和團殺人，和初期的隨便搶掠不大一樣——“多似鄉愚務農之人，既無為首之人的調遣，又無鋒利器械，且是自備資斧，所食不過小米飯玉米麵而已。既不圖名，又不為利，奮不顧身，置性命於戰場，不約而同，萬眾一心，況只仇殺洋人和奉教之人，並不傷害良民，以此而論，似是仗義。”（仲芳氏：《庚子紀事》，載《庚子紀事》。）但是，普通的帝國農民，殺起人來如此厲害，沒有觀念上的支持是絕對做不出的——“其殺人之法，一刀斃命者少，多用亂刀齊下，將屍剁碎，其殺戮之慘，較之凌遲處死為尤甚。”（劉孟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載《義和團》。）殺洋人，滅洋教，帝國的農民們認為自己是“神”，洋人和教民是“鬼”，這是一場“神鬼之戰”——殺人的和被殺的雙方都已經被帝國的農民“非人化”了。

“滅”外國傳教士和中國教民，最激烈處，不是發生在正戰鬥着的京津地區，而是發生在山西省，其原因很簡單：在山東因為偏袒義和團而被免職的毓賢因為“突出的愛國情緒”而被任命為山西巡撫了。這位帝國大員對其下屬言：“義和團魁首有二，其一鑒帥，其一我也。”（羅敦融：《拳變余聞》，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版，第210頁。再見許指嚴《十葉野聞》。）“鑒帥”即李秉衡，張汝梅任山東巡撫時的前任巡撫。張汝梅調職後，毓賢接任。毓賢到山西上任後，義和團很快就跟到了山西。毓賢就任山西巡撫的時間是1900年4月19日。他上任之後僅僅一個星期，原本沒有義和團的山西省內的城鎮鄉村里就出現了義和團的揭帖。遭受嚴重旱災的山西省有大量的義和團“資源”，成千上萬因為飢餓而奄奄一息的農民隨着義和團的到來而突然振奮起來。

第一起襲擊教民的事件發生在洪洞縣的范村，義和團襲擊了一個姓蘇的教民家，搶走了蘇家的全部財產，然後把搶來的財產分給了圍觀的群眾。接着，平陽府的教堂被燒毀。毓賢命令太原的鑄造工匠精造大批鋼刀， 刀上刻上“毓”字，連同燒餅一起分發給饑民。他和義和團的首領有個“分成約定”：得到教堂、傳教士和教民的財產之後，十分之三賞賜給有功之人，十分之三平均分配給義和團弟兄，剩下的是毓賢掌握。

太原城的一座天主教堂以及教堂旁邊的一所教會學校和一所孤兒院遭到義和團攻擊的時候正是黃昏時分，那裡先是受到石頭塊的打擊，很快，火焰燒了起來，殺聲連成一片。在教堂里和教會學校里做事的中國傭工很快就逃跑了，但是，11名教會學校的女學生、兩名主教、七位修女、幾位牧師和三十多個在教堂里等待看病的病人全部被義和團圍困。半夜的時候，男人們決定突圍。傳教士和他們的夫人背着孩子和女學生逃到了大街上，他們在石塊的打擊下四處逃散，結果，一個叫做庫姆斯的女教師和兩個中國女學生被義和團抓住。義和團團員們的石塊雨點一樣地砸向她們。最後，義和團把兩個中國女學生拉走，把庫姆斯扔在火堆里 。第二天，兩個中國教民冒着生命危險把庫姆斯燒焦的屍體從火堆的灰燼中找出來，埋葬在教堂後的花園裡。

接着，毓賢下令，為了所有外國傳教士的“生命安全”，他們必須集體“轉移”。但是，他們最後被關在了一所院子裡。毓賢親自審問，實際上只是問了一下國籍而已，然後只有一句話：殺。那天，根據毓賢的命令，一共殺了44名外國人。史書對此記載道：“血肉模糊，無法辨認。”（（英）愛德華茲《義和團運動時期的山西傳教士》，第37～38頁。）

毓賢，這個帝國的省級大員，在帝國以後的歷史中還會出現他的名字，但那已是在敘述他面臨死亡時的情形——至少目前他還沒有想到他將如何死亡，他正忙着目睹別人的死亡。

在19世紀最後的日子裡，在東方一個龐大的帝國里，洋人不是人。

5、　飄浮的神靈

洋人們一直固執地認為，帝國的農民如此仇恨他們，並且在戰鬥的時候面對槍彈能夠如此不顧生死地前赴後繼，如果沒有被一種“非自然”的力量所控制，是絕對不可想像的。因此，洋人們一直想弄明白，帝國的農民所信奉的“神”到底是何許人也？此“神”有什麼 樣的來歷？有什麼曲折動人的歷程？屬於何種宗教體系？

洋人們的思索所受到的打擊是空前的：帝國的農民並沒有共同承認的“神”，但中國到處都有農民信奉的“神”。

義和團的前身是“神拳”，義和團的“神”實際上就是中國農民心中的“神”。中國農民的“神”實際上就是中國人的“神”。

如果開列出中國人所信奉的“神”譜，將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因為其成員包羅萬象，五花八門，龐雜而臃腫：有在中國歷史中確實存在過的人物——帝王將相、公主賢臣、江湖異人、綠林好漢；有長久地生活在中國民間傳說中的人物——神功武士、佛道大師、俠客強盜、貞女烈婦；有中國文學作品中創造的人物——天地諸神、才子佳人、妖魔鬼怪、陰魂精靈；有自然界中的生物或與自然界生物相似的東西——植物動物、天上星斗、地面頑石、大河小溪。

在流傳至今的義和團的史料中，出現最多的“神”大約有四類：一、佛道教及其民間教門崇拜的佛祖神仙，如釋迦、彌勒、菩薩、觀音、濟公、玉皇大帝、洪鈞老祖、張天師、元始天尊、金刀聖母等；二、唱本戲劇中的英雄豪傑，如劉金定、樊梨花、魯智深、武松、孫悟空、豬八戒、黃天霸等；三、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姜子牙、孔子、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岳飛等；四、自然神和自創神，如天地日月、雨雪星辰等。

以上諸神幾乎包括了中國農民所信奉的“神”的各種類型，天上地下、各朝各代、鬼魂幽靈、神話傳說，甚至當代人物，都集合在義和團的旗幟下，成為帝國農民的精神寄託和力量泉。而令人驚詫的是，這些帝國農民自己指定的“諸神”居然能夠融洽和睦地並存在於一個集體之中。

《凌霄一士隨筆》言：“義和團諸壇所供之神，又有供紀小唐者，則小說之年羹堯。”紀小唐，小說《升仙傳》中的主要人物，為“濟小唐”，而《兒女英雄傳》中的一個重要人物為“紀獻唐”，學界和民間都認為這個人物的原型是當時的帝國官員年羹堯。帝國的農民們把兩部小說中的人物給弄混淆了，但是這絲毫不影響他們的跪拜。尤為離奇的是，在義和團所供奉的“神”中，竟然還有帝國的官吏——“祁相國”。“祁相國”，指山西人祁文瑞。祁文瑞，清代道光年間的軍機大臣。鴉片戰爭中國與英國簽訂條約的時候，他是一個堅決的反對者。被義和團同時供奉為“神”的還有帝國軍隊的軍官李秉衡，此人曾經當過山東巡撫，和毓賢一樣，也是一個堅定的“反洋派”，殺起洋人來氣貫長虹。這些人物的共同特點是一律有激烈的“平倭之舉”，這是帝國的農民們把他們統統列入“神”譜的根本原因。

在中國歷史中，除了特殊時期內的特殊情況下的特殊例外，中國人信奉的“神”基本上都不是當代活着的人。即使是對自稱為“神”的當朝皇帝，帝國的農民們也從來沒有把他當成過“神”，他們甚至一生都不可能見到他。帝國農民對當朝皇帝的心理僅僅是懼怕，採取的是敬而遠之的冷漠態度。從沒有哪一個中國農民在家中供奉正在掌權的皇帝。義和團們把活着的人尊為“神”，定是受了當時帝國政治氣候的影響，同時也說明帝國的農民在指定自己的“神”的時候有多麼隨意。

中國人雖然供奉“神”，但他們的供奉卻並不鄭重——中國人的瀟灑幽默、膽大包天在這裡顯得淋漓盡致。玉皇大帝是一個溫和的君主，是中國“神”中的“諸神之最”。但是，在中國人的心中，玉皇大帝長得很胖，雖然是個男性但女性的特徵十分明顯。他永遠坐着，沒有人見過他走動，遇到危機的時候只能戲子般地細聲細氣地嘆一口氣，把眉頭微微地皺起來。他常常受到小妖魔們的嘲弄，一隻來自人間的猴子就把他的家給砸了，他居然一點辦法也沒有。中國人對叫做狐狸的動物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認為這種動物是不能得罪的，因為所有的狐狸都是精靈，而且“法力”高強。中國百姓供奉狐狸的牌位叫做“敬狐仙”。所有的“狐仙”都是女性，而且是性情放蕩姿色誘人的美女。中國人一向對這個美女懷有複雜矛盾的心情：希望自己遇到並且和她溫存一番，但是又怕被她糾纏不休甚至被她“吸乾了陽氣”變成悲慘的流浪鬼魂。龍在中國人心裡應該是最神聖的東西了，中國人自稱是龍的後代，而且龍還管理着氣候，無論鬧水災的時候還是求雨的時候，龍王都是最受尊重的“神”。但是，幾乎所有的龍——無論在中國百姓的民間傳說中還是在中國文人的文學故事中——其品質都有一點問題，不是說話不算話就是無緣無故地發怒。龍王衰老、暴躁而愚蠢，龍子龍孫們個個都是花花公子。龍雖然可以翻江倒海，但最後還是常被一個來自人間的普通農民子弟打敗，這個英雄掄着有着奇怪名稱的中國民間兵器剝下幾片龍鱗，於是龍就一瘸一拐地逃跑了。中國的每條河都有一個“河神”，“河神廟”是中國鄉村中最常見的小廟之一。小廟裡往往供奉着一尊泥像——一個戴着官帽子的綠色臉龐的中年男人，他就是河神，名叫“河伯”。中國人認為這個“神”很好色，每年要求人間供奉給他女孩子，具體地說，就是祭祀的時候，把一個女孩子扔到河裡去，不然河水就會泛濫。河伯的這個要求最後弄得中國人忍無可忍 ，因為每一戶人家都可能有一個女孩子，於是，中國人派了一個水性好武藝高的人去把河神打敗了。在中國的南方，農民們索性給河神配了一個夫人，叫做河奶奶，小廟裡河奶奶的塑像看上去有點兇惡，至少從形象上看，是個醋意很大的老女人。

洋人們最不理解的中國“神”是孫悟空，他們認為這是中國人“缺少真實與虛構的明顯界限”的最極端的例子。“原是從石頭裡長出來的一隻猴子，後來慢慢變化成人，有些地方的中國人把這隻猴子當做保護神來看待。用一隻本不存在的猴子來祈禱平安，中國人心裡的因果概念是怎樣的，無從知曉。”（《中國人的氣質》，（美）亞瑟·亨·史密斯著，張夢陽、王麗娟譯，敦煌文藝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222頁。）義和團們對這隻猴子格外感興趣，它是他們最願意供奉的“神”。其實，孫悟空的性格，正是帝國農民性格的一面鏡子：不安分，極具叛逆心理，調皮、油滑、勇敢、仗義，寧願被威力無邊的玉皇大帝綁在柱子上刀砍火燒也絕不屈服，卻心甘情願地忠實於一個軟弱無比的主人。

在義和團的諸“神”中，道教的教主老子也是被隆重供奉的“神”。老子實際上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哲學家和作家，他對自然界現象的解釋帶有深奧的辨證思維，他的著作被中國看做是指導道德問題的經典。當這個哲學家成為中國農民的“神”之後，他原來的身份就完全消失了，他對風雨雷電等自然現象的哲學解釋，都被農民們當成了對一切不可抗拒勢力的制約力量，於是，他的學術和名字也就被蒙上了一層詭秘的法術色彩，被賦予了巨大的魔怪般的力量。而且，和這樣的一個“神”齊名的另一位哲學家莊子，卻成了所有中國人熟知的一齣喜劇的主角，這齣喜劇的名字在各地不盡相同，一般叫做《大劈棺》——把躺着死人並且已經釘好的棺材重新劈開的意思。沒事閒逛的莊子看見路邊有個用扇子扇墳頭的漂亮女子並與之交談，得知墳墓中的死者生前和他的妻子即這個拿扇子的女子有個約定：他死了之後，要等他墳頭上的土完全乾燥了之後，他的妻子才能另嫁，而現在這個女子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只好日日拿着扇子來扇墳土。回到家之後，莊子為了考驗自己媳婦對他的忠貞程度，於是假裝死亡。他剛躺進棺材裡，便聽見了媳婦和一個年輕貌美的公子哥兒結婚時樂器吹打的熱鬧之聲，又聽見新郎可能是因為激動而昏倒在地的聲音。有人說，解救新郎的惟一辦法是用另一個男人的心臟。於是，沉溺於愛情之中的寡婦立即拿起斧頭走向躺着莊子的棺材，噼噼啪啪地砍起來。結果很容易猜到，莊子微笑着從棺材中坐了起來，他說他睡了一覺並且做了一個夢——這是莊子設下的一個小小的、善意的騙局。看戲的中國人大笑，尤其是男人們笑得更厲害些，在議論那個裝扮莊子媳婦的演員姿色如何之餘，都說這個老頭的“點子”真夠損的。

中國人信“神”之幽默的另一個極端例子，是中國人和土地爺的關係。《風俗篇·神鬼》：“凡今社神，俱呼土地。”土地爺是管理人間具體事務的最低級的“官”。帝國的農民們家家供奉他的時候，僅僅擺上一塊豆腐就可以了。他還有別的名字，《聊齋》中的土地神名叫“王六郎”，帝國“大學”國子監里的“土地爺”據說叫做“韓愈”，帝國南方的農民認為他姓“蘇”，名叫“吉利”，而且他也有個媳婦，名叫“王搏頰”——“土地爺”名字的含義可以理解，但他媳婦的名字就不知是什麼意思了。帝國北方農民對土地爺名字的認識比較統一：“灶王爺， 本姓張。”俗稱也有，叫做“張三”。在中國人心中，這個“神”矮胖短小，老態龍鍾，永遠拄着拐棍，據說他生活在人間的灶坑裡面，常常滿臉是煙熏火燎的斑駁顏色。土地爺雖然“神”位卑微，但在中國卻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神”。春節時分，農民們家家戶戶都要祭祀他，而因為他居住在每一個家庭之中，平時不免要聽見或者看見人的某種 不軌言行，於是，中國人祭祀他的時候，為了巴結他，就用彩紙給他做“馬”，供他上天時騎，“馬”的旁邊還不忘放上幾根草，那是馬在路上吃的飼料。這些東西常常是孩子們的手工遊戲之作，粗糙幼稚。同時供奉的還有一種麥芽糖，所有的中國人都明白供奉這種很黏的 糖的用意：讓土地爺吃了，“粘住他的嘴”，讓他在玉皇大帝面前張不開嘴說話，或者，吃了糖之後不好意思再說壞話。實際上，糖幾乎立即都讓孩子們吃了。土地爺上天“匯報工作”的時間是農曆臘月二十三，這一天中國人要認真地“送灶”。“土地爺”從天上歸來的日 期是除夕晚上，這一天中國人還要認真地“接灶”。“送灶”和“接灶”，中國人的這種敬“神”儀式千年沒變。

中國人的“神”沒有尊卑之別，高高端坐在雲端之上的天國主宰玉皇大帝是“神”，藏匿於墳地某個洞窟里夜出晝伏的黃鼠狼也同樣可以是“神”。在中國人的頭腦中，人世間權威的大小是不固定的。在帝國鄉村的廟宇中或者在農民家裡的神龕上，同時排列的可能是孔子、菩薩、鐵拐李和一位陰間看守的牌位。中國人的“泛神”來自於恐懼：儒家的道德學說保護不了經常面對天災人禍的百姓，尤其是只有靠天靠地吃飯的農民。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農民們是不存在想像和寄託的，他們的精神連同肉體一起只在昏天黑地的現實中生活。於是，即便是供奉着“神”，中國人也說不出哪個“神”更有權威些，更能幫助他們渡過生活中的難關。

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

中國人信奉諸“神”。中國人又不在乎諸“神”。

節日裡的一天，幾個乞丐敲門，手裡拿着幾張印刷粗糙的“喜神”，說是“送喜”來了。明知道這是乞討的手段，但沒有一個中國人趕他們走，而是象徵性地給乞丐們點食物，雙手把那張剪紙畫的“喜神”接過來。

欺騙自己可以解釋為“自我安慰”，但是中國人連他們所供奉的“神”都可以欺騙，於是誰也說不準還有什麼是不能欺騙的了。

因此，在中國的鄉村，大張旗鼓並且儀式誇張地修了神廟之後，就很少有人再去理會神廟了，這就是洋人在帝國的土地上到處可見破敗的神廟的原因。

信則有，不信則無，這是中國人對“神”的最普遍的態度。表面上的崇拜和內心裡的忽視，這種對待人物與事物的態度已經滲透到了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里。帝國農民對“神”的供奉帶有強烈的功利色彩。農民們的任何“信”與“不信”都有明確的目的。他們不知道所謂的“純淨的情緒”。他們任何形式的“敬神”都必有所求。因為整日為生存苦鬥的帝國農民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太多了，往往陷於無助狀態的他們希望能有一種力量幫助他們擺脫生存的困境。他們無論供奉什麼“神”，都是為自己的行為壯膽子。

在義和團團員們所供奉的所有“神”中，最值得關注的是關帝。

在帝國經歷最混亂最悲傷的那段歷史時期中，無論哪一個義和團的團體，無論這伙帝國的農民來自什麼省份，無論他們老幼、貧富的差距有多麼大，無論他們正在懵懵懂懂或者興高采烈地“舉事”，還是面色惶惶或者大義凜然被屠殺，在他們的衣襟里，貼着溫熱的胸膛，毫無例外地都珍藏着一個關帝神符。

這是一個洋人們無論如何也看不明白的、寫着奇怪的漢字和畫着奇怪的圖案的布條。

無法解釋中國人對一個文學人物竟然如此崇拜的根本原因。無論這個東方帝國經過了多少國家政體的劇烈變化和時代潮流的劇烈衝擊，無論是在充滿盲目迷信和科學荒漠的百年之前，還是在科技發達和文明進步的今天，無論中國人百年之間的政治觀念和生活態度有了多麼驚人的變化，一些國人對關帝的固執崇拜和忠貞不渝的程度至今令人茫然不知所措。

“關帝”，中國三國時代蜀漢將軍關羽。陳壽《三國志·關羽傳》曰：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眾徒，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

這位將軍的功過僅僅只有這樣百字而已。他被曹操俘獲過，曾經為曹軍立過戰功，比如殺了袁紹最得力的幹將顏良。歸劉備之後，連續打過不少勝仗，最後因為剛愎自用，在一個叫做麥城的地方中了對手的埋伏身亡，被蜀後主諡為“壯繆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