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大地上的遊魂與向陽的山坡

那些在19世紀來到地方的洋人經過對中國人日常生活的觀察，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人相信，一個人死亡之後將有三個靈魂。其中的一個靈魂會進入陰間——陰間是陽間社會的翻版。靈魂在陰間所遭遇的將與陽間千差萬別。

中國的歷史和人口都為世界第一。埋葬在這塊土地上的故去者的數量同樣也為世界第一。如果自古以來所有的故去者都以三個靈魂的形式存在，那麼，這塊土地上到底會有多少靈 魂在遊蕩？

活着的中國人淹沒在祖先熙熙攘攘的“魂海”之中。

中國人祖先的身影到處可見。

一個中國人，可以不信仰宗教，甚至可以不信神靈，這樣的人在中國社會中無可指責。但是，如果某個中國人宣稱自己不崇拜自己的祖先，這個人肯定會受到全社會的唾棄。世界上從不曾有一個民族像漢民族一樣會在一年中叫做“清明節”的那一天全民都去惦記或探望陰間的祖先。世界上也沒有哪一個民族像漢民族一樣會在充滿現實生活活力的家裡給祖先騰出依然存在於“我們之中”的醒目位置。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民族像漢民族一樣會動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把祖先的墳墓修建得豪華舒適——且不說中國歷代帝王們那些至今讓全世界遊人瞠目的陵寢。

祖先的墳墓是現實生活中最神聖、最莊嚴的地方。中國大地上那些風景秀麗的向陽的山坡，長滿青草樹木和開放着各色花朵的半山腰以及平原上被小溪環繞着的草木蔥蘢的地方，都是祖先們安靜地休息的地方。春天來臨了，中國人會傾家出動，扶老攜幼，帶着最豐盛的食品和印製精美的紙錢，來和他們的祖先會面。因為營養不良而面色蒼白的孩子們異常興奮，因為他們知道，這些平時根本看不到的食品過不了多一會就會成為他們享用的東西。孩子們對春天和煦的風以及溫暖的太陽的深刻體會將是永生不忘的記憶。英國傳教士麥高溫對這樣的情景顯然既迷惑又陶醉，因為他覺得這是中國人溫存本性的一種絕妙的體現：

清明時節，山上風景如畫，人們沐浴在燦爛的陽光下。山上突兀出的一座造型奇異的懸崖在這張炫目的畫布上留下了它們的影子。白雲在天空中飄過，將一層淡淡的陰影投在了陽光照耀下的山岡上，使其顯得更加美麗迷人。被凜冽的寒風吹得枯黃的草地，在春雨的滋潤下重新變綠，遠處的青山在強烈的陽光的籠罩下隱約地呈現出暗暗的紅色……這如畫的風景賦予了散布在山坡上的密密麻麻的墓地以生氣和活力。在烈日籠罩下，穿着深藍色布衫的男男女女略顯黯淡，而穿着飾有粉紅或紫色暗花白布裙的小女孩兒則成為連接混雜在陽光中所有陰影的一根銀絲。這幅由陽光、浮雲和山坡上交織的光與影構成的畫面充滿了詩情畫意，它使人們從這片本是靜寂的毫無生氣的土地上產生了一種羅曼蒂克的感覺。（《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英）麥高溫著，朱 濤、倪靜譯，時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93頁。）

但是，洋人們，包括那些與帝國的農民接觸最多的傳教士們很快就知道了，當帝國的農民們發現自己的這片風景被打擾了的時候，他們面對洋人所顯露出表情一點也不“羅曼蒂克”。

義和團農民們的集體行為之一，就是大規模地破壞鐵路、礦山和電線杆，原因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這些洋玩意兒隨隨便便地闖入自己的家園裡來，是這片土地上災荒、飢餓和一切不幸事件之所以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拆鐵路，拔線杆，緊急毀壞火輪船。”這是義和團發布的重要戰鬥口號。“火輪船”上有洋兵們護衛，毀壞起來不那麼容易，弄不好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但是，鐵路和電線杆洋人就看不住了，這些東西幾乎就在農民們的地頭上。重要的是，這些東西往往穿過了農民們心中不可侵犯的地方——祖先的墳墓。在中國農民的眼裡，這是洋人有意對他們祖先的褻瀆。修建這些洋玩意兒的外國工程師在設計圖紙時把地理的、地質的、氣候的所有原因都考慮周全了，但他們沒有想到在中華帝國有一個與工程設計幾乎沒有任何瓜葛的人文問題嚴重地存在着——直到一百年後的今天，任何在中國人祖先墳墓上動土的舉動，依舊會被視為驚天動地的大事件，依舊會比設計任何複雜的工程更讓設計者焦頭爛額。在中國，不要說是修建鐵路，哪怕是隨便在哪塊地里挖一個小土坑，都有可能打擾了某個人的某位祖先的沉睡。

鐵路是什麼東西？它和帝國農民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它憑什麼如此橫行霸道要穿過村莊的中央？張三和李四怎麼可能讓它壓過自己家的地？誰給的洋人轟隆隆地挖我們祖墳的權利？祖先的屍骨被拋在光天化日之下怎麼能不帶來災禍？保不住祖墳的不肖子孫還有什麼臉面活着？

帝國的農民們群情激憤，年輕的義和團團員們高舉着鐵鍬鐵鎬，纏着紅巾紅腰帶，唱着他們的歌謠咒語，奮不顧身地向他們的敵人蜂擁而去——他們的敵人是鋪展在帝國田野上的兩根鋼鐵的軌道。他們把鐵軌的下方挖空，把枕木點燃，然後叮叮噹噹地敲打起來。帝國都城北京南面的保定路段、東面的天津路段上蔓延百里的火光在夜色里如游動的長龍。朝廷開始不斷接到拳眾破壞鐵路的電報，鐵路的管理方是洋人，因此外國使館打來的電報更是如同雪片。帝國官軍帶兵前去鎮壓，但是到了現場才知道，他們的舉動等於拎着一桶水企圖撲滅一座正在噴發的火山，帝國的馬隊很快就在青年農民們的嘲笑聲中畏懼不前了。突然，朝廷的電報中斷了——通往京城上百里路上的電線杆子一夜之間全都消失了。而同時，京郊和津郊的農民們家家都在放鞭炮，慶祝房梁上架，他們的房梁上清楚地標有白色油漆寫的電線杆編號。帝國政府立刻增加打擊兵力，但是，大平原上的茫茫夜色掩蓋了農民們的蹤跡。同時，同是中國人的朝廷官兵仿佛看見了被激怒的祖先們的靈魂在夜色中時隱時現，他們相信祖先一旦憤怒起來，絕對是大禍臨頭的預兆，於是紛紛下馬磕頭，請求遊蕩的靈魂們原諒自己 的莽撞。消息傳回朝廷，連慈禧太后都有點心慌。她在深宮的私人小廟裡燃起香火，傾聽祖先的靈魂有什麼委屈要訴說。

以後的中國史書中，都把義和團拆毀鐵路的舉動放在一個重要的前提之下，那就是“阻止外國聯軍的進攻”，也就是說，帝國農民們的行為是與侵略者作戰時的必要行動。可是，歷史的事實是，當義和團的農民們開始大肆拆毀鐵路的時候，中國的土地上還沒有外國聯軍的部隊——渤海灣上游弋的外國軍艦不少，但是艦上的士兵還沒有在中國登陸。除了帝國的軍隊偶爾騷擾外，帝國的農民們向鐵路的進攻基本上與“阻止”、“進攻”、“作戰”沒有什麼關係。它們拆毀鐵路的目的是：不允許洋人的玩意兒侵占他們的土地。

在中國人依舊廣泛依賴幾千年前祖先留下的牛車騾車作為惟一交通工具的時候，西方的鐵路已經成為平民出行最普遍使用的經濟快捷的交通工具。鐵路的產生是世界進入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它的意義已經超出了一種交通工具的範疇而影響着人類生活觀念的轉變，它是集人類非凡的想像力、偉大的創造力和挑戰自然力量的雄心壯志為一體的里程碑。在西方修建鐵路的歷史上，除了北美的印第安部落曾經高舉長矛向“鋼鐵怪物”進攻過之外，再沒有哪一個國家“出產”過攻擊鐵路的故事。速度、利潤、方便、快捷，西方人一度把馬力最大、造型最優美的火車機車視為寵物，英國人叫它為“紅鼻子約翰”，美國人叫它為“風騷女郎”。在已經有了汽車賽時，西方居然也有過火車賽。各國不惜萬里重洋，用輪船把自己生產的機車運到美國的大平原上，讓各種型號的機車並排奔跑，美國人在那一天如同過節。那時，連美國西部農民都知道，只要把牛羊趕上車廂運到東部，他們就能夠換來開發牧場的機械；而最保守的英國農民也明白，只要火車能夠通到他的農場，農場裡的水果就能賣出驚人的好價錢。

但是在此時的中華帝國里，從皇帝到農民的觀點驚人地一致：中國不需要這東西。中國的牛車雖然很慢，但是很穩。更重要的是，人坐在牛車上的清閒的感覺是無與倫比的。“車轔轔，馬蕭蕭”，這是一種悠遠的傷感；“青山轉，綠水還”，這是一種現實的夢境。坐在牛車上面搖晃着，可唱可吟，可醒可睡，可以從容地計算一筆小交易上銀兩銅錢的得失，也可以觸景生情地在冥想中和古老的祖先交流心曲——對中國人來講，無論是學者還是農夫，生者與死者之間的交流是片刻不能中斷的，因為這是中國人感受自己存在於現實和忙碌於世間 的惟一可靠的證據。

1863年冬天，正和太平軍打仗的李鴻章收到上海27家英法美洋行老闆的聯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至蘇州間修建鐵路，洋人們說，如果修成這段鐵路，清軍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軍。李鴻章把這個建議報給了帝國的總理衙門，得到的回答是：“嚴加拒絕。”原因不詳 。

第一次看見火車的中國人是幸運的北京人。兩年以後，即1865年，一個叫做杜蘭德的英國人不知出於什麼目的，在北京城外修了一條僅500米長的窄軌小鐵路，並且試行了小火車。誰知汽笛一響，京城人心裡充滿了恐懼和驚詫：

英人杜蘭德於同治乙丑七月，以長可里許之小鐵路一條，敷於京師永寧門外之平地，以小汽車駛其上，迅疾如飛，京人詫為妖物。旋經步軍統領飭令拆卸，群疑始息。（徐軻：《清稗類鈔》13冊，第6093頁。）

關於這條鋪設在中國土地上的第一條鐵路的記載見於《清稗類鈔》，其文珍貴而有趣。“小汽車”其實就是最簡陋的一台小型蒸汽機車，其速度絕不會比馬車的速度快多少，但是，在善於想像和誇張的中國人眼裡，其速度居然如同妖怪急促飛奔一樣。這個玩具般的東西驚動了京城的文武百官，直到它被帝國的步軍拆毀，中國人這才放心地長出了一口氣。

同年7月6日的《中外新聞七日錄》報道了廣州的洋人準備修建鐵路的新聞，說“西人慾在羊城造一火輪車路先通至禪山”，然後繼續往湖北的漢口修建。值得注意的是，這張報紙同時刊登一文，向中國人詳細地講解了鐵路的好處，從筆調上看，不像是出自洋人手筆，而 如果是國人為之，這個國人真是個罕見的有經濟頭腦並能迅速接受新鮮事物的時髦人物：

考火輪車為之有用，快逾奔馬，捷勝飛禽，每一點鐘可行一百二十里。其務求平穩，不尚疾馳者，亦常行八九十里。若由省抵禪，不過四個番字之久，便可到埠矣。車內上客位，窗明几淨，鋪設整齊，坐臥行走，皆綽有餘地。其由省至禪者，每位約收銀七分。次客位宛似火輪船之大艙，亦可坐立，但人數眾多，頗形狹隘，其由省至禪者，約收銀五分。將來此路告成，不特省垣百貨流通，既四鄉土產，亦必流暢。蓋百物往來，瞬息可至，貨腳鮮浩繁之慮，客身無昂貴之虞。且彼埠所無者，即來此埠運去，此埠所缺者，即來彼埠返來，以有易無，交相貿易，日行千里，絕不廢時，將見趙壁梁珠，悉羅市肆；南金東箭，盡萃民塵。羊城生意興隆，可拭目而待矣。（《中外新聞七日錄》1865年7月6日。）

這個連車票的價錢都已公之於眾了的修建計劃，不知道為什麼結果還是不了了之了。最大的可能是帝國政府沒有批准。

又過了兩年，即1867年，帝國政府終於公開表示：不准洋人修鐵路為的是“國防安全”。帝國的官員們認為，如果讓洋人在中國修鐵路，洋人會更方便地進入中國——“大有利於彼，大有害於我”。洋人們所有關於修建鐵路的請求，都是別有用心的陰謀詭計。

但是，洋人們一定要修，具體地說，是英國人一定要修鐵路。英國是最早侵入中華帝國的外國勢力，它有在這塊土地上繼續“發展”的野心和雄心——帝國常常忽視洋人們到中國來的“貿易目的”，其實這才是洋人們最主要的“心思”。當時除了日本和俄國，英、法、美並沒有占領中國領土的“不自量力的野心”，因為他們“科學”地認為世界上誰也不可能占領如此龐大的一個帝國，中國不是太平洋中的一個土著人居住的蠻荒小島。他們要的是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中國開展他們掠奪性的貿易活動，這是他們向海外發展的最大動力。修 建鐵路，最直接的目的是鋪設更迅捷的貿易通道。

英國人要在中國幹的事，帝國政府已經無法阻止，這就是19世紀末中華帝國的現狀。廣州鐵路修建計劃流產不到一年，上海的吳淞鐵路通車了。英國人在給帝國政府的報告中只說是“修路”，修的是鐵路根本沒提。當火車終於轟隆隆地在帝國的土地上震動起來的時候，惱怒的帝國政府對英方開始了嚴肅交涉。當雙方的官員們打嘴仗的時候，英國人讓這條鐵路完工了。吳淞鐵路全線開通之日，鐵路公司舉行了盛大的慶祝酒會，當然參加的都是英國人。

這是中國人第一次看見真正的火車。帝國的南方和帝國的北方對火車的反映居然有很大的不同，南方的中國人看見火車的時候“面帶喜色”：

此處素稱僻靜，罕見過客，今忽有火車經過，即見煙氣直冒，而又見客車六輛，皆載以鮮衣華服之人，鄉民有不詫為奇觀乎？是以盡皆面對鐵路，停工而呆視也。或有老婦扶杖而張口延望者，或有少年荷鋤而痴立者，或有弱女子觀之而嬉笑者，至於小孩或懼怯而依於長老前者，僅見數處，則或牽牛驚看似做逃避之狀者，然究未有一人不面帶喜色也。（《申報》1876年7月10 日《民樂火車開行》。）

但是，即使是南方的中國人，臉上的喜色也沒停留多久，因為他們發現自己的土地因為鐵路的修建而受到了侵害，於是鐵路公司立即成為他們主要的攻擊目標。帝國的農民們要求修鐵路的洋人賠償他們的原因是：鐵路的修建破壞了他們的祖墳和風水。

祖墳問題，洋人們有點耳聞；風水是什麼，洋人們就不明白了。

沒過兩個月，火車壓死了一個中國人。史料記載當時的情形是：這個中國人面向鐵路行走，火車開過來鳴笛，他走下鐵路避讓，但是，等火車行駛到跟前時，他又重新“走入軌道”。

中國人立即意識到時機到了。他們群起而攻之，帝國的官員們這一次也不客氣了。上海道馮俊光正因為英國人在修建鐵路的事情上戲弄了他而心存仇恨，現在他終於得到了發泄的時機，於是，官方認可的示威開始了。英國人注意到，示威的中國人中還有不少帝國的士兵。英國人在反覆解釋“這是正常事故”無效後，被迫停止了鐵路的運營。帝國政府立即提出將鐵路“收回自辦”。

事後，國人議論紛紛：有的說被火車撞死的那個中國人實在太遲鈍，大概是他就是想死了；有的說是帝國官方收買了這個人故意送死的，為的是給英方施加壓力。不管怎麼說，李鴻章的話很有趣：“雖是無聊之極思，實亦兩全之妙法。”

帝國政府花了28.5萬兩白銀把這條英國人剛剛修好的鐵路買回來，然後，把它拆了。

在這之後，在洋人們固執的請求下，加上帝國官方洋務派官員的努力，中國開始正式修建鐵路。1881年，帝國政府允許的第一條鐵路投入使用，這是一條長15公里的煤礦鐵路，從唐山煤井開到胥各莊。這條鐵路有軌有車廂，但是沒有機車，由馬拉着車廂在鐵軌上行進。這一年的6月9日，是蒸汽機車發明人喬治·斯蒂芬孫百歲誕辰紀念日，洋務派官員趁機上奏朝廷論及這種機器的“偉大”，帝國政府終於引進了一台機車，命名為“中國洛克”號。中國自辦的鐵路上第一次行駛了蒸汽機車。

機車剛行駛幾天，朝廷突然命令立即停止，原因又和祖墳有關。有大臣上奏說，火車運行引起的震動，“驚擾了皇陵”，使皇祖在地下“不得安眠”。後經過洋人和洋務派官員的反覆解釋，朝廷才勉強允許機車繼續運行。

1888年，大沽到天津的鐵路通車。

至甲午時，中華帝國土地上的鐵路里程約六百餘里。這六百餘里長的每一條鐵路的修建都伴隨着帝國農民們的激烈的反對。

而洋人帶進帝國的電報和電話所需要的電線，和鐵路一樣，也遭到了帝國農民們關於祖先問題和風水問題的困擾。1879年，出於軍事上的考慮，帝國在天津至大沽、煙臺之間架設了電報線路。1881年，天津至上海間的電報線路開通。電報的開通令中國人關於“距離”的概念為之一變：就在電報線開通的第二年，北京順天鄉試的錄取結果經過電報傳至上海，在北京科舉考試之後的24個小時之內，錄取名單就出現在了上海的報紙上，這讓中國人感到生活真的是變了。1883年，天津至北京的電報開通，從此，緊急軍情，朝廷聖旨，官方通報以及重要商情，都可以通過電報傳送。但是，架設電報線就需要埋設電線杆，帝國的農民們堅決反對把這樣的杆子埋在自己的地頭上，說是洋人們破壞了他們的風水。為此當地官員給朝廷上了個奏摺：

頃據鄉民聯絡呈稱，外國人擅立木柱後，近日百姓竟有無故暴死者，眾情洶洶，稟求照會外國領事，飭令該外國商人償命。（《近代上海大事記》第221頁。）

就在架起電線杆的日子裡，村里正好死了一個人，帝國的農民們發現這就是無可置疑的證據——架設電線杆和人的生死是有關係的。

涉及風水的問題還有礦山的開採。

洋人們要開採礦石，但是無一例外地受到當地農民們的驅趕甚至對抗。而農民們的對抗與政府官員們的指使有極大的關係。中國豐富的礦藏引起洋人們的垂涎，洋人們在中國逐漸建立的工業也需要大量的礦產。洋人們在中國採礦受到阻止的原因，仔細翻看史料，滿篇皆是的風水問題。帝國總理衙門對洋人請求在煙臺開辦金礦的批覆是：不准，有礙民間風水。

什麼是風水？

想開礦但是總是得不到許可的洋人們痛苦萬分。走投無路之時，洋人們想出了一個辦法：在報紙上公開徵集稿件，請“高明的中國人”專門就風水問題來稿討論，並且說，如果一個月內中國人自己還不能把什麼是“風水”說明白，中國人以後就可以閉上嘴了——“切勿再言風水二字矣。”

洋人們在報紙上徵集稿件時所附的文章，乃天下奇文——這個懂點中文的外國主筆的“之乎者也”居然用得八九不離十。這樣的文章登載在中國本土發行的報紙上，“我等外國人”真有點欺我泱泱中華帝國無人了：

風水二字，屢屢言之，我等外國人不識風水二字為何意。況我外國人常於新報刊錄水氣、火氣、力學等等，但未知風水之學。我等外國人講求學問，豈敢自足？如風水二字實有明證，務請中國名臣博學賢士大人，將風水二字分剖明白，指以實實真據，我等外國人斷無有不佩服者。若以虛假之辭欺惑於人，休怪我等外國人非但無所佩服，且覺偌大文禮之邦貽笑於海外也。外國人所云各學，如中國人不信，外國人可指真實憑據，請為證。現今各國公使、各口領事並外國博學等人，風水二字，聞之厭煩。倘中國人能以風水二字實據指明，外國人亦當洗耳領教，而外國人不恥下問，幸中國高明指教。（《上海新報》1866年7月27日。）

但是，泱泱帝國真是有人才，居然“各處士民投稿踴躍”，截稿日期已過，來稿依舊源源不斷。中國人的觀點說法各異，可謂五花八門：有堅持風水說的；有支持西人開礦的；還有一大批中間派，他們主張洋人應該理解中國；還有人主張這個問題不需要討論，中國人就是中國人，外國人就是外國人，根本談不到一個“壺”里：“我中國以十八省為天下，余皆外夷也。有風水之理者為華人，無風水之事者為夷人，華夷分別在此耳。”有個署名“四明筠莊氏”的中國人士，“傲對洋人，痛快淋漓”，其文章頗具代表性。他先對中國深奧的文化傳統做了一番概括，說自開天闢地以來，歷代聖賢后稷、大禹、周公、孔子創作了“天下最著之文化”，風水說就是這種文化中的一部分。如此古老深厚的文化，“夷人”們無法理解是預料之中的事。“夷人”們不贍養父母，不崇拜祖先，一個姓氏竟能夠結婚，婦女居然可以管丈夫等等，如此卑賤惡習，哪有資格談論深奧的風水之說！最後，究竟什麼是風水，這位大人是這樣論述：

中國士大夫束髮受經，幼而學，壯而行，星緯、圖讖、山海諸書，莫不明如指掌，即坐賈行商，暇則無有不翻譯古今，探賾底蘊者。風水一事，攸關甚重。堪輿家參伍錯綜，莫不從《周易》中析義得來……蓋土有美瘠，山有秀磽，來龍服脈，隨地相引。若無風水，何以斯山產金，斯山出玉，南方人物竟秀，北方秉質偉玫？固山靈之鐘毓使然，遽可肆言以塞眾口哉！（《上海新報》1866年8月5日。）

如此繞了半天，不要說洋人，就是“幼而學”的中國人也未必能弄明白。

洋人反駁道：既然中國人星緯、圖讖等書莫不瞭如指掌，為什麼還請我們西人來中國傳授天文地理知識？如果說礦產的發現是靠風水，那麼我們西方國家每年都發現和挖掘那麼多的礦產，難道是我們更懂得風水不成？

只有一個中國人寫的文章寫得倒是實事求是一些。文章說，所謂風水，中國的“十三經”中根本沒有論述，因此，“不經之言，不足信也。”中國的衙門官員竟然以風水之說阻止礦業，實在有些荒謬。什麼是中國的風水？指的是陽間的屋子和陰間的墳墓而已——“風水之說，大端有二，曰陽宅，曰陰宅。陽宅則居屋是也，陰宅則墳墓是也。”

原來這麼簡單。

自然萬物是有生命的，這是世界上幾乎所有民族都擁有的觀念。中國人和西方人的觀念不同的是，在西方人心目中，自然的精靈們是一群快樂美麗的年輕生命，它們在森林的空地上和山澗的溪流邊跳舞唱歌，皎潔的月光明亮地照射着它們的笑容。而中國人心目中的自然神靈，是一個老者，灰色的鬍鬚，細密的皺紋，德高望重，俯視人間的一切。這個老者就是祖先的化身，或者是祖先靈魂的化身。在他的身上，集合着中國人企圖觀察這個世界和改變自己命運的種種傳說故事。除了這個老者之外，自然中還有許多魔鬼。這些邪惡的東西在山間徘徊，伺機傷害人類。慈悲的祖先與邪惡的魔鬼時時對抗着，冥冥中的力量時刻支配着人間的命運，或者帶來災禍，或者帶來豐收——而是否有福氣，就要取決於活着的人對祖先的靈魂的景仰程度和虔誠程度了。

許多中國人認為，陰間的鬼怪不知悄悄潛伏在何處，一不小心就會掉進它的陷阱。識破陷阱需要專門的知識，為此在中國產生了一批專業從事“風水”的人。他們不但可以聽到祖先靈魂的某些告誡，可以識破邪惡力量的某些陰謀，並且還具有“扭轉乾坤”的本領。一個村莊流行疾病可能就是因為風水不好，如果根據風水先生的指點，在村頭挖一個大坑，就可以使村莊裡的人病體康復。一座住宅里出了兇殺案，風水先生立刻能發現其原因所在：住宅的大門朝向不對。於是，把這個大門封上，在另外一個方向上重新開一個大門，這座住宅的“邪氣”就被“破”了。洋人們注意到了這樣一個現狀：中國農村的房屋幾乎都是一個樣式，幾乎都一般高，經過詢問才知道，高的房屋會給低的房屋帶來風水上的影響，如果誰在蓋房屋時考慮不周，很可能招致麻煩甚至官司。

19世紀末，整個中華帝國紛紛指責洋人破壞了中國風水，可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還是發生了：一個貧苦的農民請求義和團兄弟幫助他拆毀“壞了他家風水”的東西——一條正好從他家的屋頂上通過的電線。但是，義和團的弟兄們正要動手，這個農民的妻子生產了，並且一胎生下了兩個男孩兒！於是，這個農民立即奮不顧身地阻止了拆毀他家屋頂上的電線的行為，理由很簡單：多年來他一直沒有得到一個男孩兒，而這是風水不好的緣故，現在也許是這條電線的通過改變了他家原來不好的風水。更奇特的是，他的“幸運”立即引起了其他農民的羨慕，講究實際的帝國農民停止了拆卸電線的“工作”，紛紛向負責施工的外國工程師提出要求，請洋人把電線架在自己家的房頂上。

帝國的農民們相信：風水是一種和現實生命有着密切關聯的力量，是一種和死者有着令人恐懼的深遠聯繫的力量。墳墓是祖先靈魂的住所，而風水和墳墓共存，那麼，風水和祖先的靈魂也是一回事。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沒有超自然力量的介入就無法解釋的事情，那麼在愚昧的黑暗中痛苦得不知道如何是好的帝國的農民，就只有相信風水這種根本就不存在的力量了。

還是洋人們徵集稿件談論中國風水問題的時候，有個山東籍的中國人對這樣的討論感到很憤怒。他顯然是個曾經出過國門的有見識的人，因此他痛恨中國人生活的沉悶和落後：

現在各外國太平，百姓興旺，足食、足衣、足用，精究天文地理等學，開發各礦，造成鐵路、火輪車船、千里電報、火輪機杼，種種有名器具，皆用水、用火、用電以代人力。而且飲食一年精細一年，衣服一年華麗一年，器用一年便宜一年，屋宇一年高敞一年，人則一年快活一年。惟華人拘守舊轍，不能翻新，山珍海寶置於無用，所有一切機巧器用，千百年來未有新出，而天文地理等學更未有突過前人者……按中國諸業俱無努力前進之意，質之天心，宜乎不宜？（《上海新報》1866年9月17日。）

一百年前的質問振聾發聵。

義和團的農民們虔誠地認為，他們正在做的一切，就是為了扭轉令人極度失望的生活狀況，就是為了使妻兒老小不再飢餓哭號，就是為了祖先不再為他們的無能和懦弱而感到羞愧，就是為了在吶喊和流血中釋放壓抑了無數代的勇氣和力氣。

然而，什麼時候，中國人才能真正地“一年快活一年”？

8、“這是瓜分中國的開始”

袁世凱接到“署山東巡撫”的諭旨時，心情極其複雜。在這個諭旨後，還有一個特別的“嘉獎”：賞賜“在西苑門騎馬”。這對在外省任職的官員來講，絕對是極大的喜訊。一省巡撫，二品大員，帝國地方官員的最高職位，帝國的封疆大臣，這個官職所能帶來榮耀、權力、財富以及所有能夠想到和想不到的好處，會令所有盼望任命和升遷的帝國各級官員夢寐以求。野史和民間議論都說袁世凱因為在戊戌年間把康有為一伙人的“革命”計劃告訴了慈禧而得到慈禧的重用。其實，從戊戌到如今的一年間，袁世凱一直在天津小站練新軍，不但沒有 任何升官發財的跡象，連北京都沒有進過一次。這個任命似乎是袁世凱時來運轉的時刻，但是，即使已經坐在巡撫的官轎里前呼後擁地去上任的時候，他心裡還是不那麼踏實，就是無論如何也高興不起來。

朝廷諭旨全文是這樣的：“命毓賢來京陛見。以袁世凱署山東巡撫。”

這道諭旨的措辭是微妙的。

毓賢被解除山東巡撫的原因眾所周知：因為毓賢鎮壓義和團不力。其實，毓賢對山東造反農民的態度十分明確：不是鎮壓不力，而是慫恿和支持。這一點在朝廷訓斥毓賢的諭旨上可以看出來：“純系地方文武彈壓緝捕不得力，巡撫毓賢固執己見，以為與教民為難者即系良民，意存偏袒，命即查明各種會匪名目，言行禁止，以靖地方。”朝廷的意思很明白，義和團是“匪”，要堅決嚴厲地予以鎮壓，而解除毓賢的職務，就是因為毓賢“意存偏袒”，引起了洋人一次比一次嚴厲的抗議，山東的局勢也越演越混亂。在這種情況下，處分巡撫毓賢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這一點沒有人會感到奇怪，但是，奇怪的是，雖然毓賢被解除了職務，但是並沒有見到朝廷下達關於如何處置毓賢的諭旨，見到的只是“命毓賢來京陛見”這句話。作為在帝國官場上混了多年的袁世凱，對“來京陛見”這樣的措辭的含義再清楚不過了：對於外省官員來講，這是個該披紅戴花敲鑼打鼓的事——這是當面向皇上“匯報工作”的意思。毫無例外，這個“來京陛見”的官員必將另外受到特別的重用。

那麼，對於義和團這些造反的農民，是應該採取堅決鎮壓的方式？還是應該走毓賢的老路？朝廷對義和團到底是什麼態度？具體地說，慈禧老佛爺到底想在義和團這個問題上做什麼文章？

這個問題即使是一念之差，也關繫到袁世凱今後的生死榮衰。

一向被帝國的官員們認為——並且他自己也這麼認為——脖子上長了個狡猾伶俐的腦袋瓜子的官場老手袁世凱，現在糊塗了。

而且，在任命他為山東巡撫時，前面還多了個“署”字，在帝國的官方語言中，這是“代理”的意思。也就是說，這還不是正式的任命，封疆大臣能不能做，還得看他在山東的表現，具體地說，要看他在對待義和團這個目前帝國最棘手的問題上的表現。

袁世凱率領的是一支全部裝備了西洋槍炮、人數達7000人的帝國最精良的部隊。因為弄不清楚朝廷的意思，這支隊伍跟在他的身後緩慢地行軍。袁世凱是在等待朝廷進一步的指示。果然，朝廷的諭旨連續不斷地到達，但是，看了諭旨的袁世凱更加糊塗了。

諭旨一：山東民教失和，命袁世凱持平辦理。——“持平”是什麼意思？平均着鎮壓？各打五十大板？

諭旨二：以拳民聚眾滋事，命袁世凱總以弭患未然為第一要義，如始終抗拒，即須示以兵威，亦應該查案情，分別辦理，不可一意剿擊，致令鋌而走險，激成大禍。——既要“示以兵威”，又“不可一意剿擊”，還要“分別辦理”，怎麼可能同時做到呢？

諭旨三：以山東民心未定，命袁世凱不可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禍。——“不可一味操切”，是不是說，得等一等看一看？“民心未定”，是不是說義和團是“我”是“敵”還沒有最後確定？

帝國政府在對待義和團的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優柔寡斷、前後矛盾以及延續到1901年的反反覆覆、出爾反爾——逼真得如同那個叫做慈禧的老女人的性格——這無異於把一個巨大國家的政治命運當成了自家後院裡的妯娌吵架婆媳不和，當成了一群智力尚未成年的孩子們 的一次大喊大叫的遊戲。而最悲慘的結局最終是要降落在那些農民的身上，那些待在家裡活不下去，出來闖蕩同樣活不了多久的農民。

袁世凱還沒到達山東境內，就接到了探子的報告。那個支持義和團造反並且親自下令殺外國傳教士和中國教民的前山東巡撫毓賢，正奔走於北京的各個王府之間，到處表演義和團的“神功”，據說他當眾“生吞了兩條活魚”，並且說義和團的法術“比這個厲害多了”。——不知道能夠把活魚吞到肚子裡去與義和團禦敵打仗的“法術”之間有什麼技術上的邏輯關係。反正毓賢不但受到皇親王公們的款待，而且還得到一份極其特殊的、無上榮耀的賞賜：一幅慈禧老佛爺親手書寫的“福”字。

因為這個賞賜，美國公使康格正式向帝國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

當20世紀就要到來的時候，中華帝國的思維卻進入了千百年來從未有過的混亂時期，以至於帝國的歷史在這段日子裡每一天都顯得撲朔迷離。

對於農民的造反，帝國政府要強硬鎮壓是有其必然邏輯的。因為距離義和團運動最近的一次大規模農民造反是太平天國運動，而太平軍的農民們給帝國帶來的動盪，給大清政權帶來的威脅，其陰影至今還沒有完全消散。當山東的農民打起義和團旗幟的時候，帝國的掌權者至少看見了這樣的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農民們造反的“神靈”背景。而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企圖改朝換代的農民運動，無一例外地都有着這樣一個背景，這個背景的含義是可怕的。義和團的北方農民與太平軍的南方農民不同的是，前者憎恨上帝，後者熱愛上帝。不管熱愛還是憎恨，帝國的統治者們明白，被絕望的生活現狀逼上梁山的農民們無論高喊的是什麼口號，攻擊的是什麼目標，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把現實生活的所有方面全部“打它個稀巴爛”，如果順便能夠把當權的朝廷也打垮了，當然就更妙了——這就是“巨禍”的含義。

所以，在1900年1月以前，大清朝廷發出的關於處理義和團事件的諭旨，口徑是一致的：鎮壓。

但是，1900年的1月，帝國的京城內發生了另一個微妙的事件：慈禧企圖廢除光緒皇帝。

1900年的1月，帝國的京城內還發生了一件微妙的事件：洋人們堅決反對慈禧廢除光緒。

而這兩件事發生的前因是：在那個帝國的短暫的春天裡，這個古老的帝國第一次出現了變法維新的聲音。

於是，一個要使帝國遭受重創的“借刀殺人”的政治手腕悄悄地在慈禧的心中出現了：不管義和團的農民們造反的目的是什麼，至少他們攻擊的目標是慈禧眼前非常需要也非常願意看到的，那就是洋人。

後來的史書好像都有這樣的話：那時，義和團的力量，已經是腐敗的清政府不可抗拒的了——這完全是一百年後的想當然。已經把幾乎占領了帝國整個南方的太平軍都鎮壓了下去的帝國政府，如果它決心對付幾個散漫的北方農民團伙，完全可以“一紙嚴詔即可消弭”，帝國的軍隊打不過洋人是事實，但還完全不至於連農民的造反都解決不了。農民有頭，政府有刀，鋼刀下去，賤民屍橫，帝國的軍隊一天之內殺數村老幼半城平民的事情不絕史冊。

但是，如果支持這伙把矛頭對準了洋人的北方農民，不要說絕對是一種政治上的冒險，就是那些洋人也不是好得罪的——1840年以來，中華帝國在洋槍洋炮的威逼下所經歷的每一次屈辱，無不讓帝國的政府只要想及便會戰戰兢兢。

這就是在中華帝國幾千年的歷史中，統治者第一次面對農民的造反而在“剿”和“撫”之間遊蕩不定的根本原因。

於是，大清帝國政府終於陷入了一個極其矛盾的旋渦之中。

1900年1月12日，山東與河北凡是有教堂、有教民的村莊均成為一片火海。帝國政府發布了緊急上諭，表明對義和團問題的立場：

近來各省盜風日熾，教案迭出，言者多指為會匪，請嚴拿懲辦。因念會亦有別，彼不逞 之徒，結黨聯盟，恃眾滋事，固然屬法所難宥。若安分良民，或習技藝以自衛身家，或聯村眾以互保護閭里，是乃守望相助之義。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別，誤聽謠言，概目為會匪，株連濫殺，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為淵驅魚。辦理此等案件，只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56頁。）

只要不是土匪，統統就是良民。這是大清帝國政府第一次承認義和團是“合法組織”——這個正式表態的一反常態和違反“邏輯”令人吃驚。因為，在帝國以前漫長的統治歷史上，“禁止結社”是無論哪朝哪代都嚴格執行的酷法。結社就是謀反，這是鐵一般的邏輯。不要說是一個已經公開燒殺的結社團體，就是僅僅聽到一點誰要結社的風聲，帝國的各級衙門就會立即四處偵探，大肆捕捉，用不着朝廷特殊的諭旨，也定會以斬草除根為後快。但是，這一次朝廷“不管會不會，教不教”了，千百年來帝國的統治突然例外了。

這道上諭發布的時間是形成它的內容的關鍵。此時，那個試圖變法強國——改變祖宗的規矩，恢復自己的帝權——的光緒皇帝的皇位由于洋人們的反對甚至威脅，沒有按照慈禧的心願予以廢除，事情僅僅進展到立了一個小孩子當王儲就進行不下去了。而在慈禧的周圍，以這個小孩子的父親端郡王為代表的排外勢力已經形成規模。

1900年1月23日，鑑於許多外國傳教士被義和團的農民們捕殺，京城內的各國公使終於開始聚集在一起討論十分緊急的局勢了。這天是各國公使們召開研究局勢的第一次會議的日子，參加會議的有美、英、法、德四國公使。會議最後決定，向清政府發出一個聯合照會，要求清政府“發一道上諭，宣布鎮壓兩個反對外國人的秘密結社”。公使們所說的“兩個秘密結社”是指義和團和大刀會——實際上，在山東與河北的交界處，這兩個“秘密結社”早就團結在一起，以義和團的名義公開活動了。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面對洋人們的照會，距離那個“不管會不會，教不教”的上諭發表不到兩個星期，帝國政府又發布了這樣一道上諭：各地嚴厲查禁義和拳。——顯然這個上諭是在被迫的情況下發出的，是給洋人們看的一種姿態。

可新任山東巡撫袁世凱落實這條上諭的速度很快，7000洋槍洋炮的官兵立即出動，開始了大規模的鎮壓義和團的行動。袁世凱本來就是一個主張對義和團騷動採取堅決鎮壓的官員。對於朝廷的上諭，他有他的“抗辯”：義和團“每於數百里外劫取財物，不得謂之保護身家。焚毀擄贖，抗官拒兵，不得謂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騷擾地方，不得謂之為專仇洋教。”他認為，什麼“保護身家”和“仇恨洋教”，統統是幌子，義和團的農民們純粹就是要造反：“不管是團是會，私團官練，斷不可行，如此下去，必釀巨禍。”袁世凱作為帝國的軍人在對造反農民這個問題上竟比帝國的朝廷有着較為清醒的政治判斷。現在，既然朝廷有“嚴厲查禁義和拳”這樣的上諭，他就毫不遲疑地立即動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