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的“法術”根本不是帝國正規軍洋槍洋炮的對手，沒過一個月，袁世凱就把山東境內的造反農民肅清了。在袁世凱的部下中，有在帝國消亡之後依舊“風光”過的著名人物，如張勳和曹錕，尤其是在民國時期企圖“復辟”的“辮子軍”統帥張勳，有一天之內殺掉“拳匪”500人而受到袁世凱重賞的記錄。不是朝廷反覆強調，義和團有“良莠之分”麼？袁世凱便宣布，他殺的是那些“偽義和團”，而不是“真義和團”。因為他知道，無論是誰，也沒有辦法甄別一個飢餓絕望的農民的“舉事”動機到底是“偽”還是“真”。

袁世凱，這個帝國的省級官員，竟然在這個非常時期，在這個非常問題上，如此與朝廷的意思相違背，至今仍然是個沒有明確答案的歷史疑團。惟一值得深思的是：袁世凱肯定受到或者得到了帝國南方各省高級官僚們對義和團運動態度的影響和支持。受到現代商業和現代思想影響的帝國南方官員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團體，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他們在1901年的觀點和動作，是中國近代史上極其有趣的現象之一。

但是，袁世凱僅僅是肅清了他地面上的義和團，而那些農民們在他的驅趕下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他裝做不知道——他等於是把義和團的農民們趕出了他所負責的山東省的地盤。義和團的農民們從山東進入了直隸，山東、河北的義和團聚集到了一起，於是造反的規模和力量更大了——老佛爺捨不得“剿”的義和團不但依舊存在，而洋人們總拿山東的“治安”問題向老佛爺發難的危機又被袁大人解決了，袁世凱兩面都可以自圓其說。至於把義和團趕到了直隸，而直隸是包括天津與北京在內的省份，帝國北方國防的門戶和帝國皇家的都城也許會受到更直接的威脅，這一點袁大人可就管不着了——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能夠在帝國滅亡之後直到民國時期依舊高官照做駿馬照騎的袁世凱。

直隸總督裕祿，滿族貴族，是一個典型的軟弱平庸的大員。他原來也和袁世凱一樣，對義和團持堅決的鎮壓態度。他命令駐守天津附近的軍官聶士成動手，追殺了不少“拳匪”。但是，他的政治經驗比起袁世凱實在是差得太遠，他最後的結局是幾個月後在一個骯髒的馬圈裡用手槍自殺了。他是旗人，自認為他對帝國政府對義和團的態度比袁世凱這個漢人揣摩得要更加透徹，他敏銳強烈地感覺到了慈禧太后有支持義和團的意向，於是，他立即決定採取的策略是：不是不管，也不能真管；不是不剿，也不能真剿。拿他的話講就是“剿撫並用”。後來的中國還常常可以聽到類似的一個名詞：不作為。但是，作為一名防務大員，這種“策略”實際上就是縱容，而且縱容到了直隸總督衙門居然成了義和團大師兄張德成、曹福田的“天下第一壇”，3萬之眾的義和團員整天在衙門裡演練刀槍不入的程式。為了試探慈禧的意思，裕祿撥了20萬兩銀子給義和團當“軍費”，邀請義和團進入天津。結果，慈禧在他的後面又“追加10萬兩”。他立刻覺得自己押寶押對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荒誕地封義和團的大師兄為一品銜，坐一品官的綠呢轎子，再把衙門的軍需倉庫打開，任義和團的農 民們取用。

天津城亂了。

帝國的官員可以支持，但是，洋人們要行動了。

3月10日，京城內的各國公使們召開了第二次會議，參加會議的國家多了個意大利。會議最後發表了一份聲明：如果帝國政府不再次明確發布鎮壓義和團的上諭，他們就要進行各國海軍的聯合示威。

3月，義和團在河北境內的活動達到高潮。

4月6日，英、美、德、法公使再次發表聯合照會，實際上這是一份“最後通牒”：限令清政府兩個月內剿滅義和團，否則他們將“代為剿平”。這是一個企圖對帝國內政進行武裝干涉的明確信號，然而大清朝廷沒有或是不願敏感而清醒地認識這個信號的確切含義。

一個星期後，俄、法、英、美等國的軍艦在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組織了“示威”。

5月12日，直隸首府保定附近的一個村莊裡發生了一次劇烈的民教衝突。這個村的村民們要請戲班子來唱戲，戲台沒有按照通常的習慣搭在神廟，而是搭在了一戶“教民”家的門口。唱戲開始前，村民們把神像從神廟中請了出來，放在了這戶教民家的台階上。教民們感到受到了侮辱，於是把神像踢了。不信教的村民們立刻把村裡的教堂砸了。官司打到保定府，在外國主教的威脅下，官府判決村民們不但要賠償教會250兩銀子，而且還要擺酒席宴請教民和主教，並在宴會上向主教和教民們磕頭認罪。怒火萬丈的村民們立即做出“花大價錢 請義和團拳師”的決定。在村頭“拳壇”的香煙繚繞了整整10天之後，村民們和義和團們一起動手了：12日夜晚，這個村裡的30戶教民家庭遭到徹底洗劫，30戶人家的男女老幼全部被殺。

北京。深夜。西什庫教堂內一間房間的燈光徹夜未熄，一個名叫法維埃的法國主教正在伏案寫信。信是寫給法國公使的：

公使先生：局勢已經日益變得嚴重和危險。在保定府，七十多個基督教徒被屠殺，其他三名新入教 者被亂刀砍死……北京四周已經受到包圍，拳眾日漸逼近京城。宗教迫害只是個煙幕，義和團的目的是消滅所有的外國人，這個目的已經清楚地寫在了他們的旗幟上。義和團的同盟軍正在北京等待他們。以襲擊教堂開始，而以襲擊使館告終。甚至，襲擊這裡的我們的日期已經確定，我們已經處於和一八七零年天津慘案前夕同樣的險境。在這種情況下，公使先生，我認為我有責任要求您給我們至少派遣四五十名水兵來，以保護我們和我們所有的東西。過去在不很緊急的情況下，也曾經這樣做過。我相信，我們的謙恭的請求，您將惠允考慮。（張超：《八國聯軍》，當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4～15頁。）

這是一封在中國近代史上十分著名的信件。它的著名之處在於，這是義和團運動期間從外國人的口中第一次說出“派遣軍隊保護”的話。這位法國主教當時並沒有想到，他的這封信不但引發了中華帝國的一場災難，而且幾乎影響了這個東方帝國的歷史進程。

法維埃，中文名字樊國梁。1862年25歲時來到中國，至他寫信的時候，他已經在中國待了近四十年。他身材高大，說一口地道的京腔漢語，身穿一身中國式的長衫，腦袋後面和大清臣民一樣留着條辮子。他不但是外國在華人員里的“元老”級人物，還是受到過中國皇 帝親自任命的“官員”。同治、光緒兩朝皇帝都很器重他。身為一個外國的傳教士，中國皇帝居然頒發上諭，授予他二品頂戴，其級別相當於巡撫、總督，其在中國的資歷和地位可想而知。在中國居住的漫長的經歷和在帝國政權中的特殊地位使樊國梁完全能夠了解中華帝國 的風土人情、禮儀習俗、民族性格以及官場作風，因此，帝國北方農民的騷動和義和團的興起立即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覺，他憑藉在中國多年的政治見聞已經嗅到了一股血腥的味道。眼前，他擔心的不僅僅是他居住的那間教堂的安危，而是在中國的所有外國人的命運。令人驚異的是，他不但把義和團的實質看得十分透徹，而且對將來進入北京的義和團“以襲擊教堂開始，以襲擊使館告終”的行為竟然也猜測得準確無誤。

帝國的政府對他的臣民的了解遠不如法國人樊國梁。

第二天，樊國梁主教的信就像一份號召書，在京城使館區內所有的駐華公使中廣泛傳閱了。

5月20日下午，各國公使召開了第四次會議。參加國已經擴大到11個：英、法、美、德、俄、日、意、奧、葡、比，會議由西班牙公使葛絡甘主持。會議首先宣讀了樊國梁主教的信，儘管每一位公使都已經讀過了，但是再宣讀一遍是必要的，可以加強會議沉重的氛圍。法國公使畢盛再次確定了這封信的“可信程度”，說樊國梁在中國居住了近四十年，他的分析應該具有“權威性”，而且就當前的局勢看，洋人將要面對的危險“怎麼估計都不過分”。

暫短的沉默後，德國公使突然建議：僅僅派遣使館衛隊來是不足以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的，要派軍隊登陸，為保護外國人的安全而進軍北京！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讓中華帝國備受紛亂和屈辱後，帝國主義們的真正的願望終於說出口了。

俄國公使立即附和：完全同意！

其他國家的公使緊閉着嘴不說話。

翻開帝國主義侵入中華帝國的歷史就可以知道，對於列強們來說，每一次侵入最大的困難不是武力不夠，而是藉口難尋。他們每次最後找到的藉口幾乎都是些無法載入正式外交文件的不成其為“事件”的“事件”——在這個世界上，作為一個大國，中華帝國實在是太“規矩”了，它既沒有武裝進入其他國家開闢什麼“勢力範圍”，又沒有在海外挑起類似搶劫和綁架這種“像樣”的國際糾紛，更沒有占領過一寸別人的土地掛上自己的國旗——外國軍隊要武裝挑釁和武裝侵入這個東方帝國，說得過去的外交上的“適當的理由”實在是太稀少了 ，這幾乎成為帝國主義們的一塊心病。

現在機會來了。

可以肯定地說，在座的每一位公使，都無一例外地已經和他們本國的政府就這個問題不知道研究過多少次了。面對中國農民突然發難這個嚴重的現實，對於列強們來講，雖然傳教士和經商的外國人的生命可能有點損失，但是，這個局面絕對是令各列強國興奮不已的。因為，“在事態擴大的時候，便理直氣壯地進行武裝干涉”的打算在帝國主義們的心裡已經盤算許久了。

德國人早就開始這種行動了。前幾年他們已經派遣軍隊在中國的膠州灣登陸。所以，對於德國人來講，軍隊不用派遣，它就在中國的山東存在了。

俄國，是對中國有強烈領土野心的國家，是與中國有陸地接壤的惟一列強。如果武裝干涉中國，俄國也不存在什麼派遣問題，它的軍隊直接可以走進中國領土。況且，俄國從國內調集的兵力已經運送到了中國的旅順口。

法國人也有準備。法國公使前兩個月已經向國內發出了請求調兵的電報。

但是，其他各國卻沒有這麼“方便”。要派軍隊來中國，需要時間。所以，他們不能現在就迎合德國人的建議，因為這樣他們就會在“進入”中國的步調上落後於德國和俄國，這是很吃虧的事情——他們不是不同意德國人的建議，他們需要的是往後拖延一下時間。

於是，英國公使竇納樂建議“諸位沉着應變，不要操之過急。”

美國人立即表示贊同竇納樂的建議。其他各國公使隨聲附和。

最後，在法國公使的建議下，各國公使達成了一致：給中華帝國政府提出聯合照會，限定帝國政府“五天內”給予“滿意的答覆”，不然，各國將再次舉行軍艦“示威”——如此“蠻橫的、命令式的口吻”，令人不敢相信這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外交文件，而像是外國公使代替一個主權國家制定的一份“戡亂法”：

一、凡參加拳會操練，或在街頭製造騷亂，或繼續張貼、印刷、散發威脅外國人之揭貼者，均予逮捕。

二、義和拳集會之廟宇或場所的所有人和監護人，均予逮捕；凡與義和拳共同策劃犯罪活動者，均作義和拳論處。

三、凡負有責任鎮壓措施之官員，犯有玩忽職守或縱容暴徒之罪行者，均予懲罰。

四、凡企圖放火、謀財害命之首惡，均予處決。

五、凡在目前騷亂中幫助及指點義和拳者，均予處決。

六、在北京、直隸及北方其他各省公布這些措施，以便人人知曉。（孫其海：《鐵血百年祭》，黃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49頁。）

沒有照會給帝國政府的是，各國公使還達成了另外一個一致：各國迅速“做好武裝登陸的準備”。

“五天內”，這意味着帝國政府答覆的最後期限是25日。

接到照會後，驚慌失措的帝國政府立即發布了一系列鎮壓義和團的公告，包括以步軍統領、監察院和順天府衙門聯合名義發布的維護北京城安全的《禁拳章程》和《告示》：“嚴格禁止練拳”，“聚眾演練者，鄰右同坐”，武衛軍出發去“武裝彈壓”。

到這時為止，不管帝國政府是不是真的要處理義和團，局勢已經到了為時已晚的程度了。

照會規定的最後期限一到，26日，京城內的各國公使召開了第五次會議。會議明確了各國出兵干涉中國義和團事件的決定，並且派了兩名代表為此直接和帝國政府交涉。

28日，消息傳來，洋人們更加不安了：義和團不但燒毀了豐臺車站，津京鐵路也被破壞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距離帝國都城路程最近的天津港，一直被帝國主義們視為得意時“進入”和危機時撤離的最重要的地點，京津鐵路一旦中斷就意味着各國駐京使館的“後路”已經斷絕——外國公使們已經被仇恨他們的帝國農民包圍了。

這一天，帝國政府經過反覆斟酌後，再次起草了嚴厲鎮壓義和團的《公告》。《公告》的草稿被交到了外國公使們面前。負責接待帝國官員的法國公使畢盛把這份草稿扔在一邊看也不看。當天晚上，帝國政府又收到了一份照會——其實這是一份“命令”，內容是：奧、英、法、德、意、日、俄、美等國使節，已決定調集特遣部隊立即前來北京，並要求大清朝廷提供運輸便利。

中華帝國政府立即表示，不同意各國向北京派遣軍隊。

無論帝國政府怎樣聲明、警告、懇求，各國公使們一概不予理睬了。

30日，天津大沽口海面上，洋人的12艘軍艦冒着滾滾濃煙勢不可擋地開始向天津港開進。它們是：日本軍艦“愛宕”號，英國軍艦“阿爾及靈”號、“奧蘭度”號，俄國軍艦“朝鮮人”號、“德米特里·頓斯柯依”號、“大西索”號、“納瓦林”號、魚雷艇兩艘，美國 軍艦“紐瓦克”號，法國軍艦“笛卡兒”號，意大利軍艦“愛巴爾”號。

外國軍艦沒有受到帝國方面的任何抵抗，帝國甚至連抵抗的姿態都沒有，儘管中國的海岸布滿了堅固的炮台、從外國進口的質量優良的大炮、充足的彈藥和大量的守軍。

當晚，各國軍艦上的海軍陸戰隊官兵在天津登上了中華帝國的國土。

外國軍隊已經在天津登陸，各國公使才向帝國政府宣布：無論帝國政府准許不准許，各國軍隊在中國登陸並且要進入北京的現實已經不可更改。帝國政府如能“善意地答應”，那麼，外軍只駐留到“不再有危險的時候為止”；而如果帝國政府反對，後果就“很難預料”了。最後，各國公使勒令帝國政府：必須當晚把外國軍隊將要進入北京的決定通知直隸總督裕祿——外國軍隊有選擇前進方式的權利，向直隸總督通報是以免發生“不愉快”的事件。因為洋人們已經知道，雖然直隸總督裕祿沒有給他的官兵下達阻擊外國軍隊的命令，但是這個負責都城地區安全的最高軍政長官卻下達了一個類似小孩子玩遊戲般的、頗有些幽默感的命令：禁止外國軍隊乘坐火車。

第二天，5月31日，一個初夏以來十分悶熱的早晨，帝國的總理衙門答覆各國公使：把原來反對外國派遣軍隊進入北京的決定改為“同意”。但是，各國來京保護使館的兵力每個國家不得超過30名。

同一天，直隸總督裕祿接到帝國總理衙門的指令：允許外國軍隊乘坐火車。把阻止外國軍隊進入北京的義和團和同情義和團的帝國正規軍從鐵路線兩側調離，“以防衝突”。

然而，即便是帝國政府如此艱難屈辱的答覆也已經形同一張廢紙。外國公使們自己給自己定了一個“限額”：每個國家第一批進入北京的兵力以75人為限。

5月31日下午19時，夕陽已墜，天色未暗，漫天殘霞。外國的軍隊自天津登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

在這個世界上，自從各國互相派駐使館之日起，就有一條各國都要遵循的嚴格規定：使館的保衛由所駐國負責，進駐國不得以確保使館安全的名義或者其他任何藉口，向所駐國派遣一兵一卒。向一個國家派遣武裝力量——除非受到邀請，任何這樣的舉動，哪怕是一個暗示，都是對這個國家最嚴重的挑釁和侵略。這是涉及主權尊嚴和國家安全的問題。這是國際關係中常識性的國際法準則。

堂而皇之的國際法，在中華帝國的國土上卻成了例外，仿佛中華帝國根本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誰都可以來“維持秩序”的公共場所。

悠久的文明，厚重的歷史，眾多的人口，偌大的國土，然而中華帝國既沒有尊嚴可言，更談不上國家安全。

更奇特的是，帝國政府對此不但沒有拒絕和抵抗的權利，而且還要在“運輸上和安全上給予充分的保障”。

各國公使開給帝國政府的聯軍人員名單和武器清單是：英國軍官3名，士兵72名；美國軍官7名，士兵56名；日本軍官2名，士兵24名；法國軍官3名，士兵72名；俄國軍官4名，士兵71名。各國官兵攜帶常規武器和彈藥。另：英軍攜帶“努登費爾”機槍一挺，美軍攜帶“柯爾特”機槍一挺，意大利軍攜帶一磅炮一門。

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這個在中國近代史上被中國人牢牢記住的人——一座曾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巨大漢白玉牌坊至今立在天安門廣場旁邊的一個公園裡——他此時還不知道他已經距離自己的死期不足一個月了。在得知各國軍隊已經向北京進發的時候，克林德顯得格外興奮。他說：“先生們，這是瓜分中國的開始！”

9、混亂的局勢

6月1日清晨，各國軍隊到達北京。

這支軍裝樣式和顏色各不相同的花里胡哨的外國聯軍以及他們攜帶的洋式武器一進北京，立即引起帝國臣民的圍觀和議論。這是一個人心惶惶的時刻，各種傳聞像帝國北方的晨霧一樣四處飄散。京城無論是城郊還是城內，已經出現一些混亂的徵兆。圍觀的中國人驚奇、冷漠、驚慌、茫然，各種表情在一片灰黃色的臉上變換不定。人群中平地里突然響起一聲 呼哨、 一聲吆喝，如同那些義和團們的一種信號，中國的平民和外國官兵一起不安起來。

各國官兵到達了使館區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公使、公使夫人、孩子和所有的外國工作人員都歡呼起來。然而，洋人們沒能歡呼多久，新的恐懼又來到了——如果他們要想活下去的話，這些軍隊根本不夠，因為，這時的北京城四周，已經是“山河一片紅”了。

朝廷為“以防衝突”把鐵路線兩側的官軍調離的上諭一下，好像是一個號召令發出了一樣，各種類似義和團的“團教”如雨後春筍蓬勃而出。所有激動的青壯年農民，全都稱自己是“無敵神拳”，全都稱自己要“扶清滅洋”。當官軍遵照上諭從鐵路邊調離時，一些行動 慢了一點的官兵，立刻成為農民們打擊的目標——實在鬧不清楚帝國的農民們到底是“反對洋人”還是“反對政府”，而這個界限從來就沒有清晰過——官軍的官兵們對義和團的農民們有一種無法解釋清楚的反感和對抗情緒，無論朝廷的上諭是什麼意思，帝國正規軍的官兵 與義和團農民之間的衝突始終沒有中斷過。而從史料記載上看，義和團的農民們所進行的真正的“戰鬥”，其敵人十有八九不是洋人的軍隊而是帝國政府的軍隊。

5月24日，帝國武衛中軍的一個分統（相當於旅長）連同自己的士兵遭到義和團的襲擊，士兵們漫山遍野地逃亡，而那個分統被農民們用亂槍捅死。

緊接着，義和團“拳民萬餘”進入北京的南大門保定。這回，保定洋人們的滅頂之災來臨了。保定的洋人大多數不是傳教士，而是工程技術人員和他們的家屬。他們正在修建“盧漢鐵路”——即從盧溝橋到漢口的鐵路，是今天的京廣鐵路的北段。保定附近的農民，那些興高采烈的青年，聽說要殺洋人，群起而響應。而那些因為洋人修建鐵路而失去車船店腳生意的行業人，更是“蜂起應之，約四萬人眾。”帝國政府只有派官軍護送這些洋專家和他們的家屬突圍。但是，當地衙門裡的官員對護送行動不給予積極配合，更嚴重的是，被派來護送洋人的官軍中，突然有一部分人宣布倒戈，就地參加了義和團。絕望的洋人們頓時哭成一片，扶老攜幼四散奔逃。根據《字林西報》的報道，這批外國工程技術人員連同家屬共41人，最後逃回天津租界的只有9人，散落在各處活下來的有23人，就是以上這些人也全部嚴重受傷，奄奄一息。另外的9人始終沒有查出下落，肯定是死在帝國農民的亂刀之下了。

5月27日，聚集在淶水陳家莊和石亭鎮的義和團經過“亮隊操演”之後，向涿州進發。帝國農民們的理由是：“涿州兵備空虛，洋兵將來，願為代守。”

涿州，被當年的乾隆皇帝稱為“天下第一州”的古老小城，距離北京城僅僅數十里之遙，向來被兵家看做是“與北京共存亡”的京畿要塞。因為涿州城談不上有什麼城防，所以數萬義和團片刻即蜂擁城內。義和團的農民們衝進了他們從前看見那個大門口就渾身發抖的知府衙門，發現大堂上端坐着個官服整齊頂戴花翎的官員，這個官員聲明自己正在用“絕食”的方式“殉職”，他就是涿州知府龔蔭培。這是一個倒霉的官員。義和團攻城，他守不是，棄不是，從來沒有這麼為難過。原因很簡單：朝廷的“剿撫”態度不明。於是，守，就意味着與義和團作對；棄，就意味着自己失職。在中國，地方官員最大的罪行就是“失節棄土”，這是肯定要砍頭的。走投無路的龔大人最後急中生智想出了一個絕招：絕食殉職——沒有態度，只是自己自願不吃飯，朝 廷和義和團兩面都不好定罪，弄好了最後不至於真的餓死。

在龔蔭培絕食的時候，無論是餓得兩眼昏花的他還是全國的官民，當然還有洋人們，都急切地盼望着一個人的表態：對義和團，到底是支持還是鎮壓？帝國對這個問題的決策已經到了一刻都不能延誤的時候了。

這個一言定乾坤的人就是那個住在頤和園裡的女人慈禧。

根據“昇平署”檔案記載，即使在這樣的時刻，這個女人依舊保持着她的愛好：觀賞戲劇。照例是《跳靈官》、《連升三級》、《白門樓》、《蝴蝶夢》、《萬壽無疆》。戲剛演到一半，她的心裡就舒坦了。下旨：賞。太監們把散碎銀扔到戲台上去，演員們磕頭謝恩。

此時的涿州知府並不知道，慈禧派出考察的大員的轎子已經距涿州不遠了。

1900年6月5日，軍機大臣趙舒翹在順天府尹（北京市長）何乃瑩的陪同下，奉慈禧的旨意，向義和團鬧得最熱鬧的涿州出發。他們的公開使命是“宣撫拳勇”。而真正的使命只有他們清楚，那就是根據老佛爺的親自交代，考察義和團“刀槍不入”的神功是不是真的。

這個今天看來十分荒唐的使命在當時卻是極其嚴肅的。在關於“神靈”的問題上，慈禧也是中國人中的普通一員。她目前的想法和一般的官員沒什麼兩樣：如果義和團的農民們真的有他們自稱的神奇“法術”，那麼，洋人們的洋槍洋炮就沒必要懼怕了，就讓義和團的農民們把總是和帝國政府作對的洋人們殺光算了。當然，如果義和團的農民們沒有這個本領，就鎮壓或者解散他們，再和洋人們坐下來慢慢談。這一切，都源於一個思維基礎，那就是：慈禧至少對農民們的“法術”存在相當的幻想，寄託着極大的希望。

6月7日，趙舒翹到達混亂的涿州。這個帝國的高級幕僚看見的是這樣一座城池：四座城門上大旗招展，旗幟上寫着“扶清滅洋”的大字。城牆上站滿了頭裹黃色和紅色頭巾、手持長矛和刀槍的青年農民。義和團團員們已經不是雜亂的農民打扮了，而是有了統一的“制服”——因為大多是紅色，於是涿州全城上下紅彤彤。義和團的成員，也已經不是清一色的農民了，小販、車夫、衙役、腳夫、理髮匠和泥瓦匠，當然還有逃犯、乞丐和所有的流浪者，仿佛帝國北方下層所有的人都加入了這個造反的行列。全城的義和團和平民混雜地住在一起，並且實行了“抽丁守城”的政策——家家戶戶都要出人站崗。城門把守極其嚴密，出入城的人都要被搜查。義和團接管了原來帝國的官員們管理的一切軍政事務，官員們都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只剩下一個餓得半死的龔知府。

趙舒翹，同治年進士，供職於刑部。戊戌年間已官至刑部尚書。慈禧曾就“康黨”的審問和量刑問題詢問過他，他的回答是：無須審問，立即正法。可以說，對譚嗣同等“六君子”死刑的執行以及對康有為、梁啓超的嚴厲追捕，都是他一手操辦的。對於這樣一個官員，無論正史還是野史，對他多有讚揚之辭。讚揚集中於他對法律的精通，說他是個清廉的官員，“潛心法律，博通古今”，“《大清律例》全部口能背誦，凡遇大小案，無不迎刃而解。”也許是由於戊戌年間的表現，趙舒翹如今已經入主軍機處，是朝廷里大權在握的人物了。此次涿州的差事，也許是他為官以來遇到的最棘手的事情，因為他很明白，他對義和團的判斷結果，將影響慈禧太后制定策略，而判斷的正確與否，他的身家性命先不說，那是直接關繫到整個帝國安危的。

以趙舒翹的學識，他從來就沒有相信過義和團農民的那套“法術”。他的觀點是：如果帝國的農民們真有那麼大的“法術”，60年前不就可以把洋人擋在國門之外嗎？何必鬧到今天這個地步？

趙舒翹被涿州的義和團首領們視為上賓，他們恭敬地把他迎接到知府衙門。

趙舒翹要看義和團們演練“神功”。義和團首領說，隨時可以觀看驗證。

於是，義和團們專門為趙舒翹演練了一回，地點是在涿州城內的一個義和團設立的“壇口”。所謂“壇口”，想必是一塊四周香爐升煙、紅旗飄揚的空地。在那個風和日麗的下午，頭頂明晃晃的驕陽，趙舒翹所看到的與其說是義和團的演練，不如說是帝國青年農民們的“演出”。

“演出”的順序是：

一、發誓。在大師兄的帶領下，幾個義和團團員在香爐前列隊，然後開始嘟嘟囔囔。他們說的是義和團的“團規”，內容包括不貪財、不搶掠、不近女色等等。——趙舒翹一條都不相信，他可以肯定，這幾個團員身上那些花里胡哨的衣服，就是用搶來的布做的。

二、上法。每個義和團團員頭上都扎着一條紅色或者黃色的頭巾，頭巾裡面藏着請“神”的符咒，實際上是一張紙條。你想請那位神仙，就把這位神仙的大名寫在符咒上即可。義和團團員們跪在地上，由師傅分發紙符，發到誰，就在誰的頭頂上念咒語。——趙舒翹平生看到過這樣的“儀式”，似乎是鄉村的巫婆給一個害了瘟疫的孩子“問診”。

三、魔法展示。一個少年農民，真正的義和團打扮，先是突然倒下，死了一樣一動不動，然後突然躍起，開始舞弄起手中的刀來。他的舞弄純粹是“亂舞”，而且口中念念有詞，時而嬉笑，時而大吼，雙眼瞪得要出血，嘴裡吐出白沫，頭晃得像鈴鐺，雙腳踢得塵土飛揚。舞弄一陣子後，突然倒地又不動了，只見胸脯由於劇烈的喘氣而上下起伏。師傅介紹：他“卸法了”。“老團員”會這樣舞上整整一天，這小子還是個功夫不到家的新手。——趙舒翹認為，不管是新手還是老手，這種演練都不是精神正常的舉動。

四、神靈附體。這是義和團們感覺最好的項目。一下子上來好幾千人，師傅先開場，走路都帶着戲劇的舞台步態，說話的時候，“裝腔弄態，全是戲場科白”。然後，團員們依次向前走一步，有點“亮相”的味道，並且大聲地宣布自己是哪位“神仙”：“齊天大聖孫悟空是也”，“吾乃張果老大仙是也”，“吾乃漢鍾離大仙是也”……報名的時候，根據神仙的實際情況，加了形體的模擬，比如自稱是鐵拐李的團員，就瘸着走路；自稱是何仙姑的團員更有戲劇表演天才，因為他要裝出女人扭扭捏捏的樣子。——趙舒翹有點恍惚，好像自己此時身處下等戲園裡。他只想喊一聲倒好，把這些蹩腳的“演員”轟下去。

恍惚之中，就有快板說唱：

今年是咱光緒二十六年，

五禪老祖下了老虎高山。

第八封仙衣的叫羅盤，

來到涿州地，就把那場子安。

老的學藝三天整，少的學藝就在眼前。

學會了藝，避槍炮，不怕刀剁斧砍。

黎民們，起來吧，來了救命的活神仙。

起來吧，殺洋人，保住咱大清好江山。

快板聲中，萬聲附和，聲震四方。

接着，義和團們還表演了“刀槍不入”：一個團員在距離另一個團員不遠的地方“開槍”，被子彈擊中的團員竟然“毫髮無損”。——趙舒翹突然想到史書中記載過的往事：東漢黃巾起事，張角聚集數十萬人，聲稱奉五斗米教而有法術，言他們歸玉皇保佑，刀劍所不能傷。但是，後來這些頭裹黃巾的農民，哪個真的“刀槍不入”？被抓了，一刀下去，個個身首分離 。

演練完畢，請大人評判。

趙舒翹什麼也沒說。不，他還是說了一句話。根據史料記載，他慢悠悠地說：你們還是回家種地去吧。

義和團首領提出一個要求，要求朝廷殺了那個鎮壓義和團的帝國軍官聶士成。趙舒翹回答說：不妥。

趙舒翹要回北京了。他怎麼跟慈禧匯報，已經想明白了：靠這樣的一群農民，帝國的前程真的要完了。

但是，他還沒動身，軍機大臣剛毅到了。

慈禧派往涿州考察的官員中，原本是有剛毅的，他只是晚來了一步。

這就是歷史。如果沒有剛毅的到來，也許歷史會是另一個樣子。

這不是危言聳聽，因為趙舒翹如何向慈禧匯報義和團的真實面目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直 到那時，朝廷里還沒有人親眼見到過義和團的“法術”，更沒有人像趙舒翹這樣置身於義和 團之中。在慈禧看來，趙舒翹所說的應該絕對是真實的。

但是，剛毅來了。

剛毅，滿族，出身貧寒，以滿文翻譯起步，至死也沒認識幾個漢字。史料記載他的“事跡”，多為“貪婪”和“狡詐”。但是，在中國歷史上婦幼皆知的一個叫做“楊乃武與小白菜”的著名案件中，他卻是一個“主持公道”的好官。那時他僅僅是刑部侍郎，居然能夠把天大的案子翻過來，而且還得到了朝廷的信任，所以他的為人絕不是一個“貪婪”和一個“狡詐”就能定論的。說他貪婪狡詐的由來多是在他從京官外放到廣東任巡撫時，給慈禧送了一些生日銀子。慈禧的壽辰，帝國哪一個封疆大臣不爭相送上貴重禮物？慈禧不缺銀子，只是剛毅送的銀子有點特別。當時，全國只有廣東已經不用銀兩交易而使用銀幣，剛毅讓鑄幣廠專門製造了3萬枚嶄新的銀幣送到了北京。慈禧一看，銀光閃耀，喜歡得很。剛毅從廣東調回北京，先在戶部，又入軍機，成為帝國政府的重臣之一。

剛毅有兩個特點很突出：一是由於不認識漢字，經常在文字和語言的使用上鬧出荒唐的笑話。這些笑話，滿朝文武茶餘飯後都能說出幾個來，於是他被看做“昏庸無能”。二是他痛恨洋人。他是洋務派的死對頭，他把一切辦理洋務的人都稱做“漢奸"”。他現在對洋人更加痛恨的原因是，他是鼓吹和協助廢帝建儲的主角之一，而洋人對廢帝的干涉使他仇恨滿腔。結果，在錯綜複雜的歷史因素中他成為堅決支持義和團的帝國高官之一。

剛毅來到涿州，聽了趙舒翹準備向慈禧“匯報”的內容，立即說：“展如（趙舒翹之字），萬不可鑄成大錯！”

這句話只有趙舒翹才能聽得懂。

同是軍機，但是，剛毅是滿族，是端郡王最親近的人，是慈禧最信任的大臣。自己是什麼？趙舒翹這時甚至有了一點後怕：幸虧剛毅來到了涿州，不然真要鑄成大錯了。

回到北京的趙舒翹猶豫了三天，終於沒把自己寫好的奏摺呈送給慈禧。

他採取的是當面稟報的形式。

趙舒翹的當面稟報是奇怪的，連慈禧都感覺到了這一點。慈禧問他義和團到底可不可靠，趙舒翹只是一個勁兒地手腳並用地比劃，把他所看見的表演儘可能真實地模仿了一遍。無論慈禧怎麼問，他只是就這麼比劃着，拿慈禧後來的話說，他就是沒有一個正經主意的回覆。

這是慈禧後來的話了，是說給洋人們聽的，有推脫責任的意思。但是，當時趙舒翹知道，他最好的回覆是什麼也不回復。

後人說，是他以“表演的語言”誤導了慈禧。

那一天早晨，當趙舒翹走出紫禁城的時候，他長長地出一口氣，然後對身邊的人說，今後，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都可以無罪了。

一年以後，因為是洋人們開列的“懲辦”名單上的一個，為了洋人的事竭盡了心力的趙舒翹被迫自盡，死亡的形式和過程都極其恐怖和痛苦。

住在頤和園的慈禧此時心情煩亂。這樣的情形在她的一生中並不多見。她是一個倔強蠻橫的女人，歷經過政治上的驚濤駭浪，有“拿得起，放得下”的罕見的性格。但是，義和團，這個顯然帶有農民造反性質的運動，如今令她這個掌握着帝國最高權力的人備感不安。她從來沒有相信過農民們所標榜的“扶清滅洋”的口號，她的經驗告訴她，騷亂的農民們“滅洋”雖事出有因，但“扶清”絕對是一個幌子，大清國歷史上還沒有一次真正為保衛朝廷而自動揭竿而起的農民運動。如果局勢一旦失去控制，洋人滅不了，把大清帝國滅了倒是有可能。

慈禧召見了她多年的心腹，軍機大臣榮祿。榮祿把義和團破壞鐵路的詳細情況向慈禧報告了，慈禧“聞之大驚”。接着，榮祿要求辭職，說他這幾天受到各方面的攻擊，沒辦法再幹下去了。在是否讓外國軍隊入城的問題上，慶親王認為300洋兵，武器又少，並不礙事，命令端郡王等人“勿阻洋兵入城”。而榮祿的意見和慶親王相同。榮祿是“城防司令”，有權下達准許洋兵入城的命令。但是，以端郡王為首的皇親為此而發難，大罵榮祿“漢奸”，揚言“幾百個洋鬼子，怕他做甚”，並且說若群起而攻之，洋人們一個也跑不了。端郡王給步兵 統領崇禮下達命令，讓他堅決把洋兵擋在城外。當得知洋兵已經進城之後，端郡王便說，榮祿一日不除，太后一日不會支持義和團。端郡王的意思很明白：榮祿不除，他的兒子就當不上皇帝。幾乎所有的人都說榮祿是堅決“力言義和團無用”的人，並且左右着慈禧的態度；可是，連榮祿都明白，天下誰能左右得了面前這個面無表情的女人！

慈禧已經看到了一個參劾榮祿的奏摺，是甘軍首領董福祥寫的。董福祥聲稱要不是榮祿從中作梗，給他五天時間，他就能把北京的外國使館"“攻毀淨盡”。慈禧沒有答應榮祿的辭職請求，但她又說董福祥雖是粗人，但“可以利用”。至於義和團問題，慈禧依舊沒有拿定最後的主意，她因此而煩躁不安。

這天半夜，慈禧被一陣鑼鼓喧天的聲音吵醒了。太監們急忙進來稟報說，附近的居民都說今天有神仙下界，正在燒香迎接。慈禧立即命令步軍去把“生事之人拿了”。沒過多久，步軍奏道：生事的頭兒拿到，叫李群仔。慈禧說：就地正法。

義和團在慈禧的心目中，到底是個什麼形象？慈禧到底要對帝國的時局做出什麼樣的判斷？

按照常年的習慣整個夏天都在頤和園裡“辦公”的慈禧這一天突然起駕回到了紫禁城。

6月10日，一個來自朝廷的任命讓所有的人尤其是洋人都吃了一驚：命端郡王載漪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這樣一個東方與西方的衝突千鈞一髮的微妙時刻，一個極端仇恨洋人的滿族貴族當上了專門處理帝國外交事務的大臣。事情已至此，一切都明了了-慈禧真的要和洋人們過不去了。

沒有人知道這幾天慈禧做了什麼和想了什麼。有一個參考資料值得注意，那就是已經退職的原內務府大臣、與慈禧家族有着戚誼關係的滿族貴族景善的日記。這個日記，後人有“系榮祿之偽造”之說，史家對此並沒有定論。《景善日記》中關於6月10日這一天記下了這樣一些事情：

一、這一天是端郡王的弟弟載瀾的生日，景善前去祝賀。在這個滿族貴族的王府里，景善看見這樣的情形：“義和團百餘人在彼家中，半皆鄉民，有一團長溫順統帶之，又小孩五六人，約十三四歲，狀若昏迷，口中噴沫，起而奮跳，執近前之物，亂跳亂舞，口除怪聲，如瘋狂然。”

二、載瀾告訴景善，他相信義和團的“神靈附體”，並且說他的夫人進宮面見太后的時候，把義和團的神奇的“法術”告訴了太后。

三、董福祥的甘軍已經入城。北京平民開始有向城外逃亡的跡象。

四、軍機大臣啟秀到景善家中拜訪，出示了一份文件，是啟秀草擬的一份“上諭”，內容是：向各國開戰。啟秀說，這份上諭，要等太后蓋上玉璽後方能生效。

以上記載至少提供了這樣的信息：主張排外的皇親們已經與義和團搭上了關係。義和團已經小規模地進入了北京城。有強烈排外情緒的帝國正規軍之一的甘軍已經開進城區。慈禧已經下決心向洋人宣戰，因為如果沒有慈禧的旨意，軍機大臣不可能擅自起草宣戰詔書。

6月10日，端郡王拿到了帝國總理衙門的詔書，帝國的宣戰詔書已經起草完畢，載瀾等王府之家已經有義和團的農民們“跳神”的身影，外國軍隊已經進入帝國都城——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被帝國通緝的革命分子正企圖“布背水之陣，以求一戰”，他就是孫中山。看到帝國政治陷入混亂的孫中山明確表示，“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與華南人民商議，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孫中山有兩個計劃：準備在廣東發動起義；同時策動兩廣總督李鴻章爭取“兩廣獨立”。孫中山通過關係向李鴻章表達了意圖，但是，李鴻章沒有 明確表態，只是“含頜”而已。當孫中山從日本橫濱乘船向帝國的南海岸進發時，李鴻章接到了英國人赫德的電報。電報是廣東海關司慶丕轉來的，這封電報幾乎代表了駐華洋人們的集體立場，對李鴻章這個後來左右了中華帝國命運的人起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此間局勢極其嚴重，各國使館都害怕受到攻擊，並且認為中國政府即使不仇外，也無能為力，如果發生事故，或情況不迅速改善，定將引起大規模的聯合干涉，大清帝國可能滅亡……請電告慈禧太后，使館的安全極為重要，對於所有建議採取敵對行動的人都應予駁斥。（吳相湘：《孫逸仙先生》，第一分冊下，第258頁。）

李鴻章立即向慈禧發電，重申了赫德的意見，特別強調如果不停止排外行動，“大清帝國可能滅亡”的觀點。

事實證明，李鴻章的告誡沒有起到任何作用。

孫中山不了解帝國的官員，至少不了解李鴻章。這個城府極深的帝國大員，即使有巨大的政治野心，也不會與革命黨人合作。他不對革命黨人採取抓捕是他的油滑所致。

幾天之後，帝國的局勢急轉直下，已經到達南中國海岸的孫中山不敢貿然上岸，他的革命行動又一次擱淺了。

1900年6月10日，這是一個頭緒繁多混亂不堪的日子。

這天，當載有顛覆帝國政權企圖的革命者孫中山的輪船向中國海岸方向行駛的時候，在各國駐京公使的強烈請求下，由各國軍隊組成的聯軍增援部隊也從天津出發了，目的地是帝國的都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