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軍隊的政治社會化

維軍

長期以來，對當代中國軍隊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局限於軍隊思想政治工作這個命題，而且這類討論往往具有工具性、宣傳性、實用性、研究方法單一等諸多特點，缺乏學理上的分析。本文試圖藉助政治學、政治社會學、政治文化學等學科的概念，分析當代中國軍隊的政治社會化。

　　一、當代中國軍隊政治文化的內容與特徵

　　政治社會化可被視為政治文化的形成、維持和變化過程，在探討中國軍隊的政治社會化之前，有必要簡單概括中國軍隊政治文化的基本內容與特徵。

　　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較，軍隊作為一種暴力壟斷與管理組織，具有鮮明的特徵：組織制度與結構上的權力集中性、嚴格的等級性、高度強制性，價值上的工具性、集體至上性，技術技能上的唯一性等。任何軍隊的這些組織與政治特徵都需要相應的政治文化系統來維繫。中國的軍隊也具有上述組織特徵，但它的政治文化與其他國家軍隊的政治文化有着明顯的差別。

　　首先，中國軍隊是完全政黨化的。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中共從歷史中推延出的最基本的政治經驗，這是它處理黨與軍隊、政治與軍事關係的根本原則，並通過各種社會化途徑將這一原則變成軍隊政治文化的首要準則。中共歷來強調：“要在全軍牢固樹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觀念，保證槍桿子永遠掌握在忠於黨的可靠的人手裡，保證我軍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同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模範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一切行動聽眾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決策和指示。”[1]中國軍隊的所有活動都以這一原則為基本政治價值指南。

　　其次，中國軍隊內維持着二元對立的政治思維方式。由於軍隊的主要任務是抵禦異國武力入侵，而完成任務的主要形式是高烈度的戰爭，為了在殊死的戰爭對抗中最大限度地凝聚力量以戰勝對手，使軍事組織成員形成了一種非此即彼、敵我分明、你死我活的政治思維方式。

　　再次，形式上的集體至上與現實的極端個人主義泛濫。軍隊必須具有高度團結的精神和嚴格的紀律，在中國軍隊裡這主要靠組織性強制和強調民族、國家、人民、集體的利益高於一切等觀念來維繫。但在中國軍隊中對集體利益的過度強調導致了對軍中成員基本利益的忽視，在集體主義政治文化中個人的利己欲望（不管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均得不到正常的表達與滿足，結果個人利益在公共利益中所占份額的大小實際上取決於等級性權力的強制分配。與此同時，軍隊等級科層制下的高度集權的組織方式又為通過非程序性渠道獲取個人利益提供了可能。現在軍隊內部存在着以人際關係為基礎的准派系[2]，這成了某些軍隊成員在組織體制內部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爭取在體制內資源分配中獲得較大份額的主要手段。於是，集體主義與團體精神往往成為心懷私利的一些個人的集體政治性表演。政治合法性資源便通過這種潛在的形式在軍隊內部發生轉移與異化。

　　第四，絕對的服從與權威意識。軍隊“不僅要保證防禦一個國家的領土，還要將很多時間用於訓導其成員以保證他們對組織的忠誠”。[3]在軍隊的等級權力體系中，權力的合法性不可能通過理性民主機制獲得，而是通過對不經精細論證的“真理”，如基本政治倫理（“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等）、權力原則等的反覆強調而獲得。軍隊等級組織中的權力角色權威強化了這種政治倫理。

　　第五，革命英雄主義的表層彰顯。革命英雄主義是一種歷史性政治文化資源，在當代中國軍隊中只能實現淺層次的偶然內化，往往在生死攸關的環境中才可能體現出來。以往中國曆次對外戰爭，如抗美援朝、中越自衛反擊戰都出現大規模的對革命英雄主義的表層彰顯，並將其擴大到軍隊之外的社會中。

　　二、當代中國軍隊政治社會化的途徑

　　中國軍隊的政治文化主要通過下述路徑傳遞與維繫：

　　1.軍中科層制主導下的利益控制

　　軍事科層制的政治特徵之一是權力等級劃分明顯。沒有等級的劃分，任何一支軍隊都將毫無功能可言。與一般的科層制相比，軍事科層制的等級差異更加明顯。維繫這種等級的紀律更加嚴格。軍事組織中的權力、利益分配都是按這種等級金字塔自上而下進行的。軍事科層制的理性（程序化、制度化）主要表現在純技術層面。由於軍隊總體上是人治體制，法治（rule of law ）理念與權力監督機制缺失或虛置，所以其非理性（非制度性、不按制度程序辦事）成為中國軍事科層制的主要政治特徵。這種科層制的優點和缺點在軍隊政治文化的形成與傳遞過程中都發揮到了極致。

　　軍事科層制嚴格的等級權力劃分使軍事組織政令統一，大大提高了軍隊應對戰爭等突發事件的效能。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這表現為主導政治文化的高強度、高頻度、高速度的傳遞，營造維繫着團結統一的、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政治文化。與其他非軍事組織相比，軍隊的這種政治文化和政治社會化的特徵尤其明顯。與此同時，近乎專制的權力科層制也大大降低了軍隊政治文化的民主化程度，軍隊政治社會化很大程度上是上層權力意志的體現與結果。軍隊中普遍存在的“亦主亦奴”的政治人格、假借上級權力壓制下級的“太監性格”，都與這種科層制下的絕對權力有關。

　　軍事科層制還為經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組織制度保證。作為最高領導層的中央軍委實際實行的是黨內文官控制制度，在政治上往往由黨的最高負責人（總書記）控制。自總部至基層連隊都設有科層化的政治社會化機構（政治工作部門），政治首長與軍事首長共同領導軍隊，這樣來保證用黨的政治文化塑造軍隊的成員，形成特定的服從黨領導的軍隊政治文化。

　　利益控制是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政治社會化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國軍隊政治社會化的基本手段之一。軍事組織是嚴格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級程序來授權的。由於軍事組織中的利益是嚴格按等級權力與地位分配的，能否得到上級的授權，事關每個成員的切身利益，所以這種授權關系所體現的官本位、上級本位、服從上級權威、等級特權等意識，就勢必要內化到每一個想在這個組織中得到權力與利益的人心中。這就是說，軍隊的科層制為其成員獲取利益提供了唯一可能的正式渠道：即接受利益與權力的同時，就必須對上級權威與主導政治文化所持的價值觀認可、服從（至少表面上要如此）。對其絕大多數成員來說，為了在軍事科層制中生存發展下去，就不得不接受這種利益及其條件，否則只能出局。

　　2、軍隊政治文化的主要歷史來源：革命歷史敘事

　　中國軍隊政治工作的傳統之一是通過革命歌曲、革命英雄或烈士圖像、革命故事、各種革命戰爭紀念館等方式，建構出關於革命歷史的“元敘事”，以達到部份地再現“革命精神”及其政治文化意義的目的。革命歷史敘事的政治社會化作用在於，它具體體現了一套特定的政治道德規範和政治價值觀並使之合法化。

　　在革命歷史敘事中主導性政治文化掌握着關於中國革命的唯一合法敘述，至於這套敘述是否真實歷史的再現，則不是主導性政治文化考慮的問題。這種革命敘事通過將一個時空體系中的革命故事及蘊含的政治文化轉換到另一個時空體系中，來構造一種現實實踐行為的解釋與組織文化結構間的“契合性”，達到二者互證的效果。它試圖從歷史的角度來宣稱主導性政治文化所維護的政治統治與利益關係是“合法的”。它暗含的內在邏輯就是，“歷史上主導性政治文化及其主體是合法的，所以今天仍然合法”。革命歷史敘事為封閉的軍隊組織中的成員提供了感知過去歷史的捷徑，使隱含在敘述中的政治信仰、政治價值等內化到成員的思想中，還為成員的行為提供了一種組織性的集體意識指向。

　　革命敘事的建構方式決定着提供什麼樣的政治文化信息，革命敘事的主體憑藉其政治權力和資源強勢來操縱關於歷史素材的選擇、敘事話語的建構，同時剝奪了別人的發言權與發言方式，使他們無法積極（正面）地參與政治話語及政治文化的構建。這種敘事結構本身有助於主導性政治文化的形成、再現與維繫，同時也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其他異質歷史敘事出現的可能。於是軍隊的成員只能在這一唯一的革命歷史敘事中體會其中的政治文化意蘊，這大大提高了他們在這種革命敘事所造成的“別無選擇”的環境中認同其中的政治文化的可能性。正如丹尼斯。K.姆貝所說：“大多數的組織故事描述了發生在組織歷史中的事件，而且這種敘述有助於通過使某一特定的社會政治結構和和伴隨它的道德態度和價值觀合法化並賦予它們來建立一種組織文化。”[4]

　　然而，革命敘事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構成軍隊成員行為的體驗，是否適合當代中國軍隊組織結構的嚴整性，要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這可能導致革命敘事的實際功能與政治工作部門假想的功能有所差異。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革命敘事與現代語境的時代差異。在一個利益多元化與個人化的時代，強制性地推行革命敘事中的集體至上、不計代價地犧牲個人利益等觀念顯然不合時宜，其轉化為個人自覺意識的可能性很低；其二，以革命敘事來證明現實的合法性的方法存在着終極合理性問題。革命時期中共以民主、自由、人權等現代政治文化攻擊國民黨的獨裁與專制[5]，但自己當政後卻說“百代皆行秦制”，於是革命時承諾的普遍政治法則（民主、自由、人權）與當政後推行的專制政治文化發生了矛盾。[6]

　　3.在重複性的日常生活中完成軍隊的政治社會化

　　“一種政治文化既是一個政治系統的歷史，又是這個系統中的個體成員生活史的產物，因而它深深植根於公共事件和個人經歷之中。”[7]軍隊的日常生活是軍隊政治社會化的間接渠道。[8]一般說來，“文化只不過是生存的一種習慣”[9]，日常生活是養成這種文化習慣的方式，又體現着它所要養成的文化。“日常生活往往憑藉重複性實踐和重複性思維而運行”[10]，它以已有的習慣、經驗、常識等為基本活動指針，同時長期重複的日常生活又強化、生產着這種習慣經驗和常識。從表面上看，日常生活中的秩序和紀律可能與政治生活相距較遠，但它實際上是軍隊最具政治社會化意義的形式。

　　軍中通過重複性的日常生活及其所依重的習慣、經驗、常識轉化為或強化着組織內的主導性政治文化，從而實現其政治社會化功能，這可以從以下各方面觀察到。首先，軍隊中高度強調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象徵性符號，從髮型、服飾（軍銜標明嚴格的權力等級，顯示和維繫着等級權威，發揮着垂拱而治的作用）、走姿、禮儀到床鋪被褥的整理等都有嚴格而細緻的規定，都要求整齊劃一，都具有“去個性化”的特徵。這些都可被視為政治社會化的間接渠道，其象徵或隱含着嚴格的組織紀律與權力等級觀念、集體至上、絕對的服從意識，對主導性政治文化的形成擴散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其次，簡單化思維與思維惰性。在日常生活中偏重於生成簡單化思維，使軍隊成員對問題的認知處於感性階段，認為主導性政治文化的邏輯是“想當然”、“理所當然”的。然後，以絕對服從為指歸的高度紀律性，單調而重複的政治指令在日常生活中高頻率地出現，使軍隊成員根本無時間思考，久而久之就不習慣思考問題了。筆者就曾聽到有的軍隊領導說，按不按時睡覺是一個政治問題。筆者也曾因性格內向、不習慣與人交往，而被指責為驕傲，不准入黨。這種政治價值觀無孔不入的日常生活成為組織的政治文化得以維繫持續的最基本方式。這種簡單的思維模式本身就有一定的惰性，很難產生出一種與主導性政治文化相異的政治文化。再次，以服從上級權力指令為指歸的日常養成與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在意識與思維方式上具有同構性。它有助於軍隊個體成員接受主導性政治文化，也就有助於主導性政治文化在整個組織中維持、強化其政治社會化功能。第四，在日常生活中個體成員處於嚴格的紀律管制之下，個體對群體反抗不是無意義就是導致個體受損。因為組織中同質性政治價值等級體系是由組織給定的，違反者除了受到上級的懲罰外，還被已接受這種政治價值觀的其他成員嘲笑，因而處於沉重的心理壓力之下。久而久之，個體就放棄了抵抗。第五，長期在群體性軍事組織中生活的個體成員，還會產生從眾心理、對群體的認同感、逃避自由尋找安全感和歸屬感。第六，主導性政治文化在組織成員的心中固化後，就通組織成員間的相互影響而傳播擴大。本特霍森和莫奈安認為，在群體成員互動的過程中，他們分享了經驗，並以此為基礎，形成了對未來互動的期望。對正在形成的規範的不同意見可能導致同意規範者修改他們的解釋，或者，他們一度試圖說服群體接受他們的解釋。但一旦規範形成，任何試圖進一步改變控制的行為，都會遭遇制裁。[11]

　　4.道德“榜樣”

　　用先進典型人物作為一般成員的模範與“榜樣”，是軍隊政治社會化常用的手段。從軍隊道德倫理規則的選擇、宣教過程中，可以分析出其中隱含的政治指令及其價值指向。“榜樣”本身就是政治指令對原型進行美化（如放大其優點，遮蔽其缺點）的一個人為的模板。權力意志支配下的“榜樣”與典型一方面是將其與常人之間的道德、人格差別放大，另一方面又企圖強調常人可以模仿“榜樣”，以實現蘊含着主流政治文化價值意圖的“榜樣”為指歸。

　　這樣的道德“榜樣”常會產生相反的效果。由於道德“榜樣”以近乎完人的形像出現，所以與常人存在着不可接近的距離與勢差。如果道德“榜樣”被認為是真實的，它或許還可能成為被教化者的政治道德觀念與行為的模板，從而達到政治教化的目的；但如果它被認為是虛置的，或道德“榜樣”與被教化者之間的距離與勢差被過度放大，被教化者就會視之為可望而不可及，這反而會使被教化者產生一種自卑的心理壓力，甚至產生對這種德治技術及其蘊含的政治價值取向的整體性質疑。事實上，過去幾十年裡屢屢被宣傳的雷鋒就是這樣一個虛幻的道德“榜樣”，在中國軍隊內部對他的宣傳早已顯現出後一種效果。

　　以“榜樣”德治為中心的軍隊政治社會化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軍內存在的思想政治問題，更不可能達到製造同心同德者的目的；相反卻造就了軍隊成員在精神與道德品性上的奴性、委瑣和虛偽。這種政治理想與道德品性上的空化構成了軍隊政治社會化效果的一部份；而另一方面，軍隊裡這種依賴於道德“榜樣”的政治社會化日益失靈，卻又為進一步加強政治社會化、政治教化提供了理由與合法性。

　　5.軍隊內部傳媒的作用

　　當代中國軍隊中的政治媒介的權力源自組織內部特定的政治符號系統所構建的主流政治文化及其依附的制度結構系統。《解放軍報》等政治性、宣傳性報刊與網絡成為中國軍隊政治文化的強有力的護持者。從政治社會化的角度看，這些軍中傳媒的主要作用是在軍隊組織中擴散、傳遞主導性政治文化。但也必須看到，這類報刊中相當一部份是通過強制性方式發行的，有相當一部份軍隊成員不看這些強制性發行的報刊。有些傳媒在報導過程中存在大量有償新聞現象。在金錢的誘惑下，媒介權力成了一些人及部門製造政治道德資本、謀取個人權力的工具。這種軍隊傳媒權力的腐敗會削蝕主導性政治文化的合法性，也意味着附屬其上的傳媒之政治社會化功能的減弱。

　　6.維持軍隊的高度封閉性

　　軍隊政治社會化的整體模式呈現出高度封閉性，營區與組織結構的封閉性為政治社會化提供了體制上的保證與前提。在這種封閉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組織成員被視為不是具有相對直接需要和明確目標的完全理性的行為者，而是不斷參與對付一個模糊的信息環境過程中去的人們。”[12]軍隊強調自身與其他社會組織的差異，對其成員灌輸軍人的責任、對黨的絕對忠誠、榮譽、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等意識。在軍隊黨化的前提下，軍隊不過是主導性政治文化的一個“容器”，以黨的政治文化為主塑造軍隊對黨的忠誠。軍隊政治文化基本上呈現出模塊型，具有唯一性，在主導性政治文化看來，異質的政治文化根本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其封閉性還表現在對傳播媒介的控制上。一些基層部隊不允許官兵擁有收音機、手機等，一是防止外國電台把異質政治文化輸入軍內，二是避免大眾文化過度影響軍隊的政治教化，渙散軍心。

　　三、軍隊政治社會化過程中與軍外的交流

　　軍隊雖然具有高度封閉性，但它畢竟還是社會政治系統的一個部份，必然與外部社會發生有限的交流。

　　首先，軍隊與黨政系統之間有政治文化交流。黨為了保持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要對軍隊進行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灌輸與控制。這種交流主要是一種灌輸與接受的關係。同時，在黨政決策過程中，軍隊在國家安全、國防政策、軍費開支等議題上也有一定的發言權。

　　其次，軍隊與地方政治文化之間存在着交流。兵役制度的實行使每年都有大批新兵入伍和官兵轉業復員，軍隊成員與社會其他成員之間的流動是這種交流的主要渠道。軍隊要在較短時間內把來自不同階層、具有不同政治觀念的人員，按照軍隊政治文化標準整合進軍隊組織。從現實情況看，軍隊藉助組織與利益控制的力量不難完成這一任務；但它並不能完全消除所有新成員原有的政治文化，而且軍隊的人治體制還可能放大某些消極的政治文化因子，如小農文化、官本位意識等。[13]此外，帶有政治文化意義的地方傳媒對軍隊政治文化也有影響。一些軍事單位也訂閱帶有較強政治文化色彩的報刊，如《南方周末》、《讀書》、《書屋》等，軍隊內的個體成員也可自由地訂閱這些報刊。由於受到軍隊的嚴格管制，這些報刊中的蘊含的民主觀念與個人權利意識，會對軍內人員產生比常人更強烈的影響。據筆者所知，這幾種刊物在軍內的一些文化水平較高的成員中有較多讀者。

　　再次，中國軍隊與外國政治文化也有交流。中外軍隊的互訪、中外軍事研究機構互派訪問留學人員，都不可避免地會令中國軍隊的成員受到異國政治文化的影響。但由於被派出人員的政治觀念已基本成形，其出國時間較短且完成任務後還要回到軍隊，所以這種交流對軍隊政治社會化的影響極其微弱。此外，一些軍隊外語學院也聘請外國教師講課。據筆者了解，這些外國教師會自覺不自覺地向中國軍校學員傳播西方的政治價值觀，並對一些學員產生了影響。儘管這種個體間的政治文化交流對中國軍隊政治文化無法造成整體損傷，但主導性政治文化仍對其保持警惕。校方經常對與外籍教師交往過密的學員發出警告，還採取定期（一般是兩年）換聘外籍教師的制度，以限制這種個體間的政治文化交流。

　　四、軍隊政治社會化的效果分析──表層彰顯與內在變異

　　通過各種政治社會化的努力，主導性政治文化在軍隊中維持着絕對優勢，其他異質政治文化很難侵入軍隊系統並對之構成威脅。由於對主導性政治文化的接近與否和軍隊成員的物質利益及政治前途緊密相連，這對成員造成了強大的現實約束力。確實，軍隊的政治輿論、組織行動與黨中央、中央軍委保持高度一致。然而，對大多數軍隊成員來說，對主導性政治文化的認同在很大程度上建基於利益的支配，多少有點無奈或屬於無知型默認。這種現象既可被視為政治社會化的成果，也可被理解成政治文化自身危機的一些表現。

　　1.在宏觀和中觀層面上主導性政治文化維持着儀式化的支配地位

　　宏觀上，軍隊內部穩定，且在政治上組織上與黨中央、中央軍委保持高度一致。在主導性政治文化的中間層面，集體主義、團結精神、紀律和服從意識、宏觀責任意識（抵禦外敵）得到強化，成為軍隊區別於其他社會組織的主要特徵，為凝聚軍心、提高軍力、實現其保障國家安全的功能提供了強大的支持。

　　1998年，中央作出禁止軍隊經商辦企業的決定，這是實現中國軍隊專業化與現代化的重要措施。它雖然對軍隊的利益有較大觸動，但基本上沒有影響到軍隊對黨的忠誠感和軍隊政治體制的穩定。1995年海外曾有人預言：“‘六四’事件後，軍方勢力日益擴大，出現了軍方干政的可能性，成為鄧後中國最大的隱患之一”。[14]至少到目前為止，軍方勢力沒有明顯的擴大，軍隊的領導權依然為中共牢固地掌握著，還沒有出現軍人干政的跡象。

　　其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主導性政治文化構成了軍隊成員政治思考的前提，個人只是消極地存在於組織製造的政治文化之中，由政治文化為個體提供一種適合於他在軍隊等級體系中生存的思考模式：即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雙重角色。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主導性政治文化成了軍隊組織內部的有機部份，對整個軍隊的組織運行產生重要而深刻的影響。權力者將其意志構建到組織內部中，通過權力與資源控制與製造政治論證邏輯、政治（社會）群體化，將之變成全體成員的意志與利益認知，從而得以合法化，形成主導性政治文化所要求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裝飾着上級領導權力的政治形像，證明着上級權力的合法性。

　　其次，主導性政治文化的儀式化彰顯主要得益於軍隊等級中權力精英在行動與組織上的支持。中國政治中政治利益的代理人與委託人是同一主體，政治精英只對自己的利益負責。[15]軍中各級權力精英對政治文化指令的積極反應主要是為了維持並擴大個人利益（物質享受、官位升遷等），而不是政治信仰的考慮；否則，個人一生的奮鬥所得有可能在傾刻間灰飛煙滅。權力精英並非沒有一點政治大局意識，只是這種意識在他們的觀念中居於次要地位。換言之，權力精英對主導性政治文化的支持是明顯的，但也是表面化的。正是這種表層化支持使主導性政治文化在軍隊中得以儀式化，政治社會化的效果也得到表層的彰顯。流動頻繁的軍隊成員多是低級軍官和士兵，他們對主導性政治文化的服從認同更是個人利益化了的；不過他們對主導性政治文化的認同與支持在其服役期間對軍隊的政治社會化有直接的意義。正如葛蘭西所說，“當由統治精英所提出的世界觀得到從屬群體的積極接受和追求時，統治的過程進行得最有成效”。不過在中國軍隊中，這種成效只體現在宏觀和中觀層面的儀式化過程當中。

　　2.軍內主導性政治文化在個體層面上的變異

　　當主導性政治文化在宏觀和中觀層面得到儀式化彰顯時，這種政治文化在個體微觀層面上其實表現出一系列與宏觀層面儀式化彰顯不一致的特徵。

　　首先，主導性政治文化中所倡導的高調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道德教化忽視了個人利益，在組織上造成對個性的壓抑，所以基本上並未得到軍隊成員內心中的自發認可，受眾只是在權力控制與利益驅動下表面上表示接受而已。

　　其次，隨着軍隊成員個人權利意識的不斷提高，而現有的軍隊組織的特殊性和主導性政治文化又使這種意識不具有合法性，軍隊成員若想超越組織規定的限度去追求個人或局部的權利，就只能通過非制度性的方式來實現。於是在主導性政治文化所倡導的政治原則之外，生成了另一套“潛規則”，如通過不正當手段追求個人權力的欲望遠超過所謂的“共產主義理想”和“為人民服務”的軍隊宗旨，官僚主義和裙帶關係盛行等。實際上，在軍隊組織內部這種“潛規則”已經成為主導性政治文化表皮下的一種支配性規則文化，或可稱之為“次政治文化”；但它在軍隊的非正式運行與操作中所起的作用卻可能遠遠超過主導性政治文化，一些成員與團體通過這種“潛規則”在組織體制內謀求到權力和利益。從長遠效果來看，這些“潛規則”的擴張性運行可能架空主導性政治文化並使之失效，正如哈貝馬斯所言，“普遍化的旨趣受制於利己的需要。其結果是一個政治上冷漠的社會，它通過統治而產生虛假的一致意見和合法性”。[16]

　　再次，在封閉的政治文化體系內，對現有政治文化的認識多停留在感性層次，人們只能消極地逃避這些政治話語，卻不容易重新構思獨立的話語，更不可能產生對之構成結構性威脅的認識。結果越來越多的個體諳悉政治文化中的奧妙而變得更加圓滑，這既擴充了政治文化的表層化，又加深了這種文化的深層變異。

　　主導性政治文化在表層呈儀式化彰顯而在個人層面上的變異，是政治社會化造成的一種文化變形。[17]

　　五、影響中國軍隊未來政治社會化的若干變量

　　如前所述，當代中國軍隊組織的封閉性只是相對的。隨着時代的變化，軍隊的政治社會化越來越多地受到以下幾種可預見因素之影響。

　　1.主導性政治文化面臨內在矛盾與危機

　　首先，主導性政治文化自身存在着理論上的邏輯矛盾，近十多年來不斷有學者指出這點。它的邏輯框架是“人民權力國家說”──黨代表最大多數人的利益，軍隊是人民的軍隊，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下。政治學者李景鵬早在1988年就對“人民主權說”提出過質疑，他認為“人民主權說”並不是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論基礎。[18]最近也有學者指出，中國政治及其政治文化的特色是委託人與代理人合一的精英政治，政治精英並不代表任何階級的利益，他們只對自己的利益負責。[19]儘管近來中共提出“三個代表”的理論，但如果不從制度建設上予以保障，只停留在政治宣傳或道德教化上，最終只能使大民眾對其真實可信性產生懷疑，從而消蝕主導性政治文化的合法性，其政治社會化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其次，在軍隊的政治文化中個人利益至今沒有得到充份而合法的認定，這是導致軍隊政治文化表層的儀式化維持與個體層面上變異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是自由民主的普適性與特殊性解釋之間的矛盾。軍隊政治文化也宣揚民主觀念，但更強調集體至上、服從意識的重要性和軍內民主的特殊性與有限性。一般的軍隊成員在強大的社會化與組織壓力之下，不會質疑這個較為複雜的理論問題，而只是從淺層和感性上對具體問題提出疑問。但這並不是說，這種淺層、感性層面的質疑就不重要，在特定條件下，它比冷靜的理性思考更具破壞力。

　　第四是異質政治文化的挑戰。軍隊國家化、非政治化對中國軍隊政治文化最具威脅。儘管近年來“軍隊國家化、非政治化”的主張只是極個別學者的理論，並處於隱匿狀態，但中共依然對之保持高度警惕。

　　第五，中國軍隊的政治文化可以看作是一種利益維持型政治文化，但近年來軍人社會地位與利益的相對下降可能導致政治文化的合法性危機。這種危機不可能僅靠宣揚“奉獻犧牲”等政治口號來解除。

　　第六，絕對等級制下的權力腐敗不但成為中國政治之癌，也同樣成為中國軍隊之癌。一方面，由於以人治為主要特徵的軍隊體制缺少監督機制，客觀上造成了對腐敗的寬容與腐敗的泛濫。主導性政治文化企圖用道德教化來遏制絕對等級下的權力腐敗，無異於與虎謀皮。另一方面，等級特權在這裡已經合法化並造就了一大批熱衷於追求等級權力並努力維護這一體制的人。但從根本上講，這種等級特權可能消彌體制與主導性政治文化的合法性，反襯出主導性政治文化所倡導的一切其實都是培養卑鄙與無恥，正如一句名詩所刻畫的：“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

　　軍隊政治文化的這些內部矛盾與危機得不到解決，軍隊的政治社會化就會顯得越來越軟弱無力。

　　2.中國政治文化的變遷對軍隊的影響

　　從總體上看，當下中國政治文化正在從依附走向獨立，從單維轉向多維，從封閉轉向開放，從情緒化走向法理化，從人治走向法治，一體多元化的政治文化格局開始出現雛形。中國政治文化的這種整體性變遷勢必要影響到軍隊內部政治文化的變遷與調整，這從主導性政治文化對軍隊政治文化的調整中也可看出來。

　　3.改善軍隊管理方式帶來的挑戰

　　近年來，中共在強調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同時，也開始重視軍人的權利，特別是他們的經濟與文化權力，提倡依法治軍，提高軍隊專業化的程度（禁止軍隊經商），這些措施能在某種程度上提高軍隊組織對其成員的吸引力，減少軍內腐敗，提高軍隊戰鬥力，為黨政軍體系提供支持與政治合法性。這是在軍隊組織內部實行的一種自上而下的微調，其目標是維護軍隊的穩定，重視軍人的權利僅僅是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與工具。

　　另外，黨對軍隊政治文化也作出了積極調整。這並不意味着黨放鬆了對軍隊的政治控制；相反，對軍隊政治文化作出的積極調整隻是鞏固對軍隊的政治控制的補充，前者服務於後者。這二者之間雖然有相互契合的一面，但也有相互矛盾的一面。例如，在軍隊的人治體制下提倡法治，其實只能是人治下的法治；而軍內民主觀念的增強，也可能不利於作為暴力壟斷組織的軍隊戰鬥力的保持。這可能是所有軍事組織都面臨的兩難困境，美國軍隊也面臨軍內文化與民主社會兩種政治文化傳統的協調問題。[20]

　　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共會繼續目前對軍隊政治文化所作出的微調，同時仍會加強對軍隊的政治控制。軍內法治及民主意識的增長與軍事組織體制的衝突不會通過正常的渠道解決，只能通過現有的人治體制以扭曲的方式得到表達，這既不利於正常的民主法治意識的進一步成長，也不利於軍隊體制的良性運行。

　　4.大批大學生入伍的結果

　　近幾年來，為了提高基層軍官素質，中國軍隊從地方院校大批吸收大學生入伍。與軍內其他成員相比，這些大學生趨向於獨立自主、民主意識較，可能與軍隊的政治文化發生某些衝突。大陸青年作家余杰在大學參加軍訓時就曾質疑：“剪去頭髮，就能剪去個性與思想嗎？”從目前來看，這些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大學生不可能長期與強大的軍隊政治文化傳統對峙，結果往往是被權力高度集中的軍隊政治科層制控制、同化，或被迫出局。儘管如此，從長期來看，他們的入伍雖然不可能使軍隊政治文化發生質的變遷，但卻可能在操作層面上起到改良作用。整體上講，這只能看作是主導性政治文化中兩種亞政治文化間的摩擦。

　　5.大眾文化對軍隊的影響

　　以市場化、商品化、追求消費性快感為基本特徵的大眾文化已滲入軍隊內部。它一方面可能會填補因對軍隊政治文化的厭惡感與質疑所造成的空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主導性政治文化的合法性危機；另一方面也可能對嚴整的軍隊政治文化造成衝擊，阻滯政治社會化過程，削弱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