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大躍進的註解

李成貴

　　對於發生在1958年的“大躍進”，我們從以往的敘事描述中已了解得很多，但有關此次運動的籠統認識下所隱含着的豐富內涵，特別是其起源和機制性因素，今天仍值得繼續探討。

　　大躍進：“一天等於20年”

　　“大躍進”的序幕，在1957年就已拉開。史料記載，1957年毛澤東主席多次嚴厲批評了反冒進。在毛澤東的指引下，《人民日報》在這一年的11月13日發表社論，號召批判“像蝸牛一樣爬行”的保守思想，要求“發動全民，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躍進”，從而最早吹響了“大躍進”的號角。1958年元旦，《人民日報》再次發表社論，提出要掃除消極、懷疑、保守的暮氣，爭取當年農業生產的大躍進；同年5月，中共中央又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其基本點。這就註定195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按照過去的說法是“戰鬥的一年”。

　　這一年，毛澤東繼續批評了持不同意見者，即所謂的“穩妥派”和“觀潮派”。他還在對《人民日報》的一則社論的批語中寫道：“建議把一號博士頭銜贈給發明‘躍進’這個偉大口號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並在許多場合為“大躍進”鼓勁打氣，顯示了不可違背的意志。在這種情況下，中央的計劃指標一再調整，提得越來越高，最後確定“二五”期間農業年均增長30%，到1962年糧食總產達到7.5億噸。與此相呼應的是，各地在沿着總路線創造驚人成就的壓力和動力的雙重作用下，都表現出不甘落後和爭創奇蹟的決心，人們的幹勁確實鼓得十足，強大的政治力量和狂熱的生產激情驅使着幾億農民去創造社會主義奇蹟──這畢竟是“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是“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時代。但到了最後，他們之間的競賽內容已不再是實際產量的高低，而成了膽量的較量，看誰更敢於說謊和浮誇。於是，一個個高產“衛星”上了天。當我在北京圖書館重讀當年的報紙，看到這些人間“奇蹟”時，只感到不可思議。讓我們看看那一個個“衛星”吧。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用通欄大標題發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文章宣稱：山東省壽張縣“提5000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1000－2000斤，根本沒有提了。”當時的報紙上還說，農村的牆壁上到處貼滿了宣傳畫：玉米長到月亮上，驚擾了寂寞的嫦娥小姐；水稻畝產萬斤的衛星騰空而起，連太陽也黯然失色；棉花堆成的高山聳入雲端，山頂的娃娃笑哈哈地遙指珠穆朗瑪峰。這個時候一個早年以鄉土小說享譽文壇的作家又發揮了新的優勢，他在《人民日報》（1958年9月1日）發表《徐水人民公社頌》，轟動了整個中國，文章竟宣稱“茂盛無比”的小麥畝產12萬斤，“花團錦簇”的山藥畝產達120萬斤，一棵碩大無朋的白菜重大500斤，棉花的產量也“如衛星般地震動湖海山川”。

　　其實，正像後來人們明白了的那樣，這些高產“衛星”，一般都是採取浮誇虛報、重複過秤計產或將幾畝乃至幾十畝以上即將成熟的莊稼移植到1畝地里偽造出來的。當時，農民們為了沿着總路線創造驚人的成就，已經投入了極大的激情，付出了超乎想象的勞動──正像一些外國觀察家所看到的那樣，“一群群農民實際上沒有休息地、不可思議地投入大量時間，連續幾周維持着令人極度疲勞的進度”[1].但實際結果離“一個大的躍進”還相差甚遠，這種情況下，一些膽大妄為者就想出了歪招。

　　這個特殊的年代，人們普遍蔑視技術規範以及強調技術規範的專家，一些持懷疑態度的人被斥之為“右傾保守”（懷疑高產記錄）、“厚洋薄土”（懷疑中國農民的高產技術）和“三脫離”（脫離農村、脫離農民群眾、脫離農業生產實踐）。加之，“衛星”上天的報道充斥耳目，不斷敲打着人們的神經，以至一些原先持懷疑態度或半信半疑的人也開始相信它的真實性了。在這種特殊的年代甚至連一些著名人物也登場了，一個搞原子彈的科學家出面證明畝產2萬斤的可能性。當然，1958年異常良好的氣候條件，大大鼓舞了人們的士氣，也減弱了人們對高產記錄的懷疑。

　　起源問題

　　重溫這段歷史，我們會發現，許多種因素共同促成了“大躍進”的發生。其中，最重要的是仿照蘇聯模式而採取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也即剝奪農村地區以支持城市工業的做法。蘇聯在執行其經濟計劃時，曾經將農業既作為出口的源泉，使政府能夠為工業進口機器和技術，也用作迅速擴大的城市工人隊伍的食物來源。這種辦法假定農業生產確有剩餘，並設法提取這些剩餘產品。

　　但是，中國執行這種戰略的基礎與蘇聯有很大的不同。1957年中國的人均產量不足1928年蘇聯的60%（339：566）。這樣，蘇聯能夠討論如何保證最適當地支配穩定的農業剩餘，中國則必須研究一種辦法來生產出這種剩餘產品，然後做到控制其分配。因此，當“一五”取得的還算可觀的成就在強烈的趕超願望下已不能令人滿足的時候，中國更為迫切地要探索一種可以大幅度提高農業產量同時又使資金密集型的重工業能夠迅速發展的策略。

　　這種情況下，常規的辦法已很難湊效。那些原本是合理和穩健的做法，現在看來成了“小腳女人走路”和“蝸牛一樣的爬行主義”。這時，最需要的是一種“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於是，毛澤東開始重新利用戰爭年代的經驗，把它視為希望的所在。其做法就是依靠群眾，發動群眾運動，充分相信群眾的力量和智慧[2]；就是要通過新的組織形式和強大的意識形態教育來把廣大農民動員起來，並鼓足幹勁，去創造奇蹟，獲得用這個年代的詞語來說是“多快好省”的效果。這樣，合乎邏輯的下一步──大躍進，就應運而生了。當然，它的實際效果是“多快”淹沒了“好省”。

　　此外，毛澤東的另一個個人特點，也促使了“大躍進”的發生。那時，毛澤東的主要精力放在有關農村政策和國內政治變化的爭論上，在這些方面，他有着豐富的經驗，堪稱行家裡手。相比之下，城市經濟，特別是財政和計劃的專門事項是他不大了解的課題。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他曾抱怨財政部的文件過於專門和複雜，以至他甚至沒有閱讀就簽署了。這種狀況自然限制了他在農村以外的其他經濟領域的作用，他於是把更多的精力轉移到他認為是更有信心的領域──農業部門。

　　“一種新的社會組織”

　　實現“大躍進”的目標，顯然需要探索一種有利於安排人力和資源的適當組織單位，為大規模的動員工作消除體制上的障礙。同時，這種組織方式還需要解決當時農村基層的政府單位和經濟單位之間的配合矛盾。這樣，就產生了一種追求規模越來越大和所有制越來越純的政策傾向。其結果，先是把小社合併為大社，再後來就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推行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用當時的話語說“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像初升的太陽一樣，在亞洲東部的廣闊的地平線上出現了”。

　　這年8月北戴河會議作出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認為這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完成社會主義並逐步過度到共產主義所必須採取的基本方針”；規定人民公社實行政社合一和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原則，公社的規模為一鄉一社或數鄉一社，一社的戶數可以從2000戶到5000戶不等，並要求合作社轉為公社的步驟和做法要一氣呵成。決議還滿懷信心地指出：“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也即民間所說的“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這在當時極大地鼓舞了人們的士氣，對未來的美好憧憬，使得他們以飽滿的情緒投入到緊張的勞動而忘記了疲勞。當然他們不會想到，40年後的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北戴河會議召開的翌日（8月18日），《人民日報》即在態度鮮明的大字標題“人民公社好”（這是8月9日毛澤東視察山東時的表態）下，宣布河南省信陽專區全部成立了人民公社。9月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的社論，再次有力地論證了人民公社化的必然性、必要性、可能性和美好前景。這種情況下，公社化運動狂飆突進，以驚人的速度在全國展開。到10月底，全國原有的74萬個農業合作社改組成了2.6萬多個人民公社，99%的農戶加入了新的組織。當時，有一首民謠為這種神奇的速度提供了解釋。這首民謠是“毛主席真偉大，叫咱幹啥就幹啥。他說人民公社好，咱們就搞公社化。”

　　機制性因素

　　對於“大躍進”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我們需要深入地認識它在以下兩個方面的機制性因素。這兩個因素對於理解“大躍進”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但以往人們研究得很不夠。

　　第一，意識形態的教育作用[3].意識形態具有確認現行政策合乎義理以及凝聚集體的功能，它是人類交往中形成的自我理解和解釋的認知系統（cognitive system），同時也是社會政治集團合法化和進行合理辯護的觀念體系。作為社會生活的中介和社會融合的機制，它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從某種角度講，它可視作是節約管理國家的交易費用的有效工具，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它對政策選擇的影響作用特別明顯，而且往往超過了其它的制約因素。事實上，正如廠商可以藉助廣告影響購買者的選擇行為一樣，意識形態也對執政者權威的合法性和他所推行政策的合理性起到了廣告作用，因而執政者總是要費盡心機操縱輿論和宣傳工具，通過投資於教育和宣傳而使人們受到意識形態上的諄諄教誨和勸諭。正如摩爾在他那部被譽為是本世紀社會科學三大名著之一的《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所說：“統治階級並不僅僅以其事實上所具有的東西去將他們的權力合法化，而是試圖為其尋找一個道德上的合法基礎，將它描述為是人們普遍認識和接受的教條和信仰的邏輯上的和必然的結果。”[4]為了強化其觀念工具的有效性，意識形態總是自封為真理和絕對知識，並通過平民文化（不是學者文化）的教條，如訴諸公式、口號、標語等通俗化的形式而強化其效果，從而在社會團體中形成“對統治合法性的信仰”（the belief in legitimacy）。倫斯基（1984）曾以蘇聯為例作出解釋，他說：“在這個問題上大概再沒有比蘇聯更好的例子了。在這裡，一部分人1917年奪取了對國家機器的控制，並運用國家的強制性權力去將國家的教育系統和大眾傳播媒介轉化為一種巨大的宣傳工具，在一代人當中，絕大多數俄國人皈依到了對共產黨的事業的真摯坦誠的支持上。”[5]

　　1958年中國的“大躍進”中，意識形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當時頻繁而強大的共產主義教育，很快就形成了一種特定的社會心理，促進了“大躍進”場景的確立，並為有關政策提供了強有力的合理性辯護，從而降低了特定政策的摩擦和運作成本。這種教育將社會整合成一個有利於對共同事業純粹獻身的龐大體系，人們虔誠地依附於政治共同體，並不斷為之作出貢獻，而不期望在每種情況下都得到明顯的回報。從而有效地減少了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和X 無效率的發生。李約瑟老人曾特意表明他對1958年的中國的實地觀察印象，“我所得到的最鮮明的印象是，有些西方人認為中國人是受武力強迫勞動的想法完全是脫離現實的幻想。與此相反：我們所看到的是人民自覺自愿，滿懷熱情，共同努力提高生產和實現現代化（有時越過了政府計劃的要求）；對古代文化的自豪促使他們在現代世界上取得應有的地位”[6].那時，盛行的一首歌曲寫道：“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人們在強大的信仰支配下，豪情萬丈，幹勁沖天，這是非常值得回味的一幕。

　　第二，集權體制下信息的扭曲和失真。任何政治體系，只要中央政府在一個迅速變化的環境中從事非常廣泛的活動，都會遇到這種信息難題。在集權決策國家，這種困難特別突出，並一直被認為是中央計劃經濟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主要是由於一個集權的決策結構的信息系統包括許多環節，發生錯誤和失實的可能性也就加倍增長了。或者說，政府行政等級機構不可避免地要起到歪曲信息的作用。所有龐大的決策體系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賴政府行政機構來獲得和解釋信息，但是政府行政機構的各級官員是向上級負責的，並要靠上級的賞識方能得到晉升。他們常常對自己上級的需要和希望十分敏感，於是就會表現出一種難免的傾向，總是要選擇性地把那些中聽的或對他們的仕途有利的信息稟報上級。正如R ·芬德萊所說，他們採取的是“和上面合作的方式”，而不是“來自下面壓力的方式”[7].當然，如果他們故意歪曲信息或過於浮誇，而一旦被發現的話，後果可能是嚴重的；但是，報告令人不愉快的事實真相可能更加危險。有誰敢於做諤諤之士，暗示領導人有可能在某個形勢的估計上犯了很大的錯誤，那它就可能會丟官棄職，而那些傳播鼓鼓舞人心的消息的人則會官運享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原因就在於此。這種情勢的累積效應，到了最後就有可能使得有關信息遠離了真實情況，甚至面目全非。“大躍進”中所以浮誇成風，問題似乎就出在這裡。當年正是這些“偉大的空話”的材料（借用鄧拓《燕山夜話》中的標題），構築起了信仰的神殿，並使得有關決策越來越偏離了真實需求。

　　實際效果

　　1958年，氣候條件的確非常之好，加之人們幹勁十足，迅速集中的勞動積累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資金和技術方面的限制，因此，糧食的產量肯定比平常年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

　　但是，問題是當時農村還如火如荼地開展着另一項運動──大煉鋼鐵。這項運動抽走了大部分的壯勞力當莊稼豐收時，從事收割的大都是婦女。這一時期，農村婦女中有80%以上的人參加了農業勞動，其中許多人以前從未做過農活。

　　由於缺少勞動力，許多穀物不得不仍在地里爛掉，或只能草草收割。那年在地里隨處可見丟棄、散落的糧食[viii].這樣一來，就大大降低了糧食實際收穫量的增長（這個數量究竟是多少，也許永遠也無法說清了）。

　　當然，這只是產生於當年的表面上的後果。更嚴重的影響還在後面。這種影響使得整個國家陷入了一場災難之中，人們很快就發現他們跑步進入的不是共產主義社會，饑荒在等着他們。死神在招手。

　　餘論

　　“大躍進”的年代已經遠去，現在很多人把它荒誕離奇的做法當作了有趣的談資，另一部分人則對它的嚴重後果耿耿於懷，給予非議。本文想藉此說明以下兩點看法：

　　第一，“大躍進”是特定歷史環境和社會心理下的產物。當時的人們，包括中央領導者，對那種超乎尋常的浮誇數字是深信不疑的。廣大群眾滿腔熱情的沖天幹勁也是空前絕後的，在國家投資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他們響應政府的號召，為早日改變城市農村的落後面貌，為實現工業化、機械化，為提前邁入共產主義社會，過上美好生活，夜以繼日地奮鬥在田間地頭，甚至十天半月地連續作戰，讓高山低頭，逼河水讓路，形成工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的大好形勢，的確創造了許許多多前所未有的奇蹟。時至今日，回想起來，不免令人為之感動。這畢竟是一場激盪人心、富於幻想並有着廣泛群眾基礎的社會試驗。其中體現出的艱苦奮鬥和純粹獻身的精神，就像絕大多數人都已看到的那樣，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稀缺品。

　　第二，大躍進已經成為歷史，但浮誇的習慣卻保留了下來。今天，在各地各部門浮誇的現象仍然屢見不鮮，統計腐敗和“數字出官”都是不爭的事實，似乎已經成了一種難以治癒的政治慢性病。這種情況，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受到了歷史譜系的“鎖定（lock in ）”，且與政治考核和錄用制度的不健全也密切相關。更確切地說，原因在於我們的民主選舉制度不健全，不是由百姓選官，而大官定小官。大官選小官，要看政績，小官沒有政績，就要浮誇。於是，“幹部出數字，數字出幹部”，浮誇成了浮誇者仕途上的通行證。可以說，浮誇是幹部玩的把戲，與老百姓沒有關係。其實，中國的老百姓一向務實而重行，不長於抽象理論，也很少巧佞的辭令和一切浮虛的東西。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大都腳踏實地，實事求是。他們生活里唯一的要義是工作，無分寒署、整年地自早至晚、孜孜不息，中國古人本有勤儉起家之訓，儉為節流，勤為開源，開源之道，唯有茹苦耐勞、勤奮做事。他們有時在幹部的支使脅迫下，幫着幹部偽造政績，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故亦為可恕之理。所以，就浮誇而言，問題就出在幹部身上，在於官本位和民主制度的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