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頂戴花翎下的面孔

1、載家兄弟和石榴裙邊

中華帝國的官僚階層是中國歷史上最奇特的群體之一。不了解這個群體的思維模式，就無法解釋發生在中國歷史上連綿不斷的奇聞怪事。不了解這個群體的行為特徵，就不能說了解了中國，了解了這個東方民族。

中華帝國官僚階層最基本的思維模式和最顯著的行為特徵是：徹底混淆國事與家事的區別。

關於“國”與“家”的概念，中國人的思維邏輯從這塊大陸上有了“國家”的那天起，就似乎沒有清晰過。

中華帝國延續千年的政治和文化，從根本上講，是架構在以宗法血統為基礎的“家庭式”框架之上的。從秦到清的帝國政治從來沒有和家族統治剝離開來。儒家學說從道德倫理上把“國”與“家”描繪成一個整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既是國家也是家庭的等級和階級模式。“齊家治國”是中國漢族人的道德宗師孔子的最高理想。孔子以後的中國人向來認為治理國家不過是管理一個放大的家庭。中國封建社會的朝代歷史都是以某姓的一個家族“坐天下”為標誌的。一個家族，甚至一個人物的興衰，便會成為至今沿用的劃分中國歷史某個階段的絕對標準。這個特徵表現在政治行為上，就是在中華帝國的國家政治中，“公”與“私”的區別、“國”與“家”的區別幾乎微乎其微，“公事”就是“私事”，“私仇”就是“國讎”。於是，某個人的個人命運就會影響抑或可能導致整個帝國的興盛或者危機。

西方人一直認為自己的“個人主義”優於中國的“大家庭主義”，其實在中國，西方意義上的“個人主義”根本不存在。中國人每一個人都籠罩在與生俱來的“個人家庭”和“國家家庭”的雙重包圍之中，每一個人都與生俱來地不曾也不能真正地“個人”過。無論是在道德倫理上，還是在國家政治中，每個人都將遵守着一份由宗法血統交織而成的契約，這個不會被時光割斷的契約在中國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是西方人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的。因此，中國從來沒有過西方意義上的所謂“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雖然中國人一向恥與談及“私有財產”和“個人價值”，但是，在漫長的封建帝制時代，“私產”的概念竟然可以是整個國家——至少對帝國的統治階層而言就是如此。

於是，中華帝國的官員的所有行為都是在為某一個家族負責，而對這家族的負責就等同於對整個國家負責。同時，由於官員階層扯不斷的家族血統關係，所以官員們的所有行為也是在為自己負責，為自己負責也等同於為國家政權負責——中華帝國歷史上官僚們的個人悲喜劇，幾乎都是同一樣的模式：或者因為得寵於“家長”而飛黃騰達，或者因為冒犯了“家長”而滿門抄斬。這樣的模式被中國的所有文學藝術當成絕對的骨幹情節，弄得一個泱泱帝國的形象永遠像夫妻失和婆媳鬥嘴的張家堂屋或李家後院，弄得一部中華帝國的歷史永遠如同一本只記錄着柴米油鹽婚喪嫁娶的瑣碎日子的流水賬。

中國人依賴和依附於家庭，因此，正如中國人對個人家庭的煩惱時不時要發些牢騷一樣，中國人發國家牢騷的民風也是世代相傳舉世無雙。而且，中國人就是喜歡這樣的歷史，他們評點起國事來如數家珍。

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世界上恐怕沒有比中華帝國的臣民對皇族“家長”式的統治更心安理得、更津津樂道、更心存依賴的了。這是也許是解釋中華帝國的歷史之所以苦難連綿的切入點之一。

大清帝國，從開國到完結，歷代皇室的名字是胤、弘、永、綿、奕、載、溥、毓、恆、啟。其中“載”字輩們統治的年代，是中華帝國歷史上最痛苦的年代。

應該說，對於一個國家，沒有比決定一國統治者的人選更“國事”的事情了。

1900年的元旦前夕，當慈禧太后決定廢除光緒皇帝的時候，大清帝國的這位一國之君竟然沒有任何反抗的勇氣。除了皇帝本身的軟弱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這是“家事”！在中國，儘管你是皇帝，但是你只要不是“家長”，你就沒有決定什麼的權力。

當皇宮裡開始議論廢帝立儲的時候，皇親“載”字輩們都激動萬分，因為接替光緒皇帝帝位的人選是端郡王載漪14歲的兒子，這就意味着“載”字輩的皇親中，載漪的一支即將開始興旺發達了。慈禧太后讓給即將下台的現任皇帝封個名號，已經當上皇儲的老師且同樣沉浸在飛黃騰達的激動中的大學士徐桐迫不及待地主張給光緒封個“昏德公”的名號。這是對現任皇帝的公開侮辱，而光緒皇帝就在現場。這時，端郡王載漪的弟弟載瀾看了光緒一眼，發現這個皇帝“神情恍惚，宛如夢中。”而當現場的漢族大臣們對徐桐的做法表示反對和憤慨的時候，一直默不作聲的慈禧突然開口說話了，語氣緩慢而低沉，但字字清晰，她說這是我們家裡的事，召你們來不過為體面而已！

理應比滿族皇族對儒家精髓理解得更深刻的漢大臣們，聽到這句話之後，由於羞愧和恐懼個個面紅耳赤，戰慄不已。

慈禧的話是詮釋帝國政治的絕妙經典，幾乎可以解釋帝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切。

6月，京城初夏，陽光明媚。風沙瀰漫的春天已經過去，天空明朗了起來。幾場暖雨把蒙了一層灰塵的樹葉洗刷乾淨，帝國北方各種長滿小葉子的樹木樹影婆娑，枝繁葉茂，色調沉重的帝都到處鑲嵌着鮮嫩的綠色。楊柳的花絮剛剛飛過，槐花濃郁的香氣依舊在空氣中殘留。平民院子裡的石榴花蕾已經綻出深紅的顏色，而宮廷里的池塘也繡上了斑斕的浮萍。雖然端午節已過，但是租船飲酒的八旗子弟仍留戀在東便門外二閘附近的河面上，他們彈着三弦，搖着八角鼓，唱着單弦岔曲：

五月端午，

街前賣神符，

女兒節令，

女兒節令把那雄黃酒來沽。

櫻桃桑葚，粽子五毒，

一朵朵似火榴花開端樹。

一支支艾葉菖蒲懸門戶，

孩子們頭上寫個王老虎。

姑娘們鬢邊斜簪的是（那個）五彩靈蝠。

京城裡的人認為，“善正月，惡五月”。五月里天清氣朗，但是容易鬧鬼。於是，進入農曆五月後，家家都在門上貼鍾馗像。鍾馗具體是一個什麼人物，很難考證，但據說是唐朝人，因為參加朝廷的武舉考試沒有被錄取而憤然死去。死後“託夢”大唐皇帝，說他決心“滅除天下妖孽”。從夢中醒來的皇帝於是讓畫工吳道子畫出鍾馗的人像，貼於門壁，用以避鬼。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故事——平民出身的男子即使沒有“功名”，甚至就是死了，也要盡保衛皇帝的天職，因為他是皇帝的“子民”——這個中國詞彙的意思是：對於統治者而言，任何一個中國人生來就有雙重身份：兒子和臣民。但是，一個中國男人考試落第和天下的“妖孽”之間存在着什麼邏輯關係，似乎一下子就說不清楚了，也許只有中國人才能心照不宣。

數百年來，中國人就一直在一年中的某一特定的時辰里，把這個戴着武官帽子、塗着戲劇臉譜、面容兇惡的漢子像貼在自家的大門之上。粗糙的畫像貼上去的時候，鍾馗沒有眼球，懵懵懂懂的樣子。半夜子時，月黑風高，人們悄悄出門，用雞血給鍾馗畫像點上眼睛，北京人稱為“硃砂判兒”。鮮紅的眼球使這個漢子立即顯示出萬分衝動的神情，從此情緒古怪地站在每家每戶的大門口。無論對前世英豪還是對傳說人物，中國人所能表示的最大敬重是給他們封一個官職，他們給唐朝武舉落第的鐘馗封的是“判官”——中國人心目中奔走於陰間陽間負責聯絡的官員，這個掌握着生殺權力的官員的辦公用具不是刑具而是一支筆，只要他在誰的名字上畫一個叉，就等於宣布了這個人的死刑。

1900年初夏，北京人發現驅鬼的鐘馗復活了，而且活生生地滿大街都是。

義和團的農民們進入北京之後，端郡王的府邸成了義和團的總部。

端郡王府，一座豪華的皇親府邸，雕梁畫棟，山水亭閣，威嚴氣派——幾個月後，被外國聯軍燒成一片廢墟，富可敵國的財產被搶掠一空。端郡王府的位置大致位於今天北京西城官園附近，那裡如今只留下一條叫做“端王府夾道”（育幼胡同）的小街，也許還能令某些知道歷史的路人依稀聯想起那個幾乎當上身穿金繡盤龍的太上皇的王爺穿上義和團的裝束時該是多麼古怪的模樣。

端郡王府邸內外真箇熱鬧！車水馬龍，彩旗招展，揭帖標語，鑼鼓喧天。數百義和團的農民們在府邸大門口設起了“拳壇”，香煙繚繞，咒語聲聲。看熱鬧的北京平民第一次看到普通農民居然可以在皇親府邸隨便出入，頓時感到世道好像有什麼不對勁兒了。不對勁兒的世道極大地興奮了皇城平民一貫單調的心情。一會兒聽說端郡王帶着義和團們去殺“二毛子”了 ，於是人們蜂擁着跟隨而去；一會兒又聽說莊親王載勛帶着義和團去抄“勾結洋人”的官員的家去了，於是又蜂擁着跟隨而去。——京城的人們不感到累，這座城市的居民原本就是政治 居民，連最貧苦的撿煤渣的老太太都能透露出點朝廷里的秘密。

接着，又聽說端郡王家裡的義和團們開練了：在一個被端郡王封為統帶的義和團首領的指揮下，幾個十三四歲的農民孩子，紅衣紅褲舞弄了一陣子就進入了“神仙附體”的階段：口吐白沫，幾近昏迷，突然又跳起來，幾聲怪叫，雙手向空中亂抓，仿佛抓到了什麼。看熱鬧的人們突然歡呼起來，原來端郡王載漪打開大門出來了。這位目前最得勢的王爺撲通跪倒在壇前，表示了對義和團“法術”的崇拜。這一跪，把京城的臣民跪得心口直顫。端郡王當即表示：“真乃神力也！”他決定入宮，把義和團的神奇之術稟奏太后！

這就是帝國的總理衙門大臣載漪，中國近代史上最值得敘述的帝國官員之一。

端郡王的一生簡直就是一個皇親國戚、紈絝子弟、高級官僚、流浪罪犯的傳奇。這個皇親中既無文名也無武功的子弟，卻多次神差鬼使地時來運轉，最後幾乎當上當朝皇帝的父親。經過大喜大悲亦真亦幻之後，他被外國聯軍堅決地要求處以死刑，但是，帝國的數十個高官大員被處死了，惟獨他沒有死。他神奇地逃脫了洋人們的仇恨，遊蕩在中國荒涼的西北邊陲，過着土豪一樣的日子。金錢短缺的時候，他收到慈禧太后派人送來的數盆梅花，扒開花盆裡的土，他看見每隻花盆裡都埋着一塊沉重的金錁子。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傳奇的人物，無論在官史還是野史中，關於他的記載卻少之又少，好像帝國的歷史上根本沒有過這個人一樣。倒是一個洋人——日本人吉田良太郎所著的《西巡迴鑾始末記》中尚留有他的歷史痕跡：

端邸以近支王公，謀竊神器，其驕暴樂禍，性使然也。或傳其父惇親王有隱德於太后，故太后親之。戊戌政變，漪與其兄載濂、其弟載瀾告密於太后，故太后尤德之，使掌虎神營，而禍自此始。大阿哥即立，欲速正大位，其謀甚亟，而外人再三尼之。故說者謂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憤，實私仇，誠篤論也。（（日）吉田良太郎：《西巡迴鑾始末記》卷二。）

這個日本人是站在洋人的立場上來評價載漪的。書中暗示載漪和慈禧的關係起源於慈禧和載漪的父親奕誴說不明白的密切來往，這倒是解釋慈禧為什麼會被一個不學無術的莽撞之人左右的角度之一。

載漪，道光皇帝第五子惇親王奕誴之次子，是慈禧的侄子，是當今皇帝光緒的嫡堂兄弟。他的父親奕誴沒有當皇帝的運氣，年齡只比其異母兄弟咸豐皇帝小六天。載漪生來也運氣不佳，因為他是八個兄弟中的老二，按照帝國的規矩，除了奉旨“世襲罔替”的親王可以世代承襲親王的爵位之外，其餘的只能封爵，自親王以至輔國將軍，在父死子繼的時候照例要降一等承襲。所以，奕誴雖然是親王，但是他死了之後，不但老二載漪以下的兒子不可能被封為親王，就是老大長子載濂，也只能襲封為貝勒加郡王銜。至於載漪，頂多可以得到個輔國公的封號。

但是，載漪，這個被史書多記載為“魯莽淺薄，不學無術”的皇親公子，硬是時來運轉了。按照中國人的說法，這位王爺實在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他首先得利於另一支皇親的繁殖能力不佳。嘉慶皇帝的第四個兒子綿忻生前被封為瑞懷親王。這位親王只有一個兒子，名叫奕志，按照帝國的“規矩”，綿忻死後，奕志降一等世襲爵位，為瑞郡王。但是，奕志一生也沒能有一個兒子，死的時候也就沒有後代世襲爵位，這被中國人叫做“國除”，大概是從此被國家開除了的意思。為了避免一支皇親被國家開除，咸豐皇帝命令奕誴的第二個兒子載漪過繼到“綿”字皇族，襲承奕志的爵位。載漪因此被封為貝勒，地位一下子和本家長子的地位持平了。

但是，貝勒距離郡王的級別還相差甚遠，載漪如何又能成為權重一時的郡王呢？這又是載漪的福氣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他娶了一個媳婦，這個媳婦不是別人，而是慈禧太后的內侄女。

慈禧的親弟弟叫做桂祥。桂祥有三個女兒，長女就是在慈禧的安排下嫁給了光緒且令光緒彆扭了一輩子的隆裕皇后。次女即是載漪的福晉，三女則嫁給了另外一個“載”字輩的皇親輔國公載澤。載漪娶桂祥的次女為妻，是否是慈禧的主導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載漪家族和慈禧的關係絕不一般，不然載漪不會得到慈禧的歡心，慈禧也沒有理由把侄女嫁給載漪以加強彼此的“友誼”。載漪娶慈禧的侄女的日期幾乎和光緒皇帝大婚的時間互為先後。載漪結婚不久，慈禧60壽辰到了，載漪從貝勒被進封為端郡王。這個進封至少在皇族進封爵位的規矩中是一個特例，不是慈禧的意志絕無可能。慈禧母家的勢力之大在帝國中已經成為鐵一樣的現實。與載漪的好運氣形成相對比的是，桂祥的弟弟兆祥也有一女，嫁的是貝勒載澍，結果夫妻吵架，兆祥告到慈禧那裡，倒霉的載澍居然被慈禧關押起來，一個身為貝勒的皇親國戚形同囚徒。

載漪被授予“端郡王”的封號，本身就是一個歷史笑話。載漪襲承的是瑞親王綿忻之子奕志死後的爵位，即使當上郡王，也應該按照綿忻的爵號為“瑞郡王”，但是：

咸豐十年，命以惇親王子載漪為奕志後，襲貝勒。光緒十九年，加郡王銜。十九年九月，授為御前大臣。二十年，進封端郡王。循故事，宜仍舊號，更名端者，述旨誤，遂因之。（《清史·瑞親王綿忻傳》。）

所謂“述旨誤”，是說辦理手續的大臣把字寫錯了。原來，軍機大臣們奉旨書寫進封文件時，官員把“瑞”字錯寫成了“端”字，稀里糊塗地呈奏了上去。更糊塗的是，皇帝也沒把這個錯字看出來，硃筆一畫，批准了。王言即出，便是成法，沒有更改的道理，結果在官員和皇帝的共同糊塗中，本來被過繼到“綿”字輩，指望能夠繼承“瑞王”封號的載漪，到了封王的時候卻成了“端王”——皇族瑞懷親王綿忻一支的爵位封號到此真的“國除”了。

無論是“瑞”還是“端”，對於載漪都無關緊要，反正他已經是帝國的郡王了。

載漪最大的福氣是兒子被立為皇儲。

這件“盛事”的突然出現還來自於載漪的裙帶關係。

《十朝詩乘》云：

至是東朝再訓政，忽別議為穆宗立嗣，蓋預為廢立地也。近支中惟端王福晉出入椒掖，承眷特隆。所謂“佛香高閣盤旋上，親挽■輦有福金”者，即詠此事。 溥儁得立，實由此。此時朝士雖無敢昌言抗議，而私憂竊嘆，每見篇章。（郭則沄：《十朝野乘》卷二十三。）

載漪的福晉和慈禧的關係甚是親密，到了可以在慈禧的轎子前後晃來晃去和太后竊竊私語的地步。在載漪的兒子當選皇儲的問題上，想在日後當上和慈禧一樣的皇太后的載漪的福晉絕對脫不開“拉關係走後門”的干係。

洋人堅決反對載漪的兒子當帝國的皇帝。

帝國預立皇儲的詔書下達之日，載漪囑其王府僕人：“各國公使將於今日來賀溥儁為大阿哥事，汝等宜預備茶點。”可是，“至夜寂然。”第二天載漪又囑，“至夜又寂然。”第三天載漪仍囑備好茶點，“至夜復寂然。”史書記載：“自是，載漪之痛恨外人也，幾於不共戴天之勢。”（宋玉卿編《戊壬錄》之《立儲始末》。）

在慈禧的包庇下，帝國的最高決策權掌握在一小撮滿族王公手中，而以“載”字輩的權力為最。他們是：載濂、載漪、載瀾和載勛。前三位是親兄弟，載濂則是自然承襲的郡王，載漪不但也是一個郡王，而且還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大臣兼禁衛軍虎神營總兵，老三載瀾的爵位是輔國公，出任禁衛軍右翼總兵，哥仨掌握着帝國京畿部隊的軍權。而載勛，是“世襲罔替”的莊親王。莊親王是康熙年間八大近支勛臣之一——與皇帝的血統最近的那支親系，號稱“八大鐵帽子王”之一。其第一代莊親王碩塞，是清太宗第五子，為帝國的開國立過 重大戰功。第三代莊親王允祿是朝廷的內務府總管，曾任正紅旗漢軍都統、鑲白旗滿洲都統、鑲黃旗滿洲都統，領親王雙俸。第四代莊親王永熔先後任鑲紅旗蒙古都統、正紅旗滿洲都統，掌管宗任府，署領侍衛內大臣。第五代莊親王綿課，先後任正紅旗蒙古都統、署領正白旗侍衛內大臣、正黃旗侍衛內大臣，署正白旗漢軍都統、鑲藍旗滿洲都統等職。到載勛這一輩，已經是第十代莊親王了，其門第已經在大清帝國的歷史上顯赫了近二百年之久。載勛此刻是總統禁軍，同樣軍權在握。

關於載家兄弟的權勢，在帝國土地上出版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甚至也刊登文章，繪聲繪色地描述說，慈禧已經給了載家兄弟一把可以“先斬後奏”的“尚方寶劍”——從史實上分析，這是洋人們被嚇出來的幻覺。但是，即使沒有這個幻覺，這些既無政治才能也無軍事經驗的貴族弟子居然在帝國政府的中央形成一個權力的核心，這個現實已經足以令人心驚肉跳。載家弟兄為了純粹的私仇，把整個帝國捆綁在危機之上，以最無知的頭腦、最下流的手段和最自私的目的，狂熱地迎接他們自己的“節日”，如同一夥盜賊慶賀他們的一次盜竊行動順利得手一樣。

那些被飢餓和絕望逼上不歸之路的帝國的農民們，他們沒有一個能夠知道宮廷里發生的一切，他們關於帝國政治的所有知識僅限於街頭巷尾的傳說和世代臆造出來的深宮情節。現在，他們能夠進入帝國的京城，甚至“駐紮”在王府中，得到王公們的承認，並且成為皇族們的“手下”甚至“家人”，這無異於讀書人考取了功名，做官者得到了晉升，其社會地位得到了帝國的承認，農民們原本的不平之心終於得到了極大的滿足。在王府里，他們除了悄然窺視偌大的府宅之內深不可測的門廊院落，吃着用王府的巨大鐵鍋燒出來的大塊豬肉外，關於“國家大事”他們什麼也不知道。那些巨大的假山、富麗的飛檐和茂密的紫丁香樹遮住了他們的視線——他們的視線也只能到眼前為止。如同無法得知王爺們的私生活的真相一樣，農民們根本無法得知任何“國事”的真相。雖然他們無疑是帝國農民中“大開了眼界”的“幸運者”，但是當他們在王府前院中站立或走動的時候，內心裡除了畏懼還是畏懼以及在畏懼之後愈加深刻的卑微。他們的情緒不算複雜，或者說自打進城之後，他們的思維和熱情變得更加單純了。至於國家、政治、外交、法律等等概念，連帝國的主宰者們都沒搞明白，如何苛求帝國的農民能比帝國的王公們更明白？

如果說端郡王載漪對外國人的仇恨是來自外國人強烈反對他的兒子當皇帝，那麼，莊親王載勛的舉動就讓人有點摸不清頭緒了。載勛對外國人的仇恨比載漪更強烈。他的府邸不但是義和團“坎”字團的總部，他的家人，連同他自己，都成了義和團中的一員。自義和團的農民們進入北京城的時候起，這位親王就變成了“舉事”的農民們的頭頭。他騎着馬，在農民們的簇擁下，亂闖於北京的大街小巷。京城的所有城門上都貼上了以他的名義發布的布告，內容是：“殺一男洋人，賞銀五十，殺一女洋人，賞銀四十，殺一洋嬰，賞銀二十。”（ 《景善日記》1900年5月26日。）載勛位於西皇城根太平倉的府邸門前，在數月的光景里，幾乎成為大清帝國刑場的代名詞。只要說是“殺洋人”或者“殺二毛子”，儘管往莊親王府邸的大門前跑，准能看見人頭落 地的熱鬧。載勛還是帶領義和團的農民抄那些“裡通外國”的官員的家的首領，無論是多大的官，只要看見騎在馬背上的莊親王那張似笑非笑的臉，就知道家產算是完蛋了，弄不好還會被義和團們拉到莊王府門前砍了頭。

莊親王載勛召集義和團的地點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三義廟。北京叫做三義廟的地方很多，至少有七處，這是因為民間供奉三國人物劉備、關羽、張飛三兄弟的風俗很盛的緣故。和莊親王家族最密切的是海淀萬泉莊附近的三義廟。1900年的時候，這個地方流泉遍地，或 注入荒池，或暗伏草徑，春夏之交，晴雲碧樹，鳥語花香。這座廟是莊親王出資修繕的，親王的管家還在這裡購置了數頃田地。莊親王載勛就在這樣的鳥語花香中召集義和團的農民們開會練拳，三義廟四處流淌的溪流映照出帝國蓬勃的造反景象。數月之後，巨大的莊親王府 邸被外國聯軍燒毀。洋人們沒有忘記三義廟這座美麗的廟宇，它和莊親王府一樣成為了一片灰燼。

在這個時刻，帝國所有的官員們都緊張起來，因為必須對擁進城來的義和團們迅速做出反應。政治經驗告訴他們，這樣的反應別說出現錯誤，就是反應得慢了，都可能招致殺身之禍。帝國的大小官員們在家裡緊閉大門和家人和同僚徹夜秉燭商談，前因、後果、發展、結局，所有商談和討論的內容都不是國家將面臨着什麼和遭遇到什麼，而是自己將面臨着什麼和遭遇到什麼。慌亂的日子中，突然有傳聞說，軍機大臣剛毅請太后收集義和團為“團練”，讓端郡王載漪統一指揮。據說“太后信之”。接着，太后“召見義和團大師兄曹福田”的消息傳來。又據說太后“獎其英勇”。都是“據說”、“據說”，但是，帝國的官員們很快就親眼得見了：兩宮從西苑起駕回大內，2000義和團農民從瀛秀門到西華門沿路排列成護衛隊伍，他們清理街道，大聲呵斥圍觀者，儼然皇家衛隊的模樣。而太后臉上一片慈祥，她老 人家“賞銀兩千兩，慰勞有嘉。”無需再商談和討論什麼了，什麼都明明白白了：義和團萬歲！

於是，帝國的官員們毫不負責地將國家推向災難。

從帝國官員們千奇百怪的反應上，就可以看出在此風雲變幻的時刻大清帝國的命運究竟掌握在一夥什麼樣的官員手中。

有主張把駐華外國使節全部殺光了萬事大吉的——知府曾廉、編修王龍文獻“三策”，請求端郡王載漪轉奏太后：“攻東交民巷，盡殺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範疇，中策也；若始戰中和，與銜壁與（予）親何異？”惟恐天下不亂的端郡王載漪看到此論不禁大喜 ：“此公論也！”（羅敦融：《庚子國變記》，載《清代野史》卷一， 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頁。）

有給殺光外國使節尋找理由的——編修蕭榮爵：“夷狄無君父二千餘年，天假手義民盡滅之，時不可失。”（同上）

有直接歌頌義和團的——知府曾廉、御史劉嘉謨：“義民所至，秋毫無犯，宜詔令按戶搜殺教民，以絕亂源。”（同上）

有主張把過去辦理洋務的人和與洋人有密切關係的人重新定罪的——郎中左紹佐：“請戮郭嵩燾、丁日昌之屍，以謝天下。”（同上）

有主張為過去的“教案”平反的——戶部主事萬秉鑒：“請議恤天津教案所殺十六人。”（同上）

有想趁機洗刷罪名的——侍郎長麟因為站在光緒一邊被慈禧罷免，現在急於立功：“請率義民前敵！”（羅敦融：《庚子國變記》，載《清代野史》卷一， 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頁。）

有信口胡說的——只要太后高興，即使是最不可能的事，也能隨便說出口，而將整個國家的命運和百姓的安危視為兒戲的——御史徐道焜：“洪鈞老祖已命五龍把守大沽，夷船盡沒。”御史徐嘉言：“已得關壯繆帛書，書曰夷當自滅。”（同上）

帝國的官員們被一種惟恐落後的狀態所籠罩以至於精神失控了，他們個個爭先恐後地把街上的義和團們請到家裡來當做上賓。吃、喝，稱兄道弟，而且家家設立起義和團的“拳壇”——“王公邸第，百司廨署，義和團皆設壇，謂之保護。士大夫思避禍，或思媚載漪者，亦恆設壇於家，晨夕禮拜之。”（《中國歷代戰爭史》卷十七，台灣“三軍大學”編著，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30頁。）

中華帝國幾千年歷史中最奇怪的事情終於不可思議地發生了。

也有反應慢的官員，或者曾和洋人有某些瓜葛，或者家有信奉洋教的親人，甚至平時和載家兄弟關係不太好的，他們立即遭了殃。都統恆慶，滿族貴族，平時和載漪交往甚密，但是一家13口全部被義和團殺害。尚書立山平時“不附載漪”，候補侍郎胡燏棻、學士黃思永、通永道沈能虎均以洋務著稱，都被列入了義和團的死刑名單。結果，胡燏棻逃亡，沈能虎通過行賄得以倖免，立山、黃思永被捕入獄。編修杜本崇、檢討洪汝源等因被指為教民被打了個半死。貝子溥倫、大學士孫家鼐、尚書陳學、副都御史曾廣、太常張邦瑞被抄家，“僅以身免”。值得注意的是，就連堅決支持義和團的大學士徐桐和閣學貽谷的家也被蜂擁而至的義和團們抄了，金銀財寶損失了不少。入室抄財的義和團們在這一瞬間根本沒有政治立場——貧苦的農民們無論打着什麼樣的旗幟，高喊着什麼樣的口號，他們之所以背井離鄉地揭竿而起，從根本的動機上講是痛恨高官與家財萬貫的豪富，敵視人世間所有的貧富不均——類似“扶清滅洋”這樣的政治口號在這種階級痛恨和敵視中一錢不值。

帝國的農民們不需要紫貂長袍和千年古董，他們需要銀子。他們把抄家得來的財寶衣物拿到前門外去賣，京城的大柵欄一帶成了鄉村集市一樣的自由市場，身穿義和團制服的農民們的叫賣之聲在這裡連成一片。北京的平民們為此大得實惠，區區幾個錢就能買到皇親貴族、高官大員家裡的貴重物品和價值連城的古玩：“諸宅被劫後，均於前門外銷贓，有以京蚨三十千得帶■貂褂者，有以京平銀四五兩得翡翠朝珠者。”（復儂氏、杞廬氏：《都門紀變百詠》，載《清代野史》卷二，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 版，第731頁。）

更嚴重的是，義和團要殺皇帝了。

臣民要殺害皇帝，這在大清帝國歷史上可謂頭一遭！

義和團的揭帖明確宣稱，他們要殺“一龍二虎”。所謂“龍”，指的正是光緒皇帝。義和團們說光緒“效法外洋”，裡通外國，是教民的“總教主”。而“二虎”，指的是慶親王弈�己屠铠櫿隆�慶親王是總理衙門大臣，說話有偏袒洋人的嫌疑，而李鴻章是帝國著名的洋務首領。

激情已不可遏制的農民們在帝國一小撮居心叵測的高官的暗示和慫恿下，居然可以公開地宣稱他們要殺這個帝國的皇帝——這樣的一個政權，這樣的一夥官員，這樣的一個延續了數千年歷史的古老帝國，此時此刻，它還能稱做是一個“國家”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