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浮躁的日子

《都門紀變百詠》：諸王貝勒府設立“神壇”，門前高建大纛，上書“替天行道奉旨義和團”字樣。

1900年，中華帝國歷史上最淒楚的一頁掀開了。

當那些赤貧而淳厚的農民們後來成片成片地在帝國都城裡倒下的時候，他們沒有一個人 看見過在背後將他們推向洋人槍口的那隻黑手；當他們被王公貴族剛一引領進北京城的時候，他們甚至還為終於成了帝國政府官員指揮下的義民而激動不已過。

把東西點燃，這是連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不需要技術、裝備和特殊的訓練，任何一個農民只要願意，都能辦到。進入京城的義和團們首先在城內的教堂、教會醫院和中國教民家的建築物上點火。義和團剛進城，八面槽和宣武門附近的教堂和教會醫院就燃起了大火，大火騰起的濃煙如同長城烽火台上的信號一樣，預示着這座千年古都的巨大災難即將開始。崇文門內所有的教堂都起了火，燈市口和勾欄胡同等處洋人的住房也冒了煙。接着，大火蔓延到京城的每一個角落，因為信洋教的中國居民的房屋也開始燃燒起來。“義和團焚燒順治門大街耶穌堂，又焚燒同和當鋪奉教之房，又焚燒順治門內天主堂，並醫院兩處，連四周群房約有三百餘間俱燒盡……又焚燒西城根拴馬莊、油房胡同、燈籠胡同、松樹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數百間。”（仲芳氏《庚子紀事》，載《義和團》。）

最著名的大火，燃燒在正陽門外的商業區大柵欄。

義和團放火，是有一番儀式的：一個大師兄先作“法”，形式和“降神”沒有什麼區別。一夥義和團員圍成圈，大師兄在中間手舞足蹈地念“咒語”，關公、諸葛、崑崙老祖、西天老祖地召喚了一陣子後，大師兄便“神仙附體”了。神仙附了體的大師兄渾身發抖，口吐白沫，突然一聲：“火！”前邊的房屋立刻燃燒起來。沒有人知道或者沒有人願意知道，這是農民們事先在房屋裡面安排人拿着火把專等着大師兄的一聲“號令”——“使其黨預伏於內，以煤油潛灑之，”“號令”一出，“烈焰突起，觀者堵立，驚以為神。”京城人並不至於如此愚蠢，只是明明知道“法術”有假，但有看大火燃燒之熱鬧的習慣。每一次放火之前，義和團們都宣稱，他們點的不是一般的“火”，而是“滅洋”的“神”火。“神”火的神奇之處在於：讓它着，它就着；讓它熄，它就熄。而且這火只對與洋鬼子有關的東西起作用——“只燒洋房，決不波及民居。”（《景善日記》，1900年5月21日。）

義和團在大柵欄點火，說是要燒一家叫做“老德記洋藥房”的外國藥房。跑來看熱鬧的北京平民，擠在距離這家藥房很遠的地方，大聲地叫好，他們急切地要親眼看見被傳說得很神秘的義和團的“法術”，因為，即使在天橋看魔術也要掏錢，而這裡是免費的，況且，大火燒起來一定很好看。可是，大柵欄的商家掌柜卻跪了一條街，他們哀求大師兄“放他們一馬”，因為只有他們是清醒的——他們是商人，具有嚴格的經濟頭腦，只相信按照市場的行情一兩銀子能生出幾分的利，他們不會相信除了市場規律以外的任何“法術”。義和團農民們越“作法”，他們越害怕，因為他們知道，無論什麼火，只要一燒起來，外國人的洋藥房是沒了，他們的店鋪也將不復存在。

帝國的官員們下令把正陽門的城門關了，並派出重兵把守，說是奉太后之命，防止亂人混入內城。這是給義和團農民們的一個最明確的信號：要放火儘管放就是，只要不把皇城點着就行。

於是，帝國京城裡的大火着起來了。

大柵欄，正陽門外數條商業街中最著名的一條，位於帝國皇城的正陽門外。正陽門，帝國皇宮所面對的最重要的軍事防禦工程。1644年清王朝建都北京，沿用明朝建都城的格局，正陽門是帝國皇城的正南大門，因此俗稱“前門”。大柵欄原來的名稱是“廊房四條”，1774年，由於“反清復明”的政治騷亂一直不斷，為加強帝都的治安，帝國政府下令“京師內外大小街巷設立護門柵欄”。在這個命令下，全北京城大小胡同設立的各種柵欄達1746處之多。設立柵欄採取的是“官助民辦”的辦法，由胡同居民自己籌措資金，自己設計樣式，自己請工匠打制，於是，前門外這條商人云集的街道上的柵欄被打製得格外高大漂亮，以至成為京城裡一道與眾不同的風景，成為帝國北方商業興旺繁茂的標誌。於是，人們就叫這裡為“大柵欄”，而原來的胡同名字漸漸被遺忘。到了《乾隆京城全圖》印出來的時候，“大柵欄”這個名字已經被帝國政府認可了。

這是一條長不過二百多米的小街道，但是，卻排列着當時帝國最著名的店鋪百十家。鞋帽店、綢布店、金銀首飾店、藥店、絨線店、煙店、飯店、戲園子等等，“為京師最繁華處”。當時有詩云：

畫樓林立望重重，金碧輝煌瑞氣濃。

簫管歇餘人靜後，滿街齊響自鳴鐘。

（引自《都門雜詠》。）

義和團的農民們進城之後，繁華的大柵欄成為他們最喜歡聚集的地方，這裡有吃有玩有長年上演的戲劇。在這裡的店鋪里學徒的青年特別的多，大都是從鄉村來的農民，這些在學徒的時候受到欺侮和盤剝的青年，見到義和團的農民們如同見到家鄉的親人。史料記載，那一年，大柵欄、打磨廠、鮮魚口等店鋪的學徒夥計大都參加了義和團，大柵欄口外的幾家剪刀鋪里打造兵器的爐火徹夜通紅，丁丁當當的聲音響徹半個京城。正打鐵的時候，有夥計報告：老德記洋藥房不但沒有把洋藥銷毀，而且還在轉移貨物。

義和團們生氣了。

火光一起，不可控制。“火延程闕，三日不滅。”（宋玉卿編《戊壬錄》之《義和團之亂》。）

老德記洋藥房裡的火光一閃，神差鬼使般的，帝國都城的天空突然颳起大風，大火瞬間便烈焰飛舞。接着，大柵欄整條街道全都燃燒起來。火勢沿着煤市街、觀音寺、廊房三條、二條和頭條、珠寶市、前門大街、西河沿以及東西荷包巷迅速蔓延，最後竟然燒到了正陽門的箭樓和城樓。點火的義和團們開始奔跑避火。熊熊大火燒着了著名的內聯陞、同仁堂等店鋪。也許是因為波及到了城門，帝國政府這才允許救火，但是聲稱可以 一聲咒語就能“閉火”的大師兄不見了蹤影，結果熊熊的大火連續燃燒了一天一夜才被撲滅。雖然老德記的洋藥房沒有了，而同時消失的還有京城內四千多家商鋪。原本繁華的大柵欄商業街變成了一片廢墟，街中數不清的綾羅綢緞和金銀珠寶或被大火燒毀或被趁火打劫。京 城再有詩云：

大柵欄前熱鬧場，無端一炬燼咸陽。

問渠閉火多神術，為底神靈誤主張。

（復儂氏、杞廬氏：《都門紀變百詠》，載《清代野史》卷二，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32頁。）

也許利益損失過於巨大了，幾乎影響了帝國的財政，數天之後，帝國政府不得不動用行政手段，“發內帑五十萬兩，戶部銀五十萬兩”，以借給被大火殃及了的帝國著名銀號：“恆和”、“恆利”、“恆源”和“恆裕”，讓其“恢復舊業以維市面”。（同上）以穩定金融市場，為店鋪的老闆們籌措重新開張的資金。

但是，帝國政府沒有追究義和團放火的責任，有關官員更沒有一個“引咎辭職”——因為這一切是“正義的行為所致”。

能夠代表帝國政府立場的是，就在火燒大柵欄的第二天，也就是在大柵欄的大火還在燃燒的時候，火被放到了內城。西單牌樓附近的一家“講書堂”被義和團認定是和洋人有關的店鋪，於是放了一把火，結果，大火波及相鄰的商鋪千餘家。緊接着，東城的一家洋貨鋪被點燃，其結果和大柵欄一樣，一下子又燒毀了整條街上的四千多家商鋪。

大火令北京城的夜晚幾乎變為白晝。帝國數百年商業精華，已是滿目瓦礫灰燼。

火是中國人自己點燃的。

火光之中，帝國官員家裡的“拳壇”香火更盛。

載漪，這個京城禁衛軍虎神營總兵家中的一半人現在都聲稱自己“入了拳”。

史書記載那些天的北京城“火光蔽天，日夜不熄”，“香煙蔽城，結為黑幕。”

那是些人心大快的日子，人人都覺得天地翻覆，臣民可以徹底地“自由”了。在烈焰騰起的濃煙滾滾之中，京城裡幾乎所有的青少年都以參加義和團為榮耀——“車夫小工，棄家從之”。就連帝國的官員出門也要步行了，因為轎夫們“舉事”了，拉車的騾子也好幾天沒人餵了。許多貴族之家的福晉們必須自己下廚房，因為廚子和雜役們上街“革命”去了——“什百成群，呼嘯周衢。”（羅敦融：《庚子國變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7頁。）

帝國的皇族們和官員們沒有因此而懲罰這些“奴才”，因為他們許多人已公開宣稱自己也是一個義和團團員。當他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把“如今的奴才們不聽使喚”的話題當做一件樂事來談論了——中國人從來會安慰自己，只要憑空臆想出一個連自己都不願相信的理由，就可以繼續心安理得地得過且過，這是帝國的臣民千百年來不聞世間滄桑巨變而依舊渾渾噩噩地活下去的“依靠”。

此刻，整個北京城已經“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優隸卒，幾乎無人不團”了。（柴萼：《庚辛紀事》，載《義和團》。）其人多勢眾已“比於官軍”。帝國的一位官員甚至以威脅的口吻對英國公使竇納樂說：“不久，清軍也會全部成為義和團！”

帝國多年的法律嚴禁在京城內持械，但是在1900年的夏天，京城滿大街都是挎刀的義和團團員。

帝國多年的法律嚴禁私家冶鐵，但是在1900年的夏天，京城內“家家鑄刀，丁丁之聲，日夜繼續。”

在王公府邸里吃飽喝足了的大師兄，一出門，他們充滿酒肉味的嘴裡吐出的話就成了帝國的“法律”。這些“法律”一會兒一變，京城的居民們稍微不注意，就可能招至殺身大禍——“無日不出新花樣，或令人懸紅燈，或令人當門書‘義和團之神位’，旋又改為‘義和 團眾神之位’，朝令夕改，奉行惟謹，否則以二毛子治，不旋踵即有滅門之禍。”（黃曾源：《義和團事實》，載《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說要白面，於是家家戶戶都拿出白面。又說不要白面了，要大餅夾醬肉，於是家家烙大餅、採購醬肉。每天晚上，義和團團員們都在街上喊：“家家燒香！”於是家家雖然不知道為什麼要燒香，但是都得燒起香來，帝國的都城煙霧騰騰，儼然成了一座巨大的廟宇。又“令民家供清水一盂，饅首五枚，青銅錢數枚。家置一秫秸，粘紅紙，供五日。”於是家家照辦，後來一問，義和團們的解釋是，供了五天的秫秸便具有了“神力”，“持以揮敵，首自落。“（羅敦融：《拳變余聞》，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07頁。）

義和團進攻使館不利，便命令所有的居民在燒香的時候一律“以拇指掐中指，男左女右，力掐不放”，說這樣可以滅洋人。早上起來，突然說義和團在大街上殺了個女乞丐，原因是這個女乞丐暗中受了洋人的委託，半夜裡把“穢血塗在居民的門上”，目的是“要招鬼來害居民全家”。於是，家家都出來看自己的大門，全城人心裡怦怦亂跳。

義和團要求居民們家家必要有的東西是紅燈——家家掛燈，晝夜不熄，一片燈海，猶如節日。但是，掛紅燈也不那麼容易，一不小心也可能惹來災禍。突然有命令來，讓家家都把紅燈高舉起來，說是紅燈照迎仙姑。居民們剛剛把紅燈高舉起來，又來了一個命令，說高舉紅燈“有礙仙姑的‘雲路’”。於是，剛才還滿城紅燈，“萬炬高張”，轉眼間滿城的紅燈又一起消失了，“如萬星齊落”。可是，命令突然又來了，說“紅燈低者，乃奸細也”，要高高舉起來“以助神威”。“乃戶戶又高舉如故。”

京城內傳聞紛雜，居民們手忙腳亂，漸漸地，人心惶惶，草木皆兵了：“忽有人傳言遙見順治門外聚集多人，即之忽又不見，居民互相驚異。”“又人狂奔過市，大呼反來，或呼火起，聞者震驚。”亂七八糟的傳說夾雜着各種恐怖的傳聞蔓延開來，鬧得北京人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昨天說，有鬼魂半夜裡專門剪雞鴨的羽毛和睡着了的人的辮子；今天又說，“某糧店黑豆一囤，轉瞬間豆皆自生眉目。”人心慌亂得還來不及判斷之時，再聽見有人大聲喊：“潑水！”於是家家戶戶男女老少爭先恐後地往街上潑水，結果“街市盡濕”。滿街是水之後，人們互相問為什麼潑水，誰也說不明白。

那是一段混亂浮躁的日子。人心躁動、敏感，而且隱約地害怕。

人們甚至為城內大火造成的損失尋找可以接受的理由。大柵欄大火燒毀民房，人們說義和團本來除了老德記洋藥房之外，絕不會波及別的房屋，但是由於“二毛子救火”，神仙惱怒了，所以燒了一大片。這個譴責救火、偏袒縱火的說法，居然讓帝國的平民們深信不疑。西單的大火明明燒毀了上千家店鋪，但是關於義和團“法術”之靈驗的說法依舊在京城內傳誦着：“西單牌樓二道街洋房燒，糧店跪求。團民手執小紅旗上房，口中念念有詞，用旗一揮，火即飛過糧店矣。”（劉以桐：《民教相仇都門聞見錄》，載《義和團》。）

後來帝國的史書，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把義和團稱之為“匪”。但是，當時的帝國，幾乎沒有人這麼認為，至少沒有人敢這麼認為。這是一個極其奇特的現象。在大清帝國的歷史上，還從未有過這樣“上下一心”的時刻，尤其是沒有過政府官員和“舉事”的農民同心協力的時刻。就面對外國勢力而言，儘管政府官員和平民百姓所感受到的屈辱的內容和性質截然不同，但是就仇恨的情緒來講，他們驚人地一致——“民心蓄怒已久，不約而同，聞滅鬼子殺教民，人人踴躍思奮。”（劉福姚：《庚子紀聞》，載《義和團史料》。）

在當時的史料中，關於國家尊嚴和民族利益所受到的屈辱和危機，幾乎不可見，所能見到的多是洋人們古怪的“獸行”——也許因為只有這些“獸行”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中國人對外國人的仇恨。那時的京城內幾乎每天都在流傳着類似的消息：義和團從某個教堂里搜查出無數具人的心、肝、肺；又有拳民在某個洋人的住宅中搜查出剝下的人皮、從孕婦肚子裡剖出來的嬰兒，還有數十個“陽物”。當義和團衝進西醫醫院時，他們被人體骨骼標本嚇了一跳，抬出來，又是洋人吃人的活生生的罪證。義和團在燒一家照相館之前，駭人聽聞地從這家照相館裡抬出來一筐“人眼珠”，倒在地上，“眼珠”亂滾，京城人個個毛髮倒豎，驚叫不已。後來被一個南方人看見，說這是南方的一種水果，叫荔枝，不信可以嘗嘗，甜得很。結果這個南方人立即受到一頓暴打——人們不願意更改洋人“挖人眼睛”的消息，而這個消息其實已經不可更改了。

帝國臣民的心理如同這個正在走向衰亡的帝國一樣脆弱。面對外國勢力的蠻橫侵入，帝國全民的心理失衡終於導致了民族整體行為的失衡。

在這樣的心理之下，任何對抗外來勢力的可能，哪怕中國人認為有一絲可能性的事物，他們都願意接受，儘管他們親眼看到義和團的“閉火”法術並不靈驗。中國人在對外國勢力的仇恨中期待着奇蹟的發生，儘管他們只要冷靜下來就能清楚地知道，奇蹟的發生該是多麼的渺茫。

只是，至少在帝國的都城，人們已經無法冷靜。

在一種非正常的心理狀態中，帝國的臣民們這一次把千百年來欺壓、剝削他們的那些昏聵的官員全盤接受下來了。人們向騎在高頭大馬上的王公大臣們歡呼，歡呼帝國的大員們帶領着義和團們去“滅洋”。除了殺盡洋人和“二毛子”、“三毛子”之外，所有帶“洋”字以及與“洋”字沾邊的東西和事物，都成了在帝國官員率領下的義和團們攻擊的對象。

除了洋錢之外。

此時的中國人徹底混淆了洋人和洋貨以及帶有洋人氣息的一切事物的區別，他們把這一切單純地歸納為一個“洋”字，而“洋”字這時已經成為一個文化概念，針對這個概念的任何行動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釋。

首先要消滅一切有關“洋”字的名稱。

“義和團將東交民巷改名為‘切洋雞鳴'，令人各處宣傳，寫條粘貼各巷。”（仲芳氏：《庚子紀事》，載《庚子紀事》。）

“各街市鋪面有售洋貨者，皆用紅紙將招牌上的‘洋’字糊上，改寫一‘廣’字。”（劉孟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載《義和團》。）

“見東洋車亦用刀亂剁，由是改稱東洋車為太平車，用紅紙書‘太平車’三字，貼在車尾。”（同上）

“城內城外各行鋪戶與各街住戶，義和團俱飭令避忌洋字，如洋藥局改為土藥局，洋貨改為廣貨，洋布改為細布，諸如此類甚多。”（仲芳氏：《庚子紀事》，載《庚子紀事》。）

義和團們砸了所有帶“洋”字的東西：紙煙、眼鏡、洋傘、洋襪子，他們只要看見就用刀一通亂砍，然後統統燒掉。他們通告所有的居民，“各家不准存留外國洋貨，無論巨細，一概砸拋，如有違抗存留，一經搜出，將房燒毀，將人殺戮，與二毛子一樣治罪。”（仲 芳氏：《庚子紀事》，載《庚子紀事》。）

由洋貨再涉及使用洋貨的人，巡邏的義和團看見街上有穿洋衣的人，這個人的腦袋就難保。洋衣的範圍除了西裝之外，擴展到“窄衣窄袖”，又擴展到白顏色的——“白衣者近洋派，一律禁着白衣。天時暑熱，白衣為多，貧苦人無衣可易，遂又着婦女紅綠衣者，權救一時之急。”無法得知白色為什麼是洋人的專利。後來的擴展終於沒有了邊際：“着灰布衫者奸細也，旋又令曰藍衣者奸細也，着此二衣色在途行走者枉死不知凡幾矣。”（僑析生 ：《京津拳匪紀略》。）大清帝國國人的衣服顏色就很有限，到底着什麼顏色的衣服才不至於掉腦袋呢？

緊接着，讀書的學生們也開始恐慌起來，因為他們讀的是“洋書”，於是家家在門口燒書以示立場。還是有學生不小心——“曾有學生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枚，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齊下，皆死非命。”（（日）佐原篤介、浙東漚隱輯《拳事 雜記》，載《義和團》。）更令人驚駭的是，“一家有火柴一枚，而一家八口，一律被砍死刀下。”（《最後的神話》，張建偉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247頁。）

其實農民們也知道，洋貨已經成為商業流通中的現實，徹底銷毀是不可能的，況且，洋東西就是比國貨要好些，細布總是比土布穿在身上體面。於是，只要名稱改了，就可以算完成了“滅洋”的任務。這裡，“洋”字僅僅是一種中國人語言上的忌諱而已。

中國人對語言中所蘊涵着的神奇力量深信不疑，他們願意用內涵豐富、歧義頗多的漢語言與所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玩文字遊戲。明明是命運不濟，但是花錢“求”來一張寫着“時來運轉”的紙條，於是就信心十足了起來。新婚夫妻被送入洞房，鬧房的人給他們端去一碗煮得半生不熟的餃子，然後在窗外故意發問，聽見裡面說出一個“生”字，於是所有的人都鬆了一口氣：這個新媳婦將來能夠大量生育是沒有問題了。生了一個兒子怕夭折，就取個名字叫“鐵蛋”，然後才放心起來，因為沒有什麼能傷害一個生鐵疙瘩。和普通家庭願意貼上個倒寫的“福”字一樣，官場上要把政治對手扳倒，就把這個對手的名字倒過來寫在牆上，象徵着這個對手已經“倒”了。中國人相信語言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換了一種說法或者稱呼，整個現實世界就能夠隨之而改變。

與所有民間的秘密團體一樣，義和團也有自己的“團話”。他們把所接觸到的事物和物品，都改變成另外一種形態。比如把電線說成“千里竿”，把水說成“雷公奶奶洗澡湯”，把大餅說成“老君屎”。下決心“滅洋”的義和團認為，只要眼睛裡看不見、耳朵里聽不到“洋”字，萬惡的外國勢力就當然地從中國消失了，乾坤也就清朗了。有一個進了城入了府的農民兄弟問：帝國都城的京畿部隊為什麼叫做“虎神營”？軍機大臣榮祿的解釋是：虎能吃羊（洋）。於是，國人都相信帝國的軍隊是一支能夠令所有的洋人都聞風喪膽的軍隊——至少帝國官員們的感覺是這樣。

政府的官員都憨愚至此，整個國家再發生什麼都不足為奇了。

3、帝國炮火中的“家事”

1900年，大清帝國政府領導下的義和團最大的“滅洋”行動是攻擊教堂和使館。

對京城內的教堂和使館區的攻擊，自6月15日開始，直至外國聯軍占領帝國的都城為止，長達六十多天。

這正是帝國北方乾燥酷熱的季節，整個京城猶如一座大火爐，頭頂上是炎炎烈日，街巷 里則烈焰騰騰，無論是對於北京的洋人們還是北京的平民們來說，這都是一段極其難熬的日子。

因為攻擊使館是“嚴重的外交事件”，因此，這六十多天被目擊者、親歷者和評論者反覆大量地記述，如今企圖完整地翻閱這些浩如煙海真偽混雜的故紙堆絕非一件易事。但是，無論是洋人們“最黑暗的時光”、“耶穌受難的日子”的描述，還是中國人“匪焰熾烈”、“反帝壯舉”的描述，都無法顯現出一個大致符合邏輯的事實脈絡。原因很簡單：如果說這是一場戰鬥的話，那麼，戰鬥的結局過於荒唐了。

中國的兵家哲學發源甚早，在西方人還茹毛飲血、拿着棍子毆鬥的時候，中國人關於如何取得戰鬥勝利的策略理論已經形成。中國頭腦睿智的兵家先人所作的最精闢、最簡潔，同時也是最具真理性的結論是：天時、地利、人和。這種囊括了組成世界的“天、地、人”三元素的哲學論斷，是中國人奉行數千年的行為哲學的精髓，它不但被包括人類戰爭在內的所有事物的發展規律和最後結局所屢試不爽，而且還是了解和分析中國這個東方民族性格特徵的最便捷的突破口——中國人所有的明智和機警創造出的智慧，幾乎都可以在這六個字上得到充分的體現。

但是，1900年夏天，發生在北京城內的血流遍地，屍橫如山的戰鬥，卻是中華帝國幾千年歷史中的一個奇異的例外。

中國人占據着“天時”。所謂“天時”，就是道德所向。無論洋人們能夠列舉出萬般理由： 現代世界的秩序、現代經濟的發展，現代文化的全球化趨勢、促進一個落後民族的進步等等，卻都不能迴避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那就是如同中世紀歐洲海盜橫行的年代一樣，他們在蠻橫地武裝侵入一個主權國家，並且利用經濟實力的優勢，對這個國家進行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掠奪。任何一個民族對於這樣的入侵，其奮起反抗的行為都是自然的、必然的、合乎世間邏輯的。於是中國人面對洋人進行的戰鬥理直氣壯。這是中國人的“天時”。

中國人占據着“地利”。所謂“地利”，就是戰場地理。洋人們漂洋過海，龜縮於異國都城之中的幾間房屋裡，甚至連中國兵書上所說的“背水絕地”都不具備，因為，不但他們的身邊沒有河流，他們連喝的水都要斷絕了。戰鬥開始的時候，他們根本來不及考慮什麼戰場地理，充其量也只能盼望牆壁和窗戶能夠更結實一點。

中國人還占據着“人和”。所謂“人和”，就是人心的向背。1900年夏天發生在帝國都城裡的戰鬥的參與者，是得到廣泛支持的數十萬“武裝”起來的農民，而帝國的正規軍隊向戰鬥地域開進的時候，市民們更是夾道歡呼。同情洋人的中國人少之又少，而且同情者不可 能採取什麼具體的行動。參加戰鬥的中國人不缺糧食和一切補給，北京平民幾乎家家都在傾囊相助，因為這已不是“亂民”在胡鬧，而是帝國政府在行動——“傾其國力，儘其所有”，聲勢浩大，威武雄壯。

“戰鬥”無日不有。

兵攻、水攻、火攻。

“團民”英勇無比。

洋人們膽戰心驚。

大炮、地雷、火藥。

洋人們彈盡糧絕。

我持天理人心，全城皆為我家，數十萬人同仇敵愾，這不是“天時、地利、人和”是什麼？

中國人在本國的土地上動用了他們可以動用的一切手段，而被攻擊的洋人們男女加之老幼總數不足三千，且孤立地深陷於異國他鄉極其狹小的空間之內，所以，中國人幾乎根本不會在這場不能稱之為一場“戰鬥”的戰鬥中失敗。

六十多天內烽火連天，六十多天的“戰鬥”“異常酷烈”，而最後結局竟然是：中國人成片地倒在自己都城的土地上，他們都是年輕的義和團團員和帝國的兵勇——洋人們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歷史殘酷的真實是無法用習以為常的思維理解的。

義和團們首先攻擊的是京城內的教堂。其中攻擊最烈的是北堂。

北堂，即位於西安門內北側的西什庫大教堂，為天主教設在中國北方教區的總堂，主教就是那個曾被帝國皇帝授予二品頂戴封的法國傳教士法維埃——中文名：樊國梁。西什庫教堂建於外國傳教士們在中國傳教的黃金時光中，那時的樊國梁雄心勃勃，立志要把上帝的福音傳遍中華大地，讓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成為天主教在東方最龐大、最堅固的基地。為此，財大氣粗的天主教會有足夠的金錢在中華帝國的都城修建一座足夠輝煌的教堂。設計圖紙上顯示，這將是中華帝國土地上的最高建築物。但是，當拿了“回扣”並且和教會簽訂了合同之後，帝國的官員們發現，如果這座教堂按照圖紙修建起來，站在教堂的頂樓上，紫禁城內皇家的一舉一動都將一覽無餘。於是，在反覆交涉沒有結果之後，帝國政府表示“願意付出建築費的三倍價錢”來換取對合同的修改。教會方面同意了，惟一令他們遺憾的是，早知道就應該把教堂的建築費用估算得更高一些。即使如此，竣工的西什庫教堂依舊是一座精美高大堅固的建築物。它至今依舊矗立在原來的位置上，只不過1901年以後做了大規模的修繕，這座高大的灰色宗教建築上的斑駁煙火痕跡消失了——如同中國人關於它的記憶一樣。但是，洋人們的記憶是不會被輕易抹掉的，因為那些心驚肉跳的日子留給他們的印象刻骨銘心。

在北京城裡的其他教堂都已被義和團焚毀之後，惟獨西什庫教堂依舊矗立，於是，它顯得更加孤獨無助岌岌可危了。

教堂受到攻擊時，教堂內正“人滿為患”：在這座教堂里供職和從外面逃來的神職人員已有數十人之多，其中法國傳教士13人，女傳教士20人，為逃避義和團的殺戮而躲進教堂避難的中國男性教徒一千多人，而教徒們攜帶的老人妻孩，加上外國人的妻子、孩童，婦孺人數達兩千二百多人。這些人都是非武裝人員——除了恐懼之外，他們手上什麼也沒有。

負責教堂防守的武裝人員共41人，即法國水兵31人和意大利士兵10人，負責指揮的是一名叫做奧利維利的年輕的意大利海軍中尉。這些外國軍人是兩個星期之前在中華帝國政府的允許之下從天津乘火車進入北京的聯軍中的一部分。他們是6月1日下午被分配到西什庫教堂來的。

也就是說，西什庫教堂受到攻擊的時候，保衛教堂的是41條洋槍。

大約是在6月16日左右，強烈預感到危險即將臨近的西什庫教堂大門緊閉，門口和窗戶已經用裝滿土的布袋壘起了防禦牆，法國和意大利官兵們開始晝夜值勤，警惕地注視着教堂四周混亂喧囂的街道。

教堂內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們已經被嚴密包圍。

大約在早上，隨着一聲響亮的呼哨，一支箭射進了教堂，箭上縛有信二：

字示天主教民知悉：今天津等處洋人皆已平抄盡淨，汝等守此彈丸之地，內無糧米，外無救兵，汝等識時務者當自出投誠，必不殺害爾等。若能殺一洋人獻首級者，賞銀一兩；若拿一活者送到本團，賞銀五兩。指天為誓，厥不食言。若執迷不悟，破巢後被獲之時，雖願投誠，亦盡殺不貸。

你們天主、耶蘇（穌）教民聽着：汝等外救已絕。勸爾等若將樊國梁等洋人交出，凡洋人財產全分與爾等。若尚執迷不悟，破巢後玉石俱焚。今已鋪成地雷數處，看爾等如何敵御？！及早回心，免遭不測。本團言出法隨，思之，思之。

（《最後的神話》，張建偉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299頁。）

兩封信全是寫給在教堂內避難的中國教民的。意思很明白：如果能夠裡應外合殺掉洋人，不但可免死，而且賞銀子，平分洋人們的財產；如果不從，“破巢”之日，格殺勿論。義和團的“勸降書”為什麼不直接寫給他們的戰鬥對手——教堂里的那些外國神職人員和聯軍官兵，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因為義和團中沒有人會寫洋文的緣故，或者是因為義和團們給予洋人們的除了死亡之外別無他路——中國人根本就不會接受他們的哀求，如果他們出來哀求的話。

然而，西什庫教堂里的中國教民沒有一個願意殺個洋人出來領賞的。原因很簡單：教堂外，整個北京城內，已經有上萬中國教民消失了，其中有的被燒死，有的被砍頭。人在極度恐怖和毫無退路的情況下，會表現出精神的異常。教堂里的中國教民們幾乎沒有猶豫，男人們拿起教堂里存有的老式毛瑟槍趴在了窗口，他們決定和這座教堂，和這座教堂里的洋人們生死在一起。

沒有裡應外合的跡象。

太陽升起來的時候，義和團向西什庫教堂的進攻開始了。

最先的“戰術”是使用帝國農民們最拿手的火攻法。竹筒製作的“噴水筒”——似乎是一種人力壓縮的裝置——把煤油噴射到教堂的大門、窗戶和院子裡，然後射出帶火種的箭以引燃大火。酷熱的天氣加上熊熊燃燒的火焰，西什庫教堂頓時成為一個燃燒的地獄。男人、女人連同孩子，幾乎所有有行動能力的人都拿起各種工具撲火，最有效的辦法是用濕布把火焰按滅。大火剛剛有被撲滅的跡象，義和團新一輪的火攻又開始了。教堂里的人必須在火焰和烘烤中不停頓地奔跑，毒辣的太陽和身邊的火焰使他們喉嚨冒煙，但是，教堂里的水眼看就要枯竭了。

大火雖然沒有把這座堅固的教堂燒塌，但是，教堂里的人聽見了令他們魂飛魄散的銅鑼聲：義和團真正的進攻開始了。轟然一聲巨響，教堂中了一發炮彈。這不是義和團農民們的土炮，因為從農民們的土炮炮膛里飛過來的不是真正的炮彈，而是些鐵鍋的碎片和磚瓦石頭。這是只有帝國正規軍隊才擁有的真正的大炮，而且是從洋人們那裡用帝國的銀子買來的。這發炮彈準確地落在教堂上官兵阻擊的位置，當場就有六個官兵被炸死。接着，大小不一的炮彈蝗蟲般落下，把教堂灰色的高牆打得千瘡百孔。在炮彈的爆炸和子彈的呼嘯聲中，義和團衝鋒的吼聲驟然響起：“殺——”

這聲音在酷熱的氣溫中艱難地擴散着，聽上去聲波顫顫抖抖。從教堂的窗戶和射擊孔中望出去，沿着教堂大門外的大道，義和團們舞蹈着蜂擁而來。他們“均以大紅粗布包頭，正中掖藏着關帝神馬，大紅粗布兜肚，穿於汗衫之外，黃裹腿，紅布腿帶，手執大刀長矛，腰刀寶劍等，呼嘯而來。”（仲芳氏：《庚子紀事》，載《庚子紀事》。）教堂里開始往外射擊，職業軍人的射擊極其準確冷靜，而那些從來沒有拿過槍的外國神職人員和中國男性教民也開始射擊了，他們的射擊凌亂而慌 張。沖在前邊的義和團團員倒下了，衝鋒的潮水驟然向後退去，瞬間沒了蹤影。片刻之後，又一輪衝鋒開始了，重複出同樣的程序：當幾個年輕農民的身體轟然倒地後，向前擁動的人潮驟然退去。片刻之後，再一次。

“殺！”

“殺！”

即使夜晚降臨，喊聲依然此起彼伏，沒有一刻間斷。

包士傑輯《拳時北堂圍困·王司鐸日錄》：

至六點十分鐘時，拳匪已聚了二三千人於西安門內，官兵皆在門外後隨。此時拳匪之聲有如翻江倒海一般，皆云，燒呀，殺呀，二毛子呀，你們的生日到咧。此時吾與林主教正在公門前往外觀望，大堂上有數教士各執洋喇叭以報信息，任神甫攜望遠鏡亦在堂上觀望。既而大堂上喇叭一鳴，眼見一禿頭僧人手持高香一束，來在西什庫口外甬道上，向北堂一站，隨後無數拳匪各執高香點燃，向北堂齊跪，叩頭三次即起。滿胡同之匪右手執刀，左手把香，即向北堂公門而來。此時洋兵十名把守公門，兵頭即向林主教雲，可開槍否，主教尚未回言，吾即雲，快打吧，不可令其切近，就措手不及了。言猶未盡，兵頭一叫號，吧啦啦一排槍，眼見皆打在拳匪身上，怎麼一個也不倒。即結，而又一叫號，吧啦又一排槍，拳匪躺下一片 。原來頭次不倒之故，皆因前匪受傷，後匪擁擠不能倒。故耳立即又發第三排槍，又打倒十數人。後來者全然跑出口外去了。眼見拳匪死者三十餘人，未死者受傷者趴的趴，滾的滾，皆奔命去了。（包士傑輯《拳時北堂圍困·王司鐸日錄》，載《義和團史料》。）

儘管如此，教堂在炮火的轟擊下，還是逐漸顯示出危機。

為了躲避炮彈、火焰以及坍塌下來的牆壁，婦女和兒童們惟一可做的就是不斷地跑來跑去。一位外國女傳教士成了她們的首領。這位女傳教士頭上戴着一頂白色的帽子，在煙火中十分醒目，在婦女孩子們的眼裡，這是逃生的路標。女傳教士的白帽子自始至終都沒有摘下來過，“總是低低的，迅速穿過院子”，她的身後是一大群婦女和兒童，她們數十天內一刻不離地跟着她，在有限的空間裡來回躲避。

最嚴重的不是死亡，而是飢餓。西什庫教堂內所有可以吃的東西已全部吃盡，樹葉和樹皮都成了最珍貴的食品。教堂里的男人們就是在這樣的境遇中精神恍惚地活着。他們奔跑、躲藏和吶喊，不能休息，不能睡覺。神經的極度緊張、沒有足夠的食物和水、日益短缺的彈藥以及不斷在自己身邊死亡的同伴以及妻兒日夜不停的哭喊和死亡，這一切都一齊折磨着他們疲憊的肉體和心靈，使他們兩眼呆滯，行動遲緩，最後他們甚至在並沒有被什麼東西擊中的情況下突然倒下來，死一樣地一動不動了——這是真正的絕望。

教堂里也有永遠不談絕望的男人。一個中國教民豁出一死單獨突圍，企圖把教堂里的情況向各國公使們報告並且請求救兵。但是，這個中國男人自從走了之後，教堂里的人就再也沒聽見過他的消息。後來才知道，他當晚就被義和團們抓住，現在腦袋掛在了城牆上。即便如此，在法國報紙關於北京西什庫教堂被圍之戰的連續報道中，依舊記載有這樣的事情曾經發生：十名副主教在一個意大利士官和四名法國水兵的帶領下，偷偷地溜出教堂，“搶掠了義和團或者中國軍隊的大炮”，他們甚至“爬牆溜進了北京的一座兵工廠偷回來了炸藥”。如果這個舉動不是外國記者們的杜撰的話，就簡直是奇蹟了。在外國報紙的報道中，西什庫教堂里惟一的那個軍官，年輕的意大利海軍中尉奧利維利，更是一個“英雄”般的人物，他一直站在被義和團或帝國軍隊炸開的牆洞上指揮射擊，士兵們隨着他的口令幾乎“彈無虛發”。義和團的衝鋒潮水退下之後，他立即組織人用磚石把牆洞堵塞起來。他是在最後的時刻死亡的：帝國的正規軍隊參與了進攻，連續兩發炮彈在他的身邊爆炸，他“長久地站立，指揮他的士兵作戰”，“最後在兩個傳教士的臂中死去”。當時，左右的傳教士和中國教民都哭了，這是1900年西什庫教堂“被圍困中惟一的一次痛哭”。（（法）貝野羅蒂《北京的末日》。見金煒主編《中華民族恥辱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

在外國記者的筆下，西什庫教堂的抵抗被嚴重地神奇化了。沒有人真正得知在那六十多天裡這座教堂究竟發生了什麼故事，惟一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是“戰鬥”，那麼除了義和團方面的“犧牲”之外，教堂里也同樣有死亡發生。關於這座教堂里死亡的文字記載，依舊來自洋人們的有關“報告”。事後，各國公使為了尋找“懲辦罪犯”的證據，曾對教堂內的死亡情況做過統計——當然，可以肯定地說，統計數字是經過嚴重誇大了的，但至少可以了解當時教堂內的肅殺氣氛：武裝官兵死傷過半。三百多名孩子的哭聲逐漸減少，因為“每天要埋掉十幾個”。義和團們曾經多次挖地道，埋設地雷，“先後爆炸四次，炸死教民四百多人。”

同樣沒有疑問的，還有這場戰鬥的最後結局：打進北京城的各國聯軍“終於到達了教堂”。而在這之前，義和團與帝國軍隊始終沒能把西什庫教堂攻陷。

如果說西什庫教堂是義和團圍攻，帝國軍隊助之的話，那麼，進攻使館區倒可稱之為真正的戰鬥了，因為，進攻使館區是帝國正規軍隊主攻，義和團助之。

1900年，帝國對北京使館區的進攻，晚於對西什庫教堂的攻擊，這是因為對教堂的攻擊大多是義和團們所為，而對使館的進攻，是在局勢已經惡化得陷入無法解釋的地步的時候，帝國軍隊開始的有計劃的軍事行動。

根據眾所周知的國際法準則，武裝攻擊外國駐本國的使館，是最嚴重的外交挑釁行為，是全面公開宣戰的進攻信號，更是世界國際關係史上罕見的舉動。如果說中華帝國的官員們對國際法知之甚少的話，但是至少對以上簡單明確的法則應該明白無誤。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其中必定有緣由。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如果說到國際法，那麼，各國以“保護使館”為名，強行在中國的大 沽口武裝登陸，並且強行進入帝國的都城，已經嚴重違反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了。“保護使館”的聯軍的到達，使原來陷入一片恐慌中的各國使館，如同打了一針鎮靜劑和強心劑，膽子立即大了起來。聯軍進入北京的當天，德國公使克林德便公開露面，帶頭在街上抓了一名義和團員，拖到德國使館內“處決”了。第二天，克林德率領德國水兵從使館“出擊”，四出尋找挑釁的機會——“行於內城之上，見下面沙地，有拳民練習，即毫不遲疑，法令開槍，水兵聞命即放，於是沙地拳民死者，約二十人。”在德國公使的帶頭下，各國使館官員也率領自己國家的官兵衝出使館，在街頭肆意驅趕和捕殺義和團團員和無辜的北京平民。美軍上校邁尤率領官兵在東單帥府包圍了一座廟宇，“開槍殺死四十五名義和團”團員。比利時使館內甚至架起了大炮向使館外射擊，結果“炸死六七十人”。（孫其海《鐵血百年祭》 ，黃河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114頁。）

打着“保護使館”的名義派遣武裝部隊侵入中華帝國的都城，本已經是一件十分野蠻荒唐的事情，而這些洋兵到達北京之後，並沒有在使館內待着，而是像警察一樣上街“維持秩序”了。端着洋槍的外國兵走在帝國京城的大街上嘻嘻哈哈，他們向中國人開槍的時候，仿佛是在他們發生了“騷亂”的殖民地內“恢復秩序”。在中華帝國的土地上，這些異國官兵擅自“自覺”地執行“公務”，是依據的哪條國際關係法？是遵循的哪條“國際慣例”？中國的平民不得而知，但是他們的憤恨是無法避免的現實，這時的中國人所能想到的最直接的復仇方式，莫過於攻擊使館區，因為中國人認為，那個叫做東交民巷的地方，是洋人們策劃陰謀的巢穴。

同時，1900年對京城外國使館的進攻，還是中華帝國政府核心階層的鬥爭趨於激化的後果。隨着局勢的不斷惡化，帝國政府內部對義和團支持還是圍剿的爭鬥、對外國人持以何種態度為好的爭吵都更加激烈。而在這一片混亂的背後，最敏感、最重要的關於皇位變動問題的衝突已瀕臨你死我活的程度——這一切，都是造成帝國的正規軍隊在高官的授意下對北京的使館區展開進攻的原因。

當時，在位於北京內城東南的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里，共有450名外國士兵和包括12名公使在內的475名使館人員以及義和團進入北京之後跑進使館躲避災難的2300多名中國教民。

進攻使館區的是帝國正規軍的董福祥部，參加進攻的官兵約數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