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交民巷，原來叫“江米巷”，是皇城正門大清門以南的一條東西走向的胡同。這條胡同附近是中華帝國政府主要官衙機構的所在地：東江米巷西口往北，集中了禮部、戶部、吏部、兵部、鴻臚寺、欽天監、太醫院等；西江米巷東口往北，是五軍提督府、太常寺、通政使司、錦衣衛等。在帝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立以前，負責處理帝國外交事務的衙門是禮部和鴻臚寺，這兩個機構都位於東江米巷的西口，所以接待各國來京使節和留學生的旅館大都設在東江米巷之內。清中葉以前，這條胡同經常可以看見帝國的官兵如同押解犯人一樣手持武器跟在洋人們的身後，因為當時的大清國採取的是嚴格的“閉關”政策，對洋人們的防範措施極其嚴厲。洋人們住在東江米巷胡同里的旅館內如同進了囚禁所，不能隨便走動，也不能擅自與中國人接觸。東江米巷胡同口常年有帝國官兵把守，“嚴禁夷人擅自出入。”甚至禮部發出請柬邀請洋人前去出席帝國政府舉辦的宴會，赴宴的洋人們也只能在帝國士兵的看押下前往，“如不遵守，即行鎖拿，奏交刑部治罪。”那時的洋人還沒有在中華帝國的土地上飛揚跋扈的膽量，金髮碧眼的“鬼子”們走在古老帝國的土地上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中華帝國的大門被各列強的槍炮打開了，西方各國開始在北京建立使館，使館就建在東江米巷帝國各衙門和官署之間的空地上，僅在1861～1862年的一年之間，英、法、俄、美等國便分別在中國建立起第一批外國公使館，隨後建立公使館的國家有德國、日本、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東江米巷逐漸成為一片使館區。隨着大量西方建築物的出現，東江米巷胡同不斷擴大，原來“江米巷”這個名字已經名不副實，於是根據諧音這裡被改稱為“東交民巷”。

直到進攻使館的戰鬥爆發之前，東交民巷雖然是使館區，但是同時這裡還雜居着很多中國官員和北京百姓，外國使館人員和中國官民混居在一起，使這條胡同除了有很多洋人之外，與帝國京城裡的其他胡同沒有什麼特別的不同。

6月15日，義和團在帝國政府的默許和支持下進入北京城開始大規模燒毀教堂和抓捕洋人之後，各國公使突然宣布了“使館防區範圍”：“東交民巷、東長安街、前門東城根、南御河橋、中御河橋、台基廠、王府井大街，皆不准中國軍民人等來往，有洋兵看守。”同時貼出告示云：“往來居民，切勿過境，如有不遵，槍斃爾命。”

此時，東交民巷的胡同口已經被戰鬥工事所封閉，使館區實際上已經成為北京城內一個孤立的堡壘。

6月20日，北京的街道上發生了一件近代史上震驚中外的“克林德事件”：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北京的大街上被帝國軍隊的一名兵勇槍殺。關於這位公使大人是如何被殺的，中外各種陳述和記載互相矛盾。洋人們大都把這一事件描繪成“帝國政府的一個事先計劃好的陰謀”，說各國公使接到帝國有關部門邀請他們“商談有關事宜”的請柬，但是“公使們出了使館的防禦範圍之後，遇到了有預謀的襲擊。”而中國史料上的記載是：那天德國公使克林德獨自走出使館的目的是要到帝國的總理衙門去就義和團殺害在京的外國人、大規模燒毀教堂以及對西什庫教堂的攻擊等問題，準備向帝國政府“提出強烈的抗議”。走到半路時，他遇到了武裝的帝國軍隊。他首先向中國軍民“進行挑釁和行兇”，是他先開的槍，帝國軍隊是在“奮起反擊”的情況下被迫開槍的——克林德和平常一樣，那天乘坐的是轎子，轎子行至東單牌樓時，恰好遇到神機營滿洲兵丁恩海率隊巡街，恩海“見是洋人的轎子，急讓在北道高處立住，取槍對準轎子。公使在轎中開槍了，恩海讓過亂彈，即發一槍。”（仲芳氏：《庚子紀事》，載《庚子紀事》第83頁。）抬轎子的中國轎夫即刻便把這位德國公使扔在大街當中跑了。而帝國軍官恩海所發射的這惟一的一槍，竟然準確無誤地把德國公使克林德打死了。

恩海知是德國公使，“冀有不次之賞”。端郡王載漪“聞之此事大樂”。軍機大臣剛毅言：“殺個洋鬼子不算大事，不日即將各使國掃滅乾淨。”只有慶親王奕劻聞之驚駭，謂：“此事關係極大，以前所殺洋人，不過是傳教的，今系使臣，必動各國之怒。”（《景善日記》，1900年農曆五月二十四日。）

“克林德事件”發生幾個小時後，帝國軍隊中的甘軍董福祥部、武衛中軍一部，在義和團農民的配合下，開始了對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大規模的進攻。

關於帝國正規軍隊是如何進攻京城內的外國大使館的，史料的記載基本上都是“炮戰”。說“炮戰”也許不大準確，因為使館內外國軍隊的炮很少，根本構不成互相轟擊的景象。準確地是說，是帝國軍隊日夜向使館區開炮——雖然史書上少見關於帝國軍隊向使館攻擊的記載。帝國軍隊向使館開炮的第二天，位於使館區外圍與其他各國使館不相鄰的奧地利、荷蘭、意大利以及比利時四國的使館已完全被炮火轟塌，守衛使館的外國官兵丟棄下死傷者的屍體撤離後，四國使館被帝國軍隊占領。

帝國軍隊進攻使館的戰鬥一開始很順利。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不那麼盡如人意了，不是因為帝國軍隊的炮火不夠猛烈，而是各國使館的外交人員組織起來決心拼死一守——即使使館的建築物被炮火轟塌，他們也堅決不後退了。

一個當時在外國教會機構內任職的名叫鹿完天的中國人，此時也被圍困在東交民巷使館區里。1900年後，他寫了一本《庚子北京事變紀略》，其中這樣描述了帝國軍隊的炮火：

初一日早六點鐘，自皇城內打來大炸彈，西花園西北隅望樓連受數彈，即傾倒矣。炸彈重十餘斤，上有螺絲，中裝生鐵，落地開裂，方圓十餘步內外，撞之即成粉碎。十點鐘，又將大官房脊背打崩，院中飛鐵齊鳴，丁丁有聲，合院惶恐，中外畏懼，婦女皆藏暗室。（鹿完天：《庚子北京事變紀略》。）

帝國軍隊的炮火讓北京外國使館內的所有的人在最初的時間裡嘗盡了人間的苦難。使館區內所有的牆壁都被炮彈打穿，沒有一面牆在戰後完好無損——只有法國使館大門前的一對中國石獅子損壞不太嚴重，當聯軍的大部隊趕到東交民巷時，只有它倆還蹲在一片火燒煙熏後的廢墟中。東交民巷使館區的中央有一個小小的中心花園，在使館遭到進攻的近六十天裡，這座已經沒有了一朵花的花園成了使館區的墓地。被炮火打死的、負傷之後來不及治療而死亡的、餓死、病死的人都被拉到這裡草草地埋葬了。一位年紀很大的傳教士日夜不停地在炮火聲中為死者祈禱着。

最讓洋人們和中國教民感到恐懼的還不是大炮的轟擊，而是不斷傳來的關於義和團何時何地，採用何種方法將被俘的洋人殺死的傳聞。不管每一個傳聞是否進行了誇張，但是掛在大清門上的一顆洋人的頭已經說明了一切，它令所有的洋人們相信了傳聞並且不由地展開着後怕的想像：自己如果被俘，將會遭遇什麼？

另外，不時地加重洋人的恐懼的還有中國人徹夜不停的吶喊聲。帝國軍隊的官兵在攻擊的時候，會發出聲調低沉的吼聲，很像監獄裡的衙役們為了震懾罪犯而集體發出的一種聲音。而義和團的農民們和北京的平民則是攻擊即起鑼鼓開打，伴隨着鑼鼓聲的是撕心裂腑、驚天動地的“殺”聲。這種駭人的動靜常常突然爆發在深更半夜，巨大而嘈雜，在天地間滾滾而來，洋人們根本分辨不出這到底是什麼東西發出的聲響。他們說：“只有聽過中國人吶喊的，才能想像那種聲音！”那些能夠聽得懂一點中國話的洋人們，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中國人的喊殺聲了。義和團的農民們和北京的平民一起，圍在使館區的四周，“皆喊燒東交民巷滅洋人，眾口一聲，晝夜不絕。”在鄰近使館建築物的民房頂上，站滿了義和團團員和中國的百姓——“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羅敦融：《庚子國變記 》，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0頁。）洋人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自19世紀以來他們在這個帝國的各個角落裡所看見的那些表情呆滯的人的身體裡竟蘊藏着天翻地覆的衝動、激情與鬥志，而在千百年中的大多時光里都在沉默的中國人，他們一旦激動起 、亢奮起來，其思想和行動皆會洶湧澎湃，勢不可擋——1900年的夏天，帝國的臣民們醒了，他們一睜開眼睛，就看到了他們世代盼望的造反景象。他們臉上的表情因此而驚喜、而狂熱，他們能夠在炮聲中依然聽得見發出自己高聲的吶喊。

沒有增援的聯軍即將到達的任何消息，並且聽說西摩爾已經向天津方向撤退了。在這樣的氛圍下，使館區裡的洋人們開始斷絕了所有不切實際的念頭，一心抵抗，並且準備隨時迎接死亡的到來。使館區抵抗的戰鬥由各國軍官輪流指揮，首先擔任指揮任務的法國海軍的一位副艦長很快中彈死亡。天氣酷熱，沾着煤油的“火箭”不斷地射進來，連使館區中央的馬路都燃燒起來。轟然一聲巨響，又一顆地雷爆炸了，這回被炸死的是一位海軍少校。洋人們開始在地面上挖洞，企圖尋找出一個能夠有效地抵抗使館外的中國人挖地道埋地雷的辦法，但是效果不佳。使館區的防禦範圍在逐漸縮小，於是，每一道殘垣斷壁都要拼死守衛到最後的時刻。彈藥逐漸匱乏，洋人們開始把能夠收集到的金屬物品熔化，製造成子彈。絕望籠罩着所有的人。

儘管帝國軍民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裝備上以及後勤保障上，都遠遠地優於使館區內的外國官兵，但是，1900年夏天發生在帝國東交民巷的戰鬥最後依舊是以帝國軍隊的進攻無效而告終。

這是一個千古之謎。

有史料為此尋找的理由是：使館區內的洋人們築街壘的時候，使用了一種叫做“塞門德士”的東西，“初時柔軟如泥，頃刻堅硬如鐵”，帝國軍隊的炮彈子彈後來都被這種東西阻擋了。很久以後，中國人才知道，所謂“塞門德士”，就是今天的水泥——即使當時的中國人不知道什麼是水泥，認定是這種東西導致了帝國軍隊的失敗恐怕也是牽強的。

還是慈禧太后說的話值得玩味。她說，區區幾個使館，哪有打不下來的道理？

又有不少史料列舉了大量事實明確無誤地說，使館區之所以打不下來，是帝國政府在暗中“保護使館”。帝國政府採取的是“明攻暗保”的政策。

既然帝國政府覺得外國使館需要“保護”，為什麼要“暗中”？甚至還要配合“明攻”？

這一切，只有那幾個掌握着帝國最高權柄的官員們才能說得明白。

對使館區的進攻正在進行的時候，突然，一個帝國的高級官員親自押送來一大車西瓜水果，車上插着皇家的明黃色的旗子，看見這樣的標誌，任何中國人都得讓路：太后恩典，賞洋人們消暑果品。

還是進攻正在進行的時候，突然，一個帝國的高級官員在一大群隨從的簇擁下，來到使館區戰鬥最激烈的北御河橋邊，堂而皇之地樹起一塊木牌，上面寫四個大字：保護使館！

類似的情況在帝國軍隊進攻京城的外國使館的六十天內時有發生。

世界上還有哪一場戰鬥像這場戰鬥一樣如此古怪離奇？

但是，也許不斷發生的事情實在是太出格了，連見怪不怪的帝國軍民們都愣了：不是在“奉旨滅洋”麼？滿朝文武直到皇太后不是都說要把洋人們殺乾淨咱大清國就安生了麼？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帝國的臣民看清楚了來到御河橋插“保護使館”牌子的那位帝國官員，他就是京畿帝國軍隊的總節制、軍機大臣榮祿。

史料上記載了這樣一件事：當董福祥的甘軍進攻使館“數十日不下”時，端郡王載漪急火攻心，於是以“上諭”的名義命令“武衛中軍”中一位叫做張懷芝的分統派“開花炮”助攻。所謂“開花炮”，是一種剛從德國進口的最新式大炮，威力巨大，據說這種大炮連德軍官兵都沒有見過，一顆彈丸重達幾百斤，落地之後可以令“敵酋灰飛煙滅”。大炮架上了城頭， 射擊的一切準備均已完畢，就等着一聲令下了——“只要三兩炮，各使館就夷屍狼藉了。”

張懷芝，39歲，當年李鴻章委託英國將軍戈登主辦的中國第一所新式軍校“天津武備學堂”的畢業生。論軍事技術，這個西方教員教出來的軍官應該算是帝國軍隊裡的精英人物。張懷芝當時的職務“分統”，相當於今天軍隊中的“旅長”，於是，他有權力按照中國官員的方式來處理一切事務。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他發出“開炮”的口令，可他一直沉默不語。張懷芝在琢磨：炮一開，一切後果就得由他來承擔了，要是帝國土地上的洋人們真的全部被滅光了，那也就罷了，他也許還是滅洋的功臣呢。但是，這個新式軍校的畢業生究竟和一般人的思維不大一樣，他認為帝國此刻的“滅洋”行為無論如何都有點兒不對勁兒，他對於這個行動的最終結局實在沒有把握——如果洋人們沒被滅絕還殺回來了，那自己不成了罪魁了麼？於是，張懷芝命令“暫緩發炮”，他獨自一人走下了城牆，徑直跑進他的頂頭上司榮祿家。他讓榮祿給他寫一道發炮的命令。榮祿支支吾吾，東拉西扯，就是不給他這個白紙黑字。兩個人話中藏話，互設圈套，繞來繞去，反反覆覆，最後僵持起來。一個無論如何也不寫這樣的命令，一個沒有一紙命令就死乞白賴賴在榮府里不走了。茶涼了再上，話盡了再找，最後，被糾纏得實在沒有辦法的榮祿眯起眼睛看着張懷芝，含含糊糊說了這樣一句話：“橫豎炮聲一響，裡邊（皇宮）是聽得見的。”（李岳瑞著《春冰室野乘》，《庚子拳亂軼聞》條。）僅僅愣了一瞬的張懷芝，立即明白了，告辭而出。

此故事散見於各種正史野史，其內容驚人的相似，可見虛不到哪裡去。

於是，榮祿的那句話就成了那個非常時期帝國權傾一方的重臣的一句“名言”。“名言”妙在聽上去模稜兩可又點到了實質：榮祿沒有說不準開炮，也沒有下令開炮，他只是說大炮射 擊之後所發出的聲音——涉及聲學方面的問題——只要皇宮裡的太后能夠聽見就是全部了。

張懷芝後來官運亨通，官至安徽巡撫。即使帝國滅亡到了民國，他依舊做到山東督軍，還在徐世昌政府內當過參謀總長，在官場上可謂“常勝”將軍。榮祿在千鈞一髮的時刻對他說的那句“名言”想必是令他終身受用了。

從榮府出來，張懷芝飛快登上城牆，他說大炮的“炮位不准”，命令重新測定方位。於是，在他的親自測定下，大炮精確地瞄準了使館區內一塊無人的空地，然後重炮齊發。用帝國的銀子買來的地道的進口炮彈果然威力強大，一時間整個東交民巷地動山搖——如此猛烈的炮火轟擊整整持續了一夜。

在戰鬥的最後時刻，“洋兵死者寥寥，而匪徒骸骼狼藉，遍於東交民巷口。”（榮祿致許應騤書：《庚子拳變始末記》。）中國軍民動輒死傷無數，而帝國軍隊萬炮齊發，即使概略瞄準，狹小的使館區也定會出現大量死傷，而竟然“死者寥寥”——如果不是帝國軍隊的大炮都被指揮官們重新測定過了，出現這種“奇蹟”幾乎無法解釋。

關於帝國軍隊大炮的故事，還有一種說法，其造成的後果更可惡。陳燮龍《夢蕉亭雜記》：

董福祥圍攻使館，相持日久。一日，端邸忽矯傳旨意，命榮文忠公（榮祿）以紅衣大將軍進攻。紅衣大將軍者，為頭等炮位，國朝初入關時，特用以攻取齊化門者，嗣後並不恆用，棄藏至今。炮身量極重大，非先期建築炮架不適於用。以地勢言，此項炮架，須建立於東安門內東城根，城外即御河橋，橋南西岸，迤數十步即英使館。統計由城根至使館不及半里，各個公使參隨各員並婦孺等均藏身於使館內。該館屋宇連雲，鱗次櫛比，倘以巨炮連轟數次，斷無不摧陷之理，不知該邸何以出此種政策。此炮放出，聲聞數里，宮中亦必聽聞，亦斷不能演而不放，文忠心頗憂之。繼得一策：以炮彈准否全在表尺，表尺加高一分，炮位放出必高出一尺之外。密囑炮手，准表尺所定部位略加高二三分，轟然發出，勢若雷奔電掣，已超過該館屋脊視線，出前門，直達草廠十條胡同，山西票商百川，通屋頂穿成巨窟。該商等十數家環居左近，一時大驚，紛紛始議遷移。越日，收拾銀錢賬據，全數遷往貫市暫住。（陳燮龍：《夢蕉亭雜記》卷一。）

改變炮位表尺，故意把炮彈打在洋人院子裡的空地上，也就罷了。但是，帝國軍隊的炮手居然把本來瞄準洋人的炮口，轉而瞄向了中國居民並且真的開了炮，中國百姓紛紛倒在20世紀初中華帝國這片世界上最荒唐的土地上。帝國大炮的故事後來在使館內的洋人們的回憶中得以證實：幸中兵不明算法，長短遠近，酌量不準，每從城牆穿過，至城外始落。（鹿完天：《庚子北京事變紀略》。）

後來，在進入聯軍開列的“必須懲辦”的帝國高官大員的長長的名單中，沒有榮祿的名字，儘管從職務上講，他是指揮帝國正規軍進攻使館的總指揮。

使館區的戰鬥進行到後期，洋人們反而不那麼緊張了，這一點外國報紙的報道從另一個方面給予了證實：使館內的洋人們不但“衣食不缺”，在恐懼中度過了幾天之後，他們好像不那麼特別害怕了，而且還把槍殺義和團民、中國百姓和中國軍人當做“狩獵一樣的消遣”。1901年1月2日的《紐約太陽報》發表過一篇“訪問錄”，裡面記載了當時在使館區內的一對洋人夫婦的“狩獵成果”：這對叫做Afchamot的夫婦在使館被圍困時，用來復槍一共射殺義和團民約700人，其中，太太創造的記錄是在一天之內射殺17人，而她的先生創造的記錄是一天之內射殺了54人！

英國人姆威爾在其所著的《庚子使館被圍記》一書中坦白地承認，如果沒有意外的話，中國方面“忽起決心，以千人齊力衝來，則掃去予等之防禦，如掃落葉之易耳。”對於這樣的情況最終沒有發生的原因，他說：“當時中國之政府，意見不一，其主持和平者，當事務決裂之後，猶暗中竭力挽回，以施拖延之政策，減輕其事之結果。”

所謂“主持和平者”，即指政府中反對武力對待洋人和主張圍剿義和團的一部分官員。而主戰派，是指以端郡王為首的支持義和團殺滅洋人的一部分官員。作為掌握帝國最高權力的慈禧，卻始終在兩派官員的觀點之間搖擺不定。慈禧並不是不懂得什麼國際準則，或者是她對洋人們有特別的憐憫之心，更或者，是她有更高明的政治見解和手腕，雖然所有攻擊的命令都來源於她，所有妥協的命令也來源於她，而她真正的用意不在滅洋人，僅藉此以脅洋人就範，承認其廢立之事而已——即使整個帝國的局勢惡化到如此程度，慈禧的所有決策依然以其“家事”利益為最高準則，她就是要不惜一切廢掉讓她不順心的皇帝光緒。

吶喊，鮮血，人頭，屍體，炮火，廢墟……

4、有異味的名單

至此，有必要開列一張上一個世紀之交大清帝國政府“大家庭”的主要官員的名單：

最高權力人物——

慈禧皇太后：按照帝國的皇權制度，皇帝應該是權力的核心和巔峰，但是由於歷史和“家事”的原因，1860年咸豐皇帝死後，經由年輕的貴妃慈禧發動“辛酉政變”，1861年載淳即 位，太后慈禧聽政，以至數十年來，這個女人一直是大清帝國實際上的權力核心。

光緒皇帝載湉：中華帝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個政治傀儡，千百年來一個最傷感的中國男人。

最高決策機構軍機處的軍機大臣——

世鐸：滿族，軍機處“領班”。末代世襲禮親王，祖上曾為正紅旗旗主。一個沒有主見的、息事寧人的溫和老貴族。

榮祿：滿族，軍機大臣，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尚書，武衛五軍總節制。一個擅長官場權術的極其狡猾的官僚，京畿部隊的最高指揮官，慈禧的心腹大臣之一。

王文韶：漢族，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一個久在官場最高階層起伏的老官僚，學問淵博，狡猾圓熟。最大的特點是對什麼都不負責任。

剛毅：滿族，軍機大臣，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一個平庸魯莽但自以為聰明的官員。積極支持廢帝，支持義和團。病死於跟隨慈禧的逃亡途中。

啟秀：滿族，軍機大臣，禮部尚書。支持義和團的主要官員。最後被洋人們處死。

趙舒翹：漢族，軍機大臣，刑部尚書。“廉能明敏”。慈禧政策的積極執行者。最後被列入洋人們要求“懲辦”的帝國官員名單，自殺。

京畿衛隊系統——

載勛：滿族，世襲莊親王。窺視皇權的載家兄弟之一。步兵營統領。掌管京城九門，統帥八旗步兵，最後被列入洋人們要求“懲辦”的帝國官員名單，自殺。

載漪：滿族，世襲端郡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總管大臣，虎神營總兵。一個不學無術但野心極大的貴族。大阿哥之父。最後被流放西北。

載瀾：滿族，世襲輔國公。載家兄弟之一。神機營總兵。

北方正規軍系統——

榮祿：武衛五軍總節制，兼駐紮北京南郊的德式訓練和裝備的武衛中軍總統。

聶士成：漢族。日式訓練和裝備的武衛前軍統領，駐紮天津。死於與外國聯軍的交戰中，被稱之為民族英雄。

董福祥：回族。由甘肅地方軍隊改編而成的武衛後軍統領。北京局勢混亂後，帶領甘軍進駐北京城內，是攻打使館區的主力部隊。

宋慶：漢族。由毅軍改編而成的武衛左軍統領。駐紮山海關。

袁世凱：漢族。由德式訓練和裝備的天津“小站新軍”組成的武衛右軍統領，駐紮在山東境內。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載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管。

奕�迹簼M族，世襲慶親王。稍微懂得點兒外交事務，思維較為清醒的老貴族。1901年帝國與洋人“議和”的主要代表。

啟秀：滿族，軍機大臣，禮部尚書，載漪上任後跟隨進入總理衙門。

溥興：滿族，“溥”字輩中的一個宗室貴族子弟，跟隨載漪入總理衙門。

那桐：滿族，曾任侍郎。跟隨載漪入總理衙門。

桂春：滿族，三品京堂，總署行走。

裕庚：滿族，曾任太僕寺少卿。

崇禮：滿族，協辦大學士。

廖壽恆：漢族，原禮部尚書，軍機處行走。

趙舒翹：漢族，軍機大臣，刑部尚書。

吳廷芬：漢族，曾任戶部右侍郎。

聯元：滿族，內閣學士。光緒的崇拜者和擁戴者，被慈禧所殺。

袁昶：滿族，光祿寺卿，堅決主張圍剿義和團的官員之一，被慈禧所殺。

徐用儀：漢族，兵部尚書。觀點和袁昶相似，被慈禧所殺。

許景澄：曾任帝國駐俄、德等國公使，觀點和袁昶、徐用儀近似，被慈禧所殺。

帝國各省軍政首腦——

裕祿：滿族，貴族出身，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平庸圓滑，官運亨通。對局勢的判斷始終沒有自己的見解和明確的表態。在聯軍進攻前，是負責帝國都城安全的最主要將領，當兵敗如山倒時，自殺於戰場。

毓賢：旗籍。山西巡撫。主張用極端手段滅洋的主要官員。據說為官廉潔。最後在洋人們的要求下被帝國政府處決。

端方：滿族，陝西巡撫。慈禧逃亡時的主要護駕官員。

壽山：滿族，黑龍江將軍。一直在俄國軍隊的壓力之下艱難地周旋的軍事將領，最終因為抗俄不力而自殺。

增祺：滿族，盛京將軍，駐奉天，曾經招撫過張作霖。

袁世凱：山東巡撫。

劉坤一：漢族，兩江總督，南洋大臣。駐南京。中國近代史上南方著名的開明官員，拒絕執行滅洋指令的帝國高級大員之一。

張之洞：漢族，湖廣總督，駐武昌。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洋務派代表之一，拒絕執行滅洋指令的帝國高級大員之一。

李鴻章：漢族，兩廣總督。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洋務派首腦，拒絕執行滅洋指令的帝國高級大員之一。1901年帝國與外國聯軍“議和”的主要談判代表。

許應■：漢族，閩浙總督，駐福州。拒絕執行滅洋指令的帝國高級大員之一。

王之春：漢族，安徽總督，駐安慶。拒絕執行滅洋指令的帝國高級大員之一。

余聯沅：漢族，浙江總督，駐杭州。拒絕執行滅洋指令的帝國高級大員之一。

松壽：滿族，江蘇總督，駐蘇州。拒絕執行滅洋指令的帝國高級大員之一。

大清帝國的前葉，帝國政府權力的最高機構不是軍機處而是內閣。內閣由四名內閣大學士和兩名協辦大學士組成，名額分配是滿漢各半。大學士被稱為“百僚之長”，地位相當於“宰相”，於是，凡是當上“大學士”的官員，也被稱之為“入相”或者“相國”，官階為正一品，是帝國官員在官場所能登上的最高職位。大學士制度是清帝國沿用了明代的慣例，只不過明代的“大學士”官階僅五品，而清大大提高了“大學士”的地位和作用。滿族官員“入相”，是根據家族淵源和政治上的受寵程度；漢族官員“入相”，則必須經過科舉考試，並且得到進士出身。因此，雍正以前的大清帝國政府權力的最高機構可以算是一個文官政府。

到了雍正年間，帝國的邊疆戰事頻繁，以至於皇帝都要親自率部出征作戰，而隨皇帝出征的軍事“參謀部”便成為處理各種政治和軍事事務的最高機構，叫做“行宮軍機處”。打仗的時候生活艱苦，軍機大臣們常常趴在帳篷里的地上起草各種文書，工作效率頗高，皇帝立即感覺到這個機構比和平時期辦事拖拉的內閣好用多了，所以，仗打完時，皇帝依舊保留了軍機處來協助處理國家的政治和軍事的重要事務。從功能上講，軍機處雖然職能和原來的政府內閣職能相重疊，但是地位卻依舊和戰時一樣，結果，軍機處把內閣完全架空了。從大清的中葉開始，帝國的政府內閣實際上變成了一個擺設，內閣大學士也成了一個沒有任何權力的虛銜——“儼若閒曹，官尊而權輕。”只是，究竟地位是官職的極品，於是形成了這樣的局面：入軍機者不是大學士——“有相之權而無相之位”；是大學士者不是軍機——“有相之位而無相之權”。只有兩者兼得者，才是帝國真正的“宰相”，才算是達到了做官的極頂。

軍機處是帝國一切軍令、政令的決策和發布機構。可以說，帝國軍機大臣的政治素質如何，直接決定着整個帝國的衰榮。

1900年的帝國軍機處是大清國數百年歷史上最昏庸、最荒唐、最混亂的政府機構。那時軍機處共有六名軍機大臣。“庚子國變”之後，六軍機中竟然有三個在外來勢力的脅迫之下被帝國政府自己下令處死，這在帝國數百年的歷史上史無前例。

帝國的軍機處的辦公地點通常為三處，即紫禁城隆宗門內、內右門之外的一排平房，即使按照當時的眼光來看，帝國的這個最高權力機構也過於寒酸簡陋了。第二處是當皇帝和太后在頤和園的時候的隨行辦公地點，也同樣簡陋。第三處是在中南海東，這倒是一個風景絕佳的好去處。據說皇帝特賜軍機大臣在此上班的時候，可以在中南海內乘船——“羨殺詞臣與樞密，獨邀天寵許乘船。”軍機大臣所受到的“特許”還不止乘船一項。皇帝和太后召見的時候，他們還可以享受“賜座”，這可不是一般的恩賜，因為除了軍機大臣，任何官員，不管官位多高，年齡多大，受到召見的時候都得跪着。

帝國的六軍機有嚴格的排列順序，標誌着權力的大小和地位的尊卑。禮親王是軍機首領，往下排列的順序是：榮祿、王文韶、剛毅、啟秀和趙舒翹。這個順序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亂不得，連每天“上班”時進“辦公室”時也要如此。如果禮親王“上班”了，他肯定是走在最前面的一個，手裡拿着決定帝國命運的最重要的奏章和批件，而走在最後面的軍機大臣，在禮親王快要走到門口的時候，需要以最敏捷的速度跑上幾步，為各位大臣掀起門帘，因此，排名最後的那位軍機大臣，又叫做“挑帘子軍機”。

禮親王是軍機處的首領大臣，但是一生碌碌無為，他官位至此，僅僅靠的是皇親國戚的資歷，他本人沒有任何政治才能和勇氣，在帝國的政治棋盤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於是，排列第二的榮祿就當然取而代之了。榮祿是慈禧的心腹大臣，在帝國的那一段歲月里，沒有哪一個大臣能夠得到像榮祿一樣的寵信，他的一舉一動幾乎就是帝國政治的晴雨表。王文韶是漢族大臣，漢大臣從帝國開國時起，就處在低滿人一等的地位，向來是要看着滿族貴族們的臉色行事的，鮮有敢於直述己見的時候。王文韶人稱“油浸枇杷核”——滑頭滑腦。他辦事的惟一原則是“多磕頭，少說話”。排列第四的剛毅可不是個省油的燈，這個滿族大臣剛愎自用，目中無人，和載漪串通一氣，在滿族貴族中有相當的勢力，這就使他不可避免地與榮祿成為一對政治上互相傾軋的對手。啟秀靠的是巴結大阿哥的師傅、帝國的道學家徐桐起家的，其立場自然別無選擇地和載家兄弟站在一起。趙舒翹年輕一些，為官也“素有清名”，但是他之所以能當上軍機大臣，靠的是滿族大臣剛毅的推薦，自然要看剛毅的觀點而行事，面對重大的決策，談不上自己有什麼見解，是個名副其實的“挑帘子軍機”。

應該說，1900年的大清軍機處，能夠左右帝國局勢的，只有榮祿和剛毅兩個人。

榮祿，時年64歲，滿洲正白旗人，瓜爾佳氏，字仲華。蔭生出身。蒙其父親的資歷，曾被恩賞六品主事。後來當上了戶部侍郎兼內務府大臣，掌管着皇家倉庫的鑰匙，又升遷為工部尚書兼步軍統領，這下，連紫禁城大門的鑰匙也歸他管了。年輕的時候，他的風流韻事的傳聞特別多，其中最特別的是有關年輕的他和同樣年輕的慈禧之間的桃色逸聞，這些公子多情美人有意的浪漫故事不但在中國野史中被描繪得有根有據有來有往，連西方人寫的帝國故事中也說得眉目清晰。但如果考證一下榮祿和慈禧各自的身世，就不難看出這些故事中的虛妄成分。只是，不管傳聞如何，榮祿和慈禧太后的關係都非同一般。康有為發動“戊戌變法”之後，所有的人都對“康有為”三個字忌諱莫深，只有榮祿一個人敢拿這個話題在慈禧面前開玩笑。榮祿說：老佛爺，奴才可是個康黨！慈禧就說：不錯。可康有為是個奸臣，竟然辜負了你提拔他的好意，想讓那個袁世凱殺了你！說完兩個人都笑，“都覺得很好玩”。政治可不是什麼好玩的東西，稍不留神，就會把身家姓命玩進去。年輕時的榮祿是吃過這個虧的 。

當年剛剛當上工部尚書的榮祿仗着年輕氣盛，想把軍機處里滿腹經綸的漢大臣沈桂芳弄出北京。榮祿還不知道雖為漢臣，但沈桂芳置身朝廷多年，即使樹不參天根也必深。翁同龢看出了榮祿的野心，串通朝中的老臣重僚，將榮祿處心積慮要使沈桂芳去的“位置”讓榮祿去了。榮祿被弄出了北京，到西安當了近20年的“西安將軍”。這是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最大挫折，也是他得以成熟起來的重要契機。20年的冷落和失意，榮祿從一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一直到一個被西北風沙吹得如同乾癟的皮囊一樣的老人，他真正知道了什麼是險惡的官場 和為官的要訣。直到甲午戰爭之後，北洋水師基本覆滅，帝國需要軍事人才，在恭親王的推薦下，榮祿才得以重新回到北京，當上了他20年之前就已經當過了的步軍統領。隨後，帝、後矛盾激化，他把寶果斷地押在了太后一邊，很快就得到了慈禧的重視。1898年，他已經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了，這個位置是帝國封疆大臣中最顯赫的。“戊戌變法”中，他緊握兵權的忠貞不貳，為慈禧立下了天功，於是得以進入軍機處，開始了他在慈禧身邊施展獨特的政治才能的時期。

所謂獨特的政治才能，根據所有歷史資料所描繪的所有關於榮祿的事件，似乎兩個字就可以囊括這位影響了帝國歷史的重臣的“獨特”才能，那就是：沉默。歷史遺留下來了清晰地顯現着這個老官僚面孔的照片：瘦而枯槁，眼睛腫着，永遠不會讓人看清他的目光所指。這是一張成熟的政客的面孔，冷漠而鎮靜，絕不表露任何一種表情。在超人的沉默中，榮祿能夠悄然洞察到政治局勢的細微變化以及政治對手的內心秘密，從而極其迅速地對局勢做出自己獨特的判斷。當風傳慈禧決定把光緒皇帝廢除的時候，所有的帝國大臣都對此事的真偽感到茫然和恐懼，而從慈禧的嘴裡，大臣們僅僅聽見這樣一句話：去問榮祿。可是，榮祿成天待在家裡，既不出門，也不見客。直到最後的時刻，當洋人們對慈禧廢帝明確表示了極大不滿的時候，榮祿才在深夜跑到頤和園“跪見”慈禧。這位60歲的老人說哭就哭，他直言不諱地說出“立儲”的建議。雖然這個建議違反帝國“祖制”，是大逆不道的，但是，榮祿已經看準了慈禧的心思，既然敢說，就有把握。果然，慈禧“採用”了他的建議，由此他在帝國政治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已經不可撼動了。榮祿在主張利用義和團達到慈禧的政治目的上、在默許義和團進入北京城的問題上、在命令帝國軍隊進攻使館區的問題上，都是最核心的決策者。但是在表面上，他卻是一副“觀望派”和“反對派”的面孔，況且，他在局勢最危機的時候對那個名叫張懷芝的分統說出過一舉定成敗的“名言”，這使他在“庚子事變”之後，作為帝國最高決策機構實際上的首腦，居然沒有被洋人們列在“懲辦”的名單之內。

與榮祿相比，同是軍機大臣的剛毅無論從哪一方面講，都不是榮祿的對手。

中國的野史中，關於剛毅的奇聞逸事很多，大都是一副小丑的滑稽面孔，使用的詞彙多是“貪婪”、“狡詐”、“卑劣”。但是，作為一個官員，他之所以能夠爬上帝國統治集團的高位，絕不是一個“狡詐”所能了斷的。

剛毅，滿洲鑲藍旗人，原來不過是個熟諳滿族文字的翻譯生員，考取筆帖式，在刑部任職，干的是處理一般文案的工作，這個工作決定了他對官場手段無法迅速熟悉。但是，這並不等於說他無能。當舉國關注的那樁“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公案終於鬧到了北京的時候，剛毅聰明地摸准了慈禧的心思。他看到慈禧已經對南方某些官員因為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有功而有點不聽話的舉動有所感覺了。於是，時任刑部侍郎的他本可以“維持原判”，但他一反常態，大刀闊斧，孤注一擲，持平判決——他對“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的斷案結果把一大批南方官員牽扯了進去，他們在這樁“小小”的民案中因為層層受賄層層包庇而身陷其中——剛毅借一樁百姓民案為慈禧滅除了心腹之患，僅此一事，慈禧不記住他的名字才怪。很快，他先升郎中，再由京官外放，一放就是又美又肥的廣東惠潮嘉道，又遷江西按察使，又遷廣 東布政使，又遷山西巡撫，步步高升，僅僅六年，就從一個刑部員外郎升至二品巡撫，升官的速度一時無兩。有史料說他用新銀元給慈禧行賄，說他從南方做官到回京任職時，搜刮的民財裝了上千箱子，“此中皆累累黃白物也。”但是，還有的史料說他為官“清廉”，因為他死後在他的家裡竟然沒有發現什麼財產，家人甚至要挨餓了。同時，他還是帝國官員中少有的不吸鴉片煙的人，這一點說“難能可貴”絕不為過。他肯定有某種特殊的“才能”或者“特點”，才會得到慈禧的信任和喜歡，不然無法解釋他為什麼如此官運亨通。剛毅從廣東 巡撫的位置上調回北京任禮部侍郎，入軍機，成為朝廷重臣。然後又當上尚書、協辦大學士，只差一點就趕上榮祿了。

不少史家都認為，慈禧作為“一介女流”，載漪作為紈絝子弟，他們在對待義和團和洋人的問題上做出愚蠢的舉動“情有可原”，但是，剛毅作為軍機大臣，為何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不為國家利益着想？其實，這是高估了剛毅的“政治水準”。極端迷信義和團神權思想的人在帝國的大員中何止剛毅一個，不是連帝國最有“學問”的大學士徐桐、“賢吏”毓賢在這個問題上也持一樣的觀點麼？剛毅是官員，官員自有為官之道。剛毅為了和榮祿爭功較勁，公開呼籲把光緒皇帝廢除，直接讓載漪的兒子當皇帝。為了網羅黨羽和削弱榮祿在慈禧面前的勢力，他極力主張讓載漪當帝國的總理各國事務總管。他和載漪一拍即合，成為1900年間大清帝國官場上結黨營私的典範。

1900年，即將面臨巨大政治危機的中華帝國，就是在這樣一個最高權力機構的掌管決策下一步步地走向災難的。

軍機處首領禮親王根本不“上班”，軍機處的平房實際上成了剛毅和榮祿這兩個權勢最盛的滿族軍機勾心鬥角的場所。榮祿依慈禧的威力而自傲，剛毅挾載漪的前景而自驕，二人勢均力敵，各不相讓，使得軍機處在對國家政局做出重大決策的時候，其他各位軍機總是要在這兩個人勾心鬥角、話中有話的氣氛中來回揣摩。

當時，剛毅正在鬧“職稱”問題，因為他僅僅是協辦大學士，是個“副宰相”，屬於“有相權而無相位”的軍機。帝國的大學士名額是固定的，滿漢各二，當時的兩個滿族大學士為榮祿和崑岡，兩個漢族大學士為徐桐和李鴻章。而榮祿是正宗的“文淵閣大學士”，即“有相權又有相位”的正宗軍機，而且是帝國軍機大臣中惟一的正宗。論當軍機大臣的資歷，剛毅比榮祿要早四年多，因此他心裡總是不服氣。大學士的替補，要到一個大學士死了以後才有機會，剛毅看到榮祿和崑岡都還很結實，根本沒有突然死亡的可能，因此心裡總是十分不暢。他和榮祿之間不存在關於國家利益方面的矛盾，他們的衝突純粹屬於“私仇”——最可怕的是，帝國官員之間的“私仇”往往是處理國家事務時的思考參照。剛毅和榮祿只要有機會給對方一擊，就絕不會錯過；即使沒有機會，他們也會千方百計地尋找機會。有一天，剛毅和榮祿同在軍機處，剛毅摔摔打打罵罵咧咧 地發泄不滿，榮祿故意問他有什麼不痛快的事，剛毅滿不在乎地說：“公與昆曉峰各占一正揆缺，我何時得補正揆？想及此，是以怏怏。”榮祿皮笑肉不笑地回答：“何不用毒藥將我與曉峰毒斃？”剛毅勃然大怒，他告訴榮大人：不是沒有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