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夏天，那些倒在北京城大街小巷裡的帝國的臣民們，有誰會知道掌握着帝國命運的軍機處其實就猶如帝國鄉村中張長李短的土炕頭——生民就是這樣如同草芥了。

沒有適當的理由來解釋，中國北方的一個人口僅僅百萬，1599年才有自己的文字，1601年因為開始實行八旗兵制才把部落間尚不十分緊湊的同盟相對地組織起來的游牧民族，怎麼會在1644年仿佛是一夜之間便贏得了主宰廣袤的中華國土的權力，開始治理一個有着數千年文化、數億的人口和無邊的田地的龐大的帝國。一個不知是野史影響了正史，還是正史影響了野史的解釋是：1644年春天，一個叫做吳三桂的明代將軍，因為一個愛妾的丟失而改變了自己的政治立場——“痛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吳將軍打開了踞守中原的山海關的大門，結果影響了數億中國人今後幾個世紀的命運。

1900年，滿族人已經有效地統治和治理這片遼闊的國土達二百多年了，至光緒已是第10代皇帝。

滿族人在統一中華全境之後，為了鞏固政權，皇帝勤奮努力，官員齊心合力。大清中葉以前的某段時期，尤其是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中葉的百年間，滿族人治理的這個帝國曾經達到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的高峰，中華帝國一度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庶最強大的國家，其疆土 遼闊，國防穩固，經濟繁榮，政治靖和，人稱“康乾盛世”。

但是，在人類發展史上，任何一個種族的國家，只要是帝王專制的政權，幾乎沒有異樣地會演奏出創業、發達、衰敗三部曲，如同某種自然規律一樣不可抗拒。

大清帝國政權的衰敗是從乾隆中葉，即帝國發展最鼎盛的時期開始顯露的。太平盛世，豐衣足食，享樂之風漸起，直至奢華日盛。乾隆皇帝七次下江南，皇家船隊奢侈到了傾盡人間想像所能及的富麗堂皇，皇帝所到之處眼前無不是地方官員進獻來的人間寶物，地方官員為了自己的“前途”開始了“行政”搜刮，泱泱帝國終於裂開了它走向腐爛的第一道縫隙。到了光緒年間，效率低下、貪污成風、奢侈腐化等官場上的一切醜陋行為已經成為帝國官場的風俗，所有的帝國官員都公開而自然地向世人袒露着最醜陋最骯髒的官場遊戲規則：官可價得，政可賄成。——這是一部中國歷史中最黑暗最骯髒的部分。歷史的明鑑是：每當一個政權的官職演化成一種徹頭徹尾的商品的時候，這個政權就不可避免地開始危險了。大清帝國的官職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商品，是因為無論官職大小，帝國的官員們“無官不貪”。光 緒年間的帝國官職根據大小都有明碼實價，“一任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而如果是“一任貪知府”呢？閩浙總督顏伯燾被革職後回廣東原籍時，其隨帶的財物之多成為當時整個帝國最轟動的新聞。有人站在碼頭上數他的行李，七百多名搬運工日夜搬運，搬了整整10天。慈禧太后應該是帝國最大的“官”了，《清稗類鈔》中曾有記載說，慈禧早在甲午戰爭以前，就有“私蓄”折英國幣制1500萬英鎊。這些“私蓄”在聯軍占領北京她倉皇逃亡的時候，被埋藏在了紫禁城裡的地下。1901年她回京之後，發現所藏的金錢已被盜走了一部分，剩下的大約還合900多萬英鎊。但是，沒過兩年，她的“私蓄”猛然增至合2500萬英鎊。按照當時的貨幣兌換匯率換算，約為中國白銀8000萬兩以上。如此巨大的款項從何而來？來自官職的買賣。任何一個官職的空缺都是交易的機會。而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人就可以是官職的最大囤積商和出售商——“慈禧賣各種肥缺，以為常事。”況且，帝國的海關監督、稅官監督、織造、鹽政等公認的“肥缺”都屬於她的私人財產而一直“懸價而 賣”。慈禧賣的全是巡撫、督軍以上的大官，她的大管家李蓮英是這些買賣的“中間商”。各省巡撫的職位是最值錢的，即使經過李蓮英的中間折扣，到慈禧手裡的依剎皇且桓魴∈�目�?

賣官的風氣傳到各大臣和滿族貴族時，暗中的交易就更加難以描述。光緒的父親醇親王、慶親王奕�嫉榷际堑蹏�最著名的受賄者，這些掌握着國家重要權力的親王們生活糜爛的程度令世人不可想像——“花銀像流水一樣”，而銀子的來源誰都明白。慶親王奕�贾�道他之 所以能夠“有官可賣”依靠的是誰，於是對慈禧的賄賂手段無以復加。胡恩敬《國聞備乘》中記載道：

麻雀之風，起自寧波沿海一帶，後漸染於各省。孝欽（慈禧）晚年，亦好此戲。奕�甲l兩女入侍，日挾數千金與博，輒佯負，往往空手而歸。內監宮婢，各有賞犒，每月非數萬金不足供揮霍。又自西巡以後，貢獻之風日盛，奕�妓�獻尤多。孝欽亦頗諒之，嘗語人曰：奕 �妓酪�錢，實負我。我不難去奕�迹�但奕�技慈ィ�宗室中又誰可用者？？蓋奕�钾澙分�名，上下皆直言不諱，言路以次參之，宜孝欽付之一笑也。然孝欽即知其弊，不急罷貢獻，猶縱兩格格入宮，以博弈戲為事，則未免累於嗜好矣。（胡思敬：《國聞備乘》。）

明明知道有不少揭發於國於民都責任重大的總理衙門大臣慶親王貪污受賄的奏摺，而且慈禧也知道他“實負我”——注意，慈禧的“負我”，實際上是誤國，這是帝國最高權力的掌握者混淆“國事”和“家事”的習慣用語。但是慈禧就是不處理。她的藉口是，在宗室中找不出可以替代他的人。然後她把貪污、受賄以及“負我”的事“付之一笑”。然而，在史料的深處，藏着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如果還留着他，慈禧每天可以得到不少錢。奕�嫉氖侄渭词菇裉炜磥硪瞾K不新鮮，那就是派人陪着慈禧打麻將，現金籌碼，但玩得很大，並且 故意輸錢——“每日輸千金”。陪同的人輸給慈禧的錢越多，奕�几督o負責陪玩的人的工錢越多——慈禧幹嗎要自斷財路呢？

大清帝國中下層官員的正常俸祿可能是當時全世界各國官員中最低的。光緒年間，官員的俸祿為：六品60兩，七品45兩，八品40兩，九品33兩。而且就是這點兒官餉也常常因為帝國“財政緊張”而八折發放。也就是說，官職低下但是直接管理百姓的“縣太爺”，月俸僅剩了三四十兩銀子。餉銀不夠用，不靠“外快”靠什麼？於是帝國官場就有了明確的“陋規錢”的制度：凡是想當官的，可以拿錢買，叫做“捐官”。辦理“捐官”手續時，要根據官職的大小交一筆錢，這筆錢最後按月結算分給有關的官員。咸豐之後，這種收入竟然成 為帝國官員 的主要收入。即使是最下層的京官，這種收入每月也在幾十兩之數，一年就有數百兩。

同時，只要是當官的，每年還有不算受賄的額外收入，即下級官員送上的禮。由於這是帝國的一種“制度”，於是就有“冰敬”、“炭敬”、“別敬”等文雅含蓄的名目。所謂“冰敬”，是夏天送的錢，好像是“降溫費”，在巡撫、督軍和軍機們之間通行。“炭敬”，是冬天送的錢，好像是“取暖費”。帝國最流行的是“別敬”，即一個官員得到升遷時送給有關官員的“感謝費”。這種“感謝費”的價碼根據官職大小和“感情”薄厚而定，少則十兩八兩，多則上千數萬。一位曾經從帝國都城普通衙門升遷到四川省當官的官員在自己的筆記中記載了他臨行時送的“別敬”數目是白銀1.5萬兩。而另一位到陝西任糧道的官員的“別敬”達到了1.7萬兩。自己的巨款迫不得已給了別人，那麼他們只有在其任上迅速地將“本”“賺”回來，當然賺的肯定還有“本”以外的“利”，因為比他們更小的官員在升遷的時候也會給他們送“別敬”。

帝國的官員沒有一個是“窮官”，但是，整個帝國內，沒有一個官員不叫喚自己“窮”的。就連王公們也時時要表露出自己就快“山窮水盡”了。這是帝國在19世紀末的又一種黑暗：聲明自己“窮”，無不是索賄的一種暗示——帝國末期官員們有多少錢也覺得不夠花的原因之一就是生活糜爛。

清末，中國有了一句幾乎無人不知的話，而且流傳甚久：天下越亂，國人越吃。

官員們狂吃不止的時候，也就是這個政權即將崩潰的時候。

帝國的官員們向來是“連吃帶玩”的。那時的國人都愛“聽戲”：“晚近士大夫習於聲色，群以酒食徵逐為樂，而京師尤甚，有好事者賦詩以記之曰：‘六街如砥電燈紅，徹夜輪蹄西復東；天樂聽完聽慶樂，惠豐吃罷吃同豐。街頭儘是郎員主，談助無非白髮中。除卻早衙遲畫到，閒來只是逛胡同。’”（徐珂：《清稗類鈔》。）所謂“天樂”、“慶樂”為戲園子，“惠豐、同豐”是飯館，而“胡同”指的則是妓院。官員們為了應酬吃喝整日奔忙，往往一個晚上同時在幾個大飯莊或者張府李府之間來回“趕場”。“大宴會無月無之，小應酬無日無之”，杯碗羅列，山珍海味，划拳行令，一醉方休。震鈞《天咫偶 聞》記載：“今日一筵之費，至十金，一戲之費，至百金。”

官員們吃起來花樣百出，不怕花銀子。《汪穰卿筆記》中說：

京官四人為食魚翅之盛會，其法一百六十金購上等魚翅，復剔選再四而平鋪於蒸籠，蒸之極爛，又以火腿四肘、雞四隻亦精選，火腿去爪、去滴油、去骨，雞鴨去腹中物、去爪翼，煮極融化而漉其汁。則又以火腿、雞、鴨各四，再以前汁煮之，並撤去其油，使其清腴， 乃以蒸爛之魚翅入之，味之鮮美蓋平常所無。聞所費並各物及賞犒庖丁，人計之約用三百餘金，是亦古今食譜中豪舉矣。四人者為翰林林貽書、商部主事沈瑤慶、候選道陳某，其一人則不記矣。（汪康年：《汪穰卿筆記》。）

這樣的菜餚，不要說花多少銀子，僅僅消耗的時間就很可觀。當時帝國的政治局勢每分每秒都在惡化，災難同時每分每秒地在向帝國臨近，而帝國的政府官員卻能耐心地觀看廚子們如此煩瑣地製作一道菜，其心態令人吃驚。

更令人吃驚的事還有。儘管京城裡已是一片混亂，但是戲園子裡的劇卻照演不誤，官員們捧坤角的彩也照喝不誤：“近日京師梨園，聲價十倍，紅氍毹上，清歌一曲，纏頭輒費千金。”（《覺花寮雜記》，轉引自《舊京人物與風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63頁。）帝國的時局越危機，官員們好像越開心。外國聯軍雲集中國沿海，義和團雲集北京城內，炮火連天，屍體遍地，帝國的官員們越發表示出對“藝術”的酷愛。為了更熱鬧些，他們每人交上幾兩銀子——謂之“湊份子”，然後聚在一起擺酒席招妓女：“同年公會，官僚雅集，往往聚集數百金，供一朝揮霍，猶苦不足。”（震鈞：《天咫偶聞 》。）也許在炮聲中，戲子們的歌唱和妓女們的媚笑，更有另外的一番風韻？

有人這樣描繪帝國的官員：胖、好色、虛弱。

準確之極。

這樣的官員，在處理國家大事的時候，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決定就用不着奇怪了。曾經當過賽金花丈夫的帝國大員洪鈞是舉國公認的欣賞美女的內行，但在國家外交上卻是一個白痴。他奉命到中俄邊境和俄方一起“勘測邊界”，由於手上沒有當地的地圖，他竟然從俄國人那裡買來一張，然後按照俄國人畫好的地圖“勘測邊界”，其結果可想而知。另外一個帝國官員崇厚，奉命到俄國去談判關於新疆伊犁的問題。俄國人發現，這個中華帝國政府派來的官員竟然連基本的外交知識和起碼的地理知識都不具備，並且“他急於回國料理家務”，於是 ，在俄國人故意天花亂墜的一陣阿諛奉承之後，崇厚便稀里糊塗地在條約上簽了字。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大筆一揮，不但中華帝國政府要毫無道理地支付給俄國人相當於500萬盧布的“賠款”，而且竟然把特克斯河流域和重要的軍事隘口木扎提山口全都“割讓”給了俄國。朝廷知道後，急電崇厚，不許他在條約上簽字，但是，朝廷的電報到達的時候，這位帝國官員不但已經簽了字，而且“未經奉旨擅自回國”了。

“君以國為市，以民為醢。”——朝廷把國家當成了一個交易大市場，官員以揮霍民脂民膏為樂事。於是，最深切、最慘痛的災難向危機中的帝國撲面而來了。

5、“與走私鹽一樣危險”的商品

一個叫做陳恆慶的帝國官員的家就在西什庫教堂附近，在義和團圍攻教堂的那些日子裡，他“嘗登牆觀戰，其見聞較切也”。他把他所看見的事情記載了下來，其中的古怪離奇叫人不知當信與否。

《歸里清譚》：

義和拳及虎神營兵，日日圍攻，予親見之。聞教堂內教士、教民約三四百人，其兵械只有槍數十。義和拳挾煤油柴草，從外誦咒以焚其室，迄不能燃，於是謠言出矣，謂教民以女血塗其瓦，並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做鎮物，故咒不能靈。大學士（誤）啟秀獻策於端王、莊王曰：“此等義和拳，道術尚淺。五台山有老和尚，其道最深，宜飛檄請之。”乃專騎馳請，十日而至。啟秀在軍機處賀曰：“明日太平矣。”問其故，曰：“五台山大和尚至矣，教堂一毀，則天下大定。”聞者為之匿笑。和尚往莊王府邸，先選拳匪之精壯者數百，又選紅燈照女子數十人。協同揀選者，大學士剛毅也。韶年女子，手攜紅巾，足著小紅履，腰系紅帶，下垂及足，額有紅抹，掩映粉黛，口誦神咒，蹀躞於府廳氍毹之上。樂部歌妓唱盪韻，舞長袖，不能比也。揀選事畢，莊王問大和尚何日可攻打教堂，和尚輪指以卜曰：“今日三點鐘為最吉。”又問：“騎馬乎？步行乎？”和尚閉目而言曰：“騎載勛（莊王）之馬，備一大刀。”於是跨馬挾刀率拳匪直入西安門，紅燈照尾其後，剛毅亦以紅布纏腰纏頭，隨之步行。西安門內有當店兩座，早被拳匪搶掠一空，和尚暫坐其中，以待吉時。座前酒一 壺，菜一盤，自斟自飲。剛毅及諸拳匪侍立於庭。將報三點鐘，予在寓登壁而觀，家人阻予曰：“槍彈飛來奈何？”予曰：“今日拼死觀此一劇。”旋見和尚策馬率領拳匪直撲教堂，指令縱火，教堂猝發數槍，正中和尚要害，墜於馬下。拳匪大師兄居前者亦被彈而倒，後隊大潰，數人拖一屍而奔。紅燈照幼女有被踐而死者，鞣花碎玉，殊可惜也。敗北者一擁出西安門，剛毅立不能穩，足不能動，力抱門柱而立。一老閽人不知其為宰相也，曰：“你老先生如此年紀，亦學此道，何自苦也。”拳匪拖屍徑奔莊王府，中道謂人曰“和尚暨大師兄暫睡耳，吾當以神咒醒之。”途人竊語曰：“恐長眠不起矣。”（《凌霄一士隨筆》卷八第十七期。）

要不是白紙黑字的歷史記載，這幅景象無論如何也不像是一場關繫到國家命運、政治前途和外交危機的真正的戰鬥。而這場滑稽戲中的主角卻都是帝國政權中的重量級人物：帝國軍機大臣啟秀，帝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端郡王載漪，京城步軍統領載勛，另外一位就是那位來自五台山的“法力”無邊的大師了。

當啟秀提出邀請大和尚前來破敵時，慈禧太后鄭重批准並命啟秀親自處理這件事——整個帝國從上到下，在這一瞬間，把國家的命運寄托在了一個和尚身上！除了那幾個“匿笑”的官員之外，在這件絕頂荒唐的事件中，最認真、最嚴肅的是載漪和載勛兩兄弟。這兩個帝國的高級大員把“師傅”迎接到自己的府邸，“咸執弟子禮”，然後“贈如意錦緞”，再封“師傅”為“盪魔大國師”。當“師傅”出發“盪魔”的時候，載家兄弟脫下了“官衣”，換上了義和團農民們的打扮——“皆裹紅巾，短衣執刀以從。”“戰鬥”的時候，他們“身先士卒”——這份勇敢和獻身精神在帝國中可謂多年不見了——在“拳民”們夾道歡呼的一瞬間，他們也許還真感到了“為國赴湯蹈火”的榮光。

而更讓義和團們感到放心的是，“我們的大和尚”不但和他們一樣自稱“關聖降神附其身”，“攜青龍刀一柄騎赤兔馬往攻”，更重要的是，大和尚的懷裡還抱着“《春秋》一部”——與其說這位大和尚靠的是“法術”在戰鬥，不如說他依仗的是中國文化在“衝殺”——這完全符合中國人的心理，因為拼武器和實力咱不行，論文化全世界哪個能比？京城百姓的歡呼聲隨之震耳欲聾。這一下，教堂里那些心驚肉跳的洋人們禁不住探出頭來，他們看見的情景令他們亦真亦幻：一個披着袈裟的老頭騎在一匹紅馬上瘋瘋癲癲而來，如果說這是武裝攻擊，他手裡提着一柄刀可以理解，可同時抱着一匣子書本是何目的？炮彈爆炸，子彈射來，披着袈裟的騎馬老頭瞬間被子彈擊倒，“墜於馬下”，伴隨着大和尚進攻的嘈雜的吶喊聲突然終止。天地間一下子寂靜下來，無論是進攻的還是看熱鬧的中國人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就是到了這個時候，洋人們也許還沒弄明白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陪同大和尚一起被洋人子彈打死的，還有一位義和團的大師兄，義和團的農民們拖着他們的屍體往回跑。在夕陽殘照的胡同中，看熱鬧的北京人緊追不捨，一個勁兒地問：“這是怎麼了？”義和團團員回答：“師傅睡了。”

最令人百感交集的莫過於帝國的農民們對於他們弟兄的戰死的解釋。一個“睡”字，悠遠綿長，淒涼婉約，猶如杜詩湯曲中征夫怨婦的悲愴呻吟，情傷千古，令天地欲哭無淚。

無論是帝國的農民還是帝國的軍隊，在與洋人們的戰鬥中所持的信念是堅定的：這不是人與人的戰鬥，這是神與鬼的戰鬥。無論是教堂之戰、使館之戰還是街頭上的戰鬥，其模式幾乎相同：洋人們開槍，中國人“作法”。“鬼”有槍彈，“神”有法術。一方是在現實中作戰，一方是在幻覺中作戰。因此，戰鬥的結局便是：一方在屠殺，一方在自殺。

“長安街奧國使館看人兇猛，登時開快槍數百響，槍斃者數十人，良莠在內，玉石不分。”（《石濤山人見聞錄》，載《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

“拳匪自言臨陣時，密誦所傳符咒能避槍炮。有誦聲未絕，即中槍撲地死者。”（胡思敬：《驢背圖》，載《義和團》。）

既然是“神”，帝國的農民們便固執地認為使用“咒語”便可以把洋人的槍“閉住”，但是，“洋兵來，眾駭欲奔，大師兄曰，勿傷。各授一飄，令向洋兵而舞。洋兵舉槍擬之，大師兄曰，進，則槍已閉矣。眾進，槍發，無一得免者。”（黃曾源：《義和團事實》， 載《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

一般來說，大多數中國人對生活的看法是物質主義的。中國人是不願意輕易失去生命的，因為在中國人的思維里，那個被西方宗教所看好的“幸福而美麗的天堂”根本不存在。但是，崇尚物質主義的中國人卻並不拒絕“遠大的幻想”——“他們的臉色像聖徒一樣閃爍着獻身的精神”——義和團們的視死如歸是確切的。但是，更確切的是，帝國的農民們根本不相信“神仙附體”的自己竟然能死。即使目睹了太多的死之後，他們依舊不願意承認“神仙”的失靈。中國人對連自己都說不清的“神”有一種無法解釋的堅信不疑。如果堅持要解釋的話，只有這樣的理由可能是一個出路：在中國人的性格深層里，有一個民族心理的慣性，即：可以承擔犧牲，但不能接受失敗，尤其是不能接受為失敗而犧牲。

可是，無論是多麼短暫的“睡”了，人還是死了，證實這一點並不需要多少現代科學知識：帝國6月的暑天裡，死屍兩天后就開始腐爛了。於是，義和團們便開始尋找各種可以自圓其說的理由來解釋死亡。需要指出的事實是，在關於義和團戰鬥的史料記載中，幾乎看不到義和團首領們死在戰場上的記錄，在死亡的義和團團員中以未成年的孩子居多。對此，當時普遍的解釋是：“團與洋人戰，傷斃者以童子最多，年壯者次之，所謂老師師兄者受傷甚少。傳言童子法力小，故多傷亡。年壯者法力不一，故有傷，有不傷。老師師兄則多神術，槍彈炮彈近身則遁衣而下，故無傷。”顯然，這樣的解釋對農民首領們的名譽是有利的。可還是有人看得明白：義和團“臨陣以童子為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後督戰，見前隊倒斃，即反奔。”（佚名：《天津一月記》，載《義和團》。）

無論怎樣，都不應該責備帝國的農民們，因為畢竟是他們在為19世紀末的整個大清帝國承擔着無法避免的死亡。即使是這個帝國的高級官員們“皆裹紅巾，短衣持刀以從”，但是究竟沒有聽說哪一位官員犧牲在進攻的隊伍前面。帝國京城內每一處戰場的情景無一例外的是，洋人的槍聲一響，“後面的人”跑起來比誰都快。更何況大部分官員根本沒有上戰場，他們正聚集在各種酒席宴會上，爭相傳播着各種離奇古怪的消息，那一張張“胖、好色、虛弱”的臉上浮現着愚昧的嬉笑。

1900年的夏天，帝國政府官員極端愚蠢陰暗的私心對中國百姓的傷害，甚于洋槍。

飯館裡酒過三巡之後，一個官員透露了一個好消息：各位，洋人們這回恐怕是真栽了！京城來了八個老頭兒，全是甘肅人，個個年過200歲，白鬍子一直垂到小肚子，真正的天上神仙模樣，據說都是義和團的老前輩！您猜他們打哪兒來？敢情人家攜帶500團民遍游了歐美各洲地界，在洋人們的老家已經折騰了個夠。今兒一大早兒進的德勝門！這下夠洋人們一瞧的了！

戲園子裡壓軸戲還沒開鑼的時候，一個官員的聲挺大：知道義和團的曹老師不？神了！一座洋樓上住着不少洋人，任憑怎麼攻打就是不降。老師火了，站在樓下，從懷裡掏出一把青銅子兒，往樓上這麼一扔，洋人的腦袋撲通撲通直往下掉！最後剩下個大個兒洋人沒死，老師用一根柴火棍兒那麼一指，腦袋也掉下來啦。這是我親眼所見。兵荒馬亂的時候，誰也沒閒功夫編瞎話兒玩！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帝國的官員們真的很為使館這麼久打不下着急。知府曾廉上奏摺，獻“決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館，“必盡淹斃之”。上書獻“三策”的那個編修王文龍是個思維活躍肯動腦筋的官員，他又一次上書，向朝廷鄭重推薦可以殺洋人的“三賢”，結果慈禧真的信了，讓人去尋這三人來。王文龍的“三賢”果真被找來了：一個是叫普法的和尚，據說是個“妖僧”，念的不是正經的經。一個叫周漢，是個吹牛吹得天花亂墜的“狂夫”，具體讓他幹什麼的時候就是個徹頭徹尾的無賴。第三個“賢人”找起來費了點兒勁兒，這個叫余蠻子的漢子原來是個以攻鏢為職業的土匪，朝廷的人到他家找他的時候，家人說他出門了，經過打聽才知道正在四川“幹活”，結果“至盡發蜀中兵，乃捕得之。”三個“賢人”到了北京是如何發揮“才能”的，沒見史書記載一字，能見到的還是局勢一日日地在壞下去。

局勢壞起來的時候，官員們終於找到了失利的原因：女人。

全是女人壞的事。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的女人從降生之日起就是壞東西。只是，從理論和文化上把女人說成是一種邪惡的東西，以封建的中華帝國為最－“惟小人與女人難養也。”從孔子的那個遠古時代起，中國的女人就被和道德水準低劣的小人並列在一起了。在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女人被說成生來就是目光短淺且污穢不堪的一個特殊的種類。僅僅從中國的文字上看，許多最可恥的字眼，幾乎都帶着一個“女”字旁。中國男人每到自己無法挽回局勢的時候，就會想到女人。女人是他們最好的藉口，女人是禍國殃民的罪魁——小到引誘男人犯“作風”錯誤，大到毀滅一個朝代的政權－千百年來女人們的罪行罄竹難書。美國人史密斯在其《中國人的氣質》一書中這樣給中國女人下的定義：“在中國，女孩子一進入青春期，就成為‘與走私鹽一樣危險’的商品。”這個定義極其準確微妙：在生活中，女人如同鹽一樣不可或缺；但是，與女人打交道如同做一件冒險的走私生意——首先這是一件見不得人的生意；其次，這是一樁要付出代價的刺激的“買賣”；再其次，不可預知的風險時刻威脅着這樁生意的“利潤”。

義和團放火燒教堂，結果“法術”不靈，連帶着把民房也燒了，但這不是義和團們的錯：“聞三處教堂已焚，延燒數十家。團雲火時有婦人外出，致破其術，故延及，於是見婦人則殺。”（佚名：《天津一月記》，載《義和團》。）後來，京城裡乾脆出現了這樣的告示：“匪黨不令婦人出門，防污穢也，違則殺之。”（管鶴：《拳匪聞見錄》，載《義和團》。）

蕩滌“污穢”的辦法是反其道而行之，即中國人慣常說的“以毒攻毒”。既然女人是“髒”的，那麼就讓中國的女人們徹底地“髒”下去吧，這樣也許可以對洋人們起到威懾作用。於是，“令婦女七日不梳頭，不洗臉，不裹腳，安坐床上，勿行動。”義和團還特別為這道命令編了個順口溜，以便讓人人皆知家喻戶曉：“七天不梳頭，砍下洋人頭；七天不洗臉，能把洋人趕；七天不裹腳，天下洋人殺盡了。”（僑析生：《京津拳匪紀略》。）

華學瀾《庚子日記》：

本日為拳民蕩平西什庫之期，擺金網陣，惟洋人有萬女旄一具，以女人陰毛編成，在樓上執以指麾，則義和團神皆遠避不能附體，是以不能取勝。（華學瀾：《 庚子日記》，載《庚子紀事》。）

僑析生《京津拳匪紀略》：

連日每戰不利，皆由西人用赤身婦女裸騎炮上，或赤身高樓巔，婦女皆租界旁西開一帶娼妓及河東住戶也。吾輩神術最惡污穢，婦女又為最忌。又傳言，西人用人皮製一巨炮，滿塗污血，一經施放，穢氣遠出，故神兵卻退而不敢犯，每次戰敗職此之故。（僑析生：《 京津拳匪紀略》。）

為什麼如此和女人過不去？義和團內不是就有由女人組成的“紅燈照”麼？

根據帝國官方的解釋，是“義和團法術雖大，然尚畏穢物，紅燈照則一無所忌。”更重要的是，“紅燈照者，皆選室女未嫁者為之”，即“十二三歲未通經之閨女”。這也就是說，未成年的女子，是乾淨的。

漫長的帝國歷史上，罕見真正意義上的女人。正因為如此，漫長的帝國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男人也少之又少。

《金鑾瑣記》為高樹所撰，是一本奇書。全書有絕句130首，所詠多庚子年間事，並附有小注，饒有風趣。

其一則云：

八十高年徐太師，傖言俚語信偏痴。

誰言避炮猩紅染，瞽說無根豫席之。

注云：一個算命的瞎子，字席之，對徐太師說，西什庫之所以攻不下來，原因是洋主教樊國梁腦門上塗上了血，這不是一般的血，而是婦女的“猩紅”，所以咱們的炮根本打不中他。徐太師“信之”。

再一則云：

學守程朱數十年，正容莊論坐經筵。

退朝演說陰門陣，四座生徒亦粲然。

注云：徐國相以講授程朱理學聞名，還是大阿哥的師傅，但是退朝之後卻召集翰林們大講“陰門陣”。所謂“陰門陣”，也是那個算命的瞎子算出來的，說教堂里的洋人們“割教民婦陰，列陰門陣，以御槍炮”。

“徐太師”指的是帝國大學士徐桐。

大學士不是帝國的等閒職位，是宰相之一。

徐桐，帝國末年著名的理學家，漢族，光緒二十二年由翰林至體仁閣大學士，為帝國四宰相之一。80歲的年紀，加上學問大，被視為帝國學識最淵博的高級官員，他的存在幾乎等於中國文化傳統的存在。徐桐受到慈禧太后格外的恩崇——“孝欽（慈禧）以耆臣碩望，每見恆改容禮之，大政必詢焉，故晚尤驕橫。”（羅敦融：《拳變余聞》，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版，第213頁。可正是這樣一位崇尚宋儒學說、每天給未來的皇帝上詩云子曰、面對翰林弟子們正容莊論地講孔孟程朱的鶴顏皓首的學術權威，竟然把算命瞎子的胡言亂語當成了涉及帝國要事的真實，無法想像帝國的國學大師講起“陰門陣”這等事來會是什麼神情——已有近三百年歷史的大清帝國離它的滅亡不遠了。

中國人永恆的信念是：倫理道德的力量是這個世界上惟一真實可靠的力量。“一部《論語》治天下”，經濟上可以窮，但是文化上的富有可以彌補一切。中國人就是靠這個頑強地活了幾千年。但是，對待女人的態度不屬於中國倫理道德範圍之內的內容。因此，基本上都是讀書人出身的帝國官員在大談中國道德倫理的同時，娶小妾、嫖妓女也就都是合理的了。

關於帝國的大學士徐桐，正史野史記載頗多，其內容大多是他如何與洋人們勢不兩立：他絕不穿洋布製作的衣服，永遠是一身中國綢緞或者中國土布；他收禮不收銀圓，只收本土的松江銀；他仇恨一切外國的東西，絕不使用進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歡看見中國人戴西洋眼鏡，看見了就罵；他有一個做官做到刑部侍郎的兒子叫徐承煜，究竟是兩代人，兒子與他正相反，私宅里是全套的西洋家具，於是，他每次從兒子的門口過，都閉着眼睛捂着耳朵。有一天，他看見兒子居然當着他的面吸西洋雪茄煙，便大怒：“我在爾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騎射作鬼奴矣！”“罰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後。”

在外國聯軍占領北京後，徐桐自殺於他的那座沒有大門的豪宅里。他的兒子沒能來得及“胡服騎射”，洋人們就把這個崇拜洋人生活方式的帝國刑部侍郎“正法”了。

徐桐是慈禧廢帝的最認真的支持者，其原由來自他的野心——他要入軍機處。身為大學士 而不入軍機處，等於是一個沒有實權的宰相。

作為漢族大臣和大學士，入軍機處的最可靠的途徑，就是當皇帝的老師。當過同治皇帝老師的李鴻藻是軍機大臣，當過光緒皇帝老師的翁同龢也當上了軍機大 臣。因此，當徐桐得知慈禧太后要把光緒皇帝廢除而讓載漪的兒子當皇帝時，本來和這件事沒有什麼關係的他，立即覺得實現夢想的機會來了。他馬上和載漪拉上了關係，並且最終當上了載漪兒子的老師。但是，載漪的兒子還不是當今的皇帝，儘管慈禧太后有這個意思，可該死的洋人硬要蠻橫干涉，如果載漪的兒子當不上皇帝，他當軍機大臣的夢想就要落空。於是，在1900年帝國瀰漫着血腥味的夏天裡，80歲的徐桐如同吃了興奮藥，聽說要滅洋的義和團農民們進城了，他親自出城去迎接，說是“一舉盪夷，實為數千年來第一快事”，“中國自此強矣 ！”（ 羅敦融：《拳變余聞》，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版，第213頁。）

心懷政治野心的大學士徐桐對義和團所做的一切都無條件地給予肯定。他的觀點和態度毫無疑問地影響着社會輿論，甚至對慈禧的決策也產生了巨大影響。義和團在大柵欄放火，把正陽門都點着了，慈禧自然要“追究責任”，但是，徐桐對慈禧說，義民的“神火”之所以燒了正陽門，不是義和團的責任，而是“神”的旨意，這是“神”在“示罰光緒”。這個解釋令慈禧聽上去很受用，於是事情不了了之了。

然而，這個如此痛恨洋人的帝國最有學問的人，竟然連關於這個世界的基本常識都不具備。他對有人把美國翻譯成“美利堅”十分惱火，說我們中國什麼都是美的，美國還有什麼可“美”的？我們中國什麼事情都順利，美國還有什麼可“利”的？我們帝國軍隊的兵器無所不堅，美國還有什麼可“堅”的嗎？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帝國的大學士拒不承認世界上有許多的國家，堅持認為那些“亂七八糟的國名”是英國人胡編出來嚇唬人的：“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於此！”（劉成禺：《世 載堂雜憶》。）

帝國所有的漢族官員，全部都是帝國最著名的大文豪，因為他們都是經過科舉考試嚴格選拔出來的。在中國，“狀元”等於是一個無所不知的人。帝國政府對漢族行政官員的選拔，是一種公平的選拔，除了歷史上有過極少數的舞弊之外，帝國之內的任何一個人，無論貧富， 無論出身——除了個別的社會階層，如女人、演員、妓女、理髮匠等——都有參加科舉考試的權利，並且都有機會因此而走上聚斂錢財和光宗耀祖的為官之路。因此，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會把讓家裡的男孩子讀書作為頭等大事。中華帝國是這個世界上少有的不開辦學校的國家，但是，中華帝國卻是這個世界上讀書人最多的國家。雖然通過科舉考試而登上高級官員階層的讀書人少之又少，但這絲毫沒有減弱一代一代的中國人刻苦讀書的興趣。在帝國的土地之上，到處可見人數驚人的“落第者”，他們幾乎個個都滿腹經綸。最初來到中國的洋人們，曾經對中國人的“學問”大為驚訝，他們無法想像表面上看上去麻木呆滯的中國鄉間私塾先生和到處流浪的讀書人，竟然“內心蘊藏着對大自然的極其豐富的想像力，蘊涵着詩人的獨特氣質"”——你永遠想像不到他們具有多麼高的天賦和才智，他們好像擁有一種能夠在大自然中發現美的特殊的天賦。“無論在帝國的什麼角落，隨便拉來一個帝國的讀書人，他便能夠迅速捕捉到大自然給予他們的可愛之處，並加以一番高雅、細膩的描寫。”（《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英）麥高溫著，朱濤、倪靜譯，時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50頁。）

但是，帝國的讀書人所讀的書，全部都是中國先哲們的“經典”，包括哲學、道德說教和歷史典故，他們從來不涉及自然、地理等任何一門自然科學知識。那時，帝國的讀書人把所有自然科學知識統稱之為“術”，正宗的讀書人對這些下賤的東西是不予理會的。況且，帝國選拔官員的考試根本沒有這些內容。帝國政府強調的是“聖人”的作品，並且指定了嚴格的文學格式。半神半人的孔子以及他的門徒們的言論匯集成書，從此成為支撐整個國家運轉和生存的惟一思想基礎。這些思想基礎包含了中華民族關於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包含了關於人生動機的疏導和關於社會和諧的終極目標。在洋人們的眼裡，中國的這些思想經典似乎並 不怎麼實用，中國的經典從來沒有對人們心中所產生的重大問題提出過任何的解決辦法，也從來沒有把關於人類未來將要遇到的重大問題向人們預示。它們只是一堆“指導”得模稜兩可的枯燥說教，嚴重缺乏《荷馬詩史》那種能夠喚起民眾強烈激情的魅力。

中國的先哲們在敘述自己的思想觀點的時候，沒有加入任何人間生活的感情色彩，他們反覆強調的是“人性”觀點和“君子”規則，這些“觀點”和“規則”教誨中國人以一種“自省”的方式約束自己的所有的欲望--沒有了所有與生俱來的生命欲望的人還是人嗎？是。是具有崇高倫理道德的“正人”，是有別於卑鄙小人的“君子”。千百年來，“正人君子”為整個中華民族營 造出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光環，這種美妙的虛幻光環緊緊地籠罩着每一個在這片土地上出生的人。所以，中國人可以世世代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地生活下去，因為即使生活內容止步不前，只要他們精神上覺得自己可以算一個“正人君子”，就可謂達到此生的最高境界了。儘管帝國的絕大多數百姓根本不識字，一生也不會讀上一頁中國經典，但是，在中國，即使是一個農夫，他也知道孔子，他也願意每天都生活在孔子的教誨中——中國人覺得自己可以摒棄、泯滅一切人的生命因素而成為非同一般人的“正人君子”。從這個意義上講， 中華帝國的臣民個個都是神思飛揚的詩人。

只是，國家的政治絕不是詩篇。

可以想像出一個帝國的漢族官員曾經走過的奮鬥歷程：男孩子在黎明時分被父母叫醒，他揉着惺忪的眼睛看了看日光還沒有顯現的窗外，然後立即要出門，因為教書先生已經在等待。男孩子坐在硬板凳上，手上拿的是一本他根本沒有興趣、也根本讀不懂的中國經典。他弄不明白書裡的任何一條道德概念和歷史典故，中國先哲們的話對於孩子來講實在是深不可測——“如同把一本未經翻譯的柏拉圖的希臘原文著作放在一個美國孩子面前”。教書先生從來沒有讓這個孩子明白中國經典的想法，他的要求很簡單，就是一遍一遍地背誦。“古老得仿佛來自諾亞時代”的中國漢字至少有6000個以上，由這些文字組成的中國經典每一個字裡都隱藏着一個玄妙的故事，孩子必須背誦這些文字和故事，以便在將來帝國的科舉考試中能夠熟練地加以默寫。如果其中的任何一個典故或者故事在敘述上出了差錯，這個孩子的前 程就完結了。“除了中國人，其他任何人要完成這項工程都會精神崩潰。”如果這個孩子連秀才的考試都沒通過，一生將永遠是個教幼童的先生。而如果他考取了舉人，風光了一陣，但是最終沒有通過朝廷的考試，那將一生落魄，鬱鬱寡歡。

就在義和團在京城裡“披髮邁步”、“聲動天地”之時，河南總督在給朝廷的一份奏摺中說，今年本省參加考試的讀書人中，有13位超過80歲的，其中一位年逾90歲。90歲的老書生“文章完美、用詞準確，沒有暮年痕跡”，只是實在不知道該不該錄取他，因為不知道他這把年紀還能做什麼官。更驚人的還有當年來自安徽省的奏摺，言該省考生中，竟然有35人80歲開外，13位90歲以上！這個落第階層也是帝國最危險的階層，他們牢騷滿腹，看什麼都不順眼，是動盪一旦出現時的最大的人力資源。但是，那個男孩子終於通過了朝廷的最高考試，當上官員了。在通過考試的那一瞬間，他突然感到了枷鎖的脫落，於是多年來他所默讀的所有有關道德和哲學的說教，統統都消失得一乾二淨，他再也不需要這些了，因為這些在他今後的生活中根本沒有用，他只要偶爾用用它們表面上的文字就可以了。他必須從頭學起，當然不是學習如何管理國家，而是要系統地學習中國式的官場程序——這是一門與中國經典所宣揚的道德觀念沒有任何關係甚至相悖的學問，如果學得深刻甚至有所創造，他就可能當總督、巡撫，甚至大學士——像令太后都“改容以禮”的徐桐那樣。

遺憾地說，中國經典中的那些美好而高尚的道德想像，在帝國的現實生活中幾乎沒有一條能夠得以再現。對此，帝國的平民們沒有責任，因為他們幾乎都不能讀書。而帝國的漢族官員飽讀詩書，除了能夠體味明月浮在雲之上、草木睡在夢鄉的藝術意境之外，在官場上他們不擺“陰門陣”還能幹些什麼？

奇特的是，統治這個帝國的絕對權威，卻是“與走私鹽一樣危險的商品”——女人。

1900年6月16日，慈禧召集了混亂局面中的第一次御前會議。鑾儀殿東室，官員們到齊了，跪在這個女人的腳下。

小小的房間裡金碧輝煌，瀰漫着只有女人才喜愛的濃郁的花香。

此時，中華帝國面對的局勢是：京城裡秩序大亂，攻擊教堂和使館的戰鬥仍在繼續，至今看不出勝利的跡象。而政府對義和團的態度時明時暗，“剿”和“撫”的爭論還在較量。增援北京的西摩爾的聯軍已經開始撤退，但是，數量更多的外國軍隊開始在天津大沽口登陸，並且聲言要用武力“懲罰這個帝國”。現在，帝國政府急需就下一步的對策統一立場。而所謂對策，帝國政府只能兩者取其一：要麼平息義和團運動，與洋人和平解決爭端；要麼全面支持義和團，並動用全國的武裝力量，向洋人宣戰。

所有的帝國官員都已經從慈禧前幾天說的話中揣摩過她的態度了。慈禧說：

各國虎視眈眈，爭先入我堂奧，以中國目下財力兵力而論，斷無釁自我開之理。惟事變之後，實逼出此，萬一強敵憑凌，脅我以萬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氣壯，敵愾同讎，勝敗情形，非所逆料也……茲特嚴行申諭，嗣後倘遇萬不得已之事，非戰不能結局者，如業經宣戰，萬無即行說和之理。各省督撫必須同心協力，不分畛域，督飭將士，克敵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諸口，並且不可存諸心！（《最後的神話》，張建偉著，作家出版社1 999年12月第一版，第231頁。）

慈禧的意思很明確：全面備戰，準備打仗；一旦開戰，不准言和。

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因為在這樣的局勢下，這就等於大清帝國要對洋人宣戰了。

然而，僅過數月，千方百計低三下四地要和洋人們“議和”的，不是別人，正是這個慈禧。

至少現在，帝國的所有官員都隱約地感覺到，與洋人們的一戰也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