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與天津的聯軍取得聯繫以得到增援，西摩爾親自挑選了100名突擊隊員，命令他們不惜一切代價突擊出去，把這裡的信息帶到天津的聯軍指揮部。但是，這支突擊隊剛剛衝出去幾步遠，就立即遭到中國軍民的頑強阻擊。突擊隊在強行前進的時候，他們更加清楚地暴露了他們是人數不多的“一小隊洋鬼子”，於是招致了更大規模的圍攻，最後不得不撤回武器庫。

孤立無援、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聯軍官兵已經處在精神崩潰的邊緣。食物再次斷絕，武器庫已被中國軍民圍困得如同鐵桶。如果中國軍民再發動一次或兩次像樣的攻擊，西摩爾的聯軍是否能抵擋得住就會成為問題，而一旦抵擋不住的後果是可以肯定的：全部被殺死在這裡。那時，武器庫四周方圓數里內的所有樹木的樹梢上，都會掛滿聯軍官兵的“洋”腦袋。

就在這個時候：天津方向的增援部隊趕到了。

奇怪的是，前來接應的聯軍，竟然沒有受到任何像樣的阻擊便到達了這裡——“除了過一座橋的時候，和帝國的軍隊交了一次火，其他的清軍陣地均一槍未放。”

那麼，天津的聯軍是如何知道西摩爾的消息和位置的呢？

還是一個中國人。

西摩爾組織突擊隊時候，他找到了他的部下，一位英軍上校，命令他把他“忠實的僕人”貢獻出來。這個“忠實的僕人”是一個中國人。西摩爾“拍着他的肩膀”，作了一番“重獎的許諾”，並親自把這個中國人送到武器庫的大門口。這個中國人沒走多遠就被義和團抓住了，他立即把西摩爾的信件吞到肚子裡，然後稱自己是一個“迷路的商人”。不知為什麼 ，在軍情如此緊張的時刻，義和團的農民們居然相信了這個中國人的謊話，“把他釋放了”。

這個中國人，不但完成了100名外國官兵沒能完成的任務，將西摩爾聯軍的信息送到了天津聯軍指揮部，並且還為瀕臨覆滅的西摩爾的聯軍帶來了2500名英軍和俄軍。

聯軍們說，這個中國人為此“運用了相當的聰明和不少的勇氣”。

西摩爾聯軍官兵自身穿華麗的軍服、帶着對帝國京城的貪婪的欲望從天津出發，到萬念俱灰、衣衫襤褸地退回原地，時間持續17天，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傷亡290人，其中62人死亡。

無論如何，聯軍指揮部關於西摩爾部隊命運的懸念終於解除了。下一步，聯軍就可以採取更加強硬的行動了。

7、一個“傲慢的中國詞彙”

帝國政府是在大沽口炮台戰鬥爆發前幾個小時獲得外國聯軍的兵艦要和帝國開戰的消息的。

17日，直隸總督裕祿用“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遞”向朝廷送來一份緊急報告，並且同時轉來了法國駐天津總領事杜仕蘭代表各國給中華帝國政府的一封外交照會。因為時間緊迫，裕祿來不及讓人把照會翻譯成中文，只是在緊急奏摺中按照照會的大致意思進行了轉告，並特 別說明了洋人的這個意思：不交出大沽口炮台，就要開戰。慈禧的回答還是那句話，不主動挑戰，但如果被迫交戰，就要“軍民一心”，“別讓洋人小看了咱們”。

但是，大沽口炮台很快陷落之後，卻遲遲沒有“八百里加急公文呈遞”到達，因此，帝國政府，包括慈禧太后在內，對前線發生了什麼全然不知。因此，在帝國北方門戶已經洞開後的整整兩天之內，帝國政府做出的一系列重大決定的基礎，依舊建立在對“軍心”和“民心”的良好感覺之上。

6月17日，在大沽口外，聯軍的戰艦已經向內河運動，更大的戰事一觸即發。

同一天，帝國政府各級大員突然被“急召入見”，慈禧太后召集了第二次御前會議。參加御前會議的官員中，只有載漪和榮祿知道會議的內容將是什麼。

早上，榮祿緊急請求慈禧召見。榮大人臉色倉皇地走進慈禧的房間，沒多一會兒便退了出來。榮大人的身影還沒有在宮牆拐角消失，太監和宮女們中間就開始傳播耳語，說是太后哭了 。

女人傷心的時候是要哭的。慈禧從不會當着奴才們的面哭，但是當她獨處的時候，她是一個女人。

榮祿一大清早求見的目的，是給慈禧送來一個“洋人照會”。這個“照會”的內容和前線戰事沒有任何關係，內容有四：

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

二、代收各省錢糧；

三、代掌天下兵權；

四、勒令皇太后歸政。

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神秘、最關鍵的一個“外交文件”。

神秘之處在於，這份“洋人照會”並不是通過正常的外交途徑送達朝廷的，甚至在它已經到達慈禧面前的時候，根本沒有經過中外任何一個外交人員的手。按照榮祿的說法，這份“洋人照會”是一個叫羅嘉傑的糧道秘密送來的。而根據羅嘉傑自己說法，這是他“通過關係弄到手的”。羅嘉傑的官場職業與外交事務相去甚遠，糧道是負責轉運糧食的，轉運糧食的官員居然“轉運”來一份“洋人照會”，神秘得極為罕見了。而關鍵之處在於，在帝國與各國的關係處在千鈞一髮的危險關口時，在慈禧太后還沒有下定最後決心的關鍵時刻，這份“洋人照會”中的每一條內容都是一根導致戰爭的導火索。不要說洋人們提出要奪取帝國政府的財政和兵權就等於是顛覆帝國的政權，而更令慈禧萬般難受的是，洋人們公開支持她要廢除的光緒皇帝，明確“勒令”她放棄權力下台。

慈禧決不會容忍這樣的挑釁。

史料記載：“太后閱之，怒極。言：‘外人無禮至此，予誓必報之。’”（《景善日記》1900年農曆五月二十四日。）

自此之後，帝國朝野上下任何勸諫都沒有用了，慈禧已決心與洋人“拼一死戰”。

沒有確鑿的證據可以證明，在大沽口戰事即將爆發的幾個小時前，在中華帝國與各國列強的關係還在“戰”與“非戰”之間搖擺時，在僅僅只差哪怕是輕微的一個砝碼就會使帝國命運和前途的天平會驟然傾斜的最微妙的時刻，這封“洋人照會”的出現是否過分地巧合。同時，也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在整個帝國何去何從全憑一個女人的喜怒左右的政體下，這封“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洋人照會”的內容是否顯得過分簡陋和過於直白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封“洋人照會”從來路到內容，都十分反常。

首先，提出照會的“洋人”們到底是什麼人含糊不清。後來因為堅決反對帝國宣戰而被殺頭的帝國大臣太常寺卿袁昶為此提出過疑問：各國外交使館並不曾有過這樣的說法，相反，各國外交部紛紛表示此次向中國調兵，是為了保護使館和幫助帝國政府鎮壓亂民，雖然還不清楚這是否又是藉口，但各國終究是表示了。那麼，不是各國使館提出的照會，難道是雲集在大沽口外海上的各國海軍將領提出的嗎？如果是這樣，照會也應該送給直隸總督裕祿，再由裕祿轉送朝廷。如此重要的文件怎麼會由一個糧道偷偷摸摸地送給榮祿呢？不要說所謂照會的內容荒誕不經，荒唐無據，而當時戰事未開，洋人們有什麼必要要挾帝國朝廷呢？

可惜當時沒有人這樣想過。

後人不斷地“考證”和“分析”這份在帝國最危急的時刻出現並最終導致了帝國厄運的“洋人照會”，其結論和百年前帝國大員袁昶的聲音一模一樣：這是一封偽造的外交照會。換句話說，這份照會和洋人們根本沒有任何關係，純粹是中國本土製造出來的。

這恐怕是中國歷史上“案值”最高、使國家為此付出的代價最大的一宗“造假案件”。

造假者，載漪也。售假者，榮祿也。

製造這樣一份“假照會”，載漪有充分的“作案動機”。當時在整個帝國內，只有這個端郡王更急切地想讓帝國和洋人立刻真槍實彈打起來。因為不把洋人們趕走，或者把洋人們打服，他的兒子就別想登上帝國的龍位。而要和洋人們“和平解決”，就等於宣布他的夢想的破滅。儘管他已經成為北京義和團實際上的領袖，儘管他不斷地在慈禧太后面前描繪義民的“法術”是如何的靈驗，儘管他身先士卒地帶領義和團和帝國的兵勇對洋人的各個目標猛攻猛打，但是，慈禧還是猶豫不決，這一點令他寢食不寧，坐臥難安。在最後的時刻，他必須要想出一個能夠促使太后下決心的辦法，這個辦法就是：你不是還對洋人們還報有幻想嗎？洋人們可要對你不客氣了！

帝國沒有人不知道慈禧的最大特點，同時也是最大的弱點：愛權力勝過愛一切。

但是，載漪能夠製造出假照會，可要是由他直接送給慈禧，恐怕會讓慈禧看出來破綻。老佛爺精得很，對誰的話都不會輕信，滿朝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榮祿。載漪和榮祿，從官場上講，可以說是一對在慈禧面前爭寵的死對頭。載漪知道榮祿對他們載家兄弟壓根兒就看不起，載家兄弟如今紛紛掌握軍政大權的現實也是榮祿不願意看到的，因為這會奪了他在太后面前的風光。但是，載漪作為帝國的一個官員，官場的奧妙還是懂一些的，他可以肯定地說，只要假照會到了榮祿手裡，他就會當真地送給太后，一刻都不會耽誤。

載漪說對了。作為帝國最精明的官員，榮祿從那個羅糧道手裡接過“洋人照會”的時候，他只掃了一眼就知道是假的，而且馬上就明白是誰、為什麼造的假，同時，他幾乎是立即便決定了把這個玩意兒趕快送給太后。他頭腦的運算程序是：第一，弄來這麼一個關繫到太后最切身利益的東西，是有大功的；而太后知道，羅嘉傑是自己的人，這東西等於是自己弄到的。把照會直接而迅速地送給太后，說明自己和太后一直同心同德，後果無論怎樣，此舉定能加強太后對自己的信任甚至是依靠。第二，如果真的把洋人打敗了，載漪當上了太上皇，就憑自己的這個舉動，也只能得勢而不會吃虧。第三，如果洋人們將來占了上風，自己可以“反戈一擊”，站出來揭發載漪的“造假罪行”，鬧不好在洋人那裡還有功可立，至少會在和洋人們過不去這一點上有一個開脫自己的辦法。

歷史證明，後來榮祿執行了第三點，他“揭發”了載漪，成為沒有被洋人們列入“懲辦名單”的帝國最重要的官員之一。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當時的榮祿對一旦把這樣的假貨送到慈禧那裡，對整個帝國的命運意味着什麼，心裡比任何人都清楚。以“難得糊塗”為座右銘的帝國官員從來沒有在事關“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糊塗過：自身的 命運永遠重要於國家的命運。

鑾儀殿又一次聚集了帝國政府中的重臣。

還是光緒皇帝先開的口。處於被軟禁狀態中的皇帝為目前帝國的危機所迫，似乎已經無所顧忌了，開口就以強硬的口吻讓負責處理各國事務的總理衙門大臣徐用儀解釋國家何以到了如此的地步。面對慈禧太后，徐用儀不知道該怎樣回答皇帝的話才能兩全。

慈禧這時候表示：“皇上意在和，不欲與夷戰，爾等可分別上言。”

光緒餘怒未盡，言：“我國至弱至此，兵不足戰。用亂民以僥倖求勝，庸足恃乎？”

載漪立即反駁說：“義民擄忠憤以衛國家，不因而用之，以雪國恥，乃目為亂民殺而誅之，人心失，將不可以為國。”

光緒說：“亂民皆烏合耳，各國利兵，亂民豈能當之？奈何以民命為戲？”

慈禧問戶部尚書立山：“汝言如何？”

立山回答：“拳民雖無他，然其術多不效。”

載漪立即臉色十分難看，說：“用其心耳，奚問術乎？立山必與夷通，乃敢廷辯。請以立山退夷兵，夷必聽。”

立山也是滿族貴族，向來對載漪的囂張氣焰憎恨不已，於是反唇相譏，說：“首言戰者載漪也，漪當行。臣主和，又素不習夷事，不足任。”

載漪受到頂撞和嘲諷，臉上掛不住了，索性大罵立山是帝國的漢奸。

慈禧咳嗽了一聲，殿堂里立即靜了下來。她說剛才接到了洋人們的照會，一共有四條。慈禧逐條念了一遍，但是，第四條她沒念。然後，她怒言：“今日釁開自彼，國亡救災目前，若竟拱手讓之，我死無面目見列祖列宗！一戰而亡，強於等死！”（《中國歷代戰爭史 》卷十七，台灣“三軍大學”編著，北京軍事譯文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32～334頁。）

所有的帝國大臣都對突然出現的“洋人照會”感到莫大的驚訝和恐慌——洋人們竟然如此霸道蠻橫！這是在要大清的江山呢！

暫短的死寂後，群臣一起磕頭不止，高呼：臣等願效死力！有的大臣哭出聲來。

慈禧十分滿意。言：今日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不得已才和洋人開戰。只是一旦開戰，結果是什麼難以預料。

群臣高呼：臣等同心報國！

這時候，因家住使館附近、出門的道路被包圍使館的義和團們堵塞而遲到了的大學士徐桐到了。他一進門就給太后磕頭說有“好消息”：“臣適才發現，義和團練習時，忽見玉皇大帝降臨，請太后獎勵拳民之神功！”

慈禧聽完，“破涕為笑”。

而帝國的皇帝光緒，從聽到那“四條照會”的第一條起就沒再說過一句話。在那一條的內容里，洋人們要求解除對他的軟禁——光緒皇帝至死不知其實這齣自帝國的一個郡王之手。

同時，在所有關於這次御前會議的史料中，甚至在野史筆記中，都沒有榮祿說了什麼的記錄，一個字也沒有。這位帝國重臣保持沉默的本領可謂驚人。

會後，慈禧令徐用儀、立山和內閣學士聯元立即前往使館，對洋人們說明帝國政府的立場。如果洋人們非要開戰的話，就請他們“下旗歸國”，“告勿調外兵來，兵來則決裂矣。”慈禧指派的這三個人都是反對開戰的大臣。於是，等群臣退下的時候，慈禧把榮祿留下了。史料的記載是，慈禧要求榮祿立即以“武衛軍備戰守”。兩個人還說了什麼，無從查考。

第二天，6月18日，大沽口炮台全部陷落的第二天，慈禧再次召集御前會議。

還是光緒皇帝首先開的口。也許經過一夜的思考，年輕的皇帝準備豁出去了。他對載漪等主張開戰的大臣們說：“人心何足恃，徒滋亂耳。士夫喜談兵，朝鮮一役，朝議爭主戰，卒至大挫。今諸國之強，十倍日本，若遍啟釁，必無幸全。”

53歲的戶部尚書立山慷慨陳詞：“甲午一戰，我北洋水師已經喪失殆盡。如開戰，南北咽喉斷絕，軍械糧餉無從運至，敵兵自津沽至京，其勢甚速，那些只懂巫術的拳民如何抵擋得住？”

內閣學士聯元接着發言：“臣以為，使館萬不可攻！萬國公法規定，凡使臣性命不保，它日城破，雞犬不留！”

這時，載漪突然怒斥聯元剛從使館回來，對朝廷懷有二心，一定是漢奸，罪當斬首！

喊聲未落，早已臉色鐵青的慈禧從牙縫裡突然擠出一個字：斬！

殿上頓時鴉雀無聲。

滿族大臣不敢出聲，是怕受到連累。漢族大臣不出聲，是因為慈禧的那句“名言”：這是我們自己家裡的事！

眼看着內閣學士的腦袋沒有了，一個人跪了上來，他就是莊親王載勛：“太后息怒！聯元雖然言辭過激，但用心仍為保我大清江山！外敵壓境，先斬內臣，於大局不利！”（羅敦融：《庚子國變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8～129頁。）

主和派見莊親王帶頭，立即跪成一片，請求太后開恩。

聯元，莊親王的女婿。

慈禧揮了揮手。

聯元暫時躲過一劫。

慈禧會後回了頤和園。作為掌握着帝國命運的人，她雖然對外國人已經忍無可忍，但是，要宣布帝國進入戰爭狀態，她還是要猶豫再三。甲午戰爭的結局她是清楚的，她對義和團不並抱什麼希望，正如她所說的那樣，之所以“亂民可用”，用的也是“人心”而已，到了真正開戰的時候，還是要靠帝國的軍隊。她在這時想到了前線：大沽口炮台。

而大沽口這個帝國北方海岸的門戶此時已經陷落兩天了。

前線的消息終於傳到了深宮內。

1900年6月19日，大沽口炮台陷落的第三天。在大沽海岸的荒野上，中國百姓開始掩埋那些因為悶熱的天氣而開始腐爛並被野狗撕扯啃食的帝國士兵的屍體。

外國聯軍已經大規模地向天津城發起進攻，這時候，直隸總督裕祿的又一份“六百里加急公文呈遞”被送達慈禧的案頭。奏摺的題目是：《接仗獲勝折》。

這是一份描述帝國軍隊在大沽炮台如何把洋人的軍隊打得落花流水的“捷報”！

捷報說，洋人瘋狂進攻，帝國軍隊英勇迎戰，殺敵無數。“義和團民亦四處紛起助戰，合力痛擊，至日暮時分，將洋人擊回”，“我軍會合團民與洋人鏖戰，良久，敵勢力漸不支，各隊盡力攻擊，紛紛竄匿。”在河口，羅榮光提督親自督戰，“擊壞洋人兵輪兩艘”。由於假話說得實在心虛，裕祿最後補充了一句：“天黑遠望不真，敵艦未知沉否？”但是“軍民情願報效朝廷，民心極固，軍氣甚揚”，“齊心努力，奮往無前！”

和那個“洋人照會”一樣，這份“捷報”也當進入中國造假史冊。

除了中國人自己，幾乎所有的外國人都對帝國官員竟然可以在寫給朝廷的情報中摻假感到萬分不解。他們不了解，帝國的官員“報喜不報憂”是官場規則，而帝國的統治者聞喜則喜聞憂而怒是傳統習慣，於是，帝國官員大大小小都寧可相信類似“玉皇大帝降臨”之類的虛誇言辭而不願意相信某地有人舉事是國人之稟性。而外國人一致認為虛假的情報會嚴重損害國家的利益。關於這一點，俄國財政大臣維特伯爵在他所寫的《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文中記載了這樣一個中國官員的故事：1896年，中華帝國欽差大臣李鴻章應邀赴俄參加 沙皇的加冕典禮，那天典禮開始前，由於雲集在廣場上等待觀看典禮的百姓互相擁擠，人群一度失去控制，結果在擠壓中出現了死傷。李鴻章問身邊的維特是否準備把這一不幸事件稟報皇帝？維特回答：“當然要稟報。”李鴻章搖搖頭責怪維特不該如此冒昧，他說他在中國任直隸總督時，一次發生了瘟疫，死了數萬人，然而他向皇上寫奏摺時，一直都稱直隸平安無事。他說，為臣的沒有必要告訴皇上死了很多人而讓皇上擔心。維特伯爵接下去寫道：“當時我想，看來，我們畢竟走在中國的前頭了。”

果然，前線“捷報”使慈禧的愁雲和猶豫一掃而光。

慈禧立即召集第四次御前會議。

她已經做出了最後的決斷：向洋人們宣戰。

話音一出，立即就有大臣哭起來。

在浩瀚的帝國史料中，經常可以看到“群臣頓首流涕”的字樣。帝國的官員在各種“最後”時刻，往往都像女人一樣，而他們面對的那個女人，決斷得卻如男人一般果敢。

“流涕”者包括帝國的皇帝光緒，沒有人知道這一時刻他到底為什麼而哭。

慈禧的情緒顯然也有點激動了，她說大臣們如果願意，仍可以去告訴外國公使，叫他們前往天津。但是，他們即便因此改變反對廢帝立儲的立場，帝國也不能保證他們沿途的平安了。帝國原本不想要他們的命，此前還允許他們的兵進入京城保護使館。可他們竟然是這樣“回報”朝廷的——他們想要大清的江山！

江山是誰的？是慈禧的。

慈禧的決心是：如此，拼死一戰，強於受人欺侮！

有史料評論說：“太后雖為女人，其勇氣智力，迥非尋常男子所及。”

慈禧令總理衙門大臣許景澄立即前去使館，轉達帝國政府的命令：限令在北京的所有外國人24小時之內離開北京，帝國政府將派軍隊護送他們。

許景澄接旨之後剛要走，光緒皇帝突然從皇座上站起，走了下來。他走到許景澄面前，拉起他的手，用顫抖的聲音讓他再等等。百感交集的皇帝不知是否還有改變的餘地。許景澄當過帝國駐法、德、意、荷、奧等國的大使，在關於國際關係的問題上具有相當的知識，因此，當他對皇帝的舉動感到驚訝之餘，看見皇帝的眼睛裡淚光閃閃，不由得自己的眼眶也濕潤起來。君臣二人手拉手相對垂淚，這幕帝宮裡前所未有的場面令在場的所有大臣們都不知如何是好。光緒皇帝終於哭出聲來。當着滿朝重臣，他表示死不足惜，只是悲嘆如此怕是要連累天下的生靈了——“帝持許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景澄亦牽帝衣而泣。”

慈禧大喝：許景澄無禮！

聯元，那個昨天差點被砍去腦袋的大臣拼死上前爭辯道：在中國傳教，是由法國人開的頭，即使開戰，也應該與法國一國開戰，哪有同時與十一國開戰的道理？如果這樣，帝國真的要亡了！說完，也大哭起來。

載漪又大叫聯元通敵，說只要殺了他，洋人自會退去。

這時，人稱外號“油浸胡桃核”的軍機大臣王文韶一反圓滑面孔開了口，言：“中國自甲午以後，財少兵單，今遍與各國啟釁，眾寡強弱，顯然不侔”，“一旦開戰，將何以善後？望太后三思！”

慈禧指着七十多歲的老臣王文韶，說：“爾所言，吾皆熟聞之。爾為夷人進言耶？”（羅敦融：《庚子國變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28～129頁。）

慈禧命令立即草擬《宣戰詔書》。大清帝國的命運至此已無可挽救。

許景澄給各國使館的外交使節們帶去了帝國政府的一封照會：

中國與各國向來友好，乃各水師提督遽有占據炮台之說，顯系各國有意失和，首先開釁。現在京城拳會紛起，人情浮動，貴使臣及眷屬人等，應請於二十四點鐘之內帶同使館弁兵等妥為約束，即速起行，前赴天津。（《義和團檔案史料》（上），第152頁。）

洋人們顯然不會按照這封照會的要求行動。因為北京城內所有的使館人員都正處在義和團和帝國軍隊的四面圍攻之中，讓他們攜帶眷屬出來，等於讓他們立刻送死。

20日，慈禧太后又一次召集了御前會議。這次會議光緒皇帝缺席了。

《景善日記》記載：榮祿首先“含淚跪奏”：“中國與各國開戰，非由我啟釁，乃各國自取。但觀使館之事，決不可行。若如端王等所主張，則宗廟社稷，實為危險。且既殺死使臣數人，亦不足以顯揚國威，徒費力氣，毫無益處。”（《景善日記》，1900年農曆五月二 十四日。）

榮祿退出後，啟秀從靴子中取出擬好的宣戰詔書的草稿呈給慈禧，慈禧表示很合她的意思，言“好”。然後，慈禧又問諸位大臣的意見如何，大臣“皆主張決裂”。

慈禧然後召見了帝國政府各部、滿族貴族等官員。王公有：慶親王、莊親王、肅親王、恭王、醇王、端王等；貝勒有：載濂、載瀅、載瀾等，軍機大臣、六部的滿漢尚書、九卿、內務府大臣、各旗都統也都參加了召見。

光緒皇帝走在被召見的官員隊伍的最前面，他“面色蒼白，入坐之時，戰慄不已。”

面對大清帝國所有軍政官員和滿族貴族，慈禧開始解釋國家為什麼要與洋人宣布開戰，其中心意思是：洋人欺辱帝國已到了朝廷不能容忍的地步，皇帝都承認自己沒有管理國家的能力了，洋人們還有什麼道理來干預？洋人的照會實在是對帝國國家權力的凌辱！今日帝國臣民理當合力同心，奮勉殺敵，以報國家，永杜外人欺侮。康熙皇帝應許洋人自由進入中國傳教，此舉過於仁厚，成為後來帝國憂患的根源。洋人自恃兵力強大而肆無忌憚，前日天津法國領事居然索要大沽炮台，無禮到了至極的地步。帝國數千萬之義和拳民，皆已奮起效衛國家！咸豐十年，英法聯軍走得太容易了。那時若有一得力之軍，截而殺之，帝國實可轉敗為勝。但至今日，帝國雪恥的時候終於到了！

如此朗朗的強硬之音，迴響在勤政殿的殿堂之內，帝國的官員無不肅穆。

慈禧問身邊的皇帝：“帝意如何？”

光緒皇帝“遲疑良久”才說：“此乃大事，不敢做主，請太后決斷。”

軍機大臣趙舒翹上奏：請發上諭，將內地洋人一律殺光，“以免其為外國間諜泄露國內之事。”

慈禧說：“明白通知各使，有願今晚離京者，即由榮祿送至天津。”

最後，慈禧令：一、準備祭祀太廟；二、將《宣戰詔書》傳給各省。

召見結束。

至此，中華帝國對各國宣戰的準備工作全部完成。

除了口號、決心和對勝利的展望之外，帝國沒有對軍事問題做出任何部署。

這一天，北京城內還發生了兩件關于洋人的事：一、清軍在街上抓了個洋人，“以刀向之，洋人口中咭咭呱呱，不知所說何語，”帶到莊王府邸之後，立即砍了頭，此頭懸掛在東華門上，可謂真正的“敵首懸於國門”。二、根據端郡王的命令，被殺的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戮其屍，懸於東安門”，但是，被太常寺卿袁昶把屍體“搶走”了，並且“已經棺殮”。有人大罵袁昶，袁昶說：“吾在總理衙門，親認德使，不忍其暴屍於外。”並且引出中國經典中的一句話：人皆有不忍之心。（《景善日記》1900年農曆五月二十六日。0

第二天，慈禧從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沿途由義和團護送保駕。慈禧對此頗為感動，她對載漪說：“洋人命該絕矣！”

感動的心情還未平復，慈禧接到了南方官員張之洞、劉坤一的電報。張之洞在電報中說：“臣等隨時聽候朝命，帶兵北上禦敵。”而劉坤一在電報中卻極力主張圍剿義和團，並且聲稱：“苟御外侮，則臣當立即帶兵北上；若屠使館孤立之數洋人，則不願以堂堂中國之兵隊做此用也。”（同上）

正是這一天，榮祿，這個帝國最難以捉摸的官員，給南方各封疆大臣發了一封電報。這是一封口氣和觀點都萬分奇怪的電報，因為榮祿搖身一變，變成了一個最堅決的“反戰派”。

電報原文同樣出自《景善日記》：

尊電敬悉。以一弱國而抵十數強國，危亡立見。兩國相戰，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創業艱難，一旦為邪臣所惑，輕於一擲可乎？此均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上自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欺凌至於極處。今既出此，義和團竟以天之所使為詞，區區力陳利害，不能挽回一二。因病不能轉動，假內上奏片七次，無以免。力疾出陣，勢尤難挽。至諸王、貝勒、群臣、內侍，皆眾口一詞，諒亦有所聞，不敢贅述也。且兩宮諸邸左右，半系拳會中人，滿漢各營卒中，亦居大半。都中數萬，來去如蝗，萬難收拾。雖兩宮聖明在上，亦難狃眾。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嗣再竭力設法轉圜，以圖萬一之計。始定再總署會晤，亦可稍有轉機，而是日又為虎神營兵將德國使臣擊斃。從此事局又變，種種情形，千回萬轉，至難盡述。慶邸仁和，尚有同心，然亦無濟於事。區區一死不足惜，是為萬世罪人，此心惟天可表。慟慟！本朝深恩厚澤，惟有仰列聖在天之靈耳。時局至此，無可如何，沿江沿海，勢必戒嚴，尚希密為布置，各盡全力。祿泣電復。（《景善日記》1900年農曆五月二十六日。）

《景善日記》，清史筆記大多有收，全篇完整無缺。後人考證，此日記為榮祿偽造，因其內容均是描述榮祿在混亂的局勢下如何“力挽狂瀾”，如何反對開戰主張言和的。如果確係偽造，榮祿的才智可謂千古罕見，帝國官員中竟然有這樣一位神謀奇慮者，可驚可嘆。而他偽造《景善日記》的目的是給洋人們看，以逃脫罪責。此日記的來由以及如何被洋人們發現，頗有一番故事。

1900年6月21日，中華帝國《宣戰詔書》發表。負責起草詔書的人是軍機處的一位普通官員連文沖，據說端郡王偽造的那封“洋人照會”也是出自他的手筆，此官員擅長寫這樣的文字。

《宣戰詔書》全文：

我朝二百數十年，深仁厚澤，凡遠人來中國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懷柔。迨道光咸豐年間，俯准彼等互市。並乞在我國傳教，朝廷以其勸人為善，勉允所請。初亦就我範圍，詎三十年來，恃我國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囂張，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兇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謾神聖。我國赤子，仇怒鬱結，人人慾得而甘心。此義勇焚燒教堂，屠殺教民所由來也。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者，恐傷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衛使館，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皆我赤子之諭。原為民教解釋宿嫌，朝廷柔服遠人，至矣盡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挾，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危詞恫嚇，意在肆其猖獗，震動畿輔。平日交鄰之道，我未嘗失禮於彼，彼自稱教化之國，乃無禮橫行，專恃兵堅器利，自取決裂如此乎？朕臨御將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孫，百姓亦戴朕如天帝。況慈聖中興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淪肌，祖宗憑依，神■感格，人 人忠憤，曠代所無。朕今涕淚以告先廟，慷慨以誓師徒，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口，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連日召見大小臣工，詢謀僉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數十萬人。至於五尺童子，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彼尚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干櫓，人人敢死，既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翦彼凶焰，張國之威！其有同仇敵愾，陷陣衝鋒，仰或仗義捐資，助益餉項，朝廷不惜破格茂賞，獎勵忠勛。苟其自外生成，臨陣退縮，甘心從逆，竟做漢奸，即刻嚴誅，決無寬貸。爾普天臣庶，其各懷忠義之心，共泄神人之憤，朕有厚望焉。（羅敦融：《庚子國變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1～132頁。）

這真可謂一篇千古奇文。此文從外國人傳教直接跳躍到帝國宣戰，表明中國人是為了某種信仰遭受欺辱而“忠憤”難耐到了“曠代所無”的程度，不得不“人人敢死”，“執干戈以衛社稷”，至此，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一下子輝煌了起來。而“彼尚詐謀，我恃天理；彼憑悍力，我恃人心”，說得又是“普天臣庶”無不且悲且壯。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彼等”一詞，它最為令人魂魄震撼——自從這個世界有戰爭以來，就有宣戰書。各種文字、各種風格和各種樣式的宣戰書幾乎都有文字可查，可世界上再不會有一封宣戰書能與大清帝國1900年6月21日發布的《宣戰詔書》相提並論了。因為，無論什麼樣的宣戰書，矛頭所指的對方都十分明確：某部落、某國家或者某將領，而此《宣戰詔書》表示，大清帝國的戰爭的所指僅僅只有兩個字“彼等”。

“彼等”——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的外部世界。“彼”，如果沒有特別的說明，中文的意思是泛指與自身相對的其他；而“等”，是帝國漢語中帶有蔑視情緒的另一種泛指，指與自身相對的一切。

也就是說，中華帝國要向它面對的整個外部世界宣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