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 (2) |
| 送交者: 一葉扁舟 2007年03月05日22:50:5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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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指出的是，儘管“輸出革命”是中共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對外政策的中心，自從70年代初中美關係改善之後，中共的對外戰略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同時反對美蘇和一切反動派（即所謂“全面出擊”和“四處樹敵”）轉為重點反對蘇聯。這一轉變源於兩點：在國內，“文革”的高潮已經過去，世界革命的狂熱也開始降溫；在國際上，60年代不顧一切地“輸出革命”不但沒有實現推動世界革命的戰略目標，反而使得中國在國際上空前孤立，國際影響大大減弱。即使從推動“世界革命”本身來看，策略也需要調整。因此，從70年代初開始，中共雖未完全放棄世界革命的目標，但聯美反蘇的戰略居於優先地位。 在70年代上半期，全世界目睹了中共對外政策從革命狂熱到極端功利的突然轉變，中共不但從多年的死敵美國邀請政治家訪華，竭力營造“中美友好”氣氛，而且很快就和一些過去被認為是“國際反動派”的政權建立了非常密切的關係。例如，扎伊爾的大獨裁者蒙博托曾長期與中共支持的游擊隊作戰，不但被稱為“非洲的蔣介石”，而且在60年代中期中國編演的話劇《赤道戰鼓》中被描繪成十惡不赦的大惡棍。但到了70年代初他卻被視為中共在非洲對抗蘇聯的中堅，1972年和1974年兩次訪華，與毛澤東相談甚歡，建立起了異乎尋常的個人友誼。毛澤東不但批准給予他大量援助，甚至在會見中和他商談如何對付反政府游擊隊，即中共過去的同志。 在拉美，中共原來和智利社會主義政黨領袖阿連德的政府關係密切並建交，周恩來還多次向阿連德政府提供如何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意見。1973年阿連德政府被皮諾切特領導的右派軍人暴力推翻後，這一事件和印尼右派軍人1965年政變並列，成為兩起國際左派至今念念不忘的“冷戰”時期“國際右派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罪行。當時全世界左派力量同聲譴責，蘇聯東歐集團和其他一些國家和智利斷交，和智利有外交關係的80個國家中只有38個表示承認軍政府。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智利軍政府很快照會北京並召見中國大使，表示願與中共保持關係。周恩來為此召開緊急會議，衡量得失(主要是不願給台灣以可乘之機)之後，作出了所謂“冷而不斷”的決定。在全世界同聲譴責智利軍人的政變和隨後的鎮壓浪潮中，中共的“見利忘義”受到了國際左派的強烈抨擊。 四、“文革”行為方式在亞非拉的影響 除了輸出革命和支持武裝鬥爭的官方政策之外，“文革”中形成的一些特定的行為模式也經由官方和個人輸出國門，成了“文革”的世界性影響的一部分。 1. 中國駐外使館的“文革”行為 “文革”開始後一些中國使領館紛紛採取“破四舊”行動。中共駐埃及大使館的花園裡原來有十多尊精緻的真人大小的女神塑像，還有帶翅膀的天使雕像，都是古羅馬雕塑的遺蹟，但在“文革”初期被使館內的“造反派”連底座挖起，扔進垃圾箱，一些雕像就此斷裂，難以修復，在駐在國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領館和外交官生活“革命化”也是“文革”的重要行為方式。和國內幹部甚至中高級幹部相對簡樸的生活比較，當時中共駐外機構被認為是在“外事特殊”的藉口下滋生特權之地。在“文革”剛開始時，坦桑尼亞和奧地利的毛派人士於1966年8月寫信給中共有關部門，指責中共駐外機構生活方式資產階級化，毛澤東1966年9月9日作了著名的“九九批示”，要外交機構“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九九批示”有如外交系統的“五一六”通知，其後果之一是很多駐外機構將字畫工藝品和傳統藝術品作為“四舊”撤除，改掛毛澤東語錄和圖像。但與“造反”、“造反有理”、“造一切權威的反”（當然毛本人的權威不但不能反，而且還要被神化）以及造反派之間的“派性”這類“文革”初期的行為方式相比較，以砸塑像換陳設來“破四舊”和實現生活方式革命化就微不足道了。“文革”初期中共外交機構也經歷了內部的“造反”和奪權，很多派出人員在駐在國向大使和領事等“當權派”挑戰，與駐在國的毛派或左派串連，他們內部往往又存在派性，這些都構成了“文革”在海外影響的一部分。 2. 中式“文革”在坦桑尼亞 坦桑尼亞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國家。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是非洲獨立運動的代表人物，中共也把坦桑尼亞看成是自己在第三世界擴展影響、對抗西方和蘇聯的基地。儘管中國經濟在“文革”中近乎停滯，但中國政府對坦桑尼亞卻有求必應。當時坦桑尼亞得到中國很多援助項目，其中坦桑友誼紡織廠在60年代是最大的一個，有130多名專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上海紡織工業局派出的。 上海是“文革”時期工人“造反派”的重鎮，紡織系統又是重中之重，王洪文就是在紡織系統“造反”起家的，因此派赴坦桑尼亞的紡織專家組裡有不少“造反派”。該組的英語翻譯原來就是上海紡織工業局“造反派”的常委，因為在國內沒有排上名次，1967年底來到海外“開闢第二戰場”。他一到坦桑尼亞就拉起自己的“造反”人馬，提出要在工地上掛五星紅旗，豎毛澤東的畫像和毛澤東語錄牌，放中共的“文革”音樂和毛語錄歌，把工地弄成“文革”在海外的樣板，並指控“文革”前中共派出的外交官和專家組領導都是“走資派”。不但如此，他還仿效“文革”中“紅衛兵”和“造反派”相互串連、共同造反的做法，利用翻譯的語言優勢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坦桑尼亞工人中廣泛活動，散布“造反有理”的觀點。當時坦桑尼亞政府組織了“綠衛兵”，這個名稱雖然和中共的“紅衛兵”相應，也確實受到了中共的啟發，但這個組織的宗旨卻不是造反，而是貫徹政府的政策，是動員群眾的手段。然而中方的“造反派”卻表示要用“中國紅衛兵”的名義和坦桑尼亞的“綠衛兵”串連，向他們介紹“紅衛兵”的“造反”經驗。1968年初這些人又開始在坦桑尼亞工人中大肆活動，要求他們起來造本國政府的反。 連中國為坦桑尼亞培養的雜技團也深受“文革”鬥爭精神的薰陶。1968年7月，坦桑尼亞雜技團學成歸國，最初團內還相安無事，但很快就鬧起了派性，動不動就“造反”，以“革命”的名義為自己爭名奪利。連中共外交官也說這是他們在中國培訓時受了“‘文革’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泛濫”的影響。結果是坦桑尼亞雜技團內部鬧得不可開交，演員們無法繼續合作表演，只好解散。一個成功的文化交流項目就這樣毀於“文革”的影響。[12] 中方“造反派”的上述活動引起了坦桑尼亞政府安全部門的注意，把情況上報給總統尼雷爾。當時尼雷爾正在推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激進政策，對銀行和大工業實行國有化。國際社會懷疑他受到中共的影響，國內很多人紛紛反對，尼雷爾本人受到很大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造反派”在坦桑尼亞肆意妄為，必然會給尼雷爾的反對派提供機會。而剛果的盧蒙巴政權和印度尼西亞的蘇加諾政權被右派軍人推翻，就是前車之鑑。在這兩次政變中，右派軍人的藉口都是現政權親華親共，要把自己的國家變成中共的附庸。這兩次政變使中共在這些國家多年的苦心經營和援助一夜間化為烏有。尼雷爾接到政府部門關於中國“造反派”活動的報告後，對“文革”在坦桑尼亞的發展非常憂慮。 1968年6月尼雷爾訪華時當面向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中方“造反派”的問題。根據中共外交官的回憶，尼雷爾與毛澤東會見時，雙方一開始由於對“文革”的分歧很不愉快。儘管毛澤東後來也表示，不允許“造反派”在坦桑尼亞活動，但他的理由卻與“文革”沒有關係，而是說這些人“搞大國沙文主義，欺負駐在國。”有了毛的聖旨，周恩來與尼雷爾會談時表示，中共絕不允許援外人員把無政府主義帶到國外，更不允許他們在國外“造反”。那個企圖在坦桑尼亞開闢“造反第二戰場”的英文翻譯，被使館送回國後即下放勞改。除尼雷爾之外，中共在非洲的另一個盟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也向中共直截了當地表達他對中共外事和援外人員在該國傳播“文革”和毛主義的強烈不滿。 3.發展中國家的“校園文革” 中式“文革”的學生“造反”也在一些國家引起了反響。在菲律賓，以學生造反為中心的“校園政治”在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初盛行一時，國立菲律賓大學成為散布毛澤東語錄和“文革”材料的中心，很多學生“造反派”自稱“紅色風暴”的傳播者，後來被西松的菲律賓共產黨吸收。 印度的“那夏里特運動”亦有大量學生參與。1970年春，這個運動的學生參與者在印度第二大城市加爾各答發起了一場校園“文革”。在很多大學，學生們抵制考試，衝擊學校辦公室，砸毀家具和設備，在牆上塗寫毛澤東語錄。他們還衝進書店，焚燒書籍，被燒的有甘地、尼赫魯和泰戈爾等印度歷史文化名人的著作，甘地誕辰百年紀念中心的書籍和展物慘遭洗劫。學生還砸毀馬路上和校園內的歷史塑像，一時被砍下的塑像人頭滿地亂滾，後來政府不得不在每個塑像前派警察站崗。這場學生造反因此被稱為“砸毀塑像”運動（Smashing Statue）。印度的報刊嚴厲譴責這些行動，《政治家報》發表題為“毛對抗甘地”的社論，代表了當時的社會輿論。這篇社論說“文革”“愚蠢而令人噁心”，它反文明，毫無建設性，甚至是“邪惡”的。 值得指出的是，雖然參與這場校園“文革”的學生很多都是“那夏里特運動”的成員，但這場校園“文革”的最初發生卻與該運動的領導意旨無關。馬祖達雖然也號召學生離開校園，但卻是為了讓學生“和工農相結合”，並沒想讓學生去衝擊校園、燒書和砸毀塑像。因此，這場“砸毀塑像”運動最初是印度學生受中國“文革”期間學生“造反”影響下的自發行動。但馬祖達很快就從毛主義的立場和邏輯出發，看到了這場破壞背後的“建設性”並支持學生的行動。馬祖達說，印度的教育制度是“殖民主義”的產物，“任何信奉毛澤東思想和革命意識形態的人”都必須培養起對這個制度的“仇恨”；學生的行動是破壞也是建設，因為“不破壞這個殖民主義的教育制度，不砸毀那些由買辦資產階級樹立的塑像，新的革命的教育和文化就建立不起來”。[13] 從這番話中可以看到，馬祖達及其追隨者和毛澤東“不破舊就不能立新”這一“文革”邏輯之間的驚人一致性。 4. “文革”式宣傳如何惡化中國的對外關係？ 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表現為聖像崇拜（戴毛像章、張貼毛畫像及樹立毛塑像）和傳播閱讀紅色“聖經”（毛著作）等──雖然在表現形式上並不激烈，但卻是最普遍和持久的“文革”行為方式，而且是傳播“文革”意識形態如暴力革命和造反有理等觀念最直接最方便的途徑，因而在海外有着廣泛的影響。這些行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中國官方推動的結果，因為毛像和毛著都是在中國國內印製後通過官方途徑運到駐外機構，駐外人員又將散發這些宣傳品視為日常工作，認為散發得越多就越能顯示自己對毛的“忠誠”。當時由於意識形態和宗教的原因，很多國家都把毛像毛著列為違禁品不許入關，但中共駐外人員則認為，這正說明了毛澤東思想的“巨大威力”與散發工作的“偉大意義”。 在東南亞，中共的友好鄰邦柬埔寨有好幾個省份受到中共影響下的“造反”的困擾。1967年5月，西哈努克政府被迫驅逐了兩名中國專家，又拿受中共支持的華僑學校開刀，限制學校教授毛澤東思想，控制課程，不准散發毛澤東語錄和像章。西哈努克說，“文革”給中國帶來的不是國際社會的欽佩而是輕視。中共大使館發表公開信，說“崇敬毛主席是每一個中國人的權利”，這裡說的每個中國人即包含華僑，因為他們中一些人仍是中國國籍。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外交大臣訪華，要求中共放棄在柬埔寨的“文革”宣傳，但中方卻反過來要求西哈努克“允許在柬華僑有熱愛毛主席、愛社會主義、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利”，這一要求使西哈努克感到震驚，認為這等於“授權我們的中國朋友在柬埔寨人中間進行顛覆活動”。9月，西哈努克下令取消柬埔寨的所有和外國的友好協會，其真正的目標在於解散宣傳“文革”不遺餘力的“柬中友協”，北京的“中柬友協”聞訊立即打電報給金邊的被解散的“柬中友協”，要求和“反動派”鬥爭。西哈努克在氣憤中下令召回駐北京大使，後經周恩來的苦心勸阻，柬埔寨駐北京大使沒有成行。 在緬甸，中共大使館和新華分社在1967年成了“文革”宣傳中心，鼓勵華僑學生佩戴毛像章，攜帶毛著進入學校。緬甸本來就對北京支持緬共游擊隊心存芥蒂，這種“文革”宣傳加深了這一矛盾。於是，緬甸政府下令禁止戴毛像章攜毛著，開除華僑學生，關閉華僑學校。中緬矛盾的惡化使得緬甸1967年6月出現了反華騷亂，華僑學校、新華社、武官處和大使館都受到衝擊，10多名華僑和1名中國專家死亡。中共作出強烈反應，北京舉行20多萬人遊行示威，毛同意提“打倒奈溫(緬甸領導人)”的口號，群眾示威中隨即打出“絞死奈溫”、“油炸奈溫”的標語。[14] 在中國的北鄰蒙古，“文革”爆發後很多中方人員要在華僑學生中組織“紅衛兵”，被使館的臨時代辦勸阻，但在蒙古的中方人員採取了非常激烈的其他“文革”行為。中方人員除了在駐蒙建築公司和友誼醫院廣為散發毛像和毛著，還把烏蘭巴托的“華僑培才學校”變成在蒙古的毛澤東思想宣傳站，這個學校是受中共控制的當地華僑子弟小學。中共外交官回憶說：“在國內‘文化大革命’的強烈影響下，毛主席著作成為必修課，師生們的‘革命’情緒很高漲，他們把《毛主席語錄》帶回家，不僅念給父母聽，也向蒙古鄰居廣為散發。”蒙古政府當然不能容忍這種宣傳，尋找藉口將三名華僑學校教師驅逐出境。中方人員要在車站為這3個人舉行“歡送”儀式，要用“讀毛語錄，喊‘文革’口號，唱《國際歌》”來表示抗議。蒙古政府得悉後派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召見中國代辦，提出根據蒙方規定，不得在車站舉行這樣的歡送儀式。但是，中方一意孤行，堅持上述歡送儀式，結果和蒙古警方發生衝突，一些學生和中方人員受輕傷。中蒙關係進一步惡化。此後北京發生了“八九”事件：蒙古駐華大使館的車在友誼商店門口不慎壓上一張掉在地上的印有毛頭像的海報，在場的紅衛兵和“革命群眾”圍攻這位司機，焚毀了那輛汽車。這位司機隨即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途經二連浩特時又被紅衛兵和“革命群眾”從火車上揪下來，強迫站在高凳上為他破壞毛澤東“聖像”的“滔天罪行”接受批鬥。[15] “文革”前，中國的西鄰、 喜馬拉雅山麓的尼泊爾也是中國的友好鄰邦，中國派出很多工程技術人員幫助尼泊爾修建公路和水電設施。“文革”期間中方“造反派”在中尼邊境樹起標語牌，要推翻尼泊爾君主制。中方在尼人員也積極活動，宣傳毛澤東思想，引起尼政府警惕，要求中方限制出售毛語錄和佩戴毛像章，但中方人員仍然我行我素。尼政府於是搜查“尼中友協”，沒收“文革”宣傳品，破壞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圖片展覽櫥窗，並和“捍衛”毛思想宣傳陣地的中方人員在現場發生衝突。中方強烈抗議，指尼政府與美國勾結，結果尼政府要求中國撤走部分駐尼人員。 在非洲，肯尼亞政府於1967年宣布中國代辦李頡為不受歡迎的人，限期離開肯尼亞。事情的起因就是中國大使館不顧駐在國的反對和抗議堅持散發毛像章毛著。加納甚至為同樣的原因和中共斷交。根據中國官方出版的外交史，1967年前後一年多時間裡，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個國家中，有近30個由於中共向外輸出“文革”而和中共發生外交糾紛。但這些事件在當時都被中共官方說成是國際帝修反的反華行徑，加劇了在國內製造的“中國被帝修反所包圍”的恐懼症和革命歇斯底里。[16] 早在“文革”開始前，中共和古巴的關係即因中共強行輸出毛主義意識形態而破裂。古巴是中共在拉美第一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兩黨兩國關係一度非常密切，毛主義和卡斯特羅──格瓦拉主義在國內和國際政策上有諸多共同點，如都急於超越蘇聯，依靠革命覺悟和精神力量向共產主義過渡，在國際政策上反對蘇聯主張的“三和”政策等等。1966年初，古巴方面首先發難，兩國公開決裂。古方提出的理由之一是中共削減大米援助；另一個理由則是，中共不顧古方長期的勸阻和告誡，通過各種途徑向古巴黨政幹部和一般群眾散發中方的宣傳材料，甚至利用郵局直接把此類材料寄送到古巴人的家中。1965年9月，卡斯特羅曾專門為此召見中共駐古巴臨時代辦，向他出示古方收集的中方宣傳材料，提出強烈抗議。中共使館受此難堪，立刻電告國內。儘管古巴和中共決裂有哈瓦那難以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保持平衡的深層原因，但中方在古巴肆無忌憚的宣傳無疑是兩國兩黨關係惡化的導火索。古巴和中共翻臉後，中方聲稱，古巴加入了“帝修反的反華大合唱”。有趣的是，整個60年代後半期，古巴的政治氣氛和中國的“文革”非常類似，古巴當局在1968年到1970年間發起的“革命攻勢”，是古巴版的“大躍進”和“文革”的結合物。[17] 現在看來，“文革”時期所謂的中國被“帝修反”等“國際階級敵人”包圍，純粹是自食其果。 五、龍種與跳蚤──毛主義“文革”的餘波 “文革”在中國是畫上了句號，但60年代毛主義“文革”意識形態在“世界革命高潮”中播下的“龍種”，卻繼續在一些國家收穫着“跳蚤”。目前斯里蘭卡的泰米爾反政府武裝就自命為毛主義，尼泊爾的反政府武裝也被國際輿論稱為“毛主義叛亂”（泰米爾組織幫助訓練了尼泊爾反政府武裝）。這些毛主義組織固然受到中共革命的世界性影響，但和柬埔寨的“紅色高棉”以及秘魯的“光輝道路”相比，它們僅局限於實踐毛主義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和用暴力消除階級差別，不同於“文革”那種“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而且它們產生時間較晚，也未受到中共支持。 “紅色高棉”和“光輝道路”的一些領導人60年代及“文革”時期就在中國，他們除深受“文革”影響外，還接受中共的資助。他們崇拜的不只是毛主義的一般理論，例如信奉槍桿子和用農村包圍城市，更是毛主義“文革”理論的實踐者。他們要繼承和發展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甚至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毛主義，他們認為這些在理論和實踐上均已完成；而有待繼承和發展的是60年代毛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即“文革”理論與實踐，但毛澤東死後中共當局所拋棄的恰恰就是這一點；中共拋棄了毛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就為“紅色高棉”與“光輝道路”創造了歷史機會，讓他們自命為毛主義繼承人，甚至要超越毛主義。 1.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比毛式“革命”更殘酷的“紅色高棉”革命 中國讀者對“紅色高棉”的血腥統治或有所聞，但對這些政策的目的及其與“文革”的聯繫則不一定有清楚的了解。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和20世紀其他大屠殺不同的是，紅色高棉的大屠殺不是為了解決種族、部落或者宗教衝突，而是為了徹底重構社會。這種徹底重構又是在它汲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之後，企圖在革命勝利之初就一舉解決所有現實的和被其他國家的歷史證明將來會產生的問題，建立一個比蘇聯、中國和越南都更為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拒絕嘗試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說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過渡時期，選擇了一條最簡單直接的道路：從一開始就用暴力大規模地、有組織地消滅一部分人口，以此來達成社會改造。”[18] 與印度“那夏里特運動”一樣，“紅色高棉”鼓勵用原始手段殺人，甚至用鐮刀、斧子和鋤頭。 那麼什麼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和“現實的和被其他國家的歷史證明將來會產生的問題”呢？“紅色高棉”認為：毛澤東用“文革”反修防修，但他不徹底；而沒有經歷“文革”的越南則變修了；紅色高棉要吸取這個教訓。一個“紅色高棉”的高級幹部對回國的知識分子介紹說，柬埔寨革命的特殊性就是撤空城市和廢除貨幣。他說：毛澤東說“文革”還要進行多次，但是後來停下來了，而我們每天都在搞“文革”。他特別提到，中國還在用錢，私人還可以養家禽，這些在柬埔寨是看不到的。中國在柬埔寨的專家被認為是變“修”了，因為他們不但拿工資，而且還把錢省下來回國時購買免稅電器或縫紉機帶回家。有一次中國專家問柬埔寨人，一個新修的水壩花了多少錢，柬埔寨人半不滿半驕傲地說：“這是人民修的，我國不用錢。”“文革”後中國人還是各家分別吃飯，而柬埔寨在革命前就實行公共食堂制度了。根據這些對比，柬埔寨幹部認為：“我們的制度比中國人的優越。”在這個意義上，“紅色高棉”是吸取了國際共運中所謂“右”的教訓，企圖把當時經歷了“文革”的中國都未解決的問題在柬埔寨從一開始掌權就立即全面徹底地解決；不但跳過過渡階段立即進入社會主義，而且是直接進入共產主義，從而為泰國、印尼和緬甸等國革命建立一個不同於中、越的模式。 中共60年代中期發動“文革”，是認為世界革命形勢已經成熟，蘇聯變修了，中國可以乘機崛起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紅色高棉70年代中期採取大規模屠殺和清洗、廢除貨幣、拆散家庭、解散學校、撤空城市等極端措施，則是認為東南亞革命形勢已經成熟，越南變修了，柬埔寨已成為新的革命中心。這種相似性清楚地表明了“文革”和紅色高棉之間的血緣關係。 2. 秘魯的“小毛澤東”以及他比毛主義更“光輝”的思想 秘魯的“光輝道路”與毛主義“文革”之間的聯繫更為緊密。筆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光輝道路”和毛主義“文革”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19] “光輝道路”的領袖古茲曼是大學哲學教授，“文革”時期在中國受過毛澤東思想的薰陶，回國後被追隨者稱為秘魯的“小毛澤東”和“安第斯山的紅太陽”，綽號“香波博士”（指他善於用毛主義給人做政治思想工作，即“洗腦”）。 1968年，古茲曼從中國回秘魯後，開始造黨內最高領導人帕德雷斯的反，指責帕是修正主義，走和平道路，說自己和帕之間的鬥爭就是毛主義和赫魯曉夫主義之間的鬥爭。秘魯共產黨原來有份刊物名為《紅旗》（該名稱是否仿效中共理論刊物《紅旗》尚不得而知），由帕雷德斯控制。古茲曼於是辦了一份名為《光輝道路》的雜誌。從此，秘共和秘魯左翼勢力就按照“紅旗派”和“光輝道路派”的分野站隊。 當時，秘魯的左派主要集中在華曼戈大學等高等學府中，而秘魯的大學又繼承了歐洲大學自治的傳統，政府很少干預。因此這場“路線鬥爭”就在這些大學校園裡肆無忌憚地展開，演變成了一場小型“文革”。對立的兩派在形形色色的辯論會、討論會和批判會上彼此指責對方是叛徒和修正主義，散發攻擊性的傳單和小冊子，張貼誹謗性的告示，在各自的刊物上發表冗長的充滿了領袖和導師語錄的論戰文章；最後發展到在會場外面拳腳相向，一派占領學生宿舍，另一派調兵遣將來圍攻，展開了武鬥。大學校園裡塗滿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岡扎洛(即古茲曼)思想萬歲！”“岡扎洛主席萬歲！”“打倒一切修正主義！”之類的標語。“光輝道路”的組織和活動中滲透着毛主義“文革”的影響，只要看看它所張貼的宣傳海報就會發現，無論從圖案設計到口號，都象是中國“文革”宣傳畫的翻版，只不過把文字變成西班牙文，把毛澤東的頭像換成古茲曼的。[20] “光輝道路”是一個不擇手段的暴力組織，它擾亂秘魯社會近20年，殺人無數。被殺害的人不但有警察和政府職員，甚至有鄉村教師。因為“光輝道路”認為，這些人都是為現政權服務的。“光輝道路”還把一些參加選舉和投票的農民的手指砍掉。他們毀壞的公共設施如學校、公共汽車、電站、郵局、警察局、投票站和其他市政機構等的價值更是難以估算。 人們不太注意的是，古茲曼是在1978年至1979年間策劃、於1980年正式發動武裝鬥爭的，時值中共結束“文革”、清算毛死黨“四人幫”。當中共逮捕“四人幫”時，秘魯首都利馬的街頭出現了一些倒吊在樹上的死狗，上貼寫有“鄧小平”三字的紙條。儘管鄧小平與逮捕“四人幫”其實無關，但他的名字象徵着對文革的“右傾翻案”。當“四人幫”被審判時，中共駐秘魯大使館受到暴力襲擊，“光輝道路”的成員甚至把手榴彈扔進了中國大使的臥室。這是當時世界範圍內毛主義左派對中共結束“文革”最激烈的抗議。 象“紅色高棉”一樣，古茲曼總結中共“變修”的經驗並得出如下結論：毛澤東用“文革”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和黨內出修正主義是正確的，但毛做得不徹底，所以他死後國家很快就變了顏色；為了反修防修，“文革”這樣的運動必須經常化、制度化；在秘魯，“人民戰爭”從一開始就必須考慮將來革命永不變色的大問題，甚至在奪權以前就要着手進行準備。這個“光輝思想”後來被稱作“岡扎洛主席的指導思想”，古茲曼的秘共把它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第四把刀子”。這個說法明顯來自於毛澤東的一個比喻：蘇聯人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了，列寧這把刀子也丟得差不多了。正是在中共的“文革”結束、“紅旗落地”的大背景下，古茲曼覺得毛以後的中共變修了，世界革命的火炬現在傳到他手上來了，他就是當代的列寧和毛澤東；因此，“光輝道路”必須挺身而出，反擊世界範圍內的修正主義逆流，在秘魯發動暴力革命。由於“光輝道路”沒有機會掌管國家政權，人們無緣領教這“第四把刀子”的鋒芒。但可以設想，如果整個秘魯被引上了“光輝道路”，那麼人們看到的恐怕離“紅色高棉”的“偉大實踐”相去不遠，更有可能的甚至是“紅色高棉”的失敗會刺激“光輝道路”走上更激進、也更滅絕人性的道路。 結語：毛主義留給世界的未盡思考 “文革”對世界的影響是“文革”研究和中國革命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20世紀世界歷史領域的一個重要課題。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還有賴於中國對有關歷史資料和檔案的解禁。經歷了那個年代的外交人員、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駐外記者已經發表了大量回憶錄和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披露了“文革”在海外的影響，但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人員的身份發表此類文字的還非常罕見。不過，在目前可見的公開資料的基礎上，也完全可以了解中共“輸出革命”的基本輪廓與後果: 第一，“文革”期間，包括“文革”前數年間，由於毛有想當世界革命領袖的強烈欲望，中共推出了世界革命的總體戰略，試圖以東南亞和中國的近鄰為中心，將中國推動的“世界革命”輻射到非洲和拉丁美洲。 第二，“輸出革命”的戰略建立在如下判斷之上，即“世界革命高潮”已經到來，帝修反的滅亡指日可待，中國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中心。“輸出革命”和“文革”意識形態是中國成為這個中心的標誌和需要。 第三，對“世界革命高潮”的推動也是中共強化國內階級鬥爭的需要。中共不顧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以及國與國之間起碼的行為規範，向外輸出革命和毛主義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使自己處於空前的國際孤立狀態，甚至連長期的友好鄰邦也都翻臉。但這種自己製造的困境卻被中共宣傳成是“帝修反”包圍和滅亡中國的陰謀，反過來更刺激了國內的政治緊張氣氛。 第四，“文革”期間向外“輸出革命”的內容是複雜的，既有“文革”時期主宰中國大陸意識形態的毛主義理論和行為方式，也有“民族民主革命”時期的毛主義模式，根據輸出國的不同各有側重。 第五，“文革”初期一度出現的無政府狀態，例如外交部在1967年到1968年間一度“失控”，很多駐外使領館受“造反派”衝擊或控制，國內很多涉外事件由“造反派”和“紅衛兵”發起和主導，曾使“文革”意識形態的輸出帶有自發性色彩，打破了中共建政以來涉外事務的神秘性和決策權高度集中的格局。但這種自發性並不能說明它們和“文革”時期的中共最高權力無關。在一定意義上，這種自發性正是“文革”意識形態對外輸出的方便途經，是“輸出革命”的特殊形式。 中共官方在80年代“文革”剛剛結束時，曾痛定思痛、心有餘悸地稱“文革”是“浩劫”──值得深思的是，今天中國當局在談論“文革”時，卻儘可能地迴避使用這樣的詞彙。與今天對“文革”的遮掩相比，80年代初對“文革”的認識似乎還顯得誠實一些。“文革”意識形態和行為方式的世界性影響是災難性的。受“文革”和毛主義影響的國家和地區，其社會制度極為多元，文化、歷史、宗教和政治傳統更是紛繁複雜，但毛主義影響所及，造成的後果卻非常相似，只是受災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相似的後果是，社會秩序受到衝擊，傳統價值被顛覆，倫理道德被推翻，文明和文化被摧毀，和平生活被破壞，尤其是暴力和嗜血被推崇到了極致，那種原始屠戮即使在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中也不多見。 毛主義之所以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一度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很大程度上是利用和誇大了任何社會中都會存在的階級和階層差別，還有性別、年齡和社會角色的差別，從而把正常的社會生活狀態完全顛覆。例如，在“紅色高棉”和“光輝道路”的“革命實踐”中，人們不但可以看到大量的女性追隨者和女兵，更有大量的少年兒童，他們成了“組織”的重要成員。他們在被“解放”的名義下，從事與他們的性別、年齡和自然身份完全不相符的“革命工作”，甚至拿起武器。如果對方手無寸鐵，他們肆意殺人；如果對方是訓練有素全副武裝的軍人，他們則被大量屠戮，成為“烈士”。少年和青年學生還被煽動起來反叛社會和成人，把教師、教育制度和社會文明成果視為最直接的鬥爭對象，本來應該是接受教育、培養人格的社會成員卻變成了引導社會“變革”的“先鋒”。毛主義之所以在這樣的社會群體中有不少追隨者，並不是因為毛主義的革命具有正當性；恰恰相反，這說明了毛主義難以在正常狀態下承擔着社會責任且具有成熟理性的社會群體中找到大量追隨者，只能用“壓迫”去曲解社會秩序、用“解放”來為自己動員人力資源。這是我們今天回顧“文革”，回顧整個毛主義和中共革命的歷史時必須充分注意的。 追根溯源，“文革”之所以產生災難性的世界性影響，原因在於“文革”意識形態中包含的一種超越社會形態差別的惡，因此對人類社會具有的破壞性和對人性的摧殘超出了中國的國界。從根本上來說，這種惡是對文明和文化的拒絕，對原始和野蠻的推崇，對傳統的否定，對肆意“創新”的迷戀，對秩序的厭惡，對破壞的喜好，對人性的否定，對獸性的讚美。 儘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創始人馬克思等人對共產黨革命之前的文化成就有積極的評價，也欣賞莎士比亞和歌德這樣的傑出個人，但從整體上看，這種意識形態旨在創造一個“新社會”和“新人類”，對共產黨產生以前的一切制度、文化、價值和道德往往採取否定態度，至多是“批判地吸收”。這種對人類文明和文化的拒絕和批判，雖然在國際共運中具有普遍性，但在不同的國家其程度還是有極大的差別。程曉農在一篇文章中通過對蘇聯20世紀30年代“文化革命”的研究得出一個結論：在對待人類共有的和本民族特殊的文化傳統和文明成就乃至行為規範上，蘇聯和中國有着極大的差別。蘇聯30年代的“文化革命”雖然打擊了所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卻沒有否定整個人類文明和俄國文化傳統。相反，蘇聯共產黨和政府在不放棄政治教育的前提下，不但提倡現代文明，而且不排斥西方和俄羅斯古典文化遺產，從來沒有“徹底打倒”莎士比亞和普希金，這對提高國民的文化程度和文明素質都有積極影響。[21] 回望20世紀，不難發現：世界範圍內存在着這種對破壞和毀滅的原始性渴望，在現代化過程中遭受挫折的國家和民族中，這種原始性渴望尤其明顯。這些國家與民族熱衷於否定秩序和規範、熱衷於打擊甚至屠戮體現秩序和規範的社會中上階層。中國的“文革”是一場徹底反文明、反文化、反秩序、反人性的社會運動，是中共自1927年湖南農民運動以來內部所積蓄的破壞性能量的大爆發。這種對現代文明的反動不但是中國“文革”的本質，也為其他類似的社會動亂或“革命”所共享。 【注釋】 [1] 陳平，《我方的歷史》（新加坡Media Master PTE LTD.，2004年），第383-38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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