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鼓樓下的“搶劫風格”

1900年7月14日凌晨。在徹夜的槍炮聲中惶恐不安的天津居民突然明白災難來臨了。

破曉的昏暗街道上，人們驚慌失措，不知該往那個方向逃命，突然有人喊：“北門開了！”

天津居民和丟棄武器脫下軍裝的帝國官兵混雜在一起，向北門方向擁擠而去。很快，通往北門的街道上湧出數萬男女老幼組成的人流。狹小的城門立即被擁擠的人流堵塞了，像一隻瓶子被堵塞了瓶口。人流如同黏稠的液體一樣，流動漸漸緩慢起來。除了孩子尋找父母的叫喊聲之外，所有的人都沉默着，仿佛害怕驚動了什麼，只是一個勁兒地朝前擠，擠。

在黎明曙光的照射下，天津城的北半邊，密集地蠕動着茫茫一片由於驚恐而目光呆滯的黑色眼睛。

聯軍官兵幾乎瞬間便從空無一人的南門衝進來，順着筆直空曠的街道向這座城市的內部搜索。他們的眼前很快就出現一座高大的樓閣。聯軍夾雜有跟隨前進的中國教民，他們告訴聯軍軍官，這個帝國的每一座城市的中央都有這樣一座樓閣，中國人一般管它叫做“鼓樓”。中國樓閣的功能是：向居民報告時間，重大節日典禮的會場，詩人們登高賦詩的場所。樓閣是城市的制高點，在這裡可以看見城市四面所有的街道和城門。

聯軍立即登上了鼓樓，他們看見了擁塞在北門方向的帝國軍民。

火炮、機槍和步槍瞄準。聯軍開火了。

這是一個罕見的時刻。這個時刻曾經被帝國的逃亡倖存者、目擊的洋人記者以及聯軍官兵們大量反覆地記載和回憶，白紙黑字散見出版於各個年代的各種中外史料中。大約的情形是：第一排槍彈和第一發炮彈落在人流中，立即引發一片悽厲痛苦的尖叫。沉默的逃亡人流頓時嘈雜混亂了起來。此後，每一排槍彈和每一發炮彈，都會擊倒一大片人，肢體的碎片飛上天空，人流被槍炮驅趕着，前者仆，後者繼，屍體開始層層疊疊地堆積起來。救護中彈者的家人剛剛彎下腰來，立即被人流衝倒，瞬間被踩得血肉模糊。女人們瘋狂地逆人流而回返，因為她們的兒女丟失了；男人們拼死頂着女人的逆流，因為他們不願再失去妻子。天津城的北門前，中國男女老幼中彈後的慘叫聲、撕心裂肺的呼喚聲如大海的巨浪撞擊在岩石上驚天動地地碎裂開。

聯軍官兵對手無寸鐵的平民的大規模屠殺，再一次證明了“保衛使館”不過是帝國主義們的又一個藉口。這些19世紀起就不斷尋找藉口入侵中國的列強，此刻他們發射出的槍彈和炮彈比真正的戰場上還要猛烈，他們沒有受到任何反擊，他們不需要掩體，只是一味地射擊，射擊。他們居高臨下看得清楚聽得清楚，在平民的瘋狂的擁擠、踐踏和大規模的死亡中，他們的射擊竟然從凌晨一直持續到再也看不見一個活着的中國平民了才停止，這時已是中午時分。

“自城內鼓樓迄北門外水閣，積屍數里，高數尺。”（佚名：《天津一月記》，載叢刊 《義和團》（二），第157頁。）

天津鼓樓四周的每一條街道都被平民的屍體塞滿，“少者上百具，多者數以千計”，大部份是婦女和兒童，全部是在驚慌之中從家裡逃出時被槍殺的。而躲在家裡沒有逃出的人，大部份也被炸塌的房屋砸在瓦礫之中，有的是全家數口。整個天津城內，帝國平民和士兵的鮮血匯集在一起，順着街道的地勢流淌，人行其間，黏稠的血沾在鞋上，“根本無法躲閃”。

這僅僅是屠殺的序幕。

聯軍在天津城內貼出告示：鎮壓義和團。除了捕殺義和團團員之外，“禁止私自設立各會和張貼揭貼”，“限期收繳民間的武器、軍服”，“逾期定斬首之罪”。“如有通匪滋事，或窩藏不報者，一經查出，或被告發，立即嚴拿，治以軍法，決不寬貸。”

天津城內帝國平民的屍體還沒有收拾乾淨，聯軍官兵、洋巡捕、華巡捕就在中國教民和一些紳商的帶領下，開始了大規模的全城捕殺行動。聯軍在直隸總督衙門裡繳獲的義和團名單是他們捕殺的主要依據，當然還有教民們的揭發、居民們的供認以及聯軍官兵們的判斷。判斷的根據大約是：青年男人和未婚的女子、肩上似乎有扛過槍支的痕跡、身上有紅色的或者類似紅色的衣服、臉上有憤怒的表情、單獨一人走路並且神色匆忙。總之，一切有可疑跡象的中國人。

被抓的中國人不計其數，一律集中在一起砍頭。那一天，僅懸掛在天津都統衙門門口的、被稱之為“義和團首領”的頭顱就有66顆，其中一顆人頭不是義和團員，而是天津道台譚文煥，他被砍頭的理由是鎮壓義和團不力。抓到一個義和團，他的全家或者他藏身的人家全部被處以死刑，以“徹底剿盡殺絕”。聯軍官兵和洋巡捕草木皆兵，在河東，三四十名農民結隊在一起行走，被聯軍當做義和團而射擊，全部被打死。城外的一家人正辦喜事，突然聯軍沖了進來，將一對新人和賓客全部殺死，原因是新郎披紅綢，新娘穿着紅衣。

“天下第一團”張德城的老家獨流鎮，遭到聯軍的包圍，無論老幼，“剿除乾淨”。鎮內街巷和房屋裡，到處是居民的屍體，全鎮的老人、兒童、婦女，無一倖免。

天津的城內和郊區，成了一座積屍場。“到處可以嗅到在酷熱的天氣里腐爛屍體的臭味。你在這兒發現一個義和團的屍體，而在另一個地方，你又會發現兩三個被一枚炮彈重傷的清軍，堆在一塊。你未聽見呻吟的聲音嗎？聽，有，那個在血泊中躺着的中國人還活着吧。當問他是否需要喝水——這是人們可能給予他的惟一的幫助——他閉上眼睛，沒有回答，屏住呼吸，裝做已經死了的樣子。很多可憐的傷員，由於缺少援助，留在這兒等死，因為紅十字會並沒有向中國人開展工作。”（（英）薩維奇·蘭德爾：《中國與聯軍》，馬京虹、劉燕武譯，載《八國聯軍在天津》。）

清理天津城內的屍體，“三日尚未乾淨”。

根據目擊者回憶，“俄國人殺人最多”。俄軍大規模的殺戮地點是車站和租界附近。車站旁，“堆積中國百姓屍體數以千計”；而租界附近由於屍體太多，“不得不開放浮橋將屍體沖向下游”。一個叫做科羅斯托維茨的俄國軍官後來這樣寫道：“天津似乎只剩下10萬居 民了，而過去有100萬。”（（俄）科羅斯托維奇：《俄國人在遠東》，李金秋、陳春華、王超進譯，見《京津蒙難記》，文史出版社1900年12月版，第174～175頁。）

中國人描述匪徒惡行的時候，大多用“殺人放火”一詞，聯軍官兵殺人之後便是放火。大火燒毀了天津城內幾乎所有的房屋，天津河東一帶原來一望無際的房屋幾天之後便成為一片空地。自馬家口至租界周圍，原來高樓林立，瞬間蕩然無存。從法租界到城裡的路上，所有的房屋均成廢墟，至閘口的兩里長街“亦不剩一屋”。從鍋店街至估衣街口，直至針市街，所有的房屋全部燒盡。損失最大的是臨街的商鋪，隆順、隆福、瑞蚨祥分號等財產雄厚的商號，資本上千萬金，都被大火吞滅。

聯軍的燒殺行為，都是在“剿滅義和團”的名義下進行的。但當天津城陷入一片恐怖中的時候，天津義和團主要首領張德成、曹福田不見了蹤影。一說是他們攜帶着政府發給義和團的巨額餉銀逃亡的時候被帝國軍隊的官兵抓獲；另一說是，儘管他們還原了一身普通農民的裝束躲藏了起來，最後還是被憤怒的農民們揪了出來，死在亂棍鋤頭之下。

作為義和團的輔助組織，由年輕女子組成的紅燈照的首領卻落在了聯軍手裡。那是在天津城防守崩潰的時候，她們帶領着3000女子撤離火線。正首領是個叫做林黑兒的船家女，她手下的女兒們個個紅衣紅褲紅燈籠，戰鬥勇敢，毫無畏懼。當她們撤退到河邊乘上一條小船的時候，聯軍得知小船上是三個讓千萬義和團青年為之傾倒的紅燈照首領，於是派出重兵將小船包圍。三個女兒家在最後時刻跳河準備自盡，聯軍官兵紛紛下水搶功，結果正首領林黑兒死亡，兩個副首領董二姑和劉三姑被聯軍送進醫院救活。

兩個紅燈照的女首領身穿黑色內衣，外披五色綾羅繡着金紋的法袍。這是她們的“軍裝”。為了防止她們再次自殺，聯軍對她們施行了嚴密的看護，並且強迫她們進食，然後把她們裝在籠子裡，到處“展覽”。帝國年輕的女兒那張依稀還能看出青春年華的臉上全是悲憤，她們站在籠子裡看見圍觀的中國人人山人海。聯軍們給董二姑和劉三姑從各個不同的側面拍攝了許多照片，各自寄回國內，照片下面的文字說明是：中國聖母。

《師竹廬隨筆》有一則“玻璃罩”記載：“咸豐六年，廣東私鹽船用外國旗號，粵督葉名琛辦理不善。明年冬，英法兩國攻陷廣州，葉被擄至印度，令穿公服，紅頂花翎，外用玻璃罩，沿途斂錢。至九年三月，死於西夷。”（轉引自余杰：《火與冰》，香港天地出版 公司，第136頁。）一個中華帝國的省級封疆大吏竟然被洋人當做公開展覽並且收取參觀門票的某種稀罕動物，這對千百年來一直把洋人稱為“夷”的中國人，是一個最悲哀的諷刺。

帝國的大員“死於西夷”，但兩個帝國女兒的下落卻不見蹤影。一介草民沒有資格進入帝國的正史。有野史說，她們被送到西方進行了長時間的“展覽”，在西方人對此失去了興趣之後，她們被賣到了妓院。還有筆記說，她們很快在天津被聯軍秘密處決了。

年輕的帝國女兒們的音容笑貌永遠令人神往。她們全部的嫵媚來自於她們這樣的一句戰鬥口號：“跨過東洋到日本，索要兩億三千萬兩賠款。”這樣的口號竟然從帝國的一群十六七歲的農家女兒口中喊出來，同時一無所有的她們情願不顧千年閨閣古訓而為之拋頭露面並且生死由它，這怎麼能不驟然間對數千年來趾高氣揚地統治着一切的中國男人們產生一種難以明狀的輕蔑。

與燒殺同時進行但持續更久的是搶劫。搶劫不但是戰爭的結果，也是戰爭的起因。搶劫是人類的天性，是戰爭最實質的內容。搶劫這件事在聯軍官兵心裡比殺人放火重要得多。他們在軍艦上狹窄悶熱臭氣熏天的臥倉里忍受顛簸的時候，在戰鬥中面對死亡和傷殘的恐懼的時候，惟一能夠安慰和鼓舞他們煩躁惶恐的心靈的，就是對“富庶的東方天堂”大肆搶劫的不可遏制的貪慾。

一個名叫薩維奇·蘭德爾的英國人曾經寫過一本名叫《中國與聯軍》的書，其中對聯軍對天津城的搶劫作了較為詳細的記載：“在文明國家之間的戰爭中，無疑搶掠是應當受到譴責、懲辦的嚴重罪行，但是對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他們既無民族尊嚴，又不尊重任何政府和法令，也不尊重他人和自己的生命，似乎除了掏他們的口袋以外，沒有別的辦法懲罰他們。”“如果他們反抗，甚至可以打死他們，如果他們不說出他們的財物放在什麼地方，則以槍支威脅他或污辱他的妻女。”（（英）薩維奇·蘭德爾：《中國與聯軍》，馬京虹、劉燕武譯，載《八國聯軍在天津》。）

搶劫的首先是緊張激烈的競爭：“一群歐洲人、印度人、美國人與中國人瘋狂地跑進跑出。那些拼命擠進去的傢伙手中什麼還沒有，可是那些被人們從後面推出來的，卻連站穩都不容易。在他們的頭頂上、伸長的手臂上，有好幾個裝得滿極了的箱子，裡面是貨物、成把的珠寶，還有皮子。人擠極了，擠得透不過氣來，幾乎要窒息死了。從大門擠進去時——那是最窄的地方，而人人都想馬上進去——人們感到肋骨在承受前後左右的壓力，可是一擠進去，是一個又大又黑的大廳。人們從這間房屋跑出來，又跑到另一間房屋裡去。金屬丟在石板上的響聲，搶掠者粗暴的喊聲，混雜在一起。”（（英）薩維奇·蘭德爾：《中國與聯軍》，許逸凡譯，中國文史出版社1900年12月版。）

那些原來就居住在天津、對天津十分熟悉的各色洋人，熟悉地形、街道和目標，他們因在搶劫中比聯軍士兵的動作更快更有效而受到聯軍士兵的憎恨和妒忌，薩維奇·蘭德爾說，聯軍的士兵們認為這“很不公平”：“城門一打開，聯軍就出現在城裡的各個角落，於是，中國人有一點價值的、便於攜帶的財物就換了主人。美軍、俄軍、英軍、日軍與法軍到處奔跑，闖進每一戶人家，要是門不是開着的，就馬上一腳踢開。天津的外僑對城裡很熟悉，這真是不公平，他們比英軍士兵和美軍士兵方便多了。英軍、美軍的士兵們只到處瞎碰，而他們由於沒有在戰場上大顯身手，就不失時機地跑到造幣場、鹽道衙門、總督衙門，或者是最近的絲綢、珠寶店裡。他們知道那裡堆着好多值錢的東西。到了那兒，他們喜歡什麼，就可以隨便拿走什麼，而他們願意拿的卻是紋銀、元寶和金條。”

薩維奇·蘭德爾接着按照各國士兵的國籍不同，描繪了各國士兵的“搶劫風格”——

英國士兵首先想到的是吃：他們進城的第一件事是開始在小胡同里、在人家的後院裡狂追雞鴨。馴服的家禽往往是不會剩下的。同時，英國兵還喜歡精緻的東西，因為據說他們在這時候想到了自己的情人：哎呀，我的情人看見這些東西不知怎樣高興呢，她完全知道怎麼處理這些東西！於是，英國兵的口袋裡裝滿了鍍銀的梳子、小雕花發卡、精緻的首飾以及各種各樣的小的銀製品。一個英國水兵把足夠一班人穿的絲綢衣衫堆在一塊布上，他想拿這塊布把衣衫包裹起來，但是怎麼也包不好。他撓撓頭，決心要把最漂亮的一件繡花綢衣送給他的情人，而較差一點的送給他的老母親，因為她已經年老，老眼昏花，看不出差別來。把另外一件皮里子的送給她兄弟約翰的老婆，再把另一件金色的花緞送給曾經借給過他五先令的史密斯先生。（（英）薩維奇·蘭德爾：《中國與聯軍》，馬京虹、劉燕武譯，載《八國聯軍在天津》。

日本兵是“表現出自然而完全地欣賞藝術及藝術式事物”，“他們的搶掠的方式是沉默而安靜”的：一隻古茶杯、一隻碗、一卷年久色黃的畫軸、一幅毛筆畫都比一捆值錢的絲綢有更大的吸引力。他們最想拿的是象牙玉器。每一個士兵細長的手上都有一隻花瓶或者一隻碟子，他們翻過來倒過去地審視，非常仔細地研究上面的圖案。這些傢伙們找尋外國造的鐘表，銀制的刻時、刻分的彈簧表使許多日軍士兵高興。除此之外，沒有比樂器和八音盒更為他們所喜愛的了。尤其是當一件小巧精緻的物品被日本人優雅而藝術家式地輕輕一觸拿到 手時，如果跟美軍、俄軍、法軍或着英軍的笨重得像香腸那樣的手相比較，人們不免驚異了。看見日本人以那種優雅的姿勢拿起或放下最小、最精密的物品時，實在是一種享受。（同上）

“美國士兵的情況是一個有趣的研究題目”，因為事後美國報紙說，美國士兵是“在中國惟一絕對沒有進行搶掠的士兵”。“美國士兵絕不比其他國家的士兵更壞一些，但也決然不比他們好一些”。美國士兵身上沒有“藝術氣質”，更多的是“相當的商業才能”：美國士兵來到中國人住宅內的結果就像一場厲害的地震發生了一樣。他們是鹵莽的，舉止和語言不符合歐洲人的教養標準。他們既不喜歡藝術的刺繡，也不喜歡稀有的銅器和瓷器。他們揀起高級官員家中一隻保存了好幾個世紀的值錢的花瓶，扔在地板上。摔碎陶瓷器皿的噪音，倒使他們不懂音樂的耳朵聽起來歡喜若狂。他們是真正的軍人，通常使我感到他們是對生活失意的人，經常在找尋財富。他們在有錢的中國人的房子中尋找的全是金條、銀錠，最為他們喜歡的是4.25磅重的元寶。如果他們找不到金條銀錠，他們寧願什麼也不要。當他們一找到手，為了立即換取現錢，他們總是很願意把每個4.25磅重的元寶（按重量價值70元）賣掉，換取5元、10元、15元或20元的本地通行貨幣。(（英）薩維奇·蘭德爾：《中國與聯軍》，馬京虹、劉燕武譯，載《八國聯軍在天津》。)

法國人是一群務實的傢伙。他們"似乎不願意拿走任何有價值的物品，他們挑選的都是一些不值錢的小東西"，大量需要的是"中國的棉布睡衣"，以為"改變他們的服式"。他們還需要各種食物和煙草：面對一堆銀子，他們卻把我引到有火腿的地方去。在一條胡同里，我遇到另一群法國人，他們對發現的東西歡喜若狂。當一隻又一隻火腿從店鋪中傳出來，堆放在路中央時，讚美之聲從四面八方像暴雨似的傾瀉出來。兩三個法國青年出神地注視着逐漸增高的臘肉堆，當外面的臘肉已堆積成龐然大山時，店鋪里又傳來消息說，一間新發現的房間裡還有許多火腿，這時，他們欣喜得簡直要發瘋了。（同上）

俄國人“除了金條、銀塊和毛皮之外，什麼也不看重”，表現出“從西伯利亞來的野蠻”：他們可能是聯軍中最亂的人了，一切對他們無用的東西他們都是亂扔一通。他們特別喜歡珠寶，而且把戒指與手鐲當做個人身上的裝飾品。他們似乎對鐘錶裡面的機械有很大的反感，除非他們聽到裡面的發條折斷掉下來，否則，他們絕不會滿足。一個哥薩克在一個中國官員家中找到一個奇異的藝術品，這是一隻不比香煙盒子大的象牙盒子，一碰到彈簧，盒蓋就打開，一隻夜鶯——體態勻稱美麗而只有蒼蠅那麼的大——跳出來，棲息在盒子邊上，在那兒像一隻真夜鶯一樣地叫着，聲音極為動聽，在它歌唱的時候，喙一張一合地，尾巴搖擺着，兩翼撲動着，甚至於頸部與腿部也能合拍轉動。這個小鳥是瑞士造的，在盒子的題詞上說，這個盒子曾經在幾個著名的歐洲收藏家的手中待過，中國官員一定為它付出了一大筆錢。（（英）薩維奇·蘭德爾：《中國與聯軍》，馬京虹、劉燕武譯，載《八國聯軍在天津》。）

聯軍士兵在天津城內普遍的、大規模的搶劫，是得到了聯軍指揮部的允許的——“要阻止搶掠是不可能的，當權者們於是採取了明智的方針，讓士兵們為所欲為地搶一天。”

的確是“為所欲為”，但不只是“一天”。聯軍士兵對中華帝國平民財物的搶掠持續了兩年之久，直到他們從這片國土上撤出去為止。

受到搶掠的還有帝國政府的財產。除了長蘆鹽道的數百萬兩白銀被日本和美國士兵搶走之外，俄軍洗劫了帝國政府的造幣廠，將幾噸白銀全部運走。同時，天津道署、府署和縣署的銀庫以及所有的工廠企業，全部被搶掠一空。聯軍還搶掠了大量的軍事物資，掠獲了三百 多門火炮、大批彈藥和各種“相當值錢的財物”。

搬運不走、裝不進口袋的惟有土地和人民。

於是，列強們燒殺搶劫之後開始了占領和統治。

俄軍認為自己參戰的官兵數量最多，傷亡最重，因此功勞最大，最有資格首先行使占領者的權力。聯軍占領天津的第二天，即7月15日，俄國遠東司令阿克謝列耶夫召集八國聯軍首腦開會，經過數天的磋商，於30日達成共識：由俄、日、英三國出面，各派出一名委員組 成一個軍事殖民機構，並把這個殖民機構定名為“暫時管理津郡城廂內外地方事務都統衙門”。殖民機構成立之後，很快就頒布了同樣是俄國人起草的《都統衙門章程》，宣布除了洋人的租界之外，聯軍有權管理所有的事務，並且殖民機構享有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

這是徹頭徹尾的殖民統治。

“大年初一別作揖，一碰碰見法蘭西，洋錢罰了兩塊一，你說點低不點低。”這是在任何時候都逗樂的天津人當時編的順口溜。殖民統治的最大特點是把占領區的原居民不當做人看待。這一點從洋人政府的“司法解釋”上就可以看出來：“只要中國人和洋人之間發生衝突，不管是什麼原因，一律向中國人開槍或開炮轟擊。”但是，中國的百姓不是財物，不會順從地任由洋人肆意逮捕、處決和搶掠，表面上謙恭溫順甚至連走路都舉着外國國旗的中國人，不久就被洋人們發現，他們“一個個不動聲色，不可捉摸。”俄國記者寫道：“常有這樣的情況，幾個人一隊的士兵到中國住宅區或鄰村去弄飼料，但卻一去不復返了。他們闖進某個偏僻的胡同，碰上武裝的中國人，於是便被人從拐角後面打死了。”（（俄）科羅斯托維茨《俄國人在遠東》，李金秋、陳春華、王超進譯，轉引自《京津蒙難記》，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為此，洋記者對“到底是誰野蠻”的問題發了一通感慨：

我不敢斷言，究竟誰與野蠻人這樣的稱號更為合適，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中國人，為數達50萬以上（指當時天津城內人口），沒有任何權利，基於溶於血液中的悠久的民族紀律，在這個百萬人口的城市裡（指天津原來的人口），這個他們全力保衛的城市裡，從未破壞過秩序，從未發生過騷亂，而是那些文明的外國人，他們砸壞銀行、商店和衙門的門窗，搶劫銀子，衝進住家，把財物洗劫一空，糟蹋婦女。一旦遇到中國人反抗便開槍行兇。究竟何人稱為野蠻人更合適呢？（同上。轉引自孫其海：《鐵血百年祭》，黃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99頁。）

突然有一天，俄國上校凱列爾在海河左岸插上了俄國國旗和一塊寫有“奉軍事當局命令占用此地”的牌子。俄國人的舉動立即在各國聯軍中引起軒然大波。如果說平民的財物可以隨便搶，但搶帝國的土地就得坐下來商量了，這是關乎占領區域的“重大原則問題”。俄國人的舉動出自於歷來對中國土地占有的野心，同時也出自於對戰前英、法、美、德、日等國已經在天津擁有5382畝租界感到憤憤不平。插了牌子的俄國人甚至向各國領事發出了一封照會：

既然6月17日，中國朝廷的部隊曾經聯合義和團襲擊由俄國部隊占據的外國租界和火車站，並且由於6月23日俄軍的增援，才解除了封鎖，掃蕩了海河左岸……那麼，這塊長約兩英里包括火車站在內的土地，就已經成為俄國部隊通過6月23日的戰事行動而取得的財產……俄國不承認在6月16日軍事行動開始後締結的土地契約，所有中國的地產要在一個月的限期內呈驗地契。（孫其海：《鐵血百年祭》，黃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01頁。）

這份照會竟然宣稱過去各國廉價強占的土地連同契約統統無效——俄國人依仗兵力強大，公開向各國索取土地，各國立即聯合起來和俄國人翻臉。英國領事甘伯樂強硬地回答俄國領事：“英國認為凡是在英國領事館登記過的土地契約都是有效的，不容許俄國對這些契約進行任何形式的審查。英國根本不同意‘在6月16日以後簽訂的土地契約無效’這一原則。”日本領事的答覆是：“俄國軍隊在海河左岸作過戰並有傷亡，這一事實並不能構成俄國人就有特殊的優先權。這只是一個藉口。日本士兵也作過戰，也保衛過租界，因此對左岸也有同樣的權利。”美國、德國等國也紛紛反對，只有比利時軍隊乘機也提出了土地的要求，因為此時該國在中國的天津還沒有租界。

最後的結局是可以想像到的：已經驚慌失措的帝國政府索性滿足了每一個國家對於中國的土地要求：法國，2360畝；俄國，5474畝；德國，4200畝；比利時，740.5畝；意大利，77.1畝；英國，6149畝；日本，2156畝；奧國，1030畝。

沒有劃給美國人土地是因為他們的做法更加別出心裁。眼看着天津位置好的土地基本上被瓜分完了，再爭下去也是無利可圖，於是，美國人把租界原來屬於美國的131畝土地“讓”給了英國，然後堂而皇之地公布了自己“門戶開放”的主張，宣稱美國人“享有租界內的一切特權”。換句話說就是：所有的租界美國都利益均沾，都等於是美國的。

在天津的占地矛盾還在爭吵之中時，帝國的都城北京的局勢愈加惡化了。

7月14日，剛剛進入天津的英軍指揮官就收到了英國公使於7月4日從北京送出的密信，信中詳盡描述了英國使館的危機：“如果中國人不加強進攻，我們可以堅持數天到十天左右；如果他們下定決心，那就不出四五天了。因此，要防止可怕的屠殺，只有不失時機才行。”7月18日，又來了一個日本密使，由於他在途中被清軍俘虜了四天，密信已經被他吞進肚子裡，於是只有口頭匯報：“使館危機，帝國政府已經將北京的董福祥的部隊調往天津方向。”7月25日，聯軍接到美國公使從北京送來的信：“不能支持多久了，希望速來援救。”

從聯軍占領天津到從天津出兵攻打北京，之間相隔了20天。既然北京使館的局勢危在旦夕，而聯軍的“救援”卻如此拖延，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聯軍各有各的小算盤，始終沒有在出兵的問題上達成一致。

顧慮最大的是老牌帝國主義英國。英國人不希望自己在聯軍中充當無關緊要的角色，這和他們在中國的歷史最長的利益不相符。但是英國人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去年，英國人卷 入了自拿破崙戰爭之後最大的一場國際戰爭，即為了搶奪南非的金礦而進行的布爾戰爭。“布爾”，荷蘭文，意思是農民。英國軍隊和非洲農民的戰爭進行得很不順手，傷亡慘重。後來在國際舞台上大出風頭、當時只有25歲的那位名叫丘吉爾的英國士兵就被“布爾”們俘虜了 ，差一點在喪命那片不毛之地。英國現在已是無兵可調。同時，英國人知道，在去北京的路上，定有上千萬東方的“布爾”在等待着他們。

美國這個被老牌帝國主義們稱之為“牧童”的年輕人本來不想參加戰爭。他們一直主張“門戶開放”，主張世界的“自由貿易”，這個主張自然為對海外有領土要求的老牌帝國主義們所不容。再說，美國和西班牙的戰爭剛剛結束，美國人並沒有心思在遙遠的中國打仗。要不是北京的美國公使康格一個勁兒地要求增援，美國人原來的心思是想先坐山觀虎鬥，後再決定自己怎麼辦。

德國人對帝國的深仇大恨起源於公使克林德的被殺。德國人喊出了“為公使克林德報仇”的口號，在本土組織了一支將近七千人的遠征部隊。德皇在動員講話中說：“無須任何憐憫，決不留下任何俘虜。要像一千年前阿拉提率領下的匈奴人那樣，為自己爭得永垂史冊的光榮。即使千年之後，讓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敢藐視德國人！”但是，從遙遠的本土到達中國，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北京的局勢已不允許等待。所以，與其派幾個兵前進，不如不參加進攻，等增兵到達之後再出發。這就是德國人不積極主張進軍，後來沒有參加當年對北京進攻的原因。

而法、俄、日三國，尤其是俄、日，他們真正的意圖並不是占領北京。他們知道占領北京沒有意義，因為誰也不可能把中華帝國肢解，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沒有這個力量。他們感興趣的是自己在中國的勢力範圍——法國人在中國西南，俄國人在中國的東北和西北，日本人在中國的東南沿海——只要在這些勢力範圍之內可以為所欲為，比和“大夥”一起占領一個根本沒有實際意義的帝國都城強得多。

至於意大利、奧地利，國小力單，吃點“殘餘”就滿足了，因此在參加向北京進軍的聯軍隊伍里，他們的軍隊猶如儀仗隊，區區數十人，沒有任何戰鬥力可言。

聯軍內部關於各國兵力對比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兵力的多寡，決定着一個國家在聯軍中的地位和作用，導致的後果就是在華利益的分配。最想增兵的國家當然是距離帝國最近的日本和俄國。因為既然參加，就要當主力，以後在分贓的時候會有更多的權利。日本的國力還不夠強大，列強幹涉日本向帝國歸還遼東的事情仍令他們心有餘悸，因此，北京使館的局勢越緊急，日本人越不吭聲，他們的打算是各國終會主動“請”他們增兵。但是，各懷賬本的各國政府似乎看透了日本人的意圖，根本不提請日本人增兵的事。同樣距離帝國很近的俄國人沒日本人那樣陰柔，早在聯軍攻擊大沽口炮台的時候，俄國人就開始大舉增兵了。有一天，俄國人的增兵到底令日本人坐不住了，日本終於向聯軍表達了增兵3萬的計劃。日本人的計劃立即受到英國人的支持，英國明確提出“托日本人充當聯軍主力”——英國人想讓日本人牽制住俄國人。但德國人擔心日本出兵太多對自己不利，因為英法已經瓜分了帝國的南方，德國人擔心自己占領的膠州灣會被一直覬覦着帝國北方的日本人擠占，於是反對日軍當主力，更何況德皇有過明確的指示：必須避免日本人單獨行動。

增兵的勾心鬥角僵持了數天，北京使館傳來的消息令各國軍隊再次緊張了起來，這次的消息說：各國駐華使節的性命真的難保了。英國人於是趕緊趁機活動，並向各國保證“日軍完成任務後不會留在中國追求特權”，同時宣稱，如果日本人這樣做的話，英國人將“用艦隊來強迫日本履行他的義務”。暗地裡，英國人慫恿日本人趕快增兵，並答應為日本政府提供百萬英鎊的援助。

各國無奈之下，同意日本增兵。日本政府立即命令駐紮廣島的第五師團火速趕往天津，由參加過甲午戰爭的日本少將山口素臣為統帥，這時候，日本在華兵力達到1.3萬人，成為聯軍中各國兵力之首。

同時，各國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儘可能地擴充了兵力：

英國從印度、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亞等殖民地緊急調兵，兵力達2700人，以印度錫克兵為主，司令官蓋斯里少將。

美國從本土和菲律賓緊急調官兵來華，即美國第14步兵團、第5炮兵團的瑞利連、第6團和海軍陸戰隊的一個營，兵力達3100人。司令官查菲。

俄國人更不甘落後，他們把旅順和營口的兵力全部調到了天津，使其兵力一下子達到6627人。司令官林涅維茨。

法國人是從越南調的兵，多是越、寮、柬三國的僱傭軍，兵力為1500人。司令官費雷。

意大利和奧地利無兵可增，依舊是“掌旗兵”，分別為50人和53人。

軍隊組織好了，接着就是誰當聯軍總司令的問題，各國吵得更是不可開交，從而使向北京出兵的日期一拖再拖。經過沒日沒夜的明爭暗鬥之後，最終德國人爭取到了大多數國家的認可。但是，直到聯軍已經從天津向北京進發的時候，法國人仍然沒有在這個問題上表態，因為法、德之間的怨恨太深了。普法戰爭中，法國人戰敗，向德國人賠償了近五十億法郎，還割讓了領土，即使此時共同去“救援”他們共同的國人，法國人與德國人仍是不共戴天。

1900年8月1日，組成聯軍的八個國家的軍事指揮官確定：聯軍向北京出兵的日期為8月4日下午3時。聯軍總兵力3萬人，其中1萬人駐守天津，2萬人向北京進發。具體的行軍序列是：先頭部隊分三路前進，日本人為左翼，英國人為右翼，美國人為中路，其他國家的軍隊隨後。

日、美、英三國軍隊組成的先頭部隊的兵力為：14050人，49門火炮。

俄、法、意、奧軍隊的兵力為5650人，34門火炮。

8月3日，聯軍指揮部下達的命令是：“攜帶一天給養，今夜露營時不許生火做飯。”

天津至北京，陸路137公里。

40年前，英法聯軍曾沿着這條陸路向帝國的都城前進，一路上用洋槍洋炮對付清軍的大刀馬隊，整整走了一個月。而今，在他們前進的路上，手拿洋槍洋炮的帝國軍隊正等待着他們 。

1900年8月4日凌晨2時，聯軍部隊開拔。

聯軍官兵對開拔甚不滿意，因為“一切都是匆忙的，沒有軍樂聲，甚至沒有吹號。”

史稱的“八國聯軍”，實際上是“七國聯軍”，因為德國人最終決定等增兵到達之後自己再前進。

這是真正意義上的雜種雜牌軍。各種膚色、各式軍裝、各自語言的口令，而且沒有明確的總司令，誰也不想聽從誰的指揮。

從在異國的國土上攻打一個如此巨大的帝國的都城這一軍事舉動上看，聯軍的行為近乎不可思議。他們不但兵力少得可憐，軍事指揮和部署也混亂不堪，於是，無論從哪一方面看，聯軍向帝國都城北京的進發都像是一次失去理智的自殺行為。

中華帝國北方盛夏的夜色依舊暑氣蒸騰，還沒有正式行軍，所有聯軍官兵的軍服已經被汗水濕透。這些來自異國的官兵們望着黑沉沉的前方之路，都心情忐忑地祈禱萬能仁慈的上帝保佑他們能夠活着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