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翠扳指

聯軍剛出發就下雨了，這是帝國北方夏季突然而來的豪雨。天像漏了一般大水傾瀉，頓時四野混沌，汪洋一片。在運河兩岸泥濘的道路上，騾馬拉着沉重的炮車吱扭扭地艱難移動，聯軍官兵們在雷電交加之中簡直喘不過氣來。軍靴由於裹滿了泥漿而越發沉重，開始是熱汗和雨水混合在一起，後來就突然感到寒冷了起來。前方是彎彎曲曲似乎沒有盡頭的鄉村土路和鉛色的天空，雨鞭抽打在茂密的莊稼上，嘈雜的聲音和槍支馬刀的磕碰聲單調而沉悶。日落時分，雨停了，指揮官計算了一下，這一天僅僅前進了六公里。

這裡距離阻擋在聯軍進軍道路上的第一個軍事目標北倉還有六公里。夜間不敢再前進，於是宿營。

聯軍指揮官召開軍事會議，決定：運河左岸的日、英、美軍和右岸的俄、法、意、奧軍從清軍的兩面攻擊，為主攻部隊；中路由俄軍上校凱列爾指揮，配屬一個俄軍炮兵連和兩個步兵連以及法軍的一個野炮連突出在前，為佯攻部隊。攻擊計劃做得果斷乾脆，這得益於聯軍對將要攻擊的北倉的軍事情報的掌握。和聯軍指揮官們坐在一起開會的，還有好幾個中國人，他們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中國教民，在聯軍向北京的攻擊行動中充當聯軍的軍事偵察員和情報員。這幾個中國人已經在聯軍的前面轉了好幾天了，他們穿的是當地百姓的衣服或者義和團的服裝，清軍在那個叫做北倉的地方修築的所有防線對他們來講已經爛熟於心。

北倉，運河北岸的一個小鎮，官糧漕運線上的一個大儲糧站，也是帝國軍隊的一個重要軍火庫所在地。小鎮南北長約一華里，東西寬半華里，居民兩千多戶。居民們早已經跑光了，因為數天前他們就發現帝國的軍隊開始在這裡修築工事。帝國的工事基本上是沿着鐵路修 築的，依託着軍火庫旁邊的土堤，曲折蜿蜒，綿延數里。工事的不同地段上，部署了口徑不同的大炮，炮兵進行了試射，制定了嚴密的火力覆蓋方案。由於依託軍火庫，彈藥充分，同時，阻擊防線的正面是一望無際的開闊地，基本沒有讓攻擊方可利用的地形地物，因此，至少在軍事理論上說，這是一個理想的阻擊陣地。

在這裡防守的帝國軍隊是馬玉昆部，兵力約八千人，另有少數聶軍餘部協助防禦。當然，還有時而鋪天蓋地，時而蹤影全無，人數從來令人捉摸不定的義和團們。

聯軍計劃中的攻擊時間是在黎明時分。

黎明來臨前，各國官兵們都在極端的疲憊中睡着。只有日本人醒着。

日本人決心不受聯軍軍事計劃的約束，要單獨干。這符合日本人的性格。他們不僅僅倚仗着兵力充足，更重要的是，他們倚仗着這個民族的一股武士心理。除了追求獨自衝殺，獨自犧牲，並且獨自占有勝利成果的理想之外，還有一種自卑心理在作怪：在西方列強們面前，表現一下日本軍人的無畏。

日本指揮官山口素臣把部下集合起來宣布：立即攻擊。以“顯示大日本帝國軍人的武功”。

又下起了雨，是膩人的濛濛細雨。泥濘之中，日軍無聲息地出發了，兵力是8000人，和正面阻擊的清軍兵力基本相當。

4時20分，日軍接近了清軍的一線阻擊陣地。隨着一聲槍響，雙方頓時陷入混戰之中。始終保持着高度警惕的帝國士兵使用的大炮是威力強大的德國火炮，手中拿的是性能優良的步槍，因此日軍的衝擊隊形立即混亂起來。日本士兵的白色軍裝在黎明前的昏暗天色中十分顯眼，成為帝國士兵瞄準射擊的醒目的靶子。日本人一個接着一個地發出尖利的慘叫聲栽倒在泥水裡。但是，“一個人倒下去，馬上就又三個人填補上來”。

帝國軍隊的統領叫周鼎臣，他在第一線指揮戰鬥。日軍不怕死亡的拼死衝擊的情形令他回憶起甲午年間和日本人的戰鬥。和他一塊產生聯想的還有那些軍官和老兵。那時日本人這種前赴後繼的衝鋒，給帝國的軍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東洋兵在打仗的時候，除了死亡就是勝利，他們沒有被俘和投降的概念。西洋人是“鬼”，而東洋人是“半人半鬼”，比鬼更可怕 。

雙方士兵終於扭打在了一起。剛把一群日本兵趕了下去，又一群沖了上來。兩個小時之後，東方顯露出薄明的天色，防線前沿的泥濘之中，散布着二百多具帝國士兵和一百多具日本士兵的屍體。這時，日軍後方的支援火炮密集起來：英軍和美軍的炮兵連也加入了戰鬥。於是戰局開始逐漸明朗。聯軍的隨軍記者記載：密集的炮火開始把清軍“驅趕出他們的戰壕”，日軍開始再一次大規模的衝擊，“日本兵有的被擊斃，有的受傷。一個士兵一邊跑步一邊射擊，幾秒鐘後，他搖搖晃晃地，顯然受了致命傷。他的同伴停下，攙扶他一會兒，但他還是倒下了，死在了他的戰友身邊。”（寶夏禮《津京蒙難記》，楊恩慎譯，載《京津蒙難記——八國聯軍侵華紀實》，天津市政協、北京市政協編，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北倉阻擊陣地的第一道防線被日軍突破。周鼎臣帶領官兵退守第二道防線。

這時，各國聯軍按計劃開始了總攻擊。他們已經知道日本人開始行動了，但他們還是按部就班地前進。由於怕踩上地雷，他們在莊稼地里走，但莊稼地里更加泥濘不堪，他們前進的速度極其緩慢。等他們接近前沿的時候，發現前沿陣地上已經飄蕩起濕漉漉的日本國旗了。

帝國軍隊第二道防線的阻擊是頑強的。沒有理由說雙方在軍事實力上存在多大的差距，而且，至少在統一指揮上，帝國的阻擊部隊占據着優勢。直到目前，進攻的依舊是日本一國的軍隊，雖然他們幾乎傾巢出動，但是在很長的防線上兵力不免分散。日本人的攻擊全部暴露在平坦的曠野之中，除了決死前進之外，他們似乎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對日本兵心存恐懼的帝國官兵漸漸地適應了這種攻擊，甚至在局部上，帝國士兵還組織了反衝擊。從那一刻看來，聯軍的進軍至少要被阻止在這裡了。

但是，一線鋪開的帝國防守部隊嚴重忽視了一個基本的常識：自己的側翼是否安全。帝國軍隊可以說剛從一線進攻和一線防守的冷兵器時代的戰術中醒悟過來，這種醒悟來源于洋務運動中辦起的引進西方先進軍事戰術的軍事學堂。但是，外國教官也許沒有認真地上課，或者，帝國的軍官沒有認真地聽講。在北倉這處真正的戰場上，當帝國防線的背後響起日本人的衝殺聲時，整個一線排開的防線驟然動搖。防線上的清軍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正面衝擊的日本士兵和這些士兵後面的炮兵陣地上了，根本沒有想到自己的身後——也許帝國的陸軍與大沽口炮台上的炮兵一樣放心於“身後是自己的土地”的想法。當上千日軍沿着防線的邊緣繞了五華里之遠，快速迂迴到帝國防線的側後時，帝國軍隊阻擊防線的厄運降臨了。

當日軍從一座被帝國軍隊掩護撤退的機槍嚴密封鎖的小橋上終於衝過去的時候，他們看見了數頂帳篷、幾面飄揚的大旗和擺成一片的熱氣騰騰的飯菜，他們知道他們的第一仗勝利了，因為他們占領了清軍在北倉的指揮部。

這是1900年8月6日上午9時。從日本人開始打響攻擊的第一槍算起，直到帝國軍隊丟失北倉防線，戰鬥持續時間是六個小時。

70名活着的帝國士兵被俘，當即全部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

聯軍傷亡332人，其中日本人為301人。

沒有帝國官兵傷亡的統計數字。帝國殘餘部隊退往楊村。

根據日本指揮官得到的報告，“中國軍隊在正前方，6門大炮，12面戰旗，估計有六千多人。”

在這撤退了的六千帝國官兵中，眾官兵護衛着一位帝國大員，他就是直隸總督裕祿。

日本人興奮之餘，很生氣。因為直到這個時候才看見美國兵出現，這些美國人說“他們迷了路，怎麼也找不到北倉在哪裡。”——槍炮聲在北倉陣地持續了數小時，豈有找不到的道理？突然，一夥屬於英軍的騎兵——全是些孟加拉人——揮着馬刀沖了上來，他們大叫：“中國人在哪兒？”其實日本人知道，剛才戰鬥激烈的時候，這夥人一直藏在莊稼地里沒敢露面。

孟加拉人還在往前衝，日本人朝他們的馬屁股開了幾炮。結果，這伙騎兵真的“接敵”了，他們和側翼的俄國兵不明不白地打了起來，等弄清楚情況之後停火時，雙方都出現了傷亡。

日本人的勝利並沒有達到他們期望的效果，各國的風涼話讓他們更加憤恨。有的指責他們不服從統一指揮，有說他們是想戰後得到更多的利益，還有的針對日本軍隊出現的大量傷 亡而評論說，日本人不懂戰術，因此不能由此確立日本的強國的地位。

不管怎麼說，帝國軍隊撤退了，聯軍順利地通過了第一道阻擊防線。更重要的收穫是，聯軍官兵突然自我感覺良好起來：帝國的正規軍不過如此。

聯軍立即向楊村進發。

楊村，距離北倉18公里，京津間重要的軍事要地，繁華的商業重鎮。帝國軍隊在這裡部署了重兵，並且修築有比北倉更完備的防禦工事：以火車站為軸心，跨運河修築了正面達5公里的高牆，鐵路路基邊構築了堅固的單兵掩體。而楊村防禦線的正面，比北倉地形更開闊，帝國軍隊甚至把一公里以內的莊稼全部砍了，為了使聯軍的攻擊方向上更加一覽無餘。從兵力上看，在楊村防守的宋慶部隊，加上北倉退守的部隊，兵力達萬人以上。

阻擊戰至此，還不能說帝國軍隊在北倉的撤退是一個失敗。消耗了對方的有生力量和彈藥之後，退到更有利的地點再進行戰鬥，應是正確的決策，因為，聯軍終究是外來的軍隊，是疲憊之師，帝國軍隊以逸待勞；聯軍是異國作戰，帝國官兵甚至熟悉這裡的每一棵高粱 玉米；聯軍無論兵力和彈藥，都是極其有限的，他們沒有後方，無從談到後勤；而帝國軍隊可以說要什麼有什麼。

但是，楊村的阻擊戰，還是以帝國軍隊的全面崩潰告終。從雙方接觸到帝國軍隊的潰敗，戰鬥時間僅僅90分鐘。描述楊村阻擊戰是困難的，至少本着對陣亡在這次戰鬥中的帝國官兵的祭奠而把戰鬥描繪得動人心魄是困難的。因為正如眾多的史料所稱說，在楊村“很難說發生了什麼真正的戰鬥”。

當時確實發生過“真正的戰鬥”，但是，戰鬥的雙方竟然是聯軍自己，在某一瞬間還“很激烈”。

很長一段時間，對帝國的這段歷史的敘述，尤其是在評價帝國軍隊的史論中，常常特別地突出外國聯軍手中的“洋槍洋炮”。同在敘述1840年的歷史時毫無例外地說“帝國主義的洋槍洋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一樣。而到了60年後的1900年，依舊還將這樣的說法當成是解開歷史謎團的一把萬能鑰匙，無論出自於什麼心理和目的，就學術的角度看這也是一種混日子的慵懶態度，甚或是不負責任和另有用心的。1900年中華帝國的軍隊事實上已是近代化的軍隊。帝國向洋人們宣戰後，這支軍隊和外國聯軍相比，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武器裝備上都占絕對優勢。這支軍隊已經基本上淘汰了冷兵器，裝備了當時世界上先進的武器，火炮大部分是新購進的。聯軍官兵在戰鬥中常常發現對手使用的火炮的先進程度連他們都沒見過。在帝國的武衛軍中，士兵單兵武器是一色的新式毛瑟槍，而且還配備有機槍。1900年的戰鬥沒有類似中國的弓箭手寧死不屈地向外國的大炮射箭的場面，這一點也許遺憾地大大降低了民族精神的讚美價值。雖然這個民族長久地懷念着國家軍隊的官兵拉弓射箭時的英姿。

帝國的弓箭手在拉弓的時候，為了防止和弓弦接觸的手指被巨大的力量割裂，手指上要帶扳指。扳指通常是生皮革的，後來有銅有鐵。扳指戴在征服四方武士的手上，成為一種威武和力量的標誌。但是，1900年，中華帝國的扳指卻是用上等翡翠製作的，一枚萬金，戴在 那些帝國軍事大員的手指之上，象徵着特權和奢華。翡翠美麗而易碎，如同帝國的軍隊、民心和山河。

畢竟有人對帝國軍隊的衰敗產生過巨大的憂慮，憂慮者不是戴翠扳指的滿族大員，而是帝國政府中的漢族大員。19世紀，他們開始致力於推行洋務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振興帝國的軍隊。

早在1861年，由著名的洋務運動領袖曾國藩倡議和領導，帝國國內開始仿造西方的先進武器裝備。設立在安慶的軍械所是帝國第一家近代軍工企業，匯集了當時帝國第一批新式技術人才。關於通過購買和仿造西方軍事技術的方式裝備國家軍隊的建議，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就由林則徐提出過。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對洋槍洋炮有了刻骨認識和迫於國內對付太平軍戰爭需要，帝國政府明確了用西方軍事技術增加帝國軍隊戰鬥力的政策，並把此政策稱之為“救時之第一要務”。曾國藩在給中央的奏摺中，以購買和仿造軍艦為例，展望了先進的軍事技術將給國防和民生帶來的美好前景：

購成之後，訪募覃嘶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冊， 第58頁。）

漢族大員們對西方先進技術的興趣表明，至少在引進和掌握西方先進技術上，中國人的步伐並不緩慢。曾國藩在1862年7月4日的日記中記載了他觀看中國仿造的火輪船試航時的心情：

其法似火蒸水汽貫入筒，筒中三竅：閉前二竅則汽入前竅，其機自退而輪行上弦；閉後二竅則汽入後竅，其機自進而輪行下弦。火愈大則汽愈盛，機之進退如飛，輪行亦如飛，約實驗一時。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也能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曾文正公 日記》同治元年七月初四。）

帝國中認為掌握西方的軍事技術是強國之途者，倡議開辦新式學校，引進現代知識培養科學人才，甚至建議把“製造洋機器”列入帝國選士的科舉制度中。他們鄭重地警告保守分子：

不然者，有可自強之道，暴棄之而不知惜；有雪恥之道，隱忍之而不知所為計；亦不獨俄、法、英、米（美）之患也，我中華且將為天下萬國所魚肉，何以堪之！此賈生之所為痛哭流涕者也！（馮桂芬：《校廬抗議》之《采西學議》。）

至少自與國內太平軍的農民進行戰爭的時候，帝國軍隊的裝備開始大規模地改善了。19世紀60年代末，帝國的正規軍人數達三十萬人以上，其鮮明的特色就是部隊所裝備的西方先進武器的數量和種類甚多。這些正規軍包括曾國藩建立的湘軍、左宗棠建立的楚軍、李鴻章 率領的淮軍，還有豫軍、東軍、滇軍和川軍。這些軍隊不僅僅在武器裝備上，更重要的是在觀念上，已經相當接近現代軍隊的雛形了，與帝國傳統的軍隊大不一樣。

帝國傳統軍隊是八旗制度下的八旗軍和綠營軍。曾經多達六十萬之眾的八旗兵和綠營兵，一度是大清帝國國家安全的保證。以滿族後裔子弟為主的八旗軍，其官兵為了滿族統治的利益而世襲從軍，從生下來的那一刻起，他們就享受一份軍餉，而即使是最下層的滿族子弟的一份軍餉也相當於一個七品官的薪水，足可以養活一家數口。這些滿族後裔們駐紮在全國各省，成為帝國政權的象徵。但隨着和平時期過於長久，八旗子弟的腐化墮落日見明顯，浮誇柔弱的風氣代替了剽悍驍勇的尚武精神，最後竟然成為了一群“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社會的畸形人——“八旗子弟”。為了加強已經極度廢弛的軍備，帝國政府開始使用漢族子弟，為此組成了綠營兵。但是，帝國與太平軍造反農民的交戰證明，由於觀念依舊陳舊，綠營兵不堪一擊，接敵便潰，成為一個歷史笑柄。洋務運動對帝國軍隊的改造，最大之功績是將以漢族子弟為主的綠營兵改造為“練軍”。從1862年開始，外國教官便開始出現在帝國的新式軍隊之中，儘管滿族貴族們以“玩忽其所素習”為藉口，拒絕讓八旗子弟接受西方式的軍事訓練，堅持練習騎馬和射箭，但是，公子哥兒們手指上那價值連城但已與拉弓射箭無關的翠扳指，也只能算是大清帝國開國雄風的一種戲劇裝飾了。

國家除了國防之外，同時也需要戲劇。

帝國北方的新式軍隊以北洋軍為主體。北洋軍隊除了袁世凱親自訓練的陸軍七千人之外，還有三支：聶士成的武毅軍、董福祥的甘軍和宋慶的毅軍。從1899年開始，為了加強帝國政府對軍隊的控制，北洋軍的四支隊伍重新進行了整編，編成武衛軍，由帝國政府直轄，總指揮官是軍機大臣、兵部尚書榮祿。

以漢族子弟為主的帝國新式軍隊洋槍在手，但是拿洋槍的人卻還是地道老派的中國農民。他們對西方技術的渴望遠不及對自己土地的收成那樣感興趣，除了洋槍的扳機之外，他們沒有機會更多地了解現代文明的各個層面。曾經是帝國新式軍隊教官的英國人戈登對此感到迷茫，他說，雖然不少帝國軍官對洋人的步兵方陣很讚賞，但是“他們的士兵未必願意排成這樣的陣勢”，中國士兵“甚至不想學習喊口令”。更令外國教官們感到喪氣的是，帝國軍隊中的腐敗現象不但為世界之最，而且還帶有鮮明的“東方特色”。

清軍的軍官們謀取錢財的通常手法是“吃空餉”。名義上某軍有官兵5000，實際上往往3000不到。上級核實兵員的時候，再臨時從街頭拉人充數。但是，5000人的軍餉每月照例由中央財政撥出，多餘的軍官們全部私分。兵員不足，何談訓練？於是，遇到戰事，一個在向國家領軍餉的名單上有3000官兵的營，開赴戰場的時候實際官兵竟然不足300，只好臨時抓人頂數，最好抓的便是流浪街頭的乞丐流氓。由於當兵可以聚斂錢財，窮人家的孩子想當兵得花錢，而富人家的子弟不想當兵，可以花錢僱傭。於是招兵又成為清軍軍官們發財的好機會，明知道這個兵是假的，卻能夠裝作不知道。假兵的軍餉由雇主支付，而帝國為這個兵支付的軍餉，雙份的軍餉就這樣裝到軍官們的口袋裡了。

帝國軍隊裝備是新式的，但是軍官還是八旗子弟。只要在軍隊裡當上個軍官，就神氣起來，而且軍餉很高。1900年的綠營兵的月銀一般是四兩五錢，有時可以達到十兩之多。拿袁世凱訓練的“小站新軍”來講，相當於營長的統帶的月銀是100兩，外加公費銀300兩。而當時大米的價格是每石一兩五錢銀子，即使軍階最低的士兵，每月的軍餉也可以買大米三石多，相當與今天的近400斤大米，按照當今的米價，約折合人民幣600元。而一個營長的月薪相當於今天的5000元人民幣以上，更不要說高級軍官的銀餉了。尤其是帝國京城部隊的軍官，出門有成隊的兵勇前呼後擁，比王爺還排場。因此上至王孫，下至貝子，都開始想辦法在軍隊內“謀個差事”——當軍官。結果他們中間的很多人，雖然戴着翠扳指的手裡把玩着洋人精緻的小手槍，但從來沒看見過屬於自己管理和訓練的士兵。他們大多數連槍都不會擊發。

帝國的軍隊軍紀不好，是危害百姓的禍水。帝國軍事制度中有一項值得誇耀的政策，那就是它從不徵兵，因此大清帝國不存在“徭役”的問題。帝國採取的是募兵制，即把社會上的閒散人等，遊民、惰民和失業者招募當兵，帝國真正是“好男不當兵”。士兵對百姓的騷擾甚至搶掠屠殺似乎是正常現象。一個外國記者曾經這樣寫道：“軍隊的到來對於百姓來說，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帝國軍隊行軍的沿途，一律由地方來承擔一切供給，所謂地方，包括士兵們所遇到的所有的百姓。最害怕軍隊的是那些店主，只要軍隊到來，他們就儘可能關門躲避，如果遇到的是一支正開赴前線的軍隊，那麼他無論如何也不敢聲稱要保衛自己的合法財產了。”（《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英）麥高溫著，朱濤、倪靜譯，時事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第43頁。0

1900年，當帝國出現危機的時候，滿人的力量已經無法捍衛帝國的國家安全了。而在國家面臨危機的時刻，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會像中國人一樣在心理上更加依賴自己的軍隊。驚恐不安的中國人從來就忽視着帝國軍隊的歷史沿革和存在現狀。名聲可進中國文學史的帝國末期詩人黃遵憲的兩類詩歌值得注意，一類是對西方“奇技淫巧”的讚賞，另一類是對敢於與外來入侵勢力頑強戰鬥的帝國官兵們的歌頌。他特別欣賞在南方打擊法國人的馮子材，認為國家如果擁有這樣的將軍數十位，定能興旺發達：“得如將軍數十人，制梃能撻虎狼秦，能興滅國柔強鄰，嗚呼安得如將軍！”（《中國文學史》卷四，游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3月第一版，第339頁。）尤其是他為鼓舞士氣而做的《軍中歌》，被康有為曾稱讚為“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場死。艾灸眉頭瓜噴鼻，誰實能逃死？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

阿娘牽裾密線縫，語我毋戀戀。我妻擁髻代盤辮，瀕行手指面：敗歸何顏再相見，戰戰戰！

戟門乍開雷鼓響，殺賊神先王。前敵鳴笳呼斬將，擒王手更癢。千人萬人吾直往，向向向！

探穴直探虎穴先，何物是艱險！攻城直攻金城堅，誰能漫俄延！馬磨馬耳人摩肩，前前前！

…………

（《中國文學史》卷四，游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3月第一版，第340頁。）

帝國官兵的實際表現可以證明他們沒有人讀過這首詩，或者是讀了但感受和帝國的文人們迥然相異。

說帝國軍隊在楊村的阻擊一觸即潰可能有點過分，官兵們確實進行了阻擊。至少在聯軍接近鐵路的時候，帝國官兵開槍開炮打了一下，然後就逃亡了。

真正的混亂卻是聯軍自己造成的。先是從北倉向楊村的行軍是一場混亂，荒野之中被雨水浸透的泥土鬆軟得像是布丁，18公里路程，聯軍官兵們一直在泥濘中掙扎。沿着運河前進的部隊更艱難，因為河水泛濫了，騾馬炮車和官兵們一起時時跌進泥潭。俄軍進軍的速度快了一些，被英軍誤認為他們是調動中的中國軍隊，於是開炮就打，俄軍當即出現傷亡。美軍的運氣也不好，正艱難地跋涉着，突然天降炮彈，美軍一下子死了8個，炮彈是從他們的屁股後面飛來的，可以肯定不是中國軍隊的炮彈。更悲慘的是，當美軍挨炸時，法軍也把美軍當成了中國軍隊，也開了炮，炮火直到美軍不斷地發出信號才停止。可當美軍繼續前進時，發現前邊有軍隊在運動，美軍以為是法軍，沒開炮，可事後證明，他們看見的軍隊正是帝國軍隊。

擔任向楊村主攻的聯軍部隊是美軍。6日上午11時，美軍第14團接到了帶頭攻擊的命令。美國士兵怨聲載道，因為他們實在走不動了，有的士兵被異常艱苦的行軍折磨得發了瘋，精神錯亂地向自己的戰友開槍射擊。但是命令終究是命令，2000名美軍開始衝擊了。俄 國人和英國人用火力掩護他們，還有那群孟加拉騎兵在遠處使勁兒地吶喊助威。帝國軍隊的炮兵開炮壓制美軍的衝擊，但是，幾乎在帝國炮兵開炮的瞬間，聯軍反壓制的炮火更加猛烈地響了起來。帝國阻擊陣地上即將逃亡的態勢猶如面臨崩潰的河堤出現細小但可怕的裂縫一 樣。一小隊美軍從帝國軍隊前沿的側後包抄上來，帝國士兵的逃跑勢頭迅速擴大。

也許由於帝國官兵潰逃的速度太快了，美軍攻擊的速度也顯得很快，這時又發生了事故：美軍已經占領了前面的一個小村莊，但是後面支援的英、俄炮兵的指揮官沒有料到美軍能夠如此迅速地到達那裡，於是依舊瘋狂地向小村莊開炮轟擊，結果把正在興奮衝擊的美軍官兵炸得天昏地暗。美軍立即派了個軍官往後跑，想通知後方炮兵停止射擊，可是炮火半天沒見停止，於是美軍乾脆也架起炮，向英、俄炮兵進行還擊。這場“戰鬥”持續時間之長，“戰況”之激烈，超過了聯軍與帝國軍隊的戰鬥，直到美軍再次派出的通訊兵到達後方指揮部為止。據說第一個向後跑去企圖傳達停止射擊指令的那個美國軍官是一個中尉，他跑到中途不是中了彈，而是中了暑，當時的氣溫高達攝氏40度。通過軍醫的搶救，美國中尉沒有被熱死，但“在幾個星期之後才恢復知覺。”

楊村一戰，聯軍共死亡28人，傷144人，其中倒霉的美國人死亡23名，傷42名。

日軍可能接受了北倉戰鬥的教訓，這次明智地沒參加戰鬥，遠遠地當了一回觀眾。

還是沒有帝國官兵的傷亡數字。

帝國官兵開始向蔡村潰逃。

在帝國軍隊的潰敗中，直隸總督裕祿精神恍惚。從北倉撤退的時候，他就出現過這樣的症狀，呆呆傻傻的，木頭人似的。最後被士兵們拖着往後跑，但他死沉地賴着不動，於是士兵們就輪流背着他跑，直到危險暫時解除的時候，才把他扶上馬。這個帝國前線最高指揮員這兩天的情形實在有點尷尬，因為他根本不可能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指揮部。他恍恍惚惚地跑到北倉組織阻擊防線的時候才發現，自己的“裕”字班子中的幕僚們沒有一個跟着他的，都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戰鬥可以不指揮，但是“捷報”總不能不寫，於是，“幕府無人隨者，筆札待理，乃覓本地學究暫為之。”（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卷二之《裕祿自殺》。）他的一個部下終於找到他，這個部下聽見裕祿的第一句話不是詢問戰況而是“想吸皮絲煙”，部下趕快把自己的煙袋掏出來送上，同時還給裕祿奉獻了兩雙布襪子和一點可以吃的東西。這個部下敏感地發現了總督精神上出現的問題，於是“在裕公左右不離，恐其以身殉也”。（同上）之所以想到裕祿可能自殺，因為人們都看見了裕祿手裡總是攥着把小手槍。楊村戰鬥開始的時候，裕祿一直坐在他一隻大椅子上，那就是他的指揮位置，他想親眼看見聯軍如何一下子就把自己布置的阻擊線衝垮的。楊村之戰，他的恍惚症狀更加嚴重了，因為在整個戰鬥的進程中，他一個指揮口令也沒發出，甚至沒有說過一句話。這一次，他沒有絲毫準備逃跑的跡象，反而坐在那裡靜止不動。當戰線崩潰，部下提醒他趕快逃跑，最好一口氣逃到京城去時，他像沒聽見似的一聲不吭，仍一動不動地坐着。他的呆滯木訥的表情，令帝國的官兵們惶然不知所措。

裕祿，字壽山，時年56歲，滿洲正白旗人，喜塔蠟氏，監生出身。1867年出任直隸熱河兵備道，次年為安徽布政使。1874年升安徽巡撫，1887年授湖廣總督，因反對修盧漢鐵路被降職。1889年調任盛京將軍。1898年升為軍機大臣、禮部尚書兼總理衙門大臣，後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裕祿是中國近代史中一位奇怪的人物，可能他的所作所為連帝國的御用史官們都感到迷惑不解，於是，如此身居高位的帝國大員，史料記述文字甚 少，以至其面目含糊不清。近人以他作為帝國前線的總指揮而責罵他“丟失陣地”，“望風而逃”，甚至把他定性為帝國都城陷落的罪魁禍首。可翻遍皇家檔案，就會發現他在執行帝 國政府的指令上沒犯什麼嚴重的錯誤，而且，從對義和團的態度上講，他還是一位“堅定地支持農民運動”的高級大員。他在義和團運動的前期和其他官員一樣，是持鎮壓態度的，並且有屠殺農民的舉動；但是，他一旦“轉變”，就堅決地和義和團的農民們站在一起了，甚至成為一個義和團團教的“信徒”。不可否認，他的“轉變”受到了帝國政府，尤其是受慈禧太后的影響。但是，像他這樣“義無反顧”地支持義和團以及信奉義和團“法術”的高級 大員，在帝國的官員陣營中實在少見。他曾主動聯絡天津的義和團首領張德成等人，將其請入衙門，當做上賓招待。在觀看義和團“法術”的時候，因為堅信不疑而長跪不起，連連乞求神仙關照自己。他對義和團的附屬組織、由年輕女子組成的紅燈照更是充滿崇敬：

拳禍甫作，亂民爭奉之。初居於船，泊北門外大關口。船之四周，裹以大紅洋縐。又有所謂三仙姑、九仙姑者，咸居舟中以侍之。旋為裕祿所聞，乃迎聖母入署，決休咎。聖母至，裕祿跪迎之。既坐督署大堂，裕祿入見，行三跪九叩禮，奉之若神明。禮畢，裕祿上言：“乞垂憫生靈，拯此一方。”聖母曰：“已，令神將用天兵火燒夷兵，不久滅盡。汝無憂 ！”有頃，聖母出署，裕祿復跪送之。（老吏：《奴才小史》，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550頁。）

然而，“夷兵”並沒有被“不久滅盡”，帝國軍隊的一次次的阻擊卻兵敗如山倒。裕祿夾雜在逃跑的人流中，恍惚中心亂如麻。作為前線指揮，他應該率軍拼死阻擊，“以報國恩”，但是，他手上又有朝廷剛剛發來的電報，內容是已經命令李鴻章北上“議和”。既然政府已主張議和，軍隊幹嗎還要打？打狠了，背上破壞議和的罪名，等洋人和朝廷真的和好了，自己現在打得越凶，洋人們不是越要懲辦自己？可是不打，或者打而失敗，也一定是死罪。裕祿明確地感到該到自己死的時候了。在混亂的潰兵中跌跌撞撞的裕祿想到有必要寫一封遺書，至少要找到一個可靠的人把家人老小託付一下，然後再去死。但是，他發現自己的身邊除了狂跑的士兵之外，根本沒有一個他認識的人。最後，帝國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決定就 樣死了算了。

關於裕祿的死有不同的說法。大多數說法來源於《景善日記》中所記的一句話：“裕祿之兵在北倉楊村蔡村等地，大敗三次，裕祿逃匿一棺材店，既而自殺。”根據這一句話，後人設想為：倉促之中，裕祿逃進了一間草屋，抬頭一看，竟是間棺材鋪。他是一個極端迷信的人，突然感到這裡是命運和神靈要求他死的地方，於是，舉槍自殺。更有人發揮設想，說裕祿選擇了一個質量最好的棺材，先躺在裡面，把姿勢弄妥當了之後，才扣動了扳機。

似乎老吏的《奴才小史》之一說更符合當時的戰場緊張氣氛和酷夏的炎熱高溫：

對胸自擊，槍發，躓地亂滾，氣未絕，其仆負之走。途次，死焉。顧倉卒不得棺，以板合為柩，以麵糊於板。又不得衣衾，僅就其所穿血漬之紡綢衫褲以殮之。殮時，而蛆蟲生矣。（老吏：《奴才小史》，載《清代野史》卷一 ，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550頁。）

就在裕祿自殺的同時，帝國的都城內，一支隊伍正宣誓出京接敵。

這就是70歲的李秉衡和他率領的“北上勤王”的部隊。

他是背負着“背叛”的名聲而上前線的，只因為前些日子他還在南方官員聯名敦促慈禧“議和”的奏摺上簽字，現在卻要率眾與洋人們血戰去了。他到底是個“叛徒”還是個“英雄”，歷史的記載一塌糊塗。沒有爭論的史實是，1900年8月6日，他帶兵“赴前敵以御夷 人”。李秉衡可以指揮的軍隊除了2000名武衛軍官兵之外，還有先後到達北京“勤王”的地方部隊：湖北部隊張春發部10個營、曹州部隊萬本華部4個營、江西部隊陳澤霖部10個營和登州部隊夏辛酉部6個營。更為他的迎敵舉動增添悲壯氣氛的是，跟隨他出發的，還有數千北京的義和團農民。這些義和團團員裝束一新，精神抖擻，舉行了大規模的“誓師”儀式，有史料特別記載義和團們跟隨李秉衡上前線時手裡拿的“武器”：

視師，請撥拳民三千人以從，秉衡先拜其大師兄，各持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鈎、火牌、飛劍，擁秉衡而行，謂之八寶。（羅敦融《庚子國變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3頁。）

8月8日，聯軍向北京方向長驅直入，沒有遇到抵抗。給聯軍造成困難的是官兵不斷地中暑和食品的嚴重短缺。聯軍經過的所有村莊都受到徹底的洗劫，但是依舊不能滿足聯軍的基本需要。聯軍洗劫村莊的時候，沒有受到帝國村民的反抗，但是怪事還是不斷發生。比如，行軍中的日本軍隊聽見了一聲撕心裂腹的慘叫，過去一看，一個日本士兵不知被誰捆在一棵樹幹上，士兵的腳下堆積着的柴火正在熊熊燃燒。

這天，聯軍和奉李秉衡令駐守河西務的張春發部和萬本華部接觸。帝國的地方部隊和義和團的農民們混雜在一起，在聯軍密集的炮火轟擊下幾乎立刻潰散。“死者十之五六，潞水（今北運河）為之不流。”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裡發生過激烈的戰鬥，更沒有證據表明北京來的義和團和洋人們打了真正意義上的仗，尤其是“八寶法物”在戰鬥中發揮了什麼樣的威力。 義和團們似乎僅僅在莊稼地里挖了一天的土——這才是帝國農民的真正本行。聯軍衝上來時，看見曠野之中到處都有挖掘的痕跡，如果這是在挖戰壕的話，工程的規模之大讓聯軍不免驚駭。

9日，李秉衡親自率領的部隊到達，立即與聯軍進行了短暫的戰鬥。在很快陷入潰敗狀態的時候，馬玉昆帶領官兵從楊村方向撤退到此了，李秉衡心裡立即燃起希望，因為如果加上馬玉昆的部隊，帝國軍隊在河西務防線上至少有4萬兵力了，於是主張和馬玉昆“合隊防守河西務，並力禦敵”，但是遭到馬玉昆的拒絕，理由是“寇眾我寡，勢不敵”。另外的原因很簡單：馬玉昆沒有理由聽李秉衡調遣。

11日，聯軍向通州城的攻擊號吹響了，李秉衡如同裕祿一樣，感到自己的死期已到。部隊沒有後勤支持，官兵們斷了糧食。從北京出發的時候，帝國政府已明確表示，北京無法供應所需彈藥，彈藥要從“山東調撥”，這兩天他給部隊的命令之一就是：尋找民間鉛器，就地熔化造彈。聯軍的炮聲一響，李秉衡身邊突然沒人了，只剩下他從北京帶來的幾個幕僚。他對這幾個幕僚說：“國運不濟，無力回天，各位另謀生計去吧！”幕僚們紛紛散去，只有編修王廷相不肯走，投河自盡。

李秉衡老淚縱橫，但是他不甘心。他帶領一部分官兵趁聯軍向通州攻擊前進的時候，想迂迴到聯軍後面進行襲擊，但是，在行進到碼頭附近的時候，“所部均不願再戰，相率退去。”

在被慈禧任命為“辦武衛軍事務”還不到兩個月的時候，絕望的老人李秉衡轉身進入一間草屋裡，“仰藥死之”。

他留有一遺書，內云：“軍隊數萬充塞道塗，就數日目擊，實未一戰，而巨鎮小村均焚掠無遺，身經兵火屢屢，實所未見。”（《義和團史料》（下冊）646頁，轉引自《晚清七十年》，（美）龐德剛著，嶽麓書院1999年9月第一版，第439頁。）

這個給帝國的歷史驟然間平添了一層再也抹不去的傷痕的人，臨死前才明白自己是“無可逃罪”，“若再偷生”，沒臉見任何人。

李秉衡的自盡，不是畏罪，而是徹底的絕望。

是日，榮祿入宮向慈禧稟報李秉衡自殺的消息，“君臣相對而泣。”太后言：“皆諸王公及拳匪所釀之禍，使國家至於此也。”（《景善日記》1900年農曆七月十八日。）

李秉衡自殺之後，前來“勤王”的四支地方部隊立即失控，不戰而退，狂奔三日。江西來的地方部隊陳澤霖部的官兵一口氣逃到山東濟寧才停下來——這伙官兵跑到濟寧不跑了，官兵們擺攤做起了生意，拍賣所掠衣裘首飾。

1900年8月12日凌晨4時30分，一聲巨響之後，日軍把通州的城門炸開了。聯軍沒有遇到任何抵抗的帝國軍隊。駐守通州的帝國官員早就逃跑了，只有少數官兵留在城內，這些官兵雖然沒有任何抵抗的舉動，還是全部被殺。被殺的原因和過程很是奇特——竟然是通州城內的平民帶領聯軍官兵把這些官兵抓起來的。《汪禳卿筆記》記載：

聯軍將至，駐通州之將領懼，顧無計遁，皖人方長孺者，將領之至戚也，願代任斯職，大喜，遂棄軍去。方領軍則奸掠極無狀，居民恨甚，洋兵將至，咸赴訴，乃圍而殲之，無一人得逸者。（汪康年：《汪穰卿筆記》，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73頁。）

帝國軍隊在自己百姓的眼裡，竟然如此。

聯軍在通州也沒有放過屠殺搶掠的機會。10萬通州平民當天經歷了和天津城陷落時一樣的巨大災難：“合城之人，死六成，逃三成，有一成未動者，皆老幼殘廢之人耳。”（仲芳氏：《庚子紀事》，載《庚子紀事》。）

通州，北京的門戶。

戰事發展到這時，連聯軍的軍官們都感到不解，甚至心裡頗不踏實了：在已經距離帝國都城僅僅還有20公里路程的地方，沿着腳下的這條大道就可以直接抵達北京城的齊化門（朝陽門），怎麼會沒有帝國的任何一支軍隊？怎麼會不見即使在和平時期也應該存在的都城外圍的軍事防線？

當各國的軍官們得知日本軍隊已經派出先頭部隊，並且前進了將近10公里而“一切正常”的時候，輕鬆下來的內心陡然升騰起立即占領這個巨大帝國都城的衝動。夜晚降臨，聯軍軍官們熱烈地討論着作戰部署，連日的疲憊、恐懼一掃而光，個個都像喝了烈酒一樣，臉上的每一個毛孔里都塞滿了不可遏止的貪婪。

洋人說：點起一個巨大的篝火，讓大清都城裡的人們看到，讓他們發生巨大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