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水面上的繁星

荷花燈上市了。

今年中元節，帝國宮廷里破例沒有京劇演出。往年的規矩是，從農曆七月十五開始，頤和園的戲樓和前門外的戲園子一樣，將夜夜燈火。劇目是固定的，是一個中國式的勸人行善、因果報應的故事，劇名叫做《目連救母》。和民間不同的是，乾隆年間根據這個故事專門編撰了宮廷大戲，改名為《勸善金科》，全劇主題紛雜，故事拖沓，長達240齣，每天演 出24出，10天方能演畢。今年宮廷里雖沒有演戲，但還是照例舉行了小型 的盂蘭盆會的道場，小太監們依舊把上千隻玻璃荷花燈放到了西苑的水面上。夜色下，荷花燈亮晶晶地在平靜的水面上漂浮，如同滿天的星斗。

今年市上的荷花燈好賣。幾乎家家都早早地把買來彩紙、南瓜、西瓜製作的水燈放進了護城河裡，護城河一下像一條綴滿珍珠的絲帶。《京師竹枝詞》云：“繞城秋水河燈滿，今夜中元似上元。”入夜，破敗的京城成了一座仙境般的瑰麗之都。

和往年不同的是，河裡的燈多，觀燈的人少，人們都待在家裡，把房門關閉。在街上歡喜着的全是孩子，他們拿着買來的各式燈籠，買不起燈籠的貧窮的孩子，就把蠟燭插在荷葉上舉着。孩子們一直鬧到半夜。

已經分不清這個明顯帶有宗教意義的節日到底來源於什麼教。道教有“太上三官”之說，謂“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今天是地官清虛大帝的生日，這是“中元節”的正宗來由，自漢以來便有此說。但是，今天佛教徒們也很忙碌，他們照例舉行大型盂蘭盆會，唱誦《佛說盂蘭盆經》，據說第一次在這一天舉行此法事的倡導者，是漢武帝。“盂蘭”，梵語，意為“救倒懸”，佛教經典中為此有一個故事：一個叫做目蓮的孩子自願去拯救道德上出了點兒小問題而被倒懸於地獄中的母親，孩子的真誠感動了佛祖，同時，孩子答應把“百味飲食”和桃、李、杏、栗和棗五種果子放進盂蘭盆內，“以供養十方佛僧”，母親由此得救。今天的中國人似乎沒人再知曉這個故事，偶爾涉及這個故事也不是因為他們崇拜那個熱愛母親的孩子，而是因為一部流行甚廣的武俠小說，在那部小說敘述的這個佛教故事裡，孩子救母親的時候，佛祖命令一群快樂的神仙去把地獄的大門打開，這群神仙的總稱叫做“天龍八部”。

讓京城人心裡發生古怪聯想的是和尚們往河裡放的巨大的法船。船頭立着猛虎圖案，圖案上有手持鐵叉的“開路鬼”。後面站的是兩位表情永遠憤怒的鬼，即“黑白二無常”，其中白衣鬼為“白無常”，俗稱“活無常”，手持一根哭喪棒；黑衣鬼為“黑無常”，俗稱“死有分”，手持一個“勾魂牌”，牌上有字，雲“你可來了，正要拿你”。船艙里的鬼達10位之多，雖然各具名目，但哪一位都不是好惹的，在鬼神名錄上都歸屬於閻王爺之列。

夜晚的窗外，孩子們還在嬉鬧，他們清脆的童音在夜幕下的京城裡飄蕩：“荷花燈荷花燈，今兒點了明兒扔！”孩子們的歌謠令大人們心裡瀰漫着的那種怪怪的滋味更加濃烈起來。

夏風吹拂，滿城水面上的荷花燈盪蕩漾漾地游動，猶如這座城市忐忑不安的氛圍。

不知道京城人是否看見了聯軍在通州城有意點燃的那堆巨大的火堆。

洋人們已經占了通州，這個消息京城人不可能不知道。通州距離京城有多遠，京城人不可能不明白。京城到底能否守得住，京城人嘴上不說，心裡不可能沒有個大致答案。但是，奇怪的是，事情到了這個時候，人們反而沉靜下來，不那麼慌張了，仿佛在等待什麼，全城悄無聲息。

沒有人再議論自己的軍隊“又上去了多少”之類的話題了，到是從朝廷里傳來的一條大臣的奏摺流傳了一下子。這個大臣奏摺的內容是：建議發動群眾，在洋人將要進攻京城的路上，無論是陸路還是水陸，遍地插紅旗，越多越好——“張旗為疑兵，百里皆滿。”說這樣“可以怵夷”。這個話題讓大夥“笑”了一陣之後便沒有下文了。接着，一個驚人的消息又流傳開來，令京城更加寂靜下來，氣氛更加怪異了。消息說：帝國的軍隊沒有失敗！所有關于洋人已到通州的消息全是假的。帶領帝國軍隊和義和團出征的李秉衡不但沒死，而且還獲得了“空前勝利”！不信？聽聽皇上為此發出的“上諭”是怎麼說的：

李秉衡奏，李秉衡、馬玉昆、宋慶與西兵鏖戰，共斃聯軍十餘萬人，實屬奮勇可嘉，李秉衡着賞給雙眼花翎，馬玉昆賞穿黃馬褂，宋慶賞加尚書銜，由戶部撥出庫銀十萬兩，交李秉衡散給官兵，以示激勵，並着帶兵克復天津。欽此。（僑析生：《京津拳匪紀略》。）

和這道“上諭”同時流傳的，還有一個據說是洋人們失敗之後向帝國政府“乞求議和”消息 ，而朝廷為此對洋人的答覆是：要想議和，除非答應如下條件：

一、還通商口岸；

二、只許海口通商，不許上岸；

三、英法各國只稱君主，不得稱大皇帝；

四、不許學中國語言文字；

五、公使歸理藩院；

六、琉球、越南各侵地須還；

七、稅則由我國定；

八、都中不許立使館；

九、不許傳教；

十、要賠我兵費十千萬。

口氣倒像一個真正朝廷的口氣。

儘管京城裡不少人家已經住進了從通州方向逃難而來的親戚，儘管稍微有點常識的人就能看出來所謂“乞求議和”的虛假成份，但是中國人還是興奮地傳播着這種消息，流言導致的片刻快感讓絕望的人們感到興奮和幸福，在如同吸食了鴉片一樣的暫短虛幻的快感中，中國人的願望和現實徹底地混淆在一起了。這種近似狂亂的想像在蒼白的頭腦中逐漸擴大，最後竟然擴展到徹底清算洋人的25條——這個民族脆弱的心靈和奇異的想像力混合在一起，在1900年的動盪日子裡發展到了極致。

皇太后召各大臣會議，立有“和約”25款，送交各國：

一、各國前所索賠款一律作廢；

二、各國應償中國兵費四百兆兩；

三、各國兵船已在中國口者不准駛出；

四、各國租價照今加倍；

五、將總署交還中國；

六、康有為回國治罪；

七、所有各國教堂一律充公；

八、日本將台灣交還中國；

九、德國將膠州交還中國；

十、俄國將大連灣交還中國；

十一、所有教士各歸其國不准再來；

十二、中國仍有管理高麗、安南之權；

十三、中國海關仍歸華人管理；

十四、各國使臣來中國者照乾隆時所定之例不准進京；

十五、另賠義和拳兵費四百兆；

十六、日本亦須照乾隆時例入貢；

十七、華人交通西人及不遵官場約束者歸朝廷治罪；

十八、所有東西洋人於中國官場相見須行叩頭之禮；

十九、外人不准在中國遊歷；

二十、俄國西伯利亞及各處鐵路均須拆毀；

二十一、英國須將新安九龍交還中國；

二十二、各國運來中國貨物應加倍收稅；

二十三、洋人商船到口者須先稟明該處守口中國兵官方准入口；

二十四、大米不准出口；

二十五、凡貨物運往外國者亦須加倍收稅。

（僑析生：《京津拳匪紀略》。）

民間瀰漫着的是美麗的幻覺，朝廷瀰漫的是恐怖的現實：抓緊最後的時間殺人。

7月27日，一群步軍統領衙門官兵來到太常寺卿袁昶的家，“詭言諸大臣在總署相候議事”。袁昶立即上車，官兵扯下車簾，便告之袁昶不去總署了，諸位大臣都在提督府。騾車顛簸着疾駛而去。袁昶的家人當時沒有產生任何懷疑，但是，袁昶直到天黑也沒有回家，一打聽，人已經被關在了刑部。

比袁昶家人警惕一些的是吏部侍郎許景澄的家人。28日一大早，剛吃完早飯的許景澄還沒把上衙門的官服穿戴上，僕人就送進來一張片子，說有個客人求見。許景澄說他要上衙門，沒有時間見客人，僕人出去一會兒又回覆：“客人說慶親王請大人立即到總署，有緊急事協商。”許景澄嘟囔了一句。昨天散衙的時候並沒有什麼緊急公事，是不是軍事緊急了？於是立即出門。這時，機警的僕人攔住了他，說請大人的那位客人窺視內宅的神色令人懷疑，還請大人多加小心！於是，數個隨從跟隨許景澄上了車。許景澄的車剛出胡同口，立即被 蜂擁而上的十幾名營兵裹挾着往北而去。車內的許景澄感到方向不對，營兵們回答：“王爺召集會議改在提督，不在總署了。”車到提督府，營兵們讓許景澄的隨從們回去，說這裡有人侍候大人，話說完，就把許景澄擁了進去，然後推進一間小屋，隨後屋門被反鎖。

正在疑惑的許景澄聽見隔壁的小屋裡有大聲咒罵之聲，仔細聽，是太常寺卿袁昶的聲音：“說我和許大人擅自改旨，證據何在？”他立即明白了什麼，同時也糊塗了起來：改旨？改什麼旨？

袁昶，一個清醒的、糊塗的、對國事認識深刻、對官場認識膚淺的、站在今天普遍的史觀上着實無法評價的帝國官員——真真的是個性情中人。有人把他列入“和帝國主義穿一條褲子的中國人”和“庚子年代著名的漢奸”；也有人稱讚他是個“真正的愛國者”，甚至有人說他“乃真勇者”，“最以氣節學問著。”

袁昶以戶部主事初登官場，任總理衙門章京，後以員外郎身份外放寧池太廣分巡道員，又升江寧布政使。“戊戌變法”後，為總理衙門事務大臣，授太常寺卿。太常寺是專門管理皇家祭祀事務的機構，因為是個級別很高但沒有什麼實際功能的機構，戊戌變法時曾經被光緒皇帝下旨精簡。變法失敗後，這個機構又得到了恢復。三品官職對於袁昶來講僅僅是級別的象徵，他的主要工作是在總理衙門。他堅決主張鎮壓義和團，堅決反對對外宣戰，立場從來沒有含糊過。在滿朝官員都被載漪的氣勢下嚇得不敢出聲的時刻，他一再上奏，鮮明地闡明自己的立場，史料中至今完整地留有他措辭激烈的“庚子三奏”。

6月17日，袁昶在寫給朝廷的第一封奏摺中堅決反對義和團農民們的種種破壞行為：“殺教民，亂秩序，擾民生”，“焚毀盧保鐵路，京津鐵路電杆，又毀京津至張家口電線，特別是破壞鐵路和電線，此皆國家派員出內帑借洋款，集數十年之物力所經營，一旦焚毀千數百萬巨資，深堪惋惜。”他要求政府“治亂國，用重典”，“凡遇頭扎紅巾，身系紅帶，持刀放火殺人之匪”，統統“密拿嚴辦，就地正法，格殺勿論”。同時，他嚴厲指責姑息和縱容義和團的官員在“養癰貽患”：“該匪膽敢潛入京師，盜兵輦轂之下，焚毀教堂，攻擊各使館，縱橫恣肆，放火殺人，震驚宮闕”，“京都為萬國所瞻仰，氣象蕭索，一至於此。自有亂 民不治，任其焚殺叫喊，實貽鄰國之恥笑。”袁昶為此特別開列了應該“拿辦”之人的“懸賞”的規格，價錢大得驚人：“縛獻匪首所謂老師祖大師兄者，賞銀二萬兩，立即超擢官階。擒斬該匪團長一名，賞銀五百兩。余匪計首一級，賞銀一百兩。”應該注意的是，這樣的 奏摺，是在載漪等帝國的大員已經把義和團引進了北京城，全城的官員都在“戶戶開門迎接”的時刻出現的。（袁昶的“三奏”，見榮祿致許應騤書：《庚子拳變始末記 》，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2～169頁。）

一個月之後，也就是在董福祥的甘軍攻打使館總是未果，京城內的教堂一片火海的時刻，袁昶在第二封奏摺中說：“匪以仇教為名，波及使館，復以攻使館之故，波及官民。輦轂之下，任令亂軍亂民縱橫盪決，伊古至今，實為罕見。”“提督董福祥所統甘軍，尤與之聲勢相倚，狼狽為虐，使館附近居民，遭池魚之殃者，不可勝計。”“夫以數萬匪眾，攻四百餘洋兵所守使館，至二十餘日之久，猶未能破，則其伎倆亦可概見，尚得恃血氣之勇，收禦侮之效哉？”他堅決反對對外國使館的攻擊，認為這是違反國際公法的愚蠢舉動：“伏以春秋之義，兩國構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為國之重臣，蔑視其公使，即蔑視其國。茲若任令該匪攻毀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為大恥，聯合一氣，致死報復。”同時，他對各國調兵來華舉動的真正的意圖深感懷疑和憂慮：“今各國紛紛調兵，以帶剿匪為辭，疑之者謂乘機窺竊，信之者謂其心無他，臣愚莫測其究竟。而拳匪種種無法，早當痛剿，已不待外人諄請，更何況外人代庖！”且“在京之洋兵有限，續來之洋兵無窮，以一國而敵各國，臣愚以為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此刻，袁昶已經感到自己的聲音可能招致大禍，但是“臣亦知飛蝗蔽天，言出禍隨，顧念存亡呼吸，區區螻蟻微忱，不忍言，亦不忍不言。是用冒死具奏，伏祈太后皇上聖鑒。”（同上）

第三次上奏的時候，可以說袁昶是真的不想活了。那時李秉衡到達了北京，慈禧重新堅定了與洋人決戰的信心，滿朝官員們跟在載家兄弟的身後歡呼雀躍，準備帶領各地勤王部隊和手拿各種“法器”的義和團出京迎敵。就在這樣的時候，袁昶“請殺主持義和團大臣”的奏摺到了慈禧的案頭。不要說這是直接主張殺載家兄弟的奏摺，其實奏摺上主張該殺的人已經包括了慈禧本人。奏摺堅持一個觀點，那就是目前的局勢已是危機迫在眉睫——“竊自拳匪眾肇亂，甫經月余，神京震動，四海響應，兵連禍結，牽擎全球。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成千古未有之奇災。”袁昶這一次直截了當地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了支持義和團的官員，並且公開主張只有殺了這些人帝國才能安定下來——“今之拳匪，竟有身為大員，謬視為義民，不肯以匪目之者。亦有知其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無識至此，不特為各國所仇，且為各國所笑。”他深刻地指出亂民可以“扶國”，同時也可以“傾之”，認為帝國造反的農民喊出“扶清滅洋”幾同“以天下為兒戲”。且質問：“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之洋人而言？”如果“僅滅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若盡滅五洲之洋人，則洋人多於華人十倍。”因此，把這個包藏禍心的口號當做支持亂民的理由的官員“尤可誅”。袁昶最後貨真價實地開列了應該殺的帝國官員的名單，其中包括：山西巡撫毓賢、直隸總督裕祿、甘軍首領董福祥、大學士徐桐、軍機大臣剛毅、趙舒翹和啟秀等，並且要求把附和這些官員的人“一律治罪”，不得因為是皇親國戚就饒恕他們。他還要求，等國家一旦安定下來之後，再殺自己——“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同上）

據說慈禧看了這封奏摺後，只說了一句話：“此為有膽之人。”

那天袁昶一回到家即對家人表示：“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死在亂民手裡，曷若死於司寇。苛死而朝廷頓悟，吾無憾矣。”（同上）家人圍着他哭，他告訴家人自己以身殉國之後，他們是留京還是回南方老家，隨便。

慈禧當時沒有動怒而殺袁昶，是因為慈禧對袁昶的印象一直不錯，她曾說過：“此人甚好。”其主要原因是“戊戌年曾以康有為之陰謀奏予知之”，由此而來可見袁昶在戊戌變法中反對變法的觀點也直言不諱——那時他是站在慈禧的“後黨”一方的，而現在，他顯然是在光緒皇帝一邊的，從這一點上看，無論歷史給袁昶下什麼定論，可以肯定的是，他絕不是一名投機政客。因此，在那群渾渾噩噩、蠅營狗苟、把國家當做賭場的帝國官員中間，袁昶的形象多少令人心頭一亮。

而許景澄是個帝國官員中典型的懂洋務的人。他先後擔任過中華帝國駐法、德、意、荷、奧、俄、比利時等國的公使，“戊戌變法”後被授予總理衙門事務大臣兼禮部侍郎。他正督辦修建鐵路，是義和團們心目中典型的“二毛子”。在中法戰爭的時候，他是堅決主張宣戰的大臣之一，後來帝國的戰敗使他經受了極大的官場風險。而今，他的觀點和袁昶一致，堅決反對對各國宣戰，而他知道這一次他要承擔的政治風險更大了。許景澄特別反對對使館的攻擊，這個長期在國外擔任大使的人，深知這是違背國際公法的行為。但是，這一切都 不是他被列入死亡名單的原因。根據有關史料的記載，慈禧對他產生怨恨的瞬間，是在決定宣戰的第四次御前會議上。那次會議就要結束的時候，光緒皇帝拉住了許景澄的手，那個君臣相對流淚的情景讓慈禧對許景澄一恨就恨到了只有殺之為快的程度。

即使慈禧有隨意殺人的權力，殺帝國的官員也需要能夠說得出理由。據說，袁、許二人的罪名是“擅自改旨”。所謂“聖旨”，是慈禧以光緒的名義發給南方各大臣的一個聖旨，其中有“逐殺洋人”的字眼。但是，聖旨發出後，南方官員們並沒有執行。李秉衡到北京後，慈禧就此事問這個從南方來的官員，李秉衡回答：“沒有看到殺逐之諭。”這一下慈禧懷疑了起來，便命令剛毅等人查。結果，剛毅第二天就復奏，說是袁昶和許景澄擅自把聖旨改了，把“逐殺”改成了“保護”。慈禧勃然大怒。按照帝國的法律，擅自改旨應治以斬刑。

即使現在看來，剛毅的“調查結果”也是徹頭徹尾的捏造。

袁昶、許景澄的家人第二天便慌亂了起來。身為帝國大員，說抓起來就抓起來了，連具體的罪名都沒有，兩家人連夜奔走探詢，但始終沒有得到確切的消息。第二天，一夜未眠的兩家人得到了刑部提牢傳出的消息，讓他們準備紅繩。帝國高級官員如果因罪被判死刑，綁赴刑場時必須要用紅絨繩。兩家人目瞪口呆。

沒有審問。從被捕到行刑，沒超過兩天。

平時驕橫十足的袁、許兩家人頓時沒了主意，慌亂地開始拿着大筆的巨額銀票企圖挽回局面，結果銀票還沒來得及送出去，就聽說刑部官兵和一夥義和團員已經押着囚車出了宣武門。兩家數十口人趕到菜市口的時候，帝國大員袁昶、許景澄二人已經人首分離了。袁昶的腦袋滾落在一塊草蓆上，這是有人事先向劊子手行賄的結果。因為沒有事先打點，許景澄沒能落得如此待遇，他的腦袋被砍落在泥沙里，鮮血和泥沙混合在一起，使他頭顱面目模糊，家人幾乎辨認不出。

由於死刑執行得迅速，刑場上的情形兩家人都沒有看見，只有依靠目擊者的描述。監斬的是載漪的弟弟載瀾和大學士徐桐的兒子徐承煜。時任刑部侍郎的徐承煜是個有趣的人物，他和他的父親都是1900年間帝國官場上的滑稽角色，無論幾天之後他父親的死還是數月之後 他的死，都死得十分富有戲劇性。

當徐承煜看見推着袁昶、許景澄的囚車遠遠走來的時刻，他和載瀾的心情是愉快的，至少是被聯軍不斷向京城逼進的消息弄得心情壓抑以來難得的愉快。但是，在西方生活過多年的許景澄是見識過世面的，他始終在微笑，而袁昶可不那麼老實，跪着聽完聖旨之後，突然開了口。先和載瀾鬥嘴：

行刑之時，袁神色自若，言曰：“予惟望不久重見天日，消滅僭妄。”蓋謂端王專橫凶僭，蒙蔽太后之聰明也。瀾公監刑，怒斥之曰：“汝為奸臣，不許多言！”袁毫無畏懼，仍大言曰：“予死而無罪，汝輩狂愚，亂謀禍國，罪乃當死也。予名將長留於天壤，受後任之愛敬！”（《景善日記》1900年農曆七月初三日。）

然後，袁昶扭頭笑看許景澄，言：“不久將相見於地下，人死如歸家耳。”

但是，袁昶至死也不明白判自己死刑的罪名是什麼。在刑部大牢裡，袁昶對許景澄表達了這種疑問：“死不足惜，罪名為何？”

許景澄笑道：“日後便知，何必計較！”

許景澄是明白的。他知道這個帝國肯定是完了。那些慫恿義和團和主張宣戰的人，已經感到大勢已去。聯軍攻破京城的時候不會太久了。既然大勢已去，他們必定要在最後的時刻剷除在政治上和他們對立的一切人，以免這些人會告訴後人如此混亂歷史中的一些真相。

沒有慈禧的手諭，載漪一夥是無權斬殺帝國如此級別的大員的。在這個時刻，再愚蠢的人也該估計到局勢的結局了，生死未卜的慈禧不允許她在政治上的反對者還活在這個帝國里。

幾天之後，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被捕。值得注意的是，這三位大臣中竟然有兩位是滿人。

時年62歲的聯元被稱為“滿奸”。他是同治七年（1868年）的進士，字仙蘅，滿洲鑲紅旗人，崔佳氏。在京城做了暫短的京官後，外放安徽任太平府知府，後任安慶知府、廣東惠潮嘉道和安徽按察使。戊戌之後入京，以三品京堂候補，在總理衙門行走。他的內閣學士 和禮部侍郎的任命僅僅是數月之前的事情。在地方做官的時候，“皆著聲績”。在汕頭，他因為嚴厲懲罰了和英國商人串通一起坑害百姓的中國商人而獲得聲譽。同時，這是個有獨立思想的滿人官員，常常因為大膽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而陷入險境。慈禧把光緒軟禁起來企圖 廢掉他的帝位時，聯元竟然對着慈禧說出“皇帝當保全”的話，當時慈禧臉色就陰沉了下來，那意思是：皇帝當保全，難道你自己不當保全嗎？義和團興起之後，聯元在對待義和團的態度上、宣戰問題上以及殺洋人和教民的問題上，一直和慈禧唱反調：“前史，兩國失和，無戮使臣者。公法以不能保護使臣之國為野蠻之國，今使署洋兵，不過千餘人，聚而殲之，固非難事，然各國合而報我，不幸而京師不守，則其禍極烈。”（羅敦融：《拳變余聞》，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版，第216頁。）為此，在第三次御前會議上，慈禧一怒之下差點把他殺了。最後，這個載漪眼裡的敵人終於被捕了，罪名是“任意妄奏，語涉離間”。

另外一個滿人是立山。這是個以微寒的出身奮鬥到擁有萬貫家財的暴發戶的典型，是無論官運還是財運都順暢亨通的幸運人物。他本是漢軍人，原名楊立山，從小以包衣身份入正黃旗，土默特氏。他由官學生起家，1875年任護軍參領，1878年出任蘇州織造，在這個肥差上任職達四年之久。1883年回京任職，攬了個承修南海工程的美差，完工後得到慈禧的歡心，賞了個二品頂戴花翎。他當過公認是最有機會發財的內務府大臣，同時還兼任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戶部侍郎和鑲白旗滿洲副都統。1894年慈禧60壽辰的時候，他因為給慈禧進貢“玉石仙台”等名貴禮物而得到“加賞太子少保銜”、賜西苑門乘船、紫禁城內騎馬等一系列“殊榮”。他的官運亨通和財源滾滾源於他的大量行賄和與大太監李蓮英的親密關係。他終於成為帝國的一個“豪富”之人，同時又是一個“風雅”之人。他善於鑑別瓷器字畫，“收藏甚富”，同時愛好戲曲，廣結京師名優。據說他的死和義和團們看上了他家的那座殷實之府有關。《凌霄一士隨筆》中有對他的日常生活的描述，是立山的一個朋友所寫，這位朋友稱立山家“園林之勝，甲於京師諸府”：

自園門至後院，可循廊而行，雨不能阻。山石亭榭，池泉樓閣，點綴煞費經營。演劇之廳，原為吾家廳事，後歸尚書，予為布置，可坐四五百人，時鴉片盛行，設榻兩側，可臥餐煙霞、靜聽詞曲。男伶如玉，女齡如花，迭相陪侍，戲劇有不雅馴不合故事者，予為改正之，群呼為顧曲周郎。凡冠蓋而來者，冬初則一色雞心外褂，深冬則一色貂褂。王府女眷，珠翠盈頭，小內監二人，扶掖而至，相見以摹鬢為禮。粉脂之香，馥郁盈室，復有時花列案，蓓蕾吐芳，春則牡丹、海棠、碧桃等卉，謂之唐花，夏則闌芷木香，秋則桂花滿院，猶有滬上佳卉來自海舶者。雕檐之下，鸚鵡、八哥、葵花等鳥，懸以銅架，喃喃作人語，與歌聲互答。酒酣燈斕，時已四鼓，賓散戲止，優伶各驅快車出城而去，此可謂盛矣。（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卷三之《立山之富奢》。）

家裡有錢，人又善於交際，並且特別“開通”，又有不少洋人朋友，作為帝國高官的他，有時竟然穿着西服革履到處逛。他還是個花花公子，喜歡出入妓院。他的死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還和一名叫做“綠柔”的妓女有說不清的干係——這名妓女同時也是載漪的弟弟載瀾的相好，滿城皆知他和載瀾為此爭風吃醋，問題是連王公載瀾也不如他的錢多-“妓羨其多金，疏瀾而親立。”這是載家兄弟心裡的一個大疙瘩。

但是，正是這麼一個官員，在政治上卻鋒芒畢露，其固執爽快，倒頗是條漢子。和聯元一樣，他對光緒皇帝被軟禁有點看法，在所有的官員都與皇帝儘可能疏遠的情況下，他怕皇帝在軟禁的小屋裡受凍，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特地給皇帝製作了個避寒的屏風送到瀛台。被慈禧知道後招他質問，他坦然承認，並請求懲罰。慈禧命令太監打他的嘴，他表示還是奴才自己打自己為好，於是“自批其頰，至紅腫不堪”。他對人解釋說，他這樣是“不願辱於閹人之手”。立山犯顏直諫的舉動使朝野群臣驚愕不已，也使很多人對這個靠貪污行賄發財的花里胡哨的官員刮目相視。

義和團“舉事”之後，帝國危亡在即，立山的政治鋒芒更加尖銳。在慈禧召集的御前會議上，主戰派和主和派吵成一團，主戰的慈禧看了立山一眼，心裡想，平時對這個奴才多有賞賜，這個人應該說是“自己人”，於是當着群臣問立山：“汝言如何？”誰知道，立山沒有猶豫，立即脫口而出：“吾主和！”話音未落，在場的官員“莫不驚異”。載漪當即就罵立山“與夷通”。慈禧的表情難看了。帝國宣戰之後，在載漪的帶領下，早就盯上立山的豪富之家的義和團們終於抄了他的家，理由是有人揭發，立山暗中接濟洋人，他的家裡有一條通往洋人教堂的“地道”——這是徹底抄家的最好的理由。於是，立山的豪宅立即被農民們“焚劫一空”，立山本人也被捕入獄。在牢獄中的日子裡，包括莊親王載勛在內，許多官員為他求情，慈禧也沒有殺他的打算。但是，在載漪的強烈要求下，慈禧終於動搖了。載漪說：“今不誅立山，明日恐將無及。”無法理解“今天不殺就來不及了”這句話的真實意思，但可以揣摩出載漪的另一番擔心：洋人們真的要打進來了，如果是那樣，立山這傢伙肯定得意之極，與其讓他得意，不如現在殺了他！

聯元被押上刑場要被砍頭的時候，突然刑場上一陣騷動，載瀾騎着高頭大馬飛奔而來，在他的馬前馬後，一群義和團呼喊着，簇擁着。載瀾的馬後拖着一個東西，在塵土中亂七八糟的一團。馬上就要挨一刀的聯元竟然有心好奇，問：“此為何物？”有人應聲：“立山大人！”原來，最後決定處死立山之後，載瀾親自前往刑部大牢，捆住立山的手腳，“系馬後拖拽而出，及就刑，面目狼藉，氣瀕絕矣。”（《庚子詩鑒》，《義和團史料》65頁。參見《清代人物傳稿》（下編）卷六，清史委員會編，遼寧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214頁。）一個往日花天酒地依紅偎翠的人物，在劊子手還沒下刀之前，就已經成為一團凌亂的血肉了。

沒有人敢為被殺的大臣們祭奠，包括他們的家人。在那個瘋狂的時刻，哪怕做出任何一點表示同情的舉動，都可能會被載家兄弟當做“漢奸”或者“滿奸”而被綁在馬後拖個骨肉分家，或可能會被義和團們當做“二毛子”、“三毛子”斬盡殺絕。

另外一個被判死刑的是已經79歲的兵部尚書徐用儀。這個老人直到不久前才當上了他一輩子都渴望的尚書。如果說他在官場上犯過什麼“錯誤”，那就是他曾經表示過，不贊成立端郡王的兒子為皇儲。現在，帝國把他抓起來的理由是：有人報告，在袁昶等人被殺之後，這個老頭掉了眼淚。老人死後，屍體被放在一個破廟裡，沒有任何人敢去收殮，很久之後才去了一個人，是他的兒子。徐用儀臨死的時候說了這樣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死在洋人沒有進京之前，也算是福氣。”直到帝國的災難平息之後，辛丑年二月，徐用儀的遺骸才被護送南下。史書對此記載道：“江督以下官吏，暨南數省士夫，並致祭焉。”（羅敦融：《拳變余聞》，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版，第220頁。）

只有一個例外。當立山被載瀾的高頭大馬拖往刑場的時候，當立山的那團血肉在帝國京城的黃土中翻滾的時候，路邊公然跪着一群人，明目張胆地“為立山大人送行”。這些不怕死的人是被大清帝國鄙視地稱之為“戲子”的人，其中有很多是家喻戶曉的名角，其中一個唱武生的，以善於演悲壯的古代英雄而名噪全國，他的藝名叫“蓋叫天”。

此時，距離聯軍攻破北京城牆僅僅還有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