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渡橋橫鐵索寒”，提起瀘定橋，幾乎所有人都會想起紅一軍團二師四團二連22名勇士在槍林彈雨中“飛奪瀘定橋”的故事。但實際上，當年第一撥攻進瀘定城的，並非是從橋上過去的二連戰士，而是在瀘定橋下游2公里左右渡河過去，並溯河而上擊潰瀘定守敵的紅四團七連六十多名戰士，其中就包括當時年僅18歲的吳清昌。

　　“至今我仍然為七連的戰友們感到驕傲，雖然我們並沒有二連那麼有名。”吳清昌說。

　　一天一夜行軍240華里三分之二的人掉隊

　　1935年5月25日，紅軍17勇士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成功，極大地鼓舞了部隊的士氣。不過，由於沿河的船隻大半已經被國民黨燒毀，紅軍最後只找到了三艘小渡船。當時大渡河水暴漲，要載一船人過河至少得花一個多小時，船少人多，要按照預定計劃將紅軍全部運至對岸已經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於是中央軍委果斷作出了一個新的決定:奪取瀘定橋，除已經到達對岸的部隊，全軍其餘人馬都從瀘定過河，而奪橋這一任務則由紅一軍團二師四團完成。

　　當年5月28日，敵人得知我軍已在安順場突破大渡河之後，派重兵圍堵，形勢急轉直下，中央軍委電令紅四團:奪橋日期提前一天，務必在5月29日攻入瀘定城。而在接到電令的時候，紅四團距離瀘定還有240華里路程。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按照正常的行軍速度，一天一夜要趕完240華里是很困難的事情。何況這個時候紅四團剛經過鏖戰，全團的人都非常疲憊，加上山道又窄又滑，當時正下着瓢潑大雨，怎麼才能完成中央軍委交待的任務?

　　“不完成就是死路一條!”吳清昌回憶起當初的情景，至今仍有點後怕，畢竟他那年只有18歲。不過在團長黃開湘和政委楊成武的鼓舞下，全團的士氣開始高漲起來，“走完二百四，趕到瀘定橋”，大家在氣壯山河的口號激勵下，全團人馬朝瀘定橋方向全速前進。

　　很快天就黑了，伸手不見五指，如注的大雨澆滅了火把，卻澆滅不了大家心中的信念。由於時間緊張，根本來不及吃飯，所有人都是空着肚子在急行軍。實在太餓了，就抓一把生米送進口裡，實在太渴了，就捧把雨水喝一口。吳清昌說，途中有人體力不支倒下去了，有人實在趕不動了還拄着拐杖往前走，但卻沒有一個人叫一聲累。

　　5月29日凌晨，紅四團順利抵達瀘定。“那個時候我看了看部隊，其實也就到了三分之一，大部分人都因體力不支掉隊了。”吳清昌說，“不過對付這裡的白狗子，這麼多人足夠了。”

　　“偷渡”大渡河七連率先攻入瀘定

　　達到瀘定後，沒有太多的時間進行考慮，稍微布置了一下後，奪城的戰鬥馬上打響了。

　　“當時團里把人分成三撥，一撥負責奪橋，一撥負責掩護，另一撥也就是我們七連，負責從下游偷渡過河，再和奪橋部隊配合夾擊守城敵人。”吳清昌回憶說。

　　說是一個連，但經過湘江戰役的大減員之後，人數已經比原來少了將近一半，加上一部分人在那240華里的行軍過程中掉隊，人就更加少了。吳清昌說，當時全連總共也就六十多個人。

　　當時渡河地點選擇在瀘定橋下游2公里處，因為在這裡大渡河拐了個彎，划船過去不容易被發現。而所謂的船，其實就是現扎的兩隻木排。於是，在湍急的河水中，吳清昌和他的六十多位戰友們一起，撐着“好像被水一衝就會散”的兩隻木排，往對岸划去。

　　“由於敵人沒想到我們會從這個地方撐木排過去，所以對岸一個守兵也沒有。”吳清昌說，渡河過程很順利，沒有一個同志犧牲，六十多位七連的勇士們就按時到達了對岸。

　　過河之後，經過簡單的調整，大家就開始沿着大渡河往上遊走，在接近瀘定城約250米的地方，他們被敵人發現了。“有個敵人喊了一聲，接着許許多多的子彈就飛過來了。”吳清昌說，他和他的戰友們只有端着槍往前衝，“其實我心裡還是有點怕的，但怕也沒用，不往前走就沒辦法。”就這樣，敵人的火力漸漸弱了下去，而吳清昌他們也離瀘定城越來越近了。

　　就在他們將要攻進去的時候，突然敵人的子彈又密集了起來，好幾個猝不及防的戰士們中彈犧牲了，其中包括吳清昌同班的兩位戰友，“眼睜睜就看着他們倒下了，卻沒有時間去看。哭?那時連哭的時間都沒有。”吳清昌回憶起這一段，至今仍是感慨萬千。而就在這一刻，吳清昌本人也受傷了，“突然手指一熱，低頭一看，左手食指第一節已經飛掉了。”衛生員衝上來為他簡單包紮後，吳清昌和戰友們一起沖入了瀘定城，敵人終於開始崩潰了。

　　“我們朝着橋頭方向進攻，敵人稍微抵抗了一會兒，很快就退走了，這時候，那邊的大部隊也衝過來了。”吳清昌說，這個時候他才意識到，自己的一個手指永遠沒了。

　　到陝北後全班就只剩我一個

　　“不高興?沒有!瀘定是紅四團的戰友們一起打下來的。再說，相比起班上那兩位犧牲的同志，我應該感到很幸福了。”當被問到有沒有嫉妒二連時，吳清昌立刻就否定了，不過語調卻有點哽咽，他說自己是想起了那兩位犧牲的同志，那是和他一起從江西出來的最後兩位戰友。

　　“你讀過歷史，肯定知道中央紅軍從江西出來時有八萬人，但經歷了湘江戰役後，人就只剩下一半了，我的很多好朋友就是在那個時候犧牲的。”吳清昌輕輕嘆了口氣。在接下來的日子中，朋友們一個個離他而去，班上又不斷出現一些新的面孔，但在參加戰鬥時往往是沒多久就又有人犧牲了，“於是班上又有了比那些更新的面孔”。

　　“到達陝北後，我們班上我就只認識我自己。”吳清昌感嘆，“全團我還能說得出名字的人也沒有幾個了。”

　　其實，在長征中，吳清昌失去的不僅僅是戰友。據贛州干休所的劉書記介紹，當年吳清昌之所以參加紅軍，是因為“家裡實在是太窮了，連口燒飯的鍋都沒有”，而跟他一起出來的，還有兩位哥哥，不過都在長征過程中犧牲了。“我們家是五兄弟，老四犧牲了，有個烈士的稱號，可老三是什麼時候走的，怎樣走的我們至今都不知道。”時隔多年之後，吳清昌仍然十分感傷。

　　吳清昌說，他在長征中最危險的一次是在翻越夾金山時。“那時候快要到山頂了，我實在是走不動了，雙腳仿佛就是棉花做的，提不起一點力氣。所以當時我什麼都不顧了，就坐在了地上，心裡想着‘就這樣吧，如果走了也好’，這個時候幸虧有人硬把我支起來，扶着我翻過了雪山，才救了我一條命。”

　　“所以說，人活着就是最大的福分。”吳清昌說。

　　現在，只要天氣允許，吳清昌每天都會走上個四、五華里，“這是我鍛煉身體的方式”他爽朗地大笑。其實，接受採訪的那天上午，他剛剛出院，但他給記者的感覺，依然是那麼神采奕奕。

　　或許，那是一個時代、一個特殊群體的典型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