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408的“廣闊天地山鄉歲月”，讓我想起我的兩位下過鄉的姐姐。尤其是大姐，估計是第一屆下鄉的，初中剛畢業（也許還沒有畢業呢）就走了。這一去就是十好幾年！

很小的時候大姐照顧過我，經常帶我玩。現在還記得，她當年抱着我為我唱的一首她自編的歌曲的歌詞。不過，在我整個的小學時期，對大姐幾乎沒有什麼印象了。因為那段時間，大姐一直在鄉下插隊。幾年以後，大姐招工去了另一個城市作紡織女工。工作三班倒，月工資18元人民幣。有時候，捎點錢回來，或者是山區的又黃又亮的大橙子，只是很少回家。

大姐去的地方雖不算太遠，但交通極為不便。往往下水行船需要一天一夜，上水行船沒有兩天兩夜是絕對到不了的。我讀大學以後，曾經專門乘船去看過大姐幾次。直到近八十年代末我出國之前幾年，大姐才千辛萬苦調回到本市。

二姐下鄉要晚幾年，去的地方條件要好一些，後來招工也很順利。不僅回到了城裡，工作單位也很不錯。只是，上大學的時機錯過了。每每想起兩位聰明能幹的姐姐失去了上大學，豐富自己的人生和學識的機會，便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心痛！

（二）
好幾年前，我回到國內探親。感覺大部分大學時的同學們，包括後來上了大學的中學同學，狀況都還不錯。有教書的，當官的，發了財的也有好幾個。而在我大姐那一代人中，下崗的，半下崗的，早退（休）的，比比皆是。每天來幫助我母親做做飯，打少衛生的一位鐘點工婦女，曾經也是一位因病留城，雖然沒有下過鄉，但也被時代所耽誤的女青年。個別膽子大的，頭腦靈活，又有點門路的，聽說也干出番事業。不過，畢竟才學有限，又急功近利，被抓的，砍頭的，也有那麼一兩個。大姐親口對我說了一句當時流行的順口溜：毛爺爺要我們下鄉，鄧爺爺要我們讀書（大多數已過了讀書的年齡或者缺乏基礎），江爺爺要我們下崗（無文憑）。其中酸楚，又有多少人知道！

（三）
我的運氣算好。初中畢業的時候，高考已經恢復了。上山下鄉的風聲雖然還沒有完全過去，但已經日薄西山，氣數將近。母親單位的下鄉知青，一些同學朋友的哥哥姐姐，陸陸續續回到城裡。好像再不回來已經不行了，據說後來的知青和老鄉關係鬧得很僵。有個地方，甚至出了個“xx游擊隊”。這些回城青年一邊待業，一邊準備去做理髮員、售票員等所謂“八大員”。

儘管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避免了下鄉的命運，但我們也同樣受到文革和上山下鄉政策的影響。由於上山下鄉政策的影響，很多家長、學生都不把讀書、學習當作一回事。就像當年在我們學生中流行的“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語”一樣，反正學不學、學好學壞，都是上山下鄉修地球。如此一來，學校懶得教，學生懶得學。當年能夠搞個病殘留城，當工人做“八大員”已是很不錯了。路子硬的，當兵的不少。恢復高考以後，一時能夠考上大學的真是鳳毛麟角。同時更多的人（包括我的許多小學、中學同學）因為基礎不好而落榜，成為上山下鄉政策直接或間接的受害者。七十年代末、整個八十年代，大學是足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的。

（四）
有些人對上山下鄉的感覺或許並不壞。不過，個別人的“良好”經歷難以減輕上山下鄉運動的過失，無法掩飾上山下鄉運動對絕大多數知青的傷害。孤立地看，上山下鄉只是某個人的異想天開，受到影響的只是社會中的一部分青年。整體而言，上山下鄉是文革動亂的一個組成部分。把當年的階級鬥爭，文攻武衛，停工停產，破“四舊”，荒廢教育、上山下鄉等種種荒謬行為聯繫起來，就不難看出這一整套乖張舉動對中國天翻地覆似的危害了。國家之不幸已甚，知青之命運猶憐。

（同意18408所言，農民更可憐。不過，這是另一個題目了。我對鄧公的看法，卻與之相左。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