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過渡禮儀的兩個慶典
——對元旦與春節關係的表述*

高丙中

無論是在國家的日曆類別里，還是在學術文獻的表述里，元旦和春節在過去90多年裡一直都是兩個不同的節慶，甚至被認為是相互對立的社會力量的價值表達形式。實際上，在談到中國的時間框架、年曆、節慶、公共假日等主題的時候，人們總是習慣把元旦與春節看作中國近代以來多種對立關係（如現代與傳統、官方與民間、西方與本土、科學與迷信、理性與習慣）的兩個代表。

　　對於中國社會的民俗（folklore）研究，通常都把"俗"（lore）和"民"（folk）在時代定位上割裂開來。"民"是生活在當代的，"俗"卻是傳統時代的文化。學者們到民眾的現實生活中進行調查，搜尋民俗研究的資料，總是對調查對象的日常活動中的舊文化因素比較敏感，結果，他們呈現的往往是當代人生活中的古代文化因素髮揮作用的局部圖景，造成一類當代人活在當下的空間裡卻在文化上活在古代的印象。或者說，這些以社會調查資料為基礎的論著所表述的現實生活總是片段的，沒有完整感。這種學術的思想方式不能夠把研究對象表述為一個現實的整體。我認為，民俗研究除了關注當代社會中的傳統遺留物，還要大力提高表述普通人的現實生活的完整圖景的能力。這是我在十多年前開始倡導的民俗整體研究的取向[1]，它與把"民"和"俗"加以分割的事項研究的取向是很不相同的。以節日的觀察與研究為例，事項研究的取向基於"民"與"俗"可以分割的觀念，很自然地把民眾生活中的節日、假日區分為傳統節日與現代節日或"洋節"，把社會生活呈現為群體之間對立的（一些群體過現代節日，另一些群體過傳統節日）、自我內部分裂的（個人掙扎在現代性的與傳統性的節慶活動的兩難選擇之中）；整體研究的取向基於"民"與"俗"一體的理念，在把"民"看作當下生活的普通人的同時，把"俗"看作現實生活的文化模式，也就是說，節日活動無論其構成要素在來源上是否有古今中外的分別，在社會階層上是否有對不同要素的偏重，都在第一層次被看作共同體的現實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

　　基於此，我嘗試把元旦和春節的關係置於法國人類學家、民俗學家范·哲乃普（Arnoldvan Gennep）的"過渡禮儀"（rites de passage ）的理論中來分析，並由此體現我所信奉的"把學術定位於不斷以新的方式表述現實從而影響現實走向"的觀念。"過渡禮儀"的分析模式（schéma）是范·哲乃普在《過渡禮儀》中發展起來的。他認為，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在空間、時間以及社會地位上都經歷着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轉變，特別是在兩個精神世界（即平凡或世俗與神聖或宗教）之間的來去；通過將這些轉變行為劃為一種專門的禮儀種類，便可從中分析出一個共同的儀式進程（séquence cér émonial），統稱為"過渡禮儀"，包括三個階段：分隔禮儀（rites de s éparation）、邊緣禮儀（ritesde marge）以及聚合禮儀（rites dpagrégation）.[2]他證明，人類社會形形色色的儀式中有這樣一個普遍的類型，幫助個人和群體在心理上、文化上和社會關係上從一種狀態過渡到另一種狀態，並且其中的過渡是一個多階段的過程。用今天的概念來說，過渡禮儀是一種階段性的社會再生產的儀式活動。

　　在最近三四年，民間節日成為中國學術界（尤其是民俗學界）關注的一個熱點。越來越多的節日活動受到公眾的注意，大量相關的出版物發表出來，接二連三的研討會吸引着廣泛的學術參與。2005年，中國民俗學會在北京主辦了"民族國家的日曆：傳統節日與法定假日"國際學術研討會，還與五個省市的學術機構合作，在當地召開圍繞特定節日的研討會，舉辦地方特色的節日慶典。受張舉文博士對於范·哲乃普的過渡禮儀的研究的啟發，試把節日納入范。哲乃普的理論範疇。我在藉助"過渡禮儀"的概念以及"過程分析"的視角來審視元旦與春節的社會史的時候，認識到它們在今日的中國是作為一個過渡禮儀的兩個階段而存在的。也就是說，儘管元旦和春節在發生學上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新年，並且在文化要素分析上分屬現代與傳統的不同範疇，但是在中國當前的社會生活中，它們實際上已經演變成同一個新年過渡禮儀的兩個慶典。

　　一、一個日曆年，兩個新年慶典

　　同一個民族在一年裡出現兩個新年的奇特事情，是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的現代遭遇的一個縮影。在辛亥革命創立中華民國之初，政府為了標榜自己的現代性，放棄作為王朝遺產的"夏曆"的官方地位，改用號稱"公曆"的西曆（格里高利曆），以西曆的1912年1月1日為中華民國第一個新年。1914年1月，政府又頒布法令確定舊曆的新年為"春節"，並說，在這一天，"凡我國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員亦准給假一日"①。「1914年1月，中華民國政府內務部在致袁世凱的呈文中提出："擬請定陰曆元旦為春節，端午為夏節，中秋為秋節，冬至為冬節。"轉引自伍野春、阮榮：《民國時期的移風易俗》，載《民俗研究》，2000（2）.」夏曆的1月1日被剝奪了原有的名稱"元旦"、"新年"，這些名詞被轉給公曆的1月1日之後，它就成了"春節".民眾沒有接受用夏節、秋節、冬節分別替代端午節、中秋節、冬至節的新命名，卻逐漸接受了"春節"的說法，儘管他們自己更習慣稱之為"（過）新年"、"（過）大年"。

　　在革命的氛圍中，格里高利曆的新年被用"元旦"之名在法律上確定下來，是要取代中國固有的新年及其過渡禮儀的，結果，在一個社會裡出現了兩個新年慶典並行於一個日曆年的局面，這是出乎規劃中國的現代化的知識和政治精英意料之外的。與日本在起點上相似但後續故事不同，中國的現代化在清末也是採取循序漸進的"維新"思想，但是中國的民族危機促使新興的政治和知識精英在極度的焦慮中偏向激進思想，在接受西方影響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主流的思想方式，即把中國固有的社會事物和文化界定為落後的"舊"，都急迫地需要用西方的"新"事物來取代。他們傾向用"破舊立新"的策略實施社會再造。不難理解，他們是把新的日曆以及附着在其中的新年作為標誌性的歷史進步來訂立與推行的。

　　中國傳統的節日體系所依據的曆法是"夏曆"，是一種兼顧月亮和太陽的變化周期的日曆（陰陽合曆）.陰曆依據月亮的弦、望、晦、朔確定月的周期，陽曆依據從地表觀測到的太陽作用的變化確定年的周期（漢代完備起來的二十四節氣就是一個科學的陽曆年的周期）。例如，春節（初一是新月初生）、中秋節（十五是月滿）等與月相聯繫在一起，清明節、夏至、冬至等與太陽在回歸線上的位置聯繫在一起。綜合太陽和月亮與人和自然的關係來確定節日的時間，能夠更鮮明地體現人與天（自然）的關係。①「中國人對月亮和月光的細膩感受發展為很獨到的文化創造，形成中國人難以捨棄的審美和倫理價值，也限制了中國人把傳統節日轉移到新日曆的選擇。」在夏曆中的新年雖然不一定在立春日卻是參照立春日和靠近的新月出現的日子而確定的，所以它既代表季節中春的開始，同時也是月亮重新生長的開始，也就是太陽和月亮在一年中同時可以用來象徵"新生"（萬象更新）的日子。夏曆中的節日及其習俗是幾千年文化積累的結果，民眾習慣用它們來表現自己心中的價值，走過有意義的人生歷程。這種價值與文化形式的契合是很難被改變的。

　　現代國家一經誕生，就自信自己在開創歷史，而把自己要紀念的重要日子作為全民的假日。1912年9月24日北京臨時政府所擬"國慶日和紀念日案"被參議院通過：以10月10日為國慶日，1月1日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紀念日，2月12日為宣布共和、南北統一紀念日。到1929年，這種紀念日增加到28個。政府部門和國有部門按照公曆建立了一個新的節日體系，並在這些日子舉行自己的新式儀式：政府發布文告，組織學生集會遊行，在元旦、國慶等重大紀念日放假。而民眾，尤其是城市私營部門的勞動者和農民，仍然按照夏曆過自己的年和節。自然，那些過官方節日的人回到家裡，也還要參加傳統的節慶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前政權的很多東西進行革命，但是繼承了它的曆法和節假日體系，改動主要是把國民黨的紀念日換成了共產黨的紀念日。國家的紀念日有元旦、植樹節、"三八"婦女節、"五一"國際勞動節、"五四"青年節、"六一"兒童節、黨的生日、"八一"建軍節、教師節、"十一"國慶節，外加一個傳統的春節。其中，全民假日安排在元旦、春節、勞動節、國慶節。這項時間制度由政務院在1949年12月23日頒布②，「見政務院令270號（1949年12月23日）《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放假天數是春節3天、國慶節2天、勞動節1天、元旦1天。」從1950年元旦開始執行。雖然在實際放假的行政安排上有反覆，但是在制度上，這項政務院令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沒有被正式廢止。元旦和春節都過，大致可以說是中國作為現代國家的歷史貫串始終的新年制度設計。

　　二、兩個慶典的事實，一元價值的政治

　　從最初的法令③「在1912年1月孫中山簽發的《臨時大總統關於頒布曆書令》中記載："一、由政府於陰曆十二月前制定曆書，頒發各省。二、新舊二歷並存。三、新曆下附星期，舊曆下附節氣。四、舊時習慣可存者，擇要附錄，吉凶神宿一律刪除。"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二輯），18-19頁，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1。」開始，中國的公共節日的時間制度所依託的文化框架就是二元的。公曆（西曆）之中附傳統的夏曆（農曆），是中國通行的日曆的常態。但是，這種常態卻是在反覆的社會運動的衝擊下保持的。現代政黨在意識形態掛帥的時候，比較容易從負面看待傳統，產生清除傳統的政治衝動。一個日曆年內發生兩個新年慶典，老百姓對元旦總是不如政府所期望的那樣重視，反而對春節情有獨鍾。政府中的政黨精英在認為他們所倡導的價值與老百姓的春節習俗所體現的價值水火不容的時候，就決心推動改造節日習俗乃至取消春節的思想鬥爭和社會運動，落到老百姓頭上就是"移風易俗"，以期達到一種價值純潔、文化單純的社會秩序。

　　民國初年，在文化上比較保守的北洋政府造成了一年過兩個新年的節假日格局，這是以西方文明為標準推動現代化而建立了自己的紀念日系列的國民黨政治精英不能容忍的。他們下了很大決心要用官方時間框架整合民間節日。1928年5月7日，內政部呈國民政府，要求"實行廢除舊曆，普用國曆"的社會工程，原因是"考社會日常狀況，十餘年來，依然沿用舊曆，罔知改正……一般民眾之賽會、休沐，益復尋朔計望，蒙昧如故，於一國行政制度之下，百度維新之際，而政令與社會現狀，如此懸殊，若不根本改革，早正新元，非惟貽笑列邦，牴牾國體，核與吾人革命之旨，亦屬極端背馳。"於是，"擬辦法八條，冀從根本上謀徹底之改造"[3].其中，第二條辦法是嚴禁私售舊曆、新舊曆對照表；第三條辦法是嚴令京內外各機關、各學校、各團體，除國曆規定者外，對於舊曆節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第四條辦法是通令各省區市妥定章則，公告民眾，將一切舊曆年節之娛樂、賽會等一律加以指導改良，按照新曆日期舉行，例如將舊曆年節元旦日應有之一切熱鬧娛樂舉動移至國曆新年元月內舉行。但是，這些政策最終都不了了之。①「簡濤引山東《廣饒縣誌》說，"民國改用陽曆，提倡過陽曆年節，始尚舉行，後督促漸懈，仍然趨重陰曆，舊習慣照舊存留".見簡濤：《立春風俗考》，224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究其原因，固然一方面在於以月相為參照的節日及其習俗難以挪移到以太陽為參照的日曆中，但最關鍵的是，民國政府還沒有足夠的社會動員的能力來根除節日民俗。南京國民政府在1934年初停止了強制廢除陰曆，不得不承認，"對於舊曆年關，除公務機關，民間習俗不宜過於干涉"[4].此後，在中華民國的統治範圍，元旦慶典和春節慶典就一直並存下來。

　　在解放區時期的人民政府就沿襲成例把春節納入正式的假日制度，但是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政府的態度經歷了兩次180度的大轉變。與其他由政府設計的假日的儀式活動不同，春節習俗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與政黨的意識形態具有先天的緊張關係。從歷年的《人民日報》來看，春節期間的祭拜活動（迷信）、燃放鞭炮（火災和人身傷害）、大吃大喝（浪費）一直在受質疑和批判，反其道而行的活動則受到鼓勵和推廣。②「如《人民日報》1947年1月27日報道說："過春節再不燒香敬神，濟源農民都敬毛主席為活神仙，陽城市上毛主席畫像人人爭購"；1949年1月28日報道說："開展春節文娛宣教活動，陽泉市成立文娛籌委會"，"石市籌備職工春節文娛活動，決定舉辦職工運動會".」黨和政府多年努力調動共青團、學校、職工單位和居委會、農村社隊介入群眾生活的能力，開展各種體現新的時代價值的活動，試圖把假日體系中的這個異己淨化、改造過來。可是，效果並不如意，老百姓還是要遵從傳統習俗。春節的公共假期實際上幾乎是"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唯一制度平台，在那些"積極分子"看來，春節的公假等於是在為"四舊"的繼續流布提供條件。"文化大革命"興起不久，國務院在1967年1月30日發出通知，說為了適應革命形勢，根據群眾要求，春節不再放假。《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奪取革命、生產雙勝利，國務院發出今年春節不放假的通知。"第二天，全國的報紙發出一片響應之聲。

　　以後十來年的每年此時，報紙都要大張旗鼓地宣傳，要求大家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也就是春節不休息，堅持"抓革命，促生產".③「這種口徑一直沿襲到1976年。當年的《人民日報》在1月29日還報道："沁縣城關公社城關大隊發動群眾學習黨的基本路線破舊立新過革命化春節".」這是春節遭遇第二次現代意識形態的清洗。這一次，政府有能力造就一個總體主義（totalitarianism ）的國家，它清除春節習俗的政策就有效得多。由於時間被組織統一安排，民眾（不管是"革命"的還是"不革命"的）在春節期間不是過節而是參加集會、勞動，最多只是私下裡以簡略的形式舉行他們認為不能不有的節慶儀式，甚至基本的儀式用品已經難以在市場上買到。從實際的公共假日來說，中國的新年慶典在這個時期就只有元旦了；但是在節慶活動上看，老百姓還是在過年，即使是再簡略的形式，也是過年。

　　從1977年開始，春節的政治地位再一次發生轉向。《人民日報》報道，"關心群眾生活做好春節供應"（2月14日）；"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春節聯歡會，黨和國家領導人同首都各界人士喜迎新春"（2月19日）.在次年的主題則是"全國人民大團結，歡歡喜喜過春節"（1978年2月8日）.到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報》以分別題為《為什麼春節不放假？》、《讓農民過個安定年》的兩篇讀者來信為信號，表明政府恢復春節休假制度的態度。幾天之後，部分省區宣布恢復春節放假，1980年全國恢復春節放假三天的制度。1984年，在元旦賀詞之外，國家主席李先念發表"春節祝詞"（1984年2月3日），都顯示從國家法定假日制度和政府態度來說，國家又回歸到雙重承認元旦和春節都是過年的儀式時間。用元旦替代春節的努力至此就算是又放棄了。中國社會又重新進入一個以元旦和春節並行過年的時期。

　　三、兩個新年慶典，一個過渡禮儀

　　我們看到，元旦與春節本來被設計為替換關係，而兩個一直針鋒相對的政黨所主導的政府先後都以最大的努力落實過這個設計，結果都同樣回歸到元旦和春節並行於世的格局。這種格局又已經運行了四分之一世紀，元旦和春節之間的替換預期已經漸漸地演變為互相依存的關係，並具有支持被認為是一個過渡禮儀的現實基礎。

　　我和五個研究生①「他們是王曉燕、徐豪、王玉珏、王麗娜、藝風，特此致謝！」通過對以往年節的觀察和調查，所看到的現狀是，中國人的年意識和過年的儀式活動分布在"'聖誕節-元旦'——'小年-大年（除夕、初一、破五）-元宵'"的時間過程。從總體上說，我們的社會尤其是城市社會，從元旦前後進入"過年"的狀態，在春節假期進入過年的高峰，到元宵之後"，年"才算過完，進入平常狀態。從個人來說，一些人從聖誕節開始儀式活動，比較多的人從元旦開始，絕大多數人都重視除夕到初五的這個時段，安排了比較密集的儀式活動；一些人在初五前後結束過年的活動，但是大多數人認為元宵之後過年才結束。概括地說，與城市生活更密切的、偏年輕的人過年的開始時間更可能靠前，也就是更可能從聖誕節開始；與農村生活聯繫更密切、偏年長的人過年的結束時間更可能靠後，也就是更可能到元宵之後結束。

　　中國社會在聖誕節就進入過年的狀態了。②「我們在十年前的一項關於聖誕節的研究發現，中國社會流行的聖誕節是被重構後進入中國節日框架的一個節日，遠非原生意義上的聖誕節。除了教徒的團體之外，中國社會流行的聖誕節主要是朋友交往的一個節日，是對過年的春節習俗的交際局限的補充，也是對元旦之類的官方節日的現世功能的補充。參見高丙中：《聖誕節與中國的節日框架》，載《民俗研究》，1997（2）.」城市中的商號（商店、賓館）裝飾聖誕樹已經很普遍。聖誕夜，在一些大城市出現交通擁堵成為常事。許多人郵寄賀年卡是按照聖誕節的時間安排的。

　　元旦是國家法定的新年慶賀日，在非農部門工作或打工的人都應該休假。政府照例要發表新年賀詞，舉辦招待宴會；各個單位都有元旦聚餐、發放年終獎、表彰年度傑出人物的習慣；青年人比較多的單位會舉辦新年舞會。有不方便在春節期間拜年的朋友和親戚的人通常會郵寄賀年卡給他們。所有這些都會集中反映在媒體之中，在全國形成節日氣氛。不管你是否直接參與其中的活動，你都會以某種程度感受過年的意識。元旦不僅是政府的儀式活動日，城市人口都多方面地參與一些有關的活動。即使是在這個時間仍然居住在農村的大量人口，最起碼也通過元旦晚會的電視直播而在意識上被捲入其中。

　　一些人從小年開始而另一些人從除夕開始的春節，現在基本上可以說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所參與的。民眾要過春節：用吉祥符號裝飾居室內外，在除夕團聚，拜年，很多人家都會拜天祭祖。各級政府也形成了一系列過春節的慣例，如宴請各國使節和各行業代表的招待會，老幹部和軍人家屬慰問活動，春節晚會，春節團拜會。政府工作人員當然會以個人的身份按照一定的傳統習俗過年。

　　在這些事實面前，我們還能夠像以往那樣在國家層次上（暫且不討論少數民族）把中國的新年活動認知為兩個分立的慶典嗎？從理論上說，在國家共同體的層次，只可能有一個新年過渡禮儀。③「從歷史上看，政府提出用元旦取代春節作為舉行新年儀式的時間，在民眾仍然以春節為過年時間的情況下，強硬排斥春節，完全不參與春節活動，我們可以說在這個時候（也只在這個時候）中國人有兩個新年過渡禮儀，一個屬於官方，一個屬於民間。」從個人心理上說，人通常不會在一年裡具有過兩個年的體驗。

　　那麼，我們是應該在元旦和春節之間選擇一個作為中國的新年過渡禮儀呢，還是把兩者並置在一起作為中國的新年過渡禮儀呢？元旦的時間及其慶祝活動現在肯定是不足以被視為中國的新年過渡禮儀的。曾經有兩個政府竭力要達到這個目的，最後都失敗了。④「失敗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可以列入其中的一個影響因素是：新曆的元旦只是一個節日，而傳統的過年習俗占據一個包容多日的節期，所以對於民眾來說，即使願意在新曆的元旦過年，這個日子也容納不了他們所習慣的儀式活動。」那麼，應該算是春節了嗎？

　　的確，中國官方和民間的很多賀年活動是發生在元旦前後的。如果拋開"元旦"和"春節"（舊元旦）在範疇上是兩個不同的"年"的含義給我們造成的刻板觀念，藉助范。哲乃普把過渡禮儀看作不同階段組成的過程的分析方法，我們可以認知到中國的新年過渡禮儀是同時包括元旦和春節的。

　　中國傳統的過年時間體驗一直就是一個多階段的過程。正式的儀式活動通常是從臘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送灶神回到天宮開始的，這個階段被稱為"小年".從小年到除夕的辭舊，再從初一到元宵（正月十五）的迎新賀歲，是過年的主要階段。

　　各地都有民謠歷數主要的活動步驟。例如，河南開封年謠說："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打豆腐；二十六，蒸饅頭；二十七，殺只雞；二十八，殺只鴨；二十九，去灌酒；三十兒，貼門旗兒；初一，撅着屁股亂作揖！"[5]又如廣東海豐的歌謠說："初一人拜神，初二人拜人。初三窮鬼日，初四人等神。初五神落天，初六正是年。初七七不出，初八八不歸。初九九頭空，初十人迎行。十一嚷擠追，十二搭燈棚。十三人開燈，十四燈火明。十五人行街，十六人擊犁。"[6]正月十五成為過年結束的標誌，是因為在這一天原來有送走祖先的習俗，其意思是團圓的年過完了，祖先可以離家了。

　　現在，人們沿襲着過年是一個多階段的過程的意識，但是對於不同階段的重要性的認識卻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作為數十年反迷信、反封建的後果，多數城市居民和一些農村居民沒有在小年送灶神、在十五送祖先的習俗了。在總體上，過年的起始和結束的日子都是很有彈性的，人們的認識有很大的差別，表現在過年的活動上就更有選擇性。另一方面，元旦在政府數十年的推動下拉動民眾參與其中，即使是不積極利用這個日子進行儀式活動的人也多少會受到它作為假日制度和年曆周期紀念日的影響。在中國人的意識中，傳統的過年階段的起點變得靈活了，元旦作為過年儀式活動的時間的觀念得到很大的強化。因此可以說，元旦已經是普通中國人的新年過渡禮儀的一個內在的階段，而不能繼續被看作中國人過年之外的一個官方紀念日。

　　在總體上說，把元旦和春節結合起來發揮作用才能夠適應當前中國社會對於過年的儀式活動的需要。在傳統的春節，人們的時間安排是在不同的日子與不同親疏的關係交往，如初一拜本家，初二拜丈人，初三拜姑父，如此等等。可是，當代頻繁而快速的人口流動，家庭近親的異地居住，個人和家庭的社會網絡的廣泛分布（跨地區、跨階層），都使春節的禮儀活動不足以覆蓋所有重要的社會關係。調動其他的儀式活動時間就成為必然。聖誕節和元旦被越來越多的人利用來祝賀新年，就與整個社會對公共的禮儀交往時間的新需求密切相關。

　　從家庭內部的吃年飯、至親好友的拜年、鄰里的扭秧歌或耍龍燈，到聖誕卡、元旦賀卡和同學、同事之間的聯歡，共同構成了有效編織全部社會關係的完整年節禮儀活動。在今天看來，多虧是從元旦（從聖誕節開始）到春節（延續到元宵節）的多階段的過程和大結構套小結構的形式，十多億的中國人才有足夠的機會交叉地發生對應關係，相互祝福迎新。否則，該履行儀式的關係沒有履行，個人在心理上、社會在結構上就難以順利地進入下一個周期。這是新年"過渡禮儀"的社會意涵。禮儀到位，人在時空和心理上的過渡才能到位，我們的社會與文化才能在這樣一個高度分化和多樣化的時代得以穩定地再生產。元旦和春節所代表的一系列新年慶典的儀式空間已經作為同一個過年的過渡禮儀，成為整個共同體的公共文化。過年，儘管也是物質性的，但更是文化性的活動，因此不是時候過了就在心理上過去的。

　　對於今日中國社會來說，元旦和春節是新年過渡禮儀的不同階段，大多數人通常是參與了元旦的儀式活動，再過完春節的儀式活動，才算是過了年。這是很直觀的事實，我們都是這樣經歷的。但是，把元旦和春節合併看待的思想方式對於我們嘗試以新的眼光反思近代以來我們的生活歷程，前瞻今後的公共文化建設，可能是更有意思的。

　　儘管我們看到元旦和春節被社會發展密切地關聯在了一起，但是對於這種關聯的知識生產作為社會認知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元旦以及推崇它的新國家的政治和知識精英與春節以及習慣它的民眾長期處於一種緊張關係之中。雙方的關係在近百年裡從原初的替代轉變為今天的互補，從各自獨立的兩個節慶轉化為一個過渡禮儀的完整結構的兩個部分。節日文化演變的這種再結構化，需要我們在建構對它們的有效表述的時候採用新的分類範疇。當我們這樣把"二"再結構化為"一"的時候，我們更有可能平靜地看待我們身處其中的那種發展中國家的多元文化現實，有時候甚至可以超越一些爭論了百年仍然無解的問題。

　　從文化資源（要素）的來源而言，我們生活在一種複合文化之中。學者們依照傳統與現代、本土與西方、科學與迷信的對立範疇就生活中的文化成分的來源或屬性的許多爭論，其實從關於日常生活的整體研究取向來看都是可以商榷的。如果我們有更多的機會進行田野作業，把文化與實踐、與行動者聯繫起來分析，文化的要素究竟是什麼出身並不總是問題之所在，問題有時候出在看與思想的方式。

　　我們身處複合文化的現狀，如果藉助新的分類和過渡範疇，就有機會跳出長期困擾我們的中西、古今之辨所捆綁在一起的一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