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專制與威權主義統治的區別不在於是否存在政治壓迫（如剝奪公民權利、壓制人權、言論和結社控制、新聞壟斷等），而在於政治壓迫是以什麼名義實行的，以這個名義可以在什麼程度、什麼範圍內實行暴力統治。在威權主義國家裡，人們為反抗暴政可以直接訴諸民主、人權和公民權利，而威權統治者除了用“國家安全”之類的說辭之外，沒有其他對抗民主自由理念的藉口。但極權主義統治卻能用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為理由，給任何民主要求扣上“敵對、顛覆”的罪名，即便是有人只不過對公共事務或弱勢群體表達了一點關懷，在極權主義統治下也可能受到迫害。

　　試舉一例。上海《解放日報》去年以“吉方平”（《解放日報》評論員的諧音）之名發表了一篇批判“公共知識分子”的文章（文章的標題是《透過表象看本質》，刊登於該報2004年11月15日）。此文稱：“提出‘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其實質是離間知識分子與黨的關係、和人民大眾的關係。公共知識分子……的‘獨立’是從來也不存在的。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是人民大眾的一分子，是黨領導下的一個群體。……知識分子的價值，就在於為社會主義、為人民大眾服務。”“吉方平”所使用的是典型的極權主義傳統意識形態的話語，表達的是極權專制的思維。如果是在一個威權專制國家，當局雖然可能迫使知識分子閉嘴，誰不服從就迫害誰，但是它卻不能名正言順地說，所有知識分子都必須由某一個黨來領導，知識分子如果不是該黨黨員，自然不必接受該黨的領導。而在極權主義下，當局卻依照其意識形態而“理直氣壯”地把所有社會成員都歸入其“領導”之下，實施現代社會裡最嚴厲的思想管制，不容許任何人質疑它的永久的獨一無二的領導地位，更不允許知識分子在思想上或社會活動上的任何獨立性。

　　或許有人想問，知識分子為什麼必須由黨來嚴密控制，為什麼不可以保持自己的獨立性？知識分子為什麼不能過問公共事務？為什麼不能批評官員的腐敗、司法的不公、黑社會的猖獗或者貧富懸殊？在民主社會裡，當然不存在如此提問題的必要，在威權體制國家裡當局一般也不願意對這樣的問題表達否定的態度，然而在極權主義統治下提出這些問題本身就是大逆不道。

　　“新極權主義”與極權主義原型有一個很大的差別，那就是“新極權主義”不再依賴魅力型的領袖。漢娜·阿倫特當年研究極權主義時就認為，象希特勒或斯大林這樣的魅力型領袖其實是“亂世英雄”型人物，是現代性危機下社會傳統和秩序崩潰的典型產物：“亂世英雄”的成功充滿了偶然性，並不必然取決於什麼屬於領袖的道德素質或信念，相反，具有道德素質和信念者恰恰最容易成為無所不為的“亂世英雄”所撲殺的對象。阿倫特還認為，極權主義制度中最高領袖之所以重要，全在於他占據着黨組織結構中最重要的位置，與其說領袖重要，還不如說那個結構性位置重要。這一結論完全適用於對“新極權主義”的分析。

　　“新極權主義”的技術官僚統治者雖然是黨內最高層的人物，但他們個人並不是黨的化身，他們反倒更象是被精心挑選出來料理“黨主人”利益的管家或幹事長。儘管“新極權主義”的最高領導本人可能相當“親民”、“勤政”或“清廉”，但他們服務的“黨主子”卻與極權主義原型時代一樣專橫霸道、權力無限、主宰一切。這些技術官僚統治者之所以被精心挑選出來充當開動和維修極權機器的人，完全是由於挑選和提拔者的恩寵，是阿倫特所說的那種“黨秘密社會”的產物。他們是黨官僚機器中歷練最深的成員，最符合它適者生存的原則，圓滑和不出格是他們生存下來的條件，但求穩定、不出大錯是他們多年來的信條。在政治理念上，他們缺乏後極權主義領導人的寬容和開拓精神，因此往往是等到情勢變動後不得不應付時，才被動地提一些未必有效的補救性措施或口號（如“三個代表”、“和諧社會”與“保先”等）。他們自以為是地把這些局部性的補救措施或口號提升到國家發展和社會制度建設的使命性高度，以應付日常行政代替國家根本的政治遠景和理念，目光短淺而渾然不覺。“新極權主義”的最高目標不過是“為權力而權力”，“統治者死死把住權力，並沒有一個‘更高’的目的。他們鎮壓自己的敵人，控制自己的臣民，在內政、外交上只是作一些小修小補的改進。……他們的語言不過是‘舊說法’的官僚翻版，不過是例行公事地擺擺意識形態的樣子。有時候，他們象是靠極權時刻的回憶過日子，但又不想再重複那樣的時刻。他們是當今時刻的獨裁者和寡頭政客，所作所為與以往的獨裁者和寡頭政客並沒有什麼不同[23]”。

　　“新極權主義”缺乏價值理念的施政往往表現為一種“精神分裂”：“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仍然被稱為‘指導理論’，另一方面則是激烈地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早已成為指導‘改革事業’的主流理論。一方面是‘社會主義’離不開‘公有制’的限定，另一方面‘私有化’已獲得政治正確性，成為‘主旋律’。一方面號稱‘人民的公僕’，另一方面則是‘精英聯盟’對民眾的聯合壓榨，民眾沒有任何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力。一方面旗幟上仍然寫着‘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另一方面則是工人農民的被壓迫掠奪，在商會等強勢群體的組織面前他們仍然不被允許成立屬於自己的自治組織。[24]”

　　與極權主義原型和後極權主義相比，“新極權主義”的思想控制明顯地顯現出一種末世景象，它以低能而專橫、虛張聲勢、色厲內荏為特徵。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統治曾經在全國範圍內煽起過革命的激情，還給過全世界的激進左派以鼓舞和激勵。毛死後直到1989年，後極權主義相對寬鬆的思想控制和社會經濟政策曾讓當局一度贏得了新的合法性。“新極權主義”雖然新添了“市場經濟”和民族主義這些話語，卻仍然無法擺脫意識形態上前所未有的孤立，以致於進入21世紀後竟然把尋找意識形態夥伴的目光投向北朝鮮和古巴這樣的沒落國家。

　　正是由於“新極權主義”排拒追求人權和民主的世界性潮流，它雖然依靠外資提升了中國的經濟實力，卻始終無法在全球政治中樹立一個有道德力量的形像；相反，它對國內國際社會有關政治改革和社會正義的主張充滿了戒備和敵意。“新極權主義”是一個權力和物質欲極強烈而道德和價值感極麻木的退化型特權寡頭專制，是一個貪得無厭的權貴資本主義等級制度，一個對國家民族未來的自由理想毫無反應的“前現代型”專制政權。所謂的“前現代型”專制是指那種“老式的寡頭政治，臃腫、多疑、平庸、殘暴”，它在政治上沒有抱負，在理想上沒有前景，以維護現有的權力和權力體制為唯一存在的目的[25].

　　在“新極權主義”時代，極權主義原型曾一度享有的社會主導力已經完全沒落了。社會主導力即葛蘭西所說的hegemony，既指國家的支配能力（就統治而言），也指國家的領導能力（就道義權威而言），這二者都是國家非強制性的實際影響。菲米爾在解釋葛蘭西的觀點時對非強制的“主導力”和強制的“統治力”是這樣區別的：“‘主導力’指的是一個階級或群體對其它階級或群體的優勢，這種優勢依靠贊同而非強力所獲得。而‘統治力’則主要是通過國家的強迫性機器所實現的。（主導的）‘知識或者道德領導’主要體現在‘公民社會’中，也經由公民社會來實現。[26]”顯然，國家權力對社會越是具有“主導”作用，越是不需要動用強制性“統治”，就越具有合法性。從1978年到1989年的後極權主義時期，雖然當局的經濟社會政策一度受到歡迎，但相對寬鬆的政治氣氛卻使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對社會的主導力逐漸喪失，因此才有了“六四事件”。在“新極權主義”時期，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對共產黨員的主導力迅速萎縮，各級黨員幹部的糜爛性腐敗象表明，人人急於在大船將沉之前撈足眼前的利益，它對非黨員民眾的主導力更是一落千丈。就連在它“最有覺悟的”、“最先進的”、最中堅的組織成員身上，“新極權主義”的末世景象也已經暴露無遺。

　　當然，表現出末世景象的政權未必是短命的政權。社會學家孫立平把中國社會描繪為“幾塊石頭加一盤散沙”，“幾塊石頭”是指抱成團的利益集團，如黨政精英、經濟精英、文化精英等，“一盤散沙”就是指社會大眾。“幾塊石頭加一盤散沙”的社會政治結構使得“新極權主義”得以暫時穩定其統治，正如華爾澤所言，“它就象早期現代專制君王一樣，它的領導造就了一個相當具有凝聚力的精英層。這個精英層的成員抱成一團，不是為了什麼原則的信仰，而是由於共同的地位和特權，壓力再大也還是抱成一團，不然就會輸得光光。[27]”

　　孫立平認為，利益對立在中國形成了一個“斷裂的社會”。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現在則開始談論“拉美化”現象。確實，當下的中國社會很象一些拉美國家的狀況：新富顯貴們生活在有圍牆的、警衛森嚴的別墅和複合公寓裡，享受着巨大的財富、權力和權利；與此相對照的是日益膨脹的農村貧民和城市弱勢群體，後者由數以百萬計的生活在臨時簡屋裡的外來務工者和人數日益增多的城市失業者和低收入居民組成，他們在新的地產開發過程中被趕出市中心；城市弱勢群體的危機不僅是基礎設施和收入的危機，隨着數以百萬計的農民湧入城市，它也是一場爭取身份和權利這些在城市謀生的關鍵軟件的戰鬥，這些“城市權利”包括法律身份及相應的工作權，教育、醫療衛生、保險及社會福利等利益[28].

　　“新極權主義”無序而分裂的意識形態給既得利益集團的混水摸魚提供了天賜良機，不同既得利益集團彼此相互利用，由功利主義和工具主義關繫結成針對社會上弱勢群體的不神聖同盟。由於“散沙型”的民眾未形成公共意識，沒有機會形成自己的組織，發出自己群體的聲音，所以低能的政權還能照樣維持其運轉。

　　五、透明的謊言、“扮傻遊戲”和“不肇事”反抗

　　極權主義的一大發明是創造出一套其他社會中不會使用的專用“語言”，它以刻板而毫無活力的陳辭濫調為主要特徵，但因為是“官話”而享有不容質疑的地位。這套“語言”曾有效地禁錮人的思想，將活生生的生活語言與豐富多采、多樣不同的人的思想統一為同一個刻板的模式。奧維爾在《1984年》中讓我們看到，極權統治不只是制度壓迫，而且更是思想囚禁，不只是社會、政治禍患，而且更是人的心智災難。極權統治成功的最後秘訣在語言的運用，當社會成員使用的語言被“改造”成為適合於黨國思想習慣的表達手段後，“一切另類思想”就不容易再生了[29].這套“語言”體系一旦確立，“對（黨國）不友好的思想只能存在於一種曖昧不明的無字詞狀態之中[30]”，由於這種無字詞狀態的思想不能用字詞表達，它只能算是一些不能被人的意識所把握的意念閃現。在極權主義統治的最嚴酷時期，不只是抵抗或反對的思想不能存在，連懷疑、玩世、不正經對待、嘲諷等等都不再可能，公共語言變成一種刻板教條、生硬簡約、毫無想象的字詞排列。極權統治的關鍵在於，它用意識形態幾乎徹底控制人的全部心智活動，不僅包括一切需要用字詞表述的內心思想、感受、感覺、感情，還包括那些因無字詞而註定只能在黑暗中閃現的意念。極權主義的“語言”體系掌握了它的被控制者後，被控制者們便對來自過去或其它國家的語言根本無法理解，因而抱有一種自然的、根深蒂固的敵意。

　　“新極權主義”並沒有能力創造發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新“官話”，它對公共言論的控制基本上仍然使用從極權主義原型和後極權主義承襲而來的一套語言。與後極權主義時代不同的是，“新極權主義”的這類套“官話”與現實生活的脫節及矛盾極為明顯，結果成了民間公然嘲笑的對象[31].極權主義統治對語言的控制需要一個先決條件，即當局對社會活動的全方位嚴密管制。這種社會全面控制在1989年以前的後極權主義時期即已鬆動。在“新極權主義”時期當局對民眾日常消費娛樂活動的直接干預進一步減少，並借用興起的商業和大眾文化來軟化包裝它的統治，結果“官話”對日常社會生活的影響力不斷萎縮，“官話”中的“詞彙”與社會性的日常語言日益脫鈎。“官話”不但無法再支配民間的日常語言交流，反而成為民間話語嘲諷、挖苦、冷言冷語、插科打諢、正話反說、反話正說的對象[32]，人們往往以逢場作戲和冷漠鄙視的心態去對待官方那些自上而下反覆宣講的新舊“話語”。於是民間話語對“官方話語”公然鄙視，“官方話語”則無可奈何地假裝自己還有很多真正的信從者。在這樣的背景下，“新極權主義”的“官方語言”的公開演示越來越矯揉造作，也越來越為表演而表演，不僅報紙電視廣播的新聞報導如此，“春節聯歡晚會”這樣的官方文藝節目也是如此。

　　由此就出現了“新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謊言化現象。1989年之後的“新極權主義”之所以需要倚重暴力壓制和媒體監管，根本原因是它的意識形態已經不能再讓民眾信服。既然民眾越來越不相信這些意識形態謊言，這些謊言就只能依靠靠強制手段才能維持着存在。在“新極權主義”下對傳播者和受眾雙方而言，這樣的謊言具有一種犬儒式的“透明度”，聽謊者心知肚明，說謊者對聽謊者的心知肚明也瞭然在胸；雙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遊戲”，只要誰也不公開說出來，謊言似乎就是真話。

　　“新極權主義”已經不再能支配人們的想法，於是它滿足於控制人們真實思想的傳播，也就是說，不讓人們公開說出他們的真實想法。這樣“新極權主義”造就出一個公共信任高度匱乏的統治秩序，它居然可以沒有信任也照樣運轉，條件是它不受任何社會信任機制（如自由新聞、民主法治和透明責任制）的公開挑戰。從這個角度來看，“新極權主義”的宣傳其實已經基本上失敗，“官方話語”幾乎完全是靠着專制權力的國家行政手段來維持的。

　　“新極權主義”對言論的控制和對出版物的審查因此也具有一系列特點。首先，用“悄悄”地直接打擊和迫害“異端思想者”的辦法，來代替毛澤東時代和後極權主義時期那種大張旗鼓的思想批評運動。在民眾不再相信“官方話語”的情況下，那種舊式的思想批評運動不僅無法達到官方預期的效果，反而可能為被批評者“擴大社會影響”，使他們得到更廣大民眾的支持和同情。其次，控制過程日益技術化和非公開化。除層層設立專責輿論審查機構之外，還不斷更新擴大具體的“禁忌話題”清單，除了一些大的領域或話題（如“文革”、“六四”、對毛澤東的負面評價、人為災禍、民主和人權、政治制度弊端等）不許談論之外，對其他很多可能對當局產生不利影響的新聞話題也設立臨時“禁區”。同時，所有這些“禁忌話題”清單都儘量保密，不但不採用正式公文的形式，而且由上往下傳達時“不許記錄、不許錄音”等，以免造成“負面”的國際影響。再次，強化對媒體“違規”的責任追究，甚至為了一篇文章重懲一個編輯，為了一本書而關閉一家出版社，以達到“殺一儆百”的效果。自1990年代後期以來，媒體和網站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加強自我審查。這種自我審查不僅貫徹在言論和觀點的公開出版中，也貫徹在學術研究的選題、學校開設的課程、教師的課堂講授、學生的論文導向等各個方面。

　　如果說在“後極權主義”時代“官方話語”還把受眾當作宣傳的對象，那麼“新極權主義”的“官方話語”則常常把受眾乾脆當作傻子。“新極權主義”的謊言比後極權主義的謊言更赤裸裸地藐視和作賤人的理性，這種公然對正常理性之人的輕賤和愚弄形成了“新極權主義”的“官方話語”特色。之所以毫無顧忌地把這些幾乎完全“透明”的謊言搬到受眾面前，是因為“新極權主義”掌握了絕大多數受眾的一個基本特點，他們會經過深思熟慮後“扮傻”。儘管大多數人對現實有種種埋怨或不滿，但他們對公開表達不滿的分寸心裡非常有數，他們或者是怨而不怒，或者是怒而不爭。

　　“新極權主義”社會中的“謊言文化”和“扮傻文化”從政治領域向社會生活的其它各個領域延伸，不僅存在於社會交往中，而且也在各級學校的教科書、考試和師生關係中不斷複製和再生，“騙子”和“傻子”在不斷地低齡化和日常生活化。“新極權主義”統治下的人心難測、心理狡黠、行為乖戾和黑色幽默構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假面社會”。它是一個表相和真實脫離的世界，這種脫離諷刺性地投射到它的“主子”、“騙子”和“傻子”身上。看上去神氣活現的黨政權貴其實是不能作主的“奴才”；看上去能說會道的“文膽”、“利口”或“筆桿子”，其實是讓他怎麼說就只能怎麼說的“騙子”，他們甚至不需要具備騙子的想象力，只要會背“台詞”，裝作對現實感覺麻木就可以了；看上去是“傻子”的民眾當然不是真正的弱智或白痴，他們往往大智若愚，嘴上不說，心裡透亮。

　　“假主子”、“假騙子”和“假傻子”就這樣一起生活在“新極權主義”這一人性殘缺的社會裡。過去幾十年極權主義的恐怖和暴力早已把這個社會中的每一個人──不管他是“主子”、“騙子”還是“傻子”──都在不同程度上變成被宰制之人。就象“傻子”沒有真正的自由和公民權利一樣，“主子”和“騙子”也沒有這些權利；就象“主子”是極權制度中的不清白之人一樣，“傻子”和“騙子”也都是有道德罪過之人；就象“騙子”用自己的嘴替別人說話一樣，“主子”和“傻子”也都是思想和個性上的殘缺之人。

　　當全民被迫投入“扮傻遊戲”時，就形成了瀰漫於“新極權主義”社會的犬儒心態和玩世不恭；但與此同時，一有機會就拒絕再玩“扮傻遊戲”的人也越來越多。許多人過着一種雙重生活，他們同時生活在一個現實的和另一個虛擬的公共空間中，這個虛擬的公共空間就是網絡世界，進入這個世界的人大都受過相當教育。在現實世界中，他們的言行受到現存的政治、社會、文化、學術體制的限制，不得不時時自我審查，留意什麼是人們心中有數的“敏感問題”，程度不同地“扮傻”。在網絡世界中，他們可以有稍多一些的自由，能夠卸下“傻子”的面具，比較容易地說出事情的真象，甚至明確而直接地表達他們的不滿和反抗。許多社會問題，如官員腐敗、司法不公、貧富差距、農民負擔等等，都是在網絡公眾對具體事件（如礦災、孫志剛之死、SARS、盧雪松停課事件、王斌余死刑事件、太石村村民罷官事件）的討論中才吸引了公眾關注的。互聯網上公眾對時弊的批評和抨擊是“新極權主義”社會中反抗意識的最明確表現。網絡公眾不僅常常直接傳遞社會中發生的反抗事件消息（如集體抗議、騷動、冤屈、民憤事件等），而且還往往出其不意地把看似完全“無害”的事情轉化為對極權主義秩序有挑戰意味的話題。

　　2005年夏，湖南電視台的“超級女聲”就是這樣從一個普通的娛樂節目演變為一個社會性話題的。討論中提出了一系列關於“民主”、“公民”和“公民社會”的問題。“超女”事件居然引發了人們對政治現狀的不滿，這完全是一種“無意後果”。正因為它是無意的，沒有“肇事者”，也就沒有極權主義暴力可以直接懲誡的對象。“超女”的歌迷們看上去是事件的主角，卻並非在網上相關討論中提出民主問題的主角。對那高高在上、威嚴無比的權力來說，歌迷們真是不可捉摸、難以防範。他們看似簡單，卻又深不可測，當局再怎麼提防，還是出現了意外。歌迷們不是為呼籲民主而來，卻意外地發起了關於民主話題的熱烈討論。他們不過是想唱就唱、想樂就樂，卻“不經意”地嘲笑着“永遠正確”的中央電視台，“不經意”地鄙視那些有名無實的“觀眾代表”，“不經意”地抵抗着偽善醜惡的政治，“不經意”地揭露了公共生活中民主機制的匱乏，啟蒙了民眾的參與意識。

　　借“超女”事件討論民主和公民參與的網絡公眾不是所謂的“肇事者”，他們既無人“挑唆”，也沒有“幕後策劃”，既無“組織”，又無“綱領”，他們只不過是隨聚隨散的圍觀者，是邊看熱鬧邊起鬨的觀眾。恰恰是在這些“圍觀者”的鼓譟之中，可以聽到“新極權主義”統治下許多人反抗的心聲。這就是所謂的“不肇事”反抗。事實上“新極權主義”進入了一個“不肇事”反抗已經防不勝防的階段，一個專制的懲誡常常迷失了可辨認對象的時代。

　　結語

　　“新極權主義”是一個表面繁榮但人性墮落的時代。“新極權主義”的現實世界中，有字詞無言論，有統治無共識，有雜誌無信息，有報紙無新聞，有學術無思想，有欲望無目的。“新極權主義”是一個比後極權主義更加專制魔影纏身的政權。“新極權主義”是一個沒有共同政治理念、沒有共同價值前景的社會。

　　在極權主義原型和後極權主義時代，民眾曾經習慣性地接受黨向他們提供的政治、社會理念和價值前景。在“新極權主義”時代，民眾並未擺脫這樣的思維習慣，但他們對黨卻再難保持以往的那種信任。在彷徨中，他們有的因為對官方意識形態徹底失望而把目光投注於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把群體的存在本身就當作一種無須再由群體共同構建的價值目標；有的則憧憬回歸古老的儒家傳統，想象以少兒時代的“讀經”重塑一代“新人”；還有人甚至把目光投向曾經給中國帶來極大苦難的極權主義原型模式，用對毛澤東的懷念投射對毛的“新極權主義”傳人的失望和不滿；更多的人則是在物質滿足中去尋找與“原子型”個體欲望相和諧的“幸福生活”。“新極權主義”嚴酷的思想控制，使他們有意無意地不斷在迴避有關如何走出極權主義統治死胡同、如何徹底與極權主義的過去決裂、如何在極權主義統治的價值廢墟上重建人性規範和美好社會理想等問題。在人們能夠公開地、免於恐懼地提出和討論這些問題之前，他們將仍然生活在“新極權主義”的末世陰影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