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著《春秋》，一字一詞之間微言大義，使亂臣賊子懼。20世紀之中國，猶如春秋大夢，又如英人霍氏所稱，“極端的年代”。亂臣賊子百年來綿綿不絕，以致細民蒙難，小子枉送性命。我本無意重敘歷史、反彈琵琶，不過想追本溯源，舉其犖犖大者，以彰顯個人化的褒貶和史觀，不敢使後來人懼，只願在千年之際，以慰吾國百年來死於槍火、死於黨爭、死於領袖之手的無辜信眾，及千萬黎民。
我所謂犖犖大者，即在二十世紀無視傳統的暴力革命浪潮與建立在兩千年專制廢墟之上“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主義”的現代黨治國家的模式中，成為始作俑者的革命先行者孫文。本文想要指出的一個事實，即建構美麗新世界的烏托邦暴力主張及為人稱道的救國救民、天下為公的高尚情懷，是如何在現實政治和專制土壤中漸漸蛻變，而走向獨裁與窮兵黷武的道路，給黎民百姓與民族前途留下不可痊癒的創傷。當後人繼續為着一個浪漫而血腥的按揭理想國，一代代以個體的命運還款付息時，當時的高歌猛進和天下變色，卻顯得並非那麼重要，那麼“非如此不可”。
“中山”，乃孫氏的日本密友平山周為其取的日本名字。下文皆以其生身父母為之定奪的名分稱其為：孫文。孫文一生居功厥偉，在乎他抓准了一個口號：“驅除韃虜，建立民國。”因而推動了兩千年帝制的灰飛煙滅。有如林肯當年抓准了一個“廢除奴隸制”的主題，使得南北戰爭高歌猛進，掩去了南方各州的自由主義立場、及維護州權和聯邦憲制的實質。反過來，又有人講，洪秀全的失敗也正在於此。如果太平天國募集設立的是一場“民族主義的革命”，而非橫空出世的“宗教革命”，恐怕南京陷落之時，曾、左、李、胡早已倒戈一擊，十三省黑白兩道皆望風披靡也。
可見革命之成敗，也在乎創意及CI，關鍵要你的旗幟鮮明，擊中要害，讓信眾和黎民覺得可以“畢其功於一役”，其他枝節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只要衝出一條血路，千年王國便可馬上來臨。便如商品有了賣點和概念，自然貨如輪轉，走得快。
但孫文之於辛亥革命，其功績大半是象徵性的。這位出身於夏威夷、擁有吾輩夢寐以求的綠卡的美籍華人（孫文於排華法案期間來去自如，皆憑其米國公民的身份），在海外民運組織“興中會”中勾心鬥角，逐漸取代楊衢雲成為第一號黨魁。1896年聞名全球的“倫敦綁架案”（清廷駐英使館秘密綁架了孫文），使孫先生一炮而紅，成為世界級的流亡革命家。在海內外革命黨陣營中便成捨我其誰的男一號。與此同時孫文開始引起了日本、德國軍方和政客的注意，孫先生也於蒙難後在倫敦大出暢銷書，硬是將蛋糕越做越大。
武昌起義的領導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與孫文的“同盟會”並無任何組織上的瓜葛。“共進會”發起人劉揆一原是同盟會會員，在同盟會分裂後另起爐灶，創建了“共進會”。至於“文學社”則是武昌少壯軍人自發的秘密會社，會眾遍及鄂軍各標、營，因而一旦舉事便全軍譁變，勢如破竹，不像孫文依靠的黑社會暴動徒勞無功。這個組織更與孫文沒有絲毫淵源。
武昌首義後形勢逼人，十三省相繼宣布獨立。此時，黃興趕到武昌，就任革命軍戰時總司令（此刻孫文正顛沛流離，在科華拉多州華人餐館洗盤子）。南京光復，各省遣滬代表公舉黃興為革命軍大元帥，以黎元洪副之，準備組建臨時政府奠都南京。但鄂軍功高震主，那肯將勝利果實拱手讓人，堅持要黎正黃副。革命軍分裂在即，黃興坐鎮南京，打“五色旗”，鄂軍則打共進會之“十八星•錐角旗”。此時袁世凱挾六鎮精華一時俱來，兵臨城下。剛剛出獄的汪精衛一眼看穿形勢，指出平定中國之局面，“非袁不可”。
黃黎兩人分別電告袁世凱，如願倒戈反清，將共推其為民國大總統。回國途中的孫文亦作出上述表示。此時黃黎二人相持不下，收拾革命軍殘局的人選便呼之欲出。孫文回國後以德高望重的男一號身份總領革命軍，黎元洪一清廷叛將耳，無力相爭。黃興則黯然出走。袁世凱一看時機成熟，着手下段祺瑞等42名前敵將領，一封聯銜通電，6歲的宣統帝便乖乖下台。
孫文當上臨時大總統，實在是風雲際會，天上掉下個肉饃饃。革命一旦蔓延，全國頓成混戰。各省諮議局瓜落蒂熟，接管大權。革命軍撕開戰局，卻無一人具有收拾殘局的能力。孫文徒具名望，但手無一兵一卒，於戰事又無尺寸之功，十八省軍隊豈可服膺一流亡書生，上演擇賢而王的禪讓大典？蓋因袁世凱手握重兵，無論實力還是政治威望在當時不作第二人想。是快刀斬亂麻，結束戰亂，使帝國迅速平定到民國的唯一人選，也只有這位前相國才能壓得住台面，使十八省諮議局雌伏。這一點包括孫文在內，每一個具有觀察力的人都看得分明。十八省所以達成一致，抬孫文出來，不過是招聘一個有名無實的承辦人，去和袁世凱談判罷了。孫文的臨時大總統和南京臨時政府也是象徵性的，主要是給清廷和袁世凱做秀，純粹的“看守內閣”，等於是先開張，把“中華民國”註冊登記了，變成空殼的上市公司，好等袁老三北京事了，就來接盤。
後來把辛亥革命的偉績歸於孫文一人，尊為“國父”；將革命的失敗算在袁世凱頭上，斥其為“竊國大盜”。也是另一種春秋筆法，實在有失公允。如同今日將改革開放的功德歸於鄧公一人，或將49年開國的霸業歸於毛一人，都是對歷史的閹割和簡化。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凡夫俗子就是這麼一步步走上神壇的。
前幾天看2000年度經濟人物評選頒獎典禮，深萬科的王石答謝時說：我知道自己只是一個象徵，我能站在這裡，是因為我後面有一個萬科，而不是因為萬科有我。
不知道王氏此言有幾分真誠。但我立即想到，孫文和毛澤東之流就沒有這般的明智和謙遜。孫文臨時大總統的板凳還沒坐熱，便以民國締造者自居，從此由一個民主主義者走向武斷剛愎的個人獨裁。
再說袁世凱。愚見以為他是辛亥年間締造民國的功臣，而非大盜。袁先生為人詬病事出有四：一曰戊戌政變的告密，二曰辛亥年間的竊國，三曰接受“二十一條”，四曰背叛共和而稱帝。其二已有分說，袁世凱舉重若輕，收拾殘局，維持了中國的統一，使革命引發的全國混戰、天下大壞的不堪設想的後果化於無形。細想當時，實在沒有第二條路可走。設想辛亥革命發動時，袁世凱剛剛過世，中國接下來將會是什麼局面，反倒令人不寒而慄。
至於袁在戊戌政變中倒向後黨，常令壯士扼腕長嘆，仿佛袁世凱只要盡起天津小站6千精兵，圍住頤和園。今日之中國就是遍地香港了。其實細想當年情勢，譚嗣同實在比後來的孫文還要激進、尚武，且有着索羅斯般的政治投機家精神。假如幸而不死，恐怕又是我此文中亂臣賊子之一。
袁的選擇，無論站在趨利避禍的經濟理性，還是站在世受皇恩的朝廷重臣分上，均無可厚非。起兵謀亂、逼宮後闈的創意，換了是我，不嚇得半死！
袁世凱一生的個人污點，全在於恢復帝制。這個當了幾十年奴才的清臣，最終還是覺得皇帝的行頭才是中華老字號的正宗，非要過把癮才死。固然遺臭萬年，成為兩千年帝制的殉葬品。但卻不可一棍子打死。清末民初，袁氏雄才大略，堪比曹操。稱得上“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唐德剛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一書，說近現代史上，只李鴻章、周恩來或可比擬。我想也是。何況短短幾年鬧烘烘的共和，如何可以將千年帝制從中國的政治文化當中一筆抹殺。因此我倒覺得，帝制的真正壽終正寢，並非辛亥革命成功之時，而在袁世凱稱帝失敗之後。至於帝制背後“君為臣綱”的意識形態，則更加命長，在以後的孫文乃至毛澤東身上，仍然還一以貫之。
袁世凱自1901年亂世之中得攬軍政大權 ，到1907年被滿清權貴一腳踢開。6年間變法維新，建樹頗多：建立以“北洋六鎮”為首的現代化陸軍及“保定陸軍學堂”、“軍醫學堂”等一大批軍事院校；創辦北京、天津兩市的一批現代化的警察部隊（民初京津兩市的治安曾享譽世界）；創辦山東大學，興辦新式學堂，最終於1906年水到渠成，與張之洞聯名奏請廢除科舉制；興建科技、路礦及各種現代企業（沒有拿一分錢的股票）；說服西太后批准12年立憲計劃，派遣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設各省諮議局，推動地方自治；創辦或改革郵傳、無線電報、招商輪船局、新式幣制……
以上政績斐然，循序漸進，可比擬於沙俄末代之鐵腕首相斯托雷平。武昌首義之能星火燎原，難說沒有袁世凱7年主政的功勞。沒有各省諮議局翻雲覆雨，又哪能一夜間改朝換代，免去中土大亂。這也是袁世凱1911年捲土重來，振臂一呼，能夠得到各方面認同和雌伏的原因之一。但我們因人廢行，並習慣於以道德論人，只說袁大頭是徹頭徹底的壞蛋，是大奸巨惡之人。其實恢復帝制不過一場鬧劇，因此名譽掃地、受損最大的還是袁世凱自己。而於中國歷史之進程及對千萬黎民的影響，實在是無關於痛癢的。本文全篇欲想指出的一點，便是在二十世紀的激進主義浪潮之中，一個抱着為他人為民族肝腦塗地的人（比如孫文）往往留給歷史和民眾的，卻是無盡的劫難和百年都難以消除的惡果。並且自己（也比如孫文）最終也從天使墮落為撒旦，走上極權主義和個人獨裁的道路，與革命所欲指向的封建的政治因素反而一拍即合。反過來，一個所謂大奸巨惡之人（比如袁世凱），認真想一想，他究竟給歷史帶來了什麼樣的不可饒恕的惡果？我倒覺得他反而給歷史多少還留下了點點滴滴的改良和演進。像這麼兩個人（孫文與袁世凱）之間的差距，其實並沒有表面看來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那麼大。而且究竟誰是真正的天使？誰是真正的撒旦？也是難以分辨的。
至於袁世凱“二十一條”賣國事件，才是其一生中真正犯下的罪愆與污點。但此中亦有隱情，容後再議。
說回孫文。為什麼不把袁世凱列為亂臣賊子（理由如前。至於稱帝一事，非亂臣賊子，乃“僭主”是也，我把袁和毛並稱為20世紀之僭主，須另文批判），反而指證孫文為亂臣賊子呢？以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20世紀之中國大有人在。如汪精衛一代文膽，不惜一死，去行刺攝政王。我不算他是亂臣，皆因他是個人行為，書生意氣。賀龍如李逵般輪起兩把菜刀，難說刀下就沒有枉死之人。但我也不算他是賊子，因為他代表了最底層民眾在苦難中的掙扎。但孫文不同。孫文其人，一生服膺有組織的暴力與恐怖行為，並信奉獨裁。以敢死隊和僱傭軍的組織力量，及百折不撓的墨家精神，一手拉開了20世紀中國“極端年代”的黑幕。
亂臣者，對於孫文具有兩重意義。以“二次革命”為界，前期的孫文所亂者，乃滿清之帝制也。我稱其為“亂臣”是對他作為一個民族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的褒揚。但二次革命之後的孫文，迅速背叛了共和和民主的精神，無法從革命的暴力手段中自拔，在“革命大義”的崇高名目下回歸君王一般的獨裁政治，成為一窮兵黷武的黨魁和軍閥，甚至模糊底線，不惜背叛民族的利益。此時之亂者，乃是亂共和、亂民國，並以“天下為公”的名義而亂天下的黎民性命。這時我稱他為“亂臣”，便和“賊子”相通，“賊子”者，民賊也。
一、黑金政治
1903年孫文加入黑社會組織“致公堂”，進入歷史悠久的洪門。企圖藉助地下會黨的人力、財力支持他的武裝革命。不久，孫文在“致公堂”混不如意，深感失望。1910年孫文在一封私人信函中透露出對“致公堂”的不滿，信中稱他的第9次起義之所以失敗，全因缺款5000元。而“致公堂”美國分會答應報效5000元，卻只給了1900元。
孫文的革命全靠金錢支撐，胃口之大，今日的李嘉誠、包玉剛也要皺眉頭。1894年11月24日孫文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據歷史書說是近代中國最早的革命團體。其實這個掛羊頭賣狗肉的“興中會”，並不是一個簡單的“.org”，而是一個“.com”。類似於今日南中國出現的民間“銀會”。“興中會”會員每人須出“底銀”5元，“股銀”則每股10元，越多越好。目的是“舉辦公家事業”，事業成功，每股將“收回本利百元”。該會宗旨寫明，除盡忠報國以外，“兼為股友生財之捷徑”，而且“十可報百，萬可圖億，利莫大焉，機不可失也”（興中會章程第8條）。各位看官，想入伙了吧。不能不佩服孫文實在是一個有商業頭腦的政治家，等於以報國為名，大搞傳銷和“老鼠會”。不久，孫先生便捲款13000元，匆匆趕回香港和楊衢雲洽談資產重組去也。
海內外熱血華人的捐輸，填不滿孫文一次次街頭暴動的花銷。在“革命”的神聖名義下，孫文開始為籌款不擇手段。1907年日本政府迫於清廷壓力，逐孫文出境。孫文未與眾議，私下接受日本政府饋贈的5000元及日本商人鈴木久五郎的贈款10000萬元，於當年4月3日再次捲款潛逃。此舉觸怒了留在東京的全部盟員，在章太炎、張繼帶頭下，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驅孫怒潮——同盟會幾乎為之瓦解（見劉揆一《黃興傳記》）。
1901年，孫文自新加坡去法國。在巴黎經安南總督牽線，法國政府同意借款1000萬元扶持孫文的革命（在孫文《將赴美洲致各同志書》中偽稱借款人為某法國資本家）。孫文為此開出了什麼條件，因此事後來未成，史無記載，不得而知。
“護國運動”中，孫文又暗中與以田中義一為骨幹的日本軍部秘密往來，透過居間的日商九原房之助，先後收受日本軍部接濟140萬日元（折合當時美元約70萬元），開日本軍國主義介入中國內政之先河。孫文一再接受對中國狼子野心路人皆知的日軍國主義者的“黑金”，此不為亂臣賊子，何為亂臣賊子？
“護法戰爭”中，孫文為達“革命目的”，再次不惜代價，當府院之間正為是否對德宣戰鬧得不可開交，他通過親信的留德學生曹伯亞，私下接受德國政府賄賂的“黑金”兩百萬銀元（見美國駐外使館呈國務院報告USDS893.002707號，及戰後德國檔案德國外交官秘密報告）。拿到這筆款子，孫大總統再次振臂一呼，幾百名因議會解散而失業的“國會議員”，和程璧光（甲午海戰中親向日本送遞投降書的傢伙）的海軍第一艦隊便簇擁着他，浩浩蕩蕩南下廣州，向主戰的段祺瑞宣戰。
收受黑金，勾結倚重秘密會社，自孫文始作俑，便成為國民黨的光榮傳統。從他的關門弟子蔣介石，到今日台灣政界袞袞諸公。影響及於百年之後，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
二、恐怖主義與獨裁
20世紀中國恐怖主義之先河，也自孫文始。孫博士並非一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其窮兵黷武之處，為革命目標殺人如麻，可以直追雅各賓時期的羅伯斯庇爾。他一手策劃的所謂“十大起義”，無不充滿刺殺和公共場合爆炸案。以第一次廣州起義（1895年10月26日）為例，孫文親手寫下的企劃案說：光武裝攻打督署還不夠，還要“四處放火”，於城內各處“施放炸彈，以壯聲勢”。
1918年，廣東督軍莫榮新與孫文發生衝突。孫氏登上軍艦，下令炮轟位於市區的督署。那艦長不是國民黨員，堅持說怕傷及無辜，不肯開炮。孫文勃然大怒，竟然推開炮手，親自點火放炮。孫先生沒當過炮兵，這一炮命中幾何，殺人無數，也可想而知。
革命早期的孫文，尚傾心於美國制度，呼籲共和與民主。同盟會員也大多有留學歐美的背景，頗具民主思想。但二次革命以後，一方面屢受挫敗，孫文日漸感到同志般的黨員關係對他的乾綱獨斷鉗制太多，慢慢權欲膨脹。另一面則蘇俄的列寧主義崛起，對孫文刺激頗大。1913年9月27日，孫氏在日本召集流亡黨人，將國民黨改組為由他個人獨裁專制的“中華革命黨”。孫文竟然要求每一個人入伙時按指印、立誓盟，並向他本人宣誓效忠。這種從黑社會學來的作風及獨夫的姿態，不要說具有民主主義背景的同盟會元勛們，就連每一個稍有自尊心與獨立人格的黨人也實難接受。包括黃興、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李烈鈞、柏文蔚等一大批人，皆棄之而去。蔣介石等少壯派武人則趁機加入。後來共產國際要求共產黨人悉數加入國民黨時，陳獨秀執意反對，條件之一就是除非孫文廢除“按指印、立誓盟，宣誓效忠”這一套幫會作風。從此，國民黨在孫文手中（而非像常說的那樣在蔣介石手中，說蔣背叛總理不過是國民黨左派的統戰宣傳，蔣介石其實是孫文一脈相承的信徒），漸漸變成獨裁政黨，孫文也再非善類，逐步成為他夢寐以求的列寧式的強硬領袖。（他若是有朝一日攻下北京，決不會像基督將軍馮玉祥一樣仁慈，肯定和列寧一般手起刀落，將故宮裡的滿清孤兒寡母統統殺掉，一個都不能少。但又不敢象羅伯斯庇爾那樣光天化日的殺，而是像列寧一樣悄悄殺，殺了胡亂埋掉，打死都不認帳。）
暗殺革命元勛、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就是一例。光復會是革命黨的第二大股東，其領袖人物章太炎、陶成章等素與孫文不合。尤其是陶，與孫大總統自1907年起便交惡。1912年孫文一派與光復會爭奪浙江都督一職，陶成章呼聲最高，得到浙江名流馳電聲援。陳其美秉承領袖意旨，派出年僅24歲的殺手蔣志清（介石），於1912年1月14日深夜2時，潛入上海廣慈醫院，連開數槍，中頸、腹部，將陶成章射殺於病房。
嗣後，蔣介石潛逃日本。孫文電函陳其美，表示“不勝駭異”，責令陳“嚴速究緝，務令兇徒就獲，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靈，泄天下之憤。切切”。
陶死後，光復會便一蹶不振，再無與孫文爭風之力。蔣介石立此大功，一年後在日本正式加入“中華革命黨”，從此得到孫文器重，愛不釋手。
三、出賣國家主權
前述孫文之秘密外交，每一回領取日本、德國、法國的津貼，到底有些什麼出賣主權的協定，雖有謠傳，不能一一坐實。但在“二十一條”事件中，其無恥無義、不忠不孝，確是鐵證如山，拿什麼崇高的革命藉口來都不能自辯。
1914年歐戰爆發。日本人趁機（1915年）向中國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條”。袁世凱時為國家的最高主政者，他既不願接受，又不敢拒絕。遂一面拖延談判時間，一面由顧維鈞（大總統府和國務院雙重秘書長）暗中泄密，放出消息，希望引起國際間的奧援和干涉。孰料歐洲各國無力東顧，海外留學生群情激昂，將消息傳回國內，爆發了全國性的反日浪潮。
失去革命目標的孫文一看機會來了，竟然枉顧民族利益，認賊作父，與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甘心以袁世凱亦不敢接受的“二十一條”，主動承諾出讓與日本，條件是日本出錢出力支持他及其黨人推翻袁世凱。
早在1914年，孫文便通過其密友，日本政客犬養毅，與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搭上了線。他於1914年5月11日密函致大隈，極盡恭維之能事，並在信中慷慨允諾，一旦返華主政，當讓與日本前所未有之政治、軍事及經濟特權。
無奈孫文當時散落在野，大隈重信對他的空頭支票不感興趣。但孫文密函中所提出讓日本之主權，實為翌年大隈內閣對袁提出“二十一條”之藍本。等到上述1915年因“二十一條”引發全國反日浪潮時，孫文舊事重提，於當年3月14日再度密函日本外務部政務司長小池張造（孫博士的日本朋友還真多），重申前函之建議，怕鬼子不答應，還迫不及待地加重砝碼，出讓之中國權益更加具體，讓日本人不忍拒絕。
（以上情事見戰前日本官方檔案孫文密函原件）
不禁要問：什麼樣的“終極目標”，可以驅使一個革命家為達目的，細民可以殺之，小德可以出爾，連民族大義和禮義廉恥也皆可拋去，而甘為獨夫寡人，亂臣與賊子。
四、內戰與分裂
20世紀中國之內戰綿綿，和南北分裂，說到底，始作俑者還是這位孫先生。
孫文因袁世凱刺殺宋教仁一事，發動反袁的“二次革命”（宋教仁名望已僅次於孫文，並在繼續的暴力革命與議會憲政鬥爭的不同道路選擇上和孫文勢不兩立，不死於袁世凱，在1913年清黨中恐怕也要被開除，甚至像陶成章一樣被自己人幹掉也大有可能）。黨內對孫文藉機挑起戰端便意見紛芸，很多人不願內戰，以致二次革命半途而廢（孫文逃到日本後痛定思痛，開始領悟到獨裁是多麼重要，並日漸倚重蔣介石這種敢作敢為的革命青年）。“二十一條”激起反日浪潮後，因反袁而流亡海外的國民黨領袖黃興等人，為顧全大局，主張暫停反袁，並呼籲為袁撐腰與日本交涉，全國民族一致對外，一面爭取國際奧援，一面準備對日作戰。但孫文卻在此民族存亡之秋，有如前述，暗中與日本政府勾結，出賣主權，收受黑金，企圖以此為契機，奪回大總統的寶座。
袁世凱歸天，黎元洪就任大總統，與段祺瑞鬧起“府院之爭”。張勳事後，段氏再造共和，於1917年解散了老國會。孫文這位“繼續革命論”者，認為時機再次降臨，又如前述勾結德國政府，憑着“兩百萬銀元”的黑金，挑起了所謂“護法戰爭”。這一次年已51歲的孫文再也沒有耐心了，乾脆割據廣州自立，當上了“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對外宣稱為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
請注意，自辛亥革命袁世凱收拾殘局至此，全國基本上維持了統一。孫文在1917年另立中央，妄圖以武力統一全國，開軍閥混戰之先河，是自同治中興以來中國的第一次分裂。從此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一至於今日。
孫氏一面拿着外國政府的津貼和黑金，一面以此財力組建“僱傭軍”（陸榮廷、唐繼堯等地方軍閥），一次次挑起內戰，製造分裂，迷信武力。試問：這樣的革命先行者於國於民，有何功德可言？中國若不是身陷長達十幾年的內戰，日本豈會長驅直入，救亡又怎麼壓倒了啟蒙。事實上，孫文終其一生，連個區區廣東也彈壓不了，反而窮兵黷武，讓廣東子第民不聊生。與此同時，袁世凱及後來的北洋政府在經濟、治安上都建樹頗多，比如袁世凱在1914年頒布《地方自治章程》，推行的地方行政試驗制度。以及閻錫山於1917年利用鄉紳通過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求鄉村復興的“山西村制”（得到梁漱溟的好評）。就在孫文得寸進尺發動內戰、大搞獨裁的十年間，中國北方各省局勢穩定、各項民生事業得到漸進發展，地方議會的建設日漸繁榮。20年代初，一場鼠疫自東北邊境開始，迅速波及華北各省。北洋政府的衛生部門體現出極高的效率和醫療水平，成功制止住鼠疫蔓延，受到國際社會的讚揚。從10年代末到20年代，有人稱之為民國的“黃金十年”。令人感到滑稽的是，這個黃金十年是絕不包括孫文控制下的南方軍閥治域的。
1920年，孫文又搞到一筆款子，再回廣東，就任非常大總統，主張武力北伐。廣東督軍陳炯明（老同盟會員，黃花崗起義的暴動隊長）表示戰事甫息，宜休養生息。不如發展民生，謀求聯省自治，再徐徐圖之。但這種漸進循序的改良路徑，大總統哪裡聽得下去。兩人發生矛盾。加上陳一貫反對孫文借俄國以自重的做法，早在1915年，他與黃興、李烈鈞等人在海外便針對孫文，共同發表宣言，聲明：“絕不依賴外力干預中國內政。”（可見孫之秘密外交在黨內早已臭名昭彰）1920年4月29日，蘇俄代表在漳州與陳秘密會晤，允諾資助陳的南方軍隊完成統一，條件是中國放棄外蒙。陳炯明斷然拒絕。孫文得知後大怒，對他視之為“十數年之卵翼”的陳失望之極。兩人關係進一步惡化。1922年9月18日，孫在上海發表“告黨員書”，宣布陳炯明背叛革命。而後陳的部隊公開炮轟總統府，雙方正式決裂。陳炯明致吳敬恆書中曾說：“南寧勞軍之日，欲演烹狗之劇，事後聞之，毛骨俱悚。”
孫文早已不是那個甘願拋頭顱（現在只想拋他人的頭顱 ）、下油鍋也要救國救民的熱血男兒，他不甘心只是做一個在野的精神領袖，和中華民國開國的紀念品。他在幾十年的暴力生涯中，逐步成為一個要求黨員和部屬絕對服從、不惜犧牲國家與民族利益也要達成其政治目的和個人野心、並以革命的名義以百姓為芻狗的亂臣賊子。他對於當初民主和共和的目標早已從內心喪失信仰，抑或根本就從來沒有過真正的對於民主的信仰。他的真正的信仰，就是暴力革命和君為臣綱。
早年的孫文制定“革命方略”時（1906年），把革命建國事業的措施程序分作三個時期：第一期為軍法之治（三年），第二期為約法之治（六年），“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及人民對于軍政府之權利義務，悉規定於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各循守之”。 第三期則為憲法之治。之後隨着孫文的獨裁傾向壓倒民主傾向，對於當中這個作為過渡時期的“約法之治”，進行了多次修改。等到1924年孫文發表“建國大綱”時，建設的程序也分作三個時期，但第二期的提法變為“訓政時期”。並隻字不提關於訓政時期的“約法”問題，更無訓政時期的年限規定。這時的孫文，已經完全以上帝的牧羊人自居了。1956年，毛澤東曾說，我們現在其實就是在“訓政”。這個作為藉口的無期限的訓政，在孫文手中，已經不是通往憲政的必經之路，而成為了擋在憲政前面的太行王屋。
行文至此，看見近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警惕西方敵對勢力利用“法輪功”的政治圖謀》。又忽忽想起1925年孫文如願所償的病逝於北京，章太炎先生遙寄的一副輓聯：
舉國盡蘇聯，赤化不如陳獨秀
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
王怡/2001/1/11
(孫文：革命家和“亂臣賊子” 全文完博訊www.peaceha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