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中原大饑荒
　　
　　　　我的父親出生於1935年，抗戰初期時尚不記事。父親記得的第一件大事，就是1942～1943年的中原大饑荒。1942年，處於抗日前線的河南在不斷遭到戰禍的同時，還遭到一場巨大的自然災害。先是幾個月滴雨未下，再就是漫天的蝗蟲。那時蝗蟲非常之多，落在樹上把樹枝都壓彎了，等蝗蟲飛走，樹葉被蠶食殆盡，光禿禿的如同死樹。旱災和蝗蟲使得河南中部、南部一帶赤地千里，大部分莊稼絕收。根據後來的資料，大約有300萬人被餓死，占當時河南人口的十分之一。當時街上餓殍遍地，到處是乞討、搶食之人，均為父親親眼所見。
　　
　　　　饑荒往往是人為造成的。當時，河南駐紮的是國民政府軍湯恩伯部，黨務、政務、軍務、民生大權均集於湯恩伯之手，河南省政府有名無實。湯恩伯這個人，原本也算抗日名將，無奈他剛愎自用、貪婪冷酷。中原大饑荒時適逢湯部大事擴軍，靠抓丁拉夫、吸收土匪、地主武裝、雜牌部隊、反正偽軍等擴充勢力，一度發展至四個集團軍、三十萬官兵，基本上靠河南一省的殘山剩水支持。然而，湯部這個“胖子”卻是虛胖，部隊素質良莠不齊。特別是雜牌部隊和反正偽軍，原本就擅長擾民，此時更打起“中央軍”的大旗，抗日不力、搜刮有方。湯恩伯為了維持軍餉，在大災之年仍不顧百姓死活，大事徵收所謂的“湯糧”，弄得百姓流離失所、人盡相食。當時有民謠一則：“河南四荒，水旱蝗湯”，其中的 “湯”就是指湯恩伯。所以1944年日軍發動豫湘桂戰役時，湯部兵敗如山倒，老百姓甚至有不少人甘當漢奸、為日本鬼子引路的，足見老百姓對“遭殃軍”的極端痛恨。此後國民黨政權在解放戰爭中被人民解放軍摧枯拉朽般消滅，正是應了“失民心者失天下”這句古訓。
　　
　　　　此外，1942年河南災情雖重，但排除戰亂原因，假如當時國民政府高效廉潔、努力賑災，那麼餓死的人肯定會少掉很多。然而，雖然河南省政府多次向重慶方面匯報災情，但上面無論如何就是不信。因為當時上上下下的吏治都非常腐敗，下面的官僚經常慌報災情騙取賑災款項和物資中飽私囊。慌報得多了，上面也就把災情匯報當成“狼來了”，不予理睬。直到1943年河南饑荒的慘像被媒體披露後，救災的物資、款項才陸續抵達。在此之前，軍餉、捐稅都沒有任何減免。
　　
　　　　其實，不僅僅是河南一地，就連陝西不少地區也遭到類似災害。即便是共產黨控制的陝北，也有不少居民餓死，但當地的情況遠較河南為輕。
　　
　　　　　　　　　　　　　　　　　　　　　九、顛沛流離
　　
　　　　1944年，在南洋已處於困境的日軍為了便於向南洋運送戰略物資，在豫湘桂戰場發動了“大陸交通線”戰役。是役國民政府軍慘敗，大好河山被日軍蹂躪，創下了在反法西斯同盟節節勝利之時喪師失地、一潰千里的奇蹟。本來，抗戰開始後，隨着開封的淪陷，全家人從開封撤到鄭州（【注】當時舊稱鄭縣），又從鄭州撤到確山老家，接着又轉到漯河。當時河南省政府、戰區司令部先設在洛陽，洛陽淪陷後遷往洛陽南邊的魯山縣，魯山城小，放不下如此多的人。因此，省政府官員的不少家眷都住在漯河。魯山淪陷後，省政府又遷往南陽。
　　
　　　　日軍臨近之時，祖父派出一隊警察來護送家眷撤退。當時漯河城裡一片混亂，老百姓爭相出逃，連載人載物的車子都找不來。正在大家看着堆在地上的行李、細軟發愁時，恰好有兩個推着獨輪車的農夫走到隊伍邊上。負責護送的警長一看，立馬把二人抓來，指着問道：“這些貨，拉到南陽去，每人給十塊大洋！干不干？”二人一聽，高興得不得了，於是一行人就上路了。
　　
　　　　剛一出城，日本鬼子的飛機就來了。百十號人的隊伍，在曠野里目標顯得很大。鬼子的飛機都是雙翅膀的老式飛機，其中有幾架飛得特別低，連機翼上的膏藥旗都看得非常清楚。一行人慌忙四散臥倒，兩個推獨輪車的農夫也撒把子就跑。邊上的人還喊：“別把車把對着天上，看着像高射炮！”不過，鬼子的飛機在頭頂盤旋了幾圈後沒有投彈，轉身向漯河方向飛去，隨後，就見到幾顆炸彈投下，漯河城裡幾處冒起了滾滾濃煙。我家的一位遠房親戚當時沒有撤走，事後他說，為躲避日機轟炸，當時他躲到一條壕溝里，隨着一聲巨響，一條血淋淋的女人大腿炸飛到他的面前，長筒襪里還塞着錢，把他嚇得魂飛魄散。後來轟炸結束之後，他用長筒襪中的錢為那女人買了口棺材，把那條大腿埋葬了。
　　
　　　　撤退的隊伍繼續前行到一個小集鎮時天黑了下來，大家決定住一宿再走。正在吃飯時，飯館的幾個夥計議論着日本人的事情，被隨着隊伍一同撤離的一位姓方的太太聽到了。這位方太太是那種腦滿腸肥的人，個子很矮，一臉橫肉。方太太一聽到夥計們提“日本人”，就嚇得六神無主，高聲吆喝起來：“壞了！日本人就要來了！”等大家鬧明白原委，一個夥計小聲說：“哼，就是日本人真的來了，她這號人也不會有事。”結果，逗得全桌人哈哈大笑。
　　
　　　　在途中，年幼的父親和那兩個車夫混熟了。兩個農民既淳樸、又風趣，總是喜歡逗父親玩。又走了幾天，來到了一個叫李家寨的地方。這是個比較大的莊園，旁邊緊鄰一條寬闊的河，外面還有城牆，家裡還有武裝。李家寨的寨主是祖父在警察學校的同學，此時已經得到了消息，早早迎候在寨門外，一行人都很高興。在李家寨休息了一晚以後，第二天清早渡河。但是當時河裡的船都被軍隊搜走了，還好找到兩條漁民放魚鷹用的划子，一趟載兩三個人渡過了河。渡過河就算安全了，很快到了南陽。此時兩個車夫領了錢要回家，祖父一高興，加了一倍錢讓他們走了。二人千恩萬謝，高高興興地去了。父親看他們要走，哭得很厲害不讓他們走，兩人又哄了他半天，說等不打仗了就可以去找他們，但從此以後再也沒見過面。
　　
　　　　祖父在抗戰期間大概是負責情報方面的工作，因此經常需要化裝穿越敵占區。根據當時祖父的保鏢後來講述，最危險一次是在從日據的某縣城搜集情報出來的時候，險些被抓。當時二人裝扮成客商模樣，祖父手持一根中間掏空的竹拐杖，裡面裝的是文件，保鏢偽裝成他的隨從。二人順利地通過了城門口日軍關卡，正走到幾十丈開外偽軍關卡時，一輛馬車從身後突然駛出。那馬大概受驚了，速度極快。祖父一驚，手中的拐杖落在地上，馬車的鐵輪壓過，拐杖從中間軋劈了，露出了裡面文件的紙頭。保鏢見狀，立刻用手緊緊攥住露出紙頭的部分。幸虧當時偽軍和日軍只注意了受驚的馬，沒注意拿拐杖的人，因此二人得以僥倖逃脫。
　　
　　　　不過，1944年的日本鬼子已經不象1937年南京大屠殺時那麼兇殘、那麼趾高氣揚了。據沒有撤退的親戚們講，占領漯河當天夜裡，日軍進城，竟然露宿在大街上，頗有點像八路軍的作風。向人問路、找房子借宿也都是點頭哈腰，顯得很有禮貌。還有一些鬼子士兵，竟然幫老百姓挑水、打掃院子。其實這並不是什麼恭良謙讓，而是日本鬼子可能是察覺到自己已經到了強弩之末，害怕日後清算的原因。不過，和害民擾民的湯恩伯部比較起來，日軍的作風簡直強到天上去了，也難怪會有那麼多河南人跟鬼子合作。
　　
　　　　　　　　　　　　　　　　　　　　　十、和平曇花一現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開封光復。在舉國歡騰之中，我們全家也隨即遷回了離別七年之久的開封，仍住回到了原先的宅子。回家後發現家中的原本寬大的房子都被日本鬼子改造成了和室，到處是小拉門、踏踏米、小格子窗戶，很像老鼠洞。向鄰居一打聽才知道，這個院子在日據時代被日本“三井洋行”用作了辦事處兼招待所。父親和叔叔這些小孩子覺得這些玩意挺新鮮，但祖父討厭日本的風格，僱人拆除了那些踏踏米。那些滯留下來的、平日裡趾高氣揚的日本僑民，斯時個個惶惶不可終日，見了中國人就低三下四地鞠躬再鞠躬。這些僑民前後不同的表現，正應了國家強，百姓強；國家弱，百姓弱的道理。
　　
　　　　當時日寇正在受降交槍。1945年夏末的一天傍晚，開封城外開來一小隊日軍降卒，由於天晚了就在城外的瓜田中露宿。早晨起來時，忘記叫醒一個熟睡中的士兵就開拔走了。這士兵掉了隊，直到被發現他的中國人用石頭砸醒。士兵睜眼一看，發現四周已圍滿了憤怒的中國居民，他立刻扔掉了手中的槍，跪在地上磕頭求饒，哭喊着。但圍觀者沒有一個人聽得懂他喊什麼，也沒有憐憫和饒恕他，而是繼續用石塊砸他，那士兵轉眼間渾身是血，仍然磕頭不止，直至被砸昏。這時，有一個人搬了塊大石猛的砸在他頭上，結束了他的生命。年幼的父親聽說這件事趕緊跑去看時，那士兵已經死了。那士兵很年輕，身材矮小瘦弱，渾身上下的衣服、鞋子都被剝光，赤條條地躺在那裡。據圍觀的人講他至死沒有開一槍，一直在磕頭、哭喊。
　　
　　　　此外，當時還發生了一件事。一列滿載撤退日僑的悶罐列車在行駛時，因為鐵軌被中國人扒掉而顛覆了。當活着的日僑渾身是血地從車廂里鑽出來時，守侯多時的中國居民一涌而上搶劫財物，不分男女老幼都用石頭或者棍棒砸死，現場腦漿四溢、哀號連連，真是慘不忍睹。
　　
　　　　對於這兩件事情，在我記憶中父親向我講過多次，每一次他的表情都很沉重，我的心情也很沉痛。但是轉念一想，這也許就叫報應——誰邀請這些鬼子士兵、僑民來中國的？是他們自己來的。日本帝國主義自甲午戰爭戰爭以來，每次侵華都最積極，對同文同種的中國居民燒殺姦淫，掠奪了無數財富。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中國軍民死傷3500萬人，無數城市和村莊化為廢墟！殺人者，必為人所殺！這兩個悲劇性事件的始作俑者，正是侵略成性、血債纍纍的日本軍國主義。
　　
　　　　不過，抗日戰爭勝利的最初一年，卻是中國人民真正開心的一年。隨着戰爭勝利、中國地位的提高和租界的相繼收回，人們對建設新生活充滿了希望。那一段時間在開封城內，無論貧富，人人臉上喜氣洋洋；每個店鋪旁邊都備有免費的茶水，供行人解渴。當年離開開封的人們回來後，只要見到認識的人，哪怕僅僅有一面之交，就熱情洋溢，互問寒暖。1946年春節，開封城內鞭炮齊鳴，家家戶戶門前都懸掛着自己動手扎的燈籠，還自發地比賽，勝出的人都覺得自己很有面子。而一些讀書人，則在自己燈籠上寫上自己設計的燈謎供行人猜。如果有人猜中，猜謎者便扣開主家的大門，賓主雙方落座後，猜謎者會很謙虛地對主人說：“貴家的燈謎，我想試一試，猜不中別見笑啊！”如猜謎人說對謎底，主人就立刻獻上酒菜，二人從此便引為知己。總之一句話，普天同慶，其樂融融。
　　
　　　　此時父親上到了小學三年級，當時班上有窮有富，年齡差別也很大，從十多歲到十八九的人都有。開封城內自古居住着一部分猶太人，為了避免迫害而自稱 “回民”，不過是“藍回”，與信仰伊斯蘭教的“白回”相區別。當時父親班上就有一個叫“黃鳳花”的猶太姑娘，大約十五、六歲，棕色頭髮，黃眼珠，人高馬大，總喜歡欺負小男孩，父親他們非常怕她。改革開放後，有不少開封猶太人回到了以色列，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又回來了，因為無論從語言、習慣、心理和文化上，已經跟以色列人太不一樣了。
　　
　　　　抗戰結束後的國民小學裡，所有學生都必須參加童子軍。所謂童子軍，跟今天的少先隊有些類似。不過，童子軍的軍服需要購買，家裡有錢的就買；買不起的就自己家用土布縫製，再到染坊染成童子軍服顏色。自己染的衣服無論怎麼下工夫，也跟買來的制服有色差。當時有些老師也挺可惡，在學生列隊時總是喊：“正規軍站到前面，雜牌隊站到後面！”每當此時，那些穿着“雜牌隊”衣服的窮人家的孩子，特別是女孩子就總是低着頭，非常尷尬。不過，父親天生同情弱者，總是自己也站到“雜牌隊”里去，老師也無可奈何。
　　
　　　　大概那時起，學校、機關就有了每星期升國旗、唱國歌的習慣，那國歌（【注】國民黨時期的國歌也即國民黨黨歌）的歌詞是文言文的，對童子軍們來說不好理解，老師也從來沒解釋過。不過唱得多了，到現在父親還記得歌詞：“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由於多年戰亂造成的嚴重破壞，當時中國大部分地區經濟凋敝、民不聊生。為此，當時美國救濟總署給了中國不少援助，特別是對學生。父親上小學時，學生們幾乎每半個月都能領到美國救濟總署發來的食品：大鐵筒裝的奶粉、大塊的巧克力、肉罐頭等等；此外還有衣物，質量都非常好。其實我們家是不需要救濟的，但由於學生人人有份，也就領了。有時還發來一些美軍士兵戰時的口糧：幾塊餅乾麵包，一小罐果醬，一罐肉罐頭，一罐蔬菜罐頭，幾塊巧克力，幾塊口香糖，五枝“駱駝”牌香煙。美國作為中國反法西斯戰爭的同盟國，在四十年代向中國提供了不少的援助，這些食品和衣物對於當時很多窮人家的孩子的成長是有益處的。解放後一些人出於政治目的和狹隘觀念，要麼對這一段歷史閉口不談，要麼硬要給美國的慈善援助戴上一頂“侵略”帽子，這實在不夠公正。
　　
　　　　　　　　　　　　　　　　　　　　　十一、祖父病逝
　　
　　　　我的祖父在年輕時感染了肺結核病，當時只知是“肺病”、“癆病”，也沒有什麼有效的治療方法。隨着年齡的增大和抗戰時期的顛簸，他的肺病越來越嚴重了，經常咯血。到了1946年，祖父的病情愈發沉重，基本上在家休養。此時的他，已難以再掌管民政的職責了，於是給他安排了一個“視察委員會主任”的職務。其實他也沒下去視察過什麼，只是下邊的人拿來文件，他臥在床上圈閱。
　　
　　　　當時給祖父治病的主要有開封同濟醫院的院長，大概是姓柳；還有一個是留用的日本醫生。這二位醫生經常來家治療，醫術也算高明，但對於當時的絕症肺結核還是束手無策。1947年初祖父去世後，柳院長還不知情，辦喪事那天還拎着個醫藥箱來了，一進門看到靈棚，一句話沒說就轉身走了。當時大人們都忙着張羅喪事，誰也沒注意到他，父親看見了。後來祖父喪事辦完後，柳院長和他的夫人還一起登門來慰問，順便提了提結清醫療費的事情。
　　
　　　　祖父的喪事辦得算是很隆重的。靈堂就設在家中，省府要員來弔唁的絡繹不絕，還請了不少出家人來超度。其實咱們中國人的宗教信仰是雜的，來超度的出家人既有和尚，也有道士。吃飯時和尚在一邊吃齋，道士在另一邊喝酒吃肉。家裡的親戚也來了不少，還有許多平時不怎麼認識的人也來湊熱鬧，邊假裝哭邊偷東西。喪事辦完之後家中少了不少小玩意，包括父親小時最愛玩的德國造的望遠鏡，甚至還有一缸金魚。
　　
　　　　可是人死如燈滅，那些阿諛奉承之徒也在瞬間樹倒猢猻散，漸漸地門前冷落了。當然，也有一些祖父栽培過的、有些良心的人偶爾過來看看。當時的國民政府是沒有“撫恤金”這一概念的，人死了就死了，就再跟政府沒什麼關係了。於是習慣於奢華生活的祖母就開始賣家產度日，由於她不懂得經營，被人連蒙帶坑，再加上戰亂，家道迅速敗落了。
　　
　　　　　　　　　　　　　　　　　　　　　十一、內戰爆發
　　
　　　　百姓所盼望的和平如同曇花一現，沒能持續多久。1946年下半年國共內戰爆發，國民黨軍隊占着美式裝備和美國的支持一開始占了上風。談起國共內戰爆發的責任，我認為以往的歷史書把責任完全推到國民黨方面的描述不夠客觀。其實，國共雙方均無和平誠意，都在擴充實力、搶占地盤，從抗戰結束到1946年內戰爆發，雙方因搶地盤發生的衝突延綿不絕。因此，把引起內戰的責任完全推到失敗的一方是不公正的。
　　
　　　　然而實話實說，國民黨的部隊秉承了軍閥作風，實在太黑暗、太腐敗了。當時，國民政府實行的是義務兵制，徵兵對象主要是農民。農民一般不願意當炮灰，國民黨也不做什麼宣傳鼓動、思想政治工作，只好採取“抓鬮”方式決定誰家的兒子去當兵。窮人兒子一抽上，立刻就用麻繩套着，生拉硬拽地拖走。萬一有錢人家兒子抽中了，則可以通過行賄讓窮人家孩子頂替。此外，有些地方乾脆連這個程序都省掉了，直接抓人當兵。有很多外出趕集、甚至在地里幹活的農民，碰上抓壯丁的，連給家人報信的機會都沒有。解放後我父親參軍，所在的師政治部主任就是這麼一個例子：紅軍長征時期，他在湖北老河口當腳夫，碰上國民黨抓壯丁，當了兵。後來他所在部隊調到川西草地附近跟紅軍打仗，部隊被打散。紅軍優待俘虜，願意回家的回家，願意留下的留下。他看這荒無人煙的地方一個人走也活不了，乾脆參加了紅軍，最後成長為解放軍高級幹部。他算運氣好的，過個十幾年還能衣錦還鄉；而運氣不好的就死在外面了，也沒人通知家裡人一聲。
　　
　　　　此外，國民黨軍隊裡的官吏有很多貪污軍餉，“吃空額”。所謂吃空額，就是假造花名冊領空餉中飽私囊，有餉無兵。到了上級來抽查時，就臨時找街上的地痞流氓假充士兵，每個人記住自己的名字，上級點名時答一聲“有”就行了。還有狗急跳牆的，乾脆自己人策反自己人。我父親在1948年就親眼在開封火車站看見這種情況。當時父親正在火車站內玩耍，從別處駛來一列裝滿士兵的火車停在月台上。此時，一個國民黨軍官跑到車廂前策反，離父親大概只有二三米遠的距離，因此說話聽得清清楚楚，大意是我的部隊待遇好，你們來我們這裡好了。正在說時，軍列上的隨行軍官下來了，二話不說，拔出手槍就照那傢伙頭上打了一槍托，把他打倒在地，連帽子也掉了。那人撿起帽子，拔腿就跑。
　　
　　　　國民黨普通士兵的命運是很悲慘的，他們大多是窮苦人出身，抓到軍隊裡不但受軍痞的奴役和欺侮，而且往往吃不飽，饑寒交迫。其實每人都有軍餉軍糧軍裝，但多被長官貪污掉了。國民黨的軍官多數很壞，動不動就體罰士兵，在開封大街上，父親也多次親眼看見士兵被打得哭爹喊娘。在豫東戰役不久之後的淮海戰役當中，據說國民黨軍逃竄時，遇到有河流阻擋道路，就把傷兵、死屍向里填，硬是填出一條堤壩，汽車和坦克就從上面駛過。後來解放軍趕到，組織了挖掘，還有活人。如此的黑暗與壓迫，軍隊怎麼可能會有戰鬥力呢？
　　
　　　　共產黨的部隊如何好，解放後宣傳得不少了。但實際上，內戰激烈時共產黨也迫切需要兵員，農民也並不是和電影裡描寫的那樣個個踴躍參軍的。父親在部隊時，有一個一九四七年冬天參軍的老兵就曾向父親說起自己參軍的經歷：幹部們把青壯年農民集中到一間屋子裡，讓大家坐在炕上進行參軍鼓動，把火炕燒得特熱。也有願意去的，但人數不多；多數人不言語，於是就繼續鼓動。炕越來越熱，燒得人實在坐不住了，想挪挪屁股，一挪，幹部立即說：“好，好，×××願意去！”馬上連拉帶拽到前台來，戴上大紅花，就算光榮參軍了。不過，共產黨講政策，對於只有一個兒子的家庭一般不動員參軍；到了部隊以後官兵平等，講階級友愛，更不存在剋扣士兵的現象。這樣一來，也就留住了士兵。而那些原來在國民黨中服役，後來被共產黨俘虜參加解放軍的“解放戰士”，對比雙方軍隊天壤之別，就變得更加勇敢。
　　
　　　　　　　　　　　　　　　　　　　　　十二、第一次開封戰役
　　
　　　　1948年，隨着戰局日下，開封城岌岌可危。國民黨決心死守，於是把開封城變成一座要塞。先是把城外的民房一把火燒掉，形成一片開闊地；然後在城外構築半永久性工事。國民黨在城外做碉堡時，為了防止士兵臨陣逃跑，就想了一個損招：先挖個一米深左右的圓坑，把食物、水連同士兵一同放入坑內，再用吊車把事先做好的鋼筋水泥殼扣在上面。碉堡沒有門可出入，每個碉堡裡面只放一把鐵鍬，當兵的要想出來，就得挖地洞。國民黨荒唐地認為：採取這樣的措施就可以防止士兵逃跑，促使當兵的死心塌地地拼命。實際上，這種措施一點效力都沒有：當兵的想保命，自然就一槍不放，一開打就把白襯衣挑在槍尖上從機槍眼裡伸出來投降，直等解放軍衝過去以後當俘虜。
　　
　　　　祖父病逝以後，根據祖父的遺願，家裡原本想把靈柩帶回確山老家安葬。但時局混亂，道路不通，於是寄放在城外一座寺廟中，等待時局好轉後再遷葬。國民黨燒城外民房時，那座寺廟也未能倖免。於是祖父的屍骨連同棺材一起在戰火中化為灰燼，一直到第一次開封戰役結束後才得以收回。
　　
　　　　臨近滅亡，國民黨更加瘋狂地鎮壓異己。一天早晨，我父親在警備司令部對面的一個小店裡買醬油，恰好遇到一個國民黨士官出來買煙。那個士官雙眼通紅，一看就知道是很長時間沒休息好。這時小店老闆和他開玩笑：“蔡班長，昨晚上又到哪裡賭錢去了，怎麼眼圈熬得通紅啊？”蔡班長連忙辯解道：“哪裡的事！”看看左右只有父親一個小孩子，於是壓低聲音對掌柜的說道：“最近一個月天天夜裡活埋學生，昨天忙了大半夜，好幾十個哪！有些女學生可真漂亮啊！可惜，可惜！”他也感嘆道。
　　
　　　　轉眼到了六月份。一天早晨父親上學，一出門發現街上空蕩蕩的無一人，繼續走了很久才碰到一個同學，二人繼續前行。走到一個十字路口，碰到一個值勤的憲兵，憲兵看見他們就大喊：“回家去！回家去！別上學了，要打仗了！”小孩子不懂事，一聽可以不上學，高高興興地回家去了。回到家裡一會兒，就聽到遠處傳來隆隆炮聲，慢慢地越來越近，聲音越來越響。過了一兩天，炮聲漸漸停息，城外方向槍聲大作，又過了一兩天，槍聲由遠到近——共產党進城了！
　　
　　　　共產黨的部隊此時不知是由於戰術原因，還是為了減少城內居民的傷亡，不再用重炮轟擊了，而改用迫擊炮。迫擊炮的聲音能分辨得出來：嗖——嗖嗖——轟！在激戰中，我們家左右鄰居、店鋪全被炮彈擊中倒塌，惟獨我家的樓房基本完好無損，只是樓外的木樓梯被彈片炸塌了。鄰居沒了房子，天黑時紛紛跑到我家來請求留宿，祖母一看，忙說：“都啥時候了，還請不請的，快進來吧！”於是大家一擁而入，好在家裡房子挺多，又有地板，二十多號人就睡在地板上。在戰亂時候，人多了是能夠壯膽的。
　　
　　　　第二天槍聲越來越逼近我家所在的省政府大街，不時有子彈在院內飛過，還有一粒流彈破窗而入，所幸沒有傷人。父親有一件美國救濟總署發的棉布襯衣晾在院子裡，此時中彈起火了。那件襯衣是方格子的，布料非常厚實。接着，院門被人推開，一個短頭髮的解放軍女衛生員手裡拿着一塊饅頭，一邊啃着一邊進屋問祖母： “大娘，有沒有水喝啊？”祖母連忙倒了碗開水給她喝，看着她干啃饅頭吃，又從家裡拿出了點鹹菜給她，可她無論如何都不要，“咕咚咕咚”一口氣把水喝完，就急匆匆跑出去了。
　　
　　　　當時我們家住在省政府大院斜對門。此前，省政府大樓早已被國民黨變成了防禦工事。街這邊已經是被解放軍占領了，那邊省政府大院內國民黨士兵還在堅守，雙方隔着大街互相射擊。突然，家裡人聽到一聲很大的響動，像是什麼東西從高處墜落的聲音。大家趴到門洞一看，是一個解放軍戰士從省政府樓上摔了下來，身旁還放着一把鐵鍬，聲音估計是那把鐵鍬發出來的。剛才進屋討水的女衛生員正在為他包紮。正在這時，又一個端槍的解放軍戰士推門而入，看到門洞裡站的人，對祖母說道：“大娘，別站這裡，門洞很危險！”說完跑進了後院。大家急忙又退回屋內。
　　
　　　　當時開封上空還有飛機飛過。後來才知道，那是蔣介石親臨開封上空督戰。
　　
　　　　第二天全城大部分地區槍炮聲漸漸沉寂下來，惟獨龍亭方向還有戰鬥，槍炮齊鳴，持續了幾個小時後也停下來了。戰事結束後，在家裡的廁所中發現了一套剛剛脫下的、嶄新的國民黨校官呢子軍服，大概是哪個軍官平時捨不得穿，原本打算打起仗來穿上這身新衣服“不成功便成仁”的，後來改了主意逃命去了吧。當時的國民黨河南省主席劉茂恩先是自己在臉上塗滿鮮血裝死，然後混在出逃的人流中逃出了開封。
　　
　　　　開封地質比較特殊，打井時有的井是苦水，有的井是甜水。苦水井是不能吃的，只能用來洗衣服。因此，當時開封城內所有的水井都有一個藍底白字的牌子，上面寫着“苦水井”或者“甜水井”。平時家裡吃水都靠人送，打了幾天仗沒人送水了，家裡的甜水也吃完了。開封戰役時大伯不在家裡，父親是唯一能幹活的男子，因此槍聲一停父親就出門挑水。一路上國軍將士屍骸枕籍，地上血流成河。走着走着，又看到一個國民黨傷兵在地上爬行。恰在此時，兩個解放軍戰士恰好從他面前經過，國民黨傷兵停了下來，以乞求的眼神向他們仰望着。其中的一個解放軍戰士拉了拉另一個戰士，兩人一言不發，繞開國民黨傷兵走了。第二天早晨父親挑水時又看到那個傷兵，趴在一汪積水邊，已經死了。
　　
　　　　進攻開封的是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的陳士榘部，當時裝備很差，甚至還沒有統一的軍服：有穿八路軍軍裝的、有穿便衣戴軍帽的、有上身軍裝下身便衣的。武器也很破舊，可是士氣高昂、待人和氣、紀律嚴明。
　　
　　　　善於運動戰的解放軍進入開封只停留了大概四、五天時間，然後就在一個夜裡悄悄撤走了。那天早晨起來，街上一個解放軍都沒有，只留下滿街標語口號。解放軍撤走的當天下午，國民黨邱清泉的機械化步兵第五軍回來了。那天天氣很怪，天空一邊是烏雲翻滾，另一邊卻是烈日當頭。一開始，國民黨軍遠遠地打了幾炮，見沒反應就不打了。當時父親跑到城門口看熱鬧，遠遠地望着排成縱隊的坦克，“突突”轟鳴着，冒着煙；坦克後面是汽車，汽車後面還有戴鋼盔的士兵。在烏雲與烈日的襯托下，這支黑壓壓、又閃閃發亮的部隊顯得很不可一世。接着，國民黨的報紙和電台就開始吹牛，比如《慶祝開封大捷——國軍勝利收復汴梁》、《國軍榮克開封城》等等。其實，國民黨部隊“榮克”開封時連一個解放軍的影子也沒見到。
　　
　　　　國民党進城後學校又開課了。父親上學的必經之路上有個被炸毀的國民黨碉堡，坍塌下來的水泥塊埋住了一具國民黨士兵屍體的上半身，只剩兩條腿露在外面。由於當時是夏天，屍體在陽光的暴曬下很快腫脹起來，並且散發出一種甜絲絲的、令人作嘔的臭氣。父親和他的同學們從那裡經過時，為了躲避那種臭味，總是在很遠的地方就深吸一口氣，再憋着氣跑過那一段路。有幾次不走運：風向正好順着他們跑的方向，等他們以為跑過了那個區域而深呼吸時，立刻聞到了那股令人翻腸倒肚的可怕氣味。
　　
　　　　複課那天，同學們見面後格外親熱，互相講述打仗時見到的驚險場面。父親的同學在開封戰役中也有損失，同在班上的兩姊妹被打死了。那兩姊妹長得很漂亮，時年一個十五歲，一個十三歲。
　　
　　　　　　　　　　　　　　　　　　　　　十三、跑反
　　
　　　　邱清泉的第五軍再次占領開封后，繼續在開封外圍與解放軍中原野戰軍、華東野戰軍交火，開封始終未能成為太平之地。當時父親見到的邱清泉部是國民黨的王牌部隊：武器精良，從戰車到士兵的槍支都是美式裝備；士兵穿得也好，清一色斜紋布軍裝，軍容非常整齊；生活也不錯，住在美式帳篷里，吃着美軍戰時士兵口糧，經常從帳篷中扔出空罐頭盒。邱清泉部並不像當年湯恩伯部那麼騷擾百姓，但是也決不像解放軍、八路軍那樣對老百姓那麼和氣。國民黨與老百姓的關係，就像是水與油；而共產黨與老百姓的關係，則像是魚和水，這就是區別。
　　
　　　　有了第一次開封戰役那些驚心動魄的經歷，祖母想起來就有些後怕。為躲避隨時可能燒來的戰火，祖母決定帶幾個孩子回老家確山。但是，當時幾個成年子女人各有志：大伯在武漢國民黨軍中；大姑在省師範高等學校與一個進步青年張××（【注】實為中共地下黨員）談戀愛，不願意走；二姑正上高中，準備跟學校一同撤走。祖母只好收拾了家裡能拿得動的首飾、金銀等財產和祖父的骨灰，帶着當時尚未成年的父親和叔叔一同南逃，家裡委託給一個遠房親戚照看。那遠方親戚在看房子期間，把祖父一生積攢下的珍貴的線裝書都拿去當廢紙賣掉換酒喝了。
　　
　　　　此時鄭縣、許昌均已被中共占領，隴海鐵路向西已經走不通了。祖母一行出了開封，向東先乘火車到徐州，從徐州沿津浦鐵路南下到浦口，從浦口渡江到南京，從南京乘船到漢口，從漢口再沿平漢鐵路北上回到確山。當時兵荒馬亂，南下的火車列列爆滿，就連火車頂棚上都坐着人，不時有扒火車的被擠下火車軋死軋傷。車廂里還有國民黨的傷兵和散兵游勇，一路上怒罵聲、哀號聲、呻吟聲連綿不絕。火車一路上走走停停，人們小心翼翼地護衛着自己的財產和子女。等到了浦口，碼頭上等待過江的老百姓人山人海，而輪渡只有那麼幾條，根本就忙不過來，秩序非常混亂，不時有人為爭搶渡輪掉入江中。
　　
　　　　祖母、父親、叔叔三個人老的老、小的小，眼巴巴地看着眼前這一幅亂象一籌莫展。也算天無絕人之路，恰在此時，聽到有人招呼他們。一看，原來是曾與祖父同僚、時下在國民黨海軍部供職的李××（【注】軍銜大概是個少將）。此人若干年前曾去過祖父家裡，有印象但不熟悉。在李××的安排下，祖母一行隨之一同過了江，在李××家中小住了幾日。李××招待得還比較熱情，只是其夫人仿佛顯得有些不耐煩。看看祖母一行所帶的大包小包，李××問：帶着這些東西，一路上安全嗎？祖母說不安全，成天提心弔膽的。李××便建議：現在哪裡都不如南京安全，可以將不是生活必需品的包袱和祖父的骨灰暫存他的家中，等戰局好轉以後再回來取。祖母一聽，當即就同意了。
　　
　　　　李××幫助祖母買了到漢口的船票，又將三人送上了船；從南京到漢口，再從漢口到確山這一段路還算太平。但此後戰局急轉直下，再也沒能和李××聯繫上，於是祖父的骨灰，還有那些囊括了家裡幾乎所有動產的包裹均不知所終。解放後，大伯曾到南京尋找過李××家，但早已物是人非，聽鄰居們說，李××跟國民黨去台灣了。
　　
　　　　事實證明，祖母這次跑反完全沒有必要。1948年10月24日，已經窮途末路的國民黨行政機構和軍隊自己撤出了開封，逃往徐州。解放軍兵不血刃就解放了這座古城。
　　
　　　　　　　　　　　　　　　　　　　　　十四、母親的家庭
　　
　　　　我的母親出生於1951年，是河南滑縣人。除少數幾個外來戶以外，她所在的那個村子裡的人清一色姓張，都是一個老祖宗的後代，村民也全都是親戚。外公在解放前是一個有四十來畝土地的小地主。實際上，我的外公是一個非常木訥的、一個大字都不認識的老實莊稼漢，原本並不富裕。但他唯一的興趣就是伺候莊稼，人也非常勤勞。外公精湛的種田技術和起早貪黑地耕作，使得他的莊稼長勢總比別人的好；再加上外婆勤儉持家，經過幾十年千辛萬苦的積累，家境漸漸殷實起來。
　　
　　　　外公年輕時長得英俊，皮膚白皙、身材魁梧，是遠近聞名的美男子。我的外婆則出生於一個敗落的官紳家庭，從小父母雙亡，寄人籬下，家裡財產全被她的叔叔吞併。她是農村里少見的知書達禮的大家閨秀，就看中了外公的老實與英俊。外婆的精打細算和祖父的勤勞耕作，使得這個家庭在解放前的20年裡不斷擴大再生產，從原先的幾畝變為四十來畝，還蓋了一座二層的老式小磚樓。不過，滑縣的土地屬於黃河故道，含沙量大，肥力差，當時又不懂使用化肥和品種改良等技術，儘管精耕細作，但還是離不了靠天吃飯，一畝地能打個二百斤糧食就算特大豐收了，遇到荒年景顆粒無收的情況都有。每年打下的幾千斤糧食養活當時一家六口，也不過溫飽有餘。
　　
　　　　解放前，家裡只有外公一個男勞動力，地多了以後一個人忙不過來，就雇了一個長工，農忙時節也雇幾個短工。但是，這裡的主家與僱工的關係並非象《收租院》裡所描述的那樣殘酷、血腥，而恰恰相反——當時吃飯時，外公和長工同席吃乾飯，外婆和孩子們則另席吃稀飯。這是因為，在天災人禍頻仍的河南，即使家裡有些餘糧也不敢頓頓吃乾飯，必須留下來糧食備荒；而外公和長工屬於下地幹活的勞力，他們必須吃飽才有勁幹活。上工時外公和長工一起下地幹活，那長工與我們家關係也相當好，本身也就是自家親戚——就是這樣一個普普通通的殷實之家，根本不是某些人描繪的那樣像洪水猛獸般的壓迫者。
　　
　　　　外公、外婆是當時村裡有口皆碑的勤勞之家、小康之家。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舊時代的中國億萬農民唯一的夢想就是靠勤勞、節儉獲得積累後不斷地購買土地。這些地產，既不是他們搶來奪來的，也沒有軍閥官員作靠山，更談不上“魚肉人民”。這些土地都是他們一輩子辛辛苦苦、一點一滴地積攢起來的，他們都是本分守法的淳樸農民，並沒有任何罪過。其實，這樣的農民應當算是中國舊式農民中最為勤勞、貢獻最大的一類人。
　　
　　　　解放前，由於連年戰亂，土匪很猖獗，有一次外公在去縣城看戲回來的路上被幾個“老抬”（【注】豫北方言，就是搞綁票的土匪）綁架了，放出消息要多少多少銀圓，否則就要撕票。外婆得知消息後簡直快急瘋了，四處張羅借錢籌款。還正在忙活着，外公居然毫髮無損地回來了。原來，“老抬”把外公關押幾天后派兩個嘍羅押着外公轉移關押地點，誰知走到半路兩個傢伙的大煙癮相繼發作，又是流鼻涕又是渾身抽搐，動彈不得，結果眼睜睜地看着外公掙脫繩索逃走了。
　　
　　　　馮玉祥治豫時，搞“新生活運動”，派出大兵四處搜羅裹腳女人。可是，這種延續了一千年的陋習也並非一下子能破除的。那一段時間，村口有人放哨，遠遠看到有馮玉祥的大兵過來就高喊：“查裹腳的來了！”正在地里忙活的婦女一聽，撒腿就往家裡跑，馮玉祥的大兵就在後面追，跟今天搞計劃生育差不多。
　　
　　　　後來日本人來了。外公的弟弟當時在縣城賣饃，走到城門口時正趕上日本鬼子殺人立威，無端地被日本鬼子砍了頭，在城門口掛了好多天。後來外公買通一個給日本人做翻譯的同村人，花了不少錢才把屍首贖回來。幾年裡日本人就到過村里一次，嚇得全村婦女臉上塗滿鍋灰躲到麥地里，被日本兵抓住的婦女倒也沒怎麼着，日本兵看着她們臉上黑糊糊、驚慌害怕的樣子就哈哈地笑，嘴裡還用生硬的漢語說“皇軍大大的好，別害怕”，然後就走了。而漢奸隊伍“皇協軍”和一些雜牌隊就挺可惡了，每次進村都偷雞摸狗，搜刮財物，因此當地一些老百姓說“皇協軍”比日本兵還壞。
　　
　　　　雖然豫北先後被新舊軍閥、國民黨、日偽輪番控制，然而這幾種政治勢力始終沒有能深入到鄉村中來，除了要交各種各樣的捐稅、偶爾有各式各樣的軍隊來搜刮騷擾外，豫北的鄉村多半時間處於千百年來形成的村社自治體系之中，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着，直到來了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