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解　　　放
　　
　　　　　　　　　　　　　　　　　　　　　一、土地改革
　　
　　　　外婆有一個叔叔，遊手好閒，喜歡吸鴉片、嫖娼及賭博。雖然吞併了外婆父母留下的遺產，有不少土地，但由於坐吃山空、肆意揮霍，到解放前夕已經把地賣得差不多了，淪為典型的農村流氓無產者。最後剩下一匹騾子，也找到外公，賤賣給了他。當時外公滿心歡喜，還以為撿了個便宜，誰知不到四個月，土改就開始了。外公家被劃作地主，家裡的田地、牲畜、農具都被瓜分了，也從原來的二層小樓中被趕了出來，在一座老廟中棲身，我小的時候還在那裡住過，直到1984年才在我母親、大姨的支持下蓋了一座新屋。而外婆的叔叔，流氓無產者，卻因為身無分文，劃為了貧農。
　　
　　　　對於土地改革問題，儘管我的父母家都是地主，土改中被分掉了土地，但我一直都認為：土地改革是必要的，因為中國人口太多，土地資源有限，因而過度的土地兼併和集中會造成貧富分化和社會動盪。但是，我認為土改中僅僅依據財產多寡而給人劃線，以決定是“統治階級”和“被專政階級”的做法是欠妥的，特別是再依據這種劃線將歧視與迫害強加到被“均富”者及其子女身上。雖然共產黨一直講“實事求是”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實際執行起來卻往往不是這樣。此外，不問農民財產的取得途徑是否合法，簡單地加以瓜分而不給任何形式的補償，也容易人為地造成矛盾加劇。
　　
　　　　　　　　　　　　　　　　　　　　　二、階級鬥爭
　　
　　　　土改後，外公、外婆原來的住房被改成了村公所，後來叫大隊部，還成立了貧農協會。這時附近幾個村子裡一些失去財產的原地主、富農和富裕中農秘密組織起來，雇了槍匪準備暗殺貧農協會主席和農會積極分子。密謀在村子最大的地主、外公的堂兄家裡進行，外公被分配“承包”暗殺貧協主席。開完會回家後，老實巴交的外公長吁短嘆，心神不寧。外婆看着外公情緒不對，急忙問怎麼回事。外公在外婆逼問之下，只得和盤托出。外婆聞訊大吃一驚，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於是急忙趕到貧農協會主席家裡，讓他連夜逃走。貧協主席脫險了，後來半夜裡槍匪開始行動，全村貧協積極分子除貧協主席一人不在刺殺未遂，其餘的全部被匪徒殺害。
　　
　　　　人民政府隨即進行了鎮壓，首犯外公堂兄逃亡，多年沒有音訊。六十年代末，他們家裡人輾轉得到消息，他逃到了山西某地山區，一個人住在一間廢棄的窯洞裡。他們家裡人秘密地到了其藏身之地，但發現其早已死亡，只剩下一具白骨，於是用麻袋裝着回來，秘密埋掉了。此事一直瞞着村里人，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公開。其他的參與者均被槍決。外公雖報信有功，卻以出了錢、參與了密謀為理由，仍被判了4年勞動改造。在外公服刑期間，家裡沒有勞動力和生活來源，外婆靠給人做鞋底掙點錢養活三個孩子，不到四十歲頭髮全白了。
　　
　　　　不過，實話實說，外公在監獄裡的日子竟然比在農村還要好一些。那時監獄講政策，像他這種罪行輕、人又老實的犯人，管教幹部對他很是不錯。起初，讓外公擔任採購，自由上街；後來成立監獄工廠後又讓他當工人，幹了幾年成了熟練工。除了不讓家屬探視這一條不太盡情理外，監獄裡的待遇還真不錯：頓頓吃得飽，每星期吃一回肉，外公在裡面養得白白胖胖。外公以前有眼病，當時監獄裡還關押着一個日本軍醫當獄醫，大概是個戰犯，他治好了外公的眼病。
　　
　　　　後來這座監獄工廠發展成了一個國營的大印染廠，外公也成為該廠的熟練工人。外公這人老實，領導讓幹啥就幹啥，而且精益求精，領導不說休息就決不休息，因此監獄的領導們都很喜歡他。服刑期滿時，監獄領導幾次勸他留下來就業當工人，但老實巴交的外公執意要回家。外公回家那天，外婆和當時只有四歲多的母親正被村幹部指派在村口“把路口”，在監獄裡養得白白胖胖、穿着簇新的工作服的外公從路口經過時，二人竟然面對面地互相認不出來——外公胖得脫了像，而外婆則在幾年內由滿頭青絲變得白髮蒼蒼。
　　
　　　　　　　　　　　　　　　　　　　　　三、兄弟姐妹
　　
　　　　當時我的大姨剛剛成人，被村治保主任看上了。這個治保主任是村里少數幾個外姓人之一，叫鄭八，參加過抗美援朝，因戰爭致殘，立過三等功，當時在農村十分厲害。鄭八甚至許諾如把大姨嫁給他，他就想辦法跟土改工作隊說說，讓把我家成分劃成中農，其實他沒這個本事。雖說巴結上鄭八這個人可能會使我們家日子好過一點，但大姨死活反感這個人。而且，外婆是看着鄭八長大的，熟知他為人兇殘、懶惰，因此無論如何都不答應。當時土改工作隊裡有個年輕人，可能剛從學校畢業，比較同情我們家的處境，外婆求他出面頂住鄭八的壓力。於是這個年輕人謊稱和大姨談戀愛，讓鄭八死心。鄭八不敢惹土改工作隊的幹部，於是只得恨恨地作罷。後來，外婆托人到鄰村說媒，找到了當時正在鄭州工作的我的大姨父，草草成婚，於是大姨算解脫了。1991年外公病危，母親和大姨回去伺候，還一起去了當年那個救了大姨的土改工作隊員家裡表示感謝，此時，他已經是滑縣法院審判庭的庭長了。那個治保主任鄭八後來對此一直懷恨在心，以後凡是運動都把我們家人往死里整。
　　
　　　　我的母親有兄妹四個，我母親是家裡的老幺，比大姨小18歲，比舅舅小13歲。大姨是長女，出生於1933年， 1952年經人介紹認識了在鄭州國棉六廠當工人的大姨父，後在一個集體企業當了工人。大姨在大饑荒時期因為自己省下來往家送糧食，落下了渾身病根，在長期治療中又引起不少併發症，有腎炎、糖尿病、肝硬化、肺結核、高血壓、心臟病、血管瘤、胃病等等，不過居然能挺到現在，也算是奇蹟。大姨有一子三女，長子在鄭州某大企業當電焊工，因技術精湛而收入尚可；表嫂也是工人，現在提前退休。大表姐高中畢業後接姨父的班進了國棉六廠，現已下崗多年，靠賣保險謀生；大表姐夫是鄭州橡膠廠電工，企業不景氣，生活艱難。二表姐先在國棉三廠，後企業不景氣，由二表姐夫調到市勞改局下屬某企業；二表姐夫是某勞改農場管教幹部，生活還過得去。三表姐八十年代待業幾年後先接班到大姨所在的中原砂輪廠當工人，後來因表現好被廠里選送脫產讀大學，畢業後回廠當幹部，三表姐夫也是那個廠的技術員，後企業倒閉，雙雙下崗回家，三表姐夫靠給人打工維持生活，三表姐則競選街道幹部成功，也還過得去。
　　
　　　　大姨之下還有一個弟弟，12歲時不幸夭折。我的舅舅出生於1938年，初中時成績優異，因為外公判刑、家裡太窮輟學。後招工到河南信陽，1962年調到河南新鄉某印染廠當車工。1979年因工傷導致左眼失明、右眼視力下降到0.1，退休回老家務農。舅舅有三子，長子高中畢業後頂替舅舅到廠工作，現在廠里不景氣；次子在4歲時因高燒導致痴呆，後掉到井中淹死；幼子初中畢業後務農一年，後來被送到我母親開的小宮燈作坊學徒，三年期滿後母親給他買了生產工具，在山西自己做宮燈謀生。
　　
　　　　我的父親有兄妹五個，我父親排行第四。我大伯出生於1925年，長大後考上了河南大學，後參加了國民黨軍隊，上尉軍銜。武漢解放前夕他所在部隊陣前起義，改編成為解放軍並留在了武漢。大伯有文學才能，解放後成了部隊作家。 1954年武漢軍民取得了抗洪鬥爭勝利，他寫了一篇快板《江中游》，成為當時膾炙人口的作品；此外還寫了一部話劇《北定中原》，被各軍區文工團競相搬上舞台，名噪一時。他曾兩次作為“部隊青年作家代表”在國慶時登上過天安門的觀禮台，其中一次是1959年10周年國慶。大伯還曾作為隨軍記者參加西藏平叛，寫了大量的通訊、隨筆，還拍了一些照片。在西藏期間，他親眼目睹了平叛後從農奴主莊園挖出被活埋的農奴的情景，那是父女倆，剛被活埋幾天（【注】西藏和平解放時，中央承諾不干涉西藏內部制度，所以農奴主依然有權處死農奴），死時表情十分痛苦。他還親眼目睹喇嘛寺里人皮做的鼓、祭祀用的活人心臟。“文化大革命”期間大伯挨了整，被開除軍籍、黨籍，押送農村改造，1980年平反，重新恢復了軍籍和黨籍。大伯婚姻不幸，其妻子是解放前確山縣長的千金，兩人一直感情不和。文革時她曾經“檢舉揭發”過大伯，大伯平反後與之離異。2002年夏天，大伯因心臟病發作而去世。
　　
　　　　我的大姑解放前在高等師範學校讀書，在其男友張××（實際為中共地下黨員）影響下參加了學生運動，後來參加了解放軍，轉業後當了中學教師。大姑父張××解放後到《解放軍報》社擔任編輯工作，當時《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一起被稱為“兩報一刊”，政治地位很高。大姑父是個政治投機者，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緊跟毛澤東的女兒李訥（【注】李訥當時化名肖力，在大學畢業後分配到《解放軍報》社）造反奪權，成為《解放軍報》社的實權派。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大姑父作為 “三種人”遭到清查，被清理出《解放軍報》社，調到湖北一家部隊農場任領導職務。大姑身體一直不好，於1969年病逝。
　　
　　　　我的二姑解放前夕正在讀高中，國民黨潰敗時隨學校南遷，半路上被解放軍圍住繳械。當時解放軍里缺文化人，於是動員學生參軍，二姑就參了軍。剛參軍就參加了淮海戰役，在前線認識了解放軍汽車連連長的二姑父，後二人隨部隊南下至福州，安家落戶。我的二姑父林××，原是運輸大資本家的兒子，後來參加解放軍，解放後一直在福建省交通系統工作，曾任福建省交通廳公路總監。現二人均已離休。
　　
　　　　我的叔叔解放時還在讀小學。他自幼喜歡鑽研文史，但後來考大學填報志願時，因為全國都在響應毛澤東號召“大辦農業、大辦糧食”，於是腦子一熱報考了北京農業大學，為此他一輩子後悔不迭。等到大學畢業時，再次響應號召，主動請纓到邊疆，被分配到“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布特哈旗（【注】布特哈旗文革期間曾劃入黑龍江省，文革結束後重新劃歸內蒙古自治區，現名扎蘭屯市），在牧場一干就是20多年，在那裡遇到我的嬸嬸，三十多歲才結婚。1985年以後，叔叔曾擔任扎蘭屯市副市長、自治區呼盟農業局局長等職，1989年叔叔調回農業部廊坊農業幹部管理學院任圖書館長，現已退休。
　　
　　　　全國解放後，父親繼續完成學業，上了初中。由於1948年跑反時丟掉了大部分財物，土改後又分掉了確山老家的地，沒有收入來源，家裡經濟已經比較拮据。為了生活，祖母把省政府對門那一套大宅子賣了，當時賣了約2億元（【注】舊幣，相當於1953年幣值改革後的2萬元），在那個時代也算一筆不小的財富了。但是，習慣於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祖母生活很不節儉，加上老家來的親戚這個借、那個要，短短幾年就把這筆錢散光了。
　　
　　　　1951年，我的父親16歲時恰逢解放軍到學校挑人，於是成了一名公安部隊戰士。當時的公安部隊是現在公安機關的前身，職責上則類似於蘇聯的“契卡”，雖然也穿解放軍軍服，但左臂上有一個盾形臂章以示與一般部隊的區別。剛解放時全國形勢尚不穩定，國民黨散兵游勇和土匪猖獗。父親所在的部隊曾與土匪交戰，由於土匪躲於暗處、行蹤不定，雙方膠着很久沒有結果。後來有一次父親送信途中遭遇土匪，放馬來追，幸虧土匪被圍困久了，人困馬乏，硬是沒有追上。父親回營後馬上向上級報告了土匪行蹤，殲滅了這批匪徒，父親因此立了功，還獲得了一枚獎章。歷史就是這樣耐人尋味：出身於國民黨官員的少爺、小姐們，全都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機器與柱石。當時祖母家的大門上，並排掛着4個“光榮軍屬”的牌子，在當地很是榮耀。
　　
　　　　　　　　　　　　　　　　　　　　　四、鎮壓反革命
　　
　　　　剛解放時，國民黨殘餘勢力和暗藏特務活動十分猖獗。爆炸、投毒、暗殺甚至聚眾暴亂事件此起彼伏。不久“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了，父親所在的公安部隊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與槍決。當時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真是厲害，一夜之間，一個開封城竟然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監獄裡放不下，就關押在已被關閉的妓院裡，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監獄，事先居然沒有走漏一絲風聲。每天槍斃、砍頭、槍斃、砍頭……那一段時間幾乎每天都要處死幾十個人。實際上，早期被鎮壓的幾乎都是證據確鑿的反革命分子、破壞分子。經過一段時期的鎮壓，社會治安明顯好轉，因此說，鎮反運動一開始是必要的。父親印象比較深刻的反革命有兩個：一個是被砍掉腦袋的國民黨特務，眼睛微閉，嘴巴微張，還露出一顆金牙；另一個國民黨女特務，長的很漂亮，當時正在哺乳期，還是要槍斃。臨刑前她的老媽子來接孩子，她對老媽子說：“孩子長大後，別忘了告訴他我是怎麼死的。”
　　
　　　　但是後來鎮反擴大化了。不但是敵特，就連那些曾在敵偽機關任文職、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早就有了結論，甚至都在人民政府部門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來槍斃。父親很可憐那些人，有些人甚至都認識。他們臨刑前個個痛哭流涕，爭辯、哀求，可都沒有用。其中一些被錯殺、冤殺的人後來雖然“糾正”了，但是死人是不會再復活了；而另外一些，則被人遺忘，成為改朝換代的可憐的犧牲品。
　　
　　　　鎮反後期擴大化時，鎮壓的利斧第一次與我們家的家庭成員擦肩而過。當時大姑父已經調到北京，大姑復員後留在開封教書。這時，一個認識大姑的被抓特務誣陷大姑解放前在師範學校讀書時參加了特務組織，於是大姑作為“反革命嫌疑犯”被逮捕了，單位也立即將其開除公職。在審訊中，大姑寧死不承認自己參加過特務組織，並且說自己當時的身份可以由當時學校地下黨的負責人來證明。幸運的是，這位負責人很快被找到了，立即作證說解放前大姑不但不是特務，而且是進步青年。就這樣，大姑在被關押了一個多月又被釋放了。此次大姑雖然躲過一劫，但身體從此垮掉了。
　　
　　　　　　　　　　　　　　　　　　　　　五、新氣象
　　
　　　　公平地說，解放的最初幾年，新政權真的給了人們以希望和光明，一些舊社會的無法根治的毒瘤短短幾年一掃而光。妓院封閉了，妓女被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街上遊手好閒的地痞流氓不見了，變成了安分守法的良民；家庭婦女們被組織起來，學文化、學技能，搞社會工作；廉潔樸素的共產黨官員取代了作威作福的舊官吏；一些傳染病開始得到防治，到處都在搞愛國衛生運動；就連那些解放前人不人、鬼不鬼的癮君子們，在經過幾年勞教戒毒後一個個又黑又胖地回來了。
　　
　　　　在農村，土地改革之後貧苦農民分到了自己夢寐以求的土地。很多無地農民幾輩子當僱農，此時有了自己的土地，心情都非常激動，生產積極性異常高漲。我的父親常常看到一些農民直到深夜了還在田中忙碌，幹完了也不回家，久久坐在田頭，流露出對土地的無限眷戀。當時還組織成立了一些互助組，起初都是自願加入的，幾個家庭結合在一起，互通有無、各揚所長；而不願加入的，則自己干自己的。土改結束後的最初幾年裡，中國農民臉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那個時候，既沒有嚇人的政治氣氛，沒有人人自危的壓力，也不搞“唯成份論”，經濟狀況一天天地改善，社會風氣一天天好轉。除了少數人確實對新政權懷着刻骨仇恨之外，大多數人成天喜氣洋洋。可以說，剛剛解放的頭幾年，確實讓老百姓體會到了“解放”的滋味。如果這種局面持續下去而不像後來那麼胡亂折騰的話，或許今天的中國無論從經濟上還是道德上都將是另外一番景象。
　　
　　　　　　　　　　　　　　　　　　　　　六、在部隊裡
　　
　　　　剛參加解放軍那幾年，受到新的社會風氣的影響，年輕的父親誠心誠意地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政治上十分積極。時值朝鮮戰爭，父親就主動請纓參加志願軍，到朝鮮戰場上去。領導不批，父親又是寫決心書、又是鬧情緒，跟過去電影裡的那些年輕積極分子一個樣。領導雖不批准，但卻很欣賞年輕人這種積極。
　　
　　　　五十年代是我國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時期，當時中蘇關係火熱得不得了，尊稱蘇聯為“老大哥”。當時全國上下都不允許說“老大哥”的一句壞話，連蘇聯軍隊出兵東北的種種暴行也不許說。父親所在部隊原來隸屬於第四野戰軍，連隊中有不少東北籍戰士，發生在幾年前的那些蘇軍強姦、搶劫暴行他們還歷歷在目，因此總免不了會在私下場合里發泄出來。這些老兵稱蘇聯軍隊為“老毛子”，一張嘴就是：“老毛子可壞着哪，比小日本壞多了。”然而，這種發泄是完全不允許的，只要一經查出，馬上就嚴懲不怠，很多東北籍的老戰士就是這樣被強制復員的。我父親沒去過東北，對此體會不深，也自然沒啥牢騷，對東北戰友的話半信半疑。只是當時有一點特別不明白：為什麼解放前老師說中國版圖象秋海棠葉子，解放以後就變成雄雞了呢？既然都是搞社會主義，為什麼蒙古不能在咱中國的版圖內搞，非要獨立呢？
　　
　　　　當時蘇聯曾給予中國很多援助，從資金、設備、技術和人才都有。而且客觀地講，蘇聯在五十年代援助給中國的技術和設備都在當時的蘇聯來說也是最先進的。蘇聯援助中國的156項大工程在中國胡亂折騰的20年間，起到了支撐千瘡百孔的國民經濟的作用；，五十年代中國經濟取得那樣大的起色，與蘇聯的真誠援助也是分不開的；直到今天，蘇聯援助的一些項目，如一汽、武漢長江大橋等，仍然在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出力。中蘇決裂之後，中國領導人對蘇聯援助問題儘量淡化，這實在是狹隘。當時蘇聯的援助，甚至還包括供醫學院解剖用的屍體。我父親的一位上級在五十年代初期曾參與接收過這些屍體，男男女女幾百具，都同在一個大池子裡泡着，對死者實在是不尊重。據他說，這些屍體都是蘇聯處決的政治犯。
　　
　　　　後來，市面上又來了一批蘇聯產的花布。這些布本來是蘇聯的滯銷貨，於是就傾銷給中國。當時部隊號召人人買“老大哥”生產的花布，還稱之為“愛國布”。可是這些花布實在不適合向來衣着保守的我國老百姓的口味，一時間在市場上滯銷了。部隊首長一看人們響應者寥寥，於是就自己帶頭買了些花布，給全家每人做了一件花布衣服，包括他自己。在他的表率下，部隊幹部戰士紛紛拿出自己本來就不多的津貼來買“愛國布”，一時間部隊成了“花花世界”，到處都是花背心、花短褲、花襯衣、花裙子。
　　
　　　　當時，電台里放的是蘇聯歌曲，圖書館裡擺滿了蘇聯文學書籍，軍人身上穿的是蘇軍的咔嘰部套頭衫，頭上戴的是蘇軍的船型帽。“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成為每一個年輕人堅定不移的信念。受到這種中蘇友好大氣候的影響，父親也對蘇聯的一切發生了濃厚興趣：蘇聯音樂、蘇聯文學、蘇聯歷史——伊薩科夫的歌曲，肖洛霍夫的小說，屠格涅夫的散文，普希金的詩歌……蘇聯的文學與藝術，影響着這個單純的年輕人。直到今天，老爺子躺在病床上，仍能隨口背誦許多普希金的長詩。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開封市各界在體育場裡召開斯大林追悼大會。那天正下着小雨，時年18歲的父親披着雨衣站在靡靡細雨中為斯大林默哀。遠處傳來了汽笛聲，年輕的父親流着眼淚，真誠地為斯大林之死而悲痛。當時父親想：斯大林逝世了，我們怎麼辦？我們的社會主義還搞不搞？斯大林的死在當時許多真誠相信共產主義的人們心裡，就像天塌下來一樣可怕和迷惘。
　　
　　　　　　　　　　　　　　　　　　　　　七、霓虹燈下的哨兵
　　
　　　　1953年以後，父親隨部隊先後移防武漢、廣州等大城市，成了“霓虹燈下的哨兵”。當時這些大城市裡，還殘存着舞廳、夜總會等“資產階級醉生夢死的場所”。在漢口時，有一次他跟隨一位首長逛街，這首長是農民出身，進城不久，對大城市有一種強烈的好奇心，因此走進到一個夜總會裡。穿着公安部隊軍裝的他們一進入夜總會就引起了驚慌：舞也不跳了，歌女也不唱了，樂隊也停止了演奏，都老老實實地低着頭一動不動。首長見狀，連忙小聲對父親說：走吧，人家怕咱們呢！
　　
　　　　漸漸地交誼舞開始流行起來，全國上至中南海、人民大會堂，下至機關、學校、部隊，到處都在辦舞會。剛剛進城沒多久的部隊官兵都在學跳舞。父親所在部隊一位首長也迷上了跳舞，由於他的老伴是個“解放腳”（【注】“解放腳”指舊社會婦女纏足，中途放足，因此足部有些畸形），沒辦法跳，於是他就找女文工團員做舞伴。他老伴怕他被狐狸精迷住了，就私下找到父親作探子，每天監視首長和哪個文工團員跳了舞，說了些什麼，有什麼異常情況。
　　
　　　　武漢公安總隊第一任司令員名叫張德發，是個正師級老革命，年紀並不很大。進了城之後，他與一個資本家的小姨子結婚。後來，他逐漸走上了貪贓枉法、官商勾結的道路。張德發最大的罪行，就是不請示上級挪用公款與資本家做生意，結果全賠進去了，“三反”中，被定為“蛻化變質分子”槍斃了。
　　
　　　　1955年，部隊開始實行軍銜制，父親評了少尉軍銜，我們家有一張他當時的照片，穿着嶄新的蘇式軍服，胸前別着獎章和紀念章，顯得英姿勃勃。年輕的父親有文藝的天賦，又非常勤奮，無論鍵盤樂、弦樂都很精通。當時他的手風琴獨奏《東方紅》曾經在電台播出。
　　
　　　　在武漢時，我的父親還看了一部西班牙電影《黑帆》，講的是西班牙宗教改革時，新教和舊教之間教派衝突的事情。電影的一些情節至今他還記得清清楚楚：信仰新教的和信仰舊教的勢同水火，各自手挽着手組成隊伍大打出手；抓住“異端”教派的人以後，就把這些人綁在鐵柱上燒成焦碳……看完這部電影以後很久，父親一直想不明白這部電影在講什麼意思，裡面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幹嗎非要爭得你死我活？為什麼一定要懲罰那些異端？直到十幾年後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看到電影中的情景在中國各地街頭一點不差地上演，才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