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雙輪雙鏵犁”事件
　　
　　　　雙輪雙鏵犁是五十年代傳入我國的一種新型農具，這種犁有兩個犁鏵、兩個輪子，其特點是這種犁耕過以後，可以犁出互相平行的兩條、比一般犁深得多的溝壟。對比原來使用的單鏵犁、木犁和七寸步犁來說，雙輪雙鏵犁在理論上可以把耕地效率提高不少。這種犁缺點是比較笨重，體積龐大，犁地時需要六頭牛才能拖動。因此，雙輪雙鏵犁適用於地塊平整、土壤層比較深的大平原地區，而不適用於山區或者丘陵地帶。
　　
　　　　按理說，一項新技術發明以後，只要能提高效率，人們自然會喜歡、接受。我國大部分耕地處於山區或者丘陵地帶，地塊小、不平坦而且土壤層淺，因此雙輪雙鏵犁並不適用。農民不喜歡用這種犁，一些基層的幹部對當地的情況比較了解，也抵制這種犁。然而，在毛澤東對“雙輪雙鏵犁”表態之後，全國就開始強制推廣和使用雙輪雙鏵犁。那些抵制“雙輪雙鏵犁”的幹部，卻被指責為“右傾”、“保守”等遭到打擊，甚至上升到“路線鬥爭”的高度。很多幹部在槍林彈雨中沒有倒下，在糖衣炮彈前沒有倒下，卻栽倒在雙輪雙鏵犁這個“不祥的蛋”面前。
　　
　　　　在各地批判、撤換了反對使用雙輪雙鏵犁幹部們以後，全國工廠日夜加班緊急生產雙輪雙鏵犁，據說數量高達五六百萬套。但是，強扭的瓜不甜，有些地方沒有如此之多的牲口，有的地方土壤不深處就是石頭，因此根本就無法使用雙輪雙鏵犁。於是這些“先進”的犁被束之高閣，然後又被銷毀。“雙輪雙鏵犁”事件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而且打擊了很大一批實事求是、敢講真話的基層幹部，換上來的都是些一味迎合上面、眼睛朝上不朝下的人，這為“大躍進”期間假話、空話、大話滿天飛，不按客觀規律辦事，埋下了危險的伏筆。
　　
　　　　“雙輪雙鏵犁”事件發生之時，我的父親還在部隊中，在支農時目睹了對抵制“雙輪雙鏵犁”的幹部的批判。當時他就感到困惑：耕地用什麼樣的犁，是農民自己的事情，何必要管起來？何況還管不好？為什麼用不用這種犁竟然可以決定一個幹部的命運？這是他第一次對這個黨，這個政權產生疑惑。因此，多年以後，他仍然對“雙輪雙鏵犁”這個不大不小、早就被人遺忘的事件記憶猶新。
　　
　　　　　　　　　　　　　　　　　　　　　九、胎死腹中的肅反運動
　　
　　　　1955年冬天，伴隨着“胡風、潘漢年反革命集團案”的查處，一場“肅反”運動突然間迅猛地開展起來，父親所在的部隊也未能倖免。運動剛一開始，是一些職位比較高、家庭出身不好、個人經歷複雜的軍官被隔離審查，接着逐漸擴展到職位低一些的人。最初我父親負責和別人輪流看管一個被隔離審查的軍官，這個人曾經被俘過。上級要求不准犯人睡覺、不准犯人喝水，直到招供為止。但尚年少的父親看着那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樣子，實在於心不忍，於是偷偷給他喝水、又讓他睡覺。很快父親的行為被檢舉揭發了，他自己也被“隔離審查”。
　　
　　　　被隔離審查的人都集中在一個大院裡集中學習，還有專門的 “管理員”進行監管。當時父親年輕，腦子比較簡單，因此倒不覺得自己會有什麼問題。跟父親住在同一間大屋子裡，有一個姓袁的助理醫生（【注】部隊裡簡稱 “醫助”），人很好，也很有文化，但是出身不好，在上中學的時候還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其實，我父親清楚，國民黨時期由於政治號召力不高，沒幾個人會寫申請參加三青團，因此往往是由負責審查的國民黨官員指定，一般是看着誰順眼誰就入團，發個表格一登記就行了。假如光是這些事情倒還好辦，要命的是，在他宿舍又搜查出他保存的一些明信片上印有國民黨徽。雖說解放前很多國民黨郵政當局印製的明信片上都有這東西，今天看來保存這些友人通訊的記錄沒什麼大不了的，甚至可以當作珍稀的收藏品，可在當時特殊的政治氣氛下那就是彌天大罪，你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楚。於是袁醫助就被當作重大反革命嫌疑重點監管。
　　
　　　　1955年冬的一天夜裡，絕望的袁醫助用手術刀片割斷了自己大腿動脈。第二天早晨，管理員來叫醒大家起床，叫到他時沒有應聲。管理員掀開被子一看，大叫一聲“不好，出事了！”父親一骨碌爬起來，披上軍襖一看，袁醫助穿着整齊的軍裝，滿被窩的血已經凝固了。由於全身的血基本上流盡了，人早就冷了，只是臉色顯得胩白胩白。雖然父親經歷過抗戰、內戰、鎮反，也見過不少奇形怪狀的死人，但是袁醫助的死卻還是給年輕的父親留下了特別深刻而恐怖的印象，幾十年後仍歷歷在目。
　　
　　　　就在此時，1956年2月，蘇共召開了二十大，赫魯曉夫在會議上做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開始徹底清算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和個人崇拜。緊接着，蘇聯《真理報》刊登了《為什麼個人崇拜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等一系列抨擊個人崇拜、呼喚社會主義法制的文章和社論，數以千萬計的在斯大林時代遭受迫害的共產黨員和蘇聯公民被恢復名譽或從集中營釋放。
　　
　　　　當時中國還承認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因此，蘇聯發生的對斯大林主義、個人崇拜的批判也影響到中國。《人民日報》對蘇聯《真理報》批判斯大林主義的文章全文轉載，對赫魯曉夫與16個加盟共和國（【注】當時蘇聯加盟共和國除了我們常知的15個以外還有一個“芬蘭-卡累利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後併入俄羅斯聯邦）領導人的談話也原樣刊登。於是中國的“肅反”在無聲無息中停止，被隔離的人又被放出重回崗位，仿佛什麼都沒發生。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列寧主義的蘇聯共產黨二十大路線、是赫魯曉夫救了父親等一大批中國人一命，使這些人免於遭到“斯大林大清洗”式的厄運。當時年輕的父親還不明白，還對赫魯曉夫的做法不理解，但是隨着閱歷的豐富漸漸地明白了這個道理。於是蘇聯共產黨、赫魯曉夫在父親心目中有了一種不可替代的地位，到中蘇決裂時，父親在道義上已經堅決站到了蘇共二十大路線一邊。這種對蘇聯的感情也影響到我——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會起一個蘇聯名字作為筆名的原因。
　　
　　　　關於1955年冬天的這一次 “肅反”運動，現在已經很少有人提起，這主要是因為這次運動胎死腹中，沒有造成很大的危害和打擊面。實際上，當時的氣氛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沒有蘇共二十大的召開，把斯大林的下場昭示在毛澤東的面前，那麼一場類似於蘇聯在1937～1938年發生的大屠殺在中國肯定不能避免。幸運的是，一場大劫難又一次與中國人民擦肩而過。但是“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此，毛澤東念念不忘的就是防止出現“中國的赫魯曉夫”。
　　
　　　　雖然父親在半途而廢的“肅反”中倖免於難，但在日益講家庭出身和成分的大氣候下，在公安部隊中是無法呆下去了。1957年初，父親轉業到地方，分配到開封市文化局工作。剛開始待遇還是不錯的，每個月工資45塊，在一般工人、幹部中已經算是比較高的了。轉業前後父親認識了他的第一個妻子，不久便戀愛並結婚了。
　　
　　　　　　　　　　　　　　　　　　　　　十、“反社會主義壞分子”
　　
　　　　1956～1957年是中國解放後最令人懷念的一年：經濟蒸蒸日上，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政治氣候如陽春三月般溫暖。一開始，毛澤東宣布“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又發表了他的《論十大關係》。接着，報紙上連篇累牘地號召“大鳴大放”，要人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嘉勉”，幫助共產黨整風，到處舉行對話、座談會，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局面的出現讓人們覺得，中國仿佛要真的走向新生，走向光明民主的未來。天真的人們欣喜萬分，擁護共產黨，愛戴毛澤東，暢所欲言，提建議、提意見，誰也不知道明媚的春光後面，隱藏着暴風雨般的狂怒。
　　
　　　　既然共產黨都號召了，我的父親也就積極參加了整風運動。建國後他的所見所聞，對比解放前的經歷，使得他對新中國充滿了希望。當時，他萬萬沒有想到，響應黨的號召還有可能上當受騙。在領導們的鼓勵下，他大膽地給上級提了一條意見，涉及的是領導幹部的生活作風問題。他指責一些領導不該進城後當“陳世美”，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一腳蹬掉，再去找什么女文工團員、女學生、女職員等等。當時由於一些幹部常年離開家庭幹革命，對原配妻子感情逐漸淡漠，進城以後眼界開闊，於是紛紛和裹着小腳的、文盲的原配妻子離婚，這是建國初期的一大社會問題。其實以現在的眼光看這並沒什麼可奇怪的，但我父親當時年輕，想着既然 “言者無罪”，那麼提出來也沒什麼大不了。
　　
　　　　然而不久，《人民日報》一篇社論《這是為什麼？》突然改變了形勢。原來，“大鳴大放”竟然是毛澤東的“陽謀”，為的是“引蛇出洞”。接着，《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和《事情正在起變化》兩篇文章正式宣告了“反右”風暴開始。那些昨天還和顏悅色、虛心接受批評的領導一夜之間變了臉色，變得聲色俱厲、殺氣騰騰。於是，我的父親不幸應聲落馬，被打入另類。當時他才22歲，新婚僅僅4個月。
　　
　　　　父親當時畢竟太年輕，而且他提出的意見也只涉及文化局某些領導幹部生活作風，並不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共產黨的，因此定個“右派”似乎又不太合適，於是整他的人又羅織了幾條罪名，把他定為“地、富、反、壞、右”五類中的“反社會主義壞分子”，並被判勞教6年，押送農場改造。
　　
　　　　宣判大會在開封市委禮堂舉行。隨着主持人一聲厲喝，全市的右派、壞分子被押上台來接受批鬥，胸前掛着表示各種罪名的木牌。會場上不時爆發出“打倒資產階級右派×××”和“打倒反社會主義壞分子×××”的口號聲，讓人深刻感受到什麼叫做“專政”。很多“右派”、“壞分子”被高壓壓垮了，不是垂頭喪氣，就是戰戰兢兢。然而，我的父親始終不服，被押入會場時卻高昂着頭，哪裡有口號聲他就把憤怒的目光投向哪裡，因此自然受了不少皮肉之苦。
　　
　　　　批鬥會上最積極的，並非父親身邊的同事，而是那些四、五十歲的街道婦女代表。雖然父親跟她們素不相識，然而她們喊口號時那種仇恨勁頭，仿佛這些右派、壞分子就是她們殺父仇人一樣。父親單位里的多數同事都是有氣無力地動兩下嘴皮子，實際上他們心裡明白得很，這個22歲的小伙子縱有天大本事，也完成不了 “反社會主義”的大業。只是當時政治空氣太濃，誰也不敢說。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後來才知道那些在批鬥會上積極表演的人里，也有很多在後來的“反右傾”、 “四清”、“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清查516分子”…….等等一系列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中被打倒、被專政，其中包括把父親定為“壞分子”的那位領導。
　　
　　　　共產黨喜歡定指標，連“反右”都要完成指標，整別人成了一些人撈取政治資本、往上爬的捷徑。一些單位的領導在開會部署本單位反右時總是說：“××單位才××人就揪出××個右派，咱們單位這麼多人怎麼就揪不出來一個？可不能落後呀！一定要揭露我們單位的右派分子！”在這種方針指導下，不出冤假錯案才算怪事。
　　
　　　　當時大姑所在的學校里也很想再揪出幾個右派，於是出身前朝官僚的大姑自然就成了優先考慮對象。學校領導輪番動員大姑給“黨”提意見，試圖來個請君入甕。然而，大姑自從解放初鎮反時受那一次刺激後，異常厭惡政治，對時事不聞不問，任憑那些領導如何誘導，就是不說一句意見，只是說共產黨好，從來沒見過這麼好的黨。誘導者有些着急，試着引誘她上當，就說共產黨即使再好，也不可能沒有一絲一毫的錯誤啊。然而大姑嘴特嚴實，就說共產黨就是一點錯誤都沒有，一點缺點都沒有，百分之百地好。領導見狀也就只得作罷。
　　
　　　　不過，雖然大姑沒占上這個“右派”指標，但這個指標還是沒有浪費。後來他們學校到上蔡縣支農，在公社食堂吃飯。當時公社食堂辦得很差，菜洗得也不乾淨，菜湯上居然浮着一層蚜蟲。一個大學剛畢業不久分配到學校的年輕男教師見狀，開了句玩笑，說：“食堂做的不是菜湯，而是肉湯啊！”就這麼一句話，當晚就定為右派，第二天就來人把他押走了，罪名是“惡毒攻擊三面紅旗”。
　　
　　　　“反右”運動是建國後第一次全民性的政治迫害事件，而且是採取誘騙的卑鄙方式進行的，全國五十五萬人，多數是一些敢於直言犯上的知識分子，成為這場運動的犧牲品。此後的20多年裡，這些人受盡磨難與歧視，大好年華與才幹白白浪費。即便是那些沒有被“反右”運動觸及的人，看到所謂“右派”們的可悲下場，個個嚇得噤若寒蟬、三緘其口。從此之後的許多年間，只要是毛澤東下的指示，共產黨各級幹部們下的指示，無論對與錯，所得到都是一片叫好之聲，鮮有反對意見。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隨後“大躍進”中，全國到處都會發生諸如“畝產萬斤”之類的荒唐事。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在通過《關於建國以來若乾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雖然給大部分“右派”平反，仍然強調“反右”是必要的，只是後來擴大化了。為了證明“反右”是“必要的”，還保留了幾個“右派”不予平反。但我不這麼看。我認為 “反右”不僅是毫無必要，而且是中國走向災難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民有對國家形勢自由發表見解的權利，也有對執政党進行監督與批評的權利。掌握了國家機器無產階級政黨缺乏監督與批評，必然會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脫離群眾，壓制群眾，形成官僚既得利益階層。從“反右”中最令共產黨不能容忍的言論來看，也無非是要求實行多黨制，民主自由，這又有什麼不對呢？總而言之，我認為“反右”一無是處，給中國帶來了長期的、消極的影響。
　　
　　　　　　　　　　　　　　　　　　　　　十一、“洋勞改”
　　
　　　　父親服刑的農場以前是關押刑事犯的。1957年反右以後，這裡變成了關押犯政治錯誤的機關幹部、右派的地方。頭一年還有警察看管，一年以後就沒有了，並且還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來這裡的大都是“右派”、“壞分子”，大家觀點相近且同命相憐，因此氣氛反而比外面寬鬆一些。根據政策，這些“犯人”不穿勞改服、不沒收個人財物。當地的老百姓看到這些穿皮鞋、戴眼鏡手錶、穿中山裝（甚至還有西服）的“勞改犯”，覺得很稀罕，於是稱呼他們叫“洋勞改”。
　　
　　　　苦難是檢驗夫妻之間真正情感的試金石。父親的第一任妻子是一名幹部，人長得不好看，眼睛特別近視。但新婚的父親非常愛她，特別是在自己身處逆境時更希望得到她的鼓勵和支持。剛到勞改農場時父親還每日巴望着能夠收到她的來信，然而等來的卻是一紙離婚通知書。後來，又得到消息，她改嫁給了當時最為吃香的地質隊員。
　　
　　　　剛到農場的日子裡，我父親受到政治和家庭的雙重打擊，情緒相當沮喪，內心還對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憤憤不平。但轉身看看周圍犯人的身份，不是前縣長、前縣委書記、前組織部長，就是前大學教授、歸國華僑之類的人物（【注】和父親睡上下鋪的任××就是原杞縣縣委書記，老共產黨員，當地抗日游擊隊領導人之一，因主張實行“黨內民主”而遭殃），於是心想：連幾十年的老革命都不能倖免，自己這點事、這“身份”算得了什麼呢？於是心情反而寬慰了許多。後來看管得鬆了，自由一些以後，父親還被吸收參加勞改農場的宣傳隊，經常深入到農村、廠礦去演出，人們都還以禮相待。
　　
　　　　實際上，一開始很多“勞改犯”還心懷希望，總是認為自己是被“誤會”了，別人才是真“右派”，因此就出現了一些“一貫積極”的人，經常像老馬列一樣對別人的“錯誤認識”進行批判，經常向管教幹部匯報別人的言行和思想動態。特別是一些政治方向沒錯，在生活作風問題上栽了跟頭的人更是如此。前N地委組織部的陳部長就是這種“一貫積極”的人，他長得英俊，又年輕，原本也是正春風得意，結果沒把握好，跟上級老領導年輕的老婆搞到一起了，栽了跟頭。有一次一位華僑收到了家中寄來的包裹，裡面有香煙、點心，還有匯款單。那華僑很高興，就把香煙和點心分給大家。正在大家嘻嘻哈哈地分享食品和香煙時，前部長進來了，見狀一臉嚴肅地教育大家道：“你們怎麼能夠這樣呢？嘻嘻哈哈地一點也不成體統，有時間卻不進行政治學習，怎麼能夠進步呢？”接着又教育那華僑：“我早注意到你，一直不肯放棄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不肯認真地進行改造，這是危險的傾向。”一貫積極的陳部長這一番說教，弄得大家頓時倒了胃口，誰也不出聲了。父親對這個人早就是看在眼裡、煩在心上，於是忍不住對他說：“你以為你是誰？還是組織部長？看清楚你自己，你跟我們一樣：洋勞改。”陳部長實在沒想到自己竟會遭到這種奚落，頓時愣在那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