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大森林裡
　　
　　　　1963年，我的父親解除勞教釋放回家。當時，家裡已經搬到河南鄭州市。回家不久，恰逢鐵道部第N工程局（【注】該局系抗美援朝時期的鐵道兵部隊轉業而來，原稱“海拉爾鐵路工程局”，後改稱“鐵道部第N工程局”，簡稱鐵N局）招收工人，於是跟隨單位去了大興安嶺，在茂密的大森林裡呆了三年。起初，父親在一個叫加格達奇的地方修鐵路。當時的加格達奇還是大森林裡的一個小小的集鎮，原本只有一個單位：林業局工人及其家屬，一共只有二、三百號人；全鎮只有一個商店、一個飯鋪子。鐵N局工程隊的到來，使得這個荒僻的小集鎮逐漸有了些生機，如今，加格達奇已經發展成一個有二、三十萬人口的中等城市了。
　　
　　　　距離加格達奇西北不遠，就是鄂倫春族自治旗。鄂倫春人是生活在大興安嶺一帶的少數民族，世代以打獵為生。我國音樂家呂遠曾經寫過一首名為《走上這高高的興安嶺》的歌，歌中唱道：“親愛的的漢族兄弟喲，和我們並肩建設喲，在那些野草灘上噢，蓋起了多少廠房噢……”而實際上，由於大量砍伐木材和修建鐵路，鄂倫春族賴以為生的大森林開始不再平靜了，獵物也越來越難打了，因此他們對待在加格達奇修建鐵路和伐木的“漢族兄弟”一點也不友好。
　　
　　　　大興安嶺確實是個自然寶庫，不僅空氣新鮮，物產也很富饒。鄂倫春人偶爾也將打來的獵物賣給加格達奇那家唯一的飯館。那一段時間，父親和他的工友們吃過不少稀罕的動物，有駝鹿、狍子、松雞、狗熊、雪兔、獐，等等，價格也非常便宜。不過，大興安嶺也有令人惱火的地方，比如蚊子特別厲害，甚至能夠將鐵路工人們住的帳篷叮穿。除了蚊子，還有小咬，這玩意成群結隊，專吸人血。到夏天時在外施工，必須把全身從頭到腳遮得嚴嚴實實。
　　
　　　　在大興安嶺期間，我的父親遇到一件令他終生難忘的事。當時剛剛經歷過 1959～1962年的大饑荒，許多關內的饑民流落到大興安嶺林區謀生，被林場招作臨時工。1964年前後，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襲擊了大興安嶺地區，由於得到了氣象部門的預報，林場職工和鐵路職工得以順利撤出危險地區，惟獨將這些民工“忘記”了。洪水到來後，把這些民工和家屬圍困到一個高地上，斷了糧食。一個多月後當人們重返林場時，一千多民工和家屬全都餓死在那裡，無一倖免。現場屍骨縱橫、慘不忍睹。三十年以後，父親向我講述這件事的時候仍然充滿了滿腔悲憤：難道民工不是人嗎？難道他們不都是“貧下中農”嗎？為什麼不把他們一起撤走？為什麼不空投一些糧食？那些饑民背井離鄉、輾轉到關外只不過是為了求一口飯吃，可是這裡卻成了他們的不歸之地。
　　
　　　　那個年代，形式主義、表面文章盛行。修建工程常採取“會戰”形式。我的父親就曾多次參加這種“會戰”：現場到處插滿紅旗，成千上萬名工人一起上陣幹活，邊上還有人敲鑼打鼓加油鼓勁。實際上這種貌似幹勁高漲的“會戰”效率很低卻浪費驚人。工人們往往幹上一小時休息半晌，圍在枕木組成的篝火旁邊烤火邊說說笑笑，一項本來不大工程往往上千人拖上個把月才完工。
　　
　　　　在大興安嶺期間，我的父親還認識了一個印尼歸國華僑，姓特別怪，姓ti，寫作走之旁加一個瓜熟蒂落的“蒂”字，一般的漢語字典里根本就查不到這個字。此人是個土木建築專業大學生，印尼華人富商的兒子，人們都叫他ti瘋子。解放後他懷着一顆報效祖國之心回來，誰知道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到大興安嶺改造，後來也參加了鐵路成了父親的同事。由於受到刺激太大，他顯得有些瘋瘋癲癲的，常常語無倫次，所以人們多不知道他的真實名字，只知道他的綽號。他一輩子沒結婚，這樣有海外關係、本人又是右派背景的人也沒人敢接近他。改革開放後他回印尼探親，從此“黃鶴一去不復返”，這時人們才知道他並不是真瘋。
　　
　　　　　　　　　　　　　　　　　　　　　五、無名英雄
　　
　　　　1965年冬天的一個早晨，在加格達奇火車站附近，我的父親和另外四個工人在工班長的帶領下坐着軌道車到工地幹活。軌道車是鐵路工人常用的一種交通工具，下面是鐵輪子，上面是平板，在鐵路上可以手推或者搖動着向前走。剎車裝置比較土，是一個木棍綁在車身上，剎車時拌動木棍，使木棍摩擦車輪停下來。五個人在車上有說有笑，不知不覺中走到一個很長的下坡，由於慣性作用軌道車一下子走得很快，工班長急忙拌剎車棍，可是沒想到綁剎車棍的繩子已經漚糟了，一下子斷了！軌道車就象脫韁的野馬走得越來越快。工班長見狀急忙拿着木棍跳下車，把木棍朝車輪底插去，想讓車掉道。可是車子跑得太快，木棍插了個空，工班長拾起木棍在後面追趕，可是追不上了……
　　
　　　　前面就是一個火車站，我父親已經看到了車站內行駛的機車冒出的白色蒸汽。其他幾個工人見狀紛紛跳車逃命，轉眼間車上只剩下父親一個人了。父親沒跳，他想：“這麼快的速度如果撞上了車站內正在行使的火車將會是一場大事故！一定要想辦法讓車停下來！”父親脫下了自己的羊皮厚襖並把袖子紮緊，使它成為一個包裹形狀，趴在軌道車上等待機會。失控的軌道車此時已經像飛一樣駛入火車站區。這時，前面出現了一條岔道（【注】岔道口鐵軌間有間隙），父親一看機會來了，在軌道車走到岔道的一剎那把羊皮襖塞到了車輪下。只聽“咣噹”一聲，軌道車掉道了！父親也被巨大的慣性從車上甩了下來。好在東北冬天積雪很厚，父親被甩到積雪上居然沒受什麼傷。一掉道，軌道車就沒勁了，又滑行了一段時間停了下來。父親用自己的勇敢避免了一場大事故。
　　
　　　　後來，單位也來了人了解這件事，了解完了就再沒人提起了——因為我父親的“出身”和“歷史問題”。在隨召開的表彰大會上卻表彰了那個工班長，說這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主人翁態度”，還授予他個英雄稱號，但對我父親的事隻字不提。我的父親並沒有爭什麼，因為他已經明白無論自己做出何種壯舉，在那個年代都是“不可信任的人”。表彰會結束後，戴着大紅花的工班長私下找到父親，很慚愧地對父親說：這個紅花應當你來戴，要不是你，別說戴紅花，我連這個工班長也幹不成了。我的父親微微一笑，說這沒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