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被玷污的歲月
　　
　　　　　　　　　　　　　　　　　　　　　　　一、逍遙派
　　
　　　　1966年，在毛澤東的號召親自發動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由於大興安嶺離政治中心太遙遠，這裡的“革命形勢”總是比內地慢上一拍，而且往往是強弩之末了。再加上鐵N局的一般工人對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革命”是不怎麼熱心的，因此雖然也成立了造反組織，但規模比內地小多了。內地開始“全面內戰”時，這裡的武鬥卻少得可憐而且很不激烈。
　　
　　　　不過，到了20世紀60年代，藉助現代化的交通及通信工具，獨裁者的統治已經達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大興安嶺雖然地處偏僻，但遠不是世外桃源。實際上，自從六十年代初以來，政治空氣一天比一天濃厚了，即便是這個接近國境線的深山老林。當時的黨委書記總是跑到父親他們住的帳篷里講形勢，講以階級鬥爭為綱，講“要把帳篷里的政治空氣搞得濃濃的”。我的父親在五七年遭到那次打擊後，對“政治”二字早已厭煩得不得了，自然是不會搞什麼“政治”的。
　　
　　　　由於工人們的普遍抵制，鐵N局最早“造反派”們勢力單薄，於是拼命拉人入伙，就連父親這樣的人都成為他們拉攏的對象。我父親出身不好、又有歷史問題，自己一向都是夾着尾巴做人，哪敢去造別人的反呢？於是他對造反派的拉攏採取了陽奉陰違的做法，最多只乾乾舞文弄墨的事情，而且從不針對任何個人。有一次武鬥，造反派給他發了鐵棒讓他也去參加，父親雖然表面上痛快地答應了，但等到卡車來了臨走時，父親就謊稱拉肚子躲到廁所，逃過了這場“革命行動”，等到武鬥結束，鼻青臉腫、頭破血流的傷員被汽車拉回來時，父親只感到慶幸。時間長了，造反派也漸漸發覺他是個軟釘子，於是就不再理他了。好在父親人緣頗好，造反派又忙於奪權，也就沒時間顧及這個“拒絕選擇革命道路”的人，只是貼了幾張大字報罵他消極，也沒批判他。就這樣，父親成為一名“逍遙派”。
　　
　　　　　　　　　　　　　　　　　　　　　　　二、群魔亂舞
　　
　　　　由於大家都忙於鬧革命，生產自然停頓下來，很快沒人管了。我的父親就利用這個機會和鐵路工人坐火車不花錢的條件，頻頻回家探親。所以一路上見了很多，聽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父親後來說，當時那些“造反派”一個個不可一世、你方唱罷我方登場，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可當時他就想，他們不過是些可憐的木偶丑角，被那個魔術大師操縱着，一旦角色完成、魔術大師的目的達到，這些木偶就被他永遠拋進了垃圾堆——紅衛兵、造反派、“王關戚”、陳伯達，哪一個不是如此？
　　
　　　　由於運輸秩序的混亂，再加上擠滿了串聯的人群，火車上擁擠不堪，定員118人的車廂里，往往擠進三、四百人，空氣中瀰漫令人窒息的體臭。即便是這樣，革命情緒高漲的列車員還時不時地都出現在車廂門口，“乘客同志們！現在大家掏出紅寶書，我們一起背誦毛主席的最高指示！ ‘我們來自五湖四海……’預備——齊！”於是人們就一起背誦“我們來自五湖四海……”其中不乏表情虔誠、聲嘶力竭者，也不乏父親這樣濫竽充數、言不由衷的人。背誦完以後，乘務員又手握“紅寶書”，“讓我們一起祝願我們革命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他老人家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於是人們有節奏地高喊：“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1966年夏末，我父親從鄭州到北京去找大姑。火車走到石家莊，上來一些紅衛兵，挨個問出身。當時人們都很老實，挨着父親坐的兩個人是石家莊木材公司的幹部，一個報了“地主”，另一個報了“富農”，結果被紅衛兵抓走了。那兩人還申辯：“憑什麼抓我們？我們可都是共產黨員啊”。紅衛兵罵道：“共產黨員算個屁？都????是地主階級狗崽子！再不老老實實老子就不客氣了！”那兩個共產黨員面色蒼白地隨他們走了。接着又查到父親，看到父親穿着鐵路制服，猶豫了一下，但還是問道：“你什麼成分？” 我父親靈機一動，馬上報道：“工人”。紅衛兵又問：“在當工人以前家裡是什麼成分？”父親說三代都是鐵路工人。紅衛兵聽了很客氣，連聲說“坐！坐！”繼續查別人去了。我父親心中暗罵：“呸！老子憑什麼跟你們說實話？什麼玩意！”列車到豐臺，父親看到剛才在自己身邊坐的報地主出身的兩個共產黨員和其他一些人竄成一竄，被麻繩牽着，頭上戴着“地主階級狗崽子”的高帽，被紅衛兵押送下車，個個垂頭喪氣。
　　
　　　　一出北京車站，我父親就看到站前搭起了戲台子，一群身穿綠軍裝的人在台上扭來扭去。只見他們有的做忠心狀，有的做決裂狀，有的做滿腔仇恨狀，煞是過癮。父親明白了，那是在跳“忠字舞”，向偉大領袖表忠心呢。不過，這些革命群眾實在是缺乏舞蹈細胞，把個“忠字舞”硬是弄成了群魔亂舞，讓父親不禁想起了偉大領袖的詩詞：“長夜難明赤縣天，百年魔怪舞翩躚。”
　　
　　　　到北京後我父親餓了，於是找了家名叫“興無滅資”的飯館吃麻醬麵。發現碗筷被人用過後都沒洗，喊人也沒人搭理，於是只好自己動手洗乾淨。等麵條做好了坐在凳子上吃飯時，猛一抬頭，看到牆上貼着一張飯店造反派的造反宣言，是這樣寫的：“地主資產階級狗崽子們！你們????過慣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腐朽生活，妄圖把你們寄生蟲似的寄生生活延續下去，可是你們的陰謀破產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本飯店的無產階級造反派鄭重宣布：從現在起，本飯店不抹桌子，不洗碗筷，想吃飯就自己????動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祝我們革命人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萬壽無疆！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永遠健康！”
　　
　　　　吃完飯，我父親到《解放軍報》報社找大姑父，在報社門口看到兩個紅衛兵騎着三輪車，押送一個滿頭大汗的小腳老太太，估計是押回農村。三輪車上放着行李，一個紅衛兵手裡牽着根麻繩，綁着老太太的雙手。每當老太太跟不上三輪車時，牽繩的紅衛兵就猛拉幾下繩子，於是老太太就是一個趔趄。後來從北京到大興安嶺，也遇到幾個紅衛兵押送一個老太太，老太太大約80歲，滿頭銀髮被剪了個“陰陽頭”，臉上還有黑色的墨汁，路上不斷地發出呻吟。路過大虎山車站時，一個女紅衛兵發現老太太死了，急得大哭起來。於是紅衛兵們把她的屍體往車下搬，這時父親發現老太太雙手還被反剪着綁着。經歷這兩件事以後，父親對紅衛兵十分反感，直到現在當他看到有些文學作品描寫文革紅衛兵後來上山下鄉時所受的苦時還說，這叫罪有應得，紅衛兵幹過的壞事真是罄竹難書，毛澤東讓他們上山下鄉也是活該，這就叫“兔死狗烹”啊！
　　
　　　　此時，在鄭州的祖母因為是“地主婆”而被紅衛兵抄家，要把她趕回鄉下。因此，大姑接祖母到北京小住避避風頭。接她們來那天，我父親去聯繫出租車。當時的出租車可不象現在在街上溜達，招手就停，而是必須到個什麼“管理機構”去登記、預約後才可以使用。父親去登記時恰好碰到一個一臉橫肉的中年胖女人在值班，雙腿叉開站着以表示自己階級立場站得穩。當父親說想用出租車時，那胖女人斜睨了父親一眼，操着一口京片子，仿佛感冒沒好、鼻子不通似的：“你什麼成分？”父親連聲說“工人，三代鐵路工人。”——這才給登記上。如果說是“地主”成分，那麼恐怕除了登記不上，沒準還得挨一陣批判。
　　
　　　　在北京那陣子，我父親有一天到前門逛街。在一家商店門口，看到兩個人在低着頭篩沙子。當父親從他們身邊經過時，發現他倆每人胸前都縫有一個白底黑框黑字的胸牌，類似他當年當兵時的那種，只是當兵時是紅框。胸牌上分別寫着：“資本家”和“小業主”。此後在北京街頭，在其他城市街頭，我父親曾多次見到這種情景。當時，他的腦海里頓時浮現出三個字：猶太人。（【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屠殺猶太人，強迫猶太人在胸前縫上黃色大衛星標誌，以便於同一般人區分）
　　
　　　　在逛到天壇公園時，看到公園的空地上堆滿了紅衛兵抄家抄來的家具，有沙發、銅床、梳妝檯等，堆得像小山一樣；另一堆是抄來的高跟鞋。後來還讓人去認領，可是這些東西的主人都被整怕了，也沒人去認領。再後來就拍賣這些高跟鞋，一塊錢一雙，看熱鬧的人不少，但也沒人敢去買。現場還有一對金髮碧眼的西方人夫婦在那裡翻來翻去，大概是外交官，也沒挑中什麼。
　　
　　　　大姑他們家就住在平安里3號《解放軍報》社院子裡，住二樓。一樓住着另外一家報社工作人員。1966年文化大革命剛鬧騰起來時，我父親還見到他們家跟大姑一家有說有笑的。那家的孩子當時大約十三四歲，是個兒子，大大的眼睛，雙眼皮，喜歡養小動物。後來他養的一隻兔子可能是被誰偷走了，還在陽台上用粉筆寫了“偷兔賊，不得好死”幾個字。到了1967年我父親再到大姑家時才得知：那家兩口子都被打倒了，留下那個孩子自己在家，觸電自殺了。父親走下樓去，看到“偷兔賊，不得好死”那幾個粉筆字依稀還在。
　　
　　　　有人倒霉，也就有人飛黃騰達，大姑父就是這種人。1966年底，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分配到《解放軍報》社當了記者，化名“肖力”。這位 “紅色公主”來了還不到一個月，就貼出了一張名為《解放軍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先後打倒了《解放軍報》總編輯胡痴、趙易亞，讓社長華楠靠邊站，成為當時的《解放軍報》的最高主宰。大姑父看準了李訥這匹“黑馬”，都四十多歲的人了還每天鞍前馬後跟在人家屁股後面跑。即便是回到家裡，也還“肖力同志說了”、“肖力同志對我的這個建議很滿意”之類的話不絕口，一副令人厭惡的奴才像。他的這種樣子還影響到他的兒子，當時他兒子有一個很大的毛澤東像章，做得非常精緻，拿出來向我父親炫耀，還神氣活現地說：“別碰壞了，這可是肖力姐姐送給我的！”
　　
　　　　大姑父這種犬馬之勞也得到了“肖力同志”的豐厚回報。原本在《解放軍報》地位一般的大姑父在肖力“主政”期間，當上了第四版的編輯。“紅色公主”還頒布了一條聖旨：假如刊登的文章中有“毛主席”三個字出現時，必須透過專門的設備看清楚，以保證背面上的同一個位置，沒有“死”、“壞”、“病”、“殺”之類任何帶有貶意的文字；如果某一版刊有毛澤東照片，那麼就必須得審查清楚，以保證該版別照片不能有人把槍口指着毛澤東的方向。《解放軍報》是軍隊的報紙，照片上扛槍的多，“死”、“壞”、 “病”、“殺”之類的字也多，於是解放軍報社的秀才們每天忙忙碌碌的，盡干着這種無聊透頂的事。此外，“肖力同志”在《解放軍報》社前後，其黨羽們還捏造了一個“陰謀綁架肖力同志案”，為此株連、陷害了不少人。
　　
　　　　由於熟知“肖力同志”的上述老底，因此當我把魏巍寫的那篇《壯哉！李訥》拿給我父親看時，我父親微微一笑，說：“壯什麼壯？不過是過了氣罷了，當年她風光的時候，厲害得狠呢！”湊巧的是，這位魏老先生的侄子以前也在鐵N局工作，而且和我父親是莫逆之交。
　　
　　　　當時《解放軍報》作為“兩報一刊”之一，政治地位不亞於一個大軍區，因此，來的大人物也多。有一次，我父親和大姑父一起從外面回來，看到院子裡停着一輛小汽車。大姑父一看，就小聲對我父親說：“看，那是林副統帥的車，他到報社來了……”不過，從院子裡經過的那段時間，林副統帥始終沒從大樓里出來，我父親也就沒見到他本人。
　　
　　　　當時大姑的一兒一女都參加了紅衛兵，燒書、破四舊、抄家都參加了。大姑父很懂得自我保護，總是教育他們兩個：抄家時千萬別走在前頭啊，有人萬一拼起命來可不得了。
　　
　　　　　　　　　　　　　　　　　　　　　　　三、水深火熱
　　
　　　　1966年秋天，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風暴也降臨到我母親居住的小村莊。河南這個地方很怪，什麼政治運動來了都表現得異常積極，甚至還花樣翻新。於是農村也成立了以鄭八為首的造反組織，天天拉成分不好的人批鬥。起初，造反派還把我的母親劃作“可教育好的子女”，因此讓她進學習班，唆使我母親與外公外婆劃清界限、“揭發”我的外公外婆，而這個學習班的“畢業證”就是在批鬥大會上踹上自己的父母一腳。有一些人頂不住壓力，的確這麼做了。
　　
　　　　但是，我的母親雖然當時年僅15歲，但是卻特別有骨氣，無論造反派如何恫嚇與打罵也不肯屈服。於是，我的母親作為“地主階級狗崽子”也要去陪着外公、外婆挨斗。在批鬥會上，滅絕人性的造反派給她的脖子掛上十斤重的大木牌，還覺得不夠刺激，於是又加掛兩塊磚頭，麻繩深深勒進這個女孩稚嫩的脖子裡。
　　
　　　　鄭八他們做了個蔣介石的模擬像，讓原來的地主、富農及不肯與他們劃清界限的子女跪在地上喊爹，不喊就打。我的外婆聰明，知道這是個圈套，於是對外公和母親都做了交代：無論造反派怎麼勸、怎麼打，都堅決不能喊。有些老實人就上當了，喊蔣介石“爹”，造反派一聽，就把他們往死里打。造反派還給他們戴上高達一米五的大高帽子，押着他們在各個村巡迴遊街示眾，有時要連續不斷地游上三五天，連續不斷地被驅趕走上幾百里路。
　　
　　　　鄭八為大姨的事情對我們這個家庭一直懷恨在心，於是格外“優待”我們家。在批鬥大會上，他讓外婆這個小腳女人站在一個破凳子上，一腳踢翻；再連打帶拽放到凳子上，再一腳踢翻……直到外婆渾身是血。每天都命在旦夕，因此每次被批鬥之前，我們外公、外婆、母親三個人都要做一次訣別。面對隨時可能到來的死亡，面對那些喪心病狂的法西斯打手，面對那些泯滅人性、喪盡天良的禽獸和畜生，我的外公、外婆和我的母親表現出了非凡的毅力和超常的勇敢，也表現出了血濃於水的親情。
　　
　　　　今天，我們坐在這裡心平氣和地討論為什麼我們中國人現在如此冷漠、麻木、殘忍、缺乏人性？為什麼搞傳銷的人專事“殺熟”，連自己的父兄姐妹都可以坑？想揭開這個謎底，就請到“文革”中間去尋找答案，看看那時鼓勵的是什麼，消滅的又是什麼……
　　
　　　　　　　　　　　　　　　　　　　　　　　四、逃亡
　　
　　　　在一次批鬥中，造反派揮起一掌，把母親的右耳打聾了。那次批鬥結束後，外婆對母親說：“秀菊（【注】我母親的小名），這老家沒法活了，我和你叔（【注】滑縣方言管父親叫“叔”，母親叫“嬸”）也算是活夠了，不怕死……可你還小，趕快找個好人家逃命吧！再待在家裡不知道哪天就沒有命了！”就這樣，我在鄭州的大姨輾轉找了媒人，遇到了我的父親。那是1967年，我的母親16歲，我的父親32歲。
　　
　　　　　　　　　　　　　　　　　　　　　　　五、“鐵八師”
　　
　　　　1966年底，我父親的單位從東北流動到陝西潼關修鐵路。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從關外遷到關內，那種“山高皇帝遠”的悠閒生活就一去不復返了。單位分化組合後，開始成立造反組織。一開始，我的父親還繼續游離於造反組織之外，然而很快就發現：身邊已經沒有幾個人不戴紅袖箍了。當所有人都戴上紅袖箍之後，沒有戴紅袖箍的人反而顯得非常扎眼了。
　　
　　　　為了隨大溜以求得自保，我的父親也申請加入一個造反組織——工人階級紅色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紅總”，是鐵N局這個擁有20000名職工的大企業內最大的一家造反組織。當父親向工程隊內的造反派頭頭遞交申請時，那個傢伙卻陰陽怪氣地說：“出身不能選擇，但革命道路卻是可以選擇的，但是，你還需要接受考驗。”父親一聽就明白了，人家是嫌自己出身不好，不要。
　　
　　　　怎麼辦？我父親一想，既然你不要我，那我自己成立個組織好了。於是，他和隊裡十來個出身不好的工人商量了一下，決定成立一個組織——鐵八師。之所以起“鐵八師”這個名字，是因為1966年冬天周總理制訂了《十五條》，號召工礦企業要“業餘鬧革命”和“堅持八小時工作制”，因此他們就自己定位為一個 “業餘”革命組織。“鐵八師”的最初成員不過十餘名，都是成分不好的家庭子女，在當時都屬於被歧視的對象。但是這十來個人受教育程度卻比一般的工人高得多。我的父親雖然只有初一文化程度，但由於多年來一直酷愛讀書，特別是在農場改造期間與那些幹部、知識分子接觸得多，因而不知不覺中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鐵八師”成立當天，我父親就被大家推選為領袖。
　　
　　　　“鐵八師”成立的初衷是求得自保，因此除了發表個成立宣言，印製了幾個紅袖箍戴在胳膊上之外就無任何活動了。但是，“鐵八師”的成立卻引起了“工紅總”頭頭們的不滿，在他們眼裡，這幫牛鬼蛇神居然也要成立造反組織，豈不太可笑了。於是他們貼出大字報來，百般嘲笑“鐵八師”，不許牛鬼蛇神們革命。
　　
　　　　“鐵八師”成員們的文化特長立刻在大辯論中得以發揮出來，寫出的大字報政治方向把握得又准，措辭又尖刻，內容又生動；而“工紅總”內有文化的人鳳毛麟角，幾個能寫的也文化水平不高，經常辭不達意、錯字連篇。一優一劣對比明顯，工人們都喜歡看“鐵八師”的大字報。
　　
　　　　雙方鬥了許多回合，每次“工紅總”都處於下風。時間一長，逐漸有新的成員加入“鐵八師”，甚至一些原來加入“工紅總”和其他造反組織的工人也“反水”，加入了鐵八師，短短三個月裡，鐵八師成員竟然擴大到四百多人，已經不再是一個小組織了。此時，“工紅總”的頭頭們有些坐不住了，私下約我父親談判，要求聯合。我的父親成立“鐵八師”本身就是為了自保，此時目的已經完全達到，因此順水推舟將“鐵八師”併入“工紅總”，自己僅當一名普通成員，繼續過他的逍遙生活去了。
　　
　　　　　　　　　　　　　　　　　　　　　　　六、亂世景象
　　
　　　　“文斗”很快成為過去，漸漸地武鬥盛行起來。先開始用鐵棍，再後來就自製槍支，越來越血腥。在1967年夏天武鬥第一次打死人之後，單位陷入了無政府狀態。我的父親感覺不能再在單位待了，於是跑回了鄭州，雖然鄭州也不是什麼太平世界，但畢竟待在家裡感覺安全一些。
　　
　　　　當時鄭州市有三個比較大的造反組織形成鼎足之勢：第一個叫“河南造反總司令部”，簡稱“河造總”，主要由機關幹部組成，代表文化大革命前的既得利益者，相對比較穩健保守；第二個叫“十大總部”，主要由工人、警察組成，據說後台是武漢的“百萬雄師”，十分惡毒，特別熱衷於武鬥，後來製造了震驚全國的 “二七公社事件”；第三個是“二七公社”，主要成員來自街頭商販、無業游民等，他們把“文革”看成自己翻身的機會，由於其成分複雜，所以河南民間有“二七公社大雜燴、牛鬼蛇神排成隊”之說。
　　
　　　　父親回到鄭州時恰逢三個造反組織劍拔弩張之際。那天晚上一出火車站，就碰到幾個戴柳條盔的人攔住他問：“你支不支持‘二七公社’”？當時被人這樣問是十分危險的，因為你不知道對方是二七公社的人還是十大總部的，或者是跟這兩個組織都對立的其他什麼組織的。萬一答錯了往往會遭到一頓暴打，甚至是殺身之禍。幸虧父親經歷過“反右”，政治經驗已經算比較豐富了，因此靈機一動，掏出了自己工會會員證。當時父親的工會會員證還是在大興安嶺時發的，上面有漢文也有蒙文。父親指着會員證對造反派們說：你看，我在邊疆工作，對咱們鄭州的革命形勢不太了解，能不能給我介紹一下？
　　
　　　　幾個戴柳條盔的人一聽，也變得客氣起來，原來他們是“十大總部”的，於是跟父親講了“十大總部”如何如何好，“二七公社”如何如何壞的話。父親耐着性子聽完，當即表態支持十大總部。此後父親在鄭州街上曾多次遇到類似的盤查，均以該計應付，屢試不爽。
　　
　　　　當時的鄭州已是一片混亂。如果說，宋代畫家張擇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圖》描繪了當時開封城的繁華景象的話，那麼就當時鄭州市的混亂景象也完全可以畫一幅《鄭州文革圖》，定能成為傳世經典之作。一出火車站，站前廣場上擠滿了賣各種小吃的商販，當時各單位都陷於癱瘓，結果意外地導致了對“資本主義尾巴”管理的放鬆，很多在“大躍進”以後已經絕跡的風味小吃此時都興盛起來，全都在火車站前擺攤，熙熙攘攘，非常熱鬧。離火車站不遠，是鄭州的政治中心——二七廣場，那裡各造反組織擺起擂台，宣傳車開來開去，高音喇叭此起彼伏，遠遠聽去，就如夏天池塘里的青蛙唱歌。單位大的開着汽車宣傳，有些小單位沒汽車，但也講究革命精神，派個男的拉個架子車，女的坐在上面念稿子。再往遠，造反派的打手們頭戴柳條盔，手持大刀長矛、還有人手持衝鋒鎗站在汽車上，一個個面相兇惡、不可一世。另外一些造反派則開着搶來的轎車招搖過市，有些車已經被砸得不像樣子了：外殼癟了、車窗沒了、喇叭壞了、車燈滅了，居然也能湊合着開。車上的造反派們打個手電筒充當車燈，用木棍敲擊車門替代喇叭。那時流行的保健方式是“注射雞血”，街道兩邊到處掛滿“注射雞血”的紅十字牌子。遠處的居民區和工業區，則因為停電，點着微弱的蠟燭，如同墳場的星星鬼火。
　　
　　　　當時我們家住在鄭州市黃河路，離火車站還有一段距離。當時公共汽車已經停開，全市大部分地區天天停電，加上市面混亂，父親晚上還不敢回家，於是在站前廣場上吃了點小吃以後，在火車站候車室長登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方才回到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