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成昭和“地院東方紅”的故事

　　文革開始後，與北航一牆之隔的北京地質學院也鬧的很厲害。象北航一樣，地質學院的工作隊（北航叫工作組）也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擊迫害了許多幹部群眾。1966年8月中旬，反工作隊的學生們成立了自己的紅衛兵造反派組織“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簡稱“地院東方紅”），隨後便派人到地質部大門口靜坐示威，要求工作隊長鄒家尤（地質部副部長）回地質學院作檢查。

　　這時，“地院東方紅”的一把手還不是王大賓，而是朱成昭。

　　朱成昭是應當在中國紅衛兵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

　　朱成昭，安徽人，其父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的一個副局級幹部。朱1960年畢業於著名的上海中學，因品學兼優，被直接分配到上海計算機研究所工作。兩年後，擔任了課題組組長。在工作中，朱成昭感到了基礎知識的不足，決定再去讀大學。1962年，受當時流行的《勘探隊員之歌》影響，他考入北京地質學院水文系。由於入學前已經參加工作，當時叫“調干生”。

　　1966年6月初文革爆發後，朱成昭和一些同學起來造反，對鄒家尤為首的工作隊提了一些意見，被打成“反動學生”，並被工作隊內定為“運動後期送去勞改”。當時工作隊的一位副隊長對朱成昭等“反動學生”罵道：“共產黨養你們比養一群狗還不如！”

　　1966年8月中旬，朱成昭聯合了幾個被“逼上梁山”一起造反的同學蔡新平、蔣良朴、郭侃、田春林、梅建明、王大賓、楊雨忠等人揭竿而起，成立了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紅衛兵組織。由於不搞“血統論”，許多對工作隊有意見但出身不太好的學生紛紛參加，“東方紅公社”很快成了地質學院的主要造反派紅衛兵組織，對立派組織是“鬥批改戰鬥隊”。當時，朱成昭是“東方紅公社”一把手，王大賓是第三把手。隨後，朱成昭組織人馬去地質部揪工作隊，象北航一樣，在地質部大門口靜坐示威，製造了“四次大鬧地質部”事件。之後，朱成昭等人受到了周恩來總理和中央文革的接見和支持，“地院東方紅”和朱成昭從此出了名。當時，毛澤東為了了解北京高校文革真實情況，親自派女兒李納到各高校（包括北航和地質學院）活動，擔任“聯絡員”。中央文革也派關鋒、閻長貴直接過問地質學院的文革情況。

　　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牽頭，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首都三司”），朱是總負責人，實際上的“一把手”，當時不叫“司令”，也根本沒有設“司令”這一職務。

　　當時，蒯大富仍在清華受壓。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多次要求朱成昭設法支持蒯大富，以“減輕中央壓力”。朱成昭當即派出人馬去清華支持蒯大富。之後，蒯大富帶領“清華井岡山”參加了“首都三司”，朱成昭請蒯大富擔任了“二把手”。從此，有人開始戲稱蒯大富為“蒯司令”。後來，朱成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被捕入獄，蒯大富成了“首都三司”的“一把手”，加上後來毛澤東也戲稱蒯大富為“司令”，“蒯司令”從此“名揚四海”。

　　1966年9月，中央戲劇學院“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頭頭、某“帥府千斤”凌子小姐（註：為保護當事人隱私，隱去其真名，下同。）到地質學院求援，認識了朱成昭。兩人在許多政治觀點上一致，相見恨晚，墜入愛河。不久，二人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1966年12月的一天，北京市發生了令中央和群眾大吃一驚的“綁架”事件。這天晚上，一群來路不明的紅衛兵乘坐兩輛汽車來到了了位於正義路的彭真住宅大門前，把一封信交給了門衛。趁門衛進屋看信之機，紅衛兵們強行衝進了大門，把剛剛睡下的彭真從被窩裡搶走，並巧妙地擺脫了隨後追來的警衛人員，一口氣把彭真劫持到了北京遠郊縣某地藏了起來，後來彭真等人被連續批鬥。這是北京市第一次公開揪斗中央一級的“黑幫”，從此開創了在社會上揪斗老幹部的先例。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當時大吃一驚，一查，原來是某老帥的“千斤”凌子干的。

　　1966年11月，“地院東方紅”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派人去四川抓彭德懷。之後，康生、江青、戚本禹也分別指示地院東方紅和北航紅旗去抓彭德懷。

　　據說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朱成昭派了三批人馬去成都抓彭德懷。第一批王大來和錢信等人於12月15日到成都見到了彭德懷，並同彭德懷就文革和歷史問題進行了長談，結果被彭德懷感化，對彭表示同情，抓彭失敗。隨後，朱成昭又派第三把手王大賓帶人去抓彭，12月18日到達成都，見到了第一批抓彭成員。大家一商量，感到為難，決定回京同朱成昭商量。這時，據說朱成昭對彭德懷也比較同情，並把學生們在四川同彭德懷的一份談話記錄交給了中央文革，結果受到了中央文革的嚴厲批評。這時，中央文革戚本禹又馬上派北航紅旗去成都抓彭。在這種情況下，朱成昭可能出於爭功思想，也可能想保護彭德懷，於是一不做二不休，又派出以胡樂成為手的、100多人的人馬第三次赴成都抓彭。這時，彭德懷已經被北航紅旗的人馬抓走。地院東方紅依仗人多勢重，把北航紅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搶走了彭德懷。12月27日，彭德懷被拉到了地質學院，關在朱成昭住的房間。據朱成昭當年回憶說，他當時雖然已經同情彭德懷，但並沒有同彭德懷“徹夜長談”，更沒有“秘密預審”，他甚至沒有和彭德懷說一句話。期間，他只是看了彭德懷隨身攜帶的一套“絕密材料”，內容是他對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逐條反駁，以及對大躍進的保留看法。朱成昭看後心裡受到很大震動，認為彭德懷講的是大實話，他是冤枉的。這對朱成昭後來轉變思想，改變對文革的看法影響很大。

　　1967年2月16 日，凌子小姐曾安排朱成昭和她父親見面，朱在她家等到深夜，遲遲不見她父親回家。之後，這次會見被取消，原因是這天晚上發生了幾個老帥同中央文革“刺刀見紅”的“京西賓館”事件，凌子小姐的父親當場拍斷了掌骨，沒有回家，朱成昭與他失之交臂。

　　隨着文革的進行，朱成昭當副局長的父親在上海也被打成了黑幫，凌子小姐的父親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幹將，這些對朱成昭的思想無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不久，象許多一開始瘋狂造別人反的高乾子弟一樣，朱成昭的思想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由一個文革造反領袖變成了“保皇派”和文革的反對者，變成了當時“聯動”分子的代言人。

　　1967年初，朱成昭、凌子小姐、蔣良朴、王大賓、梅建明等人多次秘密開會，準備公開炮打中央文革。王大賓等人不同意炮打中央文革，同朱成昭分道揚鑣，並向中央文革反映了有關情況。1967年1月23日，陳伯達寫條子警告朱成昭“不要掉到茅廁里去，成為茅廁里的石頭”，並責令他做檢查。朱成昭決定以檢查的名義公開自己的觀點。2月4日，朱成昭以“首都三司”和“地院東方紅”一把手的身份做檢查，到會者三萬多人。他在會上宣讀了自己的八大觀點，內容都是反對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的。由於朱成昭借檢查之名“放毒”，受到紅衛兵造反派的一致反對和聲討，但也受到了相同觀點的高乾子弟和保守派的歡迎。2月8日，中央文革派閻長貴到地院宣布朱成昭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對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之後朱被勒令檢查，“閉門思過”。從此，地院東方紅的一把手換成了王大賓。

　　1967年7月，朱成昭和凌子小姐南下廣州玩（又一說去香港），被誣為“偷了地質部的國家機密，企圖偷越國境”。周恩來總理派公安部副部長於桑把他們抓回北京，隔離審查。8月20日，朱成昭和凌子小姐被公安部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名正式逮捕，受株連者多人。“地院東方紅”第四把手楊雨中被審查時跳樓自殺身亡。

　　朱成昭被關押多年後於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勞改農場勞動改造。凌子小姐因為明顯的原因，在1972年林彪事件後被周恩來批准釋放，安排到301醫院（解放軍總醫院）學醫，後當了軍醫。凌子小姐既是帥府“千斤”，又是才女。文革後，她重操舊業，進入演藝圈，更名“凌子”，執導過電影《原野》，當時頗受好評。

　　凌子小姐和朱成昭的驚天動地的愛情早已經畫上了句號。1972年，凌子小姐被釋放後對朱成昭的朋友們說，周總理要她不要再和他們來往。但據朱成昭的朋友們核實，周總理並沒有說過此話。而朱成昭在長達10年的牢獄和勞改歲月中，一直把凌子小姐當作自己心中至死不渝的戀人，還寫了許多動人的情詩。一位帥府“千金”和一位普通幹部子弟曾經轟轟烈烈、感天動地的戀情，最後因為文革和人為的緣故以悲劇告終，令人感慨不已。筆者認為，作為電影導演，如今的凌子女士如果把自己和朱成昭的傳奇經歷搬上銀幕，那將是十分感人的傑作，絕對有轟動的票房效應。

　　1980年6月，有關方面給朱成昭平了反。據說當時中央組織部想把死去的張志新和活着的朱成昭樹立為反對文革極左路線的典型，後因葉劍英等人反對未成。後來，朱成昭在上海辦過公司，經過商，因多種原因，皆未成功，之後他便全心投入了文革研究之中。不幸的是，1998年9月，飽受磨難的朱成昭因心臟病溘然辭世，時年57歲。

　　文革中筆者與朱成昭不曾相識，1966年造反時去地質禮堂看望地院東方紅戰友時與他失之交臂。筆者祝願他在天堂安息。

　　王大賓取代朱成昭擔任“地院東方紅”一把手後，成了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一。象北航紅旗和韓愛晶一樣，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王大賓和“地院東方紅”文革中也犯了許多錯誤，幹了一些壞事，包括批鬥過彭德懷等。